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期为秦灭六国期。此期自秦解邯郸围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按:史记载战国事,于初期最晦,如越勾践迁都,韩、魏、赵分晋,魏文、武两世霸业之经营,皆未备。故于战国中期事亦多昧于情势,于当时各国国势升降及杂合聚散之间,往往不能言。而梁惠之霸业,齐威、宣与梁争衡,徐州会后各国称王,与夫秦人之因利乘便以培植其东侵之基础者,皆不能详。独于晚世策士伪造苏、张纵横之说,娓娓道之,去实远矣。以上分期,庶稍近当时真相。读者欲知其详,当阅先秦诸子系年。】
附战国时期周帝系表
二、从宗法封建到新军国之种种变迁
从春秋以前之宗法封建,转移到战国时代之新军国,相应而起的,有政治、社会各方面激剧之变动。
第一是郡县制之推行,政府直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
郡县制已见于春秋。晋自曲沃篡统,献公患桓、庄族逼,尽杀群公子;骊姬之乱,又诅“无畜群公子”,故晋无公族。而并地日大,于是,遂行县制。【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僖三十三年,齐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皆其证。】及顷公时,六卿弱公室,又尽灭公族,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左昭五年,楚薳(wěi)启疆言:“韩赋七邑,皆成县。”又曰:“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则晋制一县出兵车一百乘,大率万户方百里为一县,则十户而出长毂一乘也。】则晋之推行县制已久,故三家分晋,即变成新的郡县国家。【如吴起为西河守,西门豹为邺令。】楚亦久行县制,【宣十一年,“县陈。”十二年,郑伯出降,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盖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郡则其先为边方军区,较县为小。【周书作雒(luò):“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四郡盖指百里之四边也。故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及后边郡日见大,腹县日见小,【甘茂言于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之曰县,其实郡也。”】亦为军国进展应有之现象。
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守令不世袭,视实际服务成绩为任免进退,此为郡县制与宗法封建性质绝不同之点。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性之封建,渐变而为官僚统治之政府。
故相随于郡县制度而起者,第一即为贵族世卿与游仕势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时代,君权未能超出于宗族集围之上。故君、卿、大夫之位,相去仅一间,【孟子:“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又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君位废立,常取决于卿、大夫之公意。【公羊隐元年:“诸大夫扳隐而立之。”左定元年:“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舆守龟在。”国语:“厉王虐,国人逐王。”左传:“晋惠公虏于秦,国人卜立其太子圉。”盂子:“贵戚之卿,君有过,谏不听,则易位。”周礼有“致万民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此种改变,一在君位继承法之渐趋确定,一在兼并与郡县之日渐推行。】郡县制的国家,则君权渐脱亲属关系之束缚,【并非以一宗族建国。】一面是君权之演进,而又一面则是游仕之得势。【战国游仕分析,一大学者及其弟子,如荀卿、李斯等。二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如商鞅、乐毅等。三资产在中人以上,如吴起、吕不韦等。四贫士,如张仪、范睢、虞卿等。五贱臣下吏,如申不害、赵奢等。要之非亲属贵族。贵族地位降低,世臣消灭,君位转尊,实为郡县新国家一要征。】
其次,则有军民之渐趋分治。
翟璜曰:“君【魏文侯。】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将军与守臣之分职特派,此即军民分治之见端。封建时代贵族即军长,无此分别也。
又有食禄之新制度。
既不与采邑,则官吏必食禄。魏成子为文侯亲弟,“食禄千锺”,则亦无封土矣。史记赵奢传:“奢,赵之田部吏,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纵君家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贤之,言于王,使治国赋。”据此则战国贵族纵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纳租税,与春秋封建采邑不同。【亦与汉代封邑制有别。】
食禄者必受职,其有禄无职者,则惟当时之养贤制为然。
此始于魏文侯之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伦,而极盛于齐之稷下制度,为尚贤观念代亲亲贵贵而起之征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
古者方百里为大国,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泽林薮、封疆弃地,不能尽垦。即尽垦,亦不过万井,九百万亩。其间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诸级,各有分地。则百里大侯,有田无多,亦如后世一业主。其民若今之佃户。分田选受,并非难事。即如近世一垦牧公司,圈地招垦,亦必均派一家若干亩,不令随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无兼并,无贫富。若已有兼并贫富,则封建制亦复失其存在矣。【欲明古代井田制度之真相,必先了解古代封建国家之规模。(已详前篇。)井田乃是一种小方格块内之划分,周礼所言,则大整块千万顷耕土,已非封建时代之形态也。】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土渐次扩大,于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
商鞅废井地而开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帜。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绝在此种格子线之里。现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变为郡县,自可打开格子线,铲除田岸围墙,化成一片。此即李悝“尽地力”之教。
大整块农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毁也。【此外尚别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左襄十年:“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襄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兴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此必郑国地狭民稠,故已渐破弃井田之格子线,乃至于田无封洫,庐井不伍,而子产为之整顿也。
二、耕器之进步。孟子云:“许子以铁耕乎?”以铁耕,则一夫之治田能力随之增大。国策:“秦以牛田通水粮。”牛耕,春秋晚期已有,(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牛)亦到战国而渐盛。
三、水利工程灌溉事业之发达。如魏有西门豹、(文侯时。)白圭、(惠王时。)史起。(襄王时。)秦有李冰、(孝文王时。)郑国。(一始皇时。)周礼遂人所记遂、沟、洫、沧、川等制度,亦是井田制破弃以后,大规摸水利网之描写也。其先所谓井田,“井”或乃灌溉单位,八家共一井,即是一井之灌溉量也。(公羊传有此说。)】
井田制度之破坏,另一原因,则在税收方法之改变。
大抵最先有一种公田制的“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归私。 此制度之最要意义,厥为田亩所有权之全属于贵族封君。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亩,此为一种标准的叙述。【制度皆有活变,记载则不能尽详。其实一井尽可为七百亩、八百亩或一千亩。】一井之内,主要者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获。【此乃为一种雇佣性质,如近代为富家看守坟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时贵族特置农稷之官,颁历明时,辨土壤,择谷种,教稼恤农,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蝈氏、壶涿氏诸官,可觇其消息。吕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即古代农稷之官之农学也。】盖正因视四封之内皆其私物,故勤恳教督。而农民智昧力弱,失却贵族之指导扶助,亦无以善其私田。【若叛离此封疆邱邑之外,则茫茫禹迹,夷狄禽兽,纵横交徧,更非家人夫妇生活之区。】因此贵族、农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时。
其次,则为“履亩而税”。
履亩而税者,废公田,转就私田征税,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周礼地官司稼所谓“巡野观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敛法也。”此相当于盂子所谓“彻”。至“贡”法,则只就数年中数立一税额,较更简单。论语:“鲁哀公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彻乎?’哀公曰:‘一,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其时鲁已用田赋,赋与税为二。有若欲哀公因岁饥薄敛,故曰:“民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言贡、助、征三制,皆非凭空私造;惟附会之夏、商、周三代,则误。】盖贵族阶级田亩日广,则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懒惰,不肯再理农事。而农民阶级则智慧日开,能力日强,于是各自尽力于私田,而公田收成转恶。【此亦公羊说。】于是乃废去公田,履亩而税。如是则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严格还受。虽便于大数量之征收,而已为井田制度破弃之先声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此即履亩而税也?鲁国如此,各国先后可推。云“初”税亩,则其先不然,故知应为公田而助矣。】
履亩而税,则可以只认田,不认人,于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或谓:助法时期,公田外之土地,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亩而税,则田土尽归公有。然履亩而税,则耕者可以活动。八家共一井,则死徒不出乡,同井相助,耕者无活动余地。又公田为助之制度下,田里不鬻,一家百亩。履亩而税,则耕者各自独力经营,可以超过百亩之上。故履亩而税,确为自由私产形成之先声也。】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
封建时代,贵族为采邑之大地主,同时亦即成一武装集团。
春秋时代军队之组织,即本族制。城濮之战,晋有“中军公族”;鄢陵之战,楚有“中军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晋“乐、范以其族夹公行”,可见一军队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庙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帜下作战。】
军器制造,如车、如甲,及战马之养育等,皆为贵族保持地位之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
郑庄公伐许,“授兵于太宫”。卫懿公御狄,“使国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贵族也。】受甲”。郑子产“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师子焉以伐随”。【事在庄四年,为楚用兵车之始。考工记:“兵车弋、殳、戟、矛四等。”吴子图国篇:“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间之证。僖十五年,“晋作州兵”;昭四年,“郑作邱赋”;成元年,“鲁作邱甲”,皆是一种额外增赋,以造甲兵。然仍是贵族别使专匠造之,非民间自造也。
农民耕田纳税,遇战事征车、【非战车。】牛,捉夫力,【非甲士。】谓之“赋”。农民只为军队中之附随,并无正式编配入军队之权利与资格。
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此农不为军也。城濮之战有“舆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舆尉”,【淮南兵略训云:“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舆尉者,舆人之尉。【仅称“尉”,则军尉。】舆人即随军之辎重与夫力也。
贵族阶级渐次奢侈安逸,国际战争渐次扩大剧烈,农民军队之编制,遂成一种新需要。车战渐进而为步战,即为贵族军队与农民军队交替之一种表记。
左传所载诸大战役,如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邲”、“鄢陵”之战,晋、齐“鞍”之战等,皆当时贵族式的战争,可说为一种艺术化的战争。【即商礼的战争,楚子玉告晋文公,谓:“请与君之士戲(hū),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预目焉。”交战如游戏,真可到处此中情况。】惟晋为御狄,已有步兵。【僖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是也。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亦以步卒。“魏舒请毁车为行,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见车、徒有贵贱之分。】郑亦步兵,【见隐四年、襄元年、昭十二年。】至战国则全以农民步兵为主。【亦有骑兵,车战遂变成不重要之地位。至是始有真赌生命之剧烈战争也。】
三晋与田氏以大夫篡位,旧贵族失其地位,渐次设立以军功得官之制度。
左哀二年,赵简子誓众:“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遂者得进仕,免者去厮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声。【是役公孙龙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徒”即平民军队也。】苏秦说齐:“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又荀子议兵篇:“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注:“斩首,虽战败亦赏,不斩首,虽战胜亦不赏。】是齐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犹秦之一甲首而隶五家。
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禄,以抚养战斗之士。商顿相秦,所定二十级爵,即以代古者贵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战士为新贵族也。
以前是贵族任战士 ,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费族之崩溃。
第四是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
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
左昭十六年,郑子产告晋韩宣子:“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单子盟百工于平宫。百工叛,伐单氏之宫,败焉。反伐之东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阳东南有圉乡。”故知工商皆居国中,世袭,食于官,仅去贵族一等也。
封建贵族渐渐崩渍,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
子贡“不受命而货殖”,即自由经商也。其后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贵族。】而干商贩之新事业。
旧贵族没落,“商贾”与“军人”二者代之而兴。而商业大都市亦陆续兴起。
自春秋以迄战国中期,历时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游牧之戎狄渐次同化,或消灭,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变为壤地相连的几个大国,此皆当时商业都市骤盛之原因也。举其著者,如临淄、邯郸、大梁、郢、陶等。其间惟陶因交通关系,特殊发展,余皆各国之首都。【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渐崩溃,而商业都市乃渐兴起,非由商业都市兴起而而封建制度崩溃乜。】
大抵东方各国,渐从商业资本转入文学游仕,始终奖励农战的国家惟有秦。【秦以地势关系,可以闭关不与东方通贸易。】
因此竟以并吞东方。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与商业发展有相互关系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层,亦为当时一种极重要之变迁。
封建时代之贵族采邑,除井地外,一应山林薮泽,大概全列为禁地,农民惟有耕稼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又有迹人、圃人等。】皆掌山泽之守禁。齐语亦谓:“泽立三虞,”晏子春秋谓:“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乃贵族封地之私产。孟子所称“文王之政,泽梁无禁”,晏婴谓“山林陂泽,不专其利”,则皆一种理论也。
农民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为盗贼,如郑子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种征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诛”之征,古人目工商业为奸利者由此。秦汉政府“大司农”与“少府”分职,大司农掌田租,为国家公入,少府掌山泽之税,为王室私入,亦由此种禁地观念演变而来。
新生业之分化,与民间工业之进步,亦为自由商业促进之一因。
如捕鱼、煮盐、烧炭、采铁、铸钱、伐木,种种新生产事业,皆由农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货币之使用。
因商业发展而货币之使用遂兴,亦为一新形态。
左传所所记列国君臣相馈赠、贿遗、赎罪、纳惧,大抵为车马锦璧钟鼎宝玩,乃至女妾乐师而止,绝无以黄金货币相投报者;有之,皆自战国始。六国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钱”,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盖其时东方诸国已先有钱货,【齐、燕刀币,三晋布币,楚鬼脸钱,近代出土极多。】
总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政治方面,是由许多宗法封建的小国家,变成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社会方面,则自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下,变成后代农、工、商、兵的自由业。而更重要的,则为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
由春秋到战国的一段巨变中,最要的,是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一、春秋时代之贵族学
上古学术,其详难言。据春秋而言,学术尚为贵族阶级所特有。
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即是家族之扩大。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规定贵族间地位之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
大祭前有会猎,【即相传之“巡狩”。】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封禅”为祭天地之礼,惟天子始得祭天地,表示服从者亦毕来助祭,故巡狩、封禅为古帝王大礼也。】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誓书的保存,便成后来之历史。
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候气,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依时耕稼。【诸侯皆受共主所颁时历,曰“奉正朔”,故以改历表示易代与革命。】并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如周庙所藏周公金腾,是其例。】
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即庙祝。瞽史司天,祝史司鬼神,史巫司卜筮、司梦,皆庙祝也。故左传载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特多,由史官职掌如此。】
史官随着周天子之封建与王室之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即为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之第一事。
古者诸侯无私史,祝佗言成王赐鲁“祝、宗、卜、史”,【定公四年。】此鲁之史也。卫太史柳庄死,献公告尸曰;“柳庄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檀弓】狄入卫,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闵公二年】此卫之史也。齐、晋各亦有史官,书曰“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明非史官之君。【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史官其先皆自周室逐渐分布于列国。司马迁自称先世;“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其时有子颓,叔带之难。】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史记太史公自序】昭十五年,周景王谓晋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杜诗;“辛有,周人,二子适晋,为太史。”】柏常骞去周之齐,【见晏子春秋。】太史儋(dān)去周入秦,【见史记。】晋乱,太史屠黍以其图法归周。【见吕氏春秋。】此皆史官由中央流布列国之事也。【列国有史,先后不同,春秋凡诸侯书卒者,皆有国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书卒;或国灭,失其本史;或国虽在,而未有史,皆无所考其世次。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见者,有近后方有者,此皆史之所起有久近也。】
礼本为祭仪,推广而为古代贵族阶层间许多种生活的方式与习惯。此种生活,皆带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学术三者,还保着最亲密的联络。
祭礼的摇动,即表示着封建制度之崩溃。
春秋时鲁有郊礼,此天子之礼也。【鲁人则谓成王所以赐周公。】季孙氏祭泰山,此诸侯之礼也。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
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之奢僭中产生。一方面贵族对礼文逐次铺张,一方面他们对礼文又逐次不注意,于是贵族中间逐渐有“知礼”与“不知礼”之别,遂有所谓学者开始从贵族阶级中间露眼。
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逐步发展,其礼节仪文之考究,可以列国君卿间以赋诗相酬答之一事证之。见于左传者,赋诗凡六十七次。始于僖公,【僖一次,文九次,成二次。】盛于襄、昭,【襄二十九次,昭二十五次。】,而衰歇于定、哀。【定一次,哀无。】子犯告晋文公曰;“我不如赵衰之文,请使衰从。”此后因列国间会聘频繁,于是各国间遂产生一辈多文知礼之博学者,如晋有叔向,齐有晏婴,郑有子产,宋有向戌是也。
在贵族阶级逐渐堕落的进程中,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
于是王室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
二、儒墨两家之兴起
“王官”是贵族学,“百家”事民间学。【“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是公义,“家”是私义。所谓百家之言,只是民间私义而已,与后世所谓“成家”、“专家”不同。】
百家的开先为儒家。
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术士犹谓艺士,由其娴习六艺。周官保氏“教国子六艺、六仪”。六艺者,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大戴礼保传篇:“王子年八岁,学小艺;束发,学大艺。”保氏六艺兼通大小,殆为当时贵族子弟几种必修之学科也。
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以后儒家来源也。术士不仅可任友教,知书、数可谓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亦士人进身之途辙。晋赵盾田于首山,见灵辙饿,曰:“宦三年矣。”【左宣二年。】杜注;“宦,学也。”曲礼;“宦学事师。”则二者俱是学,盖宦、学俱是习为职事。【此如今之艺徒,即以学习为行业也。越语勾践与范蠡“入宦于吴”,草注;“为臣隶。”为臣隶与友教,同需娴习六艺。贵族家中之师传、宰相,其先地位亦本相当于臣隶也。】既有宦学事师之人,必有为之师者。艺士于是又可以为求宦游学者之师,而后艺士之生活,乃渐脱离贵族之豢养而独立。
儒家的创始为孔子。
孔子宋人,其先亦贵族,避难至鲁,其父叔梁纥,获在鲁国贵族之下层。
孔子曾为委吏,【主仓积出纳。】又为乘田,【主饲养牛羊。】常在贵族家里当些贱职。【此即孔子之宦。】然而孔子却由此习得当时贵族阶级种种之礼文。
孔子幼年既宦于贵族,故孔子自称;“我少贱,多能鄙事。”孔子又自称“好学”,其弟子称其“学无常师”。郯子来鲁,孔子即从之问古官制,是其一例。【事在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年二十七。】周室东迁,豊,镐旧物,散失无存。【昭王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其后子朝见杀,未闻取典籍以归者;或亡于柏举兵燹中矣,否则左传成于吴起之徒,起相楚,或犹有见者。】东方诸国,犹得存周礼者惟鲁。【卫遭狄祸,渡河而南,殷、周故事亦鲜有存者。】故仲孙湫谓鲁“秉周礼”。【闵元年。】祝佗言伯禽封鲁,“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定四年。】韩宣子至鲁,始见易象与春秋,而有“周礼尽在鲁”之叹。【哀三年,桓、僖二宫灾,“命周人出御书,宰人出礼书。”注;“周人;司周典籍之官。”孔子对鲁哀公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中庸)又曰;“祀、宋文献不足征。(论语)“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运)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居文献之邦,故得大成其学。【庄子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孔子不仅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还注意到礼的沿革和其本源。【此包括古经典之研寻,所谓“诗、书、文学”。】孔子遂开始来批评当时贵族之一切非礼。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子曰:“是礼也?”盖孔子非不知鲁太庙中种种礼器与礼事,特谓此等事与器皆不应再鲁太庙中,【如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之类。】故特问以发其意。【此如卫甯武子不答鲁文公赋湛露、彤弓(文四年)鲁穆叔不拜晋奏肆夏、歌文王(襄四年)之类。】鲁昭公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使问礼于宋向戌与郑子产。向戌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子产、向戌皆当时所称知礼者,然仅止于实际上之应而止。【此亦如术士仅以六艺进身贵族,藉为宦学友教而止,孔子所谓“小人儒”也。】孔子则对于当时贵族之礼,不仅知道,实别有一番理想,别有一番抱负,欲以改革世道也。【孔子勉子夏为“君子儒”者在此。儒道之不能产生于当时贵族阶级中者亦在此。】
孔子的批评,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故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面是人道的【亦可说哲学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礼之最重最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源曰“报本反始”。此即原于人类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广曰“仁”,曰“忠恕”。【孔子以“忠”字积极的奖进人类之合作,以“恕”字消极的弥解人类之卫。故曰:“忠恕达到不远”。】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孔子指出人类此等心理状态,认为根于天性,如此则生死,群己、天人诸大问题,在孔子哲学中均已全部化成一片。
骤观孔子思想,似有偏于复古之倾向,【如孔子屡言“好古”。】又似有偏于维持宗法封建阶级之倾向。【如孔子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其实孔子已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结合之最高原理。【即仁】苟能明次,直古直今,无所谓复古,【孔子之好古,只是注重历史与文化。】亦决不致为阶级权力所僵化。【孔子之好礼,只是注重大群体之融结,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虽不直斥鬼神,【如曰:“敬鬼神而远之。”】或则疑孔子仍为宗法社会时代人之见解,【如孔子主三年之丧等】其实孔子对于人世与天国,【即性与命之问题所解答】现实界与永生界,【即孝与祭之问题所解答】并已有一种开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故孔子思想实绾合已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延绵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孔子思想亦即从此种国民性中所涵育蕴隆而出也。
孔子在鲁国做过司寇,主堕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都城。【大夫执政,为孔子所反对。】然而孔子未获竟其志。自此出游卫、宋、陈、楚诸国,【其先曾已至齐。】十四年而返鲁,孔子已老。
孔子周游,其抱负并不在为某一国、某一家,故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实已超出当时狭义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之上,而贡献其理想于当时之所谓“天下”。【在今人视之,孔子只在中国境界内活动。则实为对整个人类之文化世界而服务也。】此种游仕精神,为后起学者所仍袭,到底造就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当时则已为“天下”。】
孔子一面在政治上活动,一面却招收许多学生。
孔子因抱改革天下之宏愿,故政治活动之外更注重于教育,开中国史上民间自由讲学之第一声。
孔子在未为鲁司寇以前,已有许多弟子,如颜渊、子路、冉有、宰我,子贡之徒是也。孔子老年返鲁以后,又有许多弟子,如子游、子夏、曾子、子张、有子之徒是也。大抵孔门前辈弟子,多颇有意政事实际的活动;后辈弟子,则多偏向于诗、书文学之研讨。【孔门四科,惟“文学”一科属后辈弟子,如“德行”、“言语”、(即今之外交)“政事”、(包括财政、军事等)皆为孔门前辈弟子也。所谓“德行”,只是有才而肯不用的人,非不通政事、外交者。】而孔子却喜欢其前辈弟子。【故曰:“如用之,则吾徒先进。”先进即前辈先及门之弟子。孔子殆以其有体有用。而尤重颜渊,则因其有才而肯不用。故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已差一肩。冉有不肯藏,孔子曰:“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小子”即游、夏之辈,其时皆不过二十岁左右之青年也。孔子死后,他们的声名都掩盖在诸前辈之上。】
孔子的政治活动失败了,而孔子的教育事业却留下一个绝大的影响。
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视野之第一个。
旧说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此所谓六经。其先皆官书也。【即王官学。章实齐谓“六经皆史”,即谓六经皆政府中(或衙门中)一种档案或文卷。章氏所谓“史”,即政府中掌管档案文卷者,如周官中之五史皆是与最先庙祝之史不同。因之史之所掌亦谓史,故曰“六经皆史”。】经孔子之手而流布于民间。【其间经过孔子一番整理与解说,如上举孔子论礼之类。】而春秋则为中国第一部民间史之创作。【“春秋,天子之事。”谓民间本无私史之权也。又曰:“其事齐桓、晋文”,则孔子虽据鲁史,(即国别史。)而所记注重霸业,即国际史,世界史也。孔子开始为平民社会创作流传一部世界史,而寄托了孔子对政治,社会的许多意见,故又曰“其义丘穷取之矣”。】中国民族乃一历史的民族,而孔子即为中国最伟大之史学家,又为第一史学家也。
继续儒家而起者为墨家,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
墨子家世不可考,似乎是一劳工。古代往往以刑徒为工人,“墨”是五刑【墨、劓、腓、宫、大辟】最轻之第一种,俘虏与罪人作工役者必受墨刑。【即面额刺字,或刺花纹,以为标帜,汉又谓之“黥”。五代、宋人犯罪配军必先刺面。】
墨子盖以墨徒【即汉人所谓“黥奴”,宋人所谓“配军”。】而唱新义,故曰“墨家”。【犹今云“劳工学派”。】墨为家派之称,非墨子之姓氏。【古非贵族,往往无姓氏可考。如介之推、烛之武、师旷、卜偃、屠羊说之类,其名字著于史册而不知姓氏者,不知其数。因男子称氏不称姓,非贵族则无氏也。】
孔子有教无类,据说墨子亦在孔门受过教,【此淮南子说,必在孔子身后。】后来他却自创教义。
孔子所传多系儒士,虽非贵族,亦与贵族为近。【孔子常称“君子”,即当时贵族之称也。】墨为工人,亦居国,【即城市中人。】较之农民【乡里人。】易受学术空气之熏染;又工人集团而居,更易自成家派。【墨家亦颇有似后世江湖秘密结社的样子。】
墨子对于当时贵族阶级的一切生活,抱着彻底反对的态度,因此有“非礼”、“非乐”的主张。
儒家讲究礼、乐,【儒家所讲与当时贵族阶级所守,貌同而实不全同。“恤由之丧,鲁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此等皆儒家所创新礼也。墨子非礼、乐,故亦“非儒”。
墨子反对礼、乐的主要观念,在反对其奢侈。墨子的正面理论为“节用”。墨子认为贵族礼中最无用即最奢侈的莫如丧葬之礼,【以奉养生人的奉养死人。】故墨子提倡“节葬”。
儒家比较承认贵族礼的成分多,儒家只要把当时通行的贵族礼重新整理一番,使他包有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含义。儒家极重丧葬之礼,为其可以教孝、教忠、教仁。儒家认为惟有对于已死的人尽力,最可发明人类自有的孝弟忠仁之内心。墨家则站在一般贫民劳工经济的观点上看,觉得贵族的丧礼和葬礼,最为浪费,最属无谓。
儒家说丧葬之礼乃人子之自尽其孝,墨家却说应该“视人之父若其父”,与其用在死人的身上,不如用在活人的身上,所以墨家说“兼爱”。【“兼爱”与“仁”不同。仁非不爱人,特有亲疏等差,故说“孝弟为仁之本”。人决无不能爱其父母而能爱别人者。“兼爱”异于“别爱”,乃一种无分别之爱,亦可说是一种大同之爱,抹杀个人,只就大群著眼。】
儒家提倡孝弟,根据于人性之“仁”,仁只指人类内心之自然地倾向与自然的要求。【故称之曰人之性。】墨家提倡兼爱,【即无差别之爱。】反乎人心,所以墨家要说“天志”。【墨子说: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你我看固若不同,在天的意思看,却全是一样。人本于天,所以应该“兼爱”,即应该“视人之父若其父”。近人常谓墨子有似耶稣,其实两家精神亦不同。耶稣对他母亲说:“妇人,在你与我之间,有何关系?”当耶稣闻其母和兄弟要找他说话时,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又谁是我的兄弟?”于是耶稣展其两臂向诸门徒说:“你们看,此处是我的母亲和兄弟。”耶稣又说:“不论谁到我之前,若不自恨弃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他不够做我门徒。”初期的基督教,其对人类家庭之教诫如此。今墨子谓“视人之父若其父”,依然是地上人间的关系。故墨子仅成一社会改革家,而非宗教教主。】
要依照天志而兼爱,要视人之父若其父,便绝不该在个人或家庭生活上浪费和奢侈。墨子在兼爱的主张下面,要人类全过一种平等的生活。【“礼”是一种带有阶级意义的生活,墨家自然要彻底反对。】
墨家要把当时社会上最劳苦的生活,即刑徒役夫的生活,作为全人类一律平等的标准生活。
他们在理论的组织上提出天志,【天志乃墨家理论,非信仰。】在历史的教训里提出大禹。他们说:“非大禹之道,不足为墨。”【禹之治水,“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为历史上最劳苦之模范人物。】
所以墨家以兼爱为始,而以自苦为极。【儒家可称为“良心教”,墨家可称为“苦行教”。良心与苦行,皆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之一部。惟苦行究极必本于良心,若专本诸天志,则其事为不可久。而良心则不必限于为苦行。故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
但是儒、墨两派,有他们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即天下的、人类社会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之范围。
极端右派,则为后起之法家。极端左派,则为后起之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皆属右。道家、农家、名家,皆属左。惟从另一面看,右派皆积极而向前,因其比较温和,得保持乐观故。而左派常偏于消极与倒转,因其比较激烈,易限于悲观故。【参看另论古代宗教之一章。】
三、学术路向之转变
孔子死后,贵族阶级,堕落崩坏,益发激进,儒家思想暂转入消极的路去,如子夏、曾子等是。
曾子处费,受季孙氏之尊养;子夏居魏,为文侯师。魏文侯与季孙氏,一篡位,一擅国,依儒家精神言,全该打倒。惟那时的儒家,不仅无力推翻他们,仍不得不受他们的尊养奉事。【此因当时儒家的势力和地位,仍需赖贵族扶护。】于是渐渐转成一种高自位置、傲不为礼的态度,这是一种变态的士礼。子夏、曾子、田子方、段木干、子思全是这样,此与孔子所谓“礼”绝异。
从此等消极状态下又转回来,重走上积极的新路【他们开始再向政治上干实际的活动。】便成后来之所谓法家。李克、【子夏弟子】、吴起【曾子弟子】、商鞅【李、吴之后起】可为代表。
季孙氏固不能真欣赏孔子,然他们却佩服孔门之冉有、子路。魏廷亦未必能真尊事子夏、田子方,然却不能不用李克、吴起。因用李克、吴起,不得不虚敬子夏、田子方。孔子、子夏同采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保持他们学术上的尊严。冉有、李克之徒,则以真实的事功,换取当时的信仰与地位。【此孔子所谓“具臣”。然亦有一个限度,相助篡君谋国,则不为也。】
法家用意,在把贵族阶级上下秩序重新建立,此仍是儒家精神。【他们只避去最上一层不问。此孔子所谓“成事不说”也。】然而吴起在楚、商鞅在秦,都因此受一般贵族之攻击而杀身。
吴起、商鞅皆不过以东方魏国行之已效之法移用与楚、秦。惟晋国公族本弱,魏新篡位,更无贵族,故变法易。楚、秦虽受封建文化熏陶较浅,然传统贵族势力则较东方三晋新国为大,故以东方当时新法推行于楚、秦,而受一辈旧势力之打击。
游仕的势力与地位,渐渐提高,他们拼命苦干的精神,却渐渐消沉。【地位高了,自然不愿做牺牲。】自吴起、商鞅以下,渐渐变成以术数保持禄位的不忠实态度,其人如申不害。
申不害教韩昭侯,以术数驾驭臣下,为君者自己沉默不见所好,【不表示真实态度】使群下无可迎合,只好各竭其才,各尽其诚,而后为君者以刑赏随其后。【此等理论,见出已在贵族政府彻底破坏,官僚政治代兴之时。】然申不害自己却以术数窥君私,为迎合。故申不害相韩近二十年,并无赫赫之功。以后游仕对各国皆不能有真实伟大之贡献,与商鞅、吴起异矣。
游仕渐得势,他们不仅以术数保持禄位,不肯竭诚尽忠,他们还各结党羽,各树外援,散布在列国的政府里,为他们自身相互间谋私益。【国君有国界,游仕无国界。游仕为自身谋,因此造成一种各国政府里层之联合。国内的进退,引起国际的变动,使君权退削,臣权转进。】这便成所谓“纵横”之局。【苏秦、张仪的故事,虽不可信,其编造故事之心理背景则可信。苏秦在东方,张仪在西方,各为国相,互相默契,而保持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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