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卷
齐纪三 世祖武皇帝中永明八年（庚午、490）齐纪三 齐武帝永明八年（庚午，公元490年）[1]春，正月，诏放隔城俘二千余人还魏。
[1]春季，正月，南齐武帝颁下诏令，命令释放在隔城战斗中俘虏的二千多名士卒，送还北魏。
[2]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灵泉；壬申，还宫。
[2]乙丑（二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前往方山，二月，辛未（初三），又前往灵泉；壬申（初四），返回宫中。
[3]地豆干频寇魏边，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颐，新城之子也。
[3]地豆干部落多次寇犯北魏边境。夏季，四月，甲戌（初七），北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颐击退了他们。拓跋颐是拓跋新城的儿子。
[4]甲午，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
[4]甲午（二十七日），北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人来访。
[5]五月，己酉，库莫奚寇魏边，安州都将楼龙儿击走之。
[5]五月，己酉（十二日），库莫奚部落寇犯北魏边境，被北魏安州都将楼龙儿击退。
[6]秋，七月，辛丑，以会稽太守安陆侯缅为雍州刺史。缅，鸾之弟也。缅留心狱讼，得劫，皆赦遣，许以自新，再犯乃加诛；民畏而爱之。
[6]秋季，七月，辛丑（初五），南齐任命会稽太守、安陆侯萧缅为雍州刺史。萧缅是萧鸾的弟弟。萧缅十分重视民间诉讼，逮捕到小偷强盗，他全都予以赦免释放，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如果第二次又犯法了，才加以诛斩。因此，老百姓对他既敬畏又爱戴。
[7]癸卯，大赦。
[7]癸卯（初七），南齐实行大赦。
[8]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灵泉池；八月，丙寅朔，还宫。
[8]丙午（初十），孝文帝前往方山；丙辰（二十日），前往灵泉池，八月，丙寅朔（初一），返回宫中。
[9]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连筹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将军丘冠先拜授，且吊之。伏连筹逼冠先使拜，冠先不从，伏连筹推冠先坠崖而死。上厚赐其子雄；敕以丧委绝域，不可复寻，仕进无嫌。
[9]吐谷浑可汗、河南王慕容度易侯去世。乙酉（二十五日），南齐朝廷任命他的世子慕容伏连筹为秦、河二州刺史，派振武将军丘冠先前往宣布任命，同时祭吊慕容度易侯。慕容伏连筹逼迫丘冠先叩拜他，丘冠先不同意，慕容伏连筹将丘冠先推下悬崖摔死。武帝丰厚地赏赐了丘冠先的儿子丘雄，并下诏说丘冠先身死绝域，不能再找到尸首，做儿子的应好好报效国家，不要有其他顾忌。
[10]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有勇力，善骑射，好武事，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至镇，数于内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锦袍、绛袄，欲以饷蛮，交易器仗。长史高平刘寅、司马安定席恭穆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召寅、恭穆及谘议参军江、典签吴之、魏景渊等诘之，寅等秘而不言；之曰：“既已降敕，政应方便答塞。”景渊曰：“应先检校。”子响大怒，执寅等八人于后堂，杀之，具以启闻。上欲赦江，闻皆已死，怒，壬辰，以随王子隆为荆州刺史。
[10]刘宋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勇猛有力量，精于骑马射箭，喜欢军事，他亲自挑选六十名贴身武装侍卫，这些人都很有胆量和才干。他就任荆州刺史后，多次在自己的内宅设宴，用牛肉、美酒犒劳侍从。同时，萧子响又私下制作了锦绣长袍、红色短袄，打算将这些东西送给那里的蛮族，换取武器。长史高平人刘寅、司马安定人席恭穆二人联名暗中把这件事报告武帝。武帝下诏要求深入调查。萧子响听说官差到来但没看见武帝的诏令，于是，他就把刘寅、席恭穆和谘议参军江、典签吴之、魏景渊召集在一起，盘问他们，刘寅等人仍保守秘密，不回答。吴之说：“既然皇上已经下了诏令，就应该设法搪塞过去。”魏景渊说：“我们应该先做调查。”萧子响勃然大怒，就把刘寅等一行八人抓起来，在后堂将他们杀了，并将这一情况全都报告给了武帝。武崐帝本来打算赦免江，但听说他们全都被杀死了，大怒。壬辰（二十七日），任命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
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静将兵讨子响，僧静面启曰：“巴东王年少，长史执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官忽遣军西上，人情惶惧，无所不至。僧静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乃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帅斋仗数百人诣江陵，检捕群小，敕之曰：“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命。”以平南内史张欣泰为谐之副。欣泰谓谐之曰：“今段之行，胜既无名，负成奇耻。彼凶狡相聚，所以为其用者，或利赏逼威，无由自溃。若顿军夏口，宣示祸福，可不战而擒也。”谐之不从。欣泰，兴世之子也。
武帝打算派淮南太守戴僧静率兵讨伐萧了响。戴僧静当面报告说：“巴东王年龄小，而长史刘寅等人逼得太急，所以，一时生气，而没有想到后果。天子的儿子由于过失误杀他人，有什么大罪！陛下忽然派大军西上，使人们感到恐慌，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我不敢接受圣旨。”武帝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很赞赏戴僧静的话。于是，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和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几百名武装侍卫前往江陵，搜捕萧子响左右那些小人。并且下诏说：“萧子响如果放下武器，主动回到建康请罪，还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任命平南内史张欣泰做胡谐之的副手。张欣泰对胡谐之说：“这次出行，胜利了没有什么名，而失败了却要成为奇耻大辱了。萧子响聚集的是一帮凶狠狡诈的人，他们之所以听从他的指挥，是因为有的人是贪图赏赐，有的人是害怕他的声威，因此，他们还不会自行溃败。如果我们在夏口驻扎军队，向他们讲明利害、福祸关系，就可以用不着动武而能抓获罪人。”胡谐之没有接受张欣泰的建议。张欣泰是张兴世的儿子。
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白服登城，频遣使与相闻，曰：“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受杀人之罪，何筑城见捉邪？”尹略独答曰：“谁将汝反父人共语！”子响唯洒泣；乃杀牛，具酒馔，饷台军，略弃之江流。子响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亦不遣，且执录其使。子响怒，遣所养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从灵溪西渡；子响自与百馀人操万钧弩，宿江堤上。明日，府州兵与台军战，子响于堤上发弩射之，台军大败；尹略死，谐之等单艇逃去。
胡谐之等率领大军抵达江津后，在燕尾洲兴筑了城垒。萧子响也穿上便服登上城楼，多次派使者到胡谐之这里陈述说：“天底下哪有儿子反叛父亲的呢？我不是想抗拒朝廷，只不过是做事粗心鲁莽。现在，我就乘一只船回到朝廷，接受杀人罪的处罚，你们何必兴筑城垒，派大军来抓我呢？”尹略一个人回答使者说：“谁跟你这种叛父的逆子讲话！”萧子响只是哭泣流泪。于是，他杀牛备酒，要犒赏朝廷派来的大军，尹略却把这些酒菜扬到了江里。萧子响又喊茹法亮，茹法亮疑虑畏惧也不肯前去。最后，萧子响又请求会见传达武帝诏令的官差，茹法亮也不肯派官差前去，反而将萧子响派来的使者关押起来。萧子响大怒，将他平时所训练出来的勇士和州衙、自己府上的二千多名士卒组织起来，从灵溪渡河向西进发。萧子响亲自率领一百多人，携带万钧弩箭，在长江江堤上驻防。第二天，他的军队和朝廷派来的大军展开激战，萧子响在江堤上用弩射击，结果，朝廷军大败，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人跳上一只小艇逃走。
上又遣丹杨尹萧顺之将兵继至，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建康。太子长懋素忌子响，顺之之发建康也，太子密谕顺之，使早为之所，勿令得还。子响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杀之。
武帝又派丹杨尹萧顺之率军继续讨伐。萧子响当天就率领平民侍从三十人，乘坐小船，顺江而下，直赴建康。太子萧长懋平时就忌恨萧子响，当萧顺之从建康出发时，萧长懋就秘密告诉他，让他早点儿把萧子响置于死地，不要让他活着回到建康。萧子响途中遇上萧顺之，打算自己申诉明白，但萧顺之没有答应，就在演习堂里用绳子把萧子响勒死了。
子响临死，启上曰：“臣罪逾山海，分甘斧钺。敕遣谐之等至，竟无宣旨，便建旗入津，对城南岸筑城守。臣累遣书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见；法亮终不肯。群小怖惧，遂致攻战，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军，希还天阙，停宅一月，臣自取尽，可使齐代无杀子之讥，臣免逆父之谤。既不遂心崐，今便命尽。临启哽塞，知复何陈！”
萧子响临死前，给武帝写了一封信，报告说：“臣的罪过已超过了山河湖海，理应甘心接受惩罚。可是，您下诏派胡谐之等人前来，竟然没有宣读圣旨，就树起大旗进入要塞地区，在与我的城池相对的南岸，兴筑城池防守。臣几次派人送信呼唤茹法亮，乞求穿便服见他一面，但茹法亮却始终不肯见我。手下一群小人又恐惧害怕，于是导致了双方的激战，这些都是臣的罪过。臣本月二十五日，放下武器，孤身一人投奔朝廷军队，希望能回到京城，在家里呆一个月，然后，臣自己自杀，这样也可以不让人讥刺齐国这一代诛杀皇子，我也得以免去忤逆父亲的恶名。可是，还是没能遂心如愿，今天我马上就要结束生命。临死前写信给你，哭泣哽咽，为之话塞，不知再说些什么了！”
有司奏绝子响属籍，削爵土，易姓蛸氏；诸所连坐，别下考论。
有关部门奏请要断绝萧子响与皇族的关系，削除他的爵位和封地，改姓氏为“蛸”，其他被牵连进去的，另行定罪。
久之，上游华林园，见一猿透掷悲鸣，问左右；曰：“猿子前日坠崖死。”上思子响，因呜咽流涕。茹法亮颇为上所责怒，萧顺之惭惧，发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请收葬子响；不许，贬为鱼复侯。
很久以后，武帝在华林园游赏，看见一只猿猴跌跌撞撞，不住地悲号哀鸣，就询问左右侍从这是怎么回事，侍从说：“它的孩子前天从悬崖上摔下去死了。”武帝一下子就想起了萧子响，忍不住呜咽起来，泪流满面。茹法亮受到武帝的严厉责备，萧顺之内心惭愧恐惧，也由此而发病，不久去世。豫章王萧嶷上书，请求收殓安葬萧子响的尸体，武帝没有批准，并追贬萧子响为鱼复侯。
子响之乱，方镇皆启子响为逆，兖州刺史垣荣祖曰：“此非所宜言。正应云：‘刘寅等孤负恩奖，逼迫巴东，使至于此。’”上省之，以荣祖为知言。
萧子响引起这场战乱后，各方镇都纷纷指控谴责萧子响的叛逆行为，兖州刺史垣荣祖说：“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倒应该说：‘刘寅等人辜负了皇帝对他的恩典，以致逼迫巴东王，使他走上了这条路。’”武帝仔细想想，认为垣荣祖有真知灼见。
台军焚烧江陵府舍，官曹文书，一时荡尽。上以大司马记室南阳乐蔼屡为本州僚佐，引见，问以西事。蔼应对详敏，上悦，用为荆州治中，敕付以修复府州事。蔼缮修廨舍数百区，顷之咸毕，而役不及民，荆部称之。
朝廷军队放火焚烧江陵府建筑，官府的文书档案刹时全都被烧掉。武帝因为大司马记室南阳人乐蔼多次任荆州幕僚，所以就特别召见他，向他打听荆州的事，乐蔼回答详尽，反应敏捷，武帝大为高兴，任命他为荆州治中，下令让他负责修缮荆州州府。乐蔼修缮了几百栋州府官舍，很快全都修完了，而且也没役使一个老百姓，所以，荆州府十分称赞他。
[11]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冯氏殂；高祖勺饮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中部曹华阴杨椿谏曰：“陛下荷祖宗之业，临万国之重，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纵陛下欲自贤于万代，其若宗庙何！”帝感其言，为之一进粥。
[11]九月，癸丑（十八日），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去世。为此，孝文帝五天没喝一口水，悲哀伤痛超过了应尽的礼数。中部曹华阴人杨椿劝阻说：“陛下肩负祖宗留下的大业，亲临统治万国的重任，怎么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为了讲究小节而伤害自己的身体，倒地不起呢？文武百官为此惶惑焦急，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况且，圣人的礼节要求，再大的悲哀也不可以毁伤性命。即使陛下想要在万代之中树立贤人的榜样，那么，皇家宗庙祭祀又怎么办呢？”孝文帝很受感动，并为此吃了一次稀粥。
于是诸王公皆诣阙上表，“请时定兆域，及依汉、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终制，既葬，公除。”诏曰：“自遭祸罚，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犹希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冬，十月，王公复上表固请。诏曰：“山陵可依典册；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亲至陵所，戊辰，诏：“诸常从之具，悉可停之；其武卫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谒陵，王公固请公除。诏曰：“此当别叙在心。”己卯，又谒陵。
这样一来，各王公大臣也都开始到朝廷上书，“请求赶快确定太皇太后的安葬地点，按照汉、魏时期的惯例，并遵照太皇太后的临终遗嘱，安葬以后脱崐去丧服。”孝文帝下诏令说：“自从遭受灾祸和惩罚，恍惚之间，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我侍奉太皇太后的灵柩，好像看见了她的身影。安葬太皇太后的陵寝墓地，我实在不忍听到这些。”冬季，十月，王爵、公爵们又一次上书，坚决请求安葬太皇太后，于是，下诏说：“太皇太后安葬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依照以往惯例。如果让我脱下丧服，从感情上说，我忍受不了。”孝文帝打算自己亲自到太皇太后安葬的地方，戊辰（初四），下诏说：“平常跟随的各仪仗队，都不用跟从。武装保卫的侍官，像以往一样进行防守保卫。”癸酉（初九），在方山永固陵安葬了文明太皇太后。甲戌（初十），孝文帝祭拜太皇太后陵墓，各王公大臣坚决请求孝文帝以国家利益为重，脱下丧服，换上平时穿的衣服。孝文帝下诏说：“另外一起再说吧。”己卯（十五日），孝文帝再次祭拜太皇太后陵墓。
庚辰，帝出至思贤门右，与群臣相慰劳。太尉丕等进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远祖有大讳之日，唯侍从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昼夜不释带，臣等叩心绝气，坐不安席。愿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旧典。”帝曰：“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诸公何足忧怖！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馀古今丧礼，朕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可听之。
庚辰（十六日），孝文帝走出皇宫，来到皇宫南门思贤门门西，和文武百官相见，相互安慰勉励。太尉拓跋丕等趁机向孝文帝建议说：“我们都已经到了老朽的年纪了，一直侍奉历代圣君明主，对于国家以往的旧典章，也相当熟悉。回想以前祖先们去世时，只有侍奉跟随灵柩的人才穿上丧服，其他人仍全都穿平时的衣服。四祖三宗都沿袭下来，遵循到现在没有改变。如今，陛下天性极其孝敬，哀伤痛苦，毁害身体，已经超过了礼法的要求。又听说陛下一日三餐的饭量，竟吃不满半碗，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解下腰间的丧带。为此，我们大家扪心闭气，坐立不安。只愿陛下稍稍克制一下自己对太皇太后的敬慕之情，按照前代人订下的典章行事。”孝文帝说：“悲哀而伤害了身体，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哪里值得专门上奏。虽然我早晚只吃稀粥，但我的健康大致还能维持下去，诸公有什么可忧虑恐惧的呢！祖宗在世时，一心只专于武装征伐，没有时间进行文明教化方面的事情。如今，朕接受前代圣人留下的教训，平时不断学习古代典范常道，无论是从时代上说，还是从事理上说，都和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太尉等等都是国家元老，朝廷政治都依托于你们，对前代经典和古代丧礼仪式，你们有的人可能还不十分熟悉，姑且先了解我大致的意思。对于那些有关古今丧礼仪式，朕暂且把想法提出来，与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讨论，你们可以仔细听着。”
帝因谓明根等曰：“圣人制卒哭之礼，授服之变，皆夺情以渐。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特成伤理。”对曰：“臣等伏寻金册遗旨，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下葬之初，奏练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君德未流，臣义不洽，故身袭兖冕，行即位之礼。朕诚不德，在位过纪，足令亿兆知有君矣。于此之时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失，深可痛恨！”高闾曰：“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干请。”帝曰：“窃寻金册之旨，所以夺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虑废绝政事故也。群公所请，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册令，俯顺群心，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诚，情在可许，故专欲行之。如杜预之论，于孺慕之君，谅暗之主，盖亦诬矣。”秘书丞李彪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寻已从吉。然汉章不受讥，明德不损名。愿陛下遵金册遗令，割哀从议。”帝曰：“朕所以眷恋衰，不从所议者，实情不能忍，岂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终俭素，一已仰遵遗册；但痛慕之心，事系于予，庶圣灵不夺至愿耳。”高闾曰：“陛下既不除服于上，臣等独除服于下，则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帝曰：“先后抚念群下，卿等哀慕，犹不忍除，柰何令朕独忍之于至亲乎！今朕逼于遗册，唯望至期；虽不尽礼，蕴结差申。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几稍近于古，易行于今。”高闾曰：“昔王孙裸葬，士安去棺，崐其子皆从而不违。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臣等听以频烦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大孝。今不遵册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孙、士安皆诲子以俭，及其遵也，岂异今日！改父之道，殆与此殊。纵有所涉，甘受后代之讥，未忍今日之请。”群臣又言：“春秋尝，事难废阙。”帝曰：“自先朝以来，恒有司行事；朕赖蒙慈训，常亲致敬。今昊天降罚，人神丧恃，赖宗庙之灵，亦辍歆祀。脱行飨荐，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终礼，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盖季俗多乱，权宜救世耳。二汉之盛，魏、晋之兴，岂由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哉！平日之时，公卿每称当今四海晏然，礼乐日新，可以参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夺朕志，使不逾于魏、晋。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虽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宾之吴，漠北有不臣之虏，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帝曰：“鲁公带从戎，晋侯墨衰败敌，固圣贤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而况衰麻乎！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军旅之事，以废丧纪哉！古人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服，则当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择。”游明根曰：“渊默不言，则大政将旷；仰顺圣心，请从衰服。”太尉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讳之后三月，必迎神于西，禳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义，虽迎不来。此乃平日所不当行，况居丧乎！朕在不言之地，不应如此喋喋；但公卿执夺朕情，遂成往复，追用悲绝。”遂号恸，群官亦哭而辞出。
接着，孝文帝对尚书游明根等人说：“古代圣人制订了卒哭的礼仪，丧服的变更程序也都是以哀痛的情绪为标准逐渐改变，如今仅在一天之内，就要劝说我脱下丧服，换上平时的衣服，这实在违背情理。”游明根回答说：“臣等得到太皇太后留下的遗言书，说在她去世一个月后就立即安葬，下葬后就要立刻脱下丧服，穿上平日的衣服。因此，我们在太皇太后安葬的时候，立即奏请脱下丧服的。”孝文帝说：“朕认为，中古时代之所以不实行三年守丧的制度，是由于旧君主刚刚去世，而新君主刚刚即位，君主的恩德还没有传播开去，对臣属们的情义还没能和协周遍，因此，新君主才必须身穿礼服、头戴冕旒，举行登基即位大典。朕的德行还不够，但朕做皇帝也已经超过十二年了，这是以让亿万人民知道有朕。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能顺遂自己表达儿孙的哀痛和怀念的心愿，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礼节上，全都丧失殆尽，这实在是令人沉痛遗憾的事。”高闾说：“杜预是晋王朝的饱学之士，他曾经论述过，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杜预认为，汉文帝所制订的制度和古代制度 不谋而合，这看起来虽然是近世实行的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也都是追寻古人的制度，跟着古人的脚后走。正因为如此，臣等才小心谨慎地多次请求陛下能够遵循。”孝文帝说：“朕自己认真领会太皇太后遗书的主旨，太皇太后之所以要阻止臣属、孙子表达自己的悲哀之情，命令早点儿穿上平日的衣服，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为此荒废了国家大事。你们大家的请求，其用心也在这里。因此，如今，朕向上可以按照太皇太后的遗言去做，向下也顺遂文武百官的心愿，不敢沉默不语而致荒废对国家大事的处理。只是朕打算穿着麻布丧服，取消守丧十天就马上改穿日常衣服的制度。每逢初一和十五日二天，朕该尽到做儿孙哀思怀念的诚心，从情理上讲也是允许的，所以，我打算就这样去做。像杜预所议论的那些，对于深深地怀念去世者、处在服丧期间的君主来说，大概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秘书丞李彪说：“汉明德马皇后辛勤抚养章帝刘长大成人，母亲慈爱，儿子孝敬，二人的和睦关系是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隔开的，等到明德马皇后去世，下葬后还不满十天，刘随即穿上了日常衣服，但是，刘并没有因此受到别人的讥刺，明德马皇后的声誉也没有受到丝毫毁损。愿陛下能遵照太皇太后的遗嘱去做，克制哀思，接受大家的建议。”孝文帝说：“朕之所以心甘情愿穿丧服，而不接受你们的建议，实在是因为朕在感情无法忍受，哪里只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讥刺批评而这么去做的呢！如今，安葬的礼仪节俭、朴素，全都是遵照太皇太后的遗言去做的。可是，悲痛怀念之情，已紧紧抓住了朕的心，盼望太皇太后的在天之灵不强迫朕去改变。”高闾说：“陛下在上边已经决定不改变继续穿丧服的意愿，那么，臣等在下边单单脱去丧服，这样做，就表示臣属的没有尽到责任。况且，陛下穿着丧服，亲自处理朝廷事务，吉利和不吉利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臣私下里感到疑虑。”孝文帝说：“太后崐关心爱护她的臣属，卿等悲伤怀念她，还不忍心脱下丧服，为什么单单让朕对自己至亲的人去忍心这么做？如今，朕受太皇太后的遗嘱所迫，不敢违抗，只是希望能把丧服穿满一年，尽管还不合乎古礼，但内心的悲哀伤痛总算还能表示出来。各位大臣可以考虑自己与太皇太后关系的亲疏、贵贱、远近，来作为自己脱去丧服的标准，分别对待，这样既能稍稍接近古代仪礼，在今天也容易行得通。”高闾说：“从前，杨王孙死后，赤身裸体地安葬；皇甫谧去世安葬时不用棺柩，他们的儿子也都按照他们的遗愿去执行，没有做任何违背遗言的事。如今，陛下亲自接受太皇太后的遗嘱，在有些方面却不按照遗嘱中说的去做，因此，臣等才不断地打扰奏请。”李彪说：“一个人在三年之内，不改变他父亲的准则规定，这可以说是大孝。而如今，陛下不遵照太皇太后的遗嘱，恐怕就有改变规定的嫌疑。”孝文帝说：“杨王孙和皇甫谧都教诲他们的儿子节俭，他们的儿子遵奉遗训，这和今天朕做的有什么不同！更改父亲的规定，恐怕和朕所做的不是一回事。即使有所涉嫌，那么，朕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后代人的讥讽批评，而不能忍受你们今天的请求。”文武官员们又说：“春秋的宗庙祭祀，无论如何是难以停止或废弃的。”孝文帝说：“自从祖先建立国家以来，皇家祖庙的祭祀活动，一直都是由有关主管部门办理的。朕有赖于慈爱的太皇太后的训导，才经常亲自前去祭拜。如今，苍天降下大灾惩罚我们，人与神灵都失去可以依赖的对象，皇家祖庙的神灵，也应该停止接受祭拜香火。假如朕一旦前去祭祀，恐怕会在冥冥之中违背了他们的旨意。”文武官员接着又说：“古代在将死者下葬后就穿上日常衣服，而没有必要一定要等到守丧满三年之后再脱下丧服，这就是两汉王朝所用来治理国家的准绳，是魏、晋所用来推行的总则。”孝文帝说：“下葬后就立即脱下丧服、穿上日常衣服，这大概是在国家到了末代，动乱太多，所采用的权宜之计，以求能拯救行将灭亡的国家。而两汉的鼎盛和魏、晋的兴隆，难道是由他们丧礼简单、忘记了仁义和道而实现的吗？平常的时候，各位公卿大人每次都称赞当今之世，四海安宁和平，礼仪、音乐一天比一天兴盛，甚至可以和尧、舜及夏、商时代媲美。可到了今天，就打算强迫改变朕的心愿，让朕不能超越魏、晋时代。你们这种用意，朕不明白为的是什么。”李彪说：“现在，我们虽然处于政治清明、教化普及的时代，但是，长江以南还仍有不肯宾服的吴人，沙漠以北还有不肯称臣的胡虏，所以臣等还深怀忧虑之心，唯恐发生不测，让我们难以防守。”孝文帝说：“鲁公伯禽身穿丧服出兵作战，晋襄公把身上的白色丧服染黑，击败了敌人，这种情况本来就是圣贤们所允许的。如果遇到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那么，即使是跳越过牵引灵柩的绳索，也不会让人在意，更何况只是要脱下麻布丧服呢。哪里能够在详和安宁的日子里就能事先料到会发生战争，以至于废弃守丧的礼教呢！古人中也有君王，脱下丧服后就闭口不说话了，一直到三年服丧期满，如果今天你们不允许朕穿丧服，那么，我就应该在脱下丧服后开始保持沉默，将国家事务交给宰相们处理。这两种情况请你们选择一种。”游明根说：“保持沉默而不说话，那么，国家的重大事务将要被搁置、荒废。我们顺从您的圣明心意，请您继续穿着丧服处理朝廷事务。”太尉拓跋丕听后，说：“臣和尉元一共侍奉过五位皇帝，我们魏朝旧有的惯例都是，在人死特别忌讳的三个月过去后，一定要向西方祈祷迎奉神灵，向北方祈祷消除灾祸，这一切全都是穿着日常的衣服进行的，这一规矩，自从皇始年间以来到现在，都没有谁丝毫改动过。”孝文帝说：“如果能够用道义侍奉神灵，那么不用特意去迎接，神灵自然而然就会来到；假如丧失了仁义之心，即使是特意迎奉，神灵也不会来的。这就是说，以往本来就不应该那么做，更何况是处在守丧时期呢！朕正处在守丧时期，应该闭口不讲话，所以，不应该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只是各位公卿坚持要改变我的想法，于是，就变成了反反复复的争论，想起来真令人悲痛欲绝。”于是号啕大哭起来，在场的文武官员们也跟着哭了起来，随后告辞出来。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于己，欲废之，盛寒，闭于空室，绝其食三日；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太尉东阳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固谏，乃止，帝初无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孙也。
当初，太皇太后对孝文帝的聪敏机警很是忌怕，害怕他的存在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就打算废弃他。在严冬盛寒的时候，太皇太后把他禁闭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三天不给他吃的东西。冯太后又征召成阳王拓跋禧，打算立拓崐跋禧为北魏皇帝。当时，由于太尉东阳王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尚书李冲的竭力劝谏，冯太后才没有执行废立。但孝文帝一开始对冯太后就没有一点儿怨恨的想法，只是加深了对拓跋丕等人的感激之情。穆泰是穆崇的玄孙。
又有宦者谮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复追问。
后来，又有一位宦官在冯太后面前陷害孝文帝，冯太后听后，下令打了孝文帝几十大棍，孝文帝默默地忍受，而没有辩解、申述理由，冯太后去世以后，也不再追究。
甲申，魏主谒永固陵。辛卯，诏曰：“群官以万机事重，屡求听政。但哀慕缠绵，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
甲申（二十日），孝文帝祭拜冯太后陵墓永固陵。辛卯（二十七日），下诏说：“各位文武百官因为国家大事，事关重大，多次请求朕亲自处理这些事务。只是朕仍处在哀痛追念时期，不断的悲伤与怀念使朕已经没有力量一个人去处理朝廷事务。在我近旁的侍从中有人从前主管过机要、处理过国家大事，而且他们也都是有智慧、有谋略的人，国家大事完全可以托付给他们。如果发生一些疑难事情，朕自然会及时和他们讨论，帮助他们决定。”
[12]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专好读书，常属疾不治事，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权，改易将吏，不令法乘知。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馀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将部曲袭州，执法乘，谓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烦劳。”囚之别室。法乘无事，复就登之求书读之，登之曰：“使君静处，犹恐动疾，岂可看书！”遂不与。乃启法乘心疾动，不任视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为交州刺史。法乘还，至岭而卒。
[12]南齐交州刺史清河人房法乘，特别喜欢读书，经常借口有病而不处理州事，因此，就使得长史伏登之得以擅自运用大权，随意调动、更换官员武将，而不让房法乘知道。后来，录事房季文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房法乘，房法乘气愤异常，立刻下令将伏登之逮捕入狱，关押了十多天。伏登之用厚礼赂贿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后，才得以释放。于是，伏登之率领自己的部曲袭击了州府，将房法乘抓了起来，并对他说：“你既然有病，就不应该再劳心费神地处理州事了。”将房法乘囚禁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房法乘没什么事可做，就又向伏登之请求，送给他一些书来读。伏登之说：“让你安安静静地呆着，还害怕你万一发病了，怎么还可以让你继续看书呢。”于是，没有把书给房法乘。接着，伏登之就向朝廷奏报，说房法乘犯了神经病，没有能力处理事务。十一月，乙卯（二十一日），任命伏登之为交州刺史。房法乘回建康，走到大庾岭时去世。
[13]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
[13]十二月，己卯（十六日），南齐武帝立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
[14]初，太祖以南方钱少，更欲铸钱。建元末，奉朝请孔上言，以为：“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云：‘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甚贱甚贵，甚伤一也。三吴，国之关奥，比岁时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以盗铸，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意谓钱为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质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夫民之趋利，如水走下。今开其利端，从以重刑，是导其为非而陷之于死，岂为政欤！汉兴，铸轻钱，民巧伪者多。至元狩中，始惩其弊，乃铸五铢钱，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而计其费不能相偿，私铸益少。此不惜铜不爱工之效也。王者不患无铜乏工，每令民不能竞，则盗铸绝矣。宋文帝铸四铢，至景和，钱益轻，虽有周郭，而熔冶不精，于是盗铸纷纭而起，不可复禁。此惜铜爱工之验也。凡铸钱，与其不衷，宁重无轻。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故也。按今钱文率皆五铢，异钱时有耳。自文帝铸四铢，又不禁民翦凿，为祸既博，弊于今，岂不悲哉！晋氏不铸钱，后轻寇戎水火，耗散沈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天下钱何得不竭！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业，民何以自存！愚以为宜如旧制，大兴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若官铸者已布于民，便严断翦凿，轻小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崐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诸州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
[14]当初，南齐高帝认为，南方的钱币缺乏，打算重新大量铸钱。建元末年，奉朝请孔上书朝廷认为：“食物与钱币相互交换，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李悝曾说：‘米太贵会伤害老百姓，米太贱会伤害种粮的农夫。’那么，米无论是昂贵还是便宜，它所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三吴地区是国家的关键地区，那里接连几年经常发生水灾，却没有因为水灾而使米价上涨，这是因为天下的钱币太少，而不是谷米价格太贱所造成的，这一点，朝廷不能不仔细加以考察。铸造钱币的弊病，在于钱币的轻重多次变化更改。钱太重，担心它不便流通，但流通不便所带来的损害不大。钱太轻的弊病在于人们容易偷偷自己伪造，伪造钱币所带来的灾祸却是相当严重的。人们之所以很容易地就能偷偷伪造钱币，连严格的法令都禁止不了，就是因为官府铸钱时，过于珍惜铜，又不能精心加工的缘故。官府爱惜铜，又不加以精工铸造，就是因为认为钱币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只要可以用它作为交换媒介，那就一定要让它质地轻而且数量多，这样就可以降低工本而且容易铸成，却没有仔细考虑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患。百姓追求利，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今，打开了人们偷偷铸钱、追求厚利的缺口，却又将他们处以重刑，这是在引导他们犯法，又将他们置于死地，这哪里是在治理国家！汉朝兴起时期，由于钱币铸造得很轻，所以偷偷伪造的人很多。到了元狩中期，才开始改正这种弊病，于是，铸制了五铢钱，周边凸出，使人无法磨取铜屑，同时，五铢钱的铸制工本费高，铸制费用与使用费用相互抵消，不能获利，所以，民间偷偷铸钱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不吝啬铜和不惜精工铸造的效果。君王不必担心没有铜铸造钱，也不用担心做工不精，每次只要让人们不能仿造，那么，偷偷伪造钱币的人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宋文帝时，铸造了四铢钱，到了景和年间，钱的重量也越发轻了，虽然钱币周边还有凸起的轮廓，可是冶炼得不够精细，从那时起，偷偷伪造钱币的风气又开始兴起，不再能禁止。这就是吝啬铜，又不能精工细做的结果。大凡铸造钱币，如果不能适中，则宁可取其重，而不取其轻。从汉代铸制五铢钱到宋文帝时期，历时五百多年，各朝各代的制度有立有废，但却自始至终使用五铢钱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明白五铢钱轻重恰当、交易方便。考察当代钱币虽也都在花纹上仿制五铢钱，但别的钱币也时常有。从宋文帝铸造了四铢钱，又不禁止人们把钱削边、凿坏，于是，酿成的灾祸大大流行起来，这一流弊甚而延续到了现在，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悲哀吗？晋朝不铸造铢币，只用原来的钱币，后来，经过盗贼入侵、战乱、水灾、火灾等等，钱币耗损、失散、埋藏和销熔，每年都大量地被损耗掉，就恰恰像是一块石磨或者磨刀石看不见它在减少，可终有一天它会被磨完。天下的钱币，又怎么能不会枯竭呢！钱币枯竭，士、农、工、商都会失去他们的工作，老百姓又凭借什么生存呢？我认为，朝廷应该恢复以前的制度，由官府大量铸造钱币，钱的重量是五铢，所有这些，全都依照汉朝的办法。如果官府铸造的钱币已经在民间广泛流通起来，就要严厉禁止磨缺、毁损钱币，对于那些轻、小、破碎、残缺、没有周边凸出和轮廓的钱币，都不能流通使用。官府铸造的钱币，如果有细小不合标准的，应查明重量，销毁改铸成标准大钱，这样，对贫穷安分的老百姓既有好处，也堵塞了偷机取巧、偷铸钱币的人的邪路。钱币和货物相应，远近各处一样，老百姓也就能安居乐业，市场、路上都不会发生争执，衣着和食物也就慢慢增加起来了。”高帝认为孔的建议很有道理，就下令各州郡大量购买黄铜、煤炭，准备开工铸钱。不巧，这时正好高帝去世，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是岁，益州行事刘悛上言；“蒙山下有严道铜山，旧铸钱处，可以经略。”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顷之，以功费多而止。
这一年，益州行事刘悛又上书说：“蒙山下边有一座叫严道的铜山，这座铜山是过去铸钱的地方，可以利用。”于是，武帝批准了刘悛的请求，派人到巴蜀铸造钱币。不久，由于铸制钱币开支太大，也就停止不再铸制。
[15]自太祖治黄籍，至上，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诏：“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
[15]自从高帝整理户籍，直到武帝，被贬谪的偷机取巧、作奸犯科的人，要沿着淮河沿岸戍守十年，为此，人们怨声载道。于是颁布诏令说：“在宋升崐明年以前犯罪的人，都允许他们按照他们个人的志愿，恢复他们的户籍。其中被贬谪到边疆服役的人，一律释放，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从此以后，如果再犯，就将严厉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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