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九卷
唐纪四十五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建中四年（癸亥、783）唐纪四十五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元783年）[1]十一月，乙亥，以陇州为奉义军，擢皋为节度使。又使中使刘海广许皋凤翔节度使；皋斩之。
[1]十一月，乙亥（初二），朝廷将陇州改名为奉义军，提升韦皋为节度使。朱又指使中使刘海广许诺韦皋担任凤翔节度使，韦皋将来使斩杀了。
[2]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万人入援，将至奉天，上召将相议道所从出。关播、浑曰：“漠谷道险狭，恐为贼所邀。不若自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营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掎角相应，且分贼势。”卢杞曰：“漠谷道近，若为贼所邀，则城中出兵应接可也。傥出乾陵，恐惊陵寝。”曰：“自攻城，斩乾陵松柏，以夜继昼，其惊多矣。今城中危急，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来，所系非轻，若得营据要地，则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师，岂比逆贼！若令希全等过之，是自惊陵寝。”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进。丙子，希全等军至漠谷，果为贼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击之，死伤甚众；城中出兵应接，为贼所败。是夕，四军溃，退保州。阅其辎重于城下，从官相视失色。休颜，夏州人也。
[2]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同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一万人，前来救援。在将要到达奉天时，德宗召集大将和宰相商议援兵的行军路线。关播、浑说：“漠谷的道路险要狭窄，恐怕会被敌军拦击。不如从乾陵北面经过，贴着柏城行进，在城东北鸡子堆扎营，这样可与城中军队内外呼应，夹击敌军，而且还会分去敌军一部分兵势。”卢杞说：“漠谷的道路较近，倘若援军被敌军拦击，城中出兵接应援军就行了。倘若从乾陵过来，恐怕要惊动陵墓寝庙。”浑说：“自从朱攻打奉天城以来，砍伐乾陵的松柏，夜以继日，这对陵墓寝庙的惊动，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城中形势危急，各道救兵还未到来，只有杜希全等人来了，他们所关系到的情势并非无足轻重，如果能够占据重要地点扎营，朱便可以被攻破了。”卢杞说：“陛下调动军队岂能和叛逆的寇贼相比！如果让杜希全等人的军队从乾陵通过，那便是我军自行惊动陵墓寝庙了。”于是，德宗命令杜希全等人由漠谷进军。丙子（初三），杜希全等人的军队来到漠谷，果然被敌军所拦击。敌军用大弩和巨石居高临下地攻击援军，援军死伤很多，城中出兵接应援军，又被敌军打败。当天傍晚，杜希全等人所率四支军队溃散了，只好退保州。朱到城下来视察援军弃下的辎重，随从的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不为之大惊失色。戴休颜是夏州人。
攻城益急，穿堑环之。移帐于乾陵，下视城中，动静皆见之，时遣使环城招诱士民，笑其不识天命。
朱攻打奉天城愈发急迫，他凿通沟堑，将全城环绕起来。朱将军帐迁移到乾陵，由此向下察看城中的动静虚实，全都能够看清。朱还不时派人环绕着奉天城引诱城中的将士和百姓，嘲笑他们看不清天命所归。
[3]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疾愈，闻上幸奉天，帅众将奔命。张孝忠迫于朱滔、王武俊，倚晟为援，不欲晟行，数沮止之。晟乃留其子凭，使娶孝忠女为妇，又解玉带赂孝忠亲信，使说之，孝忠乃听晟西归，遣大将杨荣国将锐兵六百与晟俱。晟引兵出飞狐道，昼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营节度使。
[3]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的疾病痊愈了，听说德宗出行奉天，便率领众将领前去赴命。张孝忠被朱滔、王武俊所逼迫，有赖于李晟的声援，不想让李晟离去，有好几次阻止他前往。于是李晟将自己的儿子李凭留下来，让他娶张孝忠的女儿为媳妇，又解下玉带贿赂张孝忠的亲信，让他劝说张孝忠。于是张孝忠听任李晟西进归朝，还派遣大将杨荣国带领精锐兵马六百人与李晟同去。李晟领兵经过飞狐道，日夜兼程，来到代州。丁丑（初四），德宗加任李晟为神策行营节度使。
[4]王武俊、马攻赵州不克。辛巳，归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赠甚厚；武俊亦归恒州。
[4]王武俊、马攻打赵州，未能攻克。辛巳（初八），马要回瀛州去，王武俊送行了五里地，犒赏和赠送的物品甚是丰厚。王武俊也回到恒州。
[5]上之出幸奉天也，陕虢观察使姚明扬以军事委都防御副使张劝，去诣行在。劝募兵得数万人。甲申，以劝为陕虢节度使。
[5]德宗出行奉天时，陕虢观察使姚明扬将军中事务委托给都防御副使张劝，自己前往行在。张劝招募兵员，得到数万人，甲申（十一日），德宗任命张劝为陕虢节度使。
[6]朱攻围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上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裤。上为之寻求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之休息，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上召公卿将吏谓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辈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顿首流涕，期尽死力，故将士虽困急而锐气不衰。
[6]朱攻打、围困奉天已经有一个月了，城中的物资和粮食都已用光。德宗曾经派遣善于行走的人出城察看敌情，该人说是天气寒冷，跪着恳求德宗，要一件短袄和套裤。德宗为他寻找，未能找到，最后还是难过地默然打发他去了。当时供给德宗的粮食，仅有粗米二斛，官吏每每窥伺敌军的休息时间，夜里将人系在绳索上放到城外，去采集蔓菁根，献给皇上。德宗将公卿将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朕因无德，自陷于危亡之中，固然是应该的。诸位没有罪过，最好及早投降，以便救出自己的家人。”群臣都伏地叩头，痛器流涕，相互约定要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所以将士们虽然置身于困苦危急之中，但是他们的锐气却毫不衰减。
上之幸奉天也，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令入援，怀光从之。纵悉敛军资与怀光皆来。怀光昼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齐运倾力犒宴，军尚欲迁延。崔纵先辇货财渡河，谓众曰：“至河西，悉以分赐。”众利之，西屯蒲城，有众五万。齐运，恽之孙也。
德宗出行奉天时，粮料使崔纵劝说李怀光让他前往增援，李怀光听从了他的主张。崔纵将军中物资悉数聚集起来，与李怀光一起前来。李怀光日夜兼程，来到河中，人力疲乏，让士兵休息三天。河中尹李齐运全力设宴犒劳，军队还想拖延不行。崔纵先将物资钱财运过黄河，然后对大家说：“到了河西，便将他们全部分给大家。”众人贪图其利，西进蒲城屯驻，当时有五万人。李齐运是李恽的孙子。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人乐从之，旬月间至万余人。
李晟一边行进，一边招集士兵，也从蒲津渡过黄河，在东渭桥驻扎下来。在渡河之初，他只有士兵四千人，由于他善于抚恤与驾驭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人们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在一个月之间便发展到万余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将三千人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将仇敬，遂取蓝田。可孤，宇文部之别种也。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伐李希烈，在襄阳带领三千人，由武关前往增援，在七盘驻扎，打败了朱的将领仇敬，于是攻取蓝田。尚可孤是宇文部的别支。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其先安息人，骆奉先养以为子，将兵守潼关近十年，为众所服。朱遣其将何望之袭华州，刺史董晋弃州走行在。望之据其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光引关下兵袭望之，走还长安。元光遂军华州，召募士卒，数日，得万余人。数遣兵攻元光，元光皆击却之，贼由是不能东出。上即以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元光乃将兵二千西屯昭应。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他的先人是安息人，骆奉先将他收为养子。他带兵防守潼关将近十年，兵众都服从他的指挥。朱派遣他的将领何望之袭击华州，华州刺史董晋放弃了州城，逃奔行在。何望之占领华州城后，准备集中兵力，以便截断东行的道路。骆元光带领潼关兵袭击何望之，何望之逃回长安。于是骆元光驻军华州，召募士兵，不过几天，招得一万余人。朱多次派兵进攻骆元光，都被骆元光击退，敌军自此不能东出。德宗随即任命骆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领兵两千人，向西屯驻昭应。
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子汇将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桥。
马燧派遣他的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儿子王汇带兵五千人前去增援奉天，在中渭桥屯驻。
于是党所据惟长安而已，援军游骑时至望春楼下。李忠臣等屡出兵皆败，求援于，恐民间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昼伏夜行。
当时，朱一伙所占领的地盘，只有长安而已，援军的巡哨骑兵有时前进到望春楼的下面。李忠臣等人屡次出兵，都被打败，便向朱求援。朱唯恐民间乘己疲困，前来抄袭，他所派遣的兵马都是昼伏夜行。
内以长安为忧，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坚造云梯，高广各数丈，裹以革，下施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惧。上以问群臣，浑、侯仲庄对曰：“臣观云梯势甚重，重则易陷，臣请迎其所来凿地道，积薪蓄火以待之。”神武军使韩澄曰：“云梯小伎，不足上劳圣虑，臣请御之。”乃度梯之所，广城东北隅三十步，多储膏油松脂薪苇于其上。丁亥，盛兵鼓噪攻南城，韩游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严备东北。戊子，北风甚讯，推云梯，上施湿毡，悬水，载壮士攻城，翼以，置人其下，抱薪负土填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伤。贼并兵攻城东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无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实食五百户以下千余通授，使募敢死士御之，仍赐御笔，使视其功之大小书名给之，告身不足则书其身，且曰：“今便与卿别。”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欷不自胜。时士卒冻馁，又乏甲胄，抚谕，激以忠义，皆鼓噪力战。中流矢，进战不辍，初不言痛。会云梯辗地道，一轮偏陷，不能前却，火从地中出，风势亦回，城上人投苇炬，散松脂，沃以膏油，欢呼震地。须臾，云梯及梯上人皆为灰烬，臭闻数里，贼乃引退。于是三门皆出兵，太子亲督战，贼徒大败，死者数千人。将士伤者，太子亲为裹疮。入夜，复来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坠；上大惊。
朱心中为长安感到忧虑，便加紧进攻奉天。他让僧人法坚制造云梯，长宽各有数丈，外面包裹着牛皮，下面安装着巨大的轮子，上面可以容纳勇士五百人，城中的人们望见，都感到忧恐畏惧。德宗询问群臣的意见，浑、侯仲庄回答说：“我们看云梯势必甚为沉重，沉重就容易下陷。我们请求迎着云梯的来路开凿地道，积蓄柴禾与火种，等待它的到来。”神武军使韩澄说：“靠云梯攻城这种小小伎俩，不足以烦劳圣上费心，请让我来对付云梯。”韩澄估量了云梯的指向，于是在城东北角拓宽了三十步，在上面储备了大量的膏油、松脂和柴禾、芦苇等。丁亥（十四日），朱军大举出动，擂鼓呐喊，攻打奉天南城。韩游说；“这是打算分散我军的力量。”于是，他领兵严密防备奉天城的东北面。戊子（十五日），北风甚是猛烈，朱军推出云梯，上面包裹着浸湿的毡子，悬挂水袋，运载勇士攻城。两侧用兵车遮护着，将士兵安置在兵车棚顶之下，让兵士抱柴背土，填平壕沟，向前冲锋。乱箭、飞石、火炬不能伤害他们。敌军合兵进攻城东北角，箭石如雨，城中死伤的人无法计算，敌军已经有人登上城了。德宗与浑相对而泣，群臣只好仰首祷告上天。德宗将一千余份自御史大夫、实封食邑五百户以下的空白委任官职文凭“告身”交给浑，让他募集敢死之士去抵御敌军，还将御笔赐给他，让他根据人们所立功劳的大小，在告身上填写上名字加以委任，如果告身不够用，便写在该人身上，战后再给告身。而且说：“现在我就与你永别。”浑趴在地上，泪流满面，德宗抚摸着他的后背，抽咽不能自己。当时，士兵又冻又饿，又缺乏铠甲头盔，浑对他们抚慰劝导，用忠义激发他们，士兵们都擂鼓呐喊，奋力而战。浑中了乱箭，仍然向前奋战不止，初时也未讲疼痛。恰好云梯辗压地道，一只轮子偏倒陷落，不能向前或后退，火从地道中冒出来，大风也往回吹，城上的人们投下芦苇火把，撒上松脂，浇上膏油，欢呼之声，震动大地。不一会儿，云梯和梯上的人全部化为灰烬，散发的焦臭之气，数里以外都可以闻到，于是敌军退却。此时奉天城东、南、北三门都发兵出击，太子亲自督战，敌军徒众大败，死亡的人有数千。对于受伤的将士，太子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到了夜晚，朱再来攻城，箭落到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德宗大惊。
李怀光自蒲城引兵趣泾阳，并北山而西，先遣兵马使张韶微服间行诣行在，藏表于蜡丸。韶至奉天，值贼方攻城，见韶，以为贱人，驱之使与民俱填堑；韶得间，逾堑抵城下呼曰：“我朔方军使者也。”城上人下绳引之，比登，身中数十矢，得表于衣中而进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欢声如雷。癸巳，怀光败兵于沣泉。闻之惧，引兵遁归长安。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城不守矣。
李怀光从蒲城领兵直趋泾阳，傍着北山向西而行。事先，他派遣兵马使张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抄小道前往行在，将表章藏在蜡丸之中。张韶来到奉天，正当敌军刚刚攻城，见到张韶，以为卑贱之人，便驱使他与老百姓一起填塞壕沟。张韶看准间隙，越过壕沟，抵达城下呼喊道：“我是朔方军的使者。”城上的人放下绳索，把他拉到城上。及至登到城上，张韶身上被射中几十支箭，得以将藏在衣服中的表章进呈德宗。德宗大为高兴，让人抬着张韶在城中绕行宣示，四处欢声雷动。癸巳（二十日），李怀光在澧泉将朱军打败。朱闻此，害怕起来，于是领兵逃回长安。大家认为，倘若李怀光再有三天不来，奉天城便要失陷了。
既退，从臣皆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败亡，忧未艾也！”上不以为忤，甚称之。侍御史万俟著开金、商运路，重围既解，诸道贡赋继至，用度始振。
朱退去以后，随从诸臣都来向德宗道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说：“陛下性情太急躁，不能包容万物。如果不将这脾气改一改，虽然朱败亡了，但忧患仍然不能止息！”德宗并不以为受到冒犯，对贾隐林甚为称许。侍御史万俟著开通了金、商漕运通道，层层包围既已解除，各道贡赋相继而至，朝廷的费用开始有了保证。
朱至长安，但为城守之计，时遣人自城外来，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众。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给其家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余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敛焉。
朱回到长安以后，只作守城的打算，时常派人从城外来，绕城奔走呼喊说：“奉天城攻破啦！”企图借此迷惑民众。朱据有朝廷库存的财富以后，便不惜用金帛取悦将士，对留在城中的公卿家属一概每月支付薪俸。对于神策军和随从德宗车驾六军以及哥舒曜、李晟等人，朱一概向他们的家属供给粮食。加上修治完善各种器械，每日耗费甚巨。但及至长安平定，朝廷库存仍有剩余的财产，看到的人都追溯怨恨有关部门的横征暴敛。
或谓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庙不宜复存。”曰：“朕尝北面事唐，岂忍为此！”又曰：“百官多缺，请以兵胁士人补之。”曰：“强授之则人惧。但欲仕者则与之，何必叩户拜官邪！”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不果而止。
有人对朱说：“陛下既然秉受天命，唐朝的陵园寝庙不应该再存在下去。”朱说：“我曾经北面称臣，事奉唐朝，哪能忍心干这种事！”又有人说：“百官空缺很多，请派兵胁迫读书人来补充。”朱说：“勉强授给官职，人家就恐惧了。想做官的人便给他官，哪有敲门封官拜职的呢！”朱所能指挥的只有范阳兵和神策团练兵。泾原兵骄横跋扈，都不服从指挥，只是守护着他们劫掠来的钱财，不愿意出外打仗。泾原兵还密谋诛杀朱，未能实现，只好作罢。
李怀光性粗疏，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说王、赵赞曰：“怀光缘道愤叹，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犒赐刻薄；致乘舆播迁者，三臣之罪也。今怀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诚，询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赞以告卢杞，杞惧，从容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李怀光生性粗疏，从山东前来奔赴国难，多次与人们谈到卢杞、赵赞、白志贞的邪恶谄媚，而且说：“天下的祸乱，都是这号人造成的！我见到圣上，自当奏请杀了他们。”李怀光解除了对奉天的围困以后，自己矜夸功劳，认为德宗一定会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有人劝说王、赵赞说：“李怀光沿途激愤感叹，认为宰相谋划议论乖谬无方，度支收敛赋税烦多，京兆尹犒劳赏赐苛刻不丰。致使圣上流离迁徙的，是宰相、度支、京兆尹三人的罪过。如今李怀光新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圣上肯定会对他敞开胸襟，推诚相待，征询为政得失。假使他的话传到圣上耳中，岂不是很危险吗！”王、赵赞将此话告诉了卢杞，卢杞害怕，便语气和缓地对德宗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为国家所依赖。敌寇已吓破了胆，全然没有守城的心思。如果让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一下子便可以消灭敌军，这真是势如破竹啊。现在听任他入城朝见，必定要赏赐设宴，拖延好几天，致使敌军开进京城，得以从容地作好防备，恐怕就难以图谋了。”德宗认为很对，便诏命李怀光直接带领军队屯驻便桥，与李建徽、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按限定日期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认为自己由数千里外竭尽赤诚，奔赴国难，打败朱，解除重重围困，现在身在咫尺，却不能够见到皇上，心里甚为不满意。他说：“我如今已经被奸臣所排挤，事情不问可知了！”于是李怀光带兵离去，来到鲁店，停留了两天，才又出发。
[7]剑南西山兵马使张以所部兵作乱，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斩及其党，延赏复归成都。
[7]剑南西山兵马使张率部下士兵发起叛变，进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抛下成都，逃奔汉州。在鹿头屯戍的将领叱干遂等人讨伐叛兵，杀掉张及其同党，张延赏再次回到成都。
[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闻朱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穿井近百所，缮馆第数十，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岘，楼堞相属，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少游发兵三千大阅于江北；亦发舟师三千曜武于京江以应之。
[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领兵讨伐李希烈，在盱眙屯驻，听说朱发起叛乱，便回到广陵，修整壕沟与寨堡，缮治铠甲与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封锁关口与桥梁，禁止牛马出境。他还修筑石头城，开凿水井将近一百眼，整治馆舍数十处，修筑壁垒城堡，起自建业，抵达京岘山，楼房与城墙上凸形矮墙连成一片，既为皇上南渡长江作准备，也加固了自己的守备。陈少游发兵三千人在长江北岸大规模地检阅军队，韩也派出水军三千人在京江炫耀武力，以与陈少游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输京师。陈少游以为贼据长安，未期收复，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杀之；佶惧，匿妻子于案牍中，急济江。少游悉收其钱帛；佶有守财卒三千，少游亦夺之。佶才与数十人俱至上元，复为韩所夺。
盐铁使包佶拥有钱帛八百万，准备运往京城。陈少游认为乱军占领着长安，收复无期，打算强行夺取这些钱帛。包佶不肯交出钱帛，陈少游想杀他，包佶害怕，便将妻子儿女藏匿在公事文书中间，急忙渡过长江，陈少游将他的钱帛全部收缴。包佶有守护钱财的士兵三千人，陈少游也将他们劫夺了一番。包佶刚和数十人一起到上元县，又被韩所劫夺。
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皋数遣使间道贡献。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当时，南方的藩镇各自封锁边境，据守一方，只有曹王李皋几次派遣使者抄小路向朝廷进献贡物。李希烈进攻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道路断绝，朝廷的贡物都从宣、饶、荆、襄各州取道武关。李皋修治驿站，平整道路，此后，使者往来通行无阻。
[9]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又曰：“虑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
[9]德宗向陆贽询问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陆贽认为，往日导致变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相通。劝说德宗接触下情，听从谏诤。于是他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认为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详细察明众人的心志，若是众人甚为希图的，陛下先去施行它，众人甚为憎恶的，陛下先去除掉它。陛下所希图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向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一般说来，治与乱的根本，与人心密切相关，何况正当变故发生、人心动摇时，处于危贻疑虑、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向，那就会万事振兴；人心离异，那就会万事倾危。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人的心志，与他们同好同恶，使民众向往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一点就是当前所最为急切的啊。”陆贽又说：“不久前臣私下听取大家的议论，对大家的心志也颇做了些研究。发现地方上担心的是朝内朝外的意图违背，百官又担心君臣沟通的途径阻隔。地方上的意图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圣听。上面的恩泽很少向下面流布，下面的实情被阻塞不能使上面闻知。真实的事情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真实，上下在此际阻隔不通，真假在此间混杂糅合，聚集的怨苦之声噪杂而起，腾起的毁谤之辞乱作一团，要想毫无猜疑阻隔，那是可能的吗？”他又说：“汇集起天下人的智慧以助于自己的聪明，顺从天下人的心志以施行政教律令，就会君臣同心，有谁会不听从命令！远近的人们都归心朝廷，有谁会去发动叛乱！”他又说：“有的计虑看似愚昧而接近道理，有的事情本来切要而看似迂阔。”
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贽又上疏，其略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心说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祸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下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于往年曾任御史，获奉朝谒，仅欲半年，陛下严邃高居，未尝降旨临问，群臣局趋退，亦不列事奏陈。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未行者则戒以枢密勿论，已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谏，渐生拘碍，动涉猜嫌，由是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章疏奏上十天，德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再询问什么。陆贽再次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能够得人，得人的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之田，意思是说人情乃是治理之道产生的基础。”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在下而坤在上叫作泰，坤在下而乾在上叫作否，损上而益下叫作益，损下而益上叫作损。一般地说，天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在位置上是乖谬的了，但反而把它叫做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原故。君主在上面而臣属处在下面，在义理上是通顺的，但反而把它叫做否，是因为上下不能相交的原故。君主约束自己而对人们宽宏大度，人们必定会喜欢，因而事奉君主了，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益吗！君主蔑视人们反而让自己恣肆无忌，人们必定要怨责，因而背叛君主，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损吗！”他又说：“船就是君之道，水就是人之情。船顺乎水之道才能浮起，违背了水之道就会沉没。君主掌握了人们的意愿才能地位巩固，不能把握人们的意愿就会处境危险。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居于众人之上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之心，而不敢使天下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愤恨藩镇跋扈，习以成俗，妨害治道，便以削平强藩为己任，以明察一切的威严照临四方，以严密的法网控制裁断万事。然而，弊端相沿已久，陛下深求恒久之心过重。因此疏远的人，惊怖疑虑、抗阻命令、逃脱死亡的祸患兴起；亲近的人，畏葸慑伏、偷合苟容、躲避罪责的情态发生。君臣之意乖违，上下之情阻隔，君主务求政治修明，但臣下却防备遭受诛杀；臣下将要交付忠心，君主却又顾虑会有欺妄。所以皇上的诚意不能播散于万众，万众之情也不能传达到皇帝的耳中。我在往年曾经担任御史，得以侍奉朝见，仅将近半年，而陛下威严莫测，高高在上，不曾降旨征求意见，群臣畏缩不安，快步避退，也不肯条列诸事奏陈。在朝堂上，君臣之间尚且不能相互晓示，宇宙如此广袤，又如何能够自行通达！虽然陛下仍按惯例与待制的使臣谈话，还另外延请宰相议事，但是这既与众人参与之义不同，又与公开进言有别。对尚未实行的事情，臣下以莫论机要为戒；对已实行的事情，臣下又说不必讽谏已成之事，渐渐地生出了顾忌，动不动就涉及猜疑。由此，人们各自隐瞒真情，以讲话为忌讳，以至于在变乱将起时，万民同忧，只有陛下安然而无所察觉，还在说太平将会到来。陛下如能以如今所见到的来验证以往所听说的，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得在哪里，失在哪里，那么，事情的通达与阻塞便全都清楚了，人心的真伪便全都知道了。”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为堤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祗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成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洲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上颇采用其言。
于是，德宗派遣中使告诉陆贽说：“朕的本性很喜欢推心置腹，也能够接受谏诤。朕认为君臣是一个整体，因而对臣下全然不加提防。由于朕以真诚待人，不起疑心，多次被邪恶诈伪的人所欺惑。如今所导致的祸害，在朕想来，也没有别的，这失误反在于以真心待人了。再者，谏官议论事情，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谨慎周密，照例都是自行夸示炫耀，把过错推到朕身而使自己获取名声。朕从即位以来，看过的上奏对答、议论诸事的很多，大致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朕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了。果真有特殊的才能，对朕来说，哪里会舍不得提拔他们？朕看到由过去到现在，事情只是这样，因此最近以来，朕较少依次咨询大家的意见，也并不是说朕已厌倦受采纳大家的意见，你应该深切了解这个意思。”陆势认为，君主统辖臣下，应当以诚心和信用为根本。即使进谏的人言辞与态度庸俗拙劣，皇上也应当宽容，以便广开进言之路。如果以威严震慑臣下，以辩论折服臣下，那么，臣下怎么敢于畅所欲言？陆贽再次上疏，大略是说：“天子的法则，与上天的法则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劣的树木便停止万物生长，皇上不应该因为时常碰到小人便废弃听取和采纳意见。”他又说：“只有诚心与信用，一旦失去便无法弥补。一不诚心，人心便难以保持；一旦不守信用，所说的话便难以让人实行。陛下所说失误在于以诚心和信用待人，因而导致了祸害的话，我私下里认为这话是讲得过份了。”他又说：“用智谋驾驭臣下，人们便会欺诈，将猜疑显示给臣下，人们便会得过且过。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会随从着实行什么；上面给予什么，下面就会回报什么。如果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诚心，反而指望别人做到完全诚心，大家必然会以懈怠的态度来应付，并不听从这一要求。以前无诚心，而说以后会有诚心，大家必然会怀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由此可知，诚心和信用的法则，是不能一时离开自身的。希望陛下谨慎地恪守这一法则，并且较之以往更认真地实行这一法则。后悔恐怕是不对的吧！”他又说：“我听说仲虺赞扬成汤时，不是称许他没有过错，而是称许他改正过错；尹吉甫歌诵周宣王时，不是赞美他没有缺失，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缺失。可见，古圣贤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们只以能够改正过错为贤能，而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各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必然会有过错，由上智到下愚，都不能避免。明智的人能够改正过错而移心向善，愚蠢的人耻于改正过错的而因循前非。移心向善，人的德行便会日日更新；因循前非，人的坏处就会越积越多。”他又说：“谏官建言不够周密而又自行夸耀，实在是不够忠厚，但这对于圣上的道德本来也没有损害。如果陛下能够采纳规谏而不拒绝，那么，事情传出去，正足以为陛下增加光彩；如果陛下拒绝规谏而不肯采纳，又怎么能够禁止事情不传出去？”他又说：“夸大的言辞，没有效验，不必采用；质实的话语，说在理上，不必拒绝。言辞笨拙，但见效迅速，不一定是愚昧的；说话甜美，重于财利，不一定是聪明的。这些结论都是经过对实际事物的考察和对最终结果的思索的，它们的用处也没有别的，只是为了善这个目的。”他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所见上奏对答、议论诸事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话，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心所向，必然会有可行的，也会有令人可畏的，恐怕不应该一律轻视侮慢而不肯深省并采纳它们。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的话，我却以为，陛下虽然能够问得人家无话可说，却不能问得人家无理可说，能够使人口服，却不能使人心服。”他又说：“作臣下的人，没有不希望尽忠的；作君主的人，没有不寻求朝政修明的。但是，臣下常常苦恼君主不能使朝政修明，君主常常苦恼臣下不能尽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上下两情不沟通的原故。下情没有不希望传达给君主的，上情没有不希图使臣下知晓的。但是，臣下总是苦于难以将下情传达到上面，君主总是苦于下面难知上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有九种弊端不能消除的原故。所谓九种弊端，君主占了六种，臣下占了三种：好胜于人，耻于闻过，驰骋辩才，炫耀聪明，厉行威严，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端；谄媚阿谀，瞻前顾后，畏葸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主好胜于人，必然以巧言献媚之辞为甘美；君主耻于闻过，必然以直言劝谏为忌讳。既然如此，下面的诌媚阿谀之徒便会顺承旨意，忠诚真实的话便难以听到了。君主驰骋辩才，必然会在人未讲完就剿绝其说，以便用言语将人折服；君主炫耀聪明，必然主观臆测，以诈谋来猜度别人。既然如此，下面的瞻前顾后之辈便自然会见机行事，于是磋琢磨朝政得失的言辞便难以说尽了。君主厉行威严，必然不能贬抑自己的情志去待人接物；君主刚愎自用，必然不能让自己承担过失而接受人们的规劝。既然如此，下面的畏葸怯懦之流便要逃避罪责，于是真情合理的言论便难以申说了。一般说来，由于地域的广大，生灵的众多，宫廷的重迭幽深，地位高下的限制阻隔，自众贤人以上，得以一见皇上威仪的人，超过亿万人之中难有一个；就得以见到皇帝的人而言，得以与皇帝直接讲话谈论的人，又是千万人之中难有一个；而有幸得以与皇帝直接接触的人，还有九种弊端居于其间，上情与下情所能沟通的是太少了。上情不能与下面沟通，臣下便会迷惑；下情不能与上面沟通，君主便会猜疑。君主猜疑，便不能接受臣下的诚心；臣下迷惑，便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臣下的诚心不被接受，便会以悖逆的行为来对付君主；君主的命令未被服从，便会把刑罚施加给臣下。臣下悖逆，君主用刑，除了失败，还能怎样！所以，变乱多而治世少，自古以来，便是这样。”他又说：“过去赵武说话迟钝，但却成了晋国的贤臣；绛侯灌婴质朴而说话迟钝，但却作了汉家的宰相。如此说来，口有辩才的人行事，有时不一定可信，拙于言辞的人说理，有时未必就没道理。难以知人，这是为帝尧、帝舜所担忧的，怎么可以用君臣间的一答一问，便说是穷尽了知人的本领了呢！用这种办法来考察天下的人情，肯定大多不能符合实际，用这种办法去轻慢天下之士，必定会有遗漏的人才。”他又说：“进谏的人为数很多，表明我能够与臣下和睦相处；进谏的人进言直切，显示我能够包容群言；进谏的人狂言诬罔，说明我能够宽恕别人；进谏的人泄露真情，彰示我能够从谏如流。这便是君主与进谏人相互补益的途径。进谏的人会有得到封爵赏赐的好处，君主也会有达到政治修明、国家安定的好处；进谏的人会博得诤言劝谏的名声，君主也会赢得采纳众议的名声。即使这样，进谏之人仍然会有失于中肯的地方，而君主却是无不尽善尽美。君主惟恐正直的言论还不够殷切，天下事还没有全部听到，能够如此，君主采纳规谏的德行便光大了。”德宗对陆贽的建言颇有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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