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四卷
唐纪五十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贞元八年（壬申、792）唐纪五十唐德宗贞元八年（壬申，公元792年）[1]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1]春季，二月，壬寅（十七日），韦皋捉获苴梦冲，在数说他的罪行后，斩杀了他。前往云南的道路开始畅通了。
[2]三月，丁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皋薨。
[2]三月，丁丑（二十三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皋去世。
[3]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略，每李纳使至，玄佐厚结之，故常得其阴事，先为之备；纳惮之。其母虽贵，日织绢一匹，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贵汝至此，必以死报之。”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庚午，玄佐薨。
[3]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威严而有谋略，每当李纳的使者到来时，刘玄佐便深深地结纳他们，所以经常能够得知李纳的秘事，预告做好防备，李纳畏惧他。他的母亲虽地位尊贵，但每天都要织绢帛一匹。她对刘玄佐说：“你本来门第卑微，天子使你富裕尊贵到这般地步，你一定要不惜一死，报答天子。”所以，刘玄佐自始至终不曾失去为臣的节操。庚午（十六日）刘玄佐去世。
[4]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性刻薄，裁损军士衣食。鼓角将杨清潭帅众作乱，夜，焚掠城中，独不犯曹王皋家；实逾城走免。明旦，都将徐诚缒城而入，号令禁遏，然后止；收清潭等六人斩之。实归京师，以为司农少卿。实，元庆之玄孙也。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4]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执掌留后事务，他生性苛酷，削减将士的给养。掌管鼓角的将领扬清潭率领众人发动变乱，夜里在城中纵火抢劫，唯独不冒犯曹王李皋一家。李实翻越城墙逃走，得以不死。第二天早晨，都将徐诚用绳索缒入城中，发布命令，禁止变乱，此后变乱便停止了，徐诚收捕了杨清潭等六人，斩杀了他们。李实回到京城，德宗任命他为司农少卿。李实是李元庆的玄孙。丙子（二十二日），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5]初，窦参为度支转运使，班宏副之。参许宏，俟一岁以使职归之，岁馀，参无归意；宏怒。司农少卿张滂，宏所荐也，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于宏，又不欲利权专归于宏，乃荐滂于上；以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隶于宏以悦之。
[5]当初，窦参出任度支转运使，班宏担任他的副职。窦参向班宏许诺，等到一年以后，便将度支转运使的正职交给他。过了一年多时间，窦参还没有交出使职的意思，班宏大怒。司农少卿张滂是由班宏荐举上来的，窦参打算让张滂分管江淮地区的盐铁事务，班宏不肯答应。张滂听说此事，也怨恨班宏。及至窦参被德宗疏远以后，他才将度支使让给班宏，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财政大权独自落到班宏手中，于是便向德宗推荐张滂。德宗任命张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然隶属于班宏，以便取悦于他。
窦参阴狡而愎，恃权而贪，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赂，时人谓之“喜鹊”。上颇闻之，谓参曰：“申必为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议。”参再三保其无他，申亦不悛。左金吾大将军虢王则之，巨之子也，与申善，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不叶，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谤书以倾贽；上皆察知其状。夏，四月，丁亥，贬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申道州司马；寻赐通玄死。
窦参阴险狡诈而又刚愎自用，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贪图财利，每当任命官员时，他往往与担任给事中的族侄窦申计议其事。窦申借此招揽权事，收受贿赂，当时的人们把他叫做“喜鹊”。德宗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对窦参说：“窦申肯定会连累你的，最好将他调出朝廷，也好平息众人的议论。“窦参反复担保窦申没做别的事情，窦申却依然不肯悔改。左金吾大将军虢王李则之是李巨的儿子，与窦申交好。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关系不睦，窦申唯恐陆贽被提拔任用，便暗中与吴通玄、李则之编造攻击陆贽的书函，排挤他。德宗完全查清了他们的情况。夏季，四月，丁亥（初三），德宗将李则之贬为昭州司马，将吴通玄贬为泉州司马，将窦申贬为道州司马。不久，德宗又让吴通玄自裁而死。
[6]刘玄佐之丧，将佐匿之，称疾请代，上亦为之隐，遣使即军中问“以陕虢观察使吴凑为代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皆以为便，然后除之。凑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将发，军中请备仪仗，瑗不许，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将士怒。玄佐之婿及亲兵皆被甲，拥玄佐之子士宁释衰，登重榻，自为留后。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皆请吴凑者！”遂之；卢瑗逃免。士宁以财赏将士，劫孟介以请于朝。上以问宰相，窦参曰：“今汴人指李纳以邀制命，不许，将合于纳。”庚寅，以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士宁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托言巡抚，至宋州，以都知兵马使刘逸准代之。逸准，正臣之子也。
[6]刘玄佐去世后，将佐隐瞒实情，声称刘玄佐得了重病，请求派人替代。德宗也装作不知道，还派遣使者到军中询问“让陕虢观察使吴凑来替代刘玄佐的职务可以吗？”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一致认为这是适宜的，此后德宗才任命了吴凑。吴凑来到汜水时，刘玄佐的灵柩正要出殡，军中将士请求为他备办仪仗，卢瑗不肯答应，还命令留着器物用具，等新任观察使到来时使用。将士发怒，刘玄佐的女婿以及随身士兵都穿上铠甲，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脱去丧服，登上主帅的座位，自命为留后。他们逮捕了守城将领曹金岸和浚仪县令李迈，对二人说：“你们都是主张迎接吴凑的人！”于是将他们二人剐杀了。卢瑗逃脱，幸免于死。刘士宁用钱财奖赏将士，劫持着孟介，让他向朝廷请求任命。德宗询问宰相的意见，窦参说：“现在汴州人指望着李纳，才敢于请求任命，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与李纳联合了。”庚寅（初六），德宗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刘士宁怀疑宋州刺史翟良佐没有归附自己，便假托巡视的名义，来到宋州，让都知兵马使刘逸准替代了他。刘逸准是刘正臣的儿子。
[7]乙未，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贬窦申锦州司户。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孙也。
[7]乙未（十一日），德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贬为郴州别驾，将窦申贬为锦州司户，让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一并出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憬是赵仁本的曾孙。
[8]张滂请盐铁旧簿于班宏，宏不与。滂与宏共择巡院官，莫有合者，阙官甚多。滂言于上曰：“如此，职事必废，臣罪无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财赋，如大历故事。
[8]张滂请班宏交出原有的盐铁帐簿，班宏不肯给他。张滂与班宏一起选任巡院官，两人的意见没有相合的时候，因而缺任的官员为数很多。张滂向德宗进言说：“像这个样子，职任以内的事必然要荒废了，我的罪责是无法逃脱的了。”丙午（二十二日），德宗命令班宏与张滂分别掌管全国的财税，一如大历年间的先例。
[9]壬子，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诏河东、振武救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
[9]壬子（二十八日），吐蕃侵犯灵州，毁去水口支流的渠道，破坏屯田。德宗颁诏命令河东、振武前去援救，派遣神策六军共两千人戍守定远和怀远二城，于是吐蕃撤退了。
[10]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于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五月，戊辰，诏行贽议。
[10]陆贽请求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各自推举本省的属官，将他们的名字登录到诏书上，以便日后按名单考核他们办事成绩的优劣，并且据此提升或贬黜他们的推举人。五月，戊辰（十四日），德宗颁诏命令实施陆贽的建议。
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又曰：“宣行以来，才举十数，议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请使所言之人指陈其状，其人受贿，某举有情，付之有司，核其虚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贷其奸赃，不如辩诘，私其会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又，宰相不过数人，岂能遍谙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情故必多，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于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又曰：“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诏不行。
没过多久，有人对德宗说：“各部门推举的属官都弄虚作假，有的人还收受贿赂，所以不能得到真有才干的人。”德宗暗中晓示陆贽说：“今后任官改官，最好由你亲自选择，不要让各有关部门办理。”于是，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本朝对于五品以上的官员，是通过诏书来加以任命的，这便是经由宰相互相商酌计议，上奏圣上批准的任命方法。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的任命方法，则是通过圣上的旨意来授给官职，即经由吏部铨选人材，署任职务，圣上在诏旨上标上一个‘闻’字，但不置可否。在开元年间，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御史等官职，还是由吏部选任上报的。此后，宠臣专擅朝政，丢开众人的公议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废弃公开的选举而推行私人的恩惠，使宰相奏任官员的办法遍及各级官员，如果不经过现任宰相的同意，就无法任官。”他又说：“由三省长官各自推举属官的办法宣布实行以来，只推举了十几个人。评议他们的资历与声望，已是无愧于他们的班列位次，考查他们的品行与才能，又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的地方。然而议论的人骤然横加批评，向上打搅陛下的视听。治道的难以实行，于此也可见一斑了。请让进言的人指出并陈述具体情况，讲清楚哪个人接受了贿赂，哪个人推举时作弊，将这些人交付有关部门，核实所言是实在的，还是没有根据的。对推举失误的人一定要实行惩罚，对诬告好人的人也要反过来追究他们的罪责。为什么一定要姑息作弊与贪赃行为而不肯给以分辩与追究呢！将公开的评议变成私下进行的活动，而不肯公布发言人的名字，使无罪的人遭受怀疑，使有罪的人得到纵容，无论亏理还是有理，全都一律对待，人们还有什么依靠呢！加之，宰相不过只有几个人，哪能普遍熟悉众多的士子！如果让宰相任命所有的官员，理应反复询问访求，但这样便将公开举用变成私下推荐，将察举贤良变成暗中投靠，弄虚作假的事情肯定很多，形成的流弊愈发严重。所以，承续以前的办法任命官员，很少有不牵涉谤议的。虽然说这因为宰相把握标准不够一致，有时会自行作弊，但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的人们，反而被他们捉弄了。这一弊病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陛下圣明垂鉴，分明知道这些事情。”他又说：“现在的宰相，就是过去的三省长官，现在的三省长官，便是将来的宰相，这不过是职务的名称暂时不同，本不是推举官员与任命官员在职权上有区别。担任三省长官的时候不能够举用一两个下属的官吏，到出任宰相以后便可选拔成千上百个官员，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众人的议论飘忽不定，他们的迷惑以这一点最为严重。一般说来，尊贵者统领事务的纲要，卑下者负责细节的处理。所以，君主选任宰相，宰相选任各部门的长官，各部门的长官选任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吏，要想务求用人得当，便无法改变这种做法。大凡寻求人才贵在广博，考核官吏的成绩贵在专精。过去武则天想收买人心，提拔官吏不拘等次，不但百姓可以推荐士子，还可以自己推举自己。然而，那时对官吏的考核与督责非常严厉，官吏的升降都很迅速，所以当世认为武则天是有知人的明智的，连续几朝都仰仗她选拔出来的众多士子为朝廷效力。”他又说：“武则天推举任用人才方法的失误在于变动太快，但是能够得到人才。陛下慎重选择官吏的方法过于精细，反而会失去人才。”德宗终于还是追回了前不久颁发的诏书，不再实行。
[11]癸酉，平卢节度使李纳薨，军中推其子师古知留后。
[11]癸酉（十九日），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李师古执掌留后事务。
[12]六月，吐蕃千余骑寇泾州，掠田军千余人而去。
[12]六月，吐蕃骑兵一千余人侵犯泾州，掳掠屯田军一千多人，便离去了。
[13]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
[13]岭南节度使奏称：“近些时候，海上来的大船运载着珍奇的货物，往往开到安南买卖交易，我准备派遣判官去安南收买，请派中使一人与判官同去。”德宗打算准奏。陆贽进言认为：“远方各国经商贩卖，唯利是图，对他们宽和，他们就前来，对他们有所烦扰，他们就离去。广州历来是各处船舶汇集的地方，现在忽然改道去安南，如果不是广州方面侵渔刻剥过于严重，那肯定就是他们招引远方各国商人的办法不对头，他们不曾自责，却还想动摇陛下的心志。况且，岭南与安南，无不是陛下的国土，中使与外使无不是陛下的臣属，何必相信岭南而拒绝安南，重视中使而轻视外使呢！希望陛下将岭南的奏议废止了，不要实行。”
[14]秋，七月，甲寅朔，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薨。陆贽请以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权判度支，上许之。既而复欲用司农少卿裴延龄，贽上言，以为：“今之度支，准平万货，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延龄诞妄小人，用之交骇物听。尸禄之责，固宜及于微臣；知人之明，亦恐伤于圣鉴。”上不从。己未，以延龄判度支事。
[14]秋季，七月，甲寅朔（初一），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陆贽奏请任命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暂时兼管度支，德宗准许了这一建议。不久，德宗又打算起用司农少卿裴延龄，陆贽进言认为：“如今度支使的职任，需要运输各种货物，平抑物价，如果刻薄吝啬，便会生出麻烦，如果宽容，便会姑息邪恶。裴延龄是一个荒诞虚妄的小人，起用他会震骇人们的视听。尸位素餐的罪责，固然应当有我这微末小臣的一份；若说到知人善任的明德，恐怕也会有损陛下圣明的裁鉴。”德宗不肯听从。己未（初六），德宗让裴延龄兼管度支事务。
河南、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二万馀人，陆贽请遣使赈抚。上曰：“闻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生奸欺。”贽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又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上许为遣使，而曰：“淮西贡赋既阙，不必遣使。”贽复上奏，以为：“陛下息师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晋仇敌，穆公犹救其饥，况帝王怀柔万邦，唯德与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八月，遣中书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抚诸道水灾。
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洪水泛滥，淹死了两万余人，陆贽请求派遣使者赈济抚慰。德宗说：“听说损失很少，如果议行丰厚的抚恤，恐怕会生出奸诈欺骗的事情来。”陆贽上奏，大略是说：“世俗的弊病，往往是曲从人意，阿谀奉承，揣摩到人主喜欢什么，便夸大其辞，猜度到人主讨厌听见什么，便缩小其事。朝廷所采取的措制与防备失去凭依，问题就经常出在这里。”他又说：“赈济灾民，消耗的是资财，得到的是人心。如果不失去百姓的拥护，还用为缺少用度发愁吗！”德宗答应派遣使者，但又说：“既然淮西不向朝廷缴纳赋税，就不要派遣使者赈济他们了。”陆贽再次上奏认为：“陛下停息战事，隐忍包容，宽宥了那些作乱者的首领，对于这些处于下层的人们，自当加以怜惜。过去在诸侯国中秦国和晋国成了仇敌，秦穆公仍然救济晋国的饥荒，况且帝王招抚万邦，只有实行仁德与信义，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们，不能让我们辜负别人。”八月，德宗派遣中书舍人京兆人奚陟等人前往各道宣诏抚慰遭受水灾的人们。
[15]以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15]德宗任命前任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16]韦皋攻维州，获其大将论赞热。
[16]韦皋攻打维州，俘虏了吐蕃大将论赞热。
[17]陆贽上言，以边储不赡，由措置失当，蓄敛乖宜，其略曰：“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诚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互千里之地，莫相率从；缘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有寇至，方从中覆，比蒙征发赴援，寇已获胜罢归。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馀，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所谓蓄敛乖宜者，陛下顷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而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籴。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又多支充直。穷边寒不可衣，鬻无所售，上既无信于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军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军城以所得加价为羡馀。虽设巡院，转成橐。至有空申簿帐，伪指仓，计其数则亿万有馀，考其实则百十不足。”
[17]陆贽进言认为，边疆的储备不充足，是由于处理不恰当，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他大略是说：“所说的处理不恰当，指的是戍边的士兵不由守边的将领管辖，守边的将领不由元帅统领，以至于有时对同一城中的将士，同一军中的官兵，朝廷都分别派遣中使监督，是按不同的诏旨委以职任。朝廷所划分的军镇绵亘在远届千里的土地上，无法相互统属；沿着边疆布置了十万军队，没有设置主谋的人物。每当有敌寇前来，也正好是自己内部倾轧瓦解之时，及至得到朝廷征调的军队前来救援时，敌寇已经取得胜利，罢兵而归了。吐蕃与大唐相比，众多与寡少不相匹敌，工巧与拙笨不能对比。然而吐蕃发动进攻，还有余力，我军处于防守，仍然力量不足。其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发布命令是由将领掌管，我军的调度管束却由朝廷控制；他们的兵力合成一个整体，而我军的各部却是分散的。所说的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指的是前不久陛下规定由官府前往军屯处收购粮食以便节省运输的办法，命令付给人们加倍的粮食价钱，以示勉励农耕的措施。这一命令实行的初期，百姓们都是悦服而向往的。然而，有关部门争相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专门干琐屑悭吝的事情。年景丰收时，有关部门不肯将粮食按时征收并储存起来；五谷欠收时，他们却强行指使有关人员收购粮食。于是，使豪门富室、贪官污吏反而掌握了财利的权柄，用贱价向人们收购粮食，等到公家与私人缺粮时再卖出去。加之，有一些权势之家、亲近宠幸之臣、游食之人委托军镇低价收买粮食，再运往京城，高价出售。而且人们往往支付葛布麻布充当粮食的价值，致使荒远的边疆在严寒季节穿不上衣服，买不到布料。既然上面对下面不讲信用，下面也就以欺诈回报上面。度支规定的物价变得高了，军镇的谷价就变得贵了。度支通过随意售出滞销的货物获取利益，军镇从粮食的加价中得到额外的收入。虽然设有巡院访查各地，实际上巡院反而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以至于有人凭空申报帐目，虚指粮食储存，计算粮食数额虽然超过亿万，考核存粮的实况却不足十分之一。”
又曰：“旧制以关中用度之多，岁运东方租米，至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臣以两家之论，互有长短，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馀，则弛于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馀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用货泉。近岁关辅屡丰，公储委积，足给数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贵加倍，人多流庸。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以籴而无钱；江、淮以谷贵人困，宜减价以粜而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僦直又约二百，米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耗其九而存其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馀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馀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至河阴，河阴、陕州以次运至东渭桥，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缺数，斗用百线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馀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
陆贽又说：“依据原有的制度，由于关中费用浩繁，每年都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租米，以至于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对此，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通达当时需要的人便会说：‘国家的大事，不应该计较损耗，虽然知道运粮劳苦烦剧，但是不可废止。’只晓得眼前利益而不懂得预防长远忧患的人又会说：‘每到秋天庄稼收获时，只让官府在京城周围和籴，这既容易把事情办好，又足以勉励农耕。’我认为这两派的议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想节制国家的用度，必须权衡轻重。如果粮食不足而钱财有余，便应该延缓钱财积累，而务必使粮仓充盈起来；如果粮食有余而钱财不足，便应该推迟储备粮食，而节省使用货币。近年以来，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公家储备的粮食积聚起来，足够供应好几年。今年夏天，江淮地带雨水成灾，粮米贵了一倍，有许多人流亡他乡，沦为雇工。关中地区因谷物跌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应当提高粮价收购，但没有钱。江淮地区因谷物昂贵，百姓困窘，应当降低粮价出售，但没有米。现在反而将江淮地区所缺少的粮食运送出来，用以增益粮食已经有余的关中地区，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够通达当时需要的人。如今江淮地区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运送到东渭桥，雇运的价钱每斗大约又要付二百钱，米碾磨不精，而且放陈了，所以在京城的价钱尤其低贱。根据市司公布的本月的价钱，一斗米的售价为三十七钱。耗费了米价的十分之九而仅剩下十分之一，让江淮地区的百姓挨饿，却又损害关中地区农民的利益，象这样办事，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误。不久以前，每年从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运到河阴，留下四十万斛，储存在河阴仓，运到陕州，再留下三十万斛，储存在太原仓，剩下的四十万斛输送到东渭桥。现在，河阴仓和太原仓现存的米仍然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所属各县每斗米不过值七十钱。请让江淮地区明年只运送三十万斛到河阴，再让河阴、陕州依次运送到东渭桥，将江淮地区停止运送的八十万斛米，委托转运使，每斗定价八十钱，运往发生水灾的州县出售，以便救助缺乏粮食的人，算来可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少雇运钱六十九万缗。请让户部首先拿出钱二十万缗，交给京兆府，让京兆府收购粮米，以便弥补东渭桥仓缺运的数额，可以每斗定价一百钱，以使农民得到好处。请再拿出钱一百零二万六千缗，交给边疆军镇，让各军镇购进可供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剩下的钱十万四千缗，可以用来充当明年和籴的本钱。对江淮地区的米钱和雇运钱，一并委托转运使经折算后购买绫、绢、、绵，运往京城，偿还原先向户部所借的钱。”
九月，诏西北边贵籴以实仓储，边备浸充。
九月，德宗颁诏命令西北边疆官府以高价收购粮食，以便充实粮仓的储备。于是，边地的储备逐渐充足起来。
[18]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18]冬季，十一月，壬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19]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19]吐蕃与云南的互相猜疑与日俱增。每当云南的兵马开到边境上，吐蕃总是也派出兵马，声称前来接应，实际上是在防备云南。辛酉（十日），韦皋再次给云南王送去书信，希望与云南一起袭击吐蕃，将他们驱逐到云岭以外，全部摧毁吐蕃的城关堡垒，仅与云南在边境上修筑起一座大城，设置戍守人员自相保卫，永远像一家人般地和睦相处。
[20]左庶子姜公辅久不迁官，诣陆贽求迁，贽密语之曰：“闻窦相屡奏拟，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惧，请为道士。上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语，以闻参言为对。上怒参归怨于君；己巳，贬公辅为吉州别驾，又遣中使责参。
[20]左庶子姜公辅长期没有升官，便到陆贽处请求提升。陆贽暗中告诉他说：“听说窦相屡次上奏准备提升你，皇上不肯允许，而且说了恼怒你的话。”姜公辅害怕，请求去做道士。德宗询问其中的原故，姜公辅不敢泄露陆贽说的话，便回答说这是听窦参说的。皇帝恼怒窦参把怨恨推给君主，己巳（十八日），将姜公辅贬为吉州别驾，还派遣中使去责备窦参。
[21]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败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
[21]庚午（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说，他们在芳州与黑水堡打败吐蕃。
[22]初，李纳以棣州蛤有盐利，城而据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绪之路。及李师古袭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轻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将取蛤及三汊城；师古遣赵镐将兵拒之。上遣中使谕止之，武俊乃还。
[22]当初，李纳因棣州的蛤有盐产之利，便在那里筑城据守，还戍守德州南面的三汊城，以便打通与田绪联系的道路。及到李师古承袭节度使职位以后，王武俊因李师古年纪还轻，便轻视他。就在这一月，王武俊领兵在德州与棣州驻扎，准备攻取蛤与三汊城，李师古派遣赵镐领兵抵御他。德宗派遣中使劝告王武俊罢手，于是王武俊领兵而回。
[23]初，刘怦薨，刘济在莫州，其母弟在父侧，以父命召济而以军府授之。济以为瀛州刺史，许他日代己。既而济用其子为副大使，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怒，发兵击，破之。
[23]当初，刘怦去世时，刘济正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刘正在父亲身边，便以父亲的名义召回刘济，将节度使的军府交给了他。刘济让刘出任瀛州刺史，向他许下将来由他代替自己的诺言。不久，刘济起用自己的儿子为副大使，刘怨恨刘济，便擅自向朝廷上表，派兵一千人参加防御吐蕃。刘济大怒，派兵进击刘，并打败了他。
[24]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监军窦文场恶之。会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
[24]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招募既有才干、又很勇敢的人们更换军中的买卖人，监军窦文场憎恶他。恰巧柏良器妻子的族人喝醉了酒，曾在宫中值宿的房舍中过夜。十二月，丙戌（初五），柏良器获罪，贬为右领军。自此，宦官开始专擅军中大政。
九年（祭酉、793）
九年（癸酉，公元793年）
[1]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四日），开始征收茶税。凡是生产茶叶的州、县以及通往茶山的重要道路，都要估算茶叶的价值，收取十分之一的茶税，这是听从盐铁使张滂的建议才实行的。张滂上奏：“去年因发生水灾而减少税收，国家的费用不够，请征收茶税来补足税收的缺额。从明年以后，对征收茶税得到钱，可以让征收茶税所在地另行储存，等遇到水旱灾害时，用此钱代替百姓的田税。”自此以后，朝廷每年征收茶税得钱四十万缗，但不曾用来救济水旱灾害。
滂又奏：“奸人销钱为铜器以求赢，请悉禁铜器。铜山听人开采，无得私卖。”
张滂又上奏说：“邪恶的人将钱熔化，铸成铜器，借以求利。请禁止制造一切铜器，任凭人们开采产铜的矿山，但不能私自出卖。”
[2]二月，甲寅，以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2]二月，甲寅（初五），德宗任命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3]初，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坊。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
[3]当初，盐州陷落以后，边疆地区不再有防守的屏障，吐蕃经常截断灵武的通路，侵害搅扰州、坊州。辛酉（十二日），德宗颁诏派兵三万五千人修筑盐州城，还颁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区，以便分散吐蕃的势力。盐州城经二十天的修筑便告竣了，朝廷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前往戍守，命令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守木波堡。从此以后，灵州、夏州、河西一带获得安宁。
[4]上使人谕陆贽，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又“苗粲以父晋卿往年摄政，尝有不臣之言，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护。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惟恐众之不睹，事之不彰。君上行之无愧心，兆庶听之无疑议，受赏安之无怍色，当刑居之无怨言，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于中伤，惧于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他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于情理，意实苞于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若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当公议典宪；若被诬枉，岂令阴受播迁。夫听讼辨谗，必求情辨迹，情见迹著，辞服理穷，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谬听。”又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则遇却者疑乎见拒而不通矣；若俱辞不受，则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复何嫌阻之有乎！”
[4]德宗让人告诉陆贽，说是“对于机要而重大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憬的面陈述议论，应当将亲手所写的奏疏密封后上报朕闻知。”又说：“苗粲因他的父亲苗晋卿当年代理朝政时，曾经有过不合臣礼的言论，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的名字相同，现在不准备公开驱逐他，对他的兄弟也分别授给外地的官职，但不能让他们接近驻扎军队的地方。”又说：“你清廉谨慎得太过分了，对于各道赠送的物品，一概拒不接受，恐怕在事情的情理上是讲不通的。比如马鞭、长靴一类的东西，接受了也无伤事体。”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昨天我上奏的事情，只有赵憬知道，陛下已经极为劳心费神，辗转曲折地提防回护。这表明陛下在亲近信任的大臣中间，行为举止还有种种拘束。然而，外面表现出来的迹象相同，而内里包含的事实不同，很少能够把事情办好。恐怕会违背毫无私心的德行，而且损害不惜改过的明智。”他又说：“一定要在朝廷上给人以爵赏，一定要在闹市中处人以死刑，这是惟恐大家看不见这些事情，事情办理得不够显明。君主问心无愧地实行赏罚，百姓毫无疑义地听任处治，接受奖赏的人毫无愧色地安心受赏，应当受刑的人毫无怨言地接受惩处，这是圣明的君主发扬光大法令制度，并与百姓公开共同遵行的结果啊。凡是谗言诽谤的事情，多数不是实在可信的言论，利于阴谋陷害而害怕公开论辩。一旦进行公开论辩，有的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难以追究下去；有的说妨碍事情的体统，需要克制忍耐；有的说不良的行迹还没有暴露出来，最好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有的说只要抛弃他本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明确表示责备与侮辱呢？这些措词都与情理接近，而其中实在包藏着假托名义、诬陷别人的意图，伤害善良，散布邪恶，没有比这些说法更为严重的了！倘若苗晋卿父子确实有大罪恶，那就应当公开按照法律议处；如果他们遭到不实之辞的冤屈，怎么能够让他们暗中遭受流亡迁徙？一般说来，听取诉讼，分辨谗言，必须寻求实情，辨别形迹。实情显现，形迹昭著，无话可说而无理可辩，这时再施加刑罚。由此下面才没有遭受冤屈的人，上面才没有错听人言的过失。”他又说：“监督有关部门的长官收受贿赂，只要所得财物折为布帛以后满了一尺，便以刑律相加。下至卑微的士民属吏，尚且该当严格禁止行贿，何况宰相是风俗教化的倡导者，怎么反而能够放过他们受贿的行为呢！贿赂的途径一经打通，反复实行，就会益加严重，赠送马鞭和长靴没有止息，必然发展到赠送金玉。眼睛看见愿意得到的东西，怎么能够在心中自行打消得到它的念头呢！已经跟赠物人结交了私情，怎么能够中途拒绝他的请求呢！所以，如果不断绝行贿的涓涓细流，就要填满溪涧沟壑而泛滥成灾了！”他又说：“假如对赠送的物品有的接受，有的推却，赠品被推却了的人便会怀疑自己遭受拒绝而办事难以顺利。如果一概推辞而不接受，人们便都知道不接受赠品才是通常的道理，又怎么会生出疑虑来呢！”
[5]初，窦参恶左司郎中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郴州，巽为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巽奏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复遣中使谓贽曰：“参交结中外，其意难测，社稷事重，卿速进文书处分。”贽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众议为之愤邑，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迹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窦参于臣无分，陛下所知，岂欲营救其人，盖惜典刑不滥。”三月，更贬参欢州司马，男女皆配流。
[5]当初，窦参嫌恶左司郎中李巽，将他斥逐为常州刺史。及至窦参被贬为郴州别驾时，李巽正担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赠给窦参绢帛五十匹，李巽申奏窦参与藩镇交往。德宗非常气愤，打算杀掉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过不至于处死，德宗才没有处死窦参。不久，德宗又派遣中使对陆贽说：“窦参与朝廷内外官员交往，他的意图难以测度，这关系到国家存亡，事情重大，你快奏进一份处治他的公文。”陆贽进言说：“窦参是朝廷大臣，要诛杀他不能没有名义。过去，刘晏被处死时，罪状不够清楚，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议论，为他愤懑不平，而背叛朝廷的臣属却在其中找到借口。窦参贪婪放纵，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至于说他是否暗中包藏别的图谋，事情的迹象还模糊不清。如果不进行审讯，骤然间便将他治以重罪，对舆论的惊动不算太小。窦参和我没有情分，这是陛下所了解的。这并不是我打算营救他这个人，而是顾惜朝廷的常规，不宜越轨而行。”三月，德宗又将窦参贬为州司马，家中男女人口一概被发配到边远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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