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六卷
唐纪四十二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大历十四年（己未、779）唐纪四十二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779年）[1]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并同平章事。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甫，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迁谪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诙谐，无他长，与张涉善，涉称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闻者无不骇愕。
[1]八月，甲辰（初七），德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二人都为同平章事。当时，德宗正在励精图治，用人不拘等次。德宗曾向崔甫征询择相的意见，崔甫推荐杨炎有才干，能办事。德宗平素也听说过杨炎的声名，于是便起用了贬谪中的杨炎。乔琳是太原人，生性粗疏草率，喜欢诙谐，没有别的长处。乔琳与张涉关系亲密，张涉称道乔琳的才能可能可以委以大任，德宗听信了张涉的话，便起用了乔琳。听到任命乔琳为相的人，没有不感到惊讶的。
[2]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袭衣而遣之。
[2]代宗在位期间，吐蕃数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但对唐朝的侵扰劫掠却并未止息。代宗拘留了吐蕃前后八次派来的全部使者，其中有些人直到老死，没能回归吐蕃。对俘获的吐蕃人，则统统发配到长江以南和五岭以外。德宗打算以德政安抚吐蕃，乙巳（初八），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全数召集俘虏来的五百吐蕃人，每人赐给衣服一套，将他们遣返吐蕃。
[3]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以为：“选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今选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试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利害之理，较然可观。令诸使僚佐尽受于选曹，则安能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乎！”既济，吴人也。
[3]协律郎沈既济奏上有关选任官员的议论，他认为：“选拔任用官员的办法，只有三个类别，这就是德行、才干、劳绩。现今，主持选官事务的选曹对此全未涉及；所实行的考查官员的办法，全都停留在书法文理、资历考课、言词和应对周旋等方面。行事安稳，讲话从容，这并不就是德行；撰写文章，清词丽句，这并不就是才干；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望和考课成绩，这并不就是劳绩。以此三项为标准，来延招天下之士，当然是不能全部延招来的。现在居官的人并不是本地人在本地任职，所以用人不可以本地的评议为依据。由一个部门单独去审查官吏；是难以考核详明的，所以不可专门交给吏部。我慎重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应当让宰相提出授官与奖励的意见，而让吏部和兵部参预评论。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或者幕僚佐吏之类人员，应该允许州、府自行任用。如有牧守、将帅选拔任用不能出于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纠察和检举他们，对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加以治罪。后果轻的，予以贬官降职，后果严重的，按刑律法典治罪。如此责成百官，授以职任，谁还敢不尽力办事呢！倘若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有德有才的官员，虽未奖掖，而他们自然会得到晋升；没有贤才的官员，虽未贬抑，而他们自然会遭受摈斥。各方面具有才干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官职，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了。现在铨选的办法，都是由吏部选择人才，而在州郡试行职任。如果才能与职任不能相称，办事紊乱不堪，责问刺史，刺史就会说，此人是由吏部委任为官的，我可不敢自行废黜；责问侍郎，侍郎就会说，这是通过考核书法公文和资历考课而授官的，我可不能保证他到州郡后一定能够胜任；责问令史，令史就会说，按察百官，是依据资历和任官升降来办事的，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百姓徒然以此为弊端，又由谁来承担罪责呢！假如让牧守自行任用官佐，牧守的罪责又怎会脱逃呢！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只要撤换刺史一人，就能使情况改变过来了。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滥了，就是换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因为候选授官的人员过于繁多，不可能了解清楚。这是任官制度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并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现在，自判官、副将以下的人员，都让各道的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选任，即便其间也有徇私之事，但是大体说来，十成里犹有七成是可取的。因而自行任用官佐属吏的办法，已经试行于今，只是还没有在州县普及开来罢了。上述两种任官办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显明可见的。倘若让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听受选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镇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里繁重的财赋事务呢！”沈既济是吴地人。
[4]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复擢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诬在治，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皋，明之玄孙也。
[4]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皋治理政务，很有成绩，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妒忌他，便以刑法陷害，使他被贬为潮州刺史。当时，杨炎正在道州，知道李皋是无辜的。及至杨炎入朝出任宰相，再次提升李皋为衡州刺史。当初，李皋遇到诬陷，正在经受审讯，他考虑到太妃年老，将会受惊而悲伤，所以，他出门时穿上囚服去受审，回家后便穿上朝服，手执笏板，衣垂鱼袋。李皋即将被贬到潮州，他却以升迁向太妃报喜。至此，李皋才跪在太妃面前认错，并以实情相告。李皋是李明的玄孙。
[5]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既离营，使入追捕，诬以他罪，且曰：“黄之败，职尔之由！”尽杀之。
[5]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替代了郭子仪的职务以后，府的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因功劳声名素来在李怀光之上，都郁郁不乐，心中不服。李怀光派兵防御吐蕃，在长武城屯驻，诸将对李怀光规定的军队进驻与退防的时间，都不按时应命。监军翟文秀劝说李怀光上奏朝廷，让诸将回朝执行宿卫任务。诸将离开军营后，李怀光派人追捕诸将，诬蔑诸将犯了别的罪过，而且说：“浑在黄失败，都是因为你们的原故！”于是将诸将全部杀掉。
[6]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宁。
[6]九月，甲戌（初七），朝廷将淮西改称为淮宁。
[7]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7]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来到蜀地十余年，仗着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肆意骄奢淫逸，朝廷感到忧虑，但又无法换掉他。至此，崔宁入朝，德宗加封他为司空，兼任山陵使。
南诏王罗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日：“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所领范阳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
南诏王罗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又死在他的前头，他的孙子异牟寻即位为王。冬季，十月，丁酉朔（初一），吐蕃与南诏合兵共十万人，分三道入侵，一支军队从茂州出发，一支军队从扶州和文州出发，一支军队从黎州和雅州出发。他们声称：“我们打算拿下蜀地，作为我们东部的府。”当时，崔宁正在京城，他所留下的各个将领不能抵御敌军的进攻。敌军接连攻陷了一些州县，刺史丢下守城逃跑，百姓逃避到山谷之中。德宗忧心忡忡，催促崔宁回西川。崔宁向德宗辞行以后，杨炎对德宗说：“蜀地物产富饶，崔宁占据此地，朝廷等于失掉了自己的外府，至今已有十四年了。崔宁虽然入朝了，但西川的整个军队还在他背后支撑着，他们不向朝廷交纳贡赋，这与朝廷失去蜀地是一样的。况且，崔宁本来与西川诸将是同一等辈，乘着变乱而得到节度使的地位，威望不高，命令难行。现在，即使派他回去，恐怕也是无所建树的。倘若他取得成功，从道义上说，蜀地便是不可强夺的了。这就是说，蜀地战败，朝廷固然失去了它，蜀地取胜，朝廷还是不能得到它。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德宗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才好呢？”杨炎回答：“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城，另派朱所统领的范阳兵数千人，其间掺入禁军，前去进击敌军，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借此而得以将禁军置于西川军的心腹之中，蜀将必定不敢妄动，再任命别人为西川统帅，使蜀地的千里沃野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是使国家因蒙受一些较小的损害，而收取了较大的好处啊。”德宗说：“好。”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城。
初，马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兵，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当初，马妒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的功绩与声名，派遣李晟入朝宿卫，李晟担任了右神策军都将的职务。德宗派出禁军四千人，让李晟率领；又派出州、陇州、范阳兵五千人，让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以此二军前去救蜀。东川也派出军队，从江油挺进白坝，与山南节度使的军队合击吐蕃和南诏，并且打败了他们。范阳兵在七盘县追上了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再次打败了他们，并攻克了维州和茂州。李晟军在大渡河外追击敌军，又打败了他们。吐蕃和南诏的士兵因饥饿寒冷和坠落荒崖野谷死去的有八九万人。吐蕃人既后悔，又恼怒，杀掉了诱导他们前来入侵的人。异牟寻恐惧，修筑了苴咩城，连绵达十五里，徙居到那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8]上用法严，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仪之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右金吾将军裴奏之。或谓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独不为之地乎？”曰：“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过，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8]德宗执法严厉，百官无不震惊恐惧。由于代宗入葬的日期已经临近，禁止人们屠牲宰畜。郭子仪的仆从暗中杀了一只羊，装在车上，运到城中，右金吾将军裴将此事上奏。有人对裴说：“郭公对国家有再造之功，你偏偏不肯为他留些余地吗？”裴回答：“我这样做，正是要为郭公留出余地来啊。郭公勋业高，声望重，皇上刚刚即位，认为群臣中依附郭公的人很多，我故意揭发郭公的一个小小过失，以此表明郭公的威望和权力都是不足畏惧的。这样做，上可以尊崇皇上，下可以安定大臣，不也是可以的吗！”
[9]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代宗。将发引，上送之，见车不当驰道，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故王屿、黎干皆以左道得进。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9]己酉（十三日），将睿文孝武皇帝葬于元陵，庙号代宗。在将要出殡的时候，德宗亲自把灵车送了出来，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德宗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所以王屿和黎干都是靠着左道得以升官的。德宗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山陵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选择日期。
[10]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0]十一月，丁丑（十一日），德宗任命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乔琳衰老耳聩，上或时访问，应对失次，所谋议复疏阔。壬午，以琳为工部尚书，罢政事。上由是疏张涉。
[11]乔琳年老体衰，耳朵重听，德宗有时候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有失条理，所谋划计议的内容又很疏陋迂阔。壬午（十六日），德宗任命乔琳为工部尚书，免去同平章事。德宗自此和张涉也疏远了。
[12]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炎托以北边须大臣镇抚，癸巳，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坊州。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州留后。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12]杨炎把崔宁留在京城以后，两人的关系自此便恶化起来。杨炎托称北部边防需要大臣镇守抚慰，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任命灵盐节度都虞侯醴泉人杜希全知灵、盐二州留后，任命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及绥、银、麟、胜各州留后，任命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三州留后。当时，崔宁已经出镇，不应当再设置留后，杨炎打算削夺崔宁的权力，并且暗中察看他的活动，便令杜希全等三人都可以特别奏事，同时暗示他们伺察崔宁的过失。
[13]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13]十二月，乙卯（十九日），德宗册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14]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14]根据原有的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贮存，由太府按季节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核钱帛的收支情况。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的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有能再由内库搬出。从此，国家的财赋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得知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杨炎在德宗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所以，以前各朝都以重臣掌管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现在，专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给主管部门管理。推算好宫中每年需用多少，悉数进上，决不敢有所缺少。能够这样，此后才能办好朝政。”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都交还左藏，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杨炎只用一席话便改变了皇上的主意，议事的人们都称赞他。
[15]丙寅晦，日有食之。
[15]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6]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16]湖南赋寇首领王国良依山为盗，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关播前去招抚。辞行之际，德宗和关播询问办好政事的关键，关播回答道：“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陛下必须寻找有道贤人，并与他们一齐治理国家。”德宗说：“我近来已经颁下诏书，寻求贤才，还派出使者，多方面地搜罗寻访，这大概可以使国家政治修明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寻求和使者荐举，只能得到一些凭着文词追求仕禄的人物罢了，有道贤人哪里会随着一纸公文而被推举、先拔出来呢！”德宗闻此大悦。
[17]崔甫有疾，上令舆与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17]崔甫身患疾病，德宗让他坐着肩舆到中书省。有时，崔甫正在家中休假，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德宗便命中使到崔甫家中咨询，然后做出决定。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元年（庚申、780）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1]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1]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更改年号。群臣为德宗进献尊号，称作圣神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在两税以外，就是向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到了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到处征收赋敛，逼迫催促，再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征收部门增加了，可是互相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自随意增加课税，巧立名目，新老名目相互重复，毫无限度。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当僧人得以免除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逃避的去处，所以上等户优游而下等户劳瘁。征税的吏员又乘机侵吞，百姓十天输赋一月送税，经受不了如此困窘，大抵都逃亡流徙成为浮户，那些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
至此，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
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是颁布赦文，命令实施。
[2]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是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甫言：“ 兹事暖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上从之。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2]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担任侍郎，两不悦服。元载被杀，刘晏起了很大的作用。及至德宗即位以后，刘晏长期执掌财利的权柄，众人颇为妒忌他，多上言称转运使一职应当罢去，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经秘密上表劝说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出任宰相以后，打算为元载报仇，因而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和刘忠翼同谋，我作为宰相，不能声讨他，真是罪该万死。”崔甫说：“这件事并未搞清楚，既然陛下已经以广阔的襟怀实行了大赦，就不应该再来追究这些不实之辞。”于是杨炎又提出建议：“尚书省是国家大政的根本，近来设置诸使职，分掉和侵夺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应当恢复原有的制度。”德宗听从了杨炎的建议。甲子（疑误），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
[3]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3]二月，丙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黜陟使十一人分道巡查全国。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事奉朝廷还算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通晓时务，听说田悦军有七万人，便发下军符，要求裁减四万人，命他们解甲归农。田悦佯装从命，按军符减员。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都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田悦于是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都回到军中。由此，士兵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4]崔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徵秀实为司农卿。丁未，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按朔方五城，旧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今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计所得不补所费，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也。”疏奏，不报。既而陵阳渠竟不成，弃之。
[4]崔甫因为身染疾病，多不管事，杨炎独揽朝廷大权，专门去做报恩复仇的事情。他上奏采用元载生前留下的计划筑原州城，又打算征发长安、洛阳和关内的丁夫疏浚丰州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德宗派遣中使来到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处，询问此举利弊如何，段秀实认为：“现在边疆防御还很空虚，不适宜兴办事功，召引敌人。”杨炎大怒，认为这是有意阻止自己，便征召段秀实担任司农卿。丁未（十二日），德宗让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并让他移军原州驻扎，又任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称：“据悉，朔方五城过去本是肥沃丰饶的土地，自从国家遭受变乱以来，由于无暇投入人力，因而导致土地荒废，耕种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有人力再将这里开垦出来，则不必等待疏通陵阳渠。现在征发长安、洛阳、关辅百姓到丰州疏浚渠道，经营屯田，算起来，所得到的不足以补赏所耗费的，而且关辅百姓不免流亡离散。这样做，是使京城辖区空虚，而对军事储备却毫无补益。”此疏奏上，德宗不予答复。后来，陵阳渠到底没能修成，将它废弃了。
[5]上用杨炎之言，托以奏事不实，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5]德宗采纳杨炎的主意，借口上奏的事情与实际不符，己酉（十四日），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6]癸丑，以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6]癸丑（十八日），德宗任命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该镇节度使。
[7]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癸亥，以朱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7]杨炎打算修筑原州城，以便恢复秦州和原州，命令李怀光在前面监督施工，朱和崔宁各带领一万人分布两侧，在后护卫。有诏书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的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我辈充当国家西大门的屏障，已经有十多年了。一开始，我辈屯驻州，才将农桑各业经营起来，可以定居下来了，便又移军屯驻泾州，披荆斩棘，建立军府；在泾州还没有把座位坐暖，又被丢到塞外。我辈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非要遭受如此对待呢！”李怀光刚刚当上宁节帅，便杀掉了温儒雅等人，军令十分严厉。及至李怀光兼任泾原节帅，各个将领都很恐惧，他们说：“那五位将领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遭受杀戮？现在，李怀光又来到泾州，我辈怎能不忧虑呢！”刘文喜乘大家心中不安，占据了泾州，不服从诏命，还上疏要求再派段秀实来当泾州节帅，如果不能派段秀实来，便派朱来。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朱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替代李怀光。
[8]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金，事觉；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言于上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犯法，以臣愚观之，非先生之过也。”上意解，辛未，放涉归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为当死久矣。”上悯然，左迁京杲诸王傅。忠臣乘机救人，多此类。
[8]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收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钱财的事情被发觉，德宗很生气，准备依法惩办。李忠臣身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向德宗进言说：“陛下贵为天子，然而，天子的老师却因为缺少钱财而犯法，依我愚见，这并不是老师的过错啊。”德宗的态度缓和下来。辛未（初六），将张涉罢免还乡。辛京杲因私忿用杖打死部曲，有关部门奏称辛京杲犯了死罪，德宗打算按有关部门的意见办。李忠臣说：“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问他此话怎讲，李忠臣说：“辛京杲的父亲和兄弟都战死了，只有辛京杲至今还活着，所以我认为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心怀怜恤之情，将辛京杲降职为诸王师傅。李忠臣利用时机，挽救人命，大多如此。
[9]杨炎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既而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癸巳，复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
[9]杨炎罢除了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来代替。不久，由于尚书省各部门的职任久已荒废，部门之间不通声气，未能把事办好，无法将全国的钱粮统一掌管起来，癸巳（二十八日），德宗再次任命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任命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暂时代理江、淮水陆转运使，都和原来的制度一样。
[10]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10]刘文喜又不服从诏命，准备自求节度使的旌节。夏季，四月，乙未朔（初一），他占据泾州叛乱，打发他的儿子到吐蕃为人质，以求援助。德宗命令朱、李怀光前去讨伐他，还命令神策军使张巨济带领禁军二千人前往协助。
[11]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除道迎伦。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赙赠。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
[11]吐蕃人最初听说韦伦将俘虏送回来时，并不相信。及至被俘者回到吐蕃，各自返还部落，声称“新皇上将宫女释放出宫，将禽兽放生，他的英风威声和圣明仁德，真是遍及中原。”吐蕃人听了很高兴，便打扫道路，迎接韦伦。吐蕃赞普立即派出使者，跟随韦伦入朝进贡，并且赠送助办丧事的物品。癸卯（九月），吐蕃使者来到京城，德宗按照礼节接待了他。不久，蜀地的将领向上建言：“吐蕃人豺狼成性，我方捉获的俘虏不应放还。”德宗说：“戎狄侵犯边疆，我们便打击他们；他们服从朝廷，我们便归还俘虏。打击他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威严；归还俘虏，是显示朝廷的信义。假如不能将威严和信义树立起来，又怎能安抚边远各族呢！”德宗命令将吐蕃俘虏悉数放还。
[12]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12]代宗在位时期，每当大年初一、冬至、端午、皇上的生日，州府长官争着在定额赋税之外争着向朝廷进贡，进贡多的，便能得到皇上的欢心，武将和奸滑的官吏便借此侵吞百姓的财物。癸丑（十九日），是德宗的生日，德宗对各地进贡概不接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细绢三万匹，德宗悉数拨归度支，以此代替两处应纳的租税。
[13]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伦请上自为载书，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上画可而已，从之。
[13]五月，戊辰（初五），德宗任命韦伦为太常卿。乙酉（二十二日），再次派遣韦伦出使吐蕃。韦伦请求德宗亲自撰写盟书，与吐蕃结盟。杨炎认为德宗与吐蕃赞普地位不对等，请求同郭子仪等人撰写盟书上报德宗，再由德宗批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14]朱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徵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14]朱等将刘文喜包围在泾州，堵塞了泾州出入的通道，但又关闭营垒，不与刘文喜交战，长时间不能攻克泾州。当时正值天旱，征发粮草，输送给养，使得朝野内外骚动不安，朝中诸臣上书请求赦免刘文喜，以便使疲乏困顿的百姓得到休息的，多得难以记载。德宗全不听从，他说：“连个小小的忤逆之臣都不能铲除，还拿什么来号令全国！”刘文喜让部将刘海宾入朝上奏。刘海宾对德宗说：“我是陛下在藩邸时的部曲，怎肯依附叛逆之臣，我一定要为陛下将刘文喜斩首示众，并献给朝廷。但是，刘文喜现在所希求的，不过是当节度使而已，希望陛下暂时满足他，刘文喜必然会懈怠，这样，我的计谋便能够实施了。”德宗说：“爵号与车服不能随便借给人，你能立刻效命固然很好，节度使一职，他不能得到。”德宗让刘海宾回去将此意告诉刘文喜，而对刘文喜的进攻也仍在继续。德宗自减进食，供给士兵，城中应当得到春天服装的将士，也都象过去一样赐给。由此，大家才知道皇帝对刘文喜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当时，吐蕃才与唐朝交好，不肯为刘文喜派兵，泾州城中形势窘困。庚寅（二十七日），刘海宾与诸将一起杀死刘文喜，并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而原州城终究没能修成。
自上即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正己益惧。
自从德宗即位以来，李正己内心感到不安。他派遣参佐入朝奏事，适值泾州捷报奏到朝廷，德宗便让李正己的参佐观看了刘文喜的人头，然后让他回去。李正己越发恐惧。
[15]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薨。
[15]六月，甲午朔（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去世。
[16]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16]道术之士桑道茂向德宗进言：“不出几年，陛下会有暂离宫廷的危难。我望见奉天城有天子之气，应当将此城建得高大些，以备非常事件发生。”辛丑（初八），德宗命令京兆府征发民数千人，夹杂六军的士兵，前去修筑奉天城。
[17]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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