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议
周秦本末论周强末弱本以亡，秦强本弱末以亡，本末惟其称也。周有天下，疆其地为千八百国，制方伯连率之职，诸侯有不享者，举天下之众以临之，有不道者，合天下之兵以诛之，自以为善计也。及其弊，巨吞细，盛凭弱，而莫之能禁也，以至于亡。无异焉，强末弱本之势然也。秦戒周之亡，郡而不国，削诸侯之城，销天下之兵聚咸阳，使奸人虽有觎心，无所乘而起，自以为善计也。及其弊，役夫穷匠操锄棘矜以鞭笞天下，虽欲全节本朝，无坚城以自婴也，无利兵以自卫也，卒顿颡而臣之。彼驱天下之众以取区区孤立之咸阳，不反掌而亡。无异焉，强本弱末之势然也。后之世，变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销其兵，削其城，若犹一也，万一逢秦之变，可胜讳哉？（《王文公文集》卷三。）
【性论】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论语》。子思、孟轲之说，盖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学者，见一圣二贤性善之说，终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岂非惑于语所谓“上智下愚”之说与？噫，以一圣二贤之心而求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其所谓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谓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则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是也。欲明其性，则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孟轲所谓“人无有不善”之说是也。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质也，五常是也。虽上智与下愚，均有之矣。盖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犹水之趋乎下而木之渐乎上也。谓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无之，惑矣。或曰：“所谓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谓“生而知之”，子思所谓“自诚而明”，孟子所谓“尧、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谓“困而学之”，子思所谓“勉强而行之”，孟子所谓“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然则圣人谓其不移，何也？”曰：谓其才之有小大，而识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强而为大，极昏者不可强而为明，非谓其性之异也。夫性犹水也。江河之与畎浍，小大虽异，而其趋于下同也。性犹木也。便楠之与樗栎，长短虽异，而其渐于上同也。智而至于极上，愚而至于极下，其昏明虽异，然其于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之端则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轲之言，有才性之异，而荀卿乱之。扬雄、韩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说，混才与性而言之。（《圣宋文选》卷十。）
【性命论】
天授诸人则曰命，人受诸天则曰性。性命之理，其违且异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圣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贵贱乎？曰：有。故贤者贵，不贤者贱。其贵贱之命正也。抑贵无功，而贱硕德，命其正乎？无憾而寿，以辜而短，其寿短之命正也。抑寿偷容，而短非死，命其正乎？故命行则正矣，不行则不正。是以尧、舜四门无凶人，而比屋可封。此其行贵贱寿短之命于天下也。降及文王兴，而《或朴》之诗作，则士不侥幸，而贵贱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乐》之诗作，则民不憾死，而寿短之命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有不正乎？其后幽王有圣人之势，而不称以德。故君子见微而思古，小人播恶而思高位。《诗》曰：“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夫有德者举穷，不德者举达，则贵贱之命行乎哉？抑小人进用，而刑罚不当。故恶有所容，而善斯以戮。《诗》曰：“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夫是善者杀，不善者或生，则寿短之命行乎哉？此知命非圣人不行也。去周之远，又不明情生于性，分出于命，而有命授分定之说。是以汉、唐之治，亦曰尧、舜之治。尧、舜以君子知命，下民知分。汉、唐之治，亦以君子知命，下民知分。然曰命与分则同矣，其所以知之则异，岂概于振古乎？振古，圣人行于上者也。所谓君子知命，则侯奉上，卿奉官，士奉制，没而后止。夫然，贵贱寿短，未始不悉以礼义上下也。汉、唐则不然。其间阴阳之术炽，而运数之惑兴，谶纬之说侵，而报应之讹起。其所谓命者，非曰性命也，则命受分定也。所谓行命者，非曰圣人也，则曰冥有所符，默有所主也。朝耕汉陇，暮逾三国之魏；晨藉唐版，夕归五代之梁。此不曰不臣不民，而曰命受分定者，岂不瞽惑与？然亦谁阶之乎？其皆赏罚不当而德眚无归，民厌其势而一归于命，悲矣。（同上。）
【名实论上】
事有异同，则情有逆顺。故好恶而毁誉不能已。是名生于天下之好恶，而成于天下之贵贱。时之所好，果是也欤？时之所恶，果非也欤？士不顾其伤志害德，随物而上下。故弃世之所恶，而趋世之所好，则天下贵之。弃世之所好，而趋时之所恶，则天下贱之。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恶之。是名生于好恶，而好恶之情，未赏辨也。是以近义则行，何众恶之足畏也。远义则止，何众好之能顺也。士有不得乎名，则不急乎为善。故名虽高于其乡而行不信于发，立其朝而忠不尽于君，是以不实之弊，其所以有者也。然得名而行于世，则所恶而安，故以名为事者，身乐而意放。此名出于人之所甚欲，而得之不辞也。是好名必求胜，必用强。好名则讳过而善不进，求胜则幸人之不及，而徒欲以自见也。用强则过惟恐在己，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则争能忌才之士并处于世，而更为强弱。嗟夫，求名所以自厚，适所以自薄。好胜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徇物，则内轻而外重，非自薄与？信己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与？如能洁其身，则全其内，行其志，而不求于外，天下归之不为悦，天下去之不为憾，顾天下或违或从，盖无有已，又奚毁誉之可加，而得丧之存怀也？故士无守名之累者，所以得其实。然势不行，法不立，贤者少而不肖者多，纷纶扰攘，布处天下。强者自其己强而乐其善，弱者困于己弱而人乐其有过。此人情之至恶。因其疑心，而有不能以自尽。君子于斯，其可以不察乎？况欲为治，则以得人为先。用人，则以名实为本。然名实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慎乎？（同上。）
【名实论中】
一乡之人不能辨，则可欺以言。一国之人不能察，则可欺以行。天下之士不能知，则可以欺以名。盖听有所不至则巧言胜，俗有所不能则伪行尊，道有所不明则虚名立。然而巧言虽传，不中理则尚有可辨。伪行虽固，不中义则尚有可察。名不得其实，而欲得其伪，则虽縻岁月，殚思虑，有不能尽之者。故名乱实而欲求其伪，则先王于道未尝存而不讲，于政未尝存而不议也，是亦无所苟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下也。不知自虚所以有取，自下所以有得。故道失而无求，政荒而无问。自知不审，而志欲求问于人。如贩夫之售货，耕人之待获。其役物而失信，要时而丧己，有待于外也如此，是可悲矣。古者，明于自得而无所蔽，故常反身而观其实。其能可以为卑，方其居卑，则劳而不怨。有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则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愧劳，用大者不易事，远近相维，本末相应，而天下之治毕举。是盖名不浮实，则实不可以妄加，多不可以妄损。故名彻于朝廷公卿大夫之间，而士不遗于穷邦陋壤之远，得之无疑，用之必称，其名非有以欺世也。及至诚之道亡，而天下苟于从事，上无以得下之情，下无以应上之实，名愈高则其诡谲愈多，行愈隆则其养伪文饰愈甚，进退不以诚相怀，利害不以情相收。求欲之心多，而及物之志寡。故其任重则颠覆，任轻则怨诽。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为患也。奈何随而用之，则有丧而无得？彼皆欲为其大，则将就一二为之小，则天下功薄而不修，业废而不补。盖好名之士众，而去取之计昏，虽有可用之士，莫得而见，疑名足以乱实也。好高而不适于用，虽有所取，而耻事其已能，而务为其所不至，遂亦丧其所长而效不立，此其甚弊也。然而才有馀而治其寡，则事举而功倍。才无馀而专其多，则智寡而易败。此好名无实必至之势也。合工技力役，犹所不夺也。以伎从利，虽不售则亦不怨。易业而相为事，惜其业之不专，而忘其势之必取也。故函人不以治弓矢，陶人不以治轮舆。巧有所偏，智有所尽，不以其所不习自名而欺世取名也。以力事人者，虽不用，终不以其所不能而求役于人，自信其能，而有待也。故善于御车者不善操舟，习于用陆者不习于用川。其致力各得其至，而所趋相反，所效不同也。故名实不乱，不如工伎力役。然世之好名，举欲兼天下之能，尽天下之务，意欲与圣人并游于世，而争相先后。故天下恃名而不恃实，求胜而不求义，傲侮当世而无所惮，尊隆自许而无所愧，然而天下从之，而公论灭矣。是以轩冕爵禄不及善士，而天下无以劝，矫伪浇浮之风，起而不可御。其为惑天下也，有甚于此乎？（同上。）
【名实论下】
自古深患，莫大于不智，而轻与次之。不智则天下用巧，直道隐而至沦废矣。轻与则天下苟于妄合，而幸于偶遇，其俗浮而其行偷也。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乱实。惟至智则不以理惑。兼众人之所不能明，尽众人之所不能察，观所举则知所志，审所守则知所用，天下至隐之情无所施于上。如此则何名之可加，而何实之可诬？然而智有所强，而不能尽于物，则其可取者益疏，其可弃者益密。是故伪起于动止之间而莫之察，奸出于俯仰之近而莫之辨，至使贪者托名以肆欲，夸者托名以擅权，辨者托名以行说，暴者托名以残物。实不足而名有馀，则其为患也如此。事有不容于天下，则大无过于盗国，小无贱于盗货。然盗国之雄，盗货之强，数旅之师，可掩而获，匹夫有勇，则擒而戮。至于盗名之士，则虽有万乘之尊，百里之封，上不敢与为君，师不敢与为友，贵无敢骄，而礼无敢亢，悻悻然尝恐天下以失士而议己也。故盗名之士，无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势，移人之俗，盖善为奇言异行，以为高世特立之人，以惊骇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群而天下俗尚。责其效，则官学不足以成业，从政不足以经世。然公卿大夫无以窥其非，而国人士民无以措其议，名出于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盖求名有获，则利亦随至。故志于禄则伪辞以养安，志于进则伪退以要宠。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迹，则天下称之而不衰，弥久而弥盛，使好名之俗成而比周党起，安坐而观，则莫知其志之所在。虽能摧众口之辨，屈百家之知，奚足以胜其众、破其伪？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伪者，天下之至恶，而处之以至美。故上失于所任，下失于所望。自古乱国者无他，因名以得人则治，因名以失人则乱。故不智而且轻与，则名实相疑而不明，则有以养天下之大患。然则无实之誉，其可使独推于世，而居物之先哉？（同上。）
【荀卿论】
杨、墨之道，未尝不称尧、舜也，未尝皆不合于尧、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是其至者，盖其言出入于道而已矣。荀卿之书，备仁义忠信之道，具礼乐刑政之纪，上祖尧、舜，下法周、孔，岂不美哉！然后世之名，遂配孟子，则非所宜矣。夫尧、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尧、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尧、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杂于杨朱、墨翟之间，则何知彼而愚于此乎？昔墨子之徒亦誉尧、舜而非桀、纣，岂不至当哉！然礼乐者，尧、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弃之，然则徒能尊其空名尔，乌能知其所以尧、舜乎？荀卿之尊尧、舜、周、孔，亦诚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尧、舜、周、孔之徒也，乃以杂于杨朱、墨翟而并非之。是岂异于誉尧、舜而非礼乐者耶？昔者圣贤之著书也，将以昭道德于天下，而揭教化于后世尔。岂可以托尊圣贤之空名，而信其邪谬之说哉！今有人于此，杀其兄弟，戮其子弟，而能尽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则是岂得不为罪人耶？荀卿之尊尧、舜、周、孔而非孟子，则亦近乎此矣。昔告子以为性犹杞柳也，义犹否卷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夫杞柳之为否卷，是戕其性而后可以为也。盖孟子以谓人之为仁义，非戕其性而后可为，故以告子之言为祸仁义矣。荀卿以为人之性恶，则岂非所谓祸仁义者哉？顾孟子之生，不在荀卿之后焉尔。使孟子出其后，则辞而辟之矣。（同上。）
【召公论】
汉之诸儒皆以为周公摄政而召公不悦，以孔氏古文考之，则召公之不悦也。“周公既归政矣，然召公之不悦，何也？”曰：成王，可与为善，可与为恶者也。周公既复辟，成王既即位，盖公惧王之不能终而废先王之业也，是以不悦焉。夫周之先王，非圣人则仁人也，积德累行、数世而后受命，以周公继之，累年而后太平，民之习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后，则其不得罪于天下之民而无负于先王之烈也，不亦难乎！如此则责任之臣，不得不以为忧也。周公曰：“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然则召公之不悦，亦周公之心也，周公以为在天者其命之终、吉凶，吾不得而知也；在人者后嗣或不修德坠厥命，则吾亦不得而知也；在我者吾知勉之而已，则天下不庸释于文王受命也。且以古之人君至于文、武，所以能保其天人国家者，亦皆有贤人为佐，我自今乃相与济成王，同未在位之时，则可以无大责矣。夫在我者君子之所及而当勉者也，在天与人者吾如彼何哉？故周公之告也，亦竭其心、尽其力而已，所以勉且慰之也。曰：“如周公之诰，则召公可以无不悦矣。然则召公之所以不及周公，傥在是乎？”曰：忧其可忧，疑其可疑，召公之所以不悦也；忧其可忧而卒之以不忧，疑其可疑而卒之以不疑，周公之所以诰也。五声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于和也。圣贤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谓召公为不及周公，则吾于征苗，以伯翳为贤于禹也，其可乎？“然则召公固无不悦周公之事乎？”曰：自尧、舜没至于周，而贤人为众，《诗》曰“肃肃兔，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兔之人犹足以干城乎公侯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誉，誉髦斯士”，言其为士者亦皆有德之髦也。当此之时，而召公为公，则其为贤亦远矣。以召公为不足以知周公也，则凡在周之士大夫宜无一人知周公者矣。“然则周公孰与之谋而就事乎？且以召公为不贤而不足以知周公也，则文、武、周公曷为任之至于此极，而召公又安能以其令名终也？以召公为贤则不悦乎周公，则其与之共事而不争，又不去焉，何也？”夫圣人之所立，贤人有所不能知者矣。其颜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己。”颜子之于孔子，有所不能知者也。虽然，未尝不心悦而诚服之也。此其所以为贤人也。如贤人之于圣人，既不足以知之，而又不能悦也，则是圣与贤几异类而相反也。或曰：“子路之于孔子，尝不悦也。”曰：由之鄙人也，何足以语召公也哉！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文、武、周公之使人犹孔子也，文、武、周公所以为三公，与孔子所使治千乘之赋者，其智之不同亦可知已。“然则成王之疑周公也，召公曷为不谏？”曰：召公，坐而论道以相成王者也，其朝夕所以开王心者，史能悉记之乎？（《全宋文》卷一四六引《历代名贤确论》卷九。）
◎杂著
【国风解】
“周南”、“召南”者，文王之诗。曰：言文王之化被民深，则诗人歌者其志远，以见圣人之风，而属之周公，故为周南也。言文王之教化人浅，则诗人歌者其志近，以见贤人之风，而属之召公，故为召南也。然其诗则文王，其事则后妃夫人，不言美。而《甘棠》美召伯，《江有汜》美媵，《何彼矣》美王姬，而皆言美者，盖召伯也。媵也，王姬也，各主于一人而美之也。若后妃夫人，则皆文王教化之所致，其美不足以为言也。故先以周南，而召南次之也。邶、、卫，皆卫诗。三国本商纣之地，而武王伐纣，裂其地以封纣子武庚并管、蔡者。及其叛而周公诛之，乃以余民封康叔。而后之刺美其君者，三国之人咸有所赋，是以分邶、、卫焉。故邶、之《诗》序必曰卫者，以别其卫诗尔。至于卫，则无所言卫矣。有《凯风》、《定之方中》、《干旄》、《淇澳》、《木瓜》，以美文公、桓公、武公。而《凯风》、《木瓜》，虽非其君，然国之淫风流行，而有尽孝道以慰其母心之子。国为狄人所灭，而有救而封之之齐桓公。则所以美之者，其君亦与焉，故次召南也。王者、周也。自平王东迁，其后政不足以及天下，而止于一国，于是为风而不雅矣。不言周者，盖平、桓、庄、王德之不修，政之不讲，非周之罪也，故次卫也。郑有《缁衣》，武公之美，而次于王后者，盖王之皆刺，而不能加于多美之诸侯者，天下之公义也。若诸侯之少美矣，虽王之皆刺，而不足以胜之。岂非君与臣善恶不相远，则君得以先其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齐皆刺也，然有《木瓜》美桓公，系于卫诗之末，故次郑也。魏皆刺也，而无所主名，言为魏之君者，皆甚恶尔。夫序《诗》者，岂以一端而已。皆美而无所主名，则先之，好其善之盛也，周南是也。皆刺而无所主名，则先之，丑其恶之极也，魏是也，故次齐也。唐本晋诗，而美武公者，《无衣》也。然武公始并晋国，而大夫为之请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夫不请命于天子，虽云美而君子所不与，犹若武公无美焉尔。或曰：“鲁之有颂，亦请命于周，乃列于周、商之间，而于此诎晋，何也？”曰：鲁请于天子，而史克作颂，与夫请天子之使而为之者异矣。弟贤于无美者也，故次魏也。秦之《车邻》美秦仲，《驷铁》、《小戎》美襄公。虽贤于唐，然本西垂，秦仲始大，至于襄公，方列于诸侯，故次唐也。陈皆刺也，而所刺主于幽公、僖公之徒，言其馀君或不至于是，然刺诗多矣，故次秦也。桧皆刺也，而无所主名，犹魏也，故次陈也。曹皆刺也，然所刺止于昭公、共公，犹陈也，故次桧也。《豳·七月》，周公摄政之诗也，所美见于《东山》、《破斧》、《伐柯》、《九》、《狼跋》也。其《七月》陈王业，《鸱》以遗王者，皆公所自为，故不言美也。然名之以雅，则公非王也；次之以周南，则公非诸侯。因其陈王业先公之所由，乃以属于豳也。不属于周者，周、王国也，周公何所系焉？所以居小雅之前，而处变风之后，故次豳也。或曰：“国风之次，学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犹以为惑，今子独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圣人之于诗，既取其合于礼义之言以为经，又以序天子诸侯之善恶，而垂万世之法。其视天子诸侯，位虽有殊，语其善恶则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详。而十有五国之序，不无微意也。呜呼，惟其序善恶以示万世，不以尊卑小大之为后先，而取礼之言以为经。此所以乱臣贼子知惧，而天下劝焉。（《王文公文集》卷三十。）
【论舍人院条制】
准月日中书札子，奉圣旨指挥，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者。窃以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诰命，为职司所当参审。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则是舍人不复行其职事，而事无可否，听执政所为。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前日具论，冀蒙陛下审察，而至今未奉指挥。臣等不知陛下以今月八日指挥为是而不改乎？将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之所建而不改乎？将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乎？以为是而不改，则臣等考寻载籍以来，未有欲治之世，而设法蔽塞近臣论议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则陛下不复考问义理之是非，一切苟顺执政大臣所为而已也。若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有所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则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议废矣。此所以臣等之义，不能自已者。
臣等窃观陛下自近岁已来，举天下之事属之七八大臣，天下之初亦翕然幸其所能为，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法以忤谏官御史，而专为持禄保位之谋。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改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渊默，两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旷日持久而无乱者乎？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但无至诚恻怛求治之心，择利害不审，办是非不早，以小失为无伤而不改，以小善为无补而不为，以阿谀顺己为悦而其说用，以直谅逆己为讳而其言废，积事之不当，而失人心者众矣，乃所以为乱也。陛下以臣等所言为是，则宜以至诚恻怛、欲治念乱之心考核大臣，改修政事，则今月八日指挥为不当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为非，则臣等狂瞽，不知治体，而诬谤朝廷政事，当明加贬斥，以惩妄言之罪，则别选才能通达之士，以补从官。臣等受陛下宠禄，典领朝廷职事，不得其守，则义不得不言，而朝廷以为非也，则义不敢辞贬斥。伏乞详酌，早赐指挥。（见《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
【谋杀罪议（熙宁元年八月）】
《刑统》杀伤罪名不一，有因谋，有因斗，有因劫囚窃囚，有因略卖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强奸，有因厌魅咒咀，此杀伤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敌杀伤则无所因，故《刑法》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其意以为于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许首，杀伤刑名未有所从，唯有故杀伤为无所因而杀伤，故令从故杀伤法。至今因犯过失杀伤而自首，则所因之罪已免，唯有杀伤之罪未除。过失杀伤，非故杀伤，不可亦从故杀伤法，故《刑统》令过失者从本过失法，至於斗杀伤，则所因之罪常轻，杀伤之罪常重，则自首合从本法可知。此则《刑统》之意，唯过失与斗当从本法，其馀杀伤得免所因之罪，皆从故杀伤罪科之。则于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于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杀伤之情本轻者自从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杀伤者谓别因有犯，遂致杀伤。窃以为律但言因犯，不言别因，则谋杀何故不得为杀伤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谋专为杀人，即无所因之罪。窃以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为亡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然窃原法寺、刑部所以自来用例断谋杀已伤秒许首免者，盖为律疏但言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遂引为所因之罪，止谓因盗杀伤之类。盗与杀伤为二事，与谋杀杀伤类例不同，臣以为律疏假设条例，其于出罪则当举重以包轻。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议者或谓谋杀、已伤，情理有甚重者，若开自首则或启奸，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全宋文》卷一三八六引《文献通考》卷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