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要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
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
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
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
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徐爱跋
爱因旧说汨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陆澄录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功夫请正。源从旁曰:“此方是寻著源旧时家当。”
先生曰:“尔病又发。”
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欲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功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然桀、纣之下恶无
尽。使桀、纣未死,恶宁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曰:“是徒如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问上达功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号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春簸筛拣‘惟精’之
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春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
‘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
‘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说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曾点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有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皙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如何?”
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之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故夫子亦皆许之。”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
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
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
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
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
‘精一’,自是尽。”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引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一日,论为学功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
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必有所谦,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
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
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练。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优,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表,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
《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夜气’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
澄问“操存舍亡”章。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穷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
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恐亦有不满意。”
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
曰:“使文王未没,毕竟如何?”
曰:“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需要为善而去恶否?”
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问:“文中子是如何人?”
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惜其蚤死。”
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
曰:“续经亦未可尽非。”
请问。
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
“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
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问:“哭则不歌。”
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问《律吕新书》。
先生曰:“学者当务之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时刻,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问道之精粗。
先生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
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得出来。然只是一间房。”
先生曰:“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
问:“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功夫?”
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时,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问:“道一而已,古人论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
先生曰:“道无方体,不可执著。欲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寻
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
又曰:“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时先生在塘边坐,旁有井,故以之喻学云。
问:“世道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
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
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
“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
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
先生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问“志至气次”。
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
偏,故如此夹持说。”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何?”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问:“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学者看未发之前气象,何如?”
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处,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也。”
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时无有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
先生曰:“在一时一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时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
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
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
曰:“何者为天理?”
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
曰:“天理何以谓之中?”
曰:“无所偏倚。”
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
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
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
曰:“虽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即谓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然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问:“‘颜子没而圣学亡’,此语不能无疑。”
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可见。其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见破后如此说。博文、约礼如何是善诱人?学者须思之。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
问:“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著为
物,是如此否?”
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
心耳。”
“言语无序,亦足以见心之不存。”
尚谦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
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冲漠无朕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
先生曰:“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著不循,讲人欲来顿放著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功夫。”
问格物。
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问:“‘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
曰:“然。”
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
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
“功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功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正心则中,身修则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
‘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如此说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薛侃录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功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
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功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著,恐于功夫上又发病。”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
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
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先生问在坐之友:“此来功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功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功夫。”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
一字?”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欲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旧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
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曰:“草即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如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功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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