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于理宗嘉熙元年(1237)。南宋政权腐败难以抵抗蒙古军的进攻。成都、襄阳等地接连失手。词人有感时势而作。前三句怒斥误国之人,接下四句言国势衰微,然后指出由于长期来统治者未能把握好时机,因而担误了国家大事。随即又联系自身,言自己虽有报国之志,却难以施展才能。最后表达了为国建功立业的愿望。全词情绪激烈,议论纵横,强烈抨击了南宋统治者的苟且偷安、昏庸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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