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 24 回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惟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惟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社会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党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做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作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毓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作一番秘密查访。
四 鲍超卖妻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錱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錱、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前，王錱宣示张义山鱼肉百姓的罪恶，并当场将这个团练副总一刀杀了，鼓动征义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国藩这套软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义堂被打垮了，周国虞兄弟不得不带着一批骨干撤离野人山。
这是省城大团成立以来干得最得意的一桩大事，王錱、李续宾等人满心想得到省里各衙门的表扬，却不料长沙的反应甚为冷淡。曾国藩心里虽不高兴，但并不跟骆秉章谈起这事，就连左宗棠面前也不提及，仍旧每日办理匪盗案件，并将精力转到操练勇丁上。
曾国藩痛感教官缺乏。王錱、康福、李续宾、彭毓橘等人虽武艺超群，但都任务繁重，不能以全副精力教练团丁。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摹，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一天下午略有点空闲，曾国藩正和康福饶有兴致地对弈，荆七进来说：“大人，去年在岳阳楼上见面的那个杨载福来了。”
“快请他进来！”曾国藩喜出望外，一边叫康福收棋，一边已迈步向门外走去。
杨载福一进门来，便跪下磕头行大礼：
“曾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上次岳阳楼上多多冒犯，请大人海涵。”
曾国藩亲手扶起杨载福，乐呵呵地说：“什么冒犯，说哪里话来！我能在洞庭湖畔结识足下，实为有幸。这一年来，足下可好？”
曾国藩上下打量着杨载福，见他身穿一套绿营军官衣服，便又问：“足下在哪个营做事，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杨载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去年蒙大人给我指明出路，第二天，我便将排上事安排好，带着大人写的荐书，到长沙投奔骆抚台。骆抚台问我：‘曾大人是你什么人？’我说：‘曾大人与我非亲非故，得荐书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骆抚台问我荐书怎么来的，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骆抚台说：‘你这个毛头小子，你知道曾大人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骆抚台说：‘曾大人是当今礼部侍郎，因回家奔丧，让你给有幸碰上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起大人的确说过回家奔母丧的话。骆抚台把我留在抚标右营。见我武艺尚可，今年初，提拔我当了个外委把总，派我到辰州协训练新兵。前几天才回长沙来交差。昨日在街上见到大人出的告示，方知大人在省里办团练。今天特地请了假，来拜谒大人。”
曾国藩见杨载福不负推荐，很是高兴，说：“足下这一年来长进很大，又有了训练新兵的经验，我想请足下到大团来训练勇丁，足下肯吗？”
杨载福说：“大人是我的恩人，莫说叫我来大团当教官，就是叫我立即入狼窝虎穴，敢不从命！”
曾国藩甚喜，当即给骆秉章写封亲笔信，请他放杨载福来大团听命。骆秉章自然准许。次日，杨载福即到曾国藩衙门报到。吃过早饭，曾国藩带杨载福到南门外操场，分到罗泽南一营当个哨官，并兼管全营教习。下午，曾国藩徒步从南门口操场回鱼塘口，途经盐道街口时，见提刑按察使司的几个差役锁拿一个汉子往前走。忽然，从后面跌跌撞撞地跑来一个妇人。那妇人抱住汉子的大腿，哭喊着：“春霆，我跟你一起去吧！”妇人哭声极为悲哀，引得路人全都停下来观看。又见后面跑来两三个汉子，扯着妇人的手往回拖，妇人死命不肯。那汉子满脸是泪，说道：“菊英，你多保重，过几年我再来接你。”差役们吆喝着，赶着汉子走。
曾国藩定睛看那汉子，年约二十六七岁，身材长大，足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膀阔腰圆，面孔虽黧黑消瘦，但两眼却大而有神，满脸络腮胡子又黑又密。曾国藩心想：好一条汉子，不知犯了何事？提刑按察使司的差役见是曾国藩，忙点头哈腰问好：“曾大人，您老回府去？”
那汉子听差役叫“曾大人”，连忙喊：“您老就是曾大人？我鲍超今日落难受辱，请您老救我。”
曾国藩感觉意外，问：“要我救你？”
“曾大人，您老不是在奉旨操练团练吗？鲍超愿投效您老帐下。我现在好比当年落难的薛仁贵，日后，我会辅助您老征东扫北。”
曾国藩想：此人口气倒不小，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妨将此人带到审案局详细问问。他对差役说：“把他押到审案局去，我要审问审问。”
差役面有难色，说：“陶大人要小的们这就押去，若送到审案局，陶大人怪罪下来，小的们吃不了。”
“不要紧，我这就打发人告诉陶大人，审问后即给他送去。”
鲍超又说：“曾大人，这妇人是小人的女人，请你老发点慈悲心，让她再在旅店住几天，待小人与她见一面后，再由马家带去。”
曾国藩叫王荆七把那女人送到旅店后，再到臬台衙门去告诉陶恩培，并要那几个汉子先回去，过几天再说。差役无奈，只好跟着到了审案局。
曾国藩坐在大堂太师椅上，鲍超跪在堂下。他屏退差役后，对鲍超说：“你因何事被锁拿，要从实告诉我。”
鲍超磕了一个头，答道：“是。”然后慢慢地将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鲍超字春霆，是四川奉节人，自小父母双亡，帮人拾粪放牛糊口。十五岁时，曾经人介绍到峨眉山清虚观，为观里道人打柴担水，混一口斋饭吃。鲍超有力气，做事又勤快，虽性情暴烈，但为人爽直，很得观主清安道长的喜爱。清安道长空闲时教他一些武艺。鲍超不识字，却悟性好。各种武艺，一经点拨，便熟记在心，又肯下工夫苦练，三四年过后，鲍超便成为清虚观里第一号高手。清安道长有心想把他留在观里，但鲍超却过不惯峨眉山上的冷清生活，他要凭借这身武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挣个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前程。清安道长得知他的志向后，深为惋惜，悔不该当初看错了人。二十岁那年，鲍超为一件小事与观里另一道人口角起来，他挥起铁拳把那道人打得口吐鲜血，晕死过去。清安道长大怒，把他捆绑起来，打了五十水火棍。鲍超岂咽得下这口气，第二天一早，便卷起包袱下山了。走到半山腰，想起师傅五年来的教诲之恩，自思这样不辞而别，未免对师傅不起，便又转身上山，向清安道长告辞。道长并不挽留他，只叮嘱：“日后不管立下多大功劳，不管有多高官爵，都不要再对人提起清虚观这几年的事，更不要提为师的姓名。”
鲍超下山，来到成都投了军。几年过去，东打西跑，辛苦不已，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鲍超灰心了。
恰好，那年广西洪杨事发，朝廷要调兵到广西前线。鲍超看定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主动请缨，来到广西。一来便被向荣看中，选为亲兵。眼看鲍超要发迹了。谁知时运不佳，永安一战，鲍超身负重伤。向荣给他几两银子，留他在广西一个老百姓家养伤。不久，向荣带兵尾追太平军离开广西到湖南去了。
鲍超住的这家姓韦。韦家的姑娘菊英，尽心尽意地招呼鲍超。菊英爱鲍超仪表堂堂，鲍超爱菊英秀气水灵，心眼又好。两人便你欢我爱，偷偷地搅在一起了。菊英父母也觉得鲍超有股男子汉气概，便同意女儿的选择，为小两口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鲍超伤好了，他和菊英商量，要到湖南去找向提督。菊英舍不得跟他分开，便和他一同来到湖南。到长沙后，方知向提督早已到江宁去了，鲍超夫妇好不气馁。盘缠眼看就要用光，伙铺老板又天天催房租，鲍超气得在一家酒店里喝了两斤白干，醉得昏昏的，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他在酒店里大嚷：“谁要老婆，二百两银子，我把老婆卖给他。”大家都觉得好笑，便怂恿酒店马老板去买。马老板四十多岁，去年刚死了老婆，正要续弦，看鲍超不过二十几岁，料想老婆一定年轻，便问：“汉子，真的卖老婆？”
“真的。”鲍超布满血丝的双眼乜斜着酒店老板。
“不反悔？”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嗯。”马老板心想，连老婆都要卖的人，还有脸说男子汉大丈夫。他用鄙夷的眼神对鲍超说，“汉子，去看看你的老婆长得如何，麻脸瞎眼的我可不要。”
当场便有几个好事之徒，兴高采烈地跟着去看热闹。马老板见菊英年轻漂亮，大喜过望，当下拉出鲍超，说：“汉子，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婆娘，诸位帮忙作个证，可不许反悔呀！”
立即便有人写来一张字据，鲍超印了手模。
这天晚上，鲍超酒醒了，对白天卖老婆的荒唐之事后悔不迭。但木已成舟，他只得告诉菊英。菊英一听，顿时昏厥过去，老半天才醒过来，对鲍超的绝情灭义恨得要死。鲍超安慰妻子。说实在是万不得已，与其两人都死在此地，不如换得银子到江宁去，找到向提督，一两年后立了军功当了官，一定回长沙再来赎回。夫妻俩抱头痛哭一夜。第二天，马老板拿着二百两银子来，要把菊英带走。老婆是自己卖的，一时反悔不成，但他毕竟是个血性男儿，见真来抬老婆了，又恼羞成怒，一股无名火起，将马老板痛打了一顿。马老板无辜挨打，如何气得过，便到臬台衙门告了鲍超一状。又有手模契约，又有十多个人证，臬台陶恩培下令提拿鲍超，并将韦菊英判给马老板。
曾国藩细细听了鲍超这段叙述，心想：这个莽夫人品的确不太好，日后保不定忘恩负义，卖友求荣。转过来又想：鲍超也可怜，空有一身本事，却命运不济，英雄短路，也难怪他做出这等没良心的事来，吴起不也有过杀妻求将的事吗？现在正要几个有真本领的人来教习团丁，且不去管他的人品，先看看他的本事究竟如何。
曾国藩唤来差役，打开鲍超手上的锁链，又赏他一顿酒饭，要他当面表演几套拳术刀枪。
鲍超甚喜，他恨不得在曾大人面前把全身解数都使出来。当时来到射圃，脱了衣服，先表演了一套长拳。这套拳打得真好！将少林拳和峨眉拳融为一路，几声轻啸之后，但听得风声霍霍人影流窜。猛然间一声怒吼，只见他一拳冲出，“哗啦”一声，三层牛皮绷成的箭靶被打出一个窟窿。曾国藩脱口称赞：“好神力！”
一路拳打下来，鲍超心不跳，脸不红。曾国藩自己并不会武功，但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他身手不凡，心想大团一千多号勇丁，只怕少有能超过他的，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有这等本事，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大丈夫要的是封妻荫子，怎能做出卖老婆的蠢事来。你也不必到江宁去找向提督了，本部堂派你当个哨官，也管百十来号人，你愿意吗？”
鲍超受宠若惊，赶快跪下磕头，激动地说：“谢大人！大人好比鲍超的再生父母。今生今世，鲍超跟定大人，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曾国藩扶起鲍超，说：“今后要将本事全部教给勇丁，莫要保留。从我这里拿五十两银子回去，给二十两与酒店老板，当养伤之费，给人赔个不是，把字据取回；另三十两给你的老婆，把家安顿好。后天就到我这里来上任。陶大人那里，我叫人去了结。”
鲍超喜从天降，千恩万谢，回旅店去了。这里曾国藩修书一封，说明鲍超是个人才，要留下他教习团丁，不必再追究云云，交给差役回去复命。
五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骆中丞，这曾国藩做事，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不久前才从衡永郴桂道任上提拔起来的陶恩培，拿着曾国藩写给他的信，来到骆秉章的签押房。
“什么事？”骆秉章问。
“一个兵痞子，自愿卖老婆，与人讲好了，还盖了手模。第二天翻脸不认账，还打得人家半死。状子告到我这里，情况属实，我把兵痞锁拿到衙门来审问。半路之中，曾国藩把他截走了，说是一个人才，他要留用。骆中丞，你看这办事还有个规矩吗？杀了那么多人，还弄些个什么站笼，惨无人道。杀人抢人，自行其是，全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下去，湖南一省，只要他曾国藩就行了。”陶恩培越说越有气。
“这曾国藩也是跋扈了些。”骆秉章同情陶恩培，“那十个站笼，倒是经我劝说，又拿出几份状子给他看，总算拆了。可是专断自决，则一点未改。上月到浏阳剿征义堂，又擅自杀了县团练副总张义山。张义山的副总是我批的，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杀了。对不起，回来后我虽不讲他，也给他碰了个冷钉子，平征义堂的事，一句不提。”
“那还提得，再提，尾巴都会翘到天上去了。”陶恩培把身子往骆秉章跟前凑了凑，说，“中丞，听说鲍提督也讨厌这个姓曾的。”
正说着，左宗棠进来，把刚起草的《湖南境内匪患次第肃清》的奏稿送给骆秉章过目。
“中丞，肃清湖南境内土匪，主要靠的是曾涤生的团练，尤其是这次剿平征义堂，厥功甚伟。征义堂闹了好几年，浏阳县对之束手无策，上次江岷樵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山中，全赖曾涤生彻底扑灭。但奏稿对此只一笔带过，曾国藩的名字都未提及。我虽然按中丞的意思写了，但终究有点为涤生抱屈。”
“怎么是彻底扑灭？周国虞三兄弟一个都没逮住，难保不死灰复燃。”陶恩培不买曾国藩的账，更看不起连个进士都没中的左宗棠。
左宗棠瞟了陶恩培一眼，权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对骆秉章说：“添不添，由中丞决定，但有功不赏已不当，现在连在皇上面前一句好话都舍不得说，只怕将来难以服人心。”
说完，抬脚就走。骆秉章连忙叫住：“季高，你看着添几句吧！”把奏稿又塞给了左宗棠。待左宗棠走后，骆秉章对陶恩培说：“曾国藩虽然专断了些，但他勇于任事，也难能可贵。皇上信任他，你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陶恩培说：“我倒无所谓，只是中丞你处于这种地位难以应付。论年龄，论资历，论现在的官位，哪样不在他曾国藩之上？团练就只能做团练的事，不能事事都插手。安徽的吕贤基、江苏的季芝昌，哪个不是在巡抚的管辖下办事？团练大臣几十个，没有哪个像他曾国藩这样！”
骆秉章没有做声。从他心里说，对曾国藩快刀斩乱麻、敢于任事、不避嫌疑的作风，并不反感。他是个老官僚，对官场那种推诿、敷衍、不负责任、办事拖拉的习气看得多了，深知国事就坏在这种风气上。难得曾国藩这几个月来雷厉风行，湖南境内的动乱已渐次肃清，功劳是大的。但曾国藩也太不顾各衙门的面子了，开口闭口总说湖南官员暮气深重，要起用一班书生来代替他们，气势咄咄逼人。办事从不与他们商量，许多超过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也擅自处理。长此以往，弄得各衙门都不痛快，叫他这个巡抚如何当！停了一会，骆秉章问：“你刚才说鲍提督讨厌他，是什么事？”
陶恩培说：“听说曾国藩要撤换清德副将，提拔塔齐布。清德到鲍提督那里诉苦。鲍提督大为恼火，这不是清除异己，培植亲信吗？塔齐布还只是早几个月前才授予都司衔，现在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署理抚标中营守备，比起清德来，还差得远呀！”
“呵，呵。”骆秉章漫应着，一连打了两个哈欠。他今年六十岁了，常常感到精力不支，陶恩培见状，便起身告辞了。
两个月前，当曾国藩把大团三营勇丁整顿好后，便与提督鲍起豹商量，这三营团丁和驻长沙的绿营兵平时分开操练，五日一会操，由他亲自来检阅。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外省奉调来的兵勇已全部回防，本省一部分士兵随张亮基去了湖北，长沙还有三千本省兵。鲍起豹把他们全部留在长沙，合长沙协左营五百兵（右营五百兵驻湘潭）在内，还有三千五百人，一旦有事，以资防守。鲍起豹同意曾国藩的建议。军队吃皇粮，战时打仗，平日操练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自己懒得吃那个苦，不想到操场去督促。现在曾国藩自愿领这份苦差，何乐而不为呢？
在操练过程中，曾国藩发现绿营中几个尖子。一个是署抚标中营守备塔齐布。他带的营每次会操都按时到齐，自己短衣紧裤，脚穿草鞋，为兵士作示范。曾国藩见塔齐布是上三旗中的人，对他格外亲切。为了今后办事方便，曾国藩要把这个满人推上来。因此特别把他去年守城时的功劳提出，向朝廷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另一个是提标二营的千总诸殿元。他是武举出身，技艺精熟，训练士兵有方。还有一个把总周凤山，是镇筸兵中的小头目。此人不仅武艺好，且熟悉兵法，在镇筸兵中很有威信。大团中的三营，带队的几乎都是书生，虽然热情很高，有的武艺也很不错，但毕竟缺乏行伍经验。近来虽有杨载福、鲍超做教师，两个人究竟不够，于是曾国藩将塔齐布、诸殿元、周凤山请来当大团勇丁的教师，给他们双份饷。大团勇丁的武艺在一天天进步，绿营的训练也有起色。但不久，麻烦事来了。
原来，那些绿营兵，平素懒散惯了，一个月难得有一两次操练。就这一两次，去的人也不多，用几个钱雇个人代替，本人则睡觉、上馆子、下妓院。操练也有名无实，集个合，点个名，走走步伐，各自拿刀枪挥舞几下，就算完了。三伏天、三九天照例是不操练的。但曾国藩练兵，作风却大不一般。
大团一天的操练总在四个时辰以上，事事讲认真过硬，一丝也不许马虎。他自己一天到操场去几次，严格督促。这样一来，绿营兵也只能陪在那里。到了逢三、逢八会操这一天，天还没亮，就得集合上操场。那些绿营兵油子擦着惺忪的眼睛，胡乱穿上号褂，昏昏沉沉地跟着走，个个嘀嘀咕咕。曾国藩整天一刻也不离开练兵场。将士们无奈，只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天下来，浑身骨架都散了。不仅如此，他还要训话，喋喋不休地聒噪个把时辰，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尽忠报国等等，讲得那些绿营兵腻烦极了，个个昏昏欲睡，一回到营里，便骂开了：
“这个曾剃头，早点死了好！”
“曾国藩不过是个团练大臣罢了，他有什么资格管我们！”
“跟那些作田佬一起操练，脸都丢尽了。”
一个湘乡籍的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们知道吗？曾国藩是个蛇皮癞，他每天都痒不可当，死命地抓，抓下的癣皮有一饭碗，血流不止。”
“活该！这是天报应。”
“让他一天痒到晚，上不了操场就好。”
士兵们在一阵笑骂中放出满肚皮怨气。
个把月后，除塔齐布的抚标中营外，其他营的士兵常常缺席。最近一段时期，上操场的绿营兵越来越少了，抚标中营也受到影响。曾国藩对此很恼火。尤使他难堪的是，长沙协副将清德，几个月来，凡会操一概不参加，派人请也请不动。这两次会操，长沙协缺席的又特别多，经打听，原来是清德对曾国藩重用塔齐布很嫉妒。塔齐布还是火器营的护军时，清德便已是副将了。曾国藩一来，便保奏塔齐布为游击，最近又保奏为参将，眼看就要与他平起平坐了。清德如何能服气！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明显地在讨好满人，想用满人来取代他。因此，清德不但自己不会操，而且对不会操的长沙协士兵也暗中支持。对于清德明目张胆的对抗，曾国藩十分恼怒。他听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有一次清德竟摘去顶戴，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查实以后，便决定拿清德开刀。
机会来了。六月初八日，是清德最宠爱的四姨太二十五岁寿辰。早在五天前，清德就大发请柬，准备为四姨太热闹一天。而这天，又恰恰是逢八的会操期。
初七日上午，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了一个告示，晓谕全体绿营和团丁，明早在南门外大操场会操，要对半年来的操练作一番全面大检查，不管是谁，不管任何原因，一律不得请假。
当晚，长沙协中被清德安排为酒席服务的兵士，公推几个代表到副将衙门，把曾国藩的告示给清德看。清德看完，把告示揉成一团丢到脚下，冷冷一笑：“不要理他，他神气得几天？长毛一平，他就得滚蛋。”
“大人，是不是让他点了名以后再来？”一个外委把总试探地问。
清德眼睛一瞪：“你们的饷是谁关的？长沙协归谁管？曾国藩的一张告示，你们就这样怕得要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副将！明天，操办喜事的人一个不能少。另外，有事有病的兄弟都可以不去。你们就说是我清德讲的，看他曾国藩能奈何我个屌！”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穿戴利索，骑马上南门外练兵场。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一丝风都没有，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口烧红了的大锅。而南门外练兵场，无一株树，无一堵墙，灰尘扑面，沙石烫脚，更如同这口大锅的锅底正中，无情地折磨穿着号褂舞刀弄棒的兵丁们。
点名时，曾国藩知道长沙协缺了不少人，但他没有发作。到了巳正时分，曾国藩特意来到长沙协操练地。本来应到五百人的长沙协左营，现在不到三百人了。曾国藩顿时火起，下令全场停止操练，声色俱厉地问长沙协带队的都司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司吓得结结巴巴地禀告：有五十多号人在清德将军家办喜事，有七十多号人因病请假，有八十多号人半途溜走了。
曾国藩听后，对全场兵丁大声说：“各位弟兄们，你们看看，究竟是国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自己不来会操，还要弟兄们为他办私事。国家出钱招兵，是为他个人招的吗？大家都还只二三十来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长沙协就有那么多的人吃不了苦，不来的不来，溜走的溜走，这还像个军队吗？眼前这点苦都不能吃，日后两军搏斗，生死存亡之际，岂不当逃兵吗？本部堂四十多岁了，还和大家一起操练，所为何来？为的是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为的是保湖南全境不被长毛占领。今天天气是热了点，这样的天练兵确是一桩苦事，但比起流血杀头，这个苦就小多了。各位兄弟要体谅本部堂的苦心。常言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再冷再热，都不能不练兵。今天缺席的，每人记大过一次。”
曾国藩讲完后，要李续宾带一营湘勇到城里各处去寻找长沙协的兵，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天晚上，李续宾汇报：长沙协昨天有五十八人为清德办酒席服务，有四十六人在营房里乘凉、赌牌、聊天，有三十三人在酒店里喝酒，有十二人在妓院里胡闹，还有五十一人在城里逛街，真正生病卧床的只有六人。
曾国藩把这些情况写了一封长信，连夜打发人送到武昌张亮基处。按制度，各省绿营受总督节制，巡抚除兼有提督衔外，不得干预兵事。湖南绿营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管辖。张亮基对湖南绿营的腐败本极为不满，曾国藩又是他一再请出来的，看了曾国藩的信后，也很气愤，立即复信，交来人带回，请曾国藩按军纪国法处置。
于是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本，亲笔写道：
奏为特参庸劣武员，请旨革职，以肃军纪而儆疲玩事。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而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其原故，在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臣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亲往校阅。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六月初八日为其小妾过生，竟令五十余士兵为其办酒服役，并公开支持怕苦不愿上操之兵。该副将对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
写毕，尚不解恨，又附一片：
再，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见贼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请旨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作士气。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酿成今日之大变，是以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撤掉清德，换谁来当长沙协副将呢？论才能，杨载福最合适。但他仅只一外委把总，小小的九品顶戴，与从二品的副将相差太远了。诸殿元也可胜任，但也只是个从六品的千总，骤升副将，也嫌太快。从官阶来看，塔齐布是参将，从三品，最高，从才具方面来说，固然不及杨、诸，但塔齐布老实恭顺，此外尚有杨、诸天生不及之处，那便是塔齐布为镶黄旗人。曾国藩深知皇上对汉人猜忌甚多，今后要建曾家军，从皇上到朝野满人都会不放心。倘若有人参一本，随便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立刻就可满门抄斩。必须推个满人出来！名义上还要把这个满人摆在自己之上，才可能消除皇上及朝野满人的顾虑。若是推个才大心大的出来，今后驾驭不了，那就更麻烦。塔齐布虽无大才，但听话，又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想必日后不会有意为难。主意定了，曾国藩又补一片：
查署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臣今在省操练，常倚该参将整顿营务。现将塔齐布履历开单进呈，伏乞皇上天恩，破格超擢。
为使皇上采纳他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对满人的绝对信赖，他在片后着重补了一句：“如塔齐布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曾国藩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事很快传到清德的耳中，他又急又恨，跑到鲍起豹那里，先不提参劾自己的事，而把营兵对曾国藩酷暑操练的怨气，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遍。他有意挑拨说：“鲍提督，兄弟们都在说，我们到底是受提督指挥，还是受团练大臣指挥？兄弟们跟曾国藩讲，鲍提督爱兵如子，三伏、三九天都不在营外操练，只在营内讲兵法。曾国藩不但不听，反而说你老治军不严，姑息放纵，养了一批老爷兵。”
鲍起豹本是一个骄悍昏庸的武夫，一向看不起文官，听了清德的话，勃然大怒：“曾国藩是个舞弄笔墨的文吏，他懂什么带兵练兵！朝廷尽用一批文官当团练大臣，真是笑话！曾国藩竟敢讥笑我治军不严，他懂不懂，哪有酷暑练兵的道理？六月天牛尚不用，何况人？这哪里是练兵，这分明是虐待士卒。”
清德见鲍起豹支持他，暗自得意，于是提起参劾的事：“六月初八日是贱妾的生日，又正是会操的日子，卑职想天这般热，有心让士兵们休息一天，在家躲躲热。曾国藩居然叫他的团丁到我这里清点人数，几个人上街，几个人在营，几个人帮我办酒席。上了一本给朝廷，要撤我的职，让塔齐布来当长沙协的副将。”
“岂有此理！参劾军中大员，事先不经过我，就上奏朝廷。他曾国藩读没读过大清军律？张制军不在这里，就是骆中丞也不干预营中之事，何况这撤换二品大员的大事。真是欺人太甚！”鲍起豹愤怒起来。
“都是塔齐布谄媚曾国藩，坏了咱们绿营的规矩。”
“传我的命令，从明天起，营兵一律不再与团丁会操，塔齐布也不准再到大团那里去教练。谁敢违背我的命令，先打他五十军棍！”
“鲍大人，卑职这个委屈实在受不了。”清德担心朝廷一旦接受曾国藩的参劾，他的二品顶戴就会被摘除。
“你放心，我这就向朝廷申述，不能让曾国藩为所欲为。”
从那以后，绿营士兵再也不来会操，塔齐布也不敢再来教练团丁了。大团勇丁无故遭长沙协士兵的袭击、唾骂之事屡屡发生，甚至曾国葆在街上都无缘无故地挨了他们一顿拳击。曾国藩心里窝着一团火，但他强忍着，也劝告曾国葆和其他受辱的团丁，天天照旧训练。他在等待着朝廷的批复，心里想：若朝廷支持，则不怕他鲍起豹嚣张；若朝廷不支持，马上辞职回荷叶塘守墓！
六 大闹火宫殿
夏去秋来，转眼到了七月半中元节。十四日这天，绿营兵士每人得了五百钱节礼，又通知十五日放假一天。外委把总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接到一份请帖：十五日下午在天心阁祭吊去年守城阵亡的将士，祭吊仪式结束后，鲍提督宴请。但藩库没有给大团三营团丁发一文节礼，包括曾国藩在内，也没有一个当官的收到请帖。这是对团练的公然歧视！王錱、李续宾、曾国葆等人对这种露骨的不公平待遇气愤万分。曾国藩强压着满腔怒火，将王錱等人劝阻住，又想方设法，凑了点钱，十四日晚上匆匆发给团丁，总算把大家的怨气暂时平息了。
团丁们每人分得五百文钱。各营各哨平日的伙食费，也都多少节余点，多的有五六百文，少的也有三四百文，这些伙食尾子也发给了各人。团丁们绝大部分都是乡下老实巴交的种田佬，分得的这千把文钱，自己都舍不得用，托熟人带回去补贴家用；也有的一时找不到熟人，便稳稳当当地藏好，今后自己再带回去。辰州、宝庆、新宁来的团丁中，也有家中较为殷实的。这些人不在乎这点钱，难得到省城来住，便三五成群吆喝着逛大街、上馆子，图个快活。辰州团丁中有个叫滕绕树的伢子，平日极羡慕鲍超的武功，想方设法跟鲍超接近，想求鲍超多教给他点武艺。今天得了几个钱，他约了素日合得来的五个乡亲，商量好请鲍超到火宫殿去玩一玩，大家都说好。
这几个月来，为报曾国藩的知遇之恩，鲍超尽心尽意地教练团丁，哪里都没去过。听说火宫殿是个好玩之处，滕绕树一邀，鲍超就满口答应了。半路上又遇到塔齐布，鲍超说好久不见了，硬拉着塔齐布一起到火宫殿去。塔齐布拗不过，只得从命。一行八人有说有笑，来到了位于坡子街的火宫殿。
火宫殿果然热闹。正中是一座盖着黄色琉璃瓦、斗拱飞檐、上面雕刻不少飞禽走兽的古老庙宇。庙宇里供奉着一尊火神爷塑像。那火神爷金盔金甲，红脸红须，眼如铜铃，舌如赤炭，真是一团正在燃烧的烈火，望之令人生畏。庙宇里长年住着七八个庙祝。这几个庙祝主要不是服侍火神爷和接待前来请求保佑的香客，而是管理着庙门前那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市场。
火宫殿四周红色围墙包围了一大片空坪，因为位于长沙闹市区，久而久之，这空坪便成为走江湖跑码头的郎中、卖艺人、耍猴的、卖狗皮膏药的、算命看相的、卖杂七杂八小玩意的集中地，也引起长沙城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兴趣，卖各色小吃的小贩们也到这里来做生意，庙祝便来管理这块发财之地。每天夜深，人散走后，他们清扫场地；天亮则开门迎接各种来人。有的生意较好，要跟庙祝长来往的小贩，常送些钱给他们，庙祝也就慢慢富裕起来。后来庙祝在空坪上搭起四个大敞棚，棚上盖着树皮，分别取名为东成、西就、南通、北达。敞棚遮雨防晒，给卖主和买主都带来方便。到了过年过节时，还有唱大戏的到这里来卖艺。这火宫殿也就益发繁华热闹，几乎可以和开封的大相国寺、江宁的夫子庙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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