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中国内部统一,则对外例可有一段武功。【秦、汉、隋、唐、明代皆然,惟宋为例外,其故已详前。又清军已知用炮,蒙古、回之败颇以此。】
其时有名大将,实以汉人为多。
如康熙时勘定台湾之姚启圣、施琅(lang,2)。雍正时征厄鲁特之年羹尧、岳钟琪,苗疆改流之张广泗。乾隆时金川之役之岳钟琪。嘉庆时湖、贵征苗之傅鼐,东南靖海之李长庚,征剿川、楚教匪之杨遇春、杨芳、刘清。道光之时定回疆之杨芳等。大抵为大帅、事定得封爵极赏者多满人,而干济成功者多汉将。如平三藩多陕、甘将,平三省教匪多蜀将,平东南海盗多闽将。
魏源圣武纪谓:“近人纪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按:此指赵翼皇朝武功纪盛七卷。】如三藩之役,顺承郡王、简亲王逼迫于楚,贝勒洞鄂失机于陕,将军舒恕观望于粤;准噶尔之役,蒙古王丹津纵寇于鄂尔昆河;一概不书。即如傅尔丹和通泊之败,额楞特喀喇乌苏之败,亦略及之而不详。参赞额勒登额逗援于缅甸,温福偾(fen,4)事于金川,巴忠、成德、鄂辉贿和于西藏,恒瑞老师于台湾,亦一概不书。”【岳钟琪为大将军,赴京师,命纪成斌摄其事。纪命满人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驼马。廪畏寒避山谷间,以偏裨(pi,2)五十人放牧。及马驼为敌所掠,廪弃军逃。成斌收缚欲斩之,会钟琪至,惊曰:“君今族矣。满洲为国旧人,吾侪岂可与抗,以干其怒?”遂释廪。及查郎阿巡边,故廪戚,因控钟琪入之罪。其时满、汉情形如此。尤甚者,则如乾隆之终为福康安杀柴大纪。】
至于乾隆十全武功,已成强弩(nu,3)之末,徒为粉饰,自耗国本。
乾隆初次金川之役,兵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九百余万两。二次金川之役,兵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总计在一万五千万两以上。
缅甸事发难于乾隆三十一年,终了于乾隆五十四年,阅二十余载。帅臣屡易,费帑九百余万,而功终未竟。魏源圣武记谓:“亦小夷气数未熸(jian,1),天姑少延之。”又谓:“刺虎持鹬(yu,4)功在乘时,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或谓缅甸数攻不下,乾隆乃重贿其酋,使贡象数匹以博“十全老人”之头衔。故魏源谓:“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
金川始事,温福、阿桂皆奏言:“满兵一人,费至绿营三人。【八旗兵饷较绿营兵饷大率相差一倍。】不如止满兵,多用绿营。”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征黑龙江一人,可募乡勇数十人,不如舍远募近。”是十全武功亦多汉人力。
此种不健全的统制,到底要维持不下去,而清代自乾隆以后,遂走入不可挽的颓运中。
第四十四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一、明末遗民之志节
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
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贵族。】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随于社会文化传播之广,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此种观念,远自春秋时代已极鲜明。】
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故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过来说:“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极端重视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闻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既主放弃偏狭的、侵略的国家主义,而采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义,则自然可以有此态度。】
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
辽、金的割据,虽则他们亦都慕向汉化,然而那时中国北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本已削弱,所以同化异族的能力,不够深强。【因此北朝对中国史上尚有贡献,而辽、金则无。】
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视汉化。清人则并无可恃的武力,一进中国,即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著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
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开始与清政权妥协。【这在他们是承认一个异族君主,而交换到传统政体之存在与参政权之继续。】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开政权作实际的让步,一面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非叫中国人承认一种文化上的屈服,满清统治权亦难久存。】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
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抵不住汉奸手下三十年有训练、有经验的正规军队。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却依然存在。【当时南北两方对异族统治的心理上之反应,正与他们社会经济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中国社会机构,自汉武以下,不断以理想控制事实,而走上了一条路向,即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手工业与兵士为农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会理想除却读书做官,【此种人在唐以前即为门第中之家长,宋以下则为社会大众学业上之师长。】便是没世为老农,市井货殖,不是一条正道。【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宋人所讲学问,与经商牟利意义极端冲突。因此好利贪财者,亦盛置田产,而不事货殖。】
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操在读书人的手里。而读书人所以能尽此职责,则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举仕宦。】使他们的经济生活,足以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中国社会自汉以下,宗教势力始终有限制,亦为此故。】
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藉,非躬耕为农,即入市经商,而从此他们亦再不能尽其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门第家业皆可退守,又寺庙亦可藏身。宋、明以来,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业,而寺庙亦再不占社会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个士人,要想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只有出身仕宦。【即专以教授为生,而来学者之出路,仍以仕宦为终极,否则此教授一业即无生源。】明末遗民,虽则抱有极强烈的民族观念,到底除却他们自身以外,他们的亲戚朋友以至他们的子孙,依然只能应举做官,这样便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亦惟有如此,他们还可负荷他们最重视的民族文化。
顾炎武本昆山世家,然鼎革以后,家奴叛变,使其不获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隶部曲盛行时,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销案,缙绅无或幸免,西晋、北魏户调均田,岂有此力量?】这可见后代的所谓“故家”,与中唐以前的门第大族,势已大异。顾氏浪迹北方,对耕殖经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经济,可无问题。然欲从此中打出一个基础,长与政治绝缘,而来担任文化事业的营养,则其事非易。
明末遗民的生活状况,大体如下列:
一、出家。【如方密之等。(元代全真教盛行,亦由此背景来。)】如是则中国士阶层传统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业,即及身而绝。【寺庙本不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结集之所,要在寺庙中传播中国传统学术,殊不容易。】
二、行医。【如吕晚村等。(金、元两代医术发达,亦从此背景来。)】医业好则妨其志业与学术,医业坏则不足维持其生业。【故张杨圜屡劝晚村不要因此荒了自己工夫,如晚村友高但终,则竟以医师毕世;而吕晚村亦复以此意劝之。】
三、务农。【如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圜等。】此项生活,极刻苦,仍不能发皇完成其学业传统。【汤潜奄学于夏峰,出而仕宦。李恕谷学于习斋,出而游幕。杨圜则晚年在吕晚村家处馆。若来学者依然归耕,则耕渐勤,学渐荒,而传统绝。】
四、处馆。【如张杨圜等。】来学者多要学八股应举,则是间接的妥协。惟晚村则借八股制案来发挥民族思想,身后竟获奇祸。
五、苦隐。【如徐俟斋、李二曲、王船山等。】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复有避地海外,如朱舜水之至日本,文化传至异邦,自国则无影响。】
六、游幕。【如李恕谷、刘继庄、顾景范等。】此等虽志节皎然,然踪迹近人,过一关即入仕宦之途。
七、经商。【如顾亭林在晋北垦牧、吕晚村刻书等。】此方面最少。纯粹规商,便与学术文化事业脱离。
社会机构不能激励变动,则“遗民不世袭”【此徐狷石语。】的话,很容易在当时人口中吐出。【顾亭林与人书谓:“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若纯以民族观点论,则人人不可出也。当时遗老,非不能唱高调,惟事实有所不许耳。】若埋头从事反抗工作,则遗老们多半是从反抗工作中退身下来,才致身于学术文化事业的。
中国以广土众民之故,政治一稳定下来,便不易激动。故明末遗老,多主张恢复封建,甚有主张恢复氏族大门第者。因封建则国体分割,易于摇动。社会有大氏族、大门第,则易于揭竿而起。他们以力量单薄的书生,而要来发动广大民众从事于大一统的政权争夺,其势实不易,故辗转而思及于此。
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了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适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宰制。
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会风气之堕落,学者之空虚欺诈,名士之放涎风流,经历亡国之惨祸而态度激变。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格。诸老大抵皆少历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北宋诸儒无其刚毅,东汉诸儒无其博实。实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极有光辉之时期也。(关于诸儒学术详情,请阅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清廷虽因势乘便,以一时的兵力,攫夺到中国全国的疆土,亦终不能不顾忌到社会上文化的和平势力,而公开解放其政权。【此即蒙古与满州易地而处,亦不得不然。明末南方一般文化传播,较之南宋已远过;而北方的文化情形,在明代三百年统冶下,较之辽、金沿袭下来的北方,亦不可同日而语。故纵使蒙古人在明末入主中国,恐亦不能不学满洲人的办法。】
清初诸帝努力汉化的程度,亦相当可赞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学。年十七、八时、以读书过勤咯血,犹不肯废。初,讲官隔日进讲,帝令改按日进讲。三藩变起,帝犹不肯废进讲之制。修葺宫殿,则移居瀛台,仍令讲官进讲。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辍诵。于天文历算,皆所通晓,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而屈膝清廷的中国士人,因遗民榜样摆在一旁,亦足使他们良心时时发露,吏治渐上轨道。【师生如孙夏峰之于汤潜庵,朋友如吕晚村之于陆稼书,亲戚如顾亭林之于徐乾学兄弟,此等举不胜举。】清初的政治情况,所以比较明中叶以下犹算差胜者在此。然言世运物力,则实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谓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万历时之半数。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数:
省名 人数 备注
直隶 3,274,870 较万历减99万余。(按:万历六年各省人口统计已详前)
奉天 83,450
吉林 33,025
山东 2,278,595 较万历减335万余。
又屯丁 26,210
山西 1,727,144 较万历减355万余。
又屯丁 33,219
河南 3,094,150 较万历减209万余。
江苏 江苏较万历减641万余。
江宁布政司 1,056,930
又屯丁 33,032
苏州布政司 1,599,535
又屯丁 813
安徽 1,357,829
又屯丁 40,855
江西 2,172,587 较万历减368万余。
又屯丁 2,179
福建 706,311 较万历减101万余。
又屯丁 20,426
浙江 2,710,312 较万历减243万余
又屯丁 4,277
湖北 433,943 较万历减362万余。【连湖南合计】
又屯丁 719
湖南 335,034
又屯丁 1,290
陕西 2,150,696 较万历减187万余。【连甘肃合计】
又屯丁 106,693
甘肃 368,525(民屯)
四川 3,802,689 较万历增70余万。(按:各省人口,惟此一处较万历为增)
广东 1,142,747 较万历减388万余。
又黎丁 1,182
又屯丁 6,736
广西 210,674 较万历减97万余。
云南 145,414 较万历减129万余。
又军丁 29,893
又舍丁 8,394
贵州 37,731 较万历减25万余。
在长期丧乱凋残之余,社会秩序,以比较容易维持。
循而久之,社会元气渐复,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渐渐骄纵起来。【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虑。】
而一辈士人则事过境迁,亦渐渐的腐化。
二、乾嘉盛世之学风
那时的学术文化,却渐渐与政治事业宣告脱节。
江、浙一带,本为南宋以下全国经济文化最高的结集点,亦即是清初以来对满清政权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他们以鄙视满清政权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科举。【在明季将次覆亡时,已有一辈学者感觉科举之可鄙贱,无实用。】又因鄙视科举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朝廷科举所指定的古经籍之训释与义训。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袭下来对于古经籍的义训,一致为江、浙新学风所排斥。【亦有因激于乱亡之惨,而猛烈攻击传统学风者,如顾炎武之于王守仁,颜习斋之兼及程、朱等。(时苏州有唐甄,其议论态度与颜相似,可见不论南北,皆激于时变而然。)】因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目。【“宋学”的后面,是朝廷之功令,为科举取士之标准。】
当时江、浙学者间,有不应科举以家传经训为名高者。【如吴学领袖惠栋,其家四世传经。其第一代名有声,字朴庵,明岁贡生。明亡,即足迹不入城市,与徐枋为莫逆交。其子周惕,孙士奇,曾孙即栋,治经皆尊汉儒,遂有“汉学”之称。】亦有一次科第,稍经仕宦,即脱身而去,不再留恋者。【如钱大昕、全祖望等,此辈已到乾隆时代,与遗民渐无交涉矣。】要之,在清代这一辈学者间,实远有其极浓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传统风气,导源于明遗民,而彼辈或不自知。
所以他们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迹者,一因顺、康、雍、乾历朝文字狱之惨酷,使学者间绝口不谈朝政时事。
清臣不敢自刻奏议,恐以得罪。【清代亦无好奏议。】又不敢记载当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铨即以著名臣言行录遇祸。】乾隆八年,杭大宗以进士应御史试,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满、汉畛域,即遭严谴,几至不测。放还终身,更不录用。全祖望与杭略同时,著书刻意收罗乡邦宋、明遗民,此其意态之有所郁结,极可想像得之。
二因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以廪饩收买士气。
袁枚《书院议》谓:“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赊而谋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则又挟区区之廪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过矣。”按:书院厚其廪饩,卧碑严其禁令,开其为此,抑其为彼,士非愚痴,岂有不知?
一时名儒硕望,主书院掌教务者,既不愿以八股训后进,惟有趋于笃古博雅之一途。
如卢文弨、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洛等一时通儒,无志仕宦者,惟有居一书院,尚可苟全生业。其所教督,既不肯为科举俗学,又不敢涉于人生实事。明人如良知家社会讲学风气,亦不为清儒所喜。不媚古研经以自藏,复何以自全乎?
三则江、浙一带经济状况,继续发荣滋长,社会上足可培植一辈超脱实务的纯粹学术风气。
明万历六年全国户口六千零八十九万余,而江、浙已占一千零五十万。乾隆时,直隶一省,不敌扬州一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各省,均不敌松江一府。明季以来,江、浙两省藏书家之多,尤胜前代远甚。而扬州为盐商所萃,其经济力量,足以沾润江、浙学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库全书》凡七本,内廷占其四,【文渊在紫禁城内东南隅,文源在圆明园,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热河。】而江、浙亦占其三。【文汇在扬州,文宗在镇江,文澜在杭州。】此亦可见当时学术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则自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之后,博雅之风,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学,以当代典章制度为主,如杜佑《通典》之类是也。宋学之博,远超唐学,只观《通志堂经解》所收,可见宋代经学之一斑。至史学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于北宋。即易代之际人物,如王应麟、胡身之、马端临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绝一代。世疑宋学为疏陋,非也。即如朱子,其学浩博,岂易窥其涯涘?明代虽承元人绝学之后,又深中科举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扬。清代考证学,,颇亦承袭明人。社会书本流传既易,博雅考证之学,自必应运而兴。惟宋、明更有气魄大、关系大者镇压其上,故南宋必先数朱、陆,明代必先数阳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谓宋、明学者皆疏陋,至清始务笃实也。惟清儒承宋、明之后,更易为力,又无别路可走,只得专走此一路,遂若清代于此特盛耳。【顾亭林《日知录》尝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才,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而潘次耕序《日知录》,则谓:“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兴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是书(《日知录》)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顾氏《日知录》为后来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师弟子自相称许,亦不过在宋、元之间。然清儒即如吴学惠家,以汉学治经负盛名,其为学亦兼及文史。同时如全祖望、钱大昕等,其文史之学亦皆足继踵宋贤。专以经学夸清儒,亦复失之。】
故江、浙考据汉学,其先虽源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统治,带有反抗现实之活气。其后则变为纯学术之探衬,钻入故纸堆中,与现实艳不相干。
三、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
江、浙学风这一种的转变,虽于古经典之训释考订上,不无多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至少他们只能消极的不昧良心,不能积极的出头担当,自任以天下之重。
清代虽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编纂《朱子大全书》,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庙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对程朱学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则极端排斥。
乾隆有《御制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
又如雍正时,谢济世注《大学》,不从《四书集注》本,顺承郡王锡保参其谤毁程朱,雍正批谕渭:“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九卿议榭罪斩立决,后得旨免死,发往新疆充军。
又乾隆时尹嘉铨案,罗尹罪状,有尹著名臣言行录序列本朝大臣,谕谓:“朱子当宋式微,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真为莠言乱政。”又尹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谕谓:“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何事藉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冗而言”云云。大学士等拟尹凌迟处死,家属缘坐,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缘坐。则清廷之所谓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见。
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得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
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慢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东吴惠氏有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清廷科举功令,只是六经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则推波助澜,假意提倡江、浙考据之学,务期学者只埋头不张眼,则是百行法服郑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纵学风,正为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有相当了解之故。
此等风气,恰恰上下相浃洽,而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
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社会中层】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社会下层】
清代讨好下层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赋摊入地粮,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永不加赋一事。王庆云《石渠余纪》谓:“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旧。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万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编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有奇。五十年间,滋生不过十分之二。盖各省未以加增之丁尽数造报也。先是巡行所至,询民疾苦,或言户有五、六丁,只纳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纳二、三丁。于是康熙五十年定丁额,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亩未广,应将现今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惟五年一编审如故。’雍正初,定丁随地起之法,直省丁赋以次摊入地粮,于是丁徭口赋,取之田亩,而编审之法愈宽。”
今按:以丁归田,其实唐杨炎两税已如此。然自杨炎以后,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户长、保正催钱复不免。李心传谓:“合丁钱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而一有征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条鞭法,实亦地丁合一也。清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惟除崇祯、天启诸加派,则丁粮固已在租中,而复有丁徭,是正如唐行两税而五代、宋室复有差役也。及将丁粮摊入田赋后,其后仍不断有差役,则亦仍是一种朝三暮四为狙公之赋芧而已。
清代赋役,较之晚明固见轻减,若以与唐代租庸调制之确立一代规模者相比,则未可同日语。且清代此项政制,其先亦起于不得已。其时各直省对丁粮各有积亏,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一千十一万。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亏帑金一百六十余万。清赋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诏,有“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之说。此后丁粮既不加征,则惟有摊丁于地之一法。且清初征纳钱粮,照例有“火耗”。【每两加三分。】 官吏舞弊滥收。【据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县每两加至三钱、四钱不等。三十六年谕:‘山、陕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雍正元年谕:‘火耗日渐加重,每两加至四、五钱。’”】
田文镜最为雍正依信,亦谓:“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雍正六年应届完限,完不及五成,实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清廷虽时颁禁令,而民间未见实惠。其后乃明定其额而归之公。【当时争者谓:“耗羡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清廷不纳,而其后果然。】火耗之外又继之以“平余”。【火耗犹可说,平余则明为不平矣。】又复有“重戥”。钱粮又有所谓“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后。】未几而又有“折扣”。【始犹每石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此皆在雍、乾盛时,更不论中、晚以后也。
则清之讨好民众,固仅胜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纳之制,官吏可以赀进。其始盖以初入关,中国士大夫意存观望,清廷藉以网罗社会雄于资财之一部分人,亦可减削一时反对之气势,而补开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于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后,既可不加税而饷足,又以官爵饵社会、安反侧,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后寖失本意,乃专为弥缝一时经费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军需。名器不尊,登进日滥,仕途郩杂。清廷徒守“永不加赋”之美名,而捐例迭开,不啻纵数十、百饿虎豺狼于民间,其害较之加赋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来,则民众只有受苦,绝对沾不到惠泽。因此待到士大夫阶层反抗清代的意志渐渐消灭,【即钳制成功,而士大夫趋于腐化。】即下层社会反抗清廷的气焰渐渐炽盛。【因吏治败坏,民不聊生。嘉庆十八年,蒋攸铦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这是狭义的部族政权不可避免的一种厄运。
第四十五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一、乾嘉之盛极转衰
清康、雍、乾三朝,比较过的有秩序承平的日子,然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
一、因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励精图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宽仁。惟以国富论,仍以乾隆为最盛。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积至六千余万。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不过二千四百余万。及新疆开辟,动帑三千余万,而户库反积存七千余万。及四十一年,两金川用兵,币帑七千余万,然是年诏称库帑仍存六千余万。四十六年诏,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且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七省漕粮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计不下二万万两,而五十一年之诏,仍存七千余万。又逾九年归政,其数如前。康熙与乾隆,正如唐贞观与开元、天宝也。
二、因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此与前一事相因而至。满族对中国戒备之心日懈,则其自身缺点劣性日露。乾隆晚年之和珅,为相二十年,所抄家产,珍珠手串二百余,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宝石顶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数。藏金钱、衣服逾千万。夹墙藏金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全国当时岁入十年以上。遂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之谣。其时外省疆吏亦望风贪黩。满臣伍拉纳为浙闽总督,籍产得银四十万有奇,如意至一百余柄。乾隆谓其“如唐元载之胡椒八百斛”。乾隆虽对贪黩时加严惩,然其风终不戢。
三、汉人亦志节日衰,吏治日窳。此复与前一事相因。先论中央。洪亮吉嘉庆四年疏,谓:“十余年来,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此则在嘉庆初也。
曾国藩:“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弊。”此则在道光朝矣。次论地方。清制,州、县分选、调为二等,而督、抚又得请拣发人员到省试用。故部选之缺,扣留者常十之七、八,铨选之权移于督、抚。督、抚权愈重,州、县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钻营得之者,辄不惜盈千累万之贿,而墨吏日甚一日。外省鬻缺,其弊尤甚于明吏部之掣签。洪亮吉渭:“十余年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是也。又当时道、府官,由州、县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员外擢者十之七、八。而当时司员则甚少才望。一则由满州之荫生太易,一则由汉员之捐班太多。当时督、抚既多满员贪黩,道、府亦少清望,州、县尚在府、厅、司、道之下,层层管辖,层层剥削,有志节者亦无以自保。故其时读书稍自好者,苟非入翰林得清愿,即退为书院山长,或浮沉朗署,或宁为一教官。故乾嘉经学极盛时期之学者,仕宦率多不达。如是而望州、县之清廉,吏治之振饬,自不可能。章学诚论其时官场贪婪,曰:“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俄而非万不交注,俄而且数万计,俄而数十万、数百万计。”洪亮吉亦曰:“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之前。无事则蚀粮冒饷,有时则避罪就功。”又曰:“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其他。及弱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可入己者若干,民生吏治,不复挂齿颊矣。然吾又尝验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满任而归,或罢任而返,其赢余虽不多,然恒足以温饱数世。今则连十舸,盈百车,所得未尝不十倍于前,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此言夫守令也。
又其言吏胥,曰:“吏胥为官者百不得以。登进之途既穷,营利之念益专。世门望族,以及寒畯之室,类不屑为。其为之而不顾者,四民中之奸桀狡伪者耳。姓名一入卯簿,或呼为‘公人’,或呼为‘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余口,皆鲜衣饱食,咸不敢忤其意,即官府亦畏之。何则?官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乡里贫富厚薄,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烛照数计。家之入于官者十之三,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则选其徒之壮勇有力、机械百出者,蜂拥而至,不破其家不止。今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者七、八百,至少一、二百人。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则万家之邑亦嚣然矣。”此又言胥吏也。
因吏治之不振,而各省遂有所谓“亏空”。其事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始则大吏食惏者利州、县之贿赂,偾事者资州、县之摊赔,州、县匿其私橐,以公帑应之,离任则亏空累累。大吏既饵其资助,乃抑勒后任接收。其后循至以敢接亏空为大员,以禀揭亏空为多事。州、县且有藉多亏挟制上司,升迁美缺。自后地方政治,遂惟有所谓“弥补”。宽则生玩,胥吏因缘为奸。急则张皇,百姓先受其累。而民事遂无问者。刘蓉渭:“天下之吏,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则天下几何不乱!
四、因户口激增,民间经济情形转坏。乾隆十四年总计,直省人丁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万有,距康熙五十年方三十年余,所增达七、八倍。又三十余年,至乾隆四十八年,为二万八千四百有三万有奇。又十岁,五十八年,为三万七百四十六万。又二十岁,嘉庆十七年,为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有奇。此由丁随地起,自无灭匿之弊,或有增造以博盛世之名者。然乾嘉人口激增,自为事实。洪亮吉《意言?治平篇》:“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然言其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试以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夫妇二人,宽然有余。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已不下二十余人。又自此而曾焉、元焉,视高、曾时已不下五、六十倍,不分至十户不止。隙地闲廛,增六倍、五倍而止矣。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又《生计篇》云:“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其宽广即古之百亩也。工、商贾所入,至少者人可余百钱。士佣书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钱。是士、工、商一岁之所入,不下四十千。闻五十年以前,吾祖、吾父之时,米升钱不过六、七,布丈钱不过三、四十。一人岁得布五丈,为钱二百;得米四石,为钱二千八百。是一人食力可以养十人。
今则不然,农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贾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升米钱须三、四十,丈布钱须一、二百。所入愈微,所出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各昂其值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抢夺之患矣。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洪氏正值乾嘉盛极转衰之际,此两文正为指出当日由户口激增而影响一般生活之最好例证也。
乾隆末叶,民变之事已数见不鲜。
一、乾隆三十九年王伦临清之乱,唱清水教,运气治病,教拳勇,为白莲教之遗。
二、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叛。
三、乾隆六十年湘、桂、苗变。
四、即川、楚教匪。
尤大者为川、楚教匪,直延至嘉庆七年始平。
川、楚教匪徒党二百万,波及燕、齐、晋、豫、秦、蜀诸省。其口号为“官逼民反”,自诡称明裔朱姓。清廷历时九载,军费至二万万两,杀教徒数十万。其兵士、乡勇之阵亡及良民之被难者无计。清廷仅能制胜者,惟恃乡勇与坚壁清野之法。陕西总督长龄云:“团练有益于今日,有大害于将来。”盖满族武力不足平乱,平乱者全赖民间之自力。逮民间自力一旦成长,则狭义的部族政权,再不能凌驾其上也。【又按:雍正八年,鄂尔泰平西南夷乌蒙之乱,始用乡兵。乾隆三十八年,用兵小金川,多用乡兵。自后遂设屯练乡兵,其饷倍于额兵。嘉庆苗事,傅鼐以乡兵功冠诸将。川、楚之乱,文臣如四川按察使刘清,武臣如四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皆乡兵功也。洪、杨起事,湘军始以团练卫乡里,盖承历朝乡兵之风而起。】
嗣是复有浙、闽海寇,【十五年定】山东天理教,【十八年定】更互迭起。至道光末年,乃有洪、杨之大乱。
二、洪杨之乱
洪、杨先起,亦以“官逼民反”、“天厌满清”、“朱明再兴”等语为号。农民骚动主因,必由于吏治之不良,再促成之于饥荒。在官逼民变的实况下,回忆到民族的旧恨,这是清中叶以后变乱的共通现象。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
秦末东方革命,皆有贵族势力主持,故变乱最像样,有规模。西汉末,如光武以宗室起事,然其先绿林、赤眉等皆饥民集为草盗而已。故骚扰之时期长,社会元气损失大,而成事不易。东汉末年始有黄巾,为民间以宗教结合起事之始。直至清代,十之七不得不赖于宗教之号召。洪亮吉《征邪教疏》:“楚、蜀之民,始则惑于白莲、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继因受地方官挟制万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艺,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祸。邪教起事之由如此。”
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明太祖其先属于韩林儿,亦以白莲教号召,其后能完全一变为民族的立场,实为明室成事主因。】
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炎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著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渭“流寇”。【最著者如唐末之黄巢,明末之张献忠、李自成。】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然而到底违逆民意,依然成为其自身的又一种致命伤。【元末群雄并起,则不须为流寇,此亦见元代政治之普遍黑暗。】
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可惜这两条路子,开始便已注定农民革命的命运,使他们只能破坏,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变。
洪、杨起事的第一因,在其有一种宗教性之煽惑,而将来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对,限制其成功,而逼到失败路上去的,便是这一种宗教。
洪、杨因地理的关系,【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先由嘉应州客民移去。】开始附会采用西洋的耶教。洪秀全“天父、天兄”的造托,一面攫到广西深山中愚民的拥戴,一面却引起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
忠王李秀成《供状》谓:“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寒苦之家,积岁成众。知欲立国深远图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自教人拜上帝之后,数年未见动静。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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