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看了信以后，知道这个儿子，现在是个完全的秦王了，不好惹，怕被他不明不白地杀了不好，还不如自己处理了好一点。因此，吕不韦便自杀了，更了却了秦始皇一桩为难的心事。也可以说，牺牲自我，完成儿子做秦王的事业。不能不说是吕不韦最后的奉献，做了一辈子生意，“天下自我得之，儿子自我失之”，亦复何憾!
大家读历史，对于秦始皇这封简短的妙文，都很容易忽略过去。其实，这封信的内涵，真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见秦始皇的头脑太不简单，也许是吕不韦遗传基因的作用。他第一句话就说：“你对秦国真有什么功劳好处吗？秦国还封你有十万家税收的富有资产，是为什么？”第二句话说：“你和秦国有什么亲族的关系吗？为什么我要叫你干爸？这些你自己都明白，不要我说。你应该老老实实地迁到四川住吧!”在古文，就是这样的五句话，他父子两个，心里都明白了。换言之，秦始皇表明了，“我现在是真正的嬴秦王朝的后代，我是秦王，是主人公。你过去所做的事，真的是想为了秦国吗？天知道，我明白，你还是规规矩矩在四川养老吧!不要再打什么歪主意了”。就是这样，聪明人一点就透，这是真正脱离父子关系的宣告。吕不韦知道自己调教成功的儿子，既能生之，也能杀之，所以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年纪也老大了，只有走上自杀的一条路了。
但是，也可说，秦始皇对于没有文化教养的生母，还是很有孝心；对于吕不韦，也是很不忍心。所以也不能一味说他是绝对的粗暴。不然，从春秋到战国，弒君杀父的诸侯王，岂只一两个而已。即如秦朝以后的帝王，派人送一把刀，一瓶毒酒，一条上吊的绳子，命令他自杀的多着呢!但秦始皇对吕不韦，并没有这样做。其故何在，殊可深思也!
灭六国者，六国也
当秦始皇从太后与吕不韦这件内宫事故以后，可以说才正式自己亲政。他的运气真不坏，在十二年之间，消灭了当时仅存的诸侯韩、赵、燕、魏、楚、齐等六国诸侯，在这中间，最有名的历史故事，就是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但在中国的旧历史的《纲目》上，却写着，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不克。秦遂击破燕代兵，进围蓟。这样记载的历史，所谓《紫阳（朱熹）纲目》等，是否合理，很难评论。同时又认为当时的六国，并无大罪，秦要灭掉他们，就是最大的暴政之一。这些就是后儒政治哲学思想的看法和评论，对与不对，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的文化演变，也很难说。
其实，燕太子丹与秦始皇小的时候，同时都在赵国做人质，而且是同在患难中的好朋友，当然也认识秦始皇的父母与吕不韦。到了秦始皇即位秦王，燕太子丹又被燕国派到秦国来做人质，但秦始皇并不买账，没有特别礼遇他，只把他当一般诸侯派来的人质看待。因此，燕太子丹气愤极了，就偷偷地逃脱回国来，想尽办法找到刺客荆轲，想用暗杀的手段刺死秦王。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就是后世中国文化武侠小说的前奏。
如果从一个国家对敌国的角度来说，燕太子丹回国以后，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发奋图强，来反击秦国，却出此下策，就他本身来说，实在还不及当时的三大公子，如齐公子孟尝君、赵公子信陵君、魏公子平原君，他们还能做救亡图存的工作。也许这就是战国末期的现象，真正到了人才气数已尽，徒使“吕政”孺子成名而已。所以唐代名臣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就说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从此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同的天下，废弃周代以来的分封诸侯制度，划分全国行政区域为郡县，便于统治。他绝对想不到因此一举，恰好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千秋的基础。其他如北逐匈奴，修筑长城作为边防前线，南收南越等地入于版图，巡游四方各地，在咸阳大兴土木筑阿房宫。甚至在死前两年，做过历史有名的“焚书坑儒”，成为遗臭万年，矢上加尖的大暴政。他在王位二十五年，称皇帝十二年，只有五十岁就死了。三年以后，由他所建立的秦朝也亡了。如果从哲学的文学观点来看，正如宋代词人朱敦儒所吟唱：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更安排，只管而今现在。
第五篇 内外兼修之道
中国文化传统的“家”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我们这次研究讲说《大学》，大体上，是把它的内容，划为“内明（圣）”与“外用（王）”两大项目。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后有定”开始，直到“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属于“內明”的学问修养为主。从“正心”与“修身”来讲，已属于内外兼修的范围。但到了“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阶段，直到“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属于纯粹“外用”之学了。但是，所谓“外用”之学，也可以说，就是行为学，或行为心理学；伦理学，或政治伦理学；管理学，或管理领导学。总之，如照现代人的巧立名目的习惯，你要略有所知，就可夸大其辞地戴上高帽，爱叫它什么学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本身早已有了一个最好的名称《大学》。
祠堂曾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现在要讲“修身”与“齐家”之道了。我曾经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并非是西方文化形式的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家。古代传统文化的家，其主要是以“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从“大家族”的“社会”，与另一个家族，或其他许多家族的土地连接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叫做“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出现了。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穿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亲戚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以从中国上古的“武学”与军事发展来讲，古代俗话所说的“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这种观念，也都从“宗法社会”的“家族”传统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间小说，或旧式戏剧中所推崇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也都是由这种“家族”观念所产生的荣誉。如果随随便便，说它是落伍的陈旧“封建”意识，应该打倒，才能使社会有新的进步，似乎未必尽然，还须值得仔细研究，再作定论。
“大家庭”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直到现在，你如果能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的统治中国四万万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是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乡村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一种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们后生年轻人不会知道，我是从小亲眼看见过在偏僻的农村里，一个子弟、一个青年犯了不规矩的行为，偷了别人家一只鸡，或有了男女之间的奸情，告到族长那里，如果情节重大，大家要求族长要打开祠堂门，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来评理处置，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子弟如不逃走，也许会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红黑棍子）打死，至少是当众出丑，永远没脸见人。
后来在对日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他是四川彭县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为他报仇。你说，他要报什么仇？他要杀人放火，烧掉了他家乡別家的“祠堂”，要杀掉那一姓的“族长”及有关人士。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与这家的小女私相恋爱，被他们发现了，认为太不要脸，太丢家族的面子了，要把他两人抓住活活打死。结果，男的逃掉了，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家族”抓住了，由“族长”当众决定，被他们活埋了。
因此，他日夜要想报仇杀人。后来，我总算用别的方法，化解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业。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发生的流弊也不少。你们都也看过很多现代文学大师们的社会小说，也就约略可知旧式“家庭”和“大家族”阴暗面的可厌可恶之处，必须加以改革，但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事。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有的比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过有功名、有官职的人，也有购置“学田”、“义田”，把每年的收入，作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肯读书、肯上进的补助。祠堂里，必要时也会让赤贫的鳏、寡、孤、独的宗亲来住。当然，族里如果出了一个坏族长，也会有贪污、渎职、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不能只从单一方面来看整体。
“社会福利”工作由来已久
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似乎缺乏人群“社会”团体这一门的思想学术，甚至孔、孟儒家的学说，如《大学》、《中庸》，就根本没有提到“社会”的观念，更不会有什么“社会福利”思想。当年，我在听“社会福利”这一门课，刚由美国输入中国，非常新颖时髦。我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从我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开始，早已深深种下这一门课的种子。大体来说，如恤老怜贫、敬老尊贤、存孤敬寡等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点。而且在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以及诸子百家，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只是大家不懂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发展，没有像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由资本主义的经验，转变成为新时代劳工福利，推广到所有“社会福利”的实验方法而已。我只听了几堂课以后，那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就约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干脆请我演讲“中国特殊社会史的演变”的专题。“特殊社会”是我当时新创的名词，因为从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始，几千年来，都存在这种“社会”。即使如西洋各国也同样存在。渐渐演变，就成为近代史上的“帮会”了。
但到底我是在求新知，不是来卖旧货。讲了几次，听的人热烈欢迎。我就见好便收，干脆不去上课，自己看书研究，免得浪费时间，去听几十个小时的课，那我可读多少的书啊！
讲到这里，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等，都是有形无形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韩愈当时反对迎佛骨，接着，便写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对佛、老，更反对一般人去出家做和尚、做道士，认为是不事生产“无父无君”的不忠不孝。这个观点，从政治文化的立场来说，一点没有错。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未必尽然。过去帝王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专管“社会福利”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些寺、院、庵、堂、道观来收容那些鰥、寡、孤、独的人，试问，皇帝们、大臣们，包括韩愈老夫子，谁又来照顾他们呢？所以韩愈的侄子，出家学道成仙的韩湘子，也只好做两句诗来启发他老人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了。社会上的人，到了某一环境，的确都有“家何在”的情况啊！
从“张公百忍”的故事说起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大家庭”的观念，有四五千年前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正当公元六百六十余年时期，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他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
大家要明白，我们的中国由上古开始地大人稀，而且历来的经济生产全靠农业为主，土地与人口就是生产经济、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周、秦时期，封建诸侯的政治体制上，也多是重视人口。秦、汉以后，封侯拜相乃至分封宗室功臣，也都以采地及户口为受益的标准。所谓“万户侯”等的封号，都是对文臣武将等最有诱惑力的，也是最想得到的大买卖。因此，人人都以多子多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当然，户口人丁的众多，是生产力和财富的原动力，不免形成大地主剥削劳动人工，压迫小民的现象。但并不像当时西方的奴隶制度，其中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不是赞赏那种传统的习俗，只是在历史学术上的研究，是非同异必须说清楚，提醒大家在做学问、求知识方面的注意而已。
同时，说明由于“宗法社会”、“家族”的传统，方形成后世“大家庭”、“大家族”的民情风俗，产生贵重多子多孙的结果。人们要想教育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比起管理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庞大的工商业集团，甚至比起一个国家的政府（朝廷），乃至现代化的政党，还要困难复杂得多。因为治理国家、政党，管理社团，从表面大体上来说，他只需要依法办事依理处事，“虽不中，亦不远矣”。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他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大至家破人亡、骨肉离散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举例来说，在过去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屡见不鲜，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愈是偏僻的农村，穷乡僻壤的贫苦人家，偏是生了一大群子女，比富有人家、城市人家，更会生产人丁。其中原因，并不只是饮食卫生等问题，包括很多内容，一时不及细说。但古代的传统，除了元配的夫妻以外，还准许有三妻四妾等习俗，所以稍稍富裕的家庭，以儿女成行来计算，还不只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来算人口的。如果只以一夫一妻来说，他们生了五个儿子，讨了五个来自各个教养环境不同的媳妇，在兄弟媳妇之间，互相称做“妯娌”。每个媳妇的个性脾气、心胸宽窄、慷慨悭吝、多嘴少话，个个自有各自的不同。五个儿子之间，也并不是由父母遗传的生性一模一样。假如和父母一样，就叫“肖子”，肖是完全相像的意思；和父母下一样，叫“不肖”，人不一定都是“肖子”。所谓“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就是说和社会上的人群一样，智、贤、愚不同，良莠不齐。再配上五个不同的“妯埋”，单从饮食衣着上的分配，日用品生活的分配，甚至彼此之间对待上下的态度等等，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就有随时随地的是非口舌。如果发生在外面社会上的人群，还可忍让不理，躲开了事。这是昼夜随时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人家，你向哪里去躲。
倘使加上还有三个、五个姊妹还未出嫁，日夜蹲在家中的大姑、二姑、小姑等等，不是父母前的宠女，至少也是娇女，对“妯娌”兄瞍、弟媳之间，对哥哥弟弟之间的好恶、喜怒、是非，乃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可以闹翻了天。还有能干泼辣的姑娘，虽然嫁出去了，碰到对方女婿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或是贫寒守寡无所依靠的家庭，回到娘家干涉家务，或是请求救济的。总之，说不尽的麻烦，讲不完的苦恼，比起在政府官场中的主管老百姓的官，或是当管理国家天下的皇帝，看来，还要难上百倍。因为做领导人的糊涂皇帝，或做管理百姓糊涂的官，只要“哼哈”两声，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可是“齐家”内政之道，不是“哼哈”二将就可了事的。“哼哈”二将，只能在佛教寺院门外守山门，不能深入内院去的。
我们这样还只说了父母子女的两代。如果五个儿子媳妇，各自再生三五个儿女，那么，一家二十口或三四十口，还不算相帮的僮仆婢女，以及临时外雇。乃至佃户等相关的人了在內。再过一二十年，第三代的孙子，又结婚，又生儿女，那么，这个所谓兴旺的人家，在四五十年之间，已是“百口之家”了。因为过去的社会，通常是早婚的，不比现在。你们必须要了解，在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的时代，甚至后世如我所讲这种情状的家庭，尤其是“皇室”或“诸侯”王家，所谓数百口之家，那是通常的事不算稀奇。
可是，在我们的历史上，所谓“五世同居”的“大家庭”，历代都有，如在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年代（公元一○○八年），“醴陵丁隽，兄弟十七人，义聚三百口，五世同居，家无间言”。尤其是最后一句的记载，实在使人不敢想象的敬佩。所谓“家无间言”，是说全家三百多人，并没有一点不和睦、不满意而吵闹起来。因此便可知道“齐家”之道，是“齐”这样的家，不是如现代，乃至西式的小两口子，把两个铺盖，拼成一张大床，或两张小床的家。即使是对小两口子的家来讲，又有几对是白头偕老、永不反目的呢！你看，“齐家”，是那么轻易要求，那么稀松的世间人事吗！
照我默默的观察来看，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人类历史的剧本看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可以“煞搁”了。因为我是一辈子看戏的，再看下去不是不好看，习惯不同就有点太陌生不大自在了！
尧可不愿多子多孙哪！
讲到这里，又使我忽然想起孔子说的话，“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为了上面所讲的中国过去社会的“大家庭”，依照孔子的话，“好古，敏以求之”，使我又想起孔子所再三推祟上古圣人皇帝唐尧的一则故事。根据历史的记载说，尧治天下五十载，出外巡视，到了陕西华山一带。华封人（管理华山地政的人）祝曰：“使圣人富、寿、多男子（愿你长寿，大富大贵，多子多孙）。”尧曰：“辞（多谢你了，我不需要这些）。多男子则多慎，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我们看了帝尧辞让别人祝福的话，实在很佩服，不愧可称之为“圣人”，这也就是后世道家思想的根源，具有出世怀抱的超然感受。但是华封人听了，便又说道：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何辱之有。
看来，华封人这一段话，又是帝尧以后，儒、道本未分家的共同思想。不过，要活千年才厌世而去，未免又太奢侈了吧！正如佛说，长寿，是三灾（刀兵、瘟疫、水火）八难中的一难。仔细看来，的确别有高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我们大概已经介绍清楚。也许，在你们现代一般从开始就先学新时代的文化，或一开始便从西方文化基础学习的人，看来非常奇怪，好像西方的社会文明，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欧洲方面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种民族所拼凑的“美利坚”国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各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等，在他的社会中，也都以拥有“故家”或“世家、“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观念存在，这是人性的特点，也可说是人性的弱点。举例来说，在现代的美国，对于已故的总统肯尼迪，便有其特别的追慕之情。“肯家”，也是美国的“世家”、“大族”，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经常有喜欢讲说或关心“肯家”，以及别的“世家”的许多故事。
修身与正心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愤）懥（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怕）惧（吓），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大学之道”，由“致知、物格”，直到“诚意”、“知止”，都属于我们生命存在的精神方面的事。用简略粗浅的习惯观念来说，都是属于心理部分的事。但人和一切生物生命的存在，是由身心两部分所组合而成的。精神和心，众生天天在用，在活动。但心不知心，心亦不见心，正如子思在《中庸》上所说：“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要想自己见心、知心、而明心，从“大学之道”来说，必须先从“知性”开始学养，由“知止而后有定”，到达“安、静、虑、得”的境界，才能得知“明德”自性的本来。
但一般的人们，由生来到死去，大多数是不管“心”是什么东西，“意”是什么东西，“知性”又是什么东西。从十九世纪开始，除非他是学心理学，或是哲学，乃至学医学的精神病科等学科的人，都是从唯物哲学的科学出发，才能对这些问题构成它为新兴科学分门别类的一套学识。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另作比较性的介绍。
人身难得要珍惜
人们对生存的生命，所注重的现实人生，平常普遍都是以有“身”的存在，就是生命，就是人生。其实，“身”是生命所有中机械性的机器，是在现实中所表达的每一个人“自我”存在的作用。它是属于自然物理的、生理物质的现实。是偶然的、暂时的，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实用品。如果从“形而上”的心性精神观点来讲，此“身”，不过是我们现在生命之所属，只有暂时一生的使用权，并无水恒占有的所有权。“身”非我，真正生命的我，并非就是此“身”。我们为了暂有此“身”，截头去尾，假定以中间六十年做指标来讲，每天为了他要休息，占去一半时间都在昏睡中，已经除了一半，只有三十年。一日三餐，所谓“吃喝拉撒睡”五件要事，又减去了三分之一。如果像现在政界官场、工商业家们的习惯，一日有两餐应酬，至少每餐要浪费了两三个钟点，加上夜晚的跳舞歌唱等，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时间办公？多少时间读书？看来，真为大家惋惜心疼。但是人们都说这样才叫做人生啊！我复何言！我们这样说，不是对人生的悲观，这是为了我们幸得而有此生，幸得而有此身，所谓佛说“人身难得”，应当加以珍惜自爱这个难得宝贵的生命。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的一生，单单为了此身的存在，为了他的需要所产生的衣、食、住、行，就忙得够呛，自身忙得不得了，难有太多的时间为别人。因此，了解到做父母的、做社会服务的人，个个都是天生圣人，都是仁者。其实，每一个人活在人世间，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损人利己的；同时，也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损己利人的。因为人是需要互助的，人是彼此需要互相依存的。人不像别的生物一样，所以构成人群的文化，形成了社会。
然而，此身的存在，为了生活，已够麻烦，如果再加病痛和意外的灾害，那可麻烦更大了。因此，道家的老祖宗老子便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但是，另由道家分家出来的神仙丹道们，却要拼命修身养性，以求此身的长生不老（死），忙上加忙得不亦乐乎！真的长生不死的人没有看见，但他们有此永远摆在前面的希望，洁身自爱，看来比吃、喝、玩、乐过一生的，也就各有妙趣不同了。
至于另有从痛苦生活中经历过来的人说：“百年三万六个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乍看虽然消极，事实上，大多数的人们，确实都有这样的境遇，所谓儒家“仁政”之道“平天下”者，又将如何平之呢？
我们因为研究“大学之道”，恰好讲到人我的“身心”问题，所以才引发有关“身见”的话题。曾子在原文中，并没有像佛、道两家一样，特别说明解脱“身见”的重要，你只要仔细读了这一段原文，他也是极其注意“心”的作用为主体，“身”只是“心”的附庸而已。所以最后特别说明一句“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并不像一般佛、道两家的支流分派，专门注重修炼“身”的生理气脉，便自以为是修道的真谛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身”固然是“心”的附庸，可是在现实存在的生命作用上，人们一切思想行为表现在“外用”方面，完全是因为有身，才能造成这个人世间芸芸众生的种种现象。所以在《大学》有关“内明（圣）”、“外用（王）”的八纲目中，也特别列出“修身”这项要点。但在“修身”的要点中，他所提的，只是身心有关的“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个现象，并没有说到身的气脉、五脏六腑，以及类似现代所说的神经肌肉等问题，这又是什么道理呢？答：儒家孔门的学问，最主要的中心，是注重“人道”的行为科学，并不像古代医学所讲的养生，专在生理变化上讲到和心理相关的作用。如果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多读黄帝《内经·素问》部分的学识，配合现代医学、卫生等科学来作研究说明。我们不必牵涉太广，反而变成泛滥无归，离题太远了。
在《大学》这里所提的“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个现象，其实，就是子思在《中庸》上所说的“喜、怒、哀、乐”四个情绪。再从上推寻，都是浓缩《礼记》中所述传统文化中的“七情”的要点，只是曾子把情绪所发生的现象作用，较为明白地分析描述。子思是照传统所归纳的原则，提出大纲，如此而已。如果从大体来说，这四个甚至七个情绪现象，每一个人在幼小时期开始，已经发生因子的阴影，做父母、师长的人，只要注意留心幼童的性向，已经可以看到他的一生。止如俗话说的“从小看到老”，尤其在生理健康状况，以及面貌表情上，几乎是无法掩盖隐瞒的。
所以教育文化的目的，教育文化的伟大，就在要改变人的缺陷，而补充圆满他的遗憾。可惜的是，世间做父母、师长的，真能“诚心”知道的，“诚心”牺牲自我为后世社会而造成一个“真人”的，并不太多。普遍只是想望子成龙、望女成风，出人头地就好了。只想把自己一生遗憾做不到的希望，要求孩子去完成，真是大错特错。因此，古人所谓“经师易得”（教授各门学识的老师叫经师），“人师难求”（如孔子、孟子、颜回、曾子等，便是人师而兼经师）。后世的《三字经》也说：“养不教，父（母）之过。教不严，师之隋。”也有这个意思。
“心”能转“身”的道理
我们现在不妨略知皮毛地说一点养生学的理论，如说，愤怒伤肝，恐惧伤肾，好乐伤心，忧患伤肺。换言之，容易发怒、容易发脾气或脾气不好的人，便是肝气不平和的现象。容易害怕，俗话所说胆小怕事的人，便是肾气（与脑有关）不平和。嗜好过分，特别如饮食、男女方面过分，可使心脏有问题。多愁善感，或遇家庭问题，其他等等事故，心多忧患，便由肺气不平和开始，影响内脏健康。总之，七情六欲与生理健康关系非常大，错综复杂，一言难尽。中国古代医学，所讲的“五劳七伤”，便是这些原因。但是知道了，也不必怕，只要明白了“诚意”、“正心”，明白了“心能转物”、“心能转身”，一切可以从“唯心”的力量自能转变。当然，这就是“大学之道”大人之学的学问所在了。
通常每一个人，由面目的表情、态度、动作和言语表达等综合起来，才构成为一个人的行为。所有这些行为，是由整个人体的“身”在运作。但在每一个人的行为动作中，都是充分涵有“喜、怒、哀、乐”，“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的成分。无论是婴儿、老人，或是聋盲喑哑残障的人，都是一样，并不因为肢体的缺陷就缺少七情六欲的成分。因此，平常要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观察一个人，都是看到这个人就知道了他是爱笑的人，或是容易发脾气的人，或是非常保守内向的人，或是很有浪漫气息的人，或是很狂妄傲慢的人等等类型。其实，所谓这个人，是人们习惯性“逻辑”上的普遍“通称”。严格地说，这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是从他有每一个单独不同的“身体”所表达出来的外形不同。人们因为使用名词成为惯性．便就统统叫他是每一个“人”的不同，不叫他是每一个“身”的不同。
我们明白了这个“逻辑”道理，再来看《大学》，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就用很严谨的界别，述说有关喜、怒、哀、乐等情绪的重点，是属于“身”的一边，尤其容易见之于形态表达的作用上。要想修整改正这些生来的习性，所谓从事“修身”之学，便要从“心”的方面入手。
但问题来了，“心”是什么？什么是“心”？“心”在哪里？怎样才是“心在”？怎样才是“正心”？这里可有一连串的问题，留待后面再说。诚如曾子所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譬如那些古代言情小说所写的，“茶里饭里都是他”。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念着一个人，对茶饭无心欣赏，也不知道滋味了，并不是说茶里饭里有个心。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在极度愤怒、极度恐怖、极度爱好、极度忧患的时候，也是茶里饭里都是他。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的。因此，在曾子之后的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是说每个人，平常都生活在散乱或昏迷的现状中，此心犹如鸡飞狗跳，并不安静在本位上，所以只要能收得放肆在外的狂“心”，归到本位，就是真正学问修养的道理了。曾子与子思都是传承夫子道统心法的弟子，也可以说，是孔门儒家之学的继承者。《大学》与《中庸》，都是专为宏扬孔子“祖述尧舜”的传心法要，当然就形成它另有一种严谨肃穆的风范。后世的人读了它，都非常敬仰，伹实在也有“敬而远之”的味道。因为这些精义，稍加深入，就有如宗教家的戒律，使人有可望不可及的迟疑却步之感。其实，心性之学，确是中国周、秦以前文化的精髓。在那个时期，世界上，除了希腊文化中的哲学部分，略有近似以外，只有印度文化中的佛学，才是对心性之学，有它专门独到的长处。不过，在曾子、子思的时代，佛学并没有传入中国，所以不可以同日而语。但在春秋的初期，中国文化学术儒、道、墨等分家的学说还未萌芽，就有早于孔子而生的管仲，对于心性之学，也已有湛深的造诣，只是后世的人们，把他忘掉，归到“政治家”里去了。
因此，他在政治领导的方向上，能够为中国的历史政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永为后代的典范，并非是偶然的事。
管子有关身心的学说
我经常对西方的学者朋友们说，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并不如西洋文化，所谓哲学、史学、文学、诗人、政治家，是不同一格的。十八、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素来是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是混为一体的文化学问。过去了不起的政治家，也就是哲学家、史学家、诗人、学者。如果你要研究中国的哲学，不会中国的文学、诗词、歌曲，不懂“二十六史”，就很难说是真能通达博雅了。例如管子，他的中心学术思想，是在他所著书中的《心术上下篇》、《白心》这三篇，最为重要。现在为了大家多加了解，就其《心术上下篇》各摘录一则，有关“身心”的学说。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两眼睛、两耳朵、两鼻孔、一嘴、大小便处）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人被嗜好、欲望塞满了），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相同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譬如政治体制的失控）。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毙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人的身心，本来就有道，只是自己找不到它）。虚其欲，神将入舍（只要自己去掉了妄想欲望，空灵的元神，就会回到你的家里——身内）。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得处之者。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攘，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戮禁诛，谓之法。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是故曰：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当然，我无法在这里再多加引述，只是大略提到管仲的有关“心性之学”的学问，作为对曾子所说“心正而后身修”、“修身在正其心”的参考。我觉得，一般人只知管子在历史上的事功，却忽略了他的学问和文章，是很可惜的。
庄子特别为残障者加油！
总之，“修身”的重点在于“正心”，并不是修饰外形。同样的道理，庄子在《德充符》上，讲了五个身体残障而有道的高人，其中特别提到一位和孔子幽默的对话说，鲁国有一位残障的人，因为少了足趾，因此便叫他“叔山无趾”。他来见孔子，孔子就说：“你以前为什么那么不自爱，搞成这个样子，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无趾便说：“吾惟不知务（我以前因为不懂事），轻用吾身（不爱惜我的身体），吾是以亡足（因此损害了我的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我现在来见你，因为我还有那个比足更尊贵的存在），吾是以务全之也（我所以必须要好好保全它）。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我原以为你夫子像天地一样的伟大，哪里知道你也只是重视外形的人）。”孔子听了，会有什么反应呢？《庄子》这样记载：
孔子曰：“丘则陋矣（啊！对不起，失礼了，我今天太卑鄙了）！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无趾先生，请你进来，对我讲解你所了解的道）。”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断了足的人），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
同时，庄子又讲了一位外形生得非常特异的人，名叫“闉趾支离无脤”，驼背，足跟不着地，整个身体扭曲，又没有嘴唇。卫国的诸侯卫灵公见了他，和他一谈，非常佩服他，又很喜欢他。卫灵公认为他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全人”。
因此，庄子说：
有人之形（有些人，只有人的外貌形象），无人之情（并无人的内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因为他的外形，的确是个人，所以他生活在人群里）。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其身（因为他不近人情，所以对他，没有什么是非善恶可说了）。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所以属于一个人的外形生命，是太眇小了）！謷乎大哉！独成其天（最伟大了不起的，是生命中的天性啊）！
再说，大家一定都看过那些佛教大寺里的罗汉堂。五百罗汉，大多是形貌古怪的角色，而且有的东歪西倒，并不像大殿上代表“全人”丰姿的佛、菩萨，那么庄严美妙。可是那些罗汉，也都是得了道的大圣人。孟子也说过：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有内在隐痛，或另有心病，或与生俱来内有暗病的人）。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愈是受过患难曲折、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人，才能反思立志，完成了伟大的学问、技能和道德的修养。
中印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所以说，修身在正其心，道在心，不在外形，都是同一意义。但“心”在哪里？“心”是什么？什么是“心”？怎样才是“心在”？怎样才是“正心”？这就要回到前面提过的问题上来了！曾子只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反过来说，视而见的是“心”在见，听而闻的是“心”在闻，食而知味的也是“心”在知味。如果一个人，在同一分秒的时间以内，看见了一件很可笑的东西，又听到了有人笑得像哭的声音，嘴里还正在吃得津津有味，又碰到牙齿咬破了舌头。这吋“心”在哪一个作用上面？当然，也可以说，当下能看、能听、能知味、又能知痛痒的，同时都是“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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