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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守，你真聪明能干！”曾国藩从心里赞赏，从心里感激。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既可向朝廷作交代，又可堵塞洋人之口，自己的良心也不受谴责。
“老中堂，若朝廷嫌少，还可以照这个办法多杀几个。”马绳武得意地说，“牢房里囚禁着七八个死刑犯，反正都是一死，到时给点银子给他们，叫他们画个押就行了。”
世上也有如此会偷梁换柱的人！曾国藩真的觉得自己脑子太笨了。他当夜就给太后、皇上上折：正法的凶手又增加了七名，若嫌少，可由总理衙门去探询法国公使的态度，他们希望杀几个，报来数字，我们照办。
崇厚也兴冲冲地前来禀报，说罗淑亚、威妥玛答应了折中处理，并提出释放武兰珍、王三，为了和局的早日实现，他也代表曾国藩同意了。罗淑亚、威妥玛表示满意，连夜回北京去了。曾国藩和崇厚都不知道，法国公使罗淑亚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并匆匆赶回北京，是因为他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原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酝酿着与它的邻邦普鲁士打仗，他要将全副力量用在欧洲，远东的麻烦事需尽早结束。没有几天，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个多月后，法军败于普军，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当时，只要清廷和曾国藩与罗淑亚再僵持一段短时期，事情就会起大变化，然而他们太昧于世界大势了，竟然一点不知。曾国藩听了崇厚的禀报，虽嫌他擅自做主，但事到如今，也只得认可了。
正当曾国藩庆幸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深重灾难的时候，他自己却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不仅使他生前悔恨莫及，甚至死后也不能得到后人的谅解。
十一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曾国藩决定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以及与洋人订定抵命人数的奏折由塘报传出去后，京师及各通都大邑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四方腾起，国子监里一批热血青年，愤怒地奔到虎坊桥长郡会馆，将会馆楹柱上曾国藩的亲笔联语：“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狠狠地用刀刮去。
这副联语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五年时题写的。先年顺天乡试，周寿昌高中南元。次年会试，萧锦忠赫然中了状元，孙鼎臣朝考第一。这一科湖南八进士全是长沙府人，又贵州进士黄辅相、黄彭年叔侄，原籍亦属长沙府。这下子，在京的湖南人沸腾了。恭贺长沙府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尤其是萧锦忠的状元，更令万目艳羡。清代的状元大半出自两江，湖南在此之前，仅只一个衡山人彭浚得此殊荣。萧锦忠独占鳌头，实为湖南省、为长沙府挣得莫大的脸面。于是在京长沙籍官员合资在长郡会馆摆酒演戏，隆重庆贺。刚迁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曾国藩，是公认的长沙府后起俊秀，大家推他撰一副联语作纪念。那时的曾国藩正是才华锦绣、仕途得意的时候，他灵感顿起，大笔挥就：“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盛事佳联，一时在京中士大夫中传为美谈。曾国藩一生对此联也甚为满意。这副即兴而作的联语，后来便被工匠刻在长郡会馆的楹柱上，作为长沙府光荣历史的最好纪录而永久保留。这些年来，随着曾国藩名声的显赫，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守会馆的老头子无法拦阻，只有跌足叹息。刮去了联语后，又有人喊：“湖南会馆的匾也是那个老卖国贼写的。”
“砸掉它！”众人立即作出决议，监生们又一窝蜂跑到教子胡同湖南会馆。一阵痛骂后，将高悬在大门口的蓝地金字大匾取下来，用脚跺，用石头砸，直把这块匾破坏得粉身碎骨，方扬长而去。
连远在兰州指挥楚军与回民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愤愤不平。从同治三年来，左宗棠一直不与曾国藩通书信。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因信中未有道歉认错之语，左宗棠便负气不复。曾国藩也没有再给他去信。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负气不对，但他一贯好强，即使错了也不认错，彼此之间便这样绝了私人书信。不过公务往来依然频繁，双方都不苟且，每有拜疏，即录稿咨送，完全是一派锄去陵谷、绝无城府的光明气象。曾国藩要将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左宗棠支持。左宗棠在陕甘打仗，分派给两江的粮饷，曾国藩总是按量按期地运去，又主动将后期湘军中德才兼备的名将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刘松山及其统率的老湘营成为左宗棠的精锐。今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其侄刘锦堂接统其军，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为此甚感曾国藩之德。一次两江总督衙门会议上，有人称赞左宗棠为西北第一人，曾国藩接话：“岂只是西北，实为当今天下第一人。”这话传到陕甘前线，左宗棠心里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劳绩为全国所瞩目，愧的是自己的胸襟远不如曾国藩的宽广。在这种心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恳地赞扬了一番。不过，这次他又大为不满了。心里虽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转达他的态度：“津郡事变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
在湘潭设帐讲学，弟子众多，俨然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王闿运也通过湖南巡抚衙门，给曾国藩寄来了一封恳切的长信：
宫太保爵中堂乃当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万姓所瞻依，兼之十余年之战功，十余年之德政，史册焕其勋业，而华夷惮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闻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谟，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类似于王闿运这样的信，一日数十封，从京师，从江宁，从武昌，从安庆，从长沙，从两广，从川贵源源不断地投寄天津，犹如一支支利箭，一齐向他的心窝射来，直欲把那颗衰竭的心脏穿烂，化成肉酱。
天津城内，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的家门口。这些天来，慰问的人络绎不断，怜悯之泪，不绝于面。本来官声平平，却突然都成了勤政爱民的清官贤吏了。街头巷尾，不知谁编的童谣在四处传唱：“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登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
曾国藩这时方才明白轻听崇厚之言，将周家勋等人交刑部严议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心里痛苦万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坚持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奏疏已经拜发，犹如泼水不可复收，他每天夜里默默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容这几个可怜的地方官，莫让自己的过错造成事实，使良心稍得安宁。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执行”的提法予以驳斥：“衡情定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
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的到了上下指责、左右为难、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地步了。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世，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他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丁启睿、马绳武、萧世本、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说话了，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时至今日，别的办法已没有了，惟一可行的，是用银子来弥补，但曾国藩又犯难了。他一贯于财产看得很淡，也不打算给儿女留一大笔钱。祖父星冈公有一句话，他信奉一辈子：“命里有饭吃，再无钱财也不得挨饿；命里挨饿的，先人留下的钱财再多也没有饭吃。”多年来，他在养廉费里只存得二万两银子，以作养老用。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出来，但不能全拿，总得留一些。他将必须开支的部分作了仔细考虑后，决定拿出七千两。三人分，每人只得到两千多，少了。实在无法可想时，他把此意透露给赵烈文。赵烈文一听，立即慷慨表示：“大人此举，惊人世而泣鬼神，古今中外无先例。烈文受大人栽培多年，粗知大义，岂不受感动？督署幕僚，虽不能说人人都持烈文之想，但亦十占八九，我明日快马回保定，三日后来津复命。”
三天后赵烈文带回了一万三千两银票，全是直隶总督衙门幕僚们凑的，没有惊动一个地方官员。曾国藩很是感激。赵烈文劝曾国藩自己不必再拿钱了。他如何肯依！这样，连同他的七千，共有二万两银子。周道、张守、刘令每人各五千两，剩下的五千两，他反复思考后，决定给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每人五百两，红柳村的七个人每人一百两，田老二等五人每人也发六十两。
这种事，不要说以往，就是几天前曾国藩都不会做。伤人者赔钱，杀人者抵命，这是自古以来最基本的法律，何况杀了外国人，险些引起一场浩大的灾难。现在，全国各地的舆论终于使他清醒了：这毕竟是长期积怨引起的冲突，从根本上讲，理亏的是洋人而不是津民，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尤其是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他们是出自爱国敬官长的义愤，杀他们的头的确有些冤屈；田老二等人固然是趁火打劫的歹徒，但在这样一场复杂的案件中，杀他们的头，也间接刺伤了百姓的爱国之心，权且以这点银子来作补偿吧！
听说红柳庄打死人命的凶手，只因承认是为杀洋人而死，就每人得一百两银子，监狱里几个家贫的杀人犯在亲属的劝说下，也表示愿意在杀洋人的认罪书上画押，临死前得一百两银子，作为对家庭的报答。于是，曾国藩勾出五个杀人犯来，每人也发他一百两银子。剩下的二千两银子，则用来周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以及那天误伤的中国人和附近受损的百姓民房。经过这样一番安排，曾国藩心灵深处似觉好过了些。
十二 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这天上午，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就要上路了。京津古道接官厅里，曾国藩带着丁启睿、马绳武、赵烈文等人摆了一桌简单的酒菜，他要亲自为代百姓受过的天津地方官员敬酒饯行。
与一般的犯官不同，周家勋等人并没有套上枷锁，只是摘掉了顶翎，褫去了官服，一个个满脸阴晦，委靡不振，穿着便服的曾国藩亲出厅外，将三人迎进内室，然后恭请他们上座。周家勋忙说：“老中堂亲来送行，已使犯官感激不尽，岂敢再僭越上座。”
张光藻、刘杰也说：“犯官不敢！”
“今日事与一般不同，你们权且坐一回，老夫尚有几句话要说。”
看着骨瘦如柴的总督那副恳挚的模样，周家勋等人只得告坐下。戈什哈上来，给每人斟了一杯酒。曾国藩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慌得座上的人全部起立。
“今天是三位进京受审的日子，大家的心里都不好过，也无心喝酒，老夫借这个形式，不过说几句话而已。我敬各位三杯酒，各位都不要推辞，且听我说说心里话。我先请大家都把手中的这杯酒喝了。”
众人都不敢推辞，只得喝下。丁启睿说：“老中堂，您坐下说吧！”
大家都说：“请老中堂坐下。”
“都坐下吧！”曾国藩坐下，也招呼大家坐下，然后沉重地说，“老夫奉太后、皇上之命，来天津处理民教之案，感慨良多，教训良多，悔恨良多。”
说到这里，曾国藩停下，拿起手绢揉了揉昏花的眼睛。昔日那两只给人印象极深的三角眼，因为眼皮的松弛、眼角的多皱，更因右目无光、左目视力微弱，而变得如同两只干死的小泥鳅。他现在手绢已不能须臾离手，过一会儿便得擦擦，否则眼角黏糊，人物莫辨了。不要说离职的前任，就是在职的现任也都心事重重的，大家静静地听着曾国藩嘶哑苍老的心曲。
“民教冲突，各地都有，但后果无一处有津郡的严重，事情弄成这样，是太令人痛心了。”曾国藩的酒量向来不大，去年以来，因身体日坏，他几乎滴酒不沾，刚才那杯酒，也只是象征性地吮了一小口。现在，戈什哈给他上了一杯热茶，他喝了一口。“民教仇杀，从根本上说，是洋人理亏，这是没有话说的了，但挖眼剖心的传闻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使人费解；还有的说洋人拿眼珠子熬银，这不是愚蠢透顶吗？居然也有人相信。哎！愚民无知尚可说，周道、张守、刘令，你们都是读书明理的聪明人，不是老夫指责你们，你们早就应该和洋人联系，和他们一起出来澄清这些无稽谣传呀！”
“老中堂训斥的对，卑职等是疏于职守。不过，洋人也是蛮不讲理的，他们拒绝合作。”周家勋插话。
张光藻接过话头说：“五月初，育婴堂里的小孩子大量发病，死了不少。百姓得知后，要求育婴堂把这些孩子都放出来。那次围的人也很多，修女怕出事，提议公举五个代表进堂检查。人推选出来了，正要进堂，丰大业来了，不准中国百姓进，还破口大骂。这事也是百姓置疑的一点。”
曾国藩点点头，说：“丰大业是个横蛮已极的人，这点我知道。但关于挖眼剖心的事，跟教堂的夏福音等人讲清楚，我想他们应会合作的，他们也要辟谣呀！再一点，发现有百姓围教堂，不要等丰大业出来，各位就要设法早点疏散。常言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那么多的人里面，能保证没有莠民歹徒吗？他们就希望乱，乱则对他们有大利。我们为父母官的，第一大职责就在于维持地方安静，倘若那天早点驱散人群，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了。”
众人都点头，心里想：是的，早点驱散就没事了，现在后悔已晚了。
说到这里，曾国藩又举起酒杯：“这些都已过去，不说了，请诸位喝下这第二杯酒。”
大家都遵命喝下。曾国藩望着周家勋等人，接着说：“雷霆雨露，皆是春风。诸位都是国家的美才良吏，这年把两年暂时受点委屈，不久必当起复，再肩重任。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我们都要于此事吸取教训。这教训是什么？就是我大清国必须自强。三十多年来，我们与洋人之间的冲突，都是我理直，彼理曲，但恒以我吃亏彼沾光而告终。这原因便是我弱彼强。洋人不讲道理，只论强弱，我们如果不自强，便永远会受洋人的欺侮。”
接官厅一片寂静，桌子上摆的几个菜早已凉了，大家都不想去动它，几颗苦涩的心在困惑：老中堂的话说出了与洋人相交的要害，但我们大清国这样一盘散沙，它何时才能够自立自强呢？
“各位再履任时，一定要在自己的辖地内注重洋务，办起一两个工厂，多造一些机器出来，如果各县各府都这样，慢慢地，我们也就和洋人一样地富强起来了，这是我们自强的根本。毁教堂，杀洋人，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老中堂，办机器厂，一无人才，二无母机，如何办呢？”刘杰问。他今年只有四十几岁，还很有一番雄心，他相信曾国藩的话，暂委屈一两年后必会起复，今后的仕途还长得很哩！这次事件对他的刺激太深了。他好歹也是一个正七品县太爷，却连自己的侄儿都不能保护，到头来，还得抛妻别子，远戍军台。说来说去，还不是自己的国家太弱了吗？他暗地发了狠心，一旦起复，即谋自强！
“刘明府！”曾国藩这一声称呼，已撤职的刘杰听了十分感激，“只要你办机器厂，人员、母机，老夫全部负责提供。”
刘杰重重地点头，两眼充盈着泪水。
“另外，为杜绝今后民教再起纠纷，我已给太后、皇上上了一个折子。”曾国藩转脸对丁启睿等人说，“折子中对洋人的传教提出了几条限制。比如说，今后天主堂也好，育婴堂也好，都归地方官管辖。堂内收一人或病故一人，一定要报名注册，由地方官随时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转卖而来，听本家查认，按价赎取。教民与平民争讼，教士不得干预相帮。”
“这就好了。”丁启睿忙说，“早这样的话，哪里还有民教纠纷发生！”
“如果先有这样的章程出来，再有百姓闹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朝廷处罚，我也心甘情愿。”张光藻说。他是委屈极了，算计得好好的，平平安安过几年后就回籍享清福，安度晚年。偏偏就在船要靠岸时，却遇倾覆之祸。他没有刘杰的自信，他很悲观，他总觉得这条老命会死在谪戍的路上。
“老中堂想得周到，只怕洋人不会同意。”署知县萧世本说了一句泄气话。
“萧明府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也只是尽我的职责罢了。”曾国藩并不对这句话生气。他又一次举起酒杯，对周家勋等人说，“这是第三杯酒，请诸位赏脸喝下，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说。”
大家都喝下，肃然聆听。
“这次三位进京受审，老夫心里深感对不起。只是法国公使罗淑亚坚持要你们抵命，并出动大批兵舰，扬言将天津炸成焦土，还要轰倒紫禁城。也是老夫一时失了主见，让你们遭此不应有的委屈。这些日子，老夫惭愧清议，负疚神明，后悔万分。”
曾国藩又掏出手绢来擦拭眼睛。手绢在眼皮上停留着，许久没有拿开。周家勋等人都流出了眼泪，丁启睿等人也很伤感。赵烈文劝道：“大人不必过于悲伤。大人的苦心，周观察他们都是能够体谅的。”
“这都是卑职等咎由自取，老中堂不必难过。”周家勋说。
“中堂也莫难受了，这都怪我们的命不好。”张光藻说。
“大人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也受尽了委屈。”刘杰说。
“三位能够如此体谅，对老夫是个很大的安慰。”曾国藩终于拿开了蒙在眼皮上的手绢，嗓音愈加嘶哑苍老了，“你们先且宽心前去。按刑部法律，三位一定会受充军处分。我已写信给恭王，请他给刑部打个招呼，尽量不去伊犁，到东北去。白山黑水之间，是我大清发祥地，你们去看看体验一下也好。只要老夫不死，两年后，我一定为诸位上个保折，请太后、皇上将诸位官复原职。”
周家勋等人十分感动，一齐说：“多谢老中堂关照。”
“另外，督署衙门诸公一起凑了点银子，虽不多，却是他们的一点心意，将来到戍后收赎及路费均可敷用。惠甫，你拿给他们吧！”
赵烈文从靴页子里掏出三张银票来，每张五千两，分送给周、张、刘一人一张，说：“老中堂一人拿了七千两，幕府众人受老中堂感动，也凑了一点。”
周家勋等人再也忍不住，拿银票的手抖个不停，泪水夺眶而出，终于一齐跪在曾国藩面前：“谢老中堂天高地厚之恩！”
“起来，时候不早了，上路吧！一路上多多珍重，家里有放心不下的事，写封信来告诉老夫。”
三个革职的官员犹如远行的游子流泪告别父母似的，对着曾国藩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起身走出接官厅。出大门一看，众人都惊呆了。京津古道两旁，已跪下数百津郡百姓，有的面前摆着小几，上面插着红烛线香，有的前面摆着一只煮熟的母鸡，有的提着酒壶，端着酒杯，尤其是那三把杏黄软绸万民伞，格外令人瞩目。见周家勋等出来，人群中一声声高喊：“老公祖委屈了！”“老父台，你们是青天大老爷呀！”“老爷，你们不能走哇！”场面甚是酸楚。周家勋等刚抹去的泪水又滔滔不绝地滚了下来。持万民伞的三人走出队列，来到他们面前，双手将伞献上。周、张、刘一人接了一把，哽咽着说：“谢谢父老乡亲！”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出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东西：熟鸡、煮肉、鸡蛋、煎饼等等，硬要他们收下。周家勋等人也只得接了一点。
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惭愧、羞赧、悔恨、悲哀一齐在心头奔涌，如同眼前浑浊急湍的海河水，撞击着他的心灵，震撼着他的魂魄，啮咬着他的肢体，抽打着他的双颊。他不敢走出门外，只是倚着门框，呆呆地凝望眼前这一幅极为罕见的令人揪心的送别图。
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读书人装束的小青年冲出人群，手中捧着一张大白纸，直向接官厅奔来。赵烈文怕是刺客，忙上前拦住。那小青年高喊：“天津满城都贴满了讣告，我怕曾大人看不到，特为送他一张。”
“惠甫，放他过来。”曾国藩有气无力地招了一下手。
小青年大步走过来，把纸塞给曾国藩，立即转身跑了。曾国藩看时，那上面写着：
不孝男曾国藩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徐汉龙、刘尊夏、冯护华，痛于同治九年八月谷旦舍身殉难而亡。凡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士，莫不哀此讣闻。孤哀子曾国藩泣血稽颡、期服侄崇厚痛心顿首、护丧功服弟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拭泪拜。
曾国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身子早已瘫倒在门槛上。赵烈文、丁启睿等忙将他扶起。好半天，他才徐徐睁开左目，只见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还在与送行的百姓涕泪话别。他从心底里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无限哀伤地说：“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曾国藩在接官厅里对周家勋等人说的话及赠送一万五千两银票的事，很快便被崇厚知道了。他生怕曾国藩改变态度，已成定局的事又起变化，便借探病为由，试探地提出，请朝廷增派大员前来天津，以便曾国藩有空养病。曾国藩也正感自己负疚太深，希望有人来与他分担责任，便立即同意。于是崇厚上折，说曾国藩旧疾复发，病势沉重，请增派大员速来天津。西太后即谕号称洋务能员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又因丁日昌坐海轮由苏州北上，需要十日之后方可到达，遂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行赴津。不久，崇厚奉命出使法国，毛昶熙便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留在天津。这时丁日昌也到了。
丁日昌在途中便给朝廷上折，奏称：“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他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在押人员，好言抚慰洋人，全然不顾清议舆论，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意图。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又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发他在苏抚任上贪污受贿的不法情事。丁日昌全不在乎，一笑置之。他对身边的人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他又为曾国藩请来两个洋医生，给他治眩晕，治目疾，劝慰他安心养病，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事都由他顶着，杀头充军他不怕。
曾国藩本因丁日昌为官不廉而对他印象不佳，这一下子，反倒为他的力排众议敢作敢为的气概所慑服，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胆气壮了起来。他不再自怨自艾，过分自我谴责了。书信言谈之间，也常说些“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一类的话。心胸一宽，身体也好多了。这时他才明白李鸿章赏识丁日昌，明知其操守不严也要重用的缘故。曾国藩觉得李鸿章、丁日昌的身上有着另外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正是他自己所不具备的。
正当轰动海内外的天津教案就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江宁城又爆出一桩离奇大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慈禧太后速命曾国藩重任江督，并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任上调任直隶总督。
第五章 马案疑云
一 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心中十分不安。随同上谕而来的还有一个大包封，里面包着近日京报。京报登载了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奏报案件的简单情况：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遇一男子，被此人用短刀刺死。刺客当场抓获，名叫张文祥，河南人，该犯供词支离游移。读罢京报，曾国藩陷于沉思。
刺杀总督，大清朝立国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被刺的马新贻，又是近世官场上一个精明强干的角色。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他对此人有所了解。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同年，他未入翰苑，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县令。从咸丰三年起开始带兵，先是与太平军，后又与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因军功不断迁升。同治二年授按察使，旋迁布政使。这段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与马新贻多有接触，他对这个官运亨通的僚属的评语是：精明，勤快，城府深。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满一年的马新贻便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当起浙江巡抚来了。迁升之快，令人眼红，连曾国藩也暗觉惊讶。他不明白，此人究竟有什么背景，以至于圣眷如此隆盛，那时，曾国藩已迁到江宁。这天，前去杭州赴任的马新贻来到总督衙门拜谒。
本就长得英俊匀称的马新贻，高就途中，益发显得神采奕奕，与曾国藩纵情畅谈，神态甚是轩朗。曾国藩微笑着说：“阁下在安徽任职多年，此去又将巡抚浙江，听说过桐城一家三人当浙抚的佳话吗？”
“这倒没听说过。”马新贻欣悦地说，“请中堂见示。”
“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边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
“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
“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亦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
“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
谈完这段趣事后，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而拖欠未交的赋税，又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
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巅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讧，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
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六岁的小皇上着实颂扬了一番。皇上亲笔书赠大臣，这还是第一次，真个是旷代鸿恩。过去一句泛泛褒扬天语，能使曾国藩内心激动几天几夜，成为他奋发前行的强大动力，可是而今这些破格的崇隆圣眷，都不会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干的老树，春风已不能再吹出绿叶了。
由周寿昌发起，湖广同乡在湖南会馆设盛宴为之祝寿，虽然他亲笔题写的匾额已照原样又制了一块，仍旧高悬在会馆大门上，但砸匾的往事毕竟令他感到锥心痛苦，他只应酬性地略坐一坐，便借口身体不适告辞。当年庆贺同科十进士的豪兴，已成为非常遥远的回忆了。
寿筵摆过后，两宫太后、皇上在养心殿接见两次。皇上照例缄默，东太后也未开口，两次接见加在一起，西太后总共只问了他十几句话，他最关心的马新贻被刺事，仅仅只两句。一句：“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他摸不透这话的意思，只得含糊答道：“这事很奇。”西太后略停一会，又说出一句：“马新贻办事很好。”这句话总算是点到了实质，他赶紧顺着她的话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尖起耳朵欲听下文时，没有了，叫他跪安退出。第二天，干脆连马新贻的名字都没提了。西太后只问他何时启程，要他到江南后练兵。
十月初十日，是西太后的万寿节，曾国藩随班朝贺。第二天，正是他晋六十岁的生日，为表示公而忘私，这天一早，他便离京南下了。
途中，曾国藩反复地咀嚼西太后的两句话，细细地揣摸朝廷对马案的态度，慢慢地有了些较明确的认识。西太后对此事并不太热心，印证了赵烈文的分析。朝廷对马新贻的看法尚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没有要将此案追查个水落石出的意思。对于这样一桩大案奇案，朝廷的态度显得颇为难以理解。
一路上，他把这些想法与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商讨，他们也都觉得奇怪。这些离奇的迹象倒刺激了赵、薛、吴这班热血幕僚的好奇心。他们极力怂恿曾国藩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并猜测弄清之后必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曾国藩淡淡地笑了一笑。他不指望什么意外之获，但既然已受命重回江督任上，查明此事乃职分所在。他于是写了一封密信，派急足送给正在江宁附近整顿长江水师的兵部侍郎彭玉麟，要他先行秘密查访。
两江总督衙门正在重建之中，尚未完工，马新贻当总督时，衙门设在江宁府署。曾国藩不愿与马新贻冤魂做伴，而先前住的原太平军英王府已作他用，于是暂借盐道衙门办事。一连几天，江宁城里上自将军魁玉，下至过去的平民旧识，川流不息地前来拜谒。除魁玉、藩司梅启照以及郑敦谨未到之前代为审案的漕运总督张之万外，曾国藩一律谢绝。忙过这些应酬后，他又亲到江宁府去吊唁马新贻，送上一副挽联：范希文先天下而忧，曾无半时逸豫；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
这天傍晚，彭玉麟悄悄进城来访。
“涤丈，你见老多了！”仅仅两年不见，曾国藩便衰老得如同古稀老人，大出彭玉麟的意外。
“雪琴，你两鬓也增了些白发。”彭玉麟比曾国藩小五岁，这几年因国秀病故，世事多艰，心情不畅，身体也大不如昔了。
“都老了！上月厚庵来江宁，他还不到五十，便弯背了。还有春霆，早几个月大病一场，差点把命都丢了。”
“春霆害的什么病？”曾国藩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二十年前长沙城里，鲍超被锁拿，当街向他求救的情景，想不到那样一个雷打不倒的汉子也垮下来了。
“还不是过去的那些刀伤箭伤发作！”
曾国藩摇头叹息。
“还有次青，前几天一个平江勇哨官来水师看望过去的弟兄们，说次青在关门著书，绝口不谈过去的事，好像有满腹牢骚。”
“早年在长沙、衡州投靠我的朋友，我自信都没亏待他们，一个个也都还说得过去。授文职的，大都在道贡以上，授武职的起码也是个游击、参将，不愿做官的回到家里，也都是富翁财主。惟独次青至今向隅，我于他有亏欠。过些日子，我要专门为他上个折子，请朝廷起复。”
曾国藩这种出自内心的沉重情绪，使彭玉麟深受感动，他觉得气氛太灰暗了点，遂将语调一转，说：“有一个人倒是越活越洒脱了。”
“哪一个？”曾国藩从对李元度的歉疚中走出来，生发了几分兴趣。
“郭筠仙。我听厚庵说，刚基去世，他悲伤过一段时期后便很快释怀了，这两年读了很多洋人的书报，常说洋人超过我们的地方很多，不只是船炮器械，他们的法律国制都值得我们效法。世道变了，礼失而求诸野。他很想出洋去看看，总未遇到机会。”
郭嵩焘的儿子郭刚基是曾国藩的四女婿，聪慧好学，只是天不假年，二十岁便病逝，留下娇妻幼子，害得父亲、岳父伤心不已。
“筠仙的这个心思十年前便有了，我总觉得他今后会在这方面有一番事业出来。是该多有一些大臣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夜郎侯太多了，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曾国藩想起了几个月前，以醇王为首的清议派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掣肘，至今仍感委屈。“我曾经答应过筠仙，向皇上保奏他出洋考察，这两年内只要我没死。就一定践诺。”
自从办津案以来，曾国藩常常想到死，他有一种预感，而这种预感又使他多次梦见死去的祖父和母亲，他于是更相信死期不远了，心中常默念着哪件事该了而未了，应如何了结。每当这时，他的一颗心，便会如同脱离躯体似的飞回了荷叶塘。不知为什么，荷叶塘那块贫瘠僻冷的土地，那条小小的浅浅的涓水河，那座荒芜的高嵋山，还有长年累月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总是勾起他绵绵不绝的思念，当年那个寒素的耕读子，是怎样急切地盼望走出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今天，这个勋高柱石的大学士，却又魂牵梦绕般地想回到它宁静的怀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为此而迷惘，而困惑，而苦涩。此中答案的确难以寻求。
相见的气氛居然这般令人伤感，这是彭玉麟进城之前所没有想到的。渣江的退省庵早已建好，杭州的退省庵也正在筹建中，彭玉麟向来对名望事业看得淡薄，内心的痛苦也就不如曾国藩的深重，谈过几个老朋友的近况后，他转入了正题：“涤丈，马穀山这事，好使人惊诧！”
“是这样的。”曾国藩点点头，说，“雪琴，你把马穀山被刺那天的详情说说吧！”
“好。”彭玉麟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似有所思地说。这真是一件怪事——”
二 张文祥校场刺马
江宁城内驻有绿营兵两千多人，棚长以上的大小头目有二百余人。这些头目，每月由记名总兵署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考核一次，称为月课。月课的内容主要为弓、刀、石、马四大项，成绩分优、甲、乙、丙四等，是武职迁升黜降的一个重要依据，向为军营所重视。七月初，喻吉三便下达命令，二十五日在校场大考，届时总督马新贻亲自检阅。应考者早早地做准备，人人都想在总督面前博得个好印象。不巧，二十五日那天下起雨来，大考便推迟到第二天。
二十六日清早，天还未大亮。江宁校场就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头目跨着骏马，穿好紧身战甲，一进校场，便各自活动起来。校场规矩很严，就连中上级武官所带的随身仆从，都不得进场，只能在栅栏外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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