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念始终典于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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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江南某省的一个副省长,也有这种“嗜好”,字写得不怎么样,却特别爱炫耀自己的“书法”,以“卖字”为副业。据说,省城主要商业街的字号牌匾,几乎都出自这位“土皇上”的手笔。他赚了大堆大堆的钞票,“亲自”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明史》称思宗朱由检“工书法”。明人称朱由检的草书“秀润娟好”。他的楷书也不错。朱由检好在“批朱”时尽情挥洒,向百官展示自己的书法。这位皇帝还算清廉,即使专门为哪位大臣写几个字,也不要“润笔费”。他的收入已经够高的了。谁要是得到他的墨宝,必欣喜若狂。这和皇上赐的老白干,可大不一样,的确值得珍藏。
田妃的楷书,被朱由检视为一绝。朱由检悉心栽培她。皇宫中珍藏着大量历代书法家的佳作,被称为“禁本”,除了皇上,谁也没有欣赏的“眼福”。朱由检为田妃开绿灯,不时让太监取出一些“禁本”,供田妃临摹。朱由检还经常让田妃露一小手,在宫中珍藏的书画作品上,作序题跋。
康熙皇帝玄烨说:“朕素好翰墨。”这不是一句空话。他自幼勤学苦练,功底深厚。清初,“士子执管者,莫不习董”,玄烨也喜爱董其昌的书法。
和沈度一样,明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董其昌也是松江华亭人,早年学颜真卿,中年工米芾,“尺素短札,人争购宝之”。
当上皇帝后,玄烨还能放下架子,虚心接受名家指点,更是难能可贵。董其昌的小老乡沈荃,“书学董其昌”,顺治九年中探花,官至礼部侍郎。玄烨“尝召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玄烨二十四岁时,让沈荃手书《百家姓》、《千字文》奉上,作临摹字帖。他“赐给”沈荃两幅字:“今朕将所书之字赐汝,非以为佳;但以摹仿尔字,故赐观之,果相似否?”沈荃知道皇上的脾气,陪他练字时,从不“姑息迁就”,“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玄烨则“小心伺候”。沈荃“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风管一,亲吮毫以授公。”玄烨深喜沈荃忠益,“所赐御书风管”、“貂裘文绮茗馔之属,至不可胜纪。”
后来,子继父业,沈宗敬入朝为官。玄烨令其作大小行楷。他对大臣们说:“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
已过而立之年的玄烨,与南书房大臣高士奇谈论书法之妙时,说:凡事贵乎有恒。一技一能,亦必久而后成其名。朕于作字,留心非一日,今觉稍稍有进。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凭玄烨这种虚怀若谷的劲儿,还能没有长进!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玄烨南巡到达镇江,登临金山。金山寺方丈求赏“御笔”。玄烨正冥思苦想写点儿什么好时,高士奇趁没人注意,悄悄递给皇上一个小纸片儿,上面写着“江天一览”四个字。玄烨心领神会,大笔一挥,把高士奇的“创意”,变成了“御书”。现如今,游人仍可在金山寺后山上,一睹“江天一览”碑的风采。
驻跸苏州时,玄烨游览狮子林,边看边不时赞叹:“真有趣!”赐匾时,他接受了高士奇的建议,书写了“真趣”二字。
为杭州灵隐寺题匾时,玄烨“犯了错误”,把繁体字的“靈”,雨字头写得过大;正愁无法继续下笔时,高士奇上前“救驾”。他假装出手为皇上研墨,玄烨看见高士奇手掌上有“雲林”二字;灵机一动,灵隐寺便挂上了“云林寺”的招牌。
沈荃、高士奇由于书法非同凡响,圣眷优隆。乾隆年间,杨瑞莲因为字儿写得好,当上了官儿,还能遇难呈祥。
扬州人杨瑞莲工篆隶,投奔在京师作大官儿的亲戚梁诗正,在他的书馆中作“缮写”。一日,弘历微服私访书馆,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杨瑞莲答:“都考举人去了,留我一个人值班。”第二天,弘历召见梁诗正,对他说:“杨瑞莲有一手漂亮的字,没参加举人考试,错过了机会,太可惜;就赏给他一个举人头衔,到湘潭当县令去吧!”
后来,杨瑞莲没有把尾巴夹紧,尾巴尖翘了起来,得罪了朝廷大员,遭到弹劾。弘历看了“投诉信”,不以为然地说:“杨瑞莲是个老实人,朕了解他。”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弘历特别喜欢赵孟的字儿,当时“董赵书风靡天下”。影响元、明、清三代书风的书法大家赵孟,浙江湖州人,据说有宋代宗室血统。他被视为“颜真卿之后,复古二王书法的旗手”,“六体”俱能,尤工隶、行,书法与“颜、柳、欧并举”,世人称之为“赵体”。
乾隆年间,刑部尚书张照初学董其昌,又从颜真卿、米芾,书艺造诣颇深。品酒论戏之间,弘历常与张照研讨书法。清代《茶余客话》记述,张照坠马摔伤右臂。时值百官进呈《落叶倡和诗》,张照不愿落空,用左手书楷,凝和蕴藉,无一呆毫,“上大悦”。
在历代帝王中,就数弘历题词赐匾的瘾最重;字“迹”遍及祖国各地。张照,字“华亭”。是时,行家都说:“寺里石碑称御笔,精神姿态是华亭”。或许弘历学得太像,或许就是张照代书。
自东晋以来,书法界崇尚王羲之父子的帖札,人称“帖学”。玄烨、弘历钟情于董其昌、赵孟,康熙—乾隆年间,“帖学”火得不得了。盛极而衰;乾隆中后期,大量古碑出土,有心人从中发现了书法之源,大力倡导“碑学”。湖南道州人何绍基,被看作是“碑学”的一位“身体力行”的实干家。江苏仪征人阮元,乾隆年间进士,官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至体仁阁大学士,被称为“碑学之首倡”,著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福建宁化人伊秉绶,乾隆年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及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工隶书。人们说他是清代“书坛巨擘”,“碑学开山鼻祖”。安徽怀宁人邓石如,多年专心临摹秦汉以来的金石碑刻,“开有清一代碑学之宗”。山东曲阜人桂馥,乾隆年间进士,“隶书源头,出自汉碑”;“百余年来,论天下之八分书,推桂第一。”
处在帖衰碑兴之际,书法界各推“掌门”,互相评说“是否真传”。有资料说,刘罗锅子刘镛的学生、内阁学士翁方纲的女婿戈仙舟问刘老师:老丈杆子让我问问您,“哪一笔是古人的?”刘老师说:回去问问你的老丈爷儿,他“哪一笔是自己的?”
乾隆皇帝弘历倒没有什么门户之见。江西新建人曹秀先,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尤工书法”,“碑版照耀海宇,自刻石书课若干种”。弘历尝召问,蒙赏御临黄庭坚尺牍二幅。
有其父必有其子。弘历的四子永珹、五子永琪、六子永瑢、八子永璇和十一子永瑆,都是书画高手。永瑆的名气最大,为乾隆年间四大书法家之一;另三家是翁方纲、铁保和刘罗锅子。弘历的裕陵,有一座“圣德神功碑”,嘉庆皇帝颙琰撰文,碑上的汉字由永瑆书写,是清代碑刻佳作之一。
同治皇帝载淳也算出自“书香门第”,书法功底自然不薄,舞文弄墨当属“本职”。传说,他在逛“八大胡同”时,曾顺路逛了逛宣武门外的琉璃厂。那里是文人雅士经常出没的地方,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的云集之处,店铺鳞次栉比。载淳买了一批书画用纸,掏出一把“瓜子儿金”结账。店主一楞,知道买主绝非凡人,退回瓜子儿金:“东西尽管拿走,权当小店奉送,欢迎再来。”不料,转天有人如数送来了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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