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起事既利用上帝之团结,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
李秀成《供状》云:“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道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是农民决意叛变从事革命之真供状。
然而他们已与乾嘉以来屡次的变乱不同,他们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一更重大的影响,正因他们能明白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
太平天国二年,有《奉天讨胡檄》,谓:“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十万,亦孔之丑矣。”当时洪、杨提出种族观念,实为制胜清政府一个最有利之口。又广东有三合会,流行于南洋、珠江流域一带。洪王告人,谓:“三合会之目的,在反清复明。其会组织在康熙朝,目的亦可谓适当。然至今二百年,今日反清可也,复明未见其是。吾既恢复旧山河,不可不建立新朝。”可见民族旧恨,明清之际已往的历史,数百年来流传民间,未尝熄灭。惟洪、杨之起,似乎只可谓利用此种民间心理,而非纯由此发动。所以虽在美、法革命之后,洪、杨诸人依然不脱以前帝王思想之旧习。他们只知援用西方耶教粗迹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虽似责备洪、杨太苛,然彼辈自始即著意在凭借宗教,并未能更注意到革命政体,这不能不说亦是他们一弱点。
他们在政制上及军事上,亦略有规模。
洪、杨官制,王分四等,侯第五等,其次六官丞相、【天、地、春、夏、秋、冬】殿前检点、殿前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领一万二千五百人,辖五师。】师帅、【辖五旅】旅帅、【辖五卒长】卒长、【各分领百人,辖四两司马】两司马,【领伍长五人,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共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司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掌率、尚书、仆射、承宣、侍卫、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以下。凡攻城略地,常以国宗【当指丞相以上有爵者。】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垦,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自都金陵,分克府、厅、州、县,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军帅以下至两司马为乡官,以其乡人为之。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以下,以次相承如军制。又有女官、女兵。总计男、女官三十余万,女兵十万。其行军阵法有四:曰牵阵法、螃蟹阵、百鸟阵、伏地阵。又立水营,则未经训练,不能作战。盖洪、杨初起,其治军有规划,有组织。及到达金陵,即已志骄气盈,不能再有所改进,乃即以军职为民司。又踞长江之险,而徒仗掠夺民船,不再精练水军,宜其致败也。
在政治上亦有几点比较纯朴的理想,如天朝田亩制度等是。
天朝田亩制度,分田为九等。各按家口多寡【不论男女】以行分田。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凡天下每一人有妻、子、女约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颁国库以养。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通天下皆一式。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圣书。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顶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争讼则两造俱诉于两司马,不服更诉之卒长,以此达于军帅。凡天下官民总遵十款天条,及尽忠报国者,由卑升至高,世世官爵。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由高贬至卑,黜为农。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黜,以示天朝之公。保举之法,先由伍卒之中,查其遵守条命及力农者,两司马申之卒长,以次经历各上司以达于天王。
他们并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娼妓,禁畜妾,禁吸鸦片。他们有一部分确是代表著农民素朴的要求。然而一到南京,距离事业的成功尚远,而内部便禁不住内讧起来。
南王冯云山死于全州,西王萧朝贵死于长沙。抵南京后,大权均操于东王杨秀清,专擅甚过。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同谋杀秀清。初议杀东王一人,乃北王尽杀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翼王怒之,复杀北王。洪秀全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乃秀全长兄洪仁发,福王乃秀全次兄洪仁达。自此众情离叛,翼王一去不返。时为咸丰二年事。洪、杨之败,已定于此时。
他们前后倡乱十五年,踞金陵十二年,蹂躏及十六省,沦陷六百余城。然而到底没有成事。
三、湘淮军与咸同中兴
削平洪、杨的,并不是满清政府及其朝臣,【洪、杨初起不过二千人,广西一省额兵即二万三千,又士兵一万四千,乃不能荡平,任其外溃。直至金陵,所过各省,无能阻者。】而是另外一批读书人和农民。
洪、杨起事以前,汉人皆不得专阃寄。“鸦片”之役,能却敌者皆汉人,辱国者皆旗籍,然犹谴汉臣之立功者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旗员以利啖之即止。太平军则与清不两立,不用汉臣无可收拾。金陵既下,曾国藩仍推官文领衔奏捷。盖夙知朝廷意旨,不敢以汉臣自居大功也。
洪、杨的耶教宣传,【并非真耶教。】激动了一辈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洪、杨的骚扰政策,惹起了一辈安居乐业的农民之敌意。曾国藩的湘军即由此而起。
曾国藩世世业农,以在籍【母丧】侍郎帮办团练。自咸丰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师湖北。有《讨贼檄》,谓:“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纳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柳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
相传太平军围长沙,左宗棠谒见天王,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动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天王不能用,左遂逃去,为后来削平洪、杨之重要人物。如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激动于民族文化礼教之保全,以及社会民生秩序之自卫,而奋起杀贼。彼辈不私财,不受朝廷官禄,以书生督领乡民,自卫地方,而渐次推及于近邻,乃一跃而为削平洪、锡之惟一势力。湘军与粤军【即洪、杨】同样抱有一种民族观念。粤军的缺点,在于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一切目之为妖,而别拥伪造的天父天兄,读圣书,做礼拜。此与满洲入关剃发令,一在外面,一入内里,同样对于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为一种难堪之损伤。但湘军诸帅,虽自谓受有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而他们对于民族大义,亦早已丧失。
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吕【晚村】诸儒之议论,早已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摧残而泯灭。湘军诸帅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岂异梦寐!因此一方面【粤军】只注意到民族政权之争取,一方面【湘军】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们都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政权之不可分离,而结果乃演出同族相残之惨剧。
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此点论,洪、杨之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与八卦教、天理教等,还是一鼻孔出气。】
而且洪、杨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帜,他们并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传统文化树敌,而他们军事上的实际活动,却又并没有一个预定的全盘计划。
李秀成《供状》云:“天王攻长沙未下,欲由益阳靠洞庭湖边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到民舟数千,改作顺流而下。到南京后,天王与东王欲分兵镇守江南,而取河南为业。后有一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城高水深,尚不之都,而往河南,何也?’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据此,粤军其先本未有直捣幽燕之计划,只欲在湖南谋一巢穴。因得舟船之利,遂沿洞庭直下长江而到南京。其所以建都南京不北上者,亦因在长江有舟船利用,故不欲舍之北去也。【但又不从此积极训练水军。】
湘军则虽系地方团练,而一起即有荡平天下之整个准备。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奉谕帮同办理本省团练,而咸丰三年,郭嵩焘、江忠源即议用战船肃清江面,遂定湘军兴水师、造战船之计划。明年,咸丰四年,靖港战败,又重整水师。克武汉,顺流东下。是年,水师挫于湖口,截分内湖外江,不得合并。直至咸丰七年克湖口,内湖外江水师始复合。此后湘军所以能控制长江,直下南京者,凭水师舟船之力为大。
其用兵次第,亦始终牢守一个计划,按步推进。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奉谕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嗣皖事日棘,又奉谕赶办船只,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战皖贼。咸丰四年,水师挫于湖口。五年,罗泽南回援武昌。六年,罗泽南卒。七年,曾丁忧回籍。湘军克复湖口。八年五月,曾奉谕令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七月抵九江、南昌,途次奉谕,即以援浙之师,移剿闽省各匪。十月,李继宾败于三河镇。十一月,又奉谕移军赴皖,著斟酌具奏。九年【是年作〈圣哲画像记〉】六月,奉谕著即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八月行抵黄州,奉谕饬缓赴川,暂驻湖北,为进剿皖省之计。十年十月,奉谕著统筹全局,保卫苏、常。又奉谕,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奉谕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十一年,克复安庆。是年,胡林翼卒。十月,奉谕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左宗棠援浙。同治元年,李鸿章赴沪。三年,克复金陵。
此数年间,清廷虽知曾国藩才力可依,然并不曾想以削平洪、杨事业全付湘军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闽。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苏。若使曾国藩遵从清廷意旨,必致一事无成,全局失败而止。
惟曾之意中,早有一整个讨平洪、杨之腹本。因此清廷命令,彼必宛转因应,令其与自己计划相应而止。其前锋则由九江逐步推进而至安庆,其后部则由湖南逐步推进而至武汉。稳扎稳打,一面应付洪、杨,一面应付清廷。又一面则团结共事之人才,如骆秉章、胡林翼等。直至咸丰十年,有统筹全局之旨,始稍得舒展。然当时朝意命其驰往江苏,江、浙地方乞援者,又连翩而来。而曾之步骤,依然不变。直至同治元年,始发出浙、苏援师。先后十三年,虽兵事利钝,瞬息千变,而进退计划,前后一贯。反观洪、杨,自三王内讧以后,石达开远行,内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陈玉成仅为战将,虽东西驰突,不无一逞之威,然中枢不能发踪指示,阃外不能利害专断,狼奔豕突,漫无把握。两两相较,成败自判矣。
曾国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网罗人才,提唱风气,注意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薛福成有《湘乡幕府宾僚记》】
其时满臣如赛尚阿、讷尔经额,既先后以钦差大臣失律被谴。文庆为大学士直枢廷,屡请破除满、汉畛域,用人不拘资地。曾国藩初以击贼失利,谤议纷起,文庆独主宜专任讨贼。胡林翼以贵州道员留带楚勇,以国藩荐拔,一岁间擢湖北巡抚。袁甲三督师淮上,骆秉章巡抚瑚南,文庆荐其才,请勿他调。时军事方殷,迭饬疆吏及各路统兵大臣,奏举将才。林翼举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命国藩、林翼调遣。他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继宾、李继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诸生,拔自戎行。当时称曾、胡知人善任,荐贤满天下。曾、胡之得自由荐擢人才,实为湘军成功又一因。
至于洪、杨自东、北、翼三王内讧以后,天王惟用兄弟、戚属为亲信。
李秀成《供状》:“主上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臣。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省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驸马钟姓、黄姓。第五、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文治制度方面,在南京十二年,可算绝没有些微上轨道的建设。亦不能搜罗原来团体以外之人才。【如钱江、王韬等,气局远不能与左、李、罗、彭相比拟,然粤军并此不能用。】
欲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欺尽天下。
此层虽粤军中将领亦各自知之。如李秀成《供状》即再四提及此层,慨乎言之,谓:“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置军务、政务于不问。”又曰:“不问军情,一味靠天,别无多话。”又曰:“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又曰:“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那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责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实言也。何人敢称我兵者,五马分尸。”
如此何得不败?
明太祖所以能成事,一因元朝不能用汉人,一因明太祖自己极开明,能用刘基、宋濂等像样人物。洪秀全所以不成,一因清朝尚知利用汉人,不易推倒。一因自己太昏愚,始终不脱江湖草泽意味。因此他们虽揭举了民族革命的大旗,终因领袖人物之不够标格而不能成功。
东南洪、杨始平,西北捻、回又炽。清廷一无能力,依然仰赖于湘军。
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六月克复南京,十月,即奉谕:江宁已臻底平,即著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捻。迅速前进,勿少延缓。十一月奉谕:曾国藩无庸前赴安庆,亦无须交卸督篆,仍驻金陵,妥协调度。四年五月,奉谕令至淮、徐一带,督率水陆援军,相机剿贼。又奉谕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著李鸿章暂行署理,而命曾国藩节制直、鲁、豫三省。五年,曾荐李自代。六年捻平。洪、杨凭长江之险,湘军特练水师制之。捻以骑兵驰骋,曾又定为长围之法。【自有此法,流寇亦失其作用。】李以淮军遵曾意制胜。甘、新回乱,则左宗棠平之。皆曾一系人物也。
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致治。
一因清政府种族观念太深,不能推诚大用。
曾、胡皆以文庆主持于内,始得稍有展布。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委曲交欢于湖广总督官文,始克尽其为湘军后方之职责。咸丰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曾国藩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皆为一等伯。南京于同治三年六月克复,十月即命曾国藩离守剿捻。此后曾即往返于两江、直隶两督任,未得为中央官。清廷曾谕国藩保荐督、抚大员,国藩引嫌,谓:“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洪、杨平,即亟亟谋遣散湘军,以淮军自代。曾、胡皆善处当时之变局,以自成其所欲达之目的。
二则因胡既早卒,曾、左诸人皆驰驱军旅,效命疆场,未得为中央大吏,于朝政少可献替。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知曾氏并非专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对当时朝政极抱不满,然方其在翰院为部臣时,尚敢稍为论列。其后出外操握军权,因种种牵掣顾虑,对朝政即嘿不发言,一意以平乱为主。逮平乱以后,畏谗避谤,急流勇退。遣散湘军,以淮军代。平捻之任,交付与李鸿章。如江南制造局、译学馆及派遣留学生等,只就疆吏可办者办之,于朝政纲领,更无献替。其幕府宾僚,亦极少为清廷重用者。
因此军事上虽足平乱,而吏治官方,依然腐败。酿乱之源,依然存在。只为社会元气大损,一时再鼓不起乱来。急病不死,变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绝症,不可救药。
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
一、晚清之政象
清代狭义的部族政治,虽经所谓“咸同中兴”,苟延残喘,而终於不能维持。
第一、是外患之纷乘。
自道光十八年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鸦片事务,至二十二年与英议和,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许五口通商,是谓“鸦片战争”,为中国对外第一次之失败。此后咸丰七年英、法同盟军陷广州,八年至天津,陷大沽砲台。十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烧圆明园,咸丰避难热河,为外兵侵入国都之第一次。光绪五年,日本灭琉球。六年,曾纪泽出使俄国,议改收还伊犁条约。八年,与俄定喀什噶尔东北界约。十年,中、法战起,十一年议和,失安南。十二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十九年,英、法共谋暹逻,废止入贡。二十年,中、日战起,二十一年议和,割台湾,失朝鲜。二十三年,德占胶州湾。二十四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二十五年,法占广州湾。二十六年,八国【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联军入北京,光绪避难西安。二十七年订辛丑和约。二十九年,日、俄战起,以我东三省为战场。三十一年与日订满洲协约。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日本并灭朝鲜。三年,英兵侵据片马。
东西势力初次接触,中国昧於外情,因应失宜。
东西两文化,其先本无直接之接触。其始有直接接触,已近在明清之际。其先中国文物由间接关系传入欧西者,举其尤要者言之,如养蚕法、【东汉蚕丝已入罗马。南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波斯人始将中国蚕种传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造纸法、【当唐玄宗时,大食在西域获得纸匠,因在撒马尔罕设纸厂,为大食造纸之始,时欧邦皆用,羊皮纸,大食专利数百年。于十二世纪,造纸法始入欧洲。】罗盘、【宋书礼志谓:“周公作指南车,经马钧,祖冲之以后 ,其法不传。”至北宋又见於沈括之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欧人制磁针作航海用,始於西元1302年。当元成宗大德六年,较沈括所记尚迟二百年。其法盖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火药、【中国古时即有火药。据三朝北盟会编,北宋靖康时,宋、金弓交战已用火砲。其后南宋虞允文造霹雳砲,以纸包石灰、硫磺。孝宗时,魏胜创砲车,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近代火具之始。元顺帝至正十四年(西元1354年),德人初造火药。】
印刷术,【雕版始於唐中叶。宋仁宗时,毕升发明活版印书术。明英宗正统三年(西元1438年),德人始制活字版,後於我四百年。】皆有关近世文明者甚大。【欧邦学者谓元代中西交通,乃将彼土中古时期之黑云一扫而净。蒙古人屠杀之祸虽惨,亦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至于彼中所流被于我者,则除景教、摩尼教等几种宗教思想之稍稍传布于民间以外,他固无得而称焉。观於马可波罗所称述,在我固平淡无奇,在彼至于惊诧莫信。其先中西两大文化之成绩,我固未见绌于彼也。晚近一、二世纪以来,彼乃突飞猛进,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骤相接触,彼好议我为自傲。夫一民族对其固有文化抱一种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态,彼我易地则皆然。且彼之来也,其先惟教士舆商人;彼中教义非我所需,彼挟天算、兴地、博物之学以俱来,我纳其天算、兴地、博物之学而拒其教义,此在我为明不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义,乃以天主、天国相强聒(guō),如其入非洲之蛮荒然,则固谁为傲者耶?且传教之与经商,自中国人视之,其性质远不伦。经商惟利是图,为中国所素鄙,奈何以经商营利之族,忽传上帝大义?中国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贩鸦片营不规之奸,教士笼络我愚民以扰搰(hú)我之内政,此皆为我所不能忍。而彼则以坚甲利炮压之,又议我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势力所到,亦复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与彼中势力相接触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红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亚洲之日本,乃至彼欧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则为中国。
日本小邦浅演,内顾无所有,惕然知惧,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为。而我则为自己传统文化所缚,骤不易舍弃其自信。虽亦知外力当排,而终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屡为所败,则强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时因应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孙中山先生有“头彩藏在竹杠梢头”之譬也。
主和主战,翻覆无定。【内则言官哗呶(náo),仗虚骄之气,发为不负责任之高论。外则疆吏复遇事粉饰,不以实情报政府。】而内政腐败,百孔千疮,更说不上对外。
第二、是内政之腐败。
当时内政上,最感问题者,首为财政之竭蹶
清自乾隆中叶以后,贪黩奢侈之风盛张,各省积亏累累,财政已感支绌。经嘉庆川、楚教匪长期内乱,至道光而对外商业,漏巵(zhī)日大。黄爵滋疏,【道光十八年。】谓:“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於内地,实漏银於外洋。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粤省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徵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为银。前此多有赢余,今则无不赔贴。各省盐商卖盐得钱,交课用银。昔争为利薮者,今视为畏途”【王庆云咸丰即位奏:“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余万,实徵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繁,而销盐日绌。南河之费,嘉庆时止一百余万,而遁来递增至三百五十六万。地丁岁岁请缓,盐课处处绌销,河工年年保险。入少出多,置之不问。”今按:此等情形,一方起於官场之腐败中饱,一方亦由银价日昂,钱价日跌,经济状态转恶,生活程度提高所致。】清廷之决心禁烟,亦由於此。厥后鸦片战争失败,五口通商,漏巵(zhī)益增。并历次赔款,国库益窘。
其次则为官方之不振
清自乾嘉以后,纳赀(zī)之例大开,洎(jì)咸同而冗滥益甚。【王凯泰同治十二年应诏陈言,首请“停捐例”。谓:“自捐俸减折,百余金得佐杂,千余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其时有以洋行挑水夫而为粮储道者,见殷兆鳙(yōng)疏。】“捐纳”外复有“劳绩”一途。捐纳有“遇缺尽先”花样,劳绩有“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花样。【捐纳官或非捐纳官,於本班上输资若干年,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而正途转相形见绌。甲榜到部,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王凯泰应诏陈言第二项,曰“汰冗官”。谓:“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敷十,多则敷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xǐ)。”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论列时政,已言部员壅滞,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之语。及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余人,综十年且二千余人,铨官不过十之一。谋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举,三科以上举人舆焉。仕途之壅滞,为自唐以来科举制下必有之现象,何况又加之以纳赀、劳绩异途杂流之竞进?】
疆吏既竞务保举,多请吏部停止分发。保举大者有二途:一曰“军功”,一曰“河工”。光绪二十年,御史张仲析言:“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图保者以山东为捷径,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矣。”【此见保举与捐纳之狼狈相倚。】其次复有“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当时的政象,绝对抵不住当时的外患,於是遂有当时之所谓“变法自强”。
二、晚清之变法自强
变法自强,本属相因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所变只有关自强之法。】
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满洲君臣之倾心变法不过求保全满洲部族之地位。令变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满君臣虽愚不出此。】
二则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
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惟遵功令,严於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於小楷点画之间。【此风肇(zhào)於曹振铸。曹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为军机大臣,殿廷御试必预校阅。没谧“文正”,盖以循谨为专制政体下之模范大臣也。自道光以来,科场规则亦坏,请托习为故常。咸丰八年,大学士柏菱以典顺天乡试舞弊罹大辟,科场法稍肃,然至光绪中又渐弛。】当时所谓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论捐赀、劳绩异途之纷纷!此辈本不知变法图强为何事,且变法无异先妨碍彼辈之地位与前途。彼辈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辈又将躲在後面掣肘坏事。【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论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计资格。时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进者多骑墙,精力渐衰者惮改作,资序已深者耻下问。其所谓更事,不过痼习空文,於中外时局素未讲求,安有阅历?而迂谈谬论,成见塞胸,不惟西法之长不能采取学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锐意扫除”此奏已在戊戌后,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状况也。
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真知灼见之士,他们的意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郭嵩焘谓:“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舆百姓无舆。官俗颓敝,盗贼肆行,水旱频仍,官民交困,岌岌忧乱之不遑(huáng),而轻言富强,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焘以此告李鸿章,李鸿章则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此光绪三年语。)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其实即以鸿章言,恐亦未能深切了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语此者惟曾国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议论,索解人不得矣。】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此梁启超语。】即仅就兵事、外交、洋务等而论,亦复反对之声四起。【文祥光绪二年疏:“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当时一些所谓关於自强的新事业之创兴,无不迟之又迟而始出现。
举其著者,如铁路之兴筑,同治季年直督李鸿章已数陈其利,竟不果行。光绪初,英人筑淞沪铁路,购回毁废。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六年,刘铭传入觐,力言铁路之利,李鸿章又力赞之,而江督刘坤一以影响民生厘税为言,台官亦合疏反对,诏罢其议。十三年,始造津沽铁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鸿章唱议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议骇然,张之洞乃创芦汉干路说调停。后又中辍,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议,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沪宁路始于二十九年,京奉路成于三十一年,津浦路成 宣统三年。】
又以轮船言之,江宁条约后,外轮得行驶海上。天津条约后,外轮得行驶长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请,始定议。直至光绪十年,犹申明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十六年,有疏请各省试行小轮者,总署王大臣仍以为不可。【时江轮、海轮统名“大轮”。】待各水道外轮先后行驶,华商小轮始弛禁。【日本始有东京、横滨铁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会社设立在光锗十一年。又按:欧洲机械方面重要之发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机专利权在乾隆三十四年,福尔登始造汽船在嘉庆十二年。第一道汽机铁路之通车,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为欧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点。若中国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实仿行,先后最远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后法拉第发明电机,在道光十一年,鄂图氏发明内燃机,在光绪二年,而后近代机械之日新月异,变化益速。使天地为之异形,人生焉之转观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内事耳。
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后则激荡益远,于政治革命之后,继之以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于中国内部不断掀起彻底震荡之波澜,而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过激者乃益复推而远之,希望于驱逼中国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会愈动荡,则科学机械之发展愈受摧抑。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道路在近而求之远,歧途亡羊,此之谓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迟迟不进,终於使当时人的目光,转移到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去。
三、晚清之废科举兴学校
当时兴学沿革,略可分为两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绪辛丑为第一期,辛丑以后迄清末为第二期。
首先创设之学校,大抵不外乎以养成翻译【而研究语言文字。】与军事【而连带及於机械制造。】之人才为主。
如京师同文馆、【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于馆内添设算学馆,京僚谤讟繁兴。】上海广方言馆、【始同治二年,以苏抚李鸿章请。】福建船政学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创设船厂,并设随厂学堂。十二年,沈葆桢陈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清季海军将领多闽人,由此。】天津水师学堂、【始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始光绪十一年,亦李鸿章奏设,规制略仿西国陆军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始光绪十三年,粤督张之洞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始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调任鄂督后奏设。】湖北自强学堂、【亦张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其后专课方言。】陕西诸省格致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二、二年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遂有各省格致实学书院。】等。
可见当时人对於创建学校之旨趣。且此等学校,十九皆创於外省一、二督抚,非由中枢发动。
渐次乃有普通学校之创立,其目光亦稍稍扩大及於法政、经济诸门。然要之仍不脱於为一时之实用,而以学校为附属於政治之一机构。
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始於上海刽设南洋公学。先是【光绪二十一年】盛为津海关道,於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门。二等学堂课程亦四年,递升至头等。南洋公学如津学制,分四院:曰师范,曰外、中、上院。外院为附属小学,上、中院即头、二等学堂。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注重法政、经济。择尤异者资送出洋。盖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究竟。中国学校之稍有系统雏形者始此。
及光绪二十四年,始有国立京师大学堂之筹办。庚子政变后,至二十七年,渐有复兴学校之议。【首创议者山东督抚袁世凯。】二十八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奏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可见其时对学校观念,仍认为系政治上一种附属机关,所谓“学而优则仕”,仍脱不了一种科举传统思想也 。【师范教育亦为当时所重,不为官则为师,亦合於中国传统旧习。】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於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兴学,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
其时进新式学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为在政界乃至於社会上谋一职业、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讥之为“洋八股”与“洋翰林”【如是则最多仅能学习到别人家的一套方法与智识,而学习不到别人运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识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讥之为“智识之贩”,以学校为“智识之拍卖场”。】
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学务,奏称:“奉旨兴办学堂【此所谓辛丑以后之办学。】两年有余,至今各省未能多设,以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以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不变通裁减,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有肯筹捐?【按:晚清捐资兴学者,如杨斯盛、叶澄衷、武训之流,皆非绅富。朝廷以私唱,求国民以公应,岂可得耶?】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就事理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经费方可设筹。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拟请立罢科举。”遂诏自丙午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寻谕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
隋、唐以来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於废绝,而以学校为替代。
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毕业,予以翰林升阶,或分用较优官、外官。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作为进士出身,分别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学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
如是则学校再不能专以造就翻译舆军事人才为主。於是乃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出现。
梁启超拟京师大学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时张之洞为劝学篇,亦云:“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又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光绪定国是诏亦谓:“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切於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迂谬空疏之弊。”
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惜乎当时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舆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学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变法图强之根本义。】
四、戊戌政变与辛亥革命
晚清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运动,亦可分两节。第一节是戊戌变法,第二节是辛亥革命。二者同为对於当前政治要求一种全部彻底之改革。
惟前者【戊戌变法。】尚容许清王室之存在。待清王室舆满洲部族以及一般旧官僚结合一气,以阻碍此种改革之进行,于是乃有后者【辛亥革命。】续起,连清王室一并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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