国史大纲（上册）
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钱穆著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 论
一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觌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
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
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痗，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
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
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
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訚曶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
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
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
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厕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
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七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
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
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
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
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
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
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
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
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九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
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十
请再言社会组织。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
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十一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
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欧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
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
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
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
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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