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乘的佛学里，固然也肯定四禅八定的重要，但却以“止”（奢摩他）的“观”（梵言：毗钵舍那）两个中心，概括了“定学”和、“慧学”的整体功用。当然，最主要的，也是最后的，必须以“慧学”的成就，才是入佛智觉的真谛。
“觉”与“观”的四个层次
佛学大小乘中有关“止”和“定”的大要原则，已经概略知道。但在心理作用上，还有一层最重要的说明，那就是说，怎样才能达到止定的用心方法呢？
这在小乘的“禅观”的方法，又指出有“觉”和“观”的两个作用。“觉”是包括知觉和感觉。“观”是指理性“智知”的心态。当你自己反照，追索自己的思想心念时，你一定可以知道自己现在的心念思想现状。
举例来说，刚才我正在想吸烟或喝酒，可是在这个正在想吸烟或喝酒的同时，我们一定也有一个知道正在想什么的知觉，同时了然在心。再细一点来说，当你意识正在思维或在烦忧的时候，同时也有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作用，在心理学上，也可以叫它是监察意识。在哲学的理论上，便可叫它是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换言之，无论你在思想纷飞，或是喜怒哀乐发作的时候，自己必然知道。不然，你在心烦意乱的时候，你怎么会说我烦死了，或者说，气死我了呢？
明白了这种浅显的道理，就可知道小乘禅观所说的“觉”，便是指这种知觉和感觉的作用。“观”是指同时有了解自心，观察自心的本能。因此，要达到修止修定的成果。可另作四个程式：一为有觉有观。是初步的禅修境界。二为有觉无观。可能是半昏晦沉没的境界。三为无觉有观。可能是心思出位，浮想纷散的境界。四是无觉无观。达到心境一片清明，也就同朱熹注《大学》“明明德”的解释中，所提出的“虚灵不昧”的境界。其他理学家们，也有叫它是“昭昭灵灵”的。禅师们也有叫它是“历历孤明”的。如果一个人对心性修养，真能达到这种程度，当然是合于“大人之学”的“知止而后有定”的一种标准。但在大乘佛学来讲，即使修养到此程度，也只可以说达到半途，未尽全程。
大家试想，宋儒理学家们，根据《大学》的“自天子以到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求做皇帝的天子，以及做人臣的的王侯将相，必须要个个具备这样的学问修养，做到“虚灵不昧”，去尽人欲，为天下表率。这岂不是要他们比和尚更和尚，能吗？他们说，尧、舜能的！人人都可为尧、舜，有何不能！真是迂拙空疏到极点。所以使南宋的江山，上下臣工，都在“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中完结了！怪不得高明的汉文帝要说，“请卑之，毋高论”，才能使那些帝王老板们听得进去啊！因为他们的命运机会好，不幸做了帝王，当了老板，但他们的人品，毕竟还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比平凡人还要平庸呢！
那么，大乘佛学对于修习止定的说法，又是怎样一个原则呢？那你就要了解玄奘法师翻译的佛学里，不用“有觉有观”的字样，却有更精细的描写，叫“有寻有伺”。寻，譬如灵猫捕鼠，目睛不瞬，四足踞地，首尾一直等在那里。我用现代语的解释：寻，犹如拿一支手电筒来找东西。伺，犹如千万支电灯光下，照到物件投入光中。所以，初步用“有寻有伺”的心态去捕捉自己此心的一番清净增地。慢慢纯熟了，便到达第二步的“无寻唯伺”的心境。也就是已经不用太费心力，自然可以到达了。最后达到“无寻无伺”的地步，才能使意识清明，心如明镜的境界。
此外，还有配合心理生理作用的喜、乐情况，和暖、顶、忍等身心同步转化的作用，一言难尽。
总之，我们已经用了最大力气，花了很多时间，借用佛学来发挥“知止而后有定”的学问修养的概念。也等于褒扬了朱子学养，他对“虚灵不昧”之功，并非托空妄语，实在有他的见地。不过，不能含混加在《大学》“明明德”的意旨上而已。
第三篇 内明之学
物欲催人肯自怜
至于人生天地之间，与万物共同生存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在《易经·序卦》上下篇里，早已有一套心物发展史观，在这里不必细说。我们只是依照过去人类几千年来对历史发展的过程，反观人类用尽心智来役使万物，如果再不设法使“物格而后知至”、“知止而后有定”，势必自使人类甘心永为物的奴役。而且最后使心物之间的矛盾加剧．不但自己毁了精神文明的世界，同时也自我摧毁了这个整体的物质世界。
反观人类发展史
现在我们回转来，反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暂且不说远古，仅从三五千年来的上古说起，当人类初由母系社会，而变成父系氏族社会，起初还没有城邦国家的雅形，只是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的阶段。人们用知性的个能，征服了有限动物和植物，如服牛乘马，豢养猪狗牛羊等作为家畜，砍伐树木石块，构筑居屋。最大的空间界限，都是依山傍水。换言之，一群氏族的四周，以有高山或较大的江河流域，阻挡去路，便自封守为界。对于无法用原始的心智来把握征服的，如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天灾地震等，只有视之为神力的安排，顶礼膜拜，祈祷保佑而已。
渐渐智知开发，知道制造舟车，可以征服江河与海洋。高山峻岭，也可以用智力来开发。便有氏族联盟，团结组织起来，然后就有城邦国家的出现。渐渐在政治体制上，形成诸侯封建。因物资交易的需要，形成了商贾。至于再发展，知道大量开发盐铁矿物的利益，已经转型到大城市、大国家的历史文明了!在过去三五千年以来，无论社会文明如何不同，人智的效用开发，在地球上东西两洋，除语言文字不同以外，大致不相上下。尤其在中国，因为地缘和人文的关系，经济的重心，始终只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一直是属于农业经济的附庸。而国家与世界的最大关限，就是海洋。所以舟车牛马之利，始终还没有办法征服海洋，当然更不能控制海洋。例如中国、印度，甚至埃及，大致都不外于此例。
但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现在所称的西洋（欧洲）呢？他们在远古、中古的历史阶段，几乎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由氏族社会，转变为西洋式的封建。后来又形成以血缘为主的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等等，各有不同。尤其以北欧为主的少数城邦国家，绝对难与中国相比，可以坐享农业之利，安于田园之乐而甘于平淡。他们为了生存，势必要向海洋冒风浪之险，另求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而有海上航业的开展，渐渐形成越海贸易，沟通重洋而寻求市场。
东西方分野的关键
然后到了公元十五六世纪的时期，我们正在一直沉湎欣赏自己东方中国式的文明，而在西洋，却从中古文明黑暗末期中觉醒。由文艺复兴开始，接着而来的是科学技术文明的进步。尤其用科技文明来制造铁（轮）船以后，人们渐渐征服了海洋，打破了以洪涛巨浪作为屏障，各自闭关称尊的东西洋国界。当然，最重要的，是利用科技制造了以火为主的枪炮，配合远航的轮船，带动工商业进步的新文明。因此而有新大陆发现后美国的新兴，因此而有黑船初到日本，因此而有鸦片输入中国，因此而有假贸易之名而侵占了印度，如此等等的国际之间的重大变化。
当然，同时也包括了西洋文化东来，由矛盾而融合的变化。换言之，由公元十七、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时期，所谓人类文明，已经突破了海洋的限制。同时也因科学文明的发展，渐渐能够操纵时空的限制，打开人类的心知和眼界，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世界观。但从工业革命以后，追求科技的发展，享受物质文明的欲望，也逐步提高了。
到了二十世纪开始．终于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跟着而来的，为了争取殖民地，为了经济倾销市场，换言之，各国民族为了争取侵占财富，占有物质资源的利益，酝酿停顿了十几年以后，由日本、德国开始，再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八年之久。因此而促进航空飞机的发展，快速超过以海洋为屏障的阻碍，缩短了人类吋空的限制。
追逐消费的危机
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在北美洲地区，有一个欧、非民族杂拼而成的美国，凑巧利用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自由、民主思想。接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坐守北美。一面倾销军火而大谈其消费刺激生产的经济利益，一面而得天时、地利之便，大事鼓吹它美式的政治体制，以民主、自由为人类最崇高的文化。他们崇拜“雅典”文化，但也忘了“雅典”为什么在历史上只剩有一个美丽的幻影。这个问题，当我在欧、美的吋候，每每与他们后起之秀们研究讨论，却发现西方青年的思想，止在酝酿另一种政体意识，尤其非常鄙视美式的文明。不过，我们暂且搁置，不要又离题太远，扯到现代的政治思想上去。
总之，现在的世界人类知识，尽量利用物质，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已经初步登陆月球。还正在追寻外星球是否有生物的存在。同时，武器的发展，使杀伤力到达不可计数程度。电脑网络的发达，可使人们完全进入“迷心逐物”的境界。可是，却忘了地球和人身一样，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我们现在所用的资源，都是取自这个生命的内部。这些生在地球外表皮肤的寄生虫一族，所谓人类，却拼命钻进内部去挖取它的骨髓。也许很快的就走上树倒藤枯的结局，还归原始的浑沌世界，才算了事。
身心情智与物化
我们反反复复，为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议论了很久，好像忘了下文的“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乃至“家齐、国治、天下平”，以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前后有绝对相关的一节。其实，前面虽然为“格物”这个名词的内涵，稍作发挥，略微启发。但如果真要了解传统文化“格物”的道理，除非研究自上古以来，儒道本不分家的科学史观，甚至如后世所谓的道学养生科学与物理等学识才行。
人身只有使用权
因为我们的上古科学史观，认为这个天地宇宙与万物，都是一个“物化”作用的“造化”生机而已。换言之，这个天地宇宙，是一个大化学的熔炉，万物和人，都是这个大化学洪炉中的化物。这个能知之性的神灵妙用，是发动“造化”的能源。但它又被“物化”的引力吸住，混在一起。除非再自觉醒，摆脱“物化”的吸引力，超然物外，回归道体，才是究竟。
因此类推，不但天地万物都属于外物，就是我们所认为是我现在生命的人身，也同样是外物，但有使用权，并没有永久拥为已有的主权。例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一句很漂亮的哲学性口头语：“身外之物，并不在乎!”其实，大家忘了这个偶然暂时占有的人身，也只是“心外之物”，你更无法永远据为已有呢!所以当你现在拥有此身，就要好好的“诚意、正心”去使用它，为己为人，做一番自利利他“明德”的功德。这才是“物格而后知至”的“明明德”之学。
那么，此身如何去修呢？我们既已知道了身亦是物，但这个现在已经是我所依的身子，虽然和我好像是分不开彼此的一体。事实上，我的“能知”之性，并非属于这个身体。只是在此身内外任何部分，都共同依存有“能知”之性所分化的“所知”，和感觉的作用而已。不过，在普通一般人，没有经过“知止而后有定”，进而达到“静、安、虑、得”的学养境界，就不会了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层次。因此，平常都由“所知”的分别思维作用，被身体生理的“感触”所左右，随时随地落在“感觉”所起的情绪之中。即传统文化所渭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作用上打转。到了汉、魏以后，佛学东来，又加上由“色、声、香、味、触、法”所起的六欲作用。所以在唐、末以后，统名叫做七情六欲，它左右了人的一生。
那么，在这个人身生命中，当他和“身外之物”的物质世界各种环境接触，以及和人事的互相交触感受的时候，便随时引发了喜、怒、哀、乐等情绪。其中的关键作用，那便是上古儒道本不分家所说的“炁”（气）。所以从曾子以后，由子思再传的弟子孟子手里，就极力主张“养气”之说。孟子所谓，“志者，气之帅也”。便是说明“所知性”所形成的意志，可以作为主导情绪统帅的功用。如果能够把义气“直养而无害”，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变成“浩然正气”。但也须要有一步一步的实证程序，并非徒托空言就可做到。这在《孟子·尽心篇》里，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姑且不加详说。因为我们现在所讲说研究的，是孟子的太老师曾子的原本《大学》，不是讲曾子的徒孙孟子的学问。
从《内经》看修身的内涵
如果再要探究修身内涵的学识，势必要借用道家养生之学的始祖，也就是中国医学的老祖宗《黄帝内经》，就可更为明白了。现在简略列举上占医圣岐伯答黄帝所问的，以及与“修身”治事有关的问题，便可知《大学》的“修身”之说，并非只是理性抽象的空言。例如《内经》说：
东方生风（先以地球物理作指标来说），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以人体五脏互相生化作说明）。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藏为肝，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政为散……其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苦生心，心生血……其德为显，其用为躁……其政为明……其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甘生脾，脾生肉……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政为谥……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辛生肺，肺生皮毛……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政为劲……其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
咸生肾，肾生骨髓……其德为寒，其用为肃……其政为静……其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谓调和七损八益的重要）。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澹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现在我们对于所引用《黄帝内经》生化互克的理论，如果对于上古的传统科学没有基本知识，你读了会觉得很好笑，认为太玄了!也很矛盾，好像很不合于现代人的科学逻辑观点。其实，上古中国文化中的医学、天文、地理等学问，它的立论，都从科学的哲学基本出发。所谓上古传统的科学的哲学，它是从“心物一元”、“天人合一”的立足点来发挥。因此庄子而有“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名言。又如道家所说，“人身是一小天地”，换言之，大地万物乃是一个整体生命。如果你从这个认识去探讨，精密研究《内经》等学识，就可知道《内经》之学的内涵，并非只属于医药的范畴。我们为了研究讨论“格物致知”、“物格知至”而到“修身”，所以特别提到它，引用了有关“心物”、“身心”理论的一小部分，而且简略浓缩。这也就是《易经·系传》所指示的简易原则，所谓“近取诸（于）身，远取诸（于）物”，取近就便“格物致知”的办法。
心物一元防“物化”
我们一路依文解义，讲到“明明德”的“外用”之学，由“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而先行提出、讨论“修身”。这个理念，是从中国上古以来的传统观念，根据“心物一元”的基本原则，认知我们现在生命存在的一身，正是物我齐观的生物。换言之，这个人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性命”之“命”的主要部分，是属于生理的、物理的。而运用这个生命的另一主要功能，根据传统文化的命名，便叫做“性”，它是属于心理的、精神的。而在上古儒道本不分家的其他的书本上，也有别名叫做“灵”，或叫做“神”。而综合性命、心物为一体，圆融贯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总和，便统称之为“道”。
我们如果有了这个认识，便可明白曾子所著述的“大学之道”，以及其弟子子思所著述的《中庸》，确是秉承孔门心法，根据《易经》乾、坤两卦的大义而来发挥，应用在人道的行为修养，而形成后世所称的儒学。他最明白的根据，就是乾卦的彖辞：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所以“修身”的重要，正为自正其命的“正命”之要旨。至于“诚意”、“正心”，是与“明德”的“能知”、“所知”的知性有关，统属于天道和人道的知觉、感觉作用的“觉性”范畴。
那么，为什么《大学》在“知止而后有定”，直到“物格而后知至”，“此谓知之至也”以外，又提出一个“诚意”的“意”和一个“正心”的“心”呢？难道人们生而“能知”之性，它不就是“意”？不就是“心”吗？如果在身心之外，还另外存在有个知性与意识，它的存在，它的分别功能，又是如何分类呢？依据现在生理学与医学的观念，这些都是脑的作用，是一切唯物的反应而已。何必巧立名目，故弄玄虛呢？同时，在身体的部分，就算承认在人活着的时候，有它生理五脏互相关联生克的变化，但哪里还有一种“五运”、“六气”的作用？它和知性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在古代读书，只要接受、相信就可以，除了对文字文句，做些考证改订之外，那是当然的毋庸疑议。但在现代，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了解清楚，那对《大学》这一本书，只能视作传统的格言信条，有他自成一家之言的权威性价值而已。用来谈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恐怕是了不相干吧!
诚意正心修身与知至
为了清楚了解所提出的这些关键性问题，我们的讨论难免重提前面已经讲过的旧话，犯丫繁复的语病。但为了交代得更明白，只好不避重复，再来说明清楚。
从“性”到“性理”之学
从中国上古以来传统文化的总汇资料来说，当然只有根据经过孔子整理编集的五经--《易经》、《礼记》、《尚书》、《诗经》、《春秋》，最为可靠。《尚书》（书经）是以保留上古政治哲学的史料为主。《春秋》是孔子著作的政治史观。《诗经》是收集保留历史、政治、社会演变等各阶层民意反映的资料。如果要研究有关天人之际，以及人道的传统学术思想，只有在《易经》、《礼记》中去寻根。而在《易经》与《礼记》的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性问题早已提出，性与情两者，是现实生命存在一体的两用。关于人性问题，尢其以《周易·系传》更为明白，如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总之，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以统摄天人之际，为天地万物总体的功能，名之为道。道的本能，自然具备有一阴一阳，正反相成相制的作用。在阴阳正反的相互衍变中，各有各的同等功用，无所谓阳善阴恶，或阴善阳恶，这两者的功用，都是“至善”的。所以曾了著《大学》，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对“大学之道”的前提宗旨，完全是有所本而来的，也就是以“继之者善也”的发挥。但他对于“成之者性”乃至“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却只用“明明德”一词来表达人性光辉的一面，不另加详说。第一个明字，是作动词来用，也就是说，人性天然有自明其德的功能。所以到了子思受业于曾子之后，跟着著述《中庸》，便换了一种说法，一开始便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曾子所著述的《大学》，和子思继承著述的《中庸》之后，便把从人道出发的性情二字的性字，特别流行作为明通形而上道的表示。但要知道，曾子、子思，是春秋的末代人物，比释迦牟尼后生几十年，比苏格拉底、柏拉图又早生几十年。
所以后来佛学输入中国，译文所用的佛性、觉性，乃至明心见性，也都照样引用性字，作为现实人生的生命之源，作为表诠。因此后世道家神仙的丹道之学，有所谓性命双修之说等。尤其在隋、唐以后，因为禅宗的兴盛，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主旨，在中国文化中，形成联系儒、释、道三家中心之学的台柱。因此而有南北宋儒家理学家们起来学步，大力主张以孔孟之学的心法，大倡其性理之学。我们了解了这个文化历史演变的过程，再回转到《大学》主旨的探讨，就更为明白。
自性如何“止于至善”？
既然人性的本来，本能自己具有自明其德，本自“至善”。为什么在起心动念，变成人的行为时，又有善恶对立，作用完全不同呢？这个问题，从儒家的观点来说，是因为人性的变易，主要是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换言之，天生人性，本来是个个良善的，只是受后天的影响，受生理的环境的种种影响，由习气的污染而变成善恶混浊的习惯。所以学问之道，便是要随时随处洗炼自性所受污染的习气，使它重新返还到“明德”、“止于至善”的境界。
那么，怎样才能使自性返还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呢？那只有利用自性本自具有的“能知之性”的功用，随时反省存察，了了明白，处理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桩行为的善、恶，分别加以洗炼，使它还归于纯净“明德”的本相。所以在言辞表达上，又把“性自明净”的知性作用，以逻辑的理念，叫它作“能知”。再把这个知性，用在起心动念，向外对人对事对物的分别作用上，叫它作“所知”。
例如：人性自出生为婴儿，直到老死，饿了知道要吃；冷了知道要避寒取暖；看到好看的、美丽的，想要取为已有；不好的、厌恶的，想要赶快’弃。那都是天然“知性”的“能知”的作用。不过，其中又有不同的分别。知道饱、暖、饥、寒、好、恶的，是由天然“能知之性”的感觉部分所反应而知的，所以也可以叫做“感知”或“感觉”。在佛学的名词，叫做“触受”。但知道这个好吃不好吃，这个可要不可要，这样能不能要，该不该要，那就属于“能知之性”生起“所知”的分别作用，这个作用，叫它是“知觉”。知觉与思维、思想有密切关联，随时不可或分。当知觉的作用，要仔细分别、追寻、分析、归纳、回忆、构想吋，又别名叫它是思想、思维，等等。
但无论“能知”或“所知”，从《大学》本书的名词来讲，都属于能自明其德的“明德”自性的起用。如果明了“明德”自性，它是本自“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那所谓“能知”与“所知”，也只是“明德”起用的波动而已。摄用归体，“知性”也并无另有一个自性的存在。譬如波澄浪静、水源清澈，原本就是“止于至善”，这样才是“知本”，这样才是“知之至也”。
但是，在一般人而言，从有生命以来，始终是被“所知”的分别作用牵引波动，并无片刻安宁。从少到老，收集累积“所知”的“习气”，便形成了“意”。也可叫它是“意识”。然后，又自分不清楚，认为“意”便是“知性”。其实，“意”是“知性”的“所知”累积而形成。“知性”收集累积成“意”以后，譬如银幕上的演员与幕景，能够分别演出音容笑貌、悲欢离合等情节，如幻如真。事实上，这些情节变化，都是幕后的一盘磁带的播出而已。所谓磁带，就犹如“意”。银幕上的种种人物活动，犹如“所知”的种种投影。
由“意”衍生的各种心态
如果用文字艺术来比方，例如李后主的词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那想剪断它、想理顺它的，是“所知”。剪也不断，理也不顺，似乎在心中去不了的，便是“意”的作用。又如苏东坡的词说：“十午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自己并不想去思念它，但在心中，永远存在着、排遣不开的，这就是“意”。所以“意”的作用，又有一个别名，也叫做“念”。就是念念难忘的“念”。又有形容“意”是具有强力的作用，便叫做“意志”。它配合生理的作用，就叫做“意气”了。人生多意气，大丈夫立身处世，意气如虹，那是多么美丽的豪语。“意气”加上思想、思维以后，主观认定的作用，便又换了一个不同的名词，叫做“意见”。
说到“意气”，问题可大了! “意”是“能知”、“所知”接受外物环境等所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形成为自我知性的坚固影像，也可叫它为形态。但从逻辑的界別来说，它是唯心的。然而它每每在起作用时，必然的，同时关联生理内部的情绪，两者互相结合，所以叫做“意气”。一部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十之七八，都是人我“意气”所造成的错误。宋儒理学家陆象山说过两句名言：“小人之争在利害，士大夫（知识分子）之争在意见。”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其实，我们平常做人处事，大部分的行为言语，都在“意气”用事，绝少在清明理智的“明德”知性之中。加果要做到事事合于理性，那是很难的事。除非真能做到经过“大学之道”的基本修养。所渭“定、静、安、虑、得”的学问工夫。不然，对于自己理性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根本就无法自知，所以老子便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感言。因此，曾子特别指出“知至而后意诚”的重点。但是因为用了一个“诚”字，又被后人误解不少，这真如禅宗洛浦禅师的话说：“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夜迷巢。”所以，从《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的观点，来参证一部二十六史上的领导人物（帝王们），以及一个普通人物创业守成的成败得失，就有得戏看了!
心、意、识（知性）的差别
对于知性与意志或意识的作用，大概已有分别的说明。但照一般通常的了解，所谓“意”，就是心理的一种活动作用。换言之，“意”就是“心”，只是在习惯上所用的名词有不同而已。其实，“心”和“意”，不就是同一的东西吗？如果笼统含糊地说“心”和“意”，好像就是一个东西，等于是思想和情绪的总和。但从严格辨別来讲，“意”是不能概括“心”的。所渭“心”的现量境界，是我们没有起意识思维，更没有动用知性的分别思量作用时，即没有睡眠，也没有昏昧的情况，好像无所事事，但又清清明明的存在，那便是“心”的现象。例如，明代苍雪大师的诗说：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事实上，当我们心中无事，意识不起作用，当下忘去“所知”的分别活动，好像空空洞洞愣住一样，这便是“心”的现象。通常一般人，尤其是大忙人，偶然一刹那之间，有时候，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不过，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吋，反而会起恐怖，自己会怀疑自己脑子有问题，或是心脏停止活动。便自寻烦恼，凭一知半解的医学常识，找医生，量血压，检查心电图，大多就因为自起恐慌而真的生病了。事实上，这起因是一种人我自己的心理病。如果在这种状况中，坦然而住，反而得大休息。不过平常没有经验，对自己没有认识，没有信心的，刹那即成过去，是不可能长久保持这种现量状况的。
如在睡眠，或受外界刺激，或因病痛发晕昏闷过去，那就不可能有这种“心”量境界的出现。甚至梦中也不可能。做梦，广东话叫做发梦，那是“意识”所起反面的作用，不是”心”的作用。如在梦中，忽然心力特强，觉得是梦，一下便清醒了，那就是恢复“心”的境界。不过，在平常人的习惯，从梦境中一醒来，便即运用“意识”去思量，以“所知”的习惯，去追忆梦境，或以“所知”去寻求新知，永远不会停止休息的。
如果了解这样的粗浅分解，便可知道心、意、知性三者，的确都别有它的不同领域。非常巧合的是，魏晋以后，佛学东来，也同样提到心、意、识这三层次的差别。这真是合了一句古语，贤者所见略同。总之，再用一个譬喻来说，“心”好像一个盘子，“意”好像盘子里一颗圆珠。“知性”好像盘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內照自身，外照外物。但这整盘，又装在一个血肉所制造的皮袋里，那就是人身。但要知道，这只是勉强的譬喻而已，并非事实的真相。在中国小说中，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那就是《西游记》的四五个人物，作者把心身意识演化成小说，将心猿意马，化出代表“心”的孙猴子。代表意气的是一匹龙马。猪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特別喜欢男女饮食。一个晦气色的沙僧，代表没有主见的情绪，只能挑着行李，担起这个皮囊跟着猴子、猪八戒跑。那代表整个完整的心身生命的，便是唐僧。从表面看来，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笨人、善人、好人，虽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处处是艰难险阻，都是妖魔鬼怪，而在这三四个鬼精灵伴随下，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但由于他的“诚意、正心、修身”，所以他成功了!
知道了心、意和知性的三层次作用，还是属于“明德”的“内明”范畴。这心、意、知性必须凭借外物的人身，才能对这个物理的现实世界发生作用。我们一般把人生生命的整体，叫做身心，那是很确切的说法。这个生命，是由身心组合而成的。身体是生理的、物理的，是生生不已，是“生”的功能所呈现。心是心理的、精神的，也是生生不已，绵延续绝，形成“命”的功能。如果引用《易经》的说法，心性属刚，身体属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交互变化，呈现出生命的作用。因此．必须知道，人生的一切作为，还要看每一个人所禀受生理的情况，而形成“外用”行为的结果。很明显可知的，当一个人“知性”在理智上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可以的，但是自身另有一个力量强过了理性，结果就非做不可。或者说，当自己在“知性”的理智上认为这样应该做，而且是一桩好事，但是自身却另有一个厌倦疲懒的力量，使自己始终没有去做。最后又悲叹懊悔，自怨自艾，无可奈何!这就是说明人生的一切，以及行为的善恶是非，有一半是属于人身生理所影响的结果。所以《大学》特别提出“修身”的重要。
从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
至于这个人身的形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左右理智，那就要从传统医学的黄帝《内经》去认识，配合现在的生理、生物等科学去理解，自可了然于胸。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出过《内经》有关喜、怒、哀、乐等生理上情绪的变化，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要比较深入一点去探讨，首先要搁置形而上先天性的哲学范围，只从后天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
我们都知道现在医学的说法，我们的身体，起初是由男性的一个精虫，和女性的一个卵子，两相结合，产生一种“生命的动力”，古人叫它为“气”，也有叫它为“风”。因此在母胎中分合变化，将近十个月而完成为一个胎儿，出生以后便叫婴儿。他虽禀受父母两性的遗传，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碰上精虫和卵子本身的强弱好坏，又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住胎时期，母性的生活、饮食、情绪、思想，以及父母两性的生活环境、外界的时代背景等，非常复杂的种种因素，凑合一齐，幸而出生入世，变出一个人身。但是他内部的结构，血肉、神经、骨骼等，形成所谓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膀胱、三焦、大肠、小肠），以及外形的眼、耳、鼻、舌、身体。全盘联结在一起，大如外形躯体，细如每一毛孔，整个系统，自己都具有一种触觉的作用，这是生理的、物理的反应。当触觉的反应交感与知性的知觉相结合，便形成为心理、意识的种种感受。由此配合“所知”发生作用，便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
行为大半受情绪影响
换言之，每一个人的行为，通常大半是受情绪的影响最为有力。例如，我们经常说某人的脾气我知道，或是说某人的个性我知道，这所谓的“脾气”和“个性”，就是情绪为主。情绪并不是代表某个人“所知性”的分别意识所生的聪明才智。情绪的作用，是来源于生理禀赋，由于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作用。换言之，健康与不健康，和情绪关系很重要。如《内经》所说：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所以子思著《中庸》，开头就先从天命之道的“知性”，提到《大学》所谓“诚意”的“慎独”。以后便特别说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历来关于《中庸》开始的第一节，人多数都把喜、怒、哀、乐当作心理的状况，加以解释，那是绝对错误的。不管他是古圣贤或今儒家，错了就是错了，实在不敢苟同。喜、怒、哀、乐是情绪，属于修身范围，不属于修心的心、意、知性范围。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读《中庸》一书的“中”字，固然可以把它当作中心的中，中肯的中来理解，但可能是不完全准确的。《中庸》的“中”，应该以古代中州音发音；例如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山东，以及中州的河南音来读，等于南方人发音的“种”字音就对了。所有中原地带的人，刘于某一件事，某一个东西，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 （音种）。如果你有这样的了解以后，对于《中庸》的道理，“虽不中，亦不远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指“情绪”没有发动的境界。换言之，是并未动情，更未引发“意气”的情况。但人到底是有情的动物，“无情何必生斯世”，“天下谁能不动情”，只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因此子思把“中和”的境界和作用，高推到“大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圣境上去，是多么的真善美，而且又很切实于人情的平凡状况，这就是人道的真现实，并不外于人情。可是，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再回转来看“大学之道”，要教化社会上的人，上至天子，下及任何一个平民，都须具有这种儒者的学问修养，才算是完成了一个国民人格的教育标准。如曾子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能吗？尤其从南宋以后，推崇尊敬程、朱之学的后儒，硬想把《大学》、《中庸》变做帝王们必读之书，必修之课，而且还要他们做到安静修心，不动心、不动情，学做想象中的尧、舜，岂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药的地步吗？看看历史上的帝王们，连要找出心理正常的，都不可多得啊！
智知万物自知难
对于“致知格物”、“物格知至”的研究，现在我们理解它的内涵，并不完全如宋明理学家们的观念，只要格去心中的物欲，就算是“致知格物”的意义。我们已引证到《系传》所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心物一元”、“心能转物”的道理。尤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了现代，姑且习用公元的计程，已经快要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即将来临的人类社会中，人们几乎丧失了人性，完全是“心被物转”的时代，工商业的科技文明愈发达，精神文明愈形堕落。有如一把秤的两头，要做到比重平衡，非常不易。所以对于孔门心法“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先贤明见，的确有重新认识、从头反思的必要。
至于物与心之间的关系，怎样来治心制物？对于人类社会，在历史的过程上，有它自然而必然的发展趋势。孔子早在《易经·序卦》上下篇中，已经有了启示。如《序卦》上篇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如果从这个唯物观点来看，所谓人类，也不过是天地之间万物的一类。唯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类别而已。所以在上古的中国文化中，人类也叫做人群。人类自称为万物之灵，那是人类文化的自我封号。讲到这里，又牵涉到哲学与人类学问题，不必离题太远，多加讨论。
同时我们为了松散一下神经，让我引用明末清初山东一位明朝遗老贾凫西的鼓儿词说：
太仓里老鼠吃的撑撑饱。老牛耕地使死倒把皮来剥。河里的游鱼犯下了什么罪？刮净鲜鳞还嫌剌扎。那老虎前生修下几般福，生嚼人肉不怕塞牙。野鸡兔子不敢惹祸，剁成肉酱还加上葱花。……莫不是玉皇爷受了张三的哄，黑洞洞的一本账簿那里去查。
虽然他是抱着国破家亡的痛苫，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故意以唱大鼓来消遣人生，但对于历史，却有他自己的一种哲学观点，也非常警辟。如果照贾凫西所说，他如代表万物的律师来告人类，那就难办了。
看万物如何分类
关于心物问题，孔于在《序卦》下篇同样劈头就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是很明显的说明人类自我建立了一套人文文化，所以与万物有分类差別的界限。
但天地之大，万物之多，在上古，用什么观点去分类呢？这又要讲到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各有一套说法。以中国上占文化来讲，把物理世界，化作八类，叫做八卦，那就是天、地、 日（火）、月（水）、风（气）、雷（电）、山、泽（海）。其中存在的生物，如飞禽、定兽、鱼龙等，都是属于动态的生命，所以叫做动物。此外，与动物生命存在有息息相关的，如草、木，叫做植物。如土地、山、岩、矿藏等，叫做矿物。这些上古的资料，多读中国古代科学的医药书籍，就可明白。
但在印度上古的分类，把宇宙万物的形成，分为地、水、火、风（气）四种大类，简称四大。后来在佛学中，又加一空大，共为五大类。这是印度文化对天地万物和物理世界的分类。它和希腊上古文化一样，也有说物理世界的最初生成的是水大。除此以外，后来印度的佛学，又分生物的生命为四种类生，叫做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更详细的，又分生命有十二种类，几乎包括人类以及看不见的鬼神一类生命。但这些任何一种生命，都和地、水、火、风（气）有关，是心、物分不开的混合一体。其次，大家也都知道希腊文化，到了比曾子后生的柏拉图手里，他把世界分为两类，一是理念世界，一是物理世界。至于埃及上古文化，相当接近于印度上占婆罗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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