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癞子抬起头来，挤弄鼠眼望着曾国藩。见曾国藩铁青着面孔，眼光凶恶，颜癞子魂都吓掉了，赶紧低下头。
曾国藩用力拍了一下茶木条，凛然喝道："你还看见了什么？"
"是，是。小人在梁上还看见他们推来推去。最后，那人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牌子说：'这块牌子是魏龙头的令牌，他要我送给你老。魏龙头讲，只要这块令牌在身，方圆百里之内，无人敢动你老一根毫毛。'林明光接过令牌。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他勾结串子会的铁证吗？趁着林明光送那人出门的时候，我从梁上溜了下来。昨天一早，我到镇上酒店里喝酒，心里高兴，对老板说：'给我打二两老白酒，一碟牛肉，记到帐上，过两天就还钱！'我见老板还在犹豫，就高声说：'你放心，你大爷要发财了，还能欠你这几个钱！'不想熊二爷这时也在店里喝酒。"
熊秉国点点头说："治下当时正在那里……"
"不许多嘴！"茶木条重重地响了一下，熊秉国吓得赶紧缩口。曾国藩冷冷地望了颜癞子一眼："你继续说下去！"
"是！"颜癞子继续说，"我心里想，熊二爷是个有脸面的人，凭我这副模样，又没有抓到林明光，这五两银子怕领不到，不如把它卖给熊二爷。打定了主意，我便附着熊二爷的耳边说：'二爷，有个串子会的头目，被我发现了，你老要抓吗？'熊二爷一听，忙说：'到我家里详说。'到了熊二爷的家，我把昨夜看到的都对他说了。熊二爷说：'你也不必到曾大人那里去讨赏，我给你五两银子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再说出去。'今日早上，熊二爷带着郭团总把林明光抓了起来。大人在上，小人说的句句是实。"
颜癞子说完，又在公堂上磕了几个响头。
"这是个痞子！"曾国藩心里骂道，对颜癞子说："你下去吧！"
待到颜癞子下堂去后，曾国藩问林明光："刚才此人说的是实话吗？"
林明光答："大人，颜癞子所说的，有的是事实，有的不对。前夜的确有个人来我家，说是奉魏逵之令送银子来，也的确拿出了一百两纹银，但我分文未收。"
"你跟魏逵是什么关系？他为何要送你这多银子？"
"大人，"林明光答，"这魏逵与我家非亲非故。五年前的一天，有一汉子突然晕倒在我家屋门边。家母信佛，一向乐善好施。见此情景，叫人将他抬进屋，又喊太爷给他诊治。原来此人得了乌痧症。太爷给他放痧，醒过来后，家母又留他住了一天。见他贫寒，临走时，又打发一点旧衣和钱。那人自称名叫魏逵，说今生今世不忘家母救命之恩，日后富贵了，要重重报答。从那以后，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魏逵，也不记得此事了。前几个月，风言说串子会的大龙头名叫魏逵，我们也没有将两个魏逵联系起来。前夜，来人自称是串子会大龙头魏逵派来的，又拿出一百两银子，说是谢家母恩德。我这才知道，原来串子会的大龙头，就是当年倒在我家门口的那个人。大人，我是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家里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从来是安分守法的，我怎么愿意跟造反谋乱的串子会拉扯上？我坚决不受银子，那人见我一定不要，又从怀里拿出魏逵的一块令牌，说是可以护身，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我丝毫。我想目前世道这样乱，危急之间，有这道护身符在身也好，便收下了。大人明鉴，学生一时糊涂，不该收下魏逵的令牌，但学生决不想与魏逵有往来，更不愿参与他们谋乱的事。大人，学生再蠢，也是个秀才，懂得国法，岂敢做这杀头灭门的事！"说罢，磕头不止。
熊秉国说："大人，林明光在当面扯谎，欺蒙大人。若不是想投匪，要什么魏逵的令牌？世道虽乱，还有朝廷的绿营和大人统率的团练在，岂容得匪徒们无法无天！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魏逵的令牌，难道就不能保家护身？林明光说他未收银子，谁人可以作证？银子又无记号，谁分得出姓魏姓林？只有这令牌，他无可抵赖，才不得不承认。大人，林明光私通串子会铁证如山，岂容狡辩！"
熊秉国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舒服，案子审到此时，才见他脸色略为放松。曾国藩问林明光："你还有何话说？"
林明光大叫道："大人，熊秉国是个无赖，学生就是平日得罪了他父子的缘故，今日才蒙受这等耻辱。"
曾国藩颇感意外，怒目喝问："你与熊家有何隙，仔细说来！"
"怪只怪学生平日不懂世故，恃才傲物。"林明光懊丧地说，"熊秉国是我的同里，其父熊固基是平塘镇的大富翁，仗着家里有钱，又有远房亲戚在外做官，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人，你老别看熊秉国穿戴得斯斯文文，他实际上是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诗文不通，却又偏爱附庸风雅。学生心里十分讨厌，常常在乡间奚落熊氏父子，于是与他家结下怨仇。今日，熊秉国便以公报私。至于颜癞子，他不过是平塘镇上一只癞皮狗而已，学生从来不把他当人看，故他也恨学生。"
"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分、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二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去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当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一旦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曾国藩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勾。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贻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帐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沅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社会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党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做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
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
"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
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作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毓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作一番秘密查访。
四 鲍超卖妻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
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錱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錱、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前，王錱宣示张义山鱼肉百姓的罪恶，并当场将这个团练副总一刀杀了，鼓动征义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国藩这套软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义堂被打垮了，周国虞兄弟不得不带着一批骨干撤离野人山。
这是省城大团成立以来干得最得意的一桩大事，王錱、李续宾等人满心想得到省里各衙门的表扬，却不料长沙的反应甚为冷淡。曾国藩心里虽不高兴，但并不跟骆秉章谈起这事，就连左宗棠面前也不提及，仍旧每日办理匪盗案件，并将精力转到操练勇丁上。
曾国藩痛感教官缺乏。王錱、康福、李续宾、彭毓橘等人虽武艺超群，但都任务繁重，不能以全副精力教练团丁。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摹，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一天下午略有点空闲，曾国藩正和康福饶有兴致地对奕，荆七进来说："大人，去年在岳阳楼上见面的那个杨载福来了。"
"快请他进来！"曾国藩喜出望外，一边叫康福收棋，一边已迈步向门外走去。
杨载福一进门来，便跪下磕头行大礼："曾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上次岳阳楼上多多冒犯，请大人海涵。"
曾国藩亲手扶起杨载福，乐呵呵地说："什么冒犯，说哪里话来！我能在洞庭湖畔结识足下，实为有幸。这一年来，足下可好？"
曾国藩上下打量着杨载福，见他身穿一套绿营军官衣服，便又问："足下在哪个营做事，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杨载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去年蒙大人给我指明出路，第二天，我便将排上事安排好，带着大人写的荐书，到长沙投奔骆抚台。骆抚台问我：'曾大人是你什么人？'我说：'曾大人与我非亲非故，得荐书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骆抚台问我荐书怎么来的，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骆抚台说：'你这个毛头小子，你知道曾大人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骆抚台说：'曾大人是当今礼部侍郎，因回家奔丧，让你给有幸碰上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起大人的确说过回家奔母丧的话。
骆抚台把我留在抚标右营。见我武艺尚可，今年初，提拔我当了个外委把总，派我到辰州协训练新兵。前几天才回长沙来交差。昨日在街上见到大人出的告示，方知大人在省里办团练。今天特地请了假，来拜谒大人。"
曾国藩见杨载福不负推荐，很是高兴，说："足下这一年来长进很大，又有了训练新兵的经验，我想请足下到大团来训练勇丁，足下肯吗？"
杨载福说："大人是我的恩人，莫说叫我来大团当教官，就是叫我立即入狼窝虎穴，敢不从命！"
曾国藩甚喜，当即给骆秉章写封亲笔信，请他放杨载福来大团听命。骆秉章自然准许。次日，杨载福即到曾国藩衙门报到。吃过早饭，曾国藩带杨载福到南门外操场，分到罗泽南一营当个哨官，并兼管全营教习。下午，曾国藩徒步从南门口操场回鱼塘口，途经盐道街口时，见提刑按察使司的几个差役锁拿一个汉子往前走。忽然，从后面跌跌撞撞地跑来一个妇人。那妇人抱住汉子的大腿，哭喊着："春霆，我跟你一起去吧！"妇人哭声极为悲哀，引得路人全都停下来观看。
又见后面跑来两三个汉子，扯着妇人的手往回拖，妇人死命不肯。那汉子满脸是泪，说道："菊英，你多保重，过几年我再来接你。"差役们吆喝着，赶着汉子走。
曾国藩定睛看那汉子，年约二十六七岁，身材长大，足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膀阔腰圆，面孔虽黧黑消瘦，但两眼却大而有神，满脸络腮胡子又黑又密。曾国藩心想：好一条汉子，不知犯了何事？提刑按察使司的差役见是曾国藩，忙点头哈腰问好："曾大人，你老回府去？"
那汉子听差役叫"曾大人"，连忙喊："你老就是曾大人？我鲍超今日落难受辱，请你老救我。"
曾国藩感觉意外，问："要我救你？"
"曾大人，你老不是在奉旨操练团练吗？鲍超愿投效你老帐下。我现在好比当年落难的薛仁贵，日后，我会辅助你老征东扫北。"
曾国藩想：此人口气倒不小，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妨将此人带到审案局详细问问。他对差役说："把他押到审案局去，我要审问审问。"
差役面有难色，说："陶大人要小的们这就押去，若送到审案局，陶大人怪罪下来，小的们吃不了。"
"不要紧，我这就打发人告诉陶大人，审问后即给他送去。"
鲍超又说："曾大人，这妇人是小人的女人，请你老发点慈悲心，让她再在旅店住几天，待小人与她见一面后，再由马家带去。"
曾国藩叫王荆七把那女人送到旅店后，再到臬台衙门去告诉陶恩培，并要那几个汉子先回去，过几天再说。差役无奈，只好跟着到了审案局。
曾国藩坐在大堂太师椅上，鲍超跪在堂下。他屏退差役后，对鲍超说："你因何事被锁拿，要从实告诉我。"
鲍超磕了一个头，答道："是。"然后慢慢地将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鲍超字春霆，是四川奉节人，自小父母双亡，帮人拾粪放牛餬口。十五岁时，曾经人介绍到峨嵋山清虚观，为观里道人打柴担水，混一口斋饭吃。鲍超有力气，做事又勤快，虽性情暴烈，但为人爽直，很得观主清安道长的喜爱。清安道长空闲时教他一些武艺。鲍超不识字，却悟性好。各种武艺，一经点拨，便熟记在心，又肯下功夫苦练，三四年过后，鲍超便成为清虚观里第一号高手。清安道长有心想把他留在观里，但鲍超却过不惯峨嵋山上的冷清生活，他要凭借这身武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挣个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前程。清安道长得知他的志向后，深为惋惜，悔不该当初看错了人。二十岁那年，鲍超为一件小事与观里另一道人口角起来，他挥起铁拳把那道人打得口吐鲜血，晕死过去。清安道长大怒，把他捆绑起来，打了五十水火棍。鲍超岂咽得下这口气，第二天一早，便卷起包袱下山了。走到半山腰，想起师傅五年来的教诲之恩，自思这样不辞而别，未免对师傅不起，便又转身上山，向清安道长告辞。道长并不挽留他，只叮嘱："日后不管立下多大功劳，不管有多高官爵，都不要再对人提起清虚观这几年的事，更不要提为师的姓名。"
鲍超下山，来到成都投了军。几年过去，东打西跑，辛苦不已，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鲍超灰心了。
恰好，那年广西洪杨事发，朝廷要调兵到广西前线。鲍超看定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主动请缨，来到广西。一来便被向荣看中，选为亲兵。眼看鲍超要发迹了。谁知时运不佳，永安一战，鲍超身负重伤。向荣给他几两银子，留他在广西一个老百姓家养伤。不久，向荣带兵尾追太平军离开广西到湖南去了。
鲍超住的这家姓韦。韦家的姑娘菊英，尽心尽意地招扶鲍超。菊英爱鲍超一表堂堂，鲍超爱菊英秀气水灵，心眼又好。两人便你欢我爱，偷偷地搅在一起了。菊英父母也觉得鲍超有股男子汉气概，便同意女儿的选择，为小两口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鲍超伤好了，他和菊英商量，要到湖南去找向提督。菊英舍不得跟他分开，便和他一同来到湖南。到长沙后，方知向提督早已到江宁去了，鲍超夫妇好不气馁。盘缠眼看就要用光，伙铺老板又天天催房租，鲍超气得在一家酒店里喝了两斤白干，醉得昏昏的，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他在酒店里大嚷："谁要老婆，二百两银子，我把老婆卖给他。"
大家都觉得好笑，便怂恿酒店马老板去买。马老板四十多岁，去年刚死了老婆，正要续弦，看鲍超不过二十几岁，料想老婆一定年轻，便问："汉子，真的卖老婆？"
"真的。"鲍超布满血丝的双眼乜斜着酒店老板。
"不翻悔？"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嗯。"马老板心想，连老婆都要卖的人，还有脸说男子汉大丈夫。他用鄙夷的眼神对鲍超说，"汉子，去看看你的老婆长得如何，麻脸瞎眼的我可不要。"
当场便有几个好事之徒，兴高采烈地跟着去看热闹。马老板见菊英年轻漂亮，大喜过望，当下拉出鲍超，说："汉子，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婆娘，诸位帮忙作个证，可不许反悔呀！"
立即便有人写来一张字据，鲍超印了手模。
这天晚上，鲍超酒醒了，对白天卖老婆的荒唐之事后悔不迭。但木已成舟，他只得告诉菊英。菊英一听，顿时昏厥过去，老半天才醒过来，对鲍超的绝情灭义恨得要死。鲍超安慰妻子。说实在是万不得已，与其两人都死在此地，不如换得银子到江宁去，找到向提督，一两年后立了军功当了官，一定回长沙再来赎回。夫妻俩抱头痛哭一夜。第二天，马老板拿着二百两银子来，要把菊英带走。老婆是自己卖的，一时反悔不成，但他毕竟是个血性男儿，见真来抬老婆了，又恼羞成怒，一股无名火起，将马老板痛打了一顿。马老板无辜挨打，如何气得过，便到臬台衙门告了鲍超一状。又有手模契约，又有十多个人证，臬台陶恩培下令提拿鲍超，并将韦菊英判给马老板。
曾国藩细细听了鲍超这段叙述，心想：这个莽夫人品的确不太好，日后保不定忘恩负义，卖友求荣，转过来又想：鲍超也可怜，空有一身本事，却命运不济，英雄短路，也难怪他做出这等没良心的事来，吴起不也有过杀妻求将的事吗？现在正要几个有真本领的人来教习团丁，且不去管他的人品，先看看他的本事究竟如何。
曾国藩唤来差役，打开鲍超手上的锁链，又赏他一顿酒饭，要他当面表演几套拳术刀枪。
鲍超甚喜，他恨不得在曾大人面前把全身解数都使出来。
当时来到射圃，脱了衣服，先表演了一套长拳。这套拳打得真好！将少林拳和峨嵋拳融为一路，几声轻啸之后，但听得风声霍霍人影流窜。猛然间一声怒吼，只见他一拳冲出，"哗喇"一声，三层牛皮绷成的箭靶被打出一个窟窿。曾国藩脱口称赞："好神力！"
一路拳打下来，鲍超心不跳，脸不红。曾国藩自己并不会武功，但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他身手不凡，心想大团一千多号勇丁，只怕少有能超过他的，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有这等本事，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大丈夫要的是封妻荫子，怎能做出卖老婆的蠢事来。你也不必到江宁去找向提督了，本部堂派你当个哨官，也管百十来号人，你愿意吗？"
鲍超受宠若惊，赶快跪下磕头，激动地说："谢大人！大人好比鲍超的再生父母。今生今世，鲍超跟定大人，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曾国藩扶起鲍超，说："今后要将本事全部教给勇丁，莫要保留。从我这里拿五十两银子回去，给二十两与酒店老板，当养伤之费；给人赔个不是，把字据取回；另三十两给你的老婆，把家安顿好。后天就到我这里来上任。陶大人那里，我叫人去了结。"
鲍超喜从天降，千恩万谢，回旅店去了。这里曾国藩修书一封，说明鲍超是个人才，要留下他教习团丁，不必再追究云云，交给差役回去复命。
五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骆中丞，这曾国藩做事，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不久前才从衡永郴桂道任上提拔起来的陶恩培，拿着曾国藩写给他的信，来到骆秉章的签押房。
"什么事？"骆秉章问。
"一个兵痞子，自愿卖老婆，与人讲好了，还盖了手模。第二天翻脸不认帐，还打得人家半死。状子告到我这里，情况属实，我把兵痞锁拿到衙门来审问。半路之中，曾国藩把他截走了，说是一个人才，他要留用。骆中丞，你看这办事还有个规矩吗？杀了那么多人，还弄些个什么站笼，惨无人道。杀人抢人，自行其是，全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下去，湖南一省，只要他曾国藩就行了。"陶恩培越说越有气。
"这曾国藩也是跋扈了些。"骆秉章同情陶恩培，"那十个站笼，倒是经我劝说，又拿出几份状子给他看，总算拆了。可是专断自决，则一点未改。上月到浏阳剿征义堂，又擅自杀了县团练副总张义山。张义山的副总是我批的，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杀了。对不起，回来后我虽不讲他，也给他碰了个冷钉子，平征义堂的事，一句不提。"
"那还提得，再提，尾巴都会翘到天上去了。"陶恩培把身子往骆秉章跟前凑了凑，说，"中丞，听说鲍提督也讨厌这个姓曾的。"
正说着，左宗棠进来，把刚起草的《湖南境内匪患次第肃清》的奏稿送给骆秉章过目。
"中丞，肃清湖南境内土匪，主要靠的是曾涤生的团练，尤其是这次剿平征义堂，厥功甚伟。征义堂闹了好几年，浏阳县对之束手无策，上次江岷樵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山中，全赖曾涤生彻底扑灭。但奏稿对此只一笔带过，曾国藩的名字都未提及。我虽然按中丞的意思写了，但终究有点为涤生抱屈。"
"怎么是彻底扑灭？周国虞三兄弟一个都没逮住，难保不死灰复燃。"陶恩培不买曾国藩的账，更看不起连个进士都没中的左宗棠。
左宗棠瞟了陶恩培一眼，权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对骆秉章说："添不添，由中丞决定，但有功不赏已不当，现在连在皇上面前一句好话都舍不得说，只怕将来难以服人心。"
说完，抬脚就走。骆秉章连忙叫住："季高，你看着添几句吧！"把奏稿又塞给了左宗棠。待左宗棠走后，骆秉章对陶恩培说："曾国藩虽然专断了些，但他勇于任事，也难能可贵。皇上信任他，你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陶恩培说："我倒无所谓，只是中丞你处于这种地位难以应付。论年龄，论资历，论现在的官位，哪样不在他曾国藩之上？团练就只能做团练的事，不能事事都插手。安徽的吕贤基、江苏的季芝昌，哪个不是在巡抚的管辖下办事？团练大臣几十个，没有哪个像他曾国藩这样！"
骆秉章没有作声。从他心里说，对曾国藩快刀斩乱麻、敢于任事、不避嫌疑的作风，并不反感。他是个老官僚，对官场那种推诿、敷衍、不负责任、办事拖拉的习气看得多了，深知国事就坏在这种风气上。难得曾国藩这几个月来雷厉风行，湖南境内的动乱已渐次肃清，功劳是大的。但曾国藩也太不顾各衙门的面子了，开口闭口总说湖南官员暮气深重，要起用一班书生来代替他们，气势咄咄逼人。办事从不与他们商量，许多超过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也擅自处理。长此以往，弄得各衙门都不痛快，叫他这个巡抚如何当！停了一会，骆秉章问："你刚才说鲍提督讨厌他，是什么事？"
陶恩培说："听说曾国藩要撤换清德副将，提拔塔齐布。清德到鲍提督那里诉苦。鲍提督大为恼火，这不是清除异己，培植亲信吗？塔齐布还只是早几个月前才授与都司衔，现在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署理抚标中营守备，比起清德来，还差得远呀！"
"呵，呵。"骆秉章漫应着，一连打了两个哈欠。他今年六十岁了。常常感到精力不支，陶恩培见状，便起身告辞了。
两个月前，当曾国藩把大团三营勇丁整顿好后，便与提督鲍起豹商量，这三营团丁和驻长沙的绿营兵平时分开操练，五日一会操，由他亲自来检阅。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外省奉调来的兵勇已全部回防，本省一部分士兵随张亮基去了湖北，长沙还有三千本省兵。鲍起豹把他们全部留在长沙，合长沙协左营五百兵（右营五百兵驻湘潭）在内，还有三千五百人，一旦有事，以资防守。鲍起豹同意曾国藩的建议。军队吃皇粮，战时打仗，平日操练，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自己懒得吃那个苦，不想到操场去督促。现在曾国藩自愿领这分苦差，何乐而不为呢？
在操练过程中，曾国藩发现绿营中几个尖子。一个是署抚标中营守备塔齐布。他带的营每次会操都按时到齐，自己短衣紧裤，脚穿草鞋，为兵士作示范。曾国藩见塔齐布是上三旗中的人，对他格外亲切。为了今后办事方便，曾国藩要把这个满人推上来。因此特别把他去年守城时的功劳提出，向朝廷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另一个是提标二营的千总诸殿元。他是武举出身，技艺精熟，训练士兵有方。还有一个把总周凤山，是镇筸兵中的小头目。此人不仅武艺好，且熟悉兵法，在镇筸兵中很有威信。大团中的三营，带队的几乎都是书生，虽然热情很高，有的武艺也很不错，但毕竟缺乏行伍经验。近来虽有杨载福、鲍超做教师，两个人究竟不够，于是曾国藩将塔齐布、诸殿元、周凤山请来当大团勇丁的教师，给他们双份饷。大团勇丁的武艺在一天天进步，绿营的训练也有起色。但不久，麻烦事来了。
原来，那些绿营兵，平素懒散惯了，一个月难得有一两次操练。就这一两次，去的人也不多，用几个钱雇个人代替，本人则睡觉、上馆子、下妓院。操练也有名无实，集个合，点个名，走走步伐，各自拿刀枪挥舞几下，就算完了。三伏天、三九天照例是不操练的。但曾国藩练兵，作风却大不一般。
大团一天的操练总在四个时辰以上，事事讲认真过硬，一丝也不许马虎。他自己一天到操场去几次，严格督促。这样一来，绿营兵也只能陪在那里。到了逢三、逢八会操这一天，天还没亮，就得集合上操场。那些绿营兵油子擦着惺忪的眼睛，胡乱穿上号褂，昏昏沉沉地跟着走，个个嘀嘀咕咕。曾国藩整天一刻也不离开练兵场。将士们无奈，只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天下来，浑身骨架都散了。不仅如此，他还要训话，喋喋不休地聒噪个把时辰，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尽忠报国等等，讲得那些绿营兵烦腻极了，个个昏昏欲睡，一回到营里，便骂开了："这个曾剃头，早点死了好！"
"曾国藩不过是个团练大臣罢了，他有什么资格管我们！"
"跟那些作田佬一起操练，脸都丢尽了。"
一个湘乡籍的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们知道吗？曾国藩是个蛇皮癞，他每天都痒不可当，死命地抓，抓下的癣皮有一饭碗，血流不止。"
"活该！这是天报应。"
"让他一天痒到晚，上不了操场就好。"
士兵们在一阵笑骂中放出满肚皮怨气。
个把月后，除塔齐布的抚标中营外，其他营的士兵常常缺席。最近一段时期，上操场的绿营兵越来越少了，抚标中营也受到影响。曾国藩对此很恼火。尤使他难堪的是，长沙协副将清德，几个月来，凡会操一概不参加，派人请也请不动。这两次会操，长沙协缺席的又特别多，经打听，原来是清德对曾国藩重用塔齐布很嫉妒。塔齐布还是火器营的护军时，清德便已是副将了。曾国藩一来，便保奏塔齐布为游击，最近又保奏为参将，眼看就要与他平起平坐了。清德如何能服气！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明显地在讨好满人，想用满人来取代他。因此，清德不但自己不会操，而且对不会操的长沙协士兵也暗中支持。对于清德明目张胆的对抗，曾国藩十分恼怒。他听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有一次清德竟摘去顶戴，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查实以后，便决定拿清德开刀。
机会来了。六月初八日，是清德最宠爱的四姨太二十五岁寿辰。早在五天前，清德就大发请柬，准备为四姨太热闹一天。而这天，又恰恰是逢八的会操期。
初七日上午，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分出了一个告示，晓喻全体绿营和团丁，明早在南门外大操场会操，要对半年来的操练作一番全面大检查，不管是谁，不管任何原因，一律不得请假。
当晚，长沙协中被清德安排为酒席服务的兵士，公推几个代表到副将衙门，把曾国藩的告示给清德看。清德看完，把告示揉成一团丢到脚下，冷冷一笑："不要理他，他神气得几天？长毛一平，他就得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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