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
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红。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的账，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拚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曾国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奏疏拟好后，赵烈文、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劝他不必如此。担心朝廷会像咸丰八年那样顺水推舟，全部接受。曾国藩执意拜发。他并非意气办事，他有自己的深沉思考。
捻军势力仍很强大，一日不平息，太后、皇上就一日不会安宁。自从僧格林沁死后，绿营、旗兵再没有一支部队可以独任此事，平捻，非湘淮军莫属。淮军五万精兵，天下无出其右，湘军陆师力量虽弱些，而两万长江水师却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其实就是他和李鸿章的私家武装。因此，朝廷目前要完全抛开他是不可能的。就是起用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湘军水陆两支人马也不会服服帖帖听李鸿章的话，还得他点头才是。这便是曾国藩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所在。即使退一万步讲，朝廷绝情绝义，不顾后果将他开缺，他也不再留恋，立即挈眷回荷叶塘。他甚至后悔，早知有今日，不如当初打下金陵就与老九一起辞官回家为好。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女主，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她主持朝政已逾六年，比起“叔嫂合谋”的三年前来，显然要成熟多了。她曾经下过大力气对朝中的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军机大臣，以及各省的督抚一个个地作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对曾国藩所下的工夫最多。自道光十八年点翰林以来，三十年间曾国藩每年做的事情及年终考评密语，宫中都完整地保存着。慈禧全部调来审阅。再加上这几年的直接交道，尽管从来没有见过面，关于这个为保卫她儿子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书生出身的汉大臣的一切长处短处，心性品行，她已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她知道，曾国藩要求开缺江督、注销侯爵云云，都不过是对朝廷的批评和御史的参劾表示不满而已。在慈禧的心目中，这个年老的湘军统帅和他所统辖的湘军一样，已经暮气深重，不能再留在前线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年富力强的李鸿章和方兴未艾的淮军身上。按慈禧的意思，军机处拟了一道上谕：
年余以来，曾国藩所派将领驰驱东、豫、楚、皖等省，不遗余力，歼贼亦颇不少，虽未能遽蒇全功，亦非贻误军情者可比。御史穆辑香阿等人之疏着毋庸议。曾国藩着回两江总督本位。湖广总督、暂署两江总督李鸿章着授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朝廷赏功之典具有权衡，该大臣援古人自贬之义，请暂注销侯爵，着无庸议。
上谕到了曾国藩手里，他心中甚为不快。太后、皇上虽作安抚，实际上仍认为他剿捻无能，逼令他离开前线。他不服气，又上一折：
钦差大臣关防已赍送徐州交李鸿章祗领。钦奉谕旨，饬臣回本位。臣自度病体不能胜两江总督之任，若离营回署，又恐不免畏难取巧之讥。请仍在军营照料一切，维系湘淮军心，庶不乖古人尽瘁之义。
为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将朝廷颁发的两江总督和一等毅勇侯两颗铜印封起来，另刻木质关防一颗：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行营关防”。并将此事附片上奏。
慈禧太后看完这道奏折后微微一笑，命军机处再拟旨：
曾国藩请以散员仍在军营自效之处，具征奋勉图功，不避艰险之意。惟两江总督责任綦重，湘淮军饷，尤须曾国藩筹办接济，与前敌督军同为朝廷倚赖。该督忠勤素著，且系朝廷特简，正不必以避劳就逸为嫌，致多顾虑。
这道上谕，肯定了他的功绩，表示了对他的倚重，曾国藩看后略觉心舒。但他意犹未足，于是三上奏折，请开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之缺。
十天后，上谕以日递五百里的速度送到济宁州曾国藩行营：
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
显然，慈禧为曾国藩三请开缺的举动而愤怒了。双方都未在原定的基调上后退一步。赵烈文、汪士铎等人都来劝说，就此罢休算了。曾国藩也觉得骑虎难下。最后，他下了狠心，与其这样以失败之员重回江宁，赧颜见江东父老，不如干脆让她全部开缺，回荷叶塘做老农算了。辞职毕竟不是谋反，再有人从中挑唆、搬弄，也不至于到达杀头灭门前功尽毁的地步；只要不到这一步，他就不怕。正拟第四次再辞江督时，内阁又递来一道上谕：“曾国藩着补授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之任。”
慈禧太后终于让步了，曾国藩也就不再固请了。他收拾行李，带着幕僚们打马重回江宁。一路上心事重重，很少说话。在徐州城外，路过有名的折柳长亭时，曾国藩在轿中隐隐见长亭粉壁上题满了诗，打头的一行字大些，写的像是“中兴将帅咏”几个字，他吩咐停轿。
曾国藩走出轿步入亭中，抬头细看，粉壁上写的是十首七绝，总题叫“中兴将帅咏”，每首咏的是一个带兵将领。他一首首看着，前八首像是咏的赛尚阿、乌兰泰、吴文镕、江忠源、何桂清、胡林翼、胜保、僧格林沁，看到第九首时，他的心跳了起来，那诗写道：
古今无两庆封侯，北进惜乎无善谋。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1
这不正是咏的他自己吗？曾国藩满面羞惭。薛福成吩咐亲兵：“村野俚语，无礼之甚，还不赶快涂掉它！”
“让它留着吧，也好作面镜子照照。”曾国藩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蹒跚地走进绿呢大轿。
正在这时，前来徐州接钦差大臣关防的李鸿章带着一班文武大员亲到城外郊迎，将曾国藩一行前呼后拥地迎进知府衙门。李鸿章恭恭敬敬地向恩师请教治捻之策，曾国藩抚须沉思良久，什么话也没说。李鸿章再三恳求，他仍只字不言，只挥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李鸿章接过看时，纸上写的是：“捻乱止于河防。”
望着恩师坚毅的面孔，李鸿章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将这张纸细心折好，放进衣袖里。
[1]高楼， 指山东曹州高楼寨。僧格林沁被捻军斩首于此。
第四章 名毁津门
一 灵谷寺内，曾国藩传授古文秘诀
曾国藩郁郁回到江宁，自觉精力更衰弱了，原先一番整饬两江的宏图大愿，被捻战失利减去了大半。幕僚们纷纷反映，李鸿章一手荐拔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去年苏松太道出缺，丁日昌通过仆人透出消息，谁送他端砚两方，即可补授。有个多年候补道专门托人从端州买得两块好砚送上门。丁日昌看了看，笑着说：“端砚以斧柯山出的为好，你这个还不行。”待那人真的从斧柯山再弄两方砚来时，苏松太道已放了他人。走运的这个人脑子灵活，他知道所谓“端砚两方”，其实就是“白银两万”。幕僚们很气愤：这样公开卖官鬻爵的人，还能当巡抚？
曾国藩知丁日昌最受李鸿章赏识，而李鸿章赏识的又正是他的生财有道这一点。参劾丁日昌，就等于打击李鸿章。此时正要李鸿章把河防之策坚持下去，取得捻战胜利，为自己洗去羞辱，还能去得罪他吗？
苏南豪门巨绅很多，经常抗租不交，历任江督、苏抚对他们都没有办法。前两年，曾国藩挟削平太平天国之威，对豪门巨绅作了些限制，抗租气焰有所收敛。这次回来后，又发现一切依旧。
卖官的巡抚不能参劾，还谈什么惩治贪污的州县？豪门不能压制，还谈什么减漕均赋？这些都不能办，还谈什么整饬两江？曾国藩真是心灰意懒了。接着，刘蓉、郭嵩焘、曾国荃次第去位，刘长佑的直隶总督又被官文取代，海内纷传湘系人物当权的鼎盛时期已过，曾国藩愈加失意了。两江之事本可责之于三省巡抚，于是，他除督促粮饷，支援捻战前线外，其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读书作文，不多过问政事。使他略感欣慰的是，在他的身边有一批勤学上进、古文做得好的才子，其中尤以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最为突出。除张裕钊稍大些外，其他三人都只二十多岁，是正堪造就的璞玉浑金。孟子说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曾国藩也曾把它与高声读书、劳作而后憩息三者合称为人生三乐。他想，把这几块璞玉浑金琢冶为令器美具，亦是一大成绩。
曾国藩悉心指导他们，将自己古文写作的心得传授给他们。他曾经感于桐城古文的衰落，有志于振兴，后来厕身戎间，无暇作为，现在又老境渐侵，身心憔悴，看来靠自己的一人之力，是不能担此重任的。正如捻战的胜利要靠门生李鸿章一样，桐城古文的复兴也要靠门生辈了。昨天，他欣然读到张裕钊送来的习作《北山独游记》，精神为之一振。
张裕钊不为山势险峻所动，独身登上北山，发出了“天下辽远殊绝之境，非克蔽志而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有能诣其极者乎？”的感叹。曾国藩读后联想到自己这大半年来不求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也觉有愧。“后生可畏！”他心里想。
正是初夏天气，江宁郊外风景宜人。孝陵初步修复后尚未视察过，曾国藩决定明天带着张裕钊、黎庶昌等人一同察看孝陵，同时借游山玩水的机会，给他们谈谈为文之道。
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陵墓，在朝阳门外钟山南麓。前几年围城时，这里是激烈的战场，陵寝周围的建筑毁损得很厉害。爱新觉罗氏从朱氏手里夺取了皇位，表面上又对朱氏以礼遇。入北京后，顺治为崇祯举行国葬。康熙、乾隆南巡时，都亲往孝陵叩谒，还特设守陵监二员、四十陵户，拨给司香田百亩。康熙还手书“治隆唐宋”四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于贡殿上。江宁城刚一收复，朝廷便命曾国荃亲往孝陵致祭，并令尽快修复原貌。当时因经费支绌，孝陵修复工程只得往后挪。奉命北上前夕，曾国藩将此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真是能干。一年多的时间里，孝陵也算恢复得不错了。因为总督亲来视察，今天的游客都被远远地拦开。曾国藩带着张、黎、吴、薛等人来到孝陵进口处，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高大的石坊，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这就是俗称的下马坊。原已破碎成七八截，经过石工巧妙地修补，现在又竖起来了。粗粗看去，跟原貌差不多。曾国藩出了轿，张、黎、吴、薛等人也下了马，步行在通往陵墓的神道上。
神道两旁的石兽、翁仲已全找齐，并修复完好。这一路石狮、石獬豸、石橐驼、石麒麟、石马、石武将、石文臣绵延二三里，气势极为壮观，再加上松柏掩映，道路整洁，一种开国帝王雍容伟壮的气派充塞天地之间。曾国藩以及随行者们无形间也受到感染，生出一股崇敬畏惧的情绪来。
神道的尽头是享殿。这本是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重檐九楹，殿前两侧原有廊庑数十间。另有神宫监和具服殿、宰牧亭、燎炉、雀池、水井等，大殿内有四十五间房子，奉有朱元璋和马氏的神主。可惜这座堂皇的建筑全部毁于兵火，仅存五十六个石柱础。现在四周已堆积了许多木石沙灰。陪同一旁的负责修复陵墓的官员告诉曾国藩，这是为重建享殿准备的，拟仿照长陵的模样再建，现已派人去北京摹绘。最大的困难不在缺钱，而在于缺人才，没有人敢承担这个任务。曾国藩笑着说：“我的幕府中人才很多，就是没有鲁班。你们可以出个招贤榜，向普天下招贤，总会有今日鲁班出来的。”那官员点头称是。
在享殿废墟上站了一会，曾国藩一行穿过方城隧道，来到钟山独龙阜。这里便是明太祖的地宫所在。尽管战火弥漫，周围的古树烧毁不少，但独龙阜上依旧树林茂盛，草木葳蕤。曾国藩伫立良久，叹道：“到底是圣天子葬地，自有神灵庇佑！”张、黎等人也深以为然。
曾国藩站在独龙阜上，极目远眺。但见钟山气势飞腾，紫雾蒸蔚，四周地形既开阔又壮美，田园葱绿，水光潋滟，一派胜景尽收眼底。心情抑郁了很久的两江总督，顿生一种俯视天下的气概，心里再一次发出感慨：“这么好的墓地，可谓天下无双，朱洪武好眼力呀！”
孝陵的修复，曾国藩基本上是满意的，他对监修的官员夸奖了两句。那官员很是高兴，讨好地对曾国藩说：“大人，灵谷寺也已基本修好，请大人到那里去视察一下，还可在寺内略为休息休息。卑职即刻通知灵谷寺住持，叫他安排茶水伺候。”
察看孝陵半日，曾国藩已觉累了，且要谈文，灵谷寺也的确是个好地方，便同意了。
当曾国藩一行坐轿乘马来到寺门时，灵谷寺住持远通法师已带领阖寺五十余僧众在山门外迎接了。稍稍歇息后，远通法师便陪着曾国藩查看修复后的寺院，并一路滔滔不绝地向总督大人介绍。
灵谷寺建于梁天监十三年，原名开善寺，唐代改称宝公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改称太平兴国寺，明初改为蒋山寺，寺址在独龙阜。那时江宁的蒋山寺与杭州中天竺的永祚寺、湖州的万寿寺、苏州的报恩光孝寺、奉化雪窦资圣寺、温州的龙翔寺、福州雪峰崇圣寺、金华的宝林寺、苏州虎丘灵岩寺、天台的国清寺，并称为江南十大名刹。洪武十四年，明太祖亲来钟山选皇陵，看准了独龙阜这块风水宝地，遂命蒋山寺东迁。又将皇陵圈中的定林寺、宋熙寺、竹园寺、悟真庵统统迁于此，合并为灵谷寺。
远通像一个破落户夸耀富贵的先祖一样，津津有味地告诉曾国藩，合并后的灵谷寺规模之宏大，使得江南无一寺庙可以与之相比。寺内的殿庑规制仿照大内修造，自山门至梵宫长达五里路。当中的主道，行人走在上面，能发出一种类似琵琶弹奏的响声，鼓掌都可以使人隐约听到琵琶弦在震动，故僧众将它称之为琵琶街。
张裕钊听了很觉稀奇。吴汝纶则悄悄地对薛福成说：“这老家伙在吹牛皮。”
黎庶昌问远通：“法师，你说的是真的吗？”
远通立即双手合十，念道：“阿弥陀佛，老衲明年就六十岁了，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打诳语吗？”
吴汝纶听了，忍不住发笑，心想：这老和尚倒也直爽，一句话就露出了他年轻时好说假话的毛病，便问道：“老法师，这琵琶街现在还弹琵琶吗？”
“早已不弹了。”
“它为何又不弹了呢？”
“早在天启年间，有一个临产的妇人来到灵谷寺烧香，求菩萨保佑她生产顺利。祷告完毕，她沿着琵琶街走出寺院，谁知走到半路就发作了，痛得在琵琶街上打滚。打了三个滚后，那妇人就在街上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菩萨保佑她生产顺利，但把琵琶街污坏了。从那以后，琵琶街就再听不到琵琶声了。”
众人听了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曾国藩也微笑着，心里说：“果然是个会打诳语的老和尚，不过倒也诳得可爱。”
见大家兴致高，远通越说越有劲。他又说，灵谷寺原有一个广阔无边的放生池，是明初一万个民工整整凿了一个月才凿成，故又叫万工池。还有无量殿、梅花坞、八功德水诸景。当时殿宇如云，浮屠矗立，最盛时有一千个僧人。寺内万松参天，一径幽深，故又有灵谷深松之美称，远通非常得意地说，当年康熙爷、乾隆爷谒完孝陵后，都驻跸灵谷寺，并留下宸翰。
“老法师，你刚才说八功德水是一种什么水？”黎庶昌问。
“这八功德水有个来由。”远通神气活现地数着家珍，“梁天监十七年，有个西域胡僧来到钟山紫霞洞修行。紫霞洞缺水，胡僧只得靠接天雨止渴。有一天，洞边来了一个长须老叟，向胡僧讨水喝。胡僧将水罐子递给他。水罐子里那半罐水还是胡僧在春天时接的，要靠它过炎热三伏。老叟一口气把半罐子水喝干了，问胡僧心疼不。胡僧说：‘接水有缘，喝水有缘。今日有缘，得遇山仙。’老叟惊问：‘你怎么知我是山仙？’胡僧说：‘紫霞洞口有恶虎一只，毒蛇一条，凡人岂可来到此地？’老叟笑道：‘既然让你识破，我当赔给你水。’老叟说罢，对着洞壁用手指猛力一钻，钻出一个小窟窿。霎时，小窟窿里流出一条细细的水丝来。胡僧问：‘山仙，你这水有什么好处？’老叟说：‘我这泉水有八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八蠲疴。’说罢化作一道轻烟去了。灵谷寺的僧人听说，便劈开楠竹，铺成竹管道，将水引到寺里来。”
“好哇，法师，你寺里有这么好的水，何不烧壶好茶招待我们！”吴汝纶高兴地嚷道。
“老衲早已准备好了。”远通笑眯眯地指着前方说，“就摆在无量殿里。”
无量殿因供奉无量寿佛而得名，但一般人都叫它无梁殿。因为这座建于明洪武十四年的长十五丈、宽九丈的大殿无梁无柱，无尺寸木头，全是巨砖垒砌而成，实为我国佛寺中罕见的建筑。远通法师将曾国藩一行引到无量殿，殿中已摆好了一桌茶点。楠木桌面上是一套精致的茶具。远通介绍，这是前代景德镇官窑烧制的贡品，虽历四百余载，仍然胎白如雪，草青如生。大家拿在手里细细观摩。曾国藩想：这个号称现在已不打诳语的老和尚，半日来都在打诳语，只有这一句话是真的，这的确是一套不可多见的好茶具。
桌面当中摆了几碟时鲜果品。远通说，这些都是本寺的土产，尤其是青皮红心萝卜，更是难得吃到。远通边说边用小刀切开一个，果然萝卜心红得鲜艳。远通笑着说：“金陵红心萝卜在江南数第一，灵谷寺的红心萝卜在金陵数第一，这一碟又是灵谷寺里萝卜中最好的。”
“那真是天下第一咯！”吴汝纶笑着打趣。
“老衲想应当算得上天下第一。”远通乐呵呵地笑道，精光的头皮上泛起青亮的光彩。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法师其实长得一表人材，如果让他穿上一品官服，会比自己更像一个大学士！
桌子旁边立着一个小火炉，一把古色古香的宜兴紫砂壶里冒出缕缕水汽。远通亲自给每人斟了一杯茶。给吴汝纶斟茶时，特地郑重对他说：“小先生，这是真正的八功德水烧出来的。”又回过头来笑着对曾国藩说，“大人在这里宽坐，贫僧叫厨头准备一顿好斋席，请大人尝尝。”
众人品了一口茶，似乎觉得的确比城里的茶水好喝些。“真是个会享清福的和尚！”望着走远了的灵谷寺住持，曾国藩从内心里发出羡慕。
“你们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们出来查看孝陵？”很久没有离开督署了，今天到郊外走动走动，看了修缮一新的明孝陵，见了爱打诳语却讨人喜欢的和尚，又坐在如此清静的寺院里喝着闲茶，曾国藩心里涌出一股多年未有的舒畅感，他笑着问正在专心品茶的年轻幕僚们，私下里已经认张、黎、吴、薛为及门弟子了。
四子面面相觑一阵，不知如何回答。吴汝纶一向活跃，他忍不住答道：“大人是叫我们休息一天，到钟山来玩玩。”
曾国藩笑着摇摇头。黎庶昌想了想说：“我知道了，大人布置我们下旬的作文题目是明孝陵论。”
“不对，应该是以孝治天下论。”薛福成忙纠正。
曾国藩笑着说：“算了，你们都猜不中，我今天请诸位出来，原是想来个钟山谈文，现在做了远通和尚的客人，变成灵谷寺谈文了。”
吴汝纶拍手笑道：“大人此举太高雅了，今后一定是段文坛佳话。”
其他三子也都很兴奋。
“昨天，廉卿送来一篇《北山独游记》，老夫读了很觉有启发。不独文笔洗练，且用意高远，真正是一篇好文章。”
曾国藩从衣袖里掏出张裕钊的作文，递给黎庶昌。“你们每人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就从廉卿这篇文章谈起。”
在黎庶昌等人阅读的时候，曾国藩对张裕钊说：“我曾经说过，足下的文章近于柔，望多读扬、韩之文，参以两汉古赋而救其短。这篇游记已不见往昔之柔弱，足下近来大有长进。”
“这都是大人指教的结果。”张裕钊恭敬回答。他生就一副厚重谨悫的模样，加上花白的头发，四十三四岁的年纪，看起来像是过了五十的人一样。曾国藩最看重的就是他的谨厚，知道即使这样着意表扬他，他也不会骄傲，若是对吴汝纶、薛福成，便不能这样称赞了。
张裕钊的文章不到三百字，片刻光景，三人都浏览了一遍。黎庶昌诚恳地赞扬他写得好，吴、薛也说好，但心里并不太服气。
“作文当以意为主，辞副其意，气举其辞。廉卿这篇游记，好就好在通过登山越岭的记叙，阐述了天下辽远之境的获得，只属于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这正是程朱所讲的格物致知。”曾国藩习惯地梳着长须，意味深长地说，“岂只是登山览胜，学问、文章、事业，哪样不是这样啊！”
望着总督大人由一篇小文章生发出如此庄重的人生感叹，不只是张裕钊、黎庶昌，就是心高气傲的吴汝纶、薛福成也被感慑了。佛殿里顿时安静下来。
“当年老夫初进京师，侥幸入金马门，然于学问文章，懵然不知。偶闻京师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郎中姚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遂展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诵读，其他六代之能诗文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开始为诗古文。尔来三十年了。”无梁殿里回荡着曾国藩的湘乡官话，其音色之洪亮，声调之悦耳，张裕钊等人似乎从没有听到过。“三十年来，只要军务政务稍有空暇，老夫便究心古文之道，直到过天命之年，才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近来常有将心得写出之意，然握管之时，不克殚精竭思，做成后总不称意。安得屏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做文一篇，以摅胸中奇趣。今日与诸位偷得一日之闲，聚会于清静无为之地，老夫欲学古之孔孟墨荀当年与门徒讲学的形式，无拘无束地与诸位纵谈为文之道如何？”
这真是太好了！张裕钊等人想：从曾大人学习古文多年了，胸中堆积着许多问题，总没有机会一问究竟，难得他今天有这样的雅兴。
“请问大人，文章以何为最先？”当大家都在紧张思考时，吴汝纶率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文章以行气为第一义。”曾国藩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昌黎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老夫平生最爱文章有雄奇瑰伟之气，古人有此气者，以昌黎为第一，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后人难以企及，然可揣摹而学之。”
“请问大人，用字造句，以达到何种境地为最佳？”黎庶昌问。
“无论古今大家，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曾国藩应声而答，略为思考一下，他又作了补充，“世人论文字之说，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骃、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子长、司马相如、扬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韩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长卿、子云之上，戛戛独造，力避圆熟，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于古人之文，若能从鲍、江、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则无不可读之古文，也无不可通之经史。”
四子大受启发，一齐点头称是。
“刚才讲的是句子的圆润，还有遣字的准确传神。古人十分讲究炼字，有许多一字师的故事。比如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改‘数’为‘一’。张咏‘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改‘恨’为‘幸’。程风衣‘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改‘到’作‘信’。这些都是有名的一字师。另外如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改‘德’为‘风’。苏东坡《富韩公神道碑》‘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张文潜改‘能’为‘敢’。张虞山‘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陈香泉‘斜日一川汧水上，秋峰万点益门西’，王渔洋分别改‘增’为‘生’，改‘峰’为‘山’。改的都是大家名家的字，都改得好。可见即使是大手笔，也有个千锤百炼提高的过程，何况一般人呢？除一字师外，还有半字师的故事，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四子齐摇头。
“昔乾隆龚炜，为东海一闺秀改咏菊诗。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龚炜嫌‘别’字硬，改为‘另’。人称半字师。”
“大人，当年靖毅公病逝时，唐鹤九送的挽联，大人为他改了两处，大家都说改得极好。”张裕钊插话。
“我改的倒也寻常，其实是唐鹤九的联语写得好。”曾国藩平淡地说。
“廉卿兄，你把这段掌故说给我们听听吧！”薛福成入幕最晚，不知道这件事。
张裕钊望着曾国藩请示：“大人，卑职可以说吗？”
“你说吧！”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
“同治元年十一月，靖毅公染时疫，为国殉职于金陵城下，当时挽联极多，也不乏佳者。唐鹤九先生有一联是这样写的：‘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成功，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洒泪，又陨台星。’大人看后说，写得好是好，只是美中不足。大人提起笔来，将‘成功’二字乙转，又改‘洒泪’为‘痛定’。顿时，大家都轻轻地叫好。”
“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功成，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痛定，又陨台星。”薛福成慢慢重复一遍，说，“果真改得好极了！”
曾国藩平静地听着，无任何表示。
薛福成接着说：“请大人谈谈文章的布局。”
曾国藩喝了两口茶，上下梳过几次胡须后，慢慢地说：“谋篇布局是作文一段最大功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譬如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四处皆目。文中线索如同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这是一种。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而神行之象，其布局则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此等文章以《庄子》为最，将《庄子》好好读上二三十遍，自然熟悉了。”
薛福成听了这话，有一种茅塞顿开而豁然爽朗、聪明大张之感，深深佩服总督大人学问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细流与长江大河之别。
“请问大人。”张裕钊在认真思考之后，恭谨地问，“常见古人诗话中谈到诗的气象。卑职想，古文应该也有气象，而究以何种气象为好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廉卿这段时期来对古文的钻研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即从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对全篇的思考。”曾国藩日渐昏花的三角眼里射出赞赏的目光。
“古人以‘气象’二字来评诗，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诗话》。竹坡居士说郑谷的‘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别人皆以为奇绝，他以为其气象浅俗。后来《沧浪诗话》里多次提到‘气象’，说唐人诗与宋人诗，先不谈工拙，真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其实不只是诗，文、书、画莫不如此。气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能可贵，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登高楼俯视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貌。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庄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但文辞不如孟、庄、韩三子之跌宕。老夫以为文章要达到这种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应成为我辈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一大段宏论，说得四子皆低头不言，心中自觉惭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吴敏树要跟曾国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国藩心里对这事究竟怎样看，有没有芥蒂，平时没有机会问，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他笑着问：“关于桐城文派的事，吴南屏后来捐钱请大人给他除名了吗？”
“南屏那人你还不知道！”曾国藩爽快地笑起来，“他是打死都不认输的。后来的信中，他干脆将姚鼐比之于吕居仁。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计较。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饭吃，也称得上我们湖南人中的豪杰。不过，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也贬之太甚了。老夫粗解文章，实由姚先生启之。姚先生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为不刊之典。老夫鉴于姚先生所编，不选六经、诸子、史传之文，虽另编《经史百家杂钞》，但平心而论，姚先生之《类纂》要比老夫的《杂钞》流传得久远。”
黎庶昌深以此言为持平之论，并对曾国藩的心胸气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请曾国藩再谈谈对桐城三祖的看法，吴汝纶又发问了：“大人，听说您要写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诀和四象说，能让我们先知一二吗？”
“你们四人，最数挚甫不安本分，不知又从哪里刺探了老夫的机密。”就像老父亲亲昵地指责聪明灵泛的小儿子一样，其实心里很高兴，他乐于向弟子们透露所探得的古文之骊珠。“老夫思考得尚不成熟，就大致说说吧。八字诀，即以雄、直、怪、丽为古文阳刚美之特征，以茹、远、洁、适为古文阴柔美之特征。我还要仿照司空表圣的办法，每个字下再给它以八个字的详述。四象，即太阳为气势，气势中又分喷薄之势、跌宕之势；少阳为趣味，趣味中又有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太阴为识度，识度有闳阔之度、含蓄之度；少阴为情韵，情韵有沉雄之韵、凄恻之韵。若精力好，下个月老夫将这篇文章完工，那时再听听诸位的意见。”
张裕钊说：“大人对古文的这个发现，将可与沈休文的四声说相比！”
“你们看，对面有个家伙在偷听大人的天机！”吴汝纶神秘地指了指无梁殿外的小松树林。
“谁？好大的狗胆，我去看看。”薛福成立即起身，冲出殿外刚走几步，只见一只两尺多长的金毛松鼠，从松树枝上跳跃着逃走了。
“原来是它！”黎庶昌、张裕钊大笑起来。曾国藩一时兴起，笑道：“你们谁有本事逮住它，老夫放他一年假不做文章！”
张裕钊等人见曾国藩兴趣这样好，明知抓不到，都一齐向小松林冲去。
曾国藩背着双手，情趣极高地看着他们在松树林里奔跑，口里念道：“鹪鹩已翔乎九仞兮，罗者犹倚乎泽薮。”
“大人。”耳畔突然响起一个谦卑的声音。曾国藩回头看时，远通法师已站在一旁，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和尚。那小僧人两眼怯生生地望着江宁城里的头号人物，双手托着一个黑漆发亮的木盘，木盘上摆着一支大号羊毫，一方刷丝歙砚，两卷水印硾笺。
“大人学问淹博，尤其联语精妙，久为贫僧钦敬，早就想求大人为寒寺题一联语，只是无缘。今日万幸，贫僧恭请大人赐宝。”远通说罢，双手在胸口合十，深深一鞠躬。
曾国藩笑着说：“今日受法师款待，不容我不写了。不过鄙人对佛法素无所知，题什么好呢？”
曾国藩在无梁殿里慢慢踱步。殿堂里异常安静，水汽冲着紫砂壶盖轻轻地上下跳动，他凝视着茶壶，瞬时间有了。遂提起笔，吩咐小和尚把硾笺展开。一会儿，水印纸上现出一个个劲崛的字来：
万里神通，度海遥分功德水，
六朝都会，环山长护吉祥云。
“见笑，见笑。”曾国藩把笔放回木盘，谦逊地说。
“贫僧深谢了！”远通再次合十鞠躬。
“曾大人，总督衙门来了一位老爷，说是有急事要面禀。”灵谷寺的知客僧急急忙忙走过来，边施礼边说。
“什么事？叫他进来。”
来的是督署武巡捕。他走到曾国藩身边，悄悄地说：“李制军遣弟昭庆来江宁，要向大人禀报……”
“备轿！”不待巡捕说完，曾国藩便下令。
“大人，斋饭已备好，吃了再走吧！”远通慌忙挽留。
“打扰了，下次再来吃吧！”曾国藩边说边急步走出无梁殿。他知道，李鸿章一定是遇到了难以独自做主的大事难事。
原来，李鸿章督师以来，采取了诱敌于绝地然后合围的战略和离间之计，大大地挫伤了捻军的元气，把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引诱到山东烟台一带。李鸿章认为东捻已到山重水复的地步，准备以胶莱河为防线，将他们困死在登莱半岛。李昭庆奉命来到江宁，一来请教此法是否可行，二来求援二十万饷银。
从灵谷寺到城里的一路上，曾国藩心里就一直在揣度着李昭庆要谈的事。前方战事时有反复，令曾国藩提心吊胆，只有李鸿章用河防之策将捻军最终平息下去，方可洗去他打捻无功的耻辱。如果李鸿章也失败了，后果则不堪设想。他的这种心情，就和当年在安庆挂念老九打金陵一样。听了李昭庆的禀报后，曾国藩在心里长长地抒了一口气。他没有马上表示态度，而是离开座位走到挂图边，拧紧两道扫帚眉，眼睛死死地盯着山东省。
大约过两刻钟之后，曾国藩重新回到座位上，对李昭庆说：“幼泉，回去告诉你二哥，就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设想，只是要提醒他注意一点：丁宝桢是山东巡抚，他的职责只是守山东，灭不灭捻寇不是他的事，防守胶莱尽量用刘省三部，而不用鲁军，前年赖文光就是冲破豫军朱仙镇防线的，丁宝桢和李鹤年是一样的思想。因此，为防万一，还要在运河设第二道防线，以潘鼎新扼守，在江苏六塘河设第三道防线，就近调鲍超、陈国瑞部防守。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回去。告诉少荃，鳖虽进瓮中，但并未到手，还有可能逃出去，不可存丝毫虚骄。至于二十万饷银，我分文不少。”
事情正如曾国藩所估计。同治六年八月十九日，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在海庙口以北十几里海滩地方突破鲁军防线，过潍河、潍县、昌乐，拟再渡运河，进入豫陕，与张宗禹的西捻会师。但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挡，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叛徒潘贵升乘机杀害了鲁王任化邦。赖文光率残部重上山东，结果一败于潍县，再败于寿光，两万将士战死，首王范汝增英勇牺牲。赖文光率六千人苦战逃出，准备下江苏，在六塘河又遇到鲍超的阻挡，后来虽从陈国瑞部的缺口突破六塘河，但终于大势已去，人少力弱。赖文光被抓就义，东捻军全军覆没。
捷报传到江宁，一洗曾国藩两年多来的屈辱。朝廷论功行赏，李鸿章授以协办大学士，刘铭传首倡河防之策，封一等男爵，并念记曾国藩的决策之功及转战一年多的辛劳，加恩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接着又从体仁阁大学士调任武英殿大学士。不久，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成功，梁王张宗禹战死徒骇河边。闹了十多年的捻军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了。曾国藩精神重又振作起来，正准备把整饬两江的事继续办下去时，官文却因阻击西捻失败之罪，被撤除了直隶总督之职，慈禧太后调曾国藩接任，并着晋京陛见，两江总督一职，则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
曾国藩这次欣然受命。其原因，不仅因捻乱平息，朝廷没有忘记他的功劳，更因他多年的明友暗敌官文彻底垮台了，他今后的仕途少了一块绊脚石，曾国荃、郭嵩焘、刘蓉、刘长佑等人东山复起也少了一重障碍。放眼今日之域中，又是湘淮军的天下！他能不兴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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