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张文祥招供
张文祥是河南汝阳人，自小家境贫寒，十五岁上死了父亲，十七岁上死了母亲，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四处流浪，八方为家。苦难飘泊的生涯，养成了他倔强凶顽、不惧生死的亡命之徒的性格，也使他零零碎碎地剽学了一些拳脚功夫。他有钱则嫖赌鬼混，无钱也能忍受饥饿寒冷。他残暴横蛮，却很讲江湖义气，为朋友敢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是一个标准的江湖浪人。二十岁时，他从河南流落到安徽，很快加入皖北淮盐走私集团。不久，又在龚得树部下做一名捻军小头目。咸丰十一年，龚得树率部南下救援安庆，被鲍超几发瞎炮轰跑。张文祥没有北撤，他率领一百余名兄弟归并到陈玉成部，颇受器重，升了个师帅。安庆攻破后，张文祥受了重伤，他躲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见太平军势衰，湘军气旺，便在伤好后剃了头发，投入了鲍超的霆军，在申名标的庆字营里当了一名勇丁。
申名标在庆字营里发展哥老会，张文祥是他的骨干。打青阳时，张文祥偶得一个紫金罗汉。申名标很喜爱，借口哥老会经费缺乏，把紫金罗汉骗了去。张文祥心眼直，不计较此事。后来，江宁打下了，吉字营把小天堂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最后连天王宫也一把火烧了。霆军却没有发到财，从将官到勇丁，个个既眼红又恼火。以后又叫他们去福建追杀汪海洋部，恰好鲍超回四川探亲，申名标鼓动兵丁索欠饷，霆军哗变了。赵烈文带着十五万两饷银前来安抚，大部分人稳定下来，申名标、张文祥等人见机不妙，匆匆逃走。在途中，张文祥想起那个紫金罗汉，要申名标把它卖掉，大家分点银子谋生。申名标扯谎说罗汉被人偷走了，他气得和申名标分了手。张文祥又开始流落起来。
这一天，他又饥又渴地来到东天目山脚，忽听见山坳里传出阵阵钟声，钟声中还杂夹着含混不清的梵音。他心中一喜：前面不远处必定有座寺庙，不如权借此地住几天再说。他跟着声音盘山转岭，在一片参天古木中果然看见一处寺庙。这寺庙极为壮观，红墙中围着大大小小数十间殿堂僧舍。它就是东天目山有名的法华寺，里面有僧众二百号人。
张文祥来到山门，请求在庙里住两天。也是他的机缘好，恰遇住持圆灯法师送一个贵客出门。圆灯法师对张文祥注目良久，慈祥地问：“施主从何处而来？因何事要在敝寺借宿？”
张文祥想了想说：“我叫张文祥，因经商破产，又让伙伴拐走了剩余银钱，现在一文钱都没有了，想在这里赊两餐饭吃。”
“我佛慈悲，救苦救难，吃两餐饭不难。但施主折本破产，今后如何生活？家里可有父母妻儿？”
“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小，今后如何过活，我也没有多考虑，不知你这里要不要人做事，我有一身力气，砍柴担水都行。”
圆灯法师眯起双眼又细细地看了他一眼，问：“你可会使枪弄棒？”
“略懂一点。”
“好！”法师高兴起来，“你就在这里住下来，你愿否皈依佛门？”
“佛门好是好，”张文祥笑了笑，说，“只是我喝酒吃肉惯了，耐不得清淡。”
“那也好，你就不削发吧！”法师无半点反感，说，“我这寺院外三里处有一大片枣林，每年打下的枣子是寺里的一项大收入。到了枣熟时节，总有人来偷，守林的百了和尚孱弱，你帮他一起守如何？”
“太好了！”张文祥喜出望外，对法师鞠了一躬，“多谢法师收留！”
圆灯法师为何对张文祥这样好，这是有缘故的。原来这个法师并不是安分守己的吃斋念佛人，而是个欲借佛门成大事的有志者。他本是闽南天地会的首领之一，名叫郑南漳，是郑成功九世孙，智勇兼备，手下兄弟众多。他暗中打造兵器，绘制旗帜，并与洪秀全联络，准备在闽南起事，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事尚未成熟，却不料走漏风声，给福建巡抚吕住孙破获了。仓促之间，郑南漳的部下大部分被抓被杀，他仅带着几十个弟兄连夜逃走，北上金陵会见天王。谁知走到天目山下，便听到天京内讧的噩耗：先是北王杀东王，后是天王杀北王，再后是翼王出走，天京城里杀气弥漫，尸积如山，一片锦绣前程上忽罩满天乌云，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前景暗淡。本已心情沉痛的郑南漳，顿时对天国心灰意冷，一气之下，在法华寺里削发为僧，改名圆灯。随行的弟兄多半星散，也有几个跟他一起遁入空门。不想法华寺方丈慈静长老也是个隐身空门的热血志士，得知圆灯的情况，便竭力怂恿他借佛门办大事。圆灯精神重振，将法华寺办成了个少林寺，僧众都习拳练刀，又暗暗地通过弟弟与闽浙一带的天地会取得了联系。后来天京陷落，他们也未消沉，欲伺机再起。圆灯以他武功师的眼力，看出了张文祥非寻常百姓，法华寺亟需这样的人。
张文祥在枣林住下来。几天后，圆灯来看望他，又叫他当场演练了几套拳脚，果然不错。圆灯便请张文祥做个教师，教习寺内僧众武功。张文祥在法华寺安下心来，日子也还过得平静。三个月后，他突发伤寒，全身发烧，大便屙血，整天昏迷不醒，脉搏一天天弱下去，眼看人世渐远，黄泉路近，医师们皆束手无策。
这天，圆灯法师在大雄宝殿对着佛祖祈祷之后，吩咐医师尽一切力量保住三天不出事。然后脱去袈裟，换上短衣，带着一把钢刀，几斤干粮，背一个竹篓，只身进了天目山。第三天傍晚，圆灯回来了，竹篓里关一条极毒的七步小青蛇，篓盖上绑一簇各色草药。圆灯把草药剁碎，又榨出浆来，然后从竹篓里拖出那条七步蛇，一手掐腰，一手掐头，那蛇痛得张开口，毒液顺着舌头流进药浆。他亲手撬开张文祥紧闭的牙关，将药浆灌下去。到后半夜，烧渐退了。第二天上午又灌一剂，两个时辰后脉搏正常，临黑时张文祥已能自己开口吃药了。这一夜他呼呼酣睡，到了天亮时，便能起身吃饭了。当张文祥得知圆灯冒着生命危险闯进深山，为他捉七步蛇时，这个刚倔寡情的硬汉子第一次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他跪在圆灯面前，请求收他为佛门弟子。圆灯双手扶起，说：“佛法广大，无所不在，其宗旨乃除恶为善，与世人造福。至于削发不削发，穿袈裟不穿袈裟，实无大区别。你若有心跟着我除恶为善的话，可否听得进我一番劝告。”
“我这条小命全是法师给的，今生今世，法师说什么，我都听从。”
于是圆灯把张文祥带进方丈室，将天地会反清复明及他自己所悟出的驱逐洋人、保卫中华的各种道理，给张文祥讲了一通。张文祥这时才将自己参加过捻子、太平军和湘军的复杂经历全部倒了出来，并说自己在湘军中是哥老会的二大爷。圆灯说：“湘军虽然可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但哥老会与天地会是一家人，你我早就是兄弟了，我对你完全相信。你吃惯了酒肉，也飘荡成性，受不了佛门清规的禁约，你也不必受戒。我的胞弟组织了一些人在浙江沿海劫富济贫，并接济法华寺，你今后就为我办一件事：每月去一趟海边，与我的胞弟接头，带一些金银回来。”
张文祥久静思动，正想外出闯荡，听了这话，欢天喜地。从那以后，便为圆灯和其胞弟当起联络员来。张文祥讲义气，重然诺，胆子大武功好，几次往来后，受到了圆灯兄弟的格外器重。圆灯又为张文祥在附近觅了一房妻室。第二年，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飘泊半生的张文祥，而今有了延续香火的亲生骨肉，真个是对圆灯感恩不尽，发誓要以身相报。
几年后，张文祥在一次从海边回天目山的路上，偶尔遇见了开小押店的申名标。故人相见，分外亲切。谈起分别后的情景，申名标连连叹气，张文祥却喜满眉梢。申名标听说圆灯出家前也是天地会的头人，便决定关闭小押店，与张文祥一起去投奔圆灯法师，张文祥自然同意。在法师面前，张文祥将申名标的武艺大大称赞了一番。圆灯见申曾是关天培手下的把总，曾国藩手下的营官，毫不犹豫地接纳了。申名标表示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僧人，圆灯也立即同意，亲自给他剃发，取了个法名叫悟非。申名标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圆灯见他阅历丰富，本事高，不久又提拔他做监院，地位仅次于方丈，在法华寺里坐了第二把交椅。有一天，张文祥偶尔在申名标的禅房里发现了那尊紫金罗汉。心里很不痛快，想想自己不缺钱用，何必为此事再伤感情，遂不做声，心里却开始鄙薄申名标的为人。这一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在宁波、台州沿海大破走私海盗，圆灯的胞弟也被马新贻所获，处以极刑。消息传到法华寺，圆灯悲痛欲绝，张文祥也怒火万丈，法华寺为圆灯之弟的亡灵念了七天七夜的超度经。张文祥在佛祖面前立下海誓：今生不杀马新贻，为圆灯兄弟报仇，则不为世上一男子！
张文祥从此在法华寺里苦练功夫。白天他用短刀戳牛皮，夜晚他飞刀断香火，为的是今后无论远近无论冬夏，只要遇到马新贻，便叫他不能从刀下躲过。整整练了两年，他练就了一刀贯五张牛皮的力气和三十步内灭香头的绝技。他要下山办大事了。
临走前一夜，他搂着三岁的儿子亲了又亲，妻子觉得奇怪。他终于忍不住了，把下山的目的告诉妻子。听说要谋杀总督大人，妻子惊呆了，哭着求他看在儿子分上，不要这样。张文祥安慰说：“我受法师大恩，不容不报，刺杀之后，我会有办法脱身的，你不要替我担心。”
妻子仍痛哭不已：“总督身边有许多卫兵，你如何脱身得了？”
“我会远远地掷刀。”
张文祥说完，要妻子点燃一支香，插到三十步远的一棵树上。他把腰刀平放在右手掌上，对着它吹了一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然后运足气力，身子微微向前，右手在前胸打了一个圆圈，口里叫一声“去”，只见一道白光从手掌里飞出，一眨眼工夫，树上发出“喳”一声响，香头不见了，腰刀直挺挺地插在树干上。妻子只得含泪为他收拾行装。
次日清早，圆灯交给他两把用毒药淬过的精制钢腰刀，此刀见血封喉，立死无救。圆灯双手在胸前合十，庄严地说：“施主仗义勇为，侠胆豪肠，今之荆轲、聂政也。贫僧代表苦海苍生，且也为我自己，敬施主一杯酒，愿菩萨保佑你大功告就。”
说罢，从身旁小沙弥的手里端过一杯酒来。张文祥双手接过，激动地说：“法师放心，不达目的，我张文祥再不回天目山见老婆孩子！”
圆灯和申名标把张文祥送到半山腰。张文祥托付申名标照看妻儿。申名标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我是兵火中的兄弟，生死之交，不用托付，你家里的事我都包了！”
张文祥离开天目山，一口气奔到江宁，在两江总督衙门附近寻了一个小旅店安下身来，天天密切注视着衙门里的动静。马新贻通常不出衙门，偶尔一出，也坐在大轿里，前后左右有上百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保护。张文祥一住三个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一日马新贻出门了，照例是坐在绿呢大轿里，警卫森严。张文祥腰插短刀，远远地跟随着轿队。
因为原先的两江总督衙门还在修建之中，马新贻将督署暂设在江宁知府衙门内。轿队出了府东大街后，进了卢妃巷，再穿过堂子巷，就开始过一座座石板桥了：先是虹桥，再是莲花桥、莲花第五桥，接着是严家桥、红板桥，踏过石桥、两仓桥后，进了鼓楼大街。过了鼓楼，绿呢大轿在紫竹林中一座高耸着铁十字架的教堂门前停下来。轿门掀开，白白胖胖、仪表非俗的马新贻迈进了教堂大门。原来，他这是对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的回拜。几天前，郎怀仁拜会了马新贻。那时天津教案已经爆发，江宁城里人心浮动，砸天主教堂的呼声不断。郎怀仁心里恐慌。拜会马新贻后的第二天，紫竹林便新增了三百名清兵。江宁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盖有“钦差大臣办理江南通商事务两江总督马”大印的告示，告示上赫然写着：“天主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凡传教之士，本督厚待保护，中国习教之人听其自便，本督亦不干涉。民教相处，务须和睦，彼此恭敬。若有不法之徒胆敢效法天津莠民，聚众滋事，焚堂毁教，则国法森然，断难曲贷。士民人等，共各凛遵。特示。”百姓们看了告示后，都骂马新贻偏袒洋人，没有良心。马新贻不在乎，为了讨好郎怀仁，他今天又来回拜。
张文祥跟着轿队也来到了紫竹林，混在围观的人群中。教堂大门口布满了卫兵，他无法靠近。张文祥把四周环境细细打量了一番，见离教堂大门口约一百步远的地方，另有一片小小的竹丛，那里长着十几根大楠竹，叶片繁密，竹干很粗，似可隐藏。遗憾的是距大门远了点，倘若在五六十步之内，腰刀飞去，插入胸脯不成问题，百步之外则无绝对把握。他犹豫了很久，还是走进了竹丛。看看比比，仍觉不理想，正要走出竹丛时，教堂大门开了。头戴黑帽，身穿黑长袍，颈脖子上挂一个白色十字架的江南主教郎怀仁，满脸笑容地陪着马新贻走了出来。不凑巧，郎怀仁所处的位置正好在竹丛这一边，这个高大魁梧的洋人将马新贻给保护了。张文祥的右手一直摸着藏在内褂口袋里的腰刀，却不能把它抽出来。他眼睁睁地看着，一眨也不眨地企图抓住瞬间良机。
机会到了！在临近轿门时，郎怀仁站着不动了。马新贻走前两步，在轿帘前站住，又转过脸向郎怀仁抱拳。张文祥猛地摸出腰刀，扬起右手，就要将刀投过去。忽然，他的手臂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张文祥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转过脸去，只见身后站着一个三十余岁的文弱书生。那人微笑着对他说：“大哥，你太莽撞了，相距这样远，你有把握吗？”
张文祥恼怒地说：“不要你管！”
说罢又要举刀，谁知这时马新贻已踏进轿门。“晚了！”张文祥脱口而出。
“大哥，我请你喝两杯如何？”那人越发笑得亲切了。
张文祥见他无恶意，便随他走出竹丛。二人进了一家偏僻的酒店里，选了一个单间坐下。那人吩咐酒保摆上几盘大鱼大肉，又要了一斤古泉大曲，对酒保说：“酒菜都够了，不叫你，不要进来打扰。”
酒保答应一声出去了。
“大哥，你为何要谋刺马制台？”那人压低声音问。
“你如何知我要杀马制台，我是要杀洋人。”张文祥面不改色地说。当时人们都恨洋人，尤其恨传教的洋人。敢杀洋人的人被视为英雄。
“真人面前不要说假话。”那人冷笑一声，“若杀洋人，洋人一直站在那里，为何说‘晚了’？”
张文祥想起自己是说了这两个字，不做声了。
“大哥，我和你一样的心思，要干掉他！”那人将酒杯往桌上一磕。
“你叫什么名字？”张文祥十分惊疑，“干什么的，你为何要干掉他？”
那人提壶给张文祥斟上酒，也将自己的杯子倒满：“大哥，干了这杯，我告诉你。”
两个酒杯相碰，各人一饮而尽。
“我姓乔，排行老三，你就叫我乔三吧！”乔三靠在墙壁上，款款地说，“刚才送马新贻出来的那个法国主教郎怀仁，他跟马新贻的关系非同一般。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往事吗？”
张文祥摇摇头。
“咸丰四年，马新贻奉命带兵到上海打小刀会，战争中受了伤，被送到法国人办的董家渡医院，郎怀仁当时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马新贻伤好后，在郎怀仁的引诱下受洗礼入了天主教。从那以后，法国人就时常在咸丰爷面前，以后又在两宫太后面前竭力吹捧马新贻，说他精明能干，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人才。就这样，马新贻步步高升，以一庸才居然接替曾中堂坐镇两江，朝廷中以醇王为首的亲贵大臣甚为不满，怎奈马新贻深得太后和恭王的信任，奈何他不得。马新贻感激洋人的帮忙，遂一心投靠洋人。去年安庆发生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跑到江宁，提出赔偿损失、在城内划地为教会建堂、惩办激于义愤而砸教堂的百姓，马新贻一一照办，还出告示威胁百姓，魁将军、梅藩台都颇不以为然。前些日子天津百姓放火烧教堂、诛洋人，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马新贻这个卖国贼居然上书太后，要求严惩义民，向洋人赔礼道歉。他的这副奴才嘴脸，使醇王、魁将军、梅藩台等恨得咬牙，醇王给魁将军的信上说，必欲杀马而后快。”
“你到底是什么人？”张文祥听了半天，仍未见此人暴露身分，不耐烦了，“你是京师醇王派来的人？”
乔三摇摇头。
“你是魁将军派的人？”
乔三又摇摇头。
“那你是梅藩台的人？”
乔三摇摇头，笑着说：“大哥不必问我是什么人，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也要杀马就行了。”
“你弄错了，我不杀马。”张文祥见他不露身分，心中甚是怀疑，冷冷地说。
“哈哈哈！”那人大笑起来，说，“大哥，你听说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
“你说什么？”张文祥大惊。
“大哥，两个月来，你天天在总督衙门四周转来转去，你瞒得过别人，还能瞒得过我吗？你如果真的要杀马，我会帮助你，而且我也会感谢你。”
“好吧，我对你实说吧，我是要杀马，为朋友报仇，并在佛祖面前许了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如何帮助，又如何感谢？”张文祥瞪起眼睛望着乔三，那眼神是冷漠而怀疑的。
“大哥，我告诉你，七月二十五日那天，马新贻会在校场检阅武职月课。”
“真的？”张文祥大喜，“这是个好机会。”
“校场上武弁数百，刀枪如林，且围观的百姓都只能在栅栏外，你如何下手？”
是的，校场重地，岂容刺客逞能？张文祥的心凉了。
“不过不要紧，大哥。”乔三见张文祥的脸阴下来，遂笑道，“校场箭道通督署后门，马新贻通常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入署，你可以在箭道上行事。”
“我如何能靠近箭道呢？”张文祥为难起来，“且马新贻在路上走，也不一定能保证腰刀飞中要害。”
“大哥，这正是小弟能帮忙之处。”乔三得意地说，“到时我会叫你顺着人群进入校场，到时我也会有法子叫马新贻停下来。”
“好，若这样，我可以面对面地扎死他！”张文祥狠狠地说。又问，“你拿什么来感谢我呢？”
“我送你三千两银子。”乔三扬起右手，伸出三个指头。
“一旦行刺，我即被抓，要三千两银子何用。”张文祥摇了摇头。
“大哥，你难道就没有父母妻儿？”
一句话说得张文祥猛醒：是的，自己若是死了，妻儿怎么办？离家时，并没有留下几两银子，她们母子今后如何安身立命！
“行啦，麻烦你先将银子送给我的妻子，并顺便将我常用的两根绑带捎来。”
“嫂子住在何处？”
“浙江东天目山法华寺。”
八天后，乔三回来了。他将两根黑丝带递给张文祥，并告诉他一件意外的事：申名标毒死了圆灯法师，当上了法华寺的住持，妻子要他回去杀申名标，为圆灯法师报仇。张文祥悲愤已极，恨不能立即宰掉狼心狗肺的申名标，但想到后天便是七月二十五日，这个绝好的机会不能错过；且已收下了乔三的银子，也不能失信，于是只好忍下。
“兄弟。”张文祥对乔三说，“圆灯法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害死他的人，我是不会容忍的。我这次杀掉马新贻，料定不能脱身，我死之后，求你办一件事。”
“什么事？”
“代我杀掉申名标。”
乔三犹豫了一下，说：“你放心吧，我会去办。”
“你如不办，我的鬼魂不会放过你的！”张文祥死劲瞪了乔三一眼。
“你讲的这些都是实话？”待张文祥讲完后，曾国藩的两道眉毛已拧得紧紧的了。
“我张文祥是条硬汉子，生平从来不说假话，信不信由你。”张文祥并不分辩。
“你说你曾在鲍超部下当过哨长，你知道我是谁吗？”曾国藩靠在椅背上，习惯地捋起长须。
“认识。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认出来了。你是曾大人，不过从前精神多了，完全不是现在这副衰老的样子。”张文祥答。他已抱定必死之心，不想讨好曾国藩，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
“以前魁将军、张漕台问你时，你为何不说呢？”
“我不愿意言及圆灯法师，免得法华寺的僧众受牵累。”
“那你为何又对我说呢？”曾国藩将双眼眯成一条缝，以极不信任的态度审问。
“因为我和你有约在先。”对曾国藩这种态度，张文祥甚是鄙夷。他轻蔑地说，“我谅你也不会说出去，更不敢上奏皇上。”
“为什么？”曾国藩充满恨意地问。
“因为我曾经是湘军的小头目，湘军小头目谋刺总督大人，你这个湘军统帅脸上有光吗？”
曾国藩颓然了，他无力地挥挥手，示意张文祥离开这里。
张文祥的这个招供，曾国藩不听还罢了，听后弄得惶惑不安，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了。幕僚们汇报江宁城里的传闻时，他对一个现象很是怀疑：为什么关于这桩案子的说法如此多而离奇呢？街头巷尾议论之外，茶楼酒肆居然还编起了曲文演唱。张文祥的招供可以为解释此疑提供答案，即背后有强有力的人物与马有大仇，制造各种流言蜚语损坏他的名声，而且还要借此去掩盖张文祥刺马的真正意图。
这人物是谁呢？抓起乔三当然可以审讯清楚，但乔三往哪里去抓？这是一个极精明老练的家伙，他与张文祥的交往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张文祥至今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乔者，假也。没有读过书的张文祥不懂，曾国藩一听便知道。张文祥被他骗了，但又未骗。教堂门口的制止是对的；提供情报是准确的；关键时刻栅栏挤倒，正好让张文祥混进校场，王成镇的乞贷，目的在于让马停步，这些也可能是他暗中安排的；三千两银子也的确送到了张妻的手里。乔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也是一个要杀马的人，这点无可怀疑。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呢？他在衙门外盯张文祥的梢，又在教堂门口观看马，又与张在小酒铺里喝酒，这一系列举动证明他身份不高。身份不高的人不可能在江宁掀起满城风雨。这样看来，乔三背后有人，他也是在为别人卖命。这个人出手很阔，势力很大，他是谁呢？是京师里的醇王？还是江宁城里的魁玉？他们恨他投靠洋人，欲杀之而泄愤？曾国藩知道醇郡王奕譞最恨洋人。这几年来，在民教冲突中，他是清议派的靠山，俨然成了百姓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他痛恨保护洋人洋教的马新贻，又无权罢黜，便不惜以重金通过魁玉派人刺杀马，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推测，并无依据，即使有依据，他曾国藩敢在奏章中触及到皇上的亲叔、西太后的妹婿吗？当年曾国藩血气方刚、手握重兵，尚且不敢与皇家较量，何况今日！
曾国藩转念又想，也可能整个招供，都是张文祥为自己脸上贴金而胡编乱造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既在捻军、长毛里混过，又在湘军里混过的无赖流氓、亡命之徒，他为自己的私仇，或为不可告人的目的受人指使，刺杀了马新贻，而马却是一个无辜的以身殉职的官员。曾国藩想起自己为官几十年，尤其是办湘军、为地方官以来，与他构成怨仇的人何止千百，其中也不乏拚却一死、与之同亡的大仇人。将心比心，能不可怜马新贻吗？更使曾国藩不安的是，这个可恨的张文祥，居然曾充当过湘军的哨长。这件事传扬出去，岂不给湘军脸上大大抹黑！湘军中有恶棍歹徒，有痞子盗寇，有杀人越货之辈，有奸淫掳掠之人，这都不要紧。这些人，当兵吃粮的军营里，何处没有？绿营里有的是，八旗兵里有的是。曾国藩不怕。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史无前例的谋刺总督案，是一个曾在湘军中当过哨长的人所为。这事传进太后、皇上之耳，播在万人之口，今后写在史册上，留在案卷里，却是一件给前湘军统帅大大丢脸的事情！天津教案已使他声名大减，再加上这么一下，他以后尚有多少功绩留给后人？这桩疑云四起、扑朔迷离的刺马大案，又一次将曾国藩推到身心俱瘁的苦难漩涡中。
一个半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姗姗来到江宁。这个奉旨查办马案的钦差大臣，从京师出发，居然走了四个月！从北京到江宁只有两千四百里驿程，也就是说，他每天只走二十里！下关码头接官厅里，郑敦谨一落座，便连连对曾国藩说：“卑职年老体弱，一路上水土不服，遭了三场大病，因而来迟了，尚望老中堂海谅。”
“大司寇辛苦了！现在身体复原了吗？”曾国藩见眼前这位高大健壮、气色好得很的同乡星使，公然在他面前扯着大谎，心里一阵好笑。其实，曾国藩不仅对他可以原谅，而且希望他不来更好。
“这两天略微好点了，但还是头昏眼花，浑身无力。”郑敦谨懒洋洋地说，完全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
“进城后好好休息两天，要不要再唤个好医生号号脉？”
“多谢老中堂！卑职于医道略懂一点，医生不必叫了，我休息几天就行了。老中堂和魁将军、张漕台这几个月辛苦了。在路上我看到京报上登的老中堂的奏章，说刺客拒不招供，估计是个报仇的漏网发逆。老中堂分析得对极了。我看完全就是这回事。马穀山杀长毛何止千百，定然与他们结下了大仇。张文祥这个王八蛋舍掉自己的命，拖马穀山一道上黄泉。你们看呢？”郑敦谨转过脸，对前来迎接的魁玉、张之万、梅启照等人打了两下哈哈，“我看你们各位呀，今后都得小心点，当官的谁没有几个仇人呀！”说罢，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
张之万说：“我于审案一事无经验，还要靠刑部大老爷您来定案。”
“哪里，哪里！”郑敦谨忙摆手，“老中堂二十多年前就当过刑部侍郎，这世上哪个人的花招，能瞒得过老中堂的法眼？这个案子要我定什么案，老中堂奏章中的分析就是定案。”
郑敦谨的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大为放心。这分明意味着，他不会再认真地审讯张文祥，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且一路走了四个月，既不是生病，也大概不是因游山玩水而疏懒渎职，说不定这个精明的刑部尚书早已窥视了某些内幕。曾国藩又想起陛见时太后对此事的冷淡，莫非杀掉马新贻正是出自醇王的意思而得到了太后的默许？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太后秉政十年了，治国的大本领寥寥，整人的手腕却异常的高明阴毒，她是完全可以做得出蜜糖里下砒霜的事来的。
第二天一早，张之万便来告辞，如同跳出火坑似的匆匆离江宁回清江浦。自此以后，魁玉、梅启照等人也都不再过问此事了。郑敦谨传见一次张文祥，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后，便到栖霞山去休养，一住半个月过去了，毫无返回江宁的意思。看来，他们都不想染指此事，最后如何结案，都指望着曾国藩一人拿出主意。曾国藩和赵烈文等人细细商量着，如何写一份能够使人相信的结案材料，既能够向太后、皇上作交代，又能顾及马新贻，也就是说顾及整个官场的体面，且不能丝毫牵涉到湘军，同时又可以自圆其说，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正在冥思苦想之际，却不料马案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六 马案又起迷雾
这一天，总督衙门接到一封无头禀帖。禀帖上说，前两江总督马新贻，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儿子候补道丁蕙蘅派人所杀。事情是这样的——
丁日昌的独生子丁蕙蘅是个花花公子，读书不长进，成天吃喝嫖赌，二十岁了，还没考中秀才。丁日昌急了，给他捐了个生员，指望他能考中举人。考了三次，文章做得狗屁不通，他自己也不想考了。丁日昌九十岁的老母亲疼爱孙子，便对儿子说：“你当了巡抚，荣华富贵，就不替儿子着想？我丁家做官就做到你这一代为止了？”
丁日昌是个孝子，又是个慈父，也是个敛财有方的贪官，他有的是贪污来的大量银子，于是又给儿子捐了个监生。因为当时的规定，捐纳者必须具有监生的资格。接着，他又兑上二万两银子，给儿子买了一个候补道。一般人要通过十年寒窗苦读，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当了几年翰苑编修，遇到格外天恩，放出到地方任个知府，再要小心翼翼，加上不断向上司讨好献殷勤，才能指望升个道员。这丁蕙蘅诗书不通，世事不懂，凭着老子来路不清白的银子，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一个候补道的官职，只待哪处道员出缺，他便走马上任，戴起正四品青金石顶戴，穿起八蟒五爪雪雁补子袍服来，升堂理事，颐指气使了。
丁蕙蘅虽然随时都有可能当个正式中级官员，却仍不知修性养德，他嫌住苏州在父亲管束下不方便，便带着妻妾和几个家人在江宁城南秦淮河边金谷塘买了一栋宽敞的带花园的楼房住下来，每天除在家里与妻妾调笑、打牌赌博外，便在酒楼歌场听曲饮酒，在花街柳巷寻欢作乐。
这一天，他来到秦淮河边，踱进了重建不久的媚香楼。这媚香楼是晚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住所，清兵打金陵时毁于兵火，后又恢复。咸丰二年底，太平军进入小天堂，媚香楼再次被烧。同治三年，赵烈文奉曾国藩命整修秦淮河，媚香楼便又应运重建。眼下的媚香楼，比咸丰二年前的旧楼还要华丽数倍，几乎赶上了李香君时代的水平——艳领群芳之首。
丁公子一登楼，鸨母便安排他平日最喜欢的姑娘香玉来陪伴。香玉弹着曲子，陪着丁蕙蘅吃着花酒。正在惬意之时，丁蕙蘅一眼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丽人依偎着一个翩翩少年，从他身边走过去，一股浓烈的香味直呛他的鼻子。丁蕙蘅魂销魄散，忙喊鸨母过来，指着背影问：“那姑娘是谁？”
“新来的香碧。”鸨母谄笑道，“丁公子喜欢她？”
“嗯。”丁蕙蘅还在贪婪地呼吸香碧留下的余香，痴痴地望着衣裙摆动的倩影，“你去叫她过来，陪陪我丁大爷吧！”
“丁公子。”鸨母亲自给丁蕙蘅斟了一杯酒，满脸堆笑地说，“你喜欢她，那还不好说吗！以后叫她来陪你，只是这几天不行。”
“为什么？”丁公子恼怒起来。
“丁公子。”鸨母紧挨着丁蕙蘅的身边坐下来，媚态十足地说，“你莫生气，这五天里香碧被一个扬州来的富商公子包了，五天后他一走，香碧就是你的人。”
“不行，你要大爷等五天，大爷会要等死的。”丁蕙蘅心急火燎，恨不得马上就将香碧搂入怀中，“什么富商公子，叫他识相点，早点让出来，否则丁大爷不客气！”
鸨母奈不何丁蕙蘅，只得跟那巨商之子商量。那年轻人也是财大气粗、血气方刚，正跟香碧热乎得一刻都不能离，准备以巨资赎身长期相聚，岂肯让出！便气呼呼地冲出房门，指着丁蕙蘅的脸骂他无理取闹。这下可惹怒了这个衙内。他一挥手，几个恶奴一拥而上，乱拳打了起来。那富商之子酒色过度掏虚了身体，受不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丁蕙蘅知道闯下祸了，塞给鸨母二百两银子，要她收殓送回扬州，自己拍拍屁股，偷偷地溜出了江宁。
那扬州富商也只这一个宝贝儿子，虽知死于巡抚公子之手，仗着有钱，他也不肯罢休，一面状告两江总督衙门，一面又暗中送给马新贻五千两银子。马新贻拿着此事为难了：不理嘛，人命关天，富商交接又甚广，江宁不受，他可以上告都察院、大理寺，最后还得追查自己的责任，且五千两银子也得不到；受理嘛，事关丁日昌，这情面如何打得开呢？思来想去，还是受理了。
马新贻叫丁日昌到江宁来，与他商量此事如何办。丁日昌对儿子的作为十分恼恨，他到底要顾及巡抚的体面，不能不做些姿态。最后两人商定：那天打死人的几个家丁各打一百板，选一个充军，赔偿银子一万两，革去丁蕙蘅的候补道之职。扬州富商勉强同意，一场人命案就这样了结了。事平之后，丁蕙蘅回到苏州，丁日昌气得将他狠狠地打了一顿，锁在府里，不准外出。丁日昌奉旨到天津办案后，丁老太太见孙子可怜，便放他出来。丁蕙蘅把一腔仇恨都集中到马新贻身上，于是用重金蓄死士杀马报仇，张文祥就是用三千两银子买下的刺客。
这是马案中又生发出的一团迷雾。曾国藩拿着这张无名禀帖，心头再添一层烦恼。说所告毫无根据吗？丁蕙蘅的家丁在妓院闹事打死人，丁蕙蘅也因此丢了候补道，这是事实。丁日昌也并不隐瞒此事，还专折上奏太后、皇上，承认自己教子不严，请求处分。说张文祥是丁蕙蘅买通的刺客，证据何在？且张文祥的招供中无丝毫涉及此事。丁日昌深受太后器重，在天津办案时对自己支持甚力，这样一桩谋刺总督的大案，没有铁证，怎能轻易牵连到他的头上！
曾国藩不置可否，将无头禀帖依旧封好，派人送到栖霞山，请郑敦谨处理。第二天，禀帖又回到曾国藩手中，郑敦谨批道：“此事须慎而又慎，请老中堂定夺。”
“这个滑头！”曾国藩苦笑着在心里说。尽管郑敦谨将担子又推了回来，但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不希望此案涉及到丁日昌头上。这点与曾国藩的想法一致。
如何结束？曾国藩为此苦苦地思索着。特地从山东赶来的马新贻的弟弟马四，天天来督署纠缠，哭着要曾国藩查出主谋。大概是马四在背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这段时期来《京报》接连刊出几封御史的奏折，声言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山东籍京官联名上疏，振振有词地说，既然刺客说过“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话，显然背后有主使，不查出主谋，无以告慰亡督在天之灵。更令朝廷担忧的是，洋人也在议论此事了。恭王奕来了密函，说洋人嘲笑中国政府无能，案子发生五个多月了，凶手也当场抓获，却迟迟定不了案，令人遗憾。奕敦促曾国藩早日了结马案，免得中外议论纷纷。
曾国藩很为难。有时他想，既然太后放了郑敦谨专程来宁处理此事，不如把千斤担子都推到他身上去。回过头一想又不妥。倘若郑敦谨认真过问此案，他也可能诱出张文祥的招供来，张文祥仍会说自己是湘军的哨长、哥老会的二大爷。湘军中有哥老会，哥老会情形复杂，这些内幕外人并不十分清楚。如果张文祥把这些内幕都掀出来，甚或再添油加醋，捏造些莫须有情节来讨好钦差大臣，保得自身的性命，那就坏了大事。湘军过去攻城略地、消灭长毛的功绩将会蒙上一层浓黑的阴影不说，连湘军惟一留下的人马——长江水师也可能会被解散，自己也可能会遭到意料不到的祸灾。不能把此案的终审推给郑敦谨，要在自己手里尽快结案。
“大人，彭大人、黄军门来访。”傍晚，当曾国藩兀自对着蜡烛枯坐时，亲兵进来禀告。
“请。”话音刚落，彭玉麟、黄翼升一先一后地迈进了门槛。
“涤丈，还在办理公务？”彭玉麟笑着问。
“没有，这一年多来，我夜晚是一点都不能治事了，只能呆坐着，真的是尸位素餐，问心有愧。”曾国藩边说边招呼他们坐下，亲兵献茶毕，退出。
“听说丁中丞送给您老一个水晶墨石，用里面的水点眼睛可使瞎眼复明，真有此事吗？”黄翼升问。
“若真有此事，我的右目不早就复明了。”曾国藩淡淡地笑着，说，“不过丁中丞倒是一片好心，那石头里的水虽不能使瞎眼复明，但一滴到眼中便觉清凉舒服。说不定还是靠了这种水，不然左目现在可能也失明了。”
“我去请两个洋医生来看看如何？”彭玉麟说。
“算了。我的眼睛就是华佗再世也治不好了，让它去。瞎了也好，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眼不见心不烦。”曾国藩苦笑着说。彭、黄二人也苦笑着摇摇头。过一会，他问：“水师近来操练如何？当兵的不打仗，麻烦事更多，只有每日把操练安排紧凑，才可勉强把他们的心拴住。”
彭玉麟说：“长江水师违纪犯法的事，近两年来屡禁不绝，吸食鸦片成风，打架斗殴还算是小事一桩，炮船挟带私盐、鸦片时有发生，有的营十天半月难得操练一次。”
“那个强抢民女，打死发妻的副将抓起来了吗？”曾国藩插话。
“早已抓起来了。”彭玉麟答，“这种事，若不是百姓拦舆告状，他长年驻黄石矶，一手遮天，我们哪里知道！”
“对这种人决不能手软讲情。雪琴嫉恶如仇，果断强硬，我很赞同。有人说你是彭打铁，其实带兵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打铁的性格。昌歧，你在这方面软了点。”曾国藩望着黄翼升说，“欧阳平抢民女，这不是第一次了，有人向你告发过，你没有认真过问。”
“老中堂指教的是。”黄翼升诚恳地说，“我看欧阳打仗也还行，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他也没当一回事。若是上次说重点，他或许也不至于下毒手打死多年共患难的妻子。”
“是的呀，先是宽容，结果反而害了他。我们带兵的将领，就好比管子弟的父兄，只宜严，不能宽，这就是爱之以其道。”曾国藩说，又问，“欧阳平如何处置？”
“看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彭玉麟坚决地说。
“我也同意，但他是副将，非比寻常武职人员，各项证据都要充分，还要他自己签字画押。”曾国藩说。稍停一会，他以沉重的心情感叹，“历史上任何一种军队，不怕它组建之初是如何的纪律森严，以后又是如何的战功辉煌，时间一久，必定滋生暮气，直到腐烂败坏。前代不说，本朝的八旗兵、绿营，当初都是英勇善战的军队，入关统一全国以及平定三藩叛乱，都是靠的他们，后来不行了，但他们的威风至少还维持过几十年。我在衡州练勇之初，曾希望湘军不蹈八旗兵和绿营的覆辙，谁知打下江宁后就不能再用了，不得已十成裁去八成，留下水师这支军队，我寄予很大希望，愿他们成为抵御外侮的柱石长城，不想它也不争气。”
彭玉麟、黄翼升一齐说：“是我们辜负厚望，没有把水师整顿好。”
“这是气数使然，不能怪你们。”曾国藩轻轻地缓慢地说着，心中似有满腹苦恼要倒出来，但终于没有吐出。“二位今夜来有何事？”
“涤丈，长江水师发现了哥老会。”
“水师也有哥老会！”曾国藩惊讶地打断彭玉麟的话，他最担心的就是此事，最怕的也是此事。申名标当年哗变，险成大祸，就是有哥老会在暗中串通唆使。审讯中还得知哥老会组织严密，更令他又怒又惧，所以霆军查出来的一百多个哥老会成员全被处以斩首。总以为如此严厉的镇压，能收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岂料它竟在水师中复出。
“黄军门，你把详细情况对涤丈谈谈。”
“前些日子瓜州总兵孙昌国在仪征巡视。一天傍晚，他微服到附近村镇散步，见一家小酒店坐着三个水师官兵，边喝酒边交头接耳，行为鬼祟。他于是也要了一杯酒，坐在一旁装着喝酒的样子仔细听。说的什么大半没听清楚，只听到说申名标被杀，张文祥眼看要剐，我们袍哥又要倒楣了。还说我们袍哥杀不尽斩不绝，到时我们劫法场。孙昌国一听，肯定他们是哥老会的，大怒，当时就派人将这三人抓了起来。一问，都是军官，一个千总，一个把总，一个外委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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