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
自序：可怜的正本
一个王朝的背影
流放者的土地
苏东坡突围
千年庭院
抱愧山西
乡关何处
十万进士
遥远的绝响
历史的暗角
自序：可怜的正本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的又一本散文集。该书1995年8月在台湾出版。后因全国各省市的书市上出现了大批盗版本，作者迫于无奈，于1998年9月交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大陆版的《山居笔记》。本文为该书的序。有删节。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象，有记述下来的数据价值。”
有没有数据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
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同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盗版？你�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绑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对僵硬的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着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别字太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杂文，不知道后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专栏方式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迭，我也渐渐被各地的出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好言好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陕西的一些出版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读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读者会买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老家存档式的《秋雨散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既选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我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书”的总策划安波舜先生告诉我，《文明的碎片》的盗版本制作相当精良。
而《秋雨散文》的盗版本则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曾与妻子购了一大批送人，后来见到报纸上有一篇专谈识别真伪《秋雨散文》诀窍的书，�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盗版本。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了，出版家为遏制盗版而采取的措施，居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盗版。盗版者为什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本《文明的碎片》，发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拿着这封信我苦恼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能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经济收效上永远闹着难于置信的笑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我承担损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大陆出版《山居笔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文明的碎片》仍是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我十分感动。但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懊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们也只好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的主角是谁，只说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它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锺，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绑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惫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计算机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迭，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象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
“这么一本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掏钱了。当然我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所不能的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好，全让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佰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为了防止读者继续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去买这个盗版本。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已。
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我，而我仍然在担心部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说：“《山居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套《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秋雨散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的出生地，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它遏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者们原谅，这本书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印佰。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
懊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遭，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化”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干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
昂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汉族一边。与其它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恋人侯朝宗为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命呼号的时候，恰恰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践了他们。那个在当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权，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李香君真想与恋人一起为大明捐躯流血，但叫她恶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来强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溅纸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了吧，长叹一声，气节、操守、抗争、奔走，全都成了荒诞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后裔，连他，也对历史转捩时期那种盲目的正统观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这种怀疑，转化成了笔底的灭寂和苍凉。
对李香君和候朝宗来说，明末的一切，看够了，清代会怎么样呢，不想看了。
文学作品总要结束，但历史还在往前走，事实上，清代还是很可看看的。
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二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直到这几年�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庄背后，刚到那天的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 诱惑，于是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
山庄外面还有一圈被称之为“外八庙”的寺庙群，这暂不去说它，光说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迭迭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左右，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后会有我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写给他们后辈继承人看的。朝廷给别人看的东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广颁的官样文章，而写在这里的文字，尽管有时也咬文嚼字，但总的来说是说给儿孙们听的体己话，比较真实可信。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辩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读完一篇，便舒松开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宫午门上悬挂着的“避暑山庄”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四个汉字写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祥，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时的步履也是这样的。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自恃当初做汉奸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免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十六岁上干脆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受到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结果，可以从１６９１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知音。由于康熙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觉得不无痛快。当然，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得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蹈空，实际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地道地的园林和寺庙，道地道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参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逐年轮换是为了生态保护），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齐声�喊下，康熙首先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很多。晚上，营地上篝火处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而康熙还必须回帐篷里批阅每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康熙一生身先士足打过许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１７１９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笔流水帐，他说得很得意，我们读得也很高兴。身体的强健巴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有气无力病恹恹的皇帝，他们即便再『内秀”，也何以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家。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挺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支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一直很使我震动，而且我可以肯定，当时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观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
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
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潜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
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愤学习，真正弄通西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像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
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象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也死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完全是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儿子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他的儿孙们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巴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历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岸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
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
其中有傅山、李�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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