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又命理其亲党,贽奏:“罪有首从,法有重轻,参既蒙宥,亲党亦应末减;况参得罪之初,私党并已连坐,人心久定,请更不问。”从之。上又欲籍其家赀,贽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征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藉。今罪法未详,陛下已存惠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时宦官左右恨参尤深,谤毁不已。参未至欢州,竟赐死于路。窦申杖杀,货财、奴婢悉传送京师。
德宗又命令处治与窦参亲近的同党,陆贽上奏说:“犯罪有主犯与胁从的区分,刑法有重惩与轻处的不同,既然窦参蒙受宽宥,与他亲近的同党也应该从轻论罪。况且窦参刚刚被判罪时,他私结的党羽已经一并连带受罚,现在人心久已安定下来,请不要再追究下去。”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德宗又打算没收他全家的资财入官,陆贽说:“在刑法上明文规定,对于反叛忤逆的人,没收全部财产入官,对于盗窃贪污的人,只惩戒犯法者本人,而且都必须经过结案判定,才能施加刑罚,此后才能没收家产。如今对窦参没有详细地依法判罪,陛下对他已经存心加惠,予以宽恕,如果现在又要登记他的家产,恐怕会因财物而损害道义。”当时,宦官周围的人怀恨窦参尤其深切,对窦参的诽谤仍然没有止息。窦参没有到达州,德宗终于在半路上赐他自裁而死,窦申服杖刑而死,他们的财物和奴婢全部由驿站送往京城。
[6]海州团练使张升,升云之弟,李纳之婿也,以父大祥归于定州,尝于公座骂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诏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袭取义丰,掠安喜、无极万余口,徙之德、棣。升云闭城自守,屡遣使谢之,乃止。
[6]海州团练使张升是张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他因父亲两周年的忌日需要祭奠而回到定州,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王武俊,王武俊将此事上奏朝廷。夏季,四月,丁丑(二十九日),德宗颁诏革除张升的官职,派遣中使用棍棒责打并囚禁了他。定州物产丰饶,王武俊经常希望得到此地,因此派兵袭取义丰,掳掠了安喜和无极的百姓一万多人,将他们迁徙到德州和棣州。张升云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屡次派遣使者向王武俊道歉,王武俊才停止了对他的攻掠。
上命李师古毁三汊城,师古奉诏;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于朝廷者,皆抚而用之。
德宗命令李师古毁除三汊城,李师古接受了诏旨。然而,他经常招募聚集逃亡的人,凡是对朝廷犯有罪过的人,他都抚慰并任用他们。
[7]五月,甲辰,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本官,并同平章事。迈,翰之族子也。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己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由是与贽有隙。
[7]五月,甲辰(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又让右丞卢迈署理本官,与贾耽一起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仗恩恃宠,准备独揽朝廷大政,将自己排挤到门下省,于是往往托病不问朝政。由此以后,他与陆贽便结下嫌隙。
[8]陆贽上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
[8]陆贽进上奏疏,论说边疆防御的六种过失。他认为:“处理办法违背方策,考核督责缺少法度,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
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复有犯刑谪徙者,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
“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不熟悉边疆固有的风俗习惯,身受边塞之困苦,心中畏惧戎虏。朝廷像对骄生惯养的儿子那样拿出资财来奉养他们,像对女婿那样无原则地宽容他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饭。有时在官军的失败中寻找方便,乘着混乱之机向东溃退;有时又舍弃城邑市镇,动摇远近各地的民心。让他们戍守边防,不但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戍边的士兵中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本来就是些不良之辈,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希图变乱兴起,庆幸灾祸发生,就比戍边的士兵更严重了。这些可以称作处理办法违背方策了。
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晋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可谓课责亏度矣。
“近来权力转移到下面,朝廷失去了权柄,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中执行,国家惯常的法规又不能够在将领中实施,上下务求相互姑息,苟且度日。朝廷打算奖赏一个有功劳的人,反而顾虎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动荡不安;准备惩罚一个犯下罪过的人,又要顾虑与他狼狈为奸的人会因此忧虑不安。人们犯下的罪过,因克制忍耐而不能给以揭露;人们立下的功劳,因嫌猜疑惑而不能给与奖赏。无原则的宽容态度,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责备,使率领众人首先登上敌城的人在士兵中自取埋怨,使败坏军旅、逼迫朝廷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渐愧与畏惧,使故意不肯按期发兵援救的人认为自己机智能干。这便是有节操的人痛楚悲伤,勇敢的人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可以称作考核督责缺少法度了。
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每当异族前来侵犯时,将帅交相推委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村落百姓日益消耗,官府索求日益繁多。用在编人户倾家荡产才交纳上来的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事边备,这可以称作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了。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番,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馀镇军,数目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一有战事发生,大唐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抵抗他们,战事平息以后,大唐又忌惮他们强盛,不敢侵犯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原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是专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原因啊。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罢了。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前来监督,他们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没有军法不达,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了。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馀,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旧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据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辛。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是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然而,在关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又有平素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更改了原有的名称,便得到了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不同,而颁发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有谁能够不恼怒呢?这可以称作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了。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使有所不受。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飙,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大凡打算选择任用将帅,必须事先考核验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对满意的人选,便派遣出去,对于不满意的人选,便退还回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对边防军队的调动,由规划到决断,多数出于陛下的心意,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求容易辖制。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他们的心志,于是使他们即便不符合军队的实情也要服从命令,即便违反事情的处理也要服从命令。异族兵马奔驰冲突,像暴风一样迅速,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上报朝廷,却需要一整月的时间才能答复下来。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敌军纵兵掳掠以后便撤退了,这时将领们便陈述功劳,向朝廷报捷。在兵败人亡时,他们便将损失减少到百分之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便将所得由一百张扬成一千。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加罪担忧,陛下又认为自己独操大权,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这可以称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了。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籴,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依我愚见,应当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命令各道只供应衣服与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番族人、汉族人的子弟,将各道提供的给养供应他们。还要大量开辟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和粮食。敌寇到来,屯田上的士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屯田上的士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这与那种频繁调动士兵、来去匆忙的情况相比,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还应该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分布在边境一带的各位节度使,对于不够重要的节镇,按照方便与就近加以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使资财充实起来;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这样,异族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宁了。”虽然德宗未能完全听从他的建议,但在内心却对他非常推重。
[9]韦皋遣大将董等将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馀。
[9]韦皋派遣大将董等人领兵开出西山,打败吐蕃的兵马,攻克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10]丙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为礼部尚书。
[10]丙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为礼部尚书。
[11]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
[11]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使者共三批,一批取道戎州,一批取道黔州,一批取道安南,各自携带着金矿石和砂前往韦皋处,金矿石用以表示心地坚定,砂用以表示心地真诚。云南又将韦皋给他们写的书信分成三份作为凭信,全都带到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背弃吐蕃,归顺唐朝,并且给韦皋送去用丝织品写成的文书,称自己为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打发云南使者前往长安,并且上表祝贺。德宗向异牟寻颁赐了诏书,命令韦皋派遣使者慰问安抚云南。
[12]贾耽、陆贽、赵憬、卢迈为相,百官白事,更让不言。秋,七月,奏请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笔以处政事,旬日一易;诏从之。其后日一易之。
[12]贾耽、陆贽、赵憬、卢迈四人担任宰相,对百官禀报的事情交互推让,不肯发言。秋季,七月,他们上奏请求依据至德年间的惯例,由各位宰相轮流在政事堂执笔,以便处理行政事务,每十天一换人。德宗颁诏同意此议。后来,又改为一天一换人。
[13]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
[13]居住在剑南、西山一带的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原先都臣属于吐蕃,受其役使,至此,他们各自率领本部人众归附。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州、保州和霸州,供给他们耕牛与粮种。汤立志、罗陀、董辟和入京朝见,德宗一律授给官职,给他们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14]癸卯,户部侍郎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馀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馀万缗,请别置欠负耗剩季库以掌之,染练物则别置月库以掌之。”诏从之。欠负皆贫人无可偿,徒存其数者,抽贯钱给用随尽,呈样、染练皆左藏正物。延龄徙置别库,虚张名数以惑上。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虚费吏人薄书而已。
[14]癸卯(二十七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我自从兼管度支事务以来,查收各州亏欠钱计有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进呈上贡样品三十多万缗。请将归还亏欠和消耗所剩的钱另外交给季库掌管,而将着色熟绢另外交给月库掌管。”德宗颁诏同意此议。亏欠官府钱的,都是一些贫穷的人,无法偿还,徒然存留着亏欠的数额,抽贯钱用来支付用度,随用随光,进呈上贡样品与着色熟绢本来都是应归左藏储存的物品。裴延龄徒然将它们安放到别的仓库里,虚张名目与数额,以此迷惑德宗。德宗信以为真,认为他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因而宠爱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是白白浪费吏人帐薄罢了。
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可牧厩马。上使有司阅视,无之,亦不罪也。
京城西面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地面,生长着几亩芦苇,裴延龄奏称在长安与咸阳一带有数百顷的坡地与水沼,可以放牧厩中的马匹。德宗让有关部门前去核实观看,并没有坡地与水沼,也不归罪他。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以为:“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馀以为己功。县官先所市物,再给其直,用充别贮。边军自今春以来并不支粮。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视,究其本末,明行赏罚。今群情众口喧于朝市,岂京城士庶皆为朋党邪!陛下亦宜稍回圣虑而察之。”上不从。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支付使用而尚未用光的经常性的赋税,拿来充当正常赋税以外的收益,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购买物品,再交付物品的价钱,以此充当另外的储存。自从今年春天以来,边疆的军队都没有支付口粮。如果陛下认为裴延龄独守节操,出类拔萃,而时下之人嫉害正直,散布谣言,为什么不派遣一位可信的臣下重行审察,推究事情的原委,公开实行奖赏或惩罚?现在,大家情绪愤激,议论纷纷,在朝廷与市肆喧闹不已,难道京城的士子与庶民都已经结成宗派私党了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自己的考虑,调查他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15]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15]八月,庚戌(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16]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
[16]冬季,十月,甲子(十八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前往云南,并且亲自用丝织品写成文书来答复云南王。
[17]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17]十一月,乙酉(初十),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18]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将多不服。士宁淫乱残忍,出畋辄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疑之,夺其兵权,令摄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宁帅众二万畋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召所留亲兵千余人,诈之曰:“敕征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十缗。”众皆拜。又谕外营兵,皆听命。乃分兵闭城门,使驰白士宁曰:“敕征大夫,宜速即路,少或迁延,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以五百骑逃归京师,比至东都,所馀仆妾而已。至京师,敕归第行丧,禁其出入。
[18]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后,将领们多数并不佩服他。刘士宁纵欲放荡而生性残忍,每当外出打猎时,总是好几天都不回来,军中将士困苦不堪。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到大家的拥护,刘士宁猜疑他,剥夺了他的兵权,命令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初十),刘士宁带领两万人到城外的郊野去打猎。李万荣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任命我掌管留后事务,还颁赐给你们每人钱三十缗。”大家都拜谢应命。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他们也都服从命令了。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了城门,让人骑马跑去禀告刘士宁说:“敕旨征召大夫,大夫应当迅速登程,如果稍有拖延,我便要将大夫的头颅传送京师,献给朝廷了。”刘士宁知道大家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着五百人骑马逃回京城,及至来到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以后,德宗颁布敕旨,命他回府第为父亲刘玄佐服丧,禁止他与外界联系。
唯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郾城,遣使问故,且请战。万荣以言戏之,少诚惭而退。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到宣武变乱以后,便派兵在郾城驻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原故,而且向他挑战。李万荣讲了一番嘲弄吴少诚的话,吴少诚便渐愧地撤退了。
上闻万荣逐士宁,使问陆贽,贽上奏,以为今军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劳,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宁见逐,虽是众情,万荣典军,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机也,愿陛下审之慎之。”上复使谓贽:“若更淹迟,恐于事非便。今议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制即从内出。”贽复上奏,其略曰:“臣虽服戎角力谅匪克堪,而经武伐谋或有所见。夫制置之安危由势,付授之济否由才。势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则平;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但露徼求之情,殊无退让之礼,据兹鄙躁,殊异循良。又闻本是滑人,偏厚当州将士,与之相得,才止三千,诸营之兵已甚怀怨。据此颇僻,亦非将材,若得志骄盈,不悖则败,悖则犯上,败则偾军。”又曰:“苟邀则不顺,苟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嫌阻。与其图之于滋蔓,不若绝之于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于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于成败之势,回遑于逆顺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傥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了,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虽然我对佩带着兵器比武的事情不能胜任,但是对筹划军事并破坏敌人计划的事情也许还有一些见解。一般说来,控置安危是由形势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样,就看如何安放,安放在平地上就平稳。才能就如同背负东西,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如今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猖狂,只显露出要求任命的态度,绝没有谦让的礼数,根据这种卑下浮躁行为来看,他与奉公守法的人大有区别。又听说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袒厚待本州的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有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已经甚为抱怨。根据这种偏颇不公的态度来看,他也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倘若李万荣如愿以偿,骄傲自满起来,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败亡就会使军队败坏。”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倘若以后的事情超出我原来的估计,请让我接受破坏军旅的罪罚。”德宗不肯听从。壬戌(十七日),德宗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19]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19]丁卯(二十二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郭妃的母亲便是升平公主。
十年(甲戌、794)
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1]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1]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2]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2]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邻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去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3]瀛州刺史刘为兄济所逼,请西捍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亲视之,死者哭之。
[3]瀛州刺史刘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亲自去哀哭他们。
[4]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4]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 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回去。
[6]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6]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7]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7]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8]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8]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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