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一本书的写成是需要作者付出辛勤的劳动的。
不过我要说的是,作者写成一本书还需要许多人的支持、鼓励和帮助的。譬如说写作中师友的解难、释疑,写成后编辑的审读和修改,付梓时工人师傅的劳动,出版后经销者的流通传播,等等,哪一样是少得了的?如果没有这许多人的操劳与帮助,书是不可能出来的。因此应该说在书上署名的是作者,而其实在作者的背后有许多的“无名英雄”。
我写这本《纳兰词笺注》正是由于亲朋、师友、编辑以及不知名的工人师傅给以支持和帮助才得以完成。所以,当这本书杀青的时侯,我自然想到他们,自然是不胜感激之情油然而起,我应当在这里对他们一无论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的—深表谢忱!
但这里我要特别表示感谢的是: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马乃骝先生,他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使我在编写此书时少走了许多弯路;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阎崇年先生为我增补了论文索引;中国第一档案馆的鞠德源先生为我解答了纳兰出使梭龙一事的正确地点;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廖仲安先生为我看了原稿,并提出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和为我的注文作了若干条补充;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段启明先生为我这本书的出版,与廖仲安先生共同向北京出版社作了书面推荐,并为这本书的前言等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曹利华先生为本书之前言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世微先生为本书之附录作了校阅;首都师范大学科研处的张同印先生大力支持这本书的出版、热情地向北京出版社推荐;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的刘乃和先生为我积极引见对纳兰词夙有研究的朱鉴珉先生,朱先生特将他所注《于中好·咏史》一篇的注文示我,为我解开了此篇中史实的疑义;北京出版社的孙恒年先生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对书稿的写作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北京出版社的文史室主任杨良志先生为本书的出版积极奔走,作了大量的工作;北京出版社的社长朱述新先生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却积极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出版;光明日报的袁新文先生、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周兰先生协助搜集了论文索引;此外,李世凯先生、高起祥先生、叶洁泉先生、叶树仁先生、刘铁相先生,以及我的家属等等,都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这样或那样的帮助。
还有,本书得到了北京社科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如果没有这笔资助,书之出版是不可能的。
对这些师友亲朋和北京市社科联的鼎力支持、帮助,我除了记之如上,也只有在这里道声感谢!这是我的由衷之言,还能说些什么呢?
再者,冯统先生的《饮水词》(广东人民出版社《天风阁丛书》之一),是我这本《纳兰词笺注》的主要依据。冯先生对纳兰词己作了完善的校勘,而且是到目前为止收词最全的版本,这对我完成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是《饮水词》之附录部分,冯先生收集了大童的很有价值的资料,这又给我诸多帮助。因此,我在这里向冯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现在这本书就要裒刻问梓,按说应该高兴才是,可我却有些惶惶然。因为“即使诗歌领域里的行家里手也终究逃脱不掉明显的语言障碍的困扰。”(苏珊·朗格《情惑与形式》)何况我并非“行家里手”,何况迄今为止将三百四十多首纳兰词全部注出的本子,我还未曾见到。可作参考的资抖太少,几乎多数篇章的注释和说明要我来“独纂”,其中的困难自是可以想见的了。因此,我一面写下去,一面又“不断地不相信自己”,这虽说是写作中的大忌,但这又确是我的心态,我唯恐在我的笔下流出误注误说误导的文字。留得一个“始作俑者”的罪名还算不得什么,而贻误他人则是殊难赎悔的。可话又说回来了,“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注书难》)前贤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假如说本书是为笺注全部纳兰词的第一本,那么她又怎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呢?所以,当我在搁笔之前还要说,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有以锡正。是为后记。
1995年8月于巴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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