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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皋陶:参见1·3注。
(13)据上文例,后“我”字当作“哉”。
(14)人庶:据本书《吉验篇》“尧使舜入大麓之野”,当为“入大麓”。
(15)诚:疑为“灭(■),”字形误。
(16)明经:会解释儒家经书。在汉代,“明经”是当官的一条捷径。
【译文】
尧年老了,寻求能够继承帝位的人,四岳推举舜来继位。尧说:“我姑且试一试看!”解释《尚书》的人却说:“试,就是用的意思;我姑且用他当天子。”《尚书》的文字记载是尧要舜试做天子。《尚书》的记载又说:“‘我要把女儿嫁给舜,从我的两个女儿那里观察他治家的情况。’所谓观察,是把虞舜放在天下人的面前让大家来观察,不是说尧自己观察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使尧、舜的形象更加高大,认为圣人互相认识已经很清楚了,不须观察试用,就像很明亮的光互相照耀一样,很坦然地相互信任。《尚书》上又说:“‘四方来朝的宾客都肃然恭敬,又让舜担任守山林的官,即使在烈风雷雨中他也不会迷误。’解释经书的人说大麓,指的是三公的位置。处在一公的位置上,却总揽另外二公的事务,事务虽多,都处理得很好,就像在疾风大雷雨中不迷误一样。”圣人的才智高,未必就互相了解。已有的事例是,舜难以识别佞人,让皋陶陈述识别人的方法。佞人难于看清,圣人也难以识别。尧的才能,如同舜的智慧一样。舜识别佞人的能力,就如同尧识别圣人的能力一个样。尧听说舜是贤人,四岳推举他,心里知道他很杰出,而不一定了解他治理国家的才能,所以说:“我姑且试一试看!”在职责上测试他,把女儿嫁给他,观察他处理夫妻关系的方法,职事治理得很好而没有荒废,夫道正而不邪。又让他进入深山老林,从而观察他圣明之处,遇上烈风疾雨,他始终不会迷惑。尧才知道他圣明,把天下传授给他。《尚书》上用的字是“观”字和“试”字,是说观试舜的才能。解释《尚书》的人把它们当作比喻和渲染的字,使得事情失去了真相,灭绝而不复遗存;事实被歪曲而失去原意,使得不真实的解释久传而不断绝。那些编造的解释的流传,使事情的真相迷失很久了。后辈精明的人,只是想能够解释经书,根本不考察史实,既使是想考察根本的人,也只是用古人的说法来对照,追随陈旧的解释罢了,重复这类文字,把它当作解释的根据。解释经书的文字不可相信,五经中多有失实的说法。从《尚书》、《春秋》中已有的事例和现存的文字,明显地可以见到,因此单对它们略微作一番评论。
书解篇第八二
【题解】
本篇着重对儒家经籍以外的诸子百家的著述进行辩解。“书”即是指这类著述,因为通篇采用对答的形式,故取名《书解》。
汉代提倡尊孔读经,用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解说儒家经书以宣扬君权神授的儒生倍受朝廷器重,他们的学说被立为官学,不少人因此爬上博士高位。而对现实有所指责的作者及其著述,因为“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而被斥为“于世无补”的“玉屑”,其前车之鉴就是“身下秦狱”的韩非。那些“远圣从后复重为者”的著述,被说成是不可“采用而施行”的“妄”作。王充指出,世儒说经都是“虚说”,而文儒“卓绝不循”的著作才是“实篇”。“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他强调“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文义与经相薄”,决不能以儒家经书的是非为是非,“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
对创作问题,王充反对“积闲暇之思”,主张面对现实,“感伪起妄,源流气烝”,认为“问事弥多而见弥博”,即是说社会是创作的源泉。
王充把五经和诸子的位置颠倒过来,在五经立为官学的情况下,这是极为大胆的。他借古喻今,为“后人复作”鸣不平,更是对汉代官学的挑战。
【原文】
82·1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
【注释】
文:这里指文采。
【译文】
有人说:“士人的议论高明,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借助文采呢?”
【原文】
82·2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扎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睆者,大夫之箦(11),曾子寝疾(12),命元起易(13)。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愚杰不别,须文以立折。非唯于人,物亦咸然。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14);龟知(15),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16);人无文,则为仆人(17)。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18),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19),故多文彩。瑞应符命(20),莫非文者。晋唐叔虞(21),鲁成季友(22),惠公夫人号曰仲子(23),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张良当贵(24),出与神会,老父授书,卒封留侯(25)。河神,故出图;洛灵,故出书。竹帛所记怪奇之物(26),不出潢洿(27)。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28),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注释】
答曰:“王充的回答。”以下“答曰”均同。
文:文华、辞采。质:朴实。
华:同“花”。
引文参见《周易·系辞下》。
扎:同“札”。古代书写用的竹简、木简。
敷:布,陈列。烈:通“列”。罗列。敷烈:充分表达出来,显现。
文德:参见61·10注。
人:当作“文”,形近而误。
小人:对“大人”而言,指比大人地位低的君子。参见61·7注。
睆(huǎn缓):光滑。
(11)箦(é则):席子。
(12)寝疾:病重卧床不起。
(13)命元起易:参见55·12注。
(14)蚡■:同“纷纶”。花纹很多的样子。
(15)龟知:古人用龟甲占卜以断吉凶,因此就认为龟有智,能先知。
(16)泻:当作“潟”,形近而误。下同。潟土:不生长草木的盐碱地。
(17)仆:通“朴”。未成器的东西。
(18)文:指日、月、星辰。后土:大地。理:纹理,指山川陵谷等。《意林》引《论衡》佚文曰:“天有日月辰星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19)本类:指天地。
(20)符命:指预示帝王受命于天的吉兆。
(21)晋唐叔虞:参见54·8注。
(22)鲁成季友:参见54·8注。
(23)惠公:鲁惠公。仲子:宋仲子。参见23·19注。
(24)张良:参见7·4注。
(25)留侯:张良的封爵。“留”是他的封地,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26)竹帛:泛指书籍。
(27)洿:同“污”。潢洿:小水坑。
(28)棘子成:卫国大夫。弥:通“弭(mǐ米)”。止,取消。文:指礼节仪式。棘子成欲弥文:棘子成认为只要具有遵守礼仪的思想就行了,不必要表面的礼仪。子贡讥讽他说,如果把毛去掉,虎豹皮和犬羊皮就没法区别了。参见《论语·颜渊》。
【译文】
回答说:“人要具备文和质两个方面才算完美。物有只开花不结果的,有只结果不开花的。《易》上说:“圣人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说出口就成了语言,把简札编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辞书写出来,真实的情感就显现了。体现德行的文采,就是社会的服饰。只见之于文字叫“文”,实际去做叫“德”,装饰在衣上叫“服”。所以说:道德越高的文饰就越多采,道德越明显的文饰就越鲜明。官大位尊的人道德丰盈,他的文饰就鲜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饰就华丽。官高位尊文饰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饰就丰盛。华丽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卧床,让儿子把这种席子换掉。由此说来,以穿的服饰来区别贤人,贤人是以文采的多少来区分高低。愚昧杰出不能分别,必须要靠文采来判断。不仅人类是如此,万物也都是这样。龙的鳞上有花纹,在蛇类中是神物;凤的羽毛有五色,在鸟类中是首领;老虎威猛,毛色花纹很多;龟智慧,背甲上有花纹。这四种动物的躯体花色华丽,在动物类中是圣贤。如果山没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长草木,就是潟土;人没有文采,就是无用的人。土山上不会有麋鹿,潟土上不会生五谷,人没有体现德行的文采就不会是圣贤。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阴阳二气协和,圣贤承受此二气,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祥瑞吉兆,没有不以文采来显现的。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们生下来就很奇怪,有字样在他们手上。张良命该显贵,出逃时与神人相会,黄石老人授以兵书,终于被封为留侯。黄河神异,所以出现河图;洛水神灵,所以出现洛书。书籍所记载的怪奇的事物,不会出现在小水坑中。物以文采为外表,人以文采为根基。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贡就讥讽他。认为文采不足为奇的,是棘子成这类人。
【原文】
82·3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
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注释】
文儒:指学识渊博、能撰文著书的儒生。
世儒:指宣扬天人感应的今文经学的儒生。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原儒》:“文儒者,九流六艺大史之属。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为别,似可就部。然世儒之称,又非可加诸刘歆、许慎也。”华淫之说:华而不实的议论。
绍传:断承。
【译文】
能著书立说的是文儒,能解释经书的是世儒。两种儒生同在社会上,不知哪一种更优些。有人说:“文儒不如世儒。世儒解释圣人的经书,解释贤人的传述,意义道理广博,没有不见实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职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经博士,聚集了许多门徒,招引会集了千里之外的学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学说仍然流传于后代。文儒发表的是华而不实的议论,对社会毫无补益,所以没有固定的官职,不见他们有一个弟子门徒,他们本人死亡之后,没有人继承他们的学业。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原文】
82·4答曰:不然。夫世儒说圣情,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案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11)?
【注释】
“情”字下疑脱“文儒”云云五字。文儒、世儒并言,故谓其“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今本脱此五字,则“世儒”失所比较。据文意,“世儒”前疑脱“文儒”二字。
非事:不急之务,平常的事情。析第:区分等级高低。
折累:判断比较。“折累”疑当作“析累”,析累犹“序累”。
俊乂(yì义):贤能的人。
明:显明,此指出名。
周公制礼乐:《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
陆贾:参见8·10注(14)。司马迁:参见3·4注(18)。刘子政:刘向。参见13·5注。杨子云:参见3·4注(16)。
申公:申培,又称申培公,鲁人,汉文帝时立为博士,他注释的《诗》被称为《鲁诗》。是西汉今文诗学“鲁诗学”的开创者。
千乘(shèng剩):郡名,在今山东北部。欧阳:欧阳生,西汉千乘郡人,字和伯,以精通《尚书》闻名。公孙:可能是指公孙弘,汉武帝当过丞相,被封为平津侯。据史籍记载,公孙弘以精通《春秋公羊传》著名,而不是《尚书》:“公孙”前后疑有脱文。
太史公:即司马迁。他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了申公、欧阳生、公孙弘的事情。
(11)廑(jǐn仅):通“仅”。
【译文】
回答说:并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他们的著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虚妄的言论,只有这些文儒的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考察古代贤能的人著书立说,自己用自己的学问,自己在社会上出名。世儒在当时即使尊贵,如果没有被文儒把他们写进书里,他们的事迹就不会流传。周公制礼作乐,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孔子编写《春秋》,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周公、孔子是圣人,难以用他们作例子来论证人才。汉代写书的人有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等人,他们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样,他们的名声不是靠别人得来的。世人传闻的《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郡的欧阳生和公孙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将他们记载下来,世上的人也不会知道他们。凭自己的学问出名的人与依赖别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能够记载一百个人的事迹使他们出名,与仅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高明呢?
【原文】
82·5或曰:“著作者,思虑间也,未必材知出异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试使庸人积闲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杨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经》,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卿、子云为相,赋、玄不工籍(11)。”
【注释】
间:同“闲”。闲暇,有空闲。
或:据文意,疑当作“何”。
成篇八十数:写成八十多篇文章。这里暗指《论衡》一本。
昃(è仄):太阳偏西。日昃不暇食:传说周文王因为忙于处理国家大事,太阳偏西了,还没有工夫吃饭。参见《尚书·无逸》。
沐(mù木):洗头。一沐三握发:传说周公礼贤下士,忙于接待,洗一次头就要中断三回。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司马长卿:司马相如。参见42·8注。公卿:三公九卿,泛指高级官吏。《子虚》:《子虚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此赋全文保存于《史记》及《汉书》本传中;《文选》则以其前半题为《子虚赋》,后半题为《上林赋》。
中郎:皇帝的侍从官。
《太玄经》:参见39·3注。
《法言》:参见56·14注。共十三卷。
(11)“籍”字疑当在句首“长卿、子云”之前。“籍”即“使”之意。
【译文】
有人说:“从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闲时间来思考罢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众不同于平常人。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如果让从事著述的人,总揽各方面的事,掌管国境之内的职责,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还有什么空闲去从事著述呢?假使让一个平庸的人把闲暇时的思虑积累起来,也能写出八十多篇文章。周文王忙于政务太阳偏西也没有空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来接待客人,还有什么空余时间悠闲自在地用笔在简札上写出美丽的文章呢?孔子写成了《春秋》,是因为没有被周天子重用。司马长卿因为不能参预公卿的事务,所以能写成《子虚赋》。扬子云因为只当了中郎这样一个闲官,所以才能写成《太玄经》和《法言》。如果孔子能当上君王,《春秋》就写不出来;假如司马长卿和扬子云做了丞相,《子虚赋》和《太玄经》就不会有如此的巧妙。”
【原文】
82·6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谓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发,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虑间也,周法阔疏,不可因也。夫禀天地之文,发于胸臆,岂为间作不暇日哉?感伪起妄,源流气烝。管仲相桓公,致于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长卿、子云,二子之伦也。俱感,故才并;才同,故业钧。皆士而各著,不以思虑间也。问事弥多而见弥博,官弥剧而识弥泥。居不幽则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嚚顽之人有幽室之思(11),虽无忧,不能著一字。盖人才有能,无有不暇。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著。有鸿材欲作而无起,细知以问而能记(12)。盖奇有无所因,无有不能言,两有无所睹(13),无不暇造作。
【注释】
谓:通“为”。此文说文王因演《易》而不暇食,未知所据。
《韩诗外传》、《史记·鲁世家》、《说苑·敬慎篇》记载周公一沐三握发,并谓敬贤下士而然,此谓因为周改法,又是一种说法。
周道:指周代的礼仪制度。
据文义,“休思虑间也”当作“非思虑间也”。
管仲、桓公:参见3·2注(12)。
九:形容次数多。
商鞅、孝公:参见1·5注。
二子之书:指《管子》和《商君书》。
士:通“仕”。做官。
泥:疑为“深”字形误。此文义无取于“泥”字。
(11)嚚(yín银):顽固。
(12)句上脱“无”字,“问”为“闲”字形误。
(13)“两”字误衍。
【译文】
回答说:周文王忙得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空去吃饭,这是为推演《易》和增加卦数。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这是忙于为周朝改订法度和制礼作乐。周朝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写作《春秋》,并不是因为他有空闲时间来思考,而是因为周代的礼制已经不完备,不能再沿用了。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发自内心而写作,哪里是闲着无事而写作以免荒废日月呢?这乃是对虚妄有所感触而引起的,就像水源会流淌热气会蒸腾一样非写不可。管仲辅佐齐桓公,以致于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商鞅辅佐秦孝公,为秦国开创了帝王之业。然而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有几十篇之多。司马长卿和扬子云,也是管仲、商鞅这类人。由于他们都有所感触,因此才干不相上下;才干相同,因此学问相当。他们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空闲。过问的事情越多见识也就越广博,官务越繁忙见识也就越深厚。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文思不来下笔就不流利,顽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无所忧虑,还是写不出一个字来。人才有能与不能,而不在于有没有空闲。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没有具备才智而不能写作的人。有才智很高想写作而无所缘起的人,没有才智很低而由于有空闲就能记录成文的人。大概奇才有无从下笔的,没有不会写作的,有看不到的,没有缺乏功夫进行写作的。
【原文】
82·7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著作之人,书言通奇,其材已极,其知已罢。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槃解;辅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则有所自,篇章数百。吕不韦作《春秋》,举家徙蜀;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韩非著治术,身下秦狱。身且不全,安能辅国?夫有长于彼,安能不短于此?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
【注释】
罢(pí皮):通“疲”。疲惫不堪,消耗殆尽。
槃:通“般”。快乐。解(xiè谢):通“懈”。懈怠,无所事事。此处文句疑有脱误。偪:同“逼”。催逼,推动。
此处疑当有脱文。
吕不韦:(?~前235年),卫国人,战国末年曾任秦相,因阴谋叛乱,被秦王政撤职罢官,贬居洛阳。后因继续搞阴谋活动被发觉而畏罪自杀。《春秋》:指《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二十六卷,是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为杂家代表作。
举家徙蜀:吕不韦自杀后不久,全家也被流放到四川去。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淮南王:刘安。参见24·5注。道书:这里指《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只流传内二十一篇。
灭族:古刑之一。《书·泰誓上》:“罪人以族。”孔传:“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韩非:参见21·12注。治术: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这里指《韩非子》一书。身下秦狱:战国末年,韩非到秦国。由于李斯、姚贾嫉妒他的才能,他被害死在狱中,事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译文】
有人说:“凡是著书立说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经穷尽,居官位就不能胜任职责。大约人的思想偏重于某个方面,那么精力也就会在这方面用尽。著书立说的人,写的东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经到了极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尽。考察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处在闲散无事的地位;至于辅佐将要倾覆的社稷,安定将要危亡的国家,这不是著书立说的人所能做到的。有所推动,有所坚持,就会有所开端,写出成百篇的文章来。吕不韦写《吕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祸至全家被处死;韩非著《韩非子》一书,自己被害死在秦国的狱中。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辅佐国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长,在这方面怎么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写文章,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原文】
82·8答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蛢弹雀则失■,射鹊则失雁;方员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使干将寡刺而更击,蛢舍鹊而射雁,则下射无失矣。人委其篇章,专为攻治,则子产、子贱之迹,不足侔也。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11)。吕氏横逆(12),刘氏将倾,非陆贾之策,帝室不宁。盖材知无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则知立功,有起则以其材著书者也。出口为言,著文为篇。古在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希。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13)。人古今违属,未必皆著作材知极也。邹阳举疏(14),免罪于梁(15),徐乐上书(16),身拜郎中(17)。材能以其文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韩蚤信公子非(18),国不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19),非以著作材极,不能复有为也。春物之伤,或死之也;残物不伤,秋亦大长。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20)。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注释】
“有身”错倒,当作“身有不暇徇也。”
干将:传说中古代著名的宝剑。
一旦:一时,同时。
蛢(bìng并):一种甲壳虫。此字可能有误。据上文以“干将”为喻,“蛢”可能是一种弹丸的名称。■(lǚ吕):■(lán兰)■,布谷鸟。
员:通“圆”。
攻:当为“政”之误。政治本连文,此正承上文而言。
子产:参见11·14注。子贱:参见13·2注。
侔(móu谋):等,齐。
虞卿:参见39·8注。
马上之计:指使用武力的主张。
(11)高祖粗纳采:《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怿而有%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著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
(12)吕氏:指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以及她的侄子吕产、吕禄等人。吕氏横逆:刘邦死后,吕后、吕产、吕禄等人阴谋篡权,陆贾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多次计议,终于消灭了吕禄等人,迎立汉文帝刘恒,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参见《史记·郦生陆贾刘传》。
(13)二“章”字,疑皆当为“辜”之字误。“违属”疑当为“连属”,亦形似之误。此文本作“如不作书,犹蒙此辜。辜之祸人,古今连属。”
(14)邹阳举疏:参见39·8注(13)。
(15)梁:指梁孝王刘武。
(16)徐乐:参见3·3注。
(17)郎中:皇帝的侍从官。
(18)韩:指战国末期韩国君王韩王安。蚤:通“早”。公子非:指韩非。
(19)如:据文意,疑为“妒”字之形误。
(20)疑此处文句有误。
【译文】
回答说:人有优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时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时候。并不是由于低劣,而是心思没放在这方面;并不是由于笨拙,而是精神没有集中于这方面。心中存有某种志向,就会连泰山也看不见;思想达到了某种境地,自己就没有空闲来有所谋求。世人称赞干将的锋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剑刃不锋利。而是同时不能起两种作用。用蛢弹雀就不能同时弹■,用弓射鹊就不能同时射雁;方和圆不能同时都画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时两边都看见,一个人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结果一件事也做不成。如果干将不用来刺而改为砍,不用蛢射鹊而改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来,一定能射中而不会失误了。人如果放弃他的写作,专心搞政治,那么子产和子贱的事迹就不值得一比了。古代著书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业的人,只是没有受到重用。管仲和晏婴,功业和著书都有所建树;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汉高祖得天下之后,使用武力治国的主张没有改变,陆贾写出《新语》,汉高祖大体都采用了。吕氏阴谋篡权,刘氏的天下将要倾覆,如果不是陆贾的政策,汉家帝室就不会得安宁。有才智的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关键在于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乱世,就会去建立功业,有所感触,就会以他的才智从事著述。说出口就是语言,写成字就是文章。古代凭说话建功的人多,为写文章而遭受败家灭族的人极少。吕不韦、淮南王是由于别的事而犯罪,不是因为著书才有罪的。让门客来写书,自己并不写,即使不写书,也仍然要蒙受灾祸,灾祸害人,从古至今接连不断,不一定都是在写作上才智穷尽了的人。邹阳在狱中上书,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乐给汉武帝上书,自己被拜为郎中。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于人,为什么要怀疑它不能保护自身呢?韩王安如果早点听从公子韩非的意见,国家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至于韩非的死,是因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众,并不是由于他著书才智竭尽,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为的缘故。春天植物受到伤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残过的植物如果不再受伤害,到秋天也会长大成熟。如果韩非不死的话,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难说了。所以有才学的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却不能使别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够使自己的议论切实可行,却不能使别人必定采纳自己的主张。
【原文】
82·9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夫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注释】
“夫”当为“失”之脱坏,“传”疑当在“经”之下。此文当为“各穿凿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
蕞(uì最):细小。蕞残:支离破碎之物。
箧(qiè窃):箱子。
西汉桓宽《盐铁论·相刺篇》:“玉屑满箧,不成其宝;诵《诗》、《书》,负笈,不为有道。”
【译文】
有人说:“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说:‘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原文】
82·10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书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若此者,韪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令人不缺灭,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休,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鸿而知(11),皆传记所称(12),文义与经相薄,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折累二者,孰与蕞残?《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不欢(13),《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14)。史记兴,无异书(15),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16),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17),非通览之人也。
【注释】
经:张华《博物志·文籍考》:“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传:《释名·释典艺》:“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
记:《仪礼·士冠礼》贾疏:“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据文意,下“书”字当作“传”。
韪(wěi委):是,对。
“常”当为“尚”字形误。“令人”二字为“今”字讹衍。“到今尚不缺灭”,是说未遭秦火焚烧。
横议:指李斯主张焚烧儒家经书,并不准保存流传。
“休”当为“徒”之坏字。
分拆文字:指进行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解释。
诸子:指先秦诸子的著作。
尺书:参见36·5注。
(11)俱:指解释经书的人和诸子百家两方面。鸿:通“洪”。大,指博学。
(12)传记:指历史著作,史书。
(13)不:据文意,当作“民”。
(14)史记:指古代史官的记载。
(15)此处文句当作“史记与书无异”。
(16)章句:指经书的段落字句。扣:同“叩”。问。
(17)初:疑“当”为“仍”字之形误。既言“师师相传”,不得云“初为章句”。
【译文】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后人重新写书,就和前人创作一样。都博学而有智慧,全是史书所称道的,文义与经书不相上下,为什么单认为诸子的著作偏离了经书的真实呢?由此说来,经书残缺而不完整,诸子百家的书没有散失不全的,而经书反而有遗失的篇目。分析比较二者,谁是支离破碎的呢?《易》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写成的,《诗》是向民间采集而编辑成篇的,《乐》的成书有赖于老百姓的欢愉,《礼》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乐讲礼节。四经都有所依据,它的篇章才能写成。《尚书》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记载与诸子的著作没有区别,与依据百姓和事象写成的经书是同一个道理。六经的写作全都有所依据。由此说来,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实。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彻底地理解而去问个一清二楚,一代代师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就不会是通晓古今的人。
案书篇第八三
【题解】
案书,就是评书。本篇列举了从先秦到东汉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们的优劣之处。评论涉及的是刘向的《七略》顾及不到的地方。从评论中可以看出,王充主张著书立说必须“得实”,而不应该“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必须有益于“富国丰民,强主弱敌”,而不应该“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必须揭露和解决矛盾,因为“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对“言非是伪”的东西,要“剖破浑沌,解决丝乱”,使“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而不应自相矛盾,两说并传,文意难晓。对古今作者和著作的评论,王充反对“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他认为,“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凡是真知灼见,无论古今,都应肯定。“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今人同样能进入圣贤之列。本篇所论的某些具体问题不一定正确,但他提出的如实评价作者和作品的主张,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原文】
83·1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注释】
右:尊崇,信奉。古代以右为尊。
此文疑有误。《日钞》引作“自相乖反”。本书《薄葬篇》云:“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关于这个问题,王充在本书《薄葬篇》中有详细的评论。
“审”字下疑脱“死”字。上文有“使鬼非死人之精”,正与此相应。有:疑当作“右”,形声相近而误。《薄葬篇》云:“虽右鬼,其何益哉?”语意正与此同。
【译文】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墨家的开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传下来而墨家之法废弃不用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张难从。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墨家主张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当然难以顺从。矛盾到何种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变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会知道。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死人的精神变的,优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尸体,这是对死人的精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体薄待啊。薄厚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怀恨。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采用墨子的主张,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它各种情况,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流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文】
83·2《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11),条事是非(12),《左氏》遂立。范叔寻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13),范叔章诎(14),《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15),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16)。《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17),《左氏》之外传也(18)。《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19)。
【注释】
《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本书《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
孝武皇帝:汉武帝。本书《正说篇》作“景帝时”。有关史书记载亦互有出入。穀梁寘(hì志):即穀梁赤。胡毋氏:胡毋是复姓,这里指胡毋子都,汉景帝时,因精通《春秋公羊传》,当过博士。《汉书·儒林传》:“胡毋生,字子卿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礼记》:是汉儒解释《礼经》(即流传至今的《仪礼》)的一部著作,因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所以王充说它“造于孔子之堂”,有掌握孔子的思想已达到登堂入室地步的含意。二书:指《礼记》和《史记》。
不相合:指与《礼记》、《史记》不相符合。
诸家:指《左传》之外的其他解释《春秋》的各家。
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预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太平御览》卷六一六引桓谭《新论》:“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
光武皇帝:汉光武帝刘秀。
(11)陈元:汉光武帝时曾任郎官。范叔:应为“范升”,下并同。范升:汉光武帝时曾任议郎,博士。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
(12)事:这里指立《左传》博士一事。《左传》只在西汉末和新莽时立过博士。新莽灭亡后,《左传》博士也被废除。汉光武帝,又议立《左传》博士,陈元很赞成,而范升则极力反对,两人接连上书朝廷,辩论是非。
(13)讷:疑当作“纳”,形近而误。陈元言纳:《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事,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
(14)诎:同“黜”。排斥,摒弃。
(15)言多怪:指《左传》中记有许多关于占卜、占梦的事。
(16)返:疑当力“反”。涉违字而误。不语怪力:见《论语·述而》,全文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17)《国语》:相传为左丘明著的一部国别史,内容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官吏、政客的言论为主。
(18)《左氏》之外传:相传《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所著,前者被认为是解释儒家经书《春秋》的,所以又称《春秋内传》,后者被认为是补《左传》之不足的,所以又称《春秋外传》。
(19)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
【译文】
《春秋左氏传》,大约是出现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都讲解《春秋》,各立门户,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礼记》出于孔子后学者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左氏的说法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不符合。再说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传闻的不如亲眼所见到的。刘子政欣赏《左氏》,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诵读《左传》。汉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博士就设立了。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力量绰绰有余。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传》符合《春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左传》记了许多怪事,稍为与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这种情况。《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左氏传》解释《春秋》经,辞语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辞语去充实。这样说来,《左传》和《国语》是世间儒生的两本宝贵的书籍。
【原文】
83·3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仪知各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东海张商亦作列传(11),岂《苏秦》商之所为邪(12)?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13),自黄帝转相生(14),不更禀气于天(15)。作《殷本纪》(16),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17),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记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
【注释】
公孙龙(约前320~前240年):战国后期名辩思想家(逻辑学家),字子秉,赵国人,比惠施稍后。曾说燕昭王、赵宣惠王偃兵,被平原君奉为上客,鼓吹“名辩”。在思维逻辑上,其基本命题为“别同异”,着眼于“别”而不在于“合”。从严格区别事物共性和个性出发,把“同”与“异”的矛盾绝对化。认为思维中的一切属性可以脱离本质而存在,从而提出了“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著有《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宋代时已亡七八篇,今存六篇凡一千九百余字。《坚白》:《公孙龙子》中的一篇。
较:通“校”。考校,研讨。
三邹衍: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当作“三邹子”。三邹子:指邹忌,邹衍、邹奭,都是齐国人。邹忌曾任齐威王的相,与邹衍、邹奭都是阴阳五行家。
瀇(wǎng往)洋:汪洋。
《耕战》:指《商君书》中的《耕战篇》,今传本作《农战》。
《轻重》:指《管子》中的《轻重》甲乙等篇。
邹衍之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邹衍的著作有《邹子》、《邹子终始》,今皆佚失。据文意,此文疑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脱“不可”二字。
张仪:参见11·3注。苏秦参见11·3注。
各:疑当为“秦”之误字。
两传其文:指司马迁在《史记》中保存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苏秦列传》说苏秦在齐当客卿,齐国大夫同他争宠,派人把他刺死。《张仪列传》说,苏秦在齐做官,与燕国通谋破齐,事情败露后,被齐王车裂而死。
(11)东海:郡名,在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张商: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又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记载,汉成帝时,有长安人冯商曾奉命续《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
(12)《苏秦》:指《史记》中的《苏秦列传》。
(13)《三代世表》:《史记》中的一篇,记载从黄帝到西周厉王时代的世系。(14)转相生:辗转相生,一代生一代。
(15)不更禀气于天:意思是并非另外从天承受某种神怪之物的精气而出生的。(16)《殷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17)《周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译文】
公孙龙写《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句的曲折,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夸张狂妄,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浮华虚妄夸大荒诞,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商鞅辅佐秦国,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国,写了《轻重篇》。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从什么。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东海郡的冯商也曾续写《史记》,《苏秦列传》大概是冯商写的吧?否则,为什么两种说法矛盾得那么厉害呢?《三代世表》称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开始辗转相生,并非是另外从天承受了某种精气而出生的。写《殷本纪》,说契的母亲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产卵,契母吞下燕卵,于是生下了契。写到《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脚印,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生下了后稷。看《三代世表》,那么与后稷,确是黄帝的子孙;读殷、周《本纪》,那么契与后稷却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气所生的。二者不能有两种说法,而太史公却一并记载不加以区别。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应该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说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脚印,这是违反了尊贵者应遵守的礼节,混淆了是非的说法。
【原文】
83·4《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复以政。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11),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12)。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祐,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
【注释】
《新语》:参见39·8注。
相被服:形容受影响之深,如被子、衣服贴在身上一样。《资治通鉴》卷十八胡注:“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
参贰:同“三二”。指可与经传合成为三,或与其中之一合成为二,意思是可以与之并列。阙:通“缺”。
参见本书《明雩篇》、《乱龙篇》。
不夏效之祀:当作“夏效不祀”。夏郊:传说夏代在祭天时以夏禹的父亲鲧配祭,这种祭祀称为“夏郊”。
晋侯:指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平公。据说有一次晋平公生病,子产认为是由于没有祭祀鲧的缘故。后来按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于是晋平公的病就好了。对此王充曾在本书《死伪篇》中进行过批驳。
再:疑为“可”字之误。
亢阳:阳气过盛,这里指君王骄横。
复改:据本书《顺鼓篇》“人君亢阳致旱”,当作“致旱”。
(11)变复:灾害消除,回得原状。
(12)王充在这里的观点,与《寒温篇》、《谴告篇》、《治期篇》截然相反。
【译文】
《新语》这部书是陆贾写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响的著作,说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书中的言论可以采用施行,叙事流畅足以供人观赏。鸿材大智之人的言论,可以与经传并列,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对它有什么超过和增加。陆贾的著作,不见遗散残缺,而董仲舒说通过举行雩祭可以感动上天,堆制土龙可以招致降雨,让人很难理解。旱灾到来就举行雩祭,而郊祭时不以鲧配祭,难道这是晋侯的过失吗?这是由于政治偏离了正道,导致阴阳之气不调和。晋国废除了郊祭时对鲧的祭祀,晋侯因此病重卧床不起,采用了郑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晋侯的病就好了。如果确实没有举行雩祭,没有堆制土龙,让晋侯遭祸,这样说是可以的。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灾,就应该用改善政治的办法来使旱灾消除。政治上失误,又去举行雩祭,堆制土龙,有什么益处呢?《春秋》公羊氏的说法是:“君王行为骄横,就足以招致旱灾。”阴阳之气相混杂,旱涝灾祸交替发生,天道本来就是如此的,为什么要去举行雩祭、设制土龙呢?是因为举行雩祭神高兴吗?有时候虽然下了雨,然而酷热的天气并没有改变,旱灾没有消除,举行雩祭能消除旱灾回复原状的道理,又如何运用呢?况且天气的寒温与旱涝灾害相同,都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其罪过在于人。唯独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为寒温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如果应当报答寒温的恩德而又去举行祭祀,那么也应该用举行雩祭、设制土龙的办法来改变天气的寒温了。高才博学的人,对雩祭可以感天,土龙可以致雨这两种观点请姑且存疑吧。
【原文】
83·5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杨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者,於孔子言也(11)。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皮续《太史公书》(12),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13),盖其类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14),必将有义,未可怪也(15)。
【注释】
诸子:《法言·君子篇》:“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
河汉:黄河、汉水。这里用以形容司马迁和扬雄的学问博大渊深。
泾渭:泾河、渭河。这里用以比喻其他人不如司马迁和扬雄。
北:当作“比”,形近而误。三:据文意当作“二”。以董仲舒比方子长、子云二人,不当言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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