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五十一 兵十二
○马政
国马之牧，历五代浸废，至宋而规制备具。自建隆而后，其官司之规，厩牧之政，与夫收市之利，牧地之数，支配之等，曰券马，曰省马，曰马社，曰括买，沿革盛衰，皆可得而考焉。
凡御马之等三， 入殿祗候十五匹，引驾十四匹，从驾二十匹。
给用之等十有五， 曰拣中，曰不得支使，曰添价，曰明信，曰臣僚，曰诸班，曰御龙直，曰捧日、龙卫，曰拱圣，曰骁骑，曰云、武骑，曰天武、龙猛，曰配军，曰杂使，曰马铺。
群号之字十有七， 曰“左”，曰“右”，曰“千”，曰“立”，曰“水”，曰“官”，曰“吉”，曰“天”，曰“主”，曰“王”，曰“方”，曰“与”，曰“来”，曰“万”，曰“小”，曰“囗官”，曰“退”。
毛物之种九十有二， 叱拨之别八，青之别二，白之别一，乌之别五，赤之别五，紫之别六，骏之别十一，赭白之别六，骝之别八，騧之别六，骆之别五，骓之别五，俞之别八，驳胯之别六，驳之别三，骠之别七。
其官司之规，则太祖承前代之制，初置左、右飞龙二院，以左、右飞龙二使领之。太平兴国五年，改飞龙为天厩坊。雍熙四年，改天厩为左、右骐骥院，左右天驷监四、左右天厩坊二皆隶焉。
真宗咸平元年，创置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驽，平其直，以分给诸监。
三年，置群牧使，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
景德二年，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赐名，铸印以给之。在外之监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洺州曰广平，卫州曰淇水，并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阳，郑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阳，澶州曰镇宁，邢州曰安国，中牟曰淳泽，许州曰单镇。
四年，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又别置群牧使副、都监，增判官为二员。凡厩牧之政，皆出于群牧司，自骐骥院而下，皆听命焉。诸州有牧监，知州、通判兼领之，诸监各置勾当官二员。又置左右厢提点。又置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又诏左右骐骥院诸坊、监官，并以三年为满；如习知马事愿留者，群牧司以闻，而徙涖他监焉。
其厩牧之政，则自太祖置养马务一，葺旧务四，以为牧放之地始。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观兵于幽，得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内皂充牣，始分置诸州牧养之。时殿直李谔坐赃，监牧许州，盗官菽，马多死，并主吏斩于市。又诏择丰旷地置牧龙坊八，以便牧养。
淳化二年十二月，诏圉人取善马数十匹，于便殿设皂栈，教以秣饲，且以其法谕宰执，仍颁于诸军。复以医马良方赐近臣。尝从赵守伦之请，于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费刍秣，生驹蕃息，足资军用。至是，守伦复言：“诸坊牧马万匹，岁当生驹四千，今岁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职，当严责罚。若马百匹岁得驹七十，则加迁擢。诸坊产驹，即籍以闻。牧放军人，当募少壮充役。”并从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监赏罚之令，外监息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奉，余等第决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凡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匹。当是时，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匹，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每岁京城草六十六万六千围，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盐、油、药、糖九万五千余斤、石，诸州军不预焉。左右骐骥六坊、监止留马二千余匹，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则别其羸病，就栈皂养饲。其尚乘之马，唯备用者在焉。
凡牧监之在河南、北，天禧后，灵昌监为河决所冲。至乾兴、天圣间，兵久不试，言者多以为牧马费广而亡补，乃废东平监，以其地赋民。五年，废单镇监。六年，废洛阳监。于是河南诸监皆废，悉以马送河北。既而诏取原武监马赴京师，移河北孳生马牧于原武。
八年，群牧司上言：原武地广而马少，请增牧数。诏以淇水第二监四岁马属原武，岁取河北孳生四岁马分属淇水第二并原武监，移原武下等马牧于灵昌镇废监，仍隶原武。
九年，诏诸监孳生驳马，四时游牧，勿复登厩。
明道元年，议者谓：“自河南六监废，京师须马，取之河北，道远非便。”诏遣左厢提点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镇宁、灵昌、东平、淳泽四监虽废，然其地犹牧本监并骐骥院马，洛阳、单镇去京师近，罢之非便。”乃诏复二监，以牧河北孳生马。
景祐二年，拣河北诸监马一千九百牧于赵州界，隶安阳监。既而诏广平废监留其一，以赵州界牧马复隶焉，所余一监，毋毁厩舍。
四年，复以原武第二监为单镇，移于长葛县，以县令、都监兼领之。三年，诏院坊、监马岁留备用外，余为两群，牧于咸丰门外牟驼冈。
凡收养病马，估马司、骐骥院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天圣六年，诏月以都监、判官一人提举。八年，言者谓上监去京城远，送病马非便。诏废之，以病浅马分属左右骐骥院六坊、监，季较抛死数，岁终第赏罚。更以骐骥院官迭往提举。
明道二年，复置上监，易名天坰，养无病马，病马并属下监。
景祐二年，诏以牧养监马团群牧于陈、许州界凤凰陂，免耗刍菽，岁以为常。
治平二年，诏院坊、监马之病不堪估卖者，送淇水第一监，别为一群以牧养之。
凡马之孳生，则大名府、洺、卫、相州七监多择善种，合牝牡为群，判官岁以十二月巡行坊、监，阅二岁驹点印，第赏牧兵。诸军收驹及二岁，即送官。
天圣七年，群牧司言：“旧制，知州军、通判领同群牧事，岁终较马死数及分已上，并生驹不及四分，并罚奉。死数少，生驹多，即奏第赏。三岁都比，以该赏者闻。今请申明旧制，通判始到官，书所辖马数，岁一考之，官满，较总数为赏罚。”诏从之。
嘉祐八年，群牧司言：“孳生七监，每监岁定牝马二千，牡马四百，岁约生驹四百，以为定数。”
治平二年，诏：“诸监生驹满三十月已上，每岁点印，选牡之良者送淇水第二监，余杂大马悉送河南三监，其淇水第二监马，候满六十月，给配诸监。诸监牝马满三十月，本监别立群牧放，候满五十月，乃拨配他监。”
凡收市马，戎人驱马至边，总数十、百为一券，一马预给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曰券马。边州置场，市蕃汉马团纲，遣殿侍部送赴阙，或就配诸军，曰省马。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与为社，每市马，官给直外，社众复裒金益之，曰马社。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曰括买。
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马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诸蕃。至雍熙、端拱间，河东则麟、府、丰、岚州、岢岚、火山军、唐龙镇、浊轮砦，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灵、绥、银、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其后置场，则又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而已。
太祖时，岁遣中使诣边州市马。先是，两河之民入蕃界盗马入中国。官给其直。时方留意抚绥，诏禁之。
太平兴国四年，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六年，诏内属戎人驱马诣阙下者，首领县次续食，且禁富民无得私市。十二月，诏：“蕃部鬻马，官取良而弃弩，又禁其私市，岁入数既不充，且无以怀远人。自今委长吏谨视马之良驽，驽即印识之，许民私市焉。”先是，以铜钱给诸蕃马直。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
天禧中，宰相向敏中言国马倍于先朝，广费刍粟。乃诏以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直出卖。先是市马以三岁已上、十三岁已下为率。天圣中，诏市四岁已上、十岁已下。既而所市不足，群牧司以为言，乃诏入券并省马市三岁已上、十二岁已下。明年，诏府州、岢岚军自今省马三岁、四岁者不以等第，五岁已上十二岁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许纲送估马司，余非上京省马并送并州拣马司。
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韩亿言：“蕃部以马抵永康军中卖，所得至少，徒使羌人知蜀山川道路，非计之得。”乃诏罢之。
四年，群牧司奏河北诸军阙马，请制等杖六，付天雄军、真定府、定、瀛、贝、沧州，市上生马十二岁以下，视等第给直。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万五千四百五十至万六千五百五十，课自万三千四百五十至八千九百五十九，六等，取备边兵户绝钱充直。以第一等送京师，余就配诸军。
康定初，陕西用兵，马不足。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马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宰臣、枢密使听畜马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五，尚书、学士至知杂、阁门使已上三，升朝官阁门祗候已上一，余命官至诸司职员、寺观主首皆一。节度使至刺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至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皆勿括。并边七州军免。出内库珠偿民马直。又禁边臣私市，阙者官给。二年，诏：“河北州军置场市马，虽除等样，如闻所得不广，宜加增直。第一等二万八千，第二等二万六千，第三等二万四千，第四等以下及牝马即依旧直。仍自第二等以下递减一寸。”
庆历四年，诏：“河北点印民间马，凡收市外，见余二万七百，除坊郭户三等、乡村三等已上养饲如旧，余点印者悉集拣市。”五年，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市马于府州、岢岚军。六年，诏陕西、河东社马死者，本营鬻钱以助马直。
至和元年，诏；“蜀马送京师，道远多病瘠。自今以春、秋、冬部送陕西四路总管司。”二年，修陕西蕃马驿，群牧司每季檄沿路郡县察视之。边州巡检兵校，听自市马，官偿其直。又诏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
嘉祐元年，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秦州以给河东军。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马至京师，给直并路费，一马计钱数万。请于原、渭州、德顺军置场收市，给以解盐交引，即不耗度支缣钱。其券马姑存，以来远人。岁可别得良马八千，以三千给沿边军骑，五千入群牧司。”七年，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奏：“旧制，秦州蕃汉人月募得良马二百至京师，给彩绢、银碗、腰带、锦袄子，蕃官、回纥隐藏不引至者，并以汉法论罪。岁募及二千，给赏物外，蕃部补蕃官，蕃官转资，回纥百姓加等给赏。今原、渭、德顺军置场市马，请如秦州例施行。”诏从之。先是，诏议买马利害。吴奎等议于秦州古渭、永宁砦及原州、德顺军各令置场，京师岁支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充马直，不足，以解盐钞并杂支钱给之。诏行之。八年，宰臣韩琦言：“秦州永宁砦旧以钞市马，自修古渭砦，在永宁之西，而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买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荡然流入虏中，实耗国用。”诏复置场永宁，罢古渭砦中场。蕃部马至，径鬻于秦州。
治平元年，薛向请原、渭州、德顺军买马官，永兴军养马务，如原州、德顺军并渭州同判，三年为任，悉以所市马多少为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偿止得六百。今请于原、渭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易，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盐引至岐、雍，换监银入蜀，两获其便。”群牧司请如向言施行。是岁，诏河东陕西广锐、蕃落阙马，复置社买，一马官给钱三十千。久之，马不至，乃增直如庆历诏书，第三等三十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四年，以成都府路岁输绢三万给陕西监牧司。自是蕃部马至者众，官军仰给焉。先是，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后又以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
大抵国初市马，岁仅得五千余匹。天圣中，蕃部省马至三万四千九百余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顺凡三岁市马至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岁至万五千匹。
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择水草善地而标占之。淳化、景德间，内外坊、监总六万八千顷，诸军班又三万九百顷不预焉。岁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废置不常，而沦于侵冒者多矣。
淳化二年十二月，通利军上《十牧草地图》，上虑侵民田，遣中使检视疆理。
嘉祐中，韩琦请括诸监牧地，留牧外，听下户耕佃。遣都官员外郎高访等括河北，得闲田三千三百五十顷募佃，岁约得谷十一万七千八百石，绢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万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言：“诸监牧地间有水旱，每监牧放外，岁刈白草数万束，以备冬饲。今悉赋民，异时监马增多，及有水旱，无以转徙牧放。”诏遣左右厢提点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权给租佃，余委群牧司审度存留，有闲土即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马，往来践食，占地五十亩。诸监既无余地，难以募耕，请存留如故。广平废监先赋民者，亦乞取还。”乃诏：“河北、京东牧监帐管草地，自今毋得纵人请射，犯者论以违制。”
群牧使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幽、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今则没入蕃界，沦于侵佃，不可复得。惟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此唐楼烦监地。迹此推之，则楼烦、元池、天池三监旧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其地率多闲旷。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若可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寻可废罢。”
治平末，牧地总五万五千，河南六监三万二千，而河北六监则二万三千。
凡支配，骐骥院、估马司以当配军及新收马阅于便殿，数毋过一百。凡配军，视其奉钱之数，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钱自一千至三百，为四等，差次给之，至五月权止。外州军士阙马，先奏禀乃给。荆湖路归远、雄武军士，配以在所土产马。凡阙马军士，以分数配填。
庆历四年，诏陕西、河北、河东填五分，余路填四分。他州军、府界巡检兵校听自市，官偿其直，毋过三十千。是岁，诏诸路以马给军士，比试武技，优者先给，比试两给；阙马十匹以下全给，十匹以上如旧数支。
至和元年，诏军士戍陕西、河东、河北填七分，余路填六分。凡主兵官当借马者，至罢兵权。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赐所借马三，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军都指挥使一。外州在官当借马者，经略使三，总管、钤辖二，路分都监、承受、极边砦至监押、都巡检、把截、保丁指挥一，毋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论以违制。
宝元元年，诏群臣例赐马者，宰相至枢密直学士，使相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缘姻事当赐者，如旧制；余给以马直，少卿监已上三十五千，内殿承制已下二十三千。凡群臣假官马进奉者，置籍报左藏库，偿直四十千，其后多负不偿。乃诏借马者先输直，久逋不偿者克其奉料。
熙宁以来，有保马、户马，其后又变为给地牧马。
神宗尝患马政不善，谓枢密使文彦博曰：“群牧官非人，无以责成效。其令中书择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战骑。”于是以比部员外郎崔台符权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刘航及台符删定《群牧敕令》，以唐制参本朝故事而奏决焉。
熙宁元年，又手诏彦博等曰：“今诸州守贰虽同领群牧，而未尝亲涖职事，其议更制，应监牧、郡守贰并朝廷选授，与坊、监使臣皆第其能否，制赏罚而升黜之，宜立法以闻。”又手诏曰：“方今马政不修，官吏无著效，岂任不久而才不尽欤？是何监牧之多，官吏之众，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张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今上自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非铨择，而迁徙迅速，谓之‘假道’，欲使官宿其业而尽其能，不可得也。为今之计者，当简其劳能，进之以序。自坊、监而上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焉。”于是，枢密副使邵亢请以牧马余田修稼政，以资牧养之利。而群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今以五万马为率，一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余田无几，宜且仍旧。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余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以收刍粟。”从之。
已而枢密院又言：“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使领虽重，未尝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专任责成。”乃诏河南、北分置监牧使，以刘航、崔台符为之，又置都监各一员。其在河阳者，为孳生监。凡外诸监并分属两使，各条上所当行者。诸官吏若牧田县令佐，并委监牧使举劾，专隶枢密院，不领于群牧制置。先是，群牧司请于河北、河东、陕西都总管治所各置一监，以便给军，乃遣官下诸路详度。既又以知太原唐介之请，发沙苑马五百，置监于交城。又分置河南、河北两使。时上方留意牧监地，然诸监牧田皆宽衍，为人所冒占，故议者争请收其余资以佐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赋入为务。
二年，诏括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顷，而今籍五万五千，余数皆隐于民。自是，请以牧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是岁，天下应在马凡十五万三千六百有奇。
初，内外班直、诸军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风雨劳逸之不齐，故多病毙。圉人岁被榜罚，吏缘牧事害民，棚井科率无宁岁。四年十月，乃命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较度其利害。孝宽请罢诸班直、诸军马出牧，以田募民出租。诏自来年如所请，仍令三司备当牧五月刍粟。
五年，废太原监。七年，废东平、原武监，而合淇水两监为一。八年，遂废河南北八监，惟存沙苑一监，而两监司牧亦罢矣。沙苑先以隶陕西提举监牧，至是，复属之群牧司。
始议废监时，群牧制置使文彦博言：“议者欲赋牧地与民而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非便。”诏元绛、蔡确较其利害上之。于是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而两监牧吏卒杂费及所占地租，为缗钱五十三万九千有奇，计所出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余缗而已。今九监见马三万，若不更制，则日就损耗。”于是卒废之，以其善马分隶诸监，余马皆斥卖，收其地租，给市易茶本钱，分寄籍常平、出子钱，以为市马之直。监兵五千，以为广固指挥，修治京城焉。后遂废高阳、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监。凡废监钱归市易之外，又以给熙河岁计。
诸监既废，淤田司请广行淤溉，增课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继言，牧田没于民者五千七百余顷。乃严侵冒之法，而加告获之赏，自是利入增多。元丰三年，废监租钱遂至百一十六万，自群牧使而下，赐赉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书丞王得臣与逐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司按租地，约三年中价以定岁额。若催督违滞，以擅支封桩法论。
初，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奏于岷州ＲＭ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置牧养十监，议者继言蕃马法，帝欲试之近甸。六年，手诏枢密院：“牧马重事，经始之际，宜得左右近臣以总其政。今自雾泽陂牧马所造法，始于畿内置十监，以次推之诸路。宜令枢密院都承旨张诚一、副都承旨张山甫经度制置，权不隶尚书驾部及太仆寺。有当自朝廷处分者，枢密院主之。”已而其说皆不效。八年，同提举经度制置曹诵言：“自崇仪副使温从吉建议创孳生监，迨今二年，驹不蕃而死者益众。”乃命御史台校核，自置监以来，得驹不及一分四厘，马死已十分之六。于是责议者及提举官，而罢畿内十监。
元祐初，议兴废监，以复旧制。于是诏库部郎中郭茂恂往陕西、河东所当置监，寻又下河北陕西转运、提点刑狱司按行河、渭、并、晋之间牧田以闻。时已罢保甲，教骑兵，而还户马于民。于是右司谏王岩叟言：“兵之所恃在马，而能蕃息之者，牧监也。昔废监之初，识者皆知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见，此甚非国之利也。乞收还户马三万，复置监如故，监牧事委之转运官，而不专置使。今郓州之东平，北京之大名、元城，卫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阳，洺州之广平监，以及瀛、定之间棚塞草地疆画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犹在，稍加招集，则指顾之间措置可定，而人免纳钱之害，国收牧马之利，岂非计之得哉？又况废监以来，牧地之赋民者，为害多端，若复置监牧而收地入官，则百姓戴恩，如释重负矣。”自是，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监皆复。
初，熙宁中，并天驷四监为二，而左、右天厩坊亦罢。至是，复左、右天厩坊。时又有旨，内外马事并隶太仆寺，不由驾部而达尚书省。兵部尚书王存、右司谏王觌言：“先帝讲求历代之法，正省、台、寺、监之职，上下相继，各有统制。其间或濡滞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隳紊。”言不果行。又诏旧属群牧司者专隶太仆寺，直达枢密院，不由尚书省及驾部。至崇宁中，始诏如元丰旧制。
绍圣初，用事者更以其意为废置，而时议复变。太仆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余顷，议复畿内孳生十监。诏以庄宅副使麦文昞、内殿崇班王景俭充提举。后二年而给地牧马之政行矣。
先是，知任县韩筠等建议，凡授民牧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县籍其高下、老壮、毛色，岁一阅，亡失者责偿，已佃牧田者依上养马。知邢州张赴上其说，且谓授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较陕西沿边弓箭脾既养马又戍边者为优，试之一监一县，当有利而无害。枢密院是其请，且言：“熙宁中，罢诸监以赋民，岁收缗钱至百余万。元祐初，未尝讲明利害，惟务罢元丰、熙宁之政，夺已佃之田而复旧监。桑枣井庐多所毁伐，监牧官吏为费不赀，牧卒扰民，棚井抑配，为害非一。盖自复监以来，臣僚屡陈公私之害。若循元祐仓卒更张之法，久当益弊。且左右厢今岁籍马万三千有奇，堪配军者无几，惟沙苑六千疋愈于他监。今赴等所陈授田养马，既蠲其租不责以孳息，而不愿者无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则缓急皆可用之马矣。”乃具为条画，下太仆寺，应监牧州县悉行之。
时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给地牧马，其初始于邢州守令之请，未尝下监司详度。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与田相远者，难就耕牧。一顷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责偿，为钱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愿。”言竟不行。时同知枢密院者，曾布也。
四年，遂废淇水、单镇、安阳、洛阳、原武监，罢提点所及左右厢，惟存东平、沙苑二监。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复置监牧，两厢所养马止万三千匹，而不堪者过半。今既以租钱置蕃落十指挥于陕西，养马三千五百。又人户愿养者亦数千，而所存两监各可牧万马。马数多于旧监，而所省官吏之费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时三省皆称善。其后，沙苑复隶陕西买马监牧司，而东平监仍废。
崇宁元年，有司较诸路田养马之数，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匹以下，至河东路仅九匹，而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东路皆无应募者。盖法虽已具，而犹未及行也。
大观元年，尚书省言：“元祐置监，马不蕃息，而费用不赀。今沙苑最号多马，然占牧田九千余顷，刍粟、官曹岁费缗钱四十余万，而牧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调习，不中于用。以九千顷之田、四十万缗之费，养马而不适于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见。今以九千顷之田，计其硗瘠，三分去一，犹得良田六千顷。以直计之，顷为钱五百余缗，以一顷募一马，则人得地利，马得所养，可以绍述先帝隐兵于农之意。请下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及同州详度以闻。俟见实利，则六路新边闲田，当以次推行。时熙河兰湟路牧马司又请兼募愿养牝马者，每收三驹，以其二归官，一充赏，诏行之。是岁，臣僚言岷州应募养马者至万余匹，于是自守贰而下，递赏有差。明年，诏熙河路应县、镇、城、砦、关、堡官并兼管干给地牧事。四年，复罢京东西路给地牧马，复东平监。
政和二年，诏诸路复行给地牧马，复罢东平监。五年，提举河东给地牧马尚中行以奏报稽违，且欲擅更法，诏授远小监当官。于是人皆趣令，牧守、提举以率先就绪迁官第赏者甚众。七年，有司言给地增牧，法成令具，诸路告功。乃下诸路春秋集教，以备选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
蔡京既罢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诏罢政和二年以来给地牧马条令，收见马以给军，应牧田及置监处并如旧制。又复东平监。凡诸监兴罢不一，而沙苑监独不废。自给地牧马之法罢，三年而复行。时牧田已多所给占，乃诏见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辄复请占者，以违制论。
六年，又诏立赏格，应牧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县及一千，县及三百，其提点刑狱、守令各迁一官，倍者更减磨勘年。于是诸路应募牧马者为户八万七千六百有奇，为马二万三千五百。既推赏如上诏，而兵部长贰亦以兼总八路马政迁官。然北方有事，而马政亦急矣。
靖康元年，左丞李纲言：“祖宗以来，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置监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民间杂养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责，而马无复善者。今诸军阙马者太半，宜复旧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直，不旬日间，则数万之马，犹可具也。”然时已不能尽行其说矣。
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先是，中书省、枢密院议其事于上前，文彦博、吴充言：“国马宜不可阙。今法，马死者责偿，恐非民愿。”安石以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出于驱迫，持论益坚。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
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袭逐盗贼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逋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
时河东骑军马万一千余匹，番戍率十年一周。议欲省费，乃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兵部言：“河东正军马九千五百匹，请权罢官给，以义勇保甲马五千补之以合额。俟正军马不及五千，始行给配。”下中书、枢密院。枢密院以为：“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养一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折米而输其直，为钱十四千四百，余皆出于民，决非所愿。况减军马五千匹，边防事宜何所取备？若存官军马如故，渐令民间从便牧马，不以五千为限，于理为可。”中书谓：“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为钱二十七千。募民牧养，可省杂费八万余缗。计前二年官马死，倍于保甲马。而保甲有马，可以习战御盗，公私两便。”帝卒从枢密院议。九年，京畿保甲养马者罢给钱布，止免输草而增马数。
元丰六年，取河东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骑战，且以本路盐息钱给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马，仍以五年为限。
七年，诏京东、西路保甲免教阅，每都保养马五十匹，匹给钱十千，限京东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足。置提举保甲马官，京西以吕公雅，京东以霍翔领之。罢乡村物力养马之令，养户马者免保甲马，皆翔所陈也。
翔及公雅既领提举事，多所建白。请借常平钱，每路五万缗，付州县出息，以赏马之充肥及孳息者。愿以私马印为保马者听。养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许次丁一人赎杖罪之非侵损于人者。诏悉从之。公雅又令每都岁市二十匹，限十五年者促为二年半。京西不产马，民贫乏益不堪，上虑有司责数过多，百姓未喻上意，诏如元令，稍增其数。公雅乃请每都岁市八匹，限以八年，山县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马已及万匹，请令诸县弓手各养一匹，以赎失捕之罪。
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乃诏曰：“京东、西保马，期限极宽。有司不务循守，遂致烦扰。先帝已尝手诏诘责，今犹未能遵守。其两路市马年限并如元诏。”寻又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付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马遂罢。
户马者，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以备官买。熙宁二年，河北察访使曾孝宽以为言，始参考行之。是时，诸监既废，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马复从官给，朝廷以乏马为忧。
元丰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请，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户各计资产市马，坊郭家产及三千缗、乡村五千缗、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各养一马，增倍者马亦如之，至三疋止。马以四尺三寸以上，齿限八岁以下，及十五岁则更市如初，籍于提举司。于是诸道各上其数，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东路三百六十六，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
时初立法，上虑商贾乘时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骁骑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宁中，尝令德顺军蕃部养马，帝问其利害。王安石谓：“今坊、监以五百缗得一马，若委之熙河蕃部，当不至重费。蕃部地宜马，且以畜牧为生，诚为便利。”已而得驹庳劣，亡失者责偿，蕃部苦之，其法寻废。至是，环庆路经略司复言已檄诸蕃部养马，诏阅实及格者一匹支五缣，鄜延、秦凤、泾原路准此。
时西方用兵，颇调户马以给战骑，借者给还，死则偿直。七年，遂诏河东、鄜延、环庆路各发户马二千以给正兵，河东就给本路，鄜延益以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环庆益以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
户马既配兵，后遂不复补。京东、西既更为保马，诸路养马指挥至八年亦罢。其后给地牧马，则亦本于户马之意云。
至于收市，则仍嘉祐之制，置买马司于原渭州、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而原、渭、德顺诸场皆废。继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永宁砦等场，而德顺军置马场亦复。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马三百，以其直增于熙河而又多羸惫，乃罢本路博易，令军马司自市。时又以边臣之议，市岢岚、火山军土产马以增战骑。既又以边人盗马越疆以趣利，寻皆罢之。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
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明年，延庆言：“威、雅、嘉、泸、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善马。请委知州、砦主，以锦采、茶、绢招市。”未及施行，会威、茂州夷人盗边，及西边马已至，八月，遂诏罢提举戎、黎买马。
元丰中，军兴乏马。六年，复命知成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遂制嘉州中镇砦、雅州灵关等买马场，而马皆不至。元祐初，乃罢之。
元祐中，尝诏以蜀马给陕西军，以陕西马赴京师。崇宁五年，增黎州市马至四千疋。然凡云蜀马者，惟沈黎所市为多，其他如戎、泸等州，岁与蛮人为市，第存优恤，数马以给其直。大观初，又诏播州夷界巡检杨荣，许岁市马五十疋于南平军，其给赐视戎州之数。
熙宁中，罢券马而专于招市，岁省三司钱二十万缗。自马不下槽出牧，三司得复给刍秣之费更相补除，而三司岁偿群牧者，为缗钱十万，以增市马。券马之罢已久，绍圣初，提举买马陆师闵奏复行之，令蕃汉商人愿以马结券进卖者，先从诸场验印，各具其直给券，送太仆寺偿之。其说以为券马既盛行，则纲马可罢。行之三年，枢密院言券马死不及厘，而纲马之死十倍。乃赐师闵金帛，加集贤修撰，以赏其功。时议既不以券马为是，主管买马阎令亦言其枉费。然曾布力行之。崇宁中，乃诏买马一遵元丰法。
市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后又以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熙宁中，始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命知熙州王韶为之，而以提点刑狱为同提举。
八年，提举茶场李杞言：“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诏如其请。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市马者。
元丰三年，复罢为提举买马监牧司。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奏可。仍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自是蕃马至者稍众。六年，买马司复罢兼茶事。七年，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罢，乃复故。
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事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崇宁四年，诏曰：“神宗皇帝厉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致国马，法制大备。其后监司欲侵夺其利以助籴买，故茶利不专，而马不敷额。近虽更立条约，令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犹虑有司苟于目前近利，不顾悠久深害。三省其谨守已行，毋辄变乱元丰成法。”自是职任始一。
市马之数，以时增损。初，原、渭、德顺凡三岁共市马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马岁至者万五千匹。今券马法坏，请令增市，而优使臣之赏。”熙宁三年，乃诏泾、原、渭、德顺岁买万匹，三年而会之，以十分为率，及六分七厘者进一官，余分又析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减磨勘年。自是，市马之赏始优矣。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颁行之。其后，熙河市马岁增至万五千。绍圣中，又增至二万匹，岁费五十万缗。后遂以为定额，特诏增市者不在此数。
崇宁四年，提举程之邵、孙鳌抃以额外市战马及二万匹，各迁一官。鳌抃仍赐三品服。大观元年，庞寅孙等又以买御前良马及三万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渐等更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各加职迁官。时如此类颇众。赏典优滥，官属利于多市马，取充数而已。
支配。旧制，自御马而下，次给赐臣僚，次诸军，而驿马为下。
熙宁初，枢密院言：“祖宗时，臣僚任边职者，或赐带甲马，示不忘疆埸之事。承平日久，侥幸滋长。请应使臣閤门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军总管、钤辖之类，赐马价如故，余皆罢给。”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去岁给安南行营及两省、宗室、诸班直及诸军、诸司马总三千余匹，未支者犹二千。请裁宗室以下所给马，诸司停给。”从之。自罢监至此，始阙马矣。
熙宁初，诏河北骑军如陕西、河东社马例立社，更相助钱以市马，而递增官直。寻出奉宸库珠十余万以充其费。其后，陕西马社苦于敛率。元丰中，乃诏本路罢其法，更从买马司给之。时又诸路置将，马不能尽给，则给其直，而委诸将自市。其在熙河兰会路者，即以为买马之数。
初，内外诸军给马，例不及其元额，视其阙之多寡，以分数填配。元丰更立为定制，凡诸军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西、河东、陕西路无过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后诸军阙马者多，绍圣三年，乃诏提举陆师闵于岁额外市马三万匹，给鄜延、环庆路正兵，余支弓箭手，仍权不限分数。
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阳等路乏马，复给度僧牒，令帅臣就市，以补诸军之阙。
高宗绍兴二年，置马监于饶州，守卒领之，择官田为牧地，复置提举。俄废。四年，置监临安之余杭及南荡。
十九年，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监为四群。岁产驹三分及毙二分以上，有赏罚。”帝谓辅臣曰：“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先是，川路所置马，岁牧于镇江。是年春，上以未见蕃息，遂分送江上诸军。后又置监郢、鄂间，牝牡千，十余年仅生二十驹，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焉。
秦马旧二万，乾道间，秦、川买马额岁万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出易马绢十万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庆元初，合川、秦两司为万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两司为万二千九十四。
然累岁市易，多不及额。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其间良者不过三五，中等十数，余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赏格，以多为贵。经涉险远，且纲卒盗其刍粟，道毙者相望。
成都府马务，岁发江上诸军马凡五十八纲，月券钱米二百缗，岁计万一千六百缗。兴元府马务，岁发三衙马百二十纲，其费称是。率未尝如数，盖茶马司靳钱帛，马至，价不即偿致然也。
旧蕃蛮中马，良驽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卒，欲马溢额觊赏，乃高直市之。夷人无厌，邀求滋甚。后邛部川蛮恃功。赵彦博始以细茶、锦与之。而夷人每贸马，以茶、锦不堪藉口”
庆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马至秦司亦罕。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七年，诏川马不赴行在，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司、步司各千，川马良者二百进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广马者，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请市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未几，废买马司，帅臣领之。七年，胡舜陟为帅，岁中市马二千四百，诏赏之。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絁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得马千五百。须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尤驵骏者，在其产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第官价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
宝庆四年，两淮制府贸易北马五千余，而他郡亦往往市马不辍。咸淳末，有纪智立者献谋，以为两淮军将、武官、巨室皆畜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团结队伍，借助防江，各令饲马役夫自乘之官，优给月钱一年，以半年为约，江面宁即放归。又云，陈岩守招信，团马至七千，出没张耀，此其验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遗意，亟谋和市马，如出一马，则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马，遵陆则崇冈复岭，盘回斗绝；舟行则峡江湍急，滩碛险恶。每纲运，公私经费十倍，而人马俱疲。上则耗国用，下则困州县。纲兵所经，甚于寇贼。虽臣僚条奏更迭，终莫得其要领。岂马政各因风士之宜，而非东南之利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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