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本道说：“你的功夫也不错，我看你是个人才，不计较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云。”
“一向做些什么事？”
“也没有个定准，跑跑买卖，帮人做做杂事，只要有钱赚，什么事都干。”
“哈哈哈！”萧本道大笑起来，“你莫在我面前装傻了，你看看这个。”
说着，亮出了木牌。那人大惊，下意识地摸摸衣袋，衣袋空空的。
“好汉既然已知我的身分，木牌还是还给我吧。”
“还给你不难，不过，你得将一切从实告诉我。”
“好汉要我说什么？”云格为难地问。
“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如今要到哪里去？”
“我是从江西南昌来的，如今要到安徽滁州、泗州一带去会僧王。”
“我听说僧王驻在山东济宁，你怎么去滁州、泗州一带去找他？”萧本道觉得奇怪。
“好汉不知，僧王奉太后、皇上之命，已从山东南下了。”
萧本道心想：他南下做什么？近期并未闻安徽北部有大的军事行动。又问：“你这次到南昌做什么？”
“为僧王递一份紧急公文给江西巡抚沈葆桢。”
一提起沈葆桢，萧本道就恨意顿起。这几天在船上，萧本道天天思忖着在九江被查封的事。若真的是搜查打劫王爷府库的强盗，为什么沿途未听到一点风声，更未见哪个来码头查询？第一批人打发走后，又来第二批，停泊在码头上的上百条船，只有他家的这条船出了事。这不明明是冲着他家而来的吗？沈葆桢为什么要这样和他家过不去呢？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支持、指使呢？当萧本道一听说僧格林沁有信给沈葆桢时，他马上把僧格林沁与此事联系起来了。作为湘军的一名军官，他知道僧格林沁一贯仇视湘军。如此看来，是那个蒙古亲王在指使沈葆桢查封他家的船了。萧本道决心趁此时机，把这桩事弄出个究竟来。
“大哥，你身为僧王帐下的守备，却来偷我的包袱，看来你是手头短缺。”萧本道解开包袱，从中取出一个二两重的金元宝递过去，“拿去用吧！”
“这是你辛苦积攒的财产，我不能要。”在萧本道豪爽的气度面前，云格为自己的偷窃行为而羞愧。
“大哥，你这就小家子气了。”萧本道把金元宝硬塞进云格的衣袋，“天下金银财宝，本没有固定的主人，说什么你的我的，这个元宝，先前不也是别人的吗？”
这两句痛快的话，说到云格的心窝里去了。他感动地说：“我真是有眼无珠，不知兄弟你是这样一条轻财重义的好汉。我要如何赎回我的罪过呢？”
“不必言赎罪，你告诉我，僧王要你送的是件什么公文，他为何又要南下。”
云格望着萧本道的眼睛，没有回答。过一会儿，他反问道：“兄弟，你是做什么的？”
“我嘛，实话对你讲吧！”萧本道咧开嘴巴，爽朗一笑，“我比不上你，是堂堂朝廷武官，我是长江上的私盐贩子。不过，干的事虽不光明，为人却是磊落的，生性爱英雄事业，喜闻军国大事。”
“豪杰！”云格伸出大拇指称赞。他转了一下眼睛说，“僧王送给沈中丞的公文，我不知道，也不能问，更不敢拆开看。只是沈中丞接信的第二天，便亲自赶到九江，后来就听街头巷尾纷纷传说：沈中丞查封了湘军大将萧孚泗回籍奔丧的座船，在船上搜出几十箱金银财宝，还把萧孚泗一伙押到南昌。也不知僧王的公文与此事有不有联系。”
萧本道暗暗吃惊，忙问：“你见过萧孚泗和他船上的那些人吗？”
“没有见过。我倒是想见见萧孚泗，听说他打金陵立了大功，又捉住长毛头子李秀成，封了男爵，可惜见不到。”
萧本道放心了，又问：“僧王从山东南下，是不是捻子在淮北闹凶了？”
“不是。这点我倒是可以明白地告诉兄弟，僧王有次对江宁将军富明阿说过，湘军可能会造反，叫富明阿带三千人先南下，驻守扬州，他自己随后就带大兵去安徽滁州、泗州一带，湘军胆敢轻举妄动，他就充当统领，指挥驻镇江的冯子材，驻和州的德兴阿，驻扬州的富明阿，驻武昌的官文，东南西北团团包围，一鼓聚歼。”
萧本道的嘴角重重地抽搐了一下。这个自诩功臣的湘军年轻军官，做梦都没有想到湘军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危险境地。必须把这一重要军情尽快告诉湘军的统帅！看看日头已出现在东方天边，他坐的船就要起锚了，遂起身道：“大哥，时候不早了，船要开了，我与你就此告别，日后再相见。”
“兄弟，你留个名字吧，也让我以后好打听。”云格说。
萧本道略为思考一下，说：“你要找我很容易。长江上下，只要遇到装盐的船，问声萧拐子，无人不知。大哥以后要是缺银子，尽管来长江码头找盐船。”说完，将木牌子还给云格。
结识了这位富有而慷慨的私盐贩子，云格很高兴，接过木牌牌后，又补充一句：“兄弟日后若有用得着云格的时候，只管到僧王老营来找我。”
“行，后会有期！”萧本道说完，背起包袱，撒开两条长腿，朝江码头飞奔而去。
五 借韦俊之头强行撤军
曾国藩、赵烈文、彭寿颐听完萧本道这番叙述后，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一阵子，彭寿颐才愤愤地吐出一句话：“僧格林沁、沈葆桢欺人太甚！”
赵烈文托着腮帮子说：“看来，官文来江宁城追查所谓的哥老会，与萧军门的座船无故被查封，以及僧格林沁的南下，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矛头都是对准湘军，尤其是对准吉字营的。”
“惠甫想得深。”彭寿颐说，“不过，官文、沈葆桢都是封疆大吏，僧格林沁虽是亲王，也无权指挥他们呀！”
“是的。”赵烈文点点头说，“背后一定还有人在指挥他们。”
萧本道睁大着眼睛望着赵、彭，欲言又止。“惠甫不要瞎猜测。”曾国藩已明白赵烈文所指，但夹着萧本道在这里，不便再深谈下去，挥手道，“你们都出去，让我安静一下。”
“老中堂。”萧本道急着说，“我三叔还在南昌哩，沈葆桢那里，还求您老给他打个招呼。”
萧孚泗惹出的麻烦，不仅使他自身陷于困境，也给湘军招来祸端。全国都在说吉字营将金陵洗劫一空，放火焚烧是为了毁灭罪证，自己给太后、皇上上奏，为他们力辩其诬。可现在呢？五十箱金银，在新封男爵的座船里被当场拿获，尽管你说一百遍、一千遍这是节字营众人的财产，又有谁会相信呢？即便是众人的财产，先前不是说过金陵城里全无金银吗？这如何自圆其说呢？何况，重孝期间，携带江南女子同船，这中间的事情，能解释清楚吗？萧孚泗呀萧孚泗，你也真是糊涂到家了！幸而萧本道此来提供了僧格林沁的军事部署，若不看在这个分上，曾国藩真要狠狠地训斥一顿了。他冷冷地对萧本道说：“你们这是自作自受，我有什么办法！”
萧本道哭丧着脸说：“老中堂，您老若不管，那满船的东西都会叫沈葆桢夺去了！”
赵烈文安慰道：“谅沈葆桢也不敢。你不要着急，老中堂会有办法的。”
“奏稿还拟下去吗？”彭寿颐问。
曾国藩思索片刻后，说：“暂不要拟了。”
待赵、彭、萧退出后，曾国藩拿起笔来，蘸着朱砂，走到墙壁上的挂图边，在镇江、扬州、和州、滁州四个地方各自画了一个红圈，然后凝神呆望着。望着望着，他的眼睛渐渐模糊起来，眼前出现四张血盆大口，露出狰狞的獠牙，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江宁猛扑过来；远处，武昌、南昌、杭州也亮起了阴绿的幽光，仿佛还听见了磨牙砺齿的声音。他觉得头在发晕，勉强移步来到案桌边，靠在椅背上，朱砂笔掉到地上，他也无力去拾起。笔尖周围浸出一圈红红的痕迹，他看着，像是自己呕出的一摊血。很长一阵子，他才清醒过来。
这些日子接二连三发生的一连串事，显然不是孤立的，赵烈文都看出来了，曾国藩能看不出来？他宁愿相信不是这么回事，但现实又充分证明了赵烈文的推断是正确的。是的，僧格林沁不能指挥官文、沈葆桢，他自己的南下，也不是全由他个人做主的。那么，能指挥官文、沈葆桢和僧格林沁的是谁呢？答案没有必要挑明了。此时的曾国藩，不再像几个月前那样的恐惧。他细细地思考着：他们用的手段各有不同，官文是诬陷，沈葆桢是揭短，僧格林沁是威慑，三管齐下，意欲何为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借此将他兄弟和整个湘军打下去，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大功告成、功臣诛杀的悲剧再演一次；一是以此敲敲他的脑袋，让他意识到所处之环境对他并非有利，识相点，尽快撤掉湘军。两种可能性都有，孰大孰小？曾国藩陷入了沉思。
眼下江宁虽克，太平军余部尚有二十来万，安徽、河南的捻子势力很大，西北回民的骚乱多年不止，国家尚未太平。在这种情况下，将立有大功而并无造反事实的湘军全部打下去，岂不会令各地其他带兵将领有兔死狐悲之感？朝廷目前大概还不至于做出这般蠢事来。这是其一。其二，自从富明阿走后，朝廷再未派人到江宁来认真调查太平军所遗留下来的金银财宝的下落，似乎有不予追究、网开一面之意。其三，就在萧孚泗走的前些日子，曾国荃的座船也从九江驶过，他的船比萧的大，装的东西也比萧的多，沈葆桢没有借口查他的船，是否朝廷有意给曾家留点面子呢？分析了这三条后，曾国藩认为，打杀的可能性不大，借此逼迫他裁军则是主要的。想到这里，他心里升起一股极大的委屈感。
曾国藩早就明白地奏报要裁军，只不过暂时推迟一下而已，朝廷何以便如此急不可待，视湘军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欲拔之而后快呢？即便要这样做，堂堂皇皇地下道御旨不很好吗，为何要行此卑劣阴险的伎俩呢？他为朝中最高决策者这种有失君子风度的做法感到气闷。转而他又想，历史上所有号称有作为的君王，哪一个又没有阴一套、阳一套、君子一面、小人一面呢？对照自己，自从离开翰林院，进入六部衙门以来，尤其是这些年带兵打仗，在与各省督抚、各处统兵将领间的周旋之中，阴的一面、小人的一面干得还少吗？更何况，大清自立国以来，军队一直掌握在朝廷手中，现在一下子有十几万军队由私人招募组建，他们能征惯战、骄横跋扈，如山如海的财富可以隐瞒不报而据为己有，如锦如绣的六朝古都可以一炬焚之而弃之不惜，这样一支军队偏偏又掌握在汉人手中，朝廷能不担心吗？不撤掉它，太后、皇上能甘食安寝吗？这样一想，曾国藩释然了，心中的委屈感大大减弱。他决定以异常镇定的姿态，对官文、沈葆桢不采取任何行动，安安静静地在江宁城里等候着太后、皇上对萧孚泗一案的处理。他推测不至于给萧太大的难堪。万一事出意外，为了曾国荃和吉字营的声誉，也为了他自己的声誉，他将要为萧孚泗一辩！
曾国藩的态度，萧本道一无所知。想起拘押在南昌的三叔和那一船财产，他便惶惶然不可终日，隔一两天便到督署来一次，请曾国藩接见他。每次照例都被门房阻挡，怏怏而回。如此过了十来天。这一天，萧本道又来到督署大门口，正徘徊不敢向前时，门房看见了他：“萧都司，总督大人昨天关照过，说你今天可以进去。”
萧本道大喜，直奔签押房。曾国藩面露微笑地说：“昨天来了上谕，你三叔没事了，你看看吧！”
说着递过来一个大信套。萧本道将上谕抽出，急忙展开，一目数行地拜读，他越看越高兴。原来，上谕写着：
前福建陆路提督男爵萧孚泗，系攻克江宁首功大员，此次因父逝回籍奔丧，顺带节字营官勇历次所获战利品，系出自袍泽之谊；既在江宁娶妾，自应带回原籍奔丧，亦在情理之中。着毋庸追究，俾该前提督一行回籍成礼。江西巡抚沈葆桢办事秉公，执法严谨，其节可风，着交部优叙。并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曾国藩。钦此。
萧本道想：这一定是曾大人为三叔上的求情折所起的作用，遂起身恭恭敬敬地向曾国藩磕了个头：“谢老中堂的大恩大德！”
“不必谢。”曾国藩平淡地说，“回去后，告诉你三叔，就说是我讲的，规规矩矩在家守制，地方上一切事情都不要过问，若再招惹是非出来，我可再不管了。”
“是！”萧本道笔挺地站着，“卑职一定将老中堂的教导转告兰叔。”
朝廷对萧孚泗一案如此宽容的态度，使曾国藩颇为惊奇。原先设想到不至于太大的难堪，但多少会有点处罚，然而什么都没有，连哥老会的事也只字未提，前向的委屈顿时化作感激。
官文所谓追查哥老会一事，自然是闹剧一场，但霆军里既然有哥老会，且力量足以煽动闹事，难保吉字营和其他军营就没有。一旦他们成了气候，那湘军便真的成了叛军。萧孚泗虽未加处置，但吉字营掠夺了大批江宁城财宝的丑行，无疑已公告天下了。事态已把曾国藩逼到悬崖边，他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裁撤湘军，而且必须尽快！只有这样，才能安太后、皇上之心，塞天下悠悠之口；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哥老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杜绝意外变故发生，保全湘军的大节；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往他本人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和所有“功狗”们的富贵平安。
曾国藩命令彭寿颐赶紧重新拟奏稿，以明确的态度、坚决的口吻向太后、皇上表示：湘军水陆两支人马在三个月内十成撤去九成，驻守在江宁城内城外的吉字营一个不留，全部遣回原籍。
“老中堂，吉字营五万将士全部都撤掉吗？”彭寿颐发问。
“全部都撤。”
“老中堂，据说刘松山、张诗日治军严厉，松字营、诗字营的军纪要比其他营好些。战乱还没有完全平息，九帅的部属还得留一些才是。”
曾国藩以赞许的目光望了彭寿颐一眼，慢慢地说：“折子还是按我刚才说的拟，至于吉字营以后如何撤留，我另有安排。”
话一出口，他立即想到，这不又是一桩心口不一的事情吗？不过，这仅仅只是一刹那间的念头，转瞬间他便忘记了。
拜折后的第二天，曾国藩将督署内参与军机赞画的幕僚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立即大规模裁撤湘军的决定。幕僚们齐声赞同，都说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明智之举。有的说，江宁城军营里的官勇越闹越不像话了，不遣散，迟早会要出大乱子的。有的还拿当年川楚白莲教平息之后，团练相继解散的前事作例子，说明大乱平定后非经制之师只有自动消除，才能使朝野静谧、相安无事的道理。还有的说，当年平川楚白莲教的团练，是分散掌握在各省督抚手中，没有一支多达万人的大部队，而现在湘军主力有十多万，均听曾中堂一人调派，因而裁撤一事更显得急迫，而由此也更证明曾中堂示大公于天下的赤诚之心，将永远受到后世的景仰，为乱臣贼子所惧。幕僚们的称颂，使曾国藩欣慰，也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不过，幕僚们也都谈到无银子付清欠饷，将是裁军所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湘军自咸丰三年组建以来，十余年间，户部几乎没有直接拨过饷银，除个别省份协济小部分外，其余都由湖南一省承担。湖南素来商贾不发达，充全省岁入不及苏松间一大县，如何能负担十多万庞大的军队，应付十多年旷日持久的战争？于是湘军的军饷便常常不能及时如数发放，拖欠三五个月，支发三五成是常事。为了安定军心，鼓舞士气，恶劣的统领则公开煽动部下去掠夺百姓的钱物，去洗劫打下来的仓廪库房。稍有头脑的统领虽不煽动，但对部下的这些暴行也不加制止。这也是湘军日趋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吉字营，虽说从上到下，都得到了多少不等的不义之财，但名义上他们的欠饷也达四个月之久，总数近一百万两。至于其他军营，也有四五个月的，也有六七个月的，都比吉字营严重。幕僚们都问：这个难题如何解决？曾国藩请他们献计献策，帮助解决这个难题。同时又表示，不管这个难题能否解决，裁军都要坚定不移地进行。
他分别给吉字大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军、正字营以及长江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淮扬水师统领们下达裁军的命令，限他们在十五天内到江宁城禀报本营裁撤步骤。又给李鸿章、左宗棠发出咨文，通报这个重要情况。
几天后，城内城外的吉字营五万陆军和从大胜关到草鞋峡的长江水面上的二万水师，无论将官和勇丁，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裁军的事。从心情上来说，有不少人愿意早日脱下戎装，回籍与家人团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岁大了，厌倦军旅生涯；有的是打金陵时发了大财，急于回家去做财东地主；也有的从军十多年，经事多了，阅历广了，对连年无休无止的战争的思考也逐渐深化起来，尤其是金龙殿前那场亘古未闻的自焚悲剧，更强烈地刺激了他们：都是骨肉同胞，为何要这样你死我活地互相残杀？他们不可能得出什么明确的答案、合理的解释，只有离开了事，如此，心灵方可平衡一些。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不想离开湘军回原籍。多年的军营生活养成了他们飘泊、冒险、嫖赌、斗殴、吃现成饭、用大把钱的习气，他们不屑于再做单调、贫寒、勤俭、规矩的乡下佬。这批人多为没有抢到大量钱财的普通勇丁。至于将官，则几乎无人赞同撤军。将官的威风，来源于他手下成百上千的勇丁。一旦撤离了军营，回到老家，昔日的威风便大半丢掉了，就连一个小小的什长，在军营里也管十个俯首帖耳的弟兄，回家后，哪来的这些人听他的支派？因为这些原因，撤军的命令下达十来天了，江宁城内外数百个营哨，没有一点执行命令的迹象。社会秩序反而更坏了。抢劫、群斗、杀人、放火、强奸、滥赌等恶性事件到处发生，全都是吉字营勇丁作的案。各级军官不但不管束，反而参与其事。
吉字营统帅曾国荃原本就不赞成大哥这种自剪羽翼的做法。这个从小就在荷叶塘出了名的犟九爷，一贯认为天地间是强者的世界，而乱世中的强者，就是握刀把子的人，有了刀把子就有了一切。当年，他就是凭着这个信念积极募勇建营，奔赴与太平军作战的前线，而且也用这个信念去教育他手下那批营官哨官。这些年来他已尝到了手握刀把子的甜头，岂愿轻易丢弃？况且大哥的自剪羽翼，第一刀便是要剪掉吉字营。眼下长毛未净，捻乱方炽，正可利用这个作为借口，加强湘军力量，拥兵自重，即使不想造反，也不能让别人欺侮自己呀！
曾国荃这个观点在吉字营中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正是代表了各营新贵们的想法。现在，尽管统帅已离开军营回籍，部属们仍奉行这种观念。死的死，走的走，吉字大营留在江宁城里受封职位最高的要算骑都尉朱洪章了。于是彭毓橘、刘连捷等人推举朱洪章到督署，抬出欠饷一项来与曾国藩摊牌：撤军可以，但先得拿出一百万银子出来，把欠饷发下，否则，对不住提着脑袋血战多年的弟兄们。曾国藩明知吉字营官勇有的是钱，根本不在乎这点欠饷，但又不能点破。在朱洪章貌似充足的道理面前，曾国藩竟然一时语塞，因为他根本就筹集不出这笔巨款来。
朱洪章占了上风，回去一鼓动，吉字大营官勇们抗拒撤军的劲头更足了。他们借酒撒野，有的破口大骂朝廷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有的甚至公开扬言要扯旗造反。曾国藩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又恨又怕，心中烦躁不安。几天后，他收到了李鸿章的信和闽浙督署的公函。
李鸿章的信竭力恭维恩师此举为旷代奇闻，上合天心，下孚众望，务必排除万难坚决进行下去，以达到预期目的。又说淮军理应效法湘军大量裁撤，只是目前各营都在追杀长毛余部，还不到撤的时候，且恩师当年说过，要以淮民平淮捻，淮军作为淮民的团勇，不能须臾忘记自己的职志，待到天下义安，干戈化为玉帛之时，他一定要把全部淮军一个不留地撤掉。
湘军统帅的高足，与他的恩师既有相像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他不畏人言，办事也没有太多的顾虑。他亲手创建的淮军，决不能在自己的手里撤除，也不容许别人插足。在他的眼里，淮军正好比丽日中天，兴旺已极，且今后还有大显身手的时候，如何能撤？至于以后全部撤掉云云，那不过是附和恩师心思的几句漂亮话而已，原不是他的本意。恭维撤军的背后，深藏着他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湘军撤除了，今后淮军便独步天下，再无抗衡的力量了；况且还可以趁着这个时机，把湘军中那些会打仗的将官吸引到淮军中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真是淮军壮大的良机！
闽浙总督衙门的公函说的全是左宗棠的话：楚军别是一军，爱朝廷节制，与湘军无关，撤军是湘军的事，楚军不过问，亦不会仿效；撤与不撤，当以朝廷下达的圣旨为断。
曾国藩撤湘军，原本就不指望淮军和楚军效尤，这两封函札，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倒是吉字营将官的反对和城里勇丁的胡作非为，引起他的严重不安。张运兰、萧启江来到江宁，诉说撤军的千难万难。老湘营、果字营的欠饷更为严重，官勇们扬言，朝廷若不补足饷银，他们就不离开军营。
鲍超从闽赣边界之地飞马来江宁。他对曾国藩说，前不久赵烈文奉命表示霆军暂不撤，现在忽然又要撤了，大家都没准备，而且还有一半的欠饷未发，如何向弟兄们交代？
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宁国水师统领李朝斌也乘快艇前来禀报：水师官勇一贯清苦。长期在水上栖息，大部分都染上了风湿病，如今要裁撤回籍了，弟兄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补足历年欠饷，二是发放一点伤病费，以便老了不能种田了，能有一口饭吃。曾国藩听了心里冷笑：欠饷都不能补齐，何谈伤病费！水师有伤病，陆军就没有伤病？
湘军的裁撤是如此艰难，使两江总督一等候又一次陷于困境。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裁撤一事都是势在必行，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也再不能像前段时期那样暂缓了。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湘军各个军营都有欠饷，这是事实。不过，他心里有数：这些年来，有几个勇丁不发财的！将官就更不用说了。财路来自于抢掠和打胜仗时的战利品，几两银子一个月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很次要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刑峻法。
严峻到哪层地步呢？曾国藩紧锁三角眉，在书房里踱步思索。突然，他想起了十年前在王衙坪接受船山后裔赠剑的席上，老岳父送给他的那首古剑铭：“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曾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曾国藩本人的心灵也很长时期深为不安，后悔自责过多次，并暗地作出决定，这种杀戮不可多用。从那以后，在自己人的面前，他将这把统帅权力之剑便深藏若拙了。现在看来，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动用第二次了。
拿谁的头颅来作号令呢？他在心里一个个排了队。反对最烈、闹得最凶的是吉字营的朱洪章、彭毓橘、刘连捷这些人，他们都是第一批冲进金陵城的大功之人，蒙受皇上天恩重赏的英雄，岂有杀他们的道理！霆军功震天下，刀也不能架在鲍超的脖子上。张运兰、萧启江都是复出初期的擎天之柱，且一向忠心耿耿，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杀他们，等于砍自己的手脚。就这样排来排去之后，排出了一个人来，此人就是驻扎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他觉得韦俊的头颅，是最适宜借来一用了。曾国藩并非完全是为了眼前的急需，实在地说，这些年来，他对韦俊的怀疑、戒备从来没有消除过。
韦俊献池州府投降湘军后，曾国藩把他派到安庆前线，暗地嘱咐曾国荃把他置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前沿。曾国荃对韦俊是又疑又惧，便把他安排在安庆战场的北部，专用来打太平军援救安庆的部队。一个月前还是天国的左军主将，而现在却对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举起了屠刀，韦俊的良心受到了沉重的谴责。那一声声“叛徒”“反草恶鬼”的咒骂声，不断从对方的营垒传来，扰得韦俊和他的一班子心腹们神魂不宁、羞愧难忍。终于，血气方刚的韦以德忍不住了，他背着韦俊，联络几个弟兄，愤恨地脱下湘军的衣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骑着快马，扬鞭离开军营，企图西去湖北，再转道回广西老家，却不料被吉字营的哨兵发现了。曾国荃派出一支百人轻骑，将韦以德等人抓了回来。韦以德和他的弟兄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行径，曾国荃气得要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斩首示众。慌得韦俊急忙派人去东流向曾国藩求情。见到大哥的亲笔信后，曾国荃才勉强放了人。
曾国藩洞悉个中缘故。恰好那时寿州练总苗沛霖与在籍办团之员外郎孙家泰构仇，围攻寿州城，他便把正字营调到寿州征讨苗沛霖。四年来，韦俊先是打苗，后来又打捻，虽未大败过，却也只是战功平平，全没有昔日两下武昌、雄踞池州府的气概了。韦以德的出逃，以及整个正字营这几年打仗的劲头，使曾国藩对韦俊更为怀疑。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韦俊，一直心情郁郁；正字营也便成了湘军中装备最差、欠饷最多的后娘崽。韦俊因此对曾国藩不满。接到裁军命令十天了，他仍按兵不动，也没有去江宁禀报。
这天，一封从江宁来的急件递到庐州府军营。韦俊拆开看时，正是曾国藩催他前去禀报，并关照他带上康福送的那副云子，晚上要和他围几局；又说江宁虽有上好的棋子，总不及那副的亲切，见它如见康福。曾国藩眷念故人之情使韦俊想起了当年劝他投降的康福。
这些年来，韦俊在湘军中过得并不顺心，他看出曾国藩始终没有真心待过他，表面上还算客气，骨子里却很冷淡。至于湘军其他将官，则连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在军事会议上相遇时，他们都以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他，常常令他尴尬。只有康福例外。康福对他和以德总是很热情，这种热情出自真心，不是做作。康福甚至还专程去寿州看过他。韦俊对康福谈起自己的苦恼，并说程学启在李鸿章那里混得很好。康福说：“如果实在不想在湘军呆下去，我可以跟李鸿章说说，正字营干脆到淮军那里去算了。”韦俊感激康福够朋友。后来，听说康福战死在金龙殿前，他心里很伤感。裁撤湘军的命令下达后，他也不乐意裁军。他的心情与湘军其他营官的心情不同。除霆军外，湘军其他军营都由湖南人组成，回籍则回湖南。湖南是湘军的故乡，他们回籍将会受到英雄凯旋的待遇。他的原籍在广西。广西是太平军的故乡，那里的父老乡亲热爱的是太平军，对湘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个太平军的叛徒、湘军的走狗，有何颜面回广西去？广西的城镇乡野，又哪里有他的一席安身之地？韦俊想到这里，心情很悒郁，暗中作了决定：一旦正字营解散，他就带着妻儿子女和侄儿远走他乡，从此隐姓埋名，了结一生。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韦俊带上康家祖传云子，匆匆赶到江宁城。
“韦将军，裁军一事办得如何了？”几句寒暄后，曾国藩便进入了正题。
“回禀大人，此事尚未办。”韦俊回答。
“为什么？”曾国藩的语调显得严厉起来。
韦俊已觉气氛不善，说：“弟兄们有些事想不通，都不愿意就这样离开军营回籍。”
“韦将军，你可能不明白，湘军是团练，非朝廷经制之师，没有长期存在的道理。仗打完了，就应当解散回籍，哪有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的！”曾国藩的面孔明显地冷下来，“你应该执行我的命令，立即做好全营撤除的安排。”
韦俊沉默着，没有做声。
“你说有些事想不通，是哪些事？”曾国藩似乎有点不耐烦地催问。
“大人。”韦俊鼓了鼓劲，说，“弟兄们都说，四五年来，正字营收复寿州，打败捻寇，立下的战功不少，但得到保举的则不多。大家请大人向朝廷上个折子，为那些积年苦战的老弟兄们求个职衔，今后回家去，脸上也风光些。”
韦俊这话说的是事实。正字营五千人中有一半是跟着韦俊投降过来的，每次打完仗后，韦俊都上报一个保举单，列上长长的一串名字，保的都是他那批从广西过来的老弟兄，韦俊想以此来笼络他们。但每次单子一到曾国藩的手里，便被卡住了。其他军营报来的保举单，曾国藩都原封不动地报到朝廷，惟独对正字营不同。曾国藩极不情愿让这些老长毛升官受赏，他只从中挑选二三成上报，而且还要把韦俊原拟的职衔都降一二等。正字营的将官们跟别的营一比，心里不服气，口里大出怨言。久而久之，韦俊终于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思，一种屈辱感沉重地压着他。他不死心，企图最后一次为部属们争取。
“笑话！”曾国藩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正字营最近未立军功，如何能上报保举单？朝廷视名器极珍，岂能像你从前那个伪天王一样，滥封滥赏，毫无一点章程！”
韦俊听了这话，脑顶上如同击了一棒似的，嗡嗡作响，好久才清醒过来，说：“不上保举单可以，弟兄们说，正字营前前后后死了三百多人，伤了一千多，抚恤银三成未拿满一成，从今年春天开始就没有发饷银，至今整整欠了七个月。两项加起来，少说也欠了二十万两银子。弟兄们说，补足了银子就撤军，否则的话——”
“否则怎样？”曾国藩脖子上的青筋已一根根鼓起来了。
“否则他们不缴军装器械。”
“混账！”曾国藩一巴掌打在案桌上，把韦俊惊了一下。“不缴军装器械，岂不是蓄谋造反！韦俊，对这些混账东西，你是如何处置的？”
韦俊到底不是懦弱之辈，曾国藩凶横的态度，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加之又长期心怀不满，他重重地顶了一句：“卑职没有处置他们，卑职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
“你说什么？”曾国藩怒火中烧，瞪起两只发红的三角眼，吼道，“蓄谋造反还有道理？”
这是公然的歪曲！韦俊一时没有觉察出曾国藩说这话是有意引他上钩，果然怒不可遏，刷地站起来，嗓门也变了：“他们没有造反，这是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正字营备受歧视，弟兄们早已忍耐不住了！”
这一句话，把曾国藩蓄意杀韦俊的时刻推前了一大步。他心里想：“‘早已忍耐不住了’，这话明明是要出大乱子的信号，他们的确是贼心不死。事不宜迟，今天就要下手！”
曾国藩双手叉在腰间，把韦俊死死地盯着。韦俊并不害怕，平静地站在原地，头也不低下。曾国藩越看越觉得眼前这个谋勇兼资的原天国主将，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反骨。是的，这个人不能留下，不只是裁撤湘军要借他的头颅来慑众，尤其重要的是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也需要他身首异处。
“来人啦！”随着曾国藩一声高喊，立刻上来四个着戎装挂腰刀的武弁。“给我把这个破坏裁军、蓄意谋反的乱臣贼子拿下！”
韦俊直到此刻，才终于完全看清了曾国藩的真面目。他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事已至此，后悔已晚了，他只希望侄儿以德能逃脱曾剃头的魔掌。
韦俊的希望落空了。第二天，赵烈文带着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从江宁出发赶到庐州，将韦以德骗到驿馆，立即拿下，并晓谕正字营全体官勇，此事与他们任何人都无关系，不要人人自危。
韦以德押到江宁城的第二天，全城便到处贴满了盖有“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紫色长条关防的布告，上面赫然写着：“原正字营统领韦俊、分统韦以德抗拒裁军，图谋造反，已奏明朝廷，予以正法。”在两江总督衙门的告示壁上，不仅贴了一张特大号告示，而且旁边还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杆，上面悬挂着韦氏叔侄的两颗怒目圆睁的头颅。至于那盒被韦俊带来的康氏祖传云子，曾国藩却将它珍藏起来。
曾国藩的这一绝招果然有用。从那天开始，吉字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字营以及长江水师、淮扬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的将官们，都不敢公开反对裁军了，勇丁们的撒野胡来也有所收敛，各军营开始制定分批裁撤的具体部署。幕僚们也对欠饷的难题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曾国藩采用了其中的两条。一条是以票抵饷。奏请户部同意，发放分期兑现的银票，持此银票者二十年内可在本州县取回全部欠饷，并依年生息。这样，既安了勇丁们的心，也解决了国家一时拿不出大批银子的困难。二是以盐抵饷。那时湖南不产盐，百姓食用盐，正宗来路是淮盐，走私的是粤盐。无论是淮盐还是粤盐，在湖南出卖的价钱都很贵，普遍在产盐区的十倍之上，偏远山沟里甚至高达二十倍。以一两银子的盐抵七八两银子的欠饷，勇丁们把盐运回去，还可以有点赚头，他们也乐意。这样也缓解了银两不足的困难。
杀鸡给猴子看的血腥手段，再辅之以解决欠饷的具体可行办法，终于使得湘军的裁撤付之于行动了。江宁城内城外的吉字大营各个军营开始动作。下关码头江面上，舟船大量增加，那些本来就急于回家当财东、过安乐日子的官勇们，已有不少在起锚扬帆了。
六 英雄不可自剪羽翼
与此同时，曾国藩以传递攻克金陵捷报同样的速度，将裁撤湘军的情况奏报太后、皇上，并特意强调杀了抵制撤军、意欲不轨的正字营统领、投诚过来的前长毛将领韦俊，目前裁撤湘军一事正顺利进行，十二月底将全部完成，十五万湘军水陆两支人马，届时只剩下一万人，若朝廷还嫌多的话，连这一万人也可不留。
不久，鉴于西北回民的乱子越闹越凶，朝廷任命杨岳斌为陕甘总督，克日赴任。离江宁前夕，他特来向曾国藩辞行。
“厚庵，你这次由武职改授文职，真是异数。”这个由他一手提拔，十多年来统领长江水师，为湘军最后攻克江宁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部下，今天居然能在刚过不惑之年便位为一方总督，曾国藩为杨岳斌的仕途顺遂而高兴，也为自己当年识英雄于风尘之中的眼力而欣慰。他注目看了看杨岳斌眉宇间那颗黑痣。黑痣圆润饱满，凭着曾国藩的相人理论，他相信这个年轻的总督正在好运之中。
“老中堂，当年若不是您老的指点，我哪有今天，我的一切都是您老栽培的结果。”杨岳斌书读得不多，是个性情厚实的人。曾国藩这些年来对自己的信赖、器重，他一直深深地感激。他统领外江水师，与太平军殊死拚搏，与其说是尽忠王事，不如说是对曾国藩个人的感恩。而这一点，曾国藩早在水师创建之初便已看出端倪，所以历次战役中对杨岳斌保举都从优，也因此而有他的今天。
“太祖以武功开创天下，八旗子弟向以刀马功夫定优劣。入关之后，采纳范文程的建议，推崇孔孟，开科取士，以艺文教化士民。自那时起，文职便高于武职。以武职改授文职的事极为罕见，在你之先，只有三例。”曾国藩右手缓慢地梳理垂在胸前的长须，以慈爱的眼光望着杨岳斌，“一例是顺治朝徐湛恩以侍卫改郎中，一例是乾隆朝黄廷桂以提督改总督，一例是嘉庆朝杨遇春以提督改总督。两百多年来，你是第四例由武职改任文职的人。厚庵呀，你可要好自为之。”
曾国藩父亲般的关怀使杨岳斌激动万分：“卑职一定牢记老中堂的教诲，不负圣恩。”说着，打开随身带来的包袱，从中取出一个布包来，充满感情地说，“卑职此去陕甘，路途万里，不知何时再得相见。这里有一件护身坎肩，送给老中堂，就算是卑职离别时的一点小礼物。”
“厚庵，你这是做什么？”曾国藩停止抚须，但并没有伸手去接杨岳斌递过来的布包。
“老中堂，卑职知道您老平生不受礼，也不喜欢送礼的人，故卑职十多年来身受大恩，却一文礼物未送，但这次不同，请您老务必赏脸收下。”
见杨岳斌说得恳切，曾国藩这才接过包袱。打开布包看时，只见鹿皮坎肩上，鱼鳞般地布满了薄精钢片，银白色的光芒照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厚庵，你虽改文职，毕竟是武将出身，此去陕甘，仍要带兵打仗。这样好的护身坎肩，穿在你的身上作用大，送给我有什么用！你还是自己留着。”曾国藩把坎肩包好，递了回来。
“老中堂请听卑职说明。”杨岳斌忙以手拦住说，“卑职还有两件护身坎肩，足可在战场作防身之用。这件之所以送给大人，一来是它轻软，大人体弱，笨重的坎肩不宜；二来这件坎肩乃家父留下来的，意义不一般。大人，您老虽不上战场，但也要提防刺客。”
曾国藩想起几次遇刺的往事，深觉杨岳斌的话有道理，遂不再推辞：“这是令尊的遗物，我收下心中有愧。”
“其实，这也不是家父的东西，家父给我这件坎肩时，说起了它的来历。”
“它的来历如何？”曾国藩很有兴趣地问。
“这件坎肩本是一个护排镖师的。”杨岳斌慢慢地说，“三四十年前，湘江上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护排镖师。他武艺高强，为人耿介，手下有十个本领好的徒弟。镖师被湘江上第一富有的排主所雇请，多年来往返于衡州、长沙、汉口之间，从来没有出过事，沿途强盗都怕他。后来，老排主死了，少排主掌舵，不喜欢镖师的直爽脾气，加之镖师也老了，几次想辞掉他，只是见他手下徒弟都是好汉，防盗护排少不了他们，只得依旧高价雇用。镖师本人却没有看出这一点。他觉得徒弟们长期跟着他，不能自立门户，出息不大，于是把他们一个个都推荐出去。几年后，身旁的徒弟都走光了，少排主也便将他解雇了。镖师回家后不到一个月，便被仇人害了。临死前，家父去看他。他送给家父这件护身坎肩，沉痛地说：‘英雄不可自剪羽翼！’”
曾国藩心里猛地一怔，两眼直直地望着杨岳斌。他一向将杨岳斌视为朴讷无文的周勃式的人物。杨岳斌不善言辞，也不喜言辞，偶有所论，必然是思之至深，非说不可的话。曾国藩喜欢这种性格，他讨厌夸夸其谈而又没有真知灼见的人，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杨岳斌可谓这方面的典型。因此，杨岳斌每有所言，曾国藩都极为重视。刚才这句“英雄不可自剪羽翼”的话，引起了他的强烈震动。尽管这句话在决定裁军之后，他不时听到人们说过，但都远远不及从杨岳斌口中说出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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