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刘洵,因为少年未得志时候的妻子(皇后)许平君,被霍显谋杀以后,非常伤心,就立了他和许平君初婚第一年所生的儿子刘奭做“太子”。并且特别挑选后宫无子,而且做人很谨慎的王婕妤(婕妤,女官名,等于后世的妃子)做皇后,叫她认养“太子”(后来王婕妤的娘家,就在汉宣帝以后,历代出皇后,因此培养了王家的后代出个王莽篡汉。你看,历史故事的前因后果,真很难说得清楚)。刘奭长大成人以后,个性温柔,又很仁慈,并且极喜欢儒家的学术。看到他的皇帝父亲宣帝所用的大臣,多半是讲究“法治”,注重“吏”治,刑法比较严厉,心里很不同意。有一天,他陪皇帝父亲宴会,找个机会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探,宜用儒生。”宣帝一听,变了脸色,很严肃的对儿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道(家)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只讲道德),用周政乎(还用周朝的礼法吗)?且俗儒(通常一般读书人)不达时宜(不能通达时势合适的变化),好是古(认为古代做对的)非今(现在都错了),使人眩于名实(被理论逻辑搞昏头脑),不知所守(他们又不知道自己该守的本分),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刘)家者,太子也。”
从此,宣帝对太子比较疏远,而且很想换另一个儿子来做太子。但因为刘奭是许平君皇后所生,而且夫妻父子三人,都是从平民艰苦中出身,尤其对他的生母许平君,情深义重,曾经还答应过她,一定把她所生的儿子立做太子。所以始终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让他做太子。等到宣帝死后,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果然,从此以后,西汉刘家的天下,就黯然衰落了,直到王莽假借儒家的学术篡位。不是刘秀“光武”中兴,汉朝的政权,也早就换了他姓朝代。这便是“(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反面的作用。
“哀矜”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怜悯和同情”。“矜”这个字,包涵有“自满”及“怜惜”几重意义。《大学》在这里所用的“哀矜”,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犹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反应,比之男性更为明显。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语,所谓“妇人之仁”。其实,不要轻易曲解“妇人之仁”这句话,把它当作无用的代名词,扩充“妇人之仁”,才是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就怕你如“妇人之仁”的仁心都没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义来掩饰自己了。例如,佛说慈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仁”字同一意义。但佛把“仁”心用两极分开来说,便叫“慈悲”。“慈”是如父(男)性、阳性的爱,“悲”是如母(女)性、阴性的爱。“慈悲”、“仁爱”、“哀矜”本来都是好事,但亦不可以受自己心理的蒙蔽,发展变成偏向的一面。如果变成偏心、偏爱,下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处。
我们也可以从佛学中去了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道理,和人生实际行为的结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犹如现代一般人,在那些报屁股或杂志的尾巴上,看到学到一句“爱心”,或“爱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爱”啊“爱”的教养子女,最后多半变成“爱”之反而“害”之了。希望大家真要“好学”、“慎思”去“明辨”它才对。
从史实中了解“敖惰”的心理背景
有关第五个“(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内涵,须先了解所谓“敖惰”两个字的意义。在这里所用古文的“敖”字,就是后世常用的“傲”字,也就是“骄傲”的“傲”字。但严格来讲,“骄”比“傲”更厉害。“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有一点赞许的意思。“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如果又“骄”又“傲”,那就什么都免淡了!例如我们现代,常常为了某一件很荣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说“值得骄傲”。那就完全用错了词句,把中国人自己,变成没有文化的国民了。这是几十年前,那些翻译者的粗心大意,把Proud这个洋文字翻译错了。事实上,是叫做“值得自豪”的意思,那就对了。“惰”字,当然是指“懒惰”的“惰”。但严格的说,“惰”是不太勤力,不太勤快的意思。借佛学来说,叫做“懈怠”,太过松“懈”,又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了事,就是“怠”。换言之,“懈怠”就是“惰”。 “懒”就不同了,此“心”从“赖”,根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不肯动,不想动作,这就叫“懒”。正如《西厢记》上的一句诗说,“万转千回懒下床”,那是真“懒”。
但《大学》上,却把“敖”和“惰”放在一起,这个用字的方法真妙,它就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因为自“傲”而养成“怠惰”的习性。犹如富贵中人的子弟,古代所谓“世家公子”或“千金小姐”,现代所谓“高干子弟”或“豪门”,富有人家的小老板们,因为从小出身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自“傲”惯了,就什么事都“懒”得去做,变成“颐指气使”的神气;努努嘴、抬抬手,或用一个指头点一点,或用眼睛瞪一下,指挥别人去做。这就是“傲惰”的形象。
我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专讲所谓“爱心”的教育,常常养成孩子指挥父母大人去做事,孩子反而大模大样,坐在那里摆架子。这真使人“望之生畏”,只好心里暗叹一声“阿门”(祈祷完了最后的一声)!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闲谈,经常会碰到有人问起:你看,将来的社会,或将来的时势怎么样?这是人人关心的问题。从前跑江湖、混饭吃的算命先生,有一句成语说“上门看八字”。这是说,只要进到你的门口,四面八方看一看,早已知道了你这一家,兴旺不兴旺, 不必要等你报上生辰年月,命已算过了。你要问将来的时势和社会趋势,多看一下后一辈的孩子教育文化,就可大概知道未来了。孟子有一段活说得很对: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
这是说,富贵的家庭,或是社会富有了,就会养成青年人多“赖”,爱炫耀、爱耍阔、爱奢侈、好高骛远。社会苦寒,家庭贫穷,就会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愤恨的路上去。这并不是天生人才有什么差别的作用,只是因为受环境压力,造成心理沉没的后果。除非真能刻苦自励,专心向上的人,当然也可以能够跳出“世网”的。又如我们小时候读的成语所说,“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虽然短短一两句话,如果你能“闻一而知二”,也可了解它和孟子所说的这段话,都是同一意义。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学》所说“敖惰”的心理情状,它的内涵并不简单。
现在我们姑且举出历史上的事例,用来反映“敖惰”心理的正反面等情状。首先,引用的历史故事,便是大家平常所熟悉的越大夫范蠡,他辅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以后,便飘然浮海而去,转到齐国,改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从事农业,亲自耕种,“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勤苦积累资产,没有多久,就成为数十万金的富翁了。齐国的人,知道他有经营致富的经济才能,便请他出来做国家的财“相”。他很感慨地说: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因此辞职不干,而且“尽散其财,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闲行以去,止于‘陶’,自称‘陶朱公’”。再和儿子从事农牧,兼做贱买贵卖的生意,“逐什一之利”。不久,又“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他在陶地,又生一个最小的儿子,我们通常叫做“幺儿”。这个时候,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不知道为什么事杀了人,坐牢判死刑。陶朱公知道了,便说:
“杀人而死,职也(依法抵命,应该),然吾闻千全之子,不死于市。”叫最小的儿子到楚国走一趟,看情形。
“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破旧灰色的背包),载以一牛车”,就要小儿子出门了。但他的大儿子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楚国看二弟。陶朱公坚持下允许。他的大儿子就说:“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小弟。是吾不肖。”便要自杀。陶朱公的太太便说,你一定要派小儿子去楚国,未必能保得住老二的命,现在先死个大儿子,怎么办?在老婆和大儿子的双重压力下,陶朱公也没办法了,不得已,只好由大儿子去楚国,并写了一封信,叫大儿子到了楚国,就送给他的老朋友庄生。而且吩咐儿子,把这一车个镒黄金交给庄生,“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大儿子告辞出门,又私自带了“数百金”上路。
到了楚国,找到了庄生。他住在城外郊区茅草盖的房子,看来很穷。但他照父亲陶朱公的意思,把信和千镒黄金都交给了他。庄生看了信,就说,知道了,你赶快回家去,千万不要在楚国等消息。就是你弟弟出狱,也不必问其所以然。快走。陶朱公的大儿子听了,只好告辞出来。但并不回家,偷偷找个地方住下。把自己私下带来的黄金,另走门路去活动,找到楚国的政要贵人,要设法救小弟出来。
庄生呢,虽然穷居楚国,但是廉直之名,全国皆知,“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他虽然接受老朋友陶朱公送来千金,并不想要,他想救了老朋友小儿子的命以后,再全数退回,才是对好友的真情。所以收了黄金,便对他自己的老婆说:“此朱公之金。如有必病不宿诫(他这样做啊,等于是病急乱投医)。后复归(事后要全数归还),勿动。”但陶朱公的大儿子不懂他的用意,认为这个老头子“殊无短长也”(他有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为了父亲的命令,照办而已,心里实在舍不得。
庄生找个机会去见楚王闲淡,便说:“夜观星象,天象有变,对楚国可能发生灾难,怎样办呢?”楚王一听便说:“这样就做一件大好事来消灾祈福吧!”因此,楚王就派人先通知执法的官吏,把有关刑法的重案,暂停执行。这个消息,被陶朱公大儿子的那个政要知道了,就来对他说:“你弟弟有救了,一定快要出狱了。”
陶朱公的大儿子一听,就问:“你怎么知道?这样有把握吗?”那个政要便说:“我知道楚王快要发布大赦令了。因为他每次大赦以前,都有这种举动。”陶朱公大儿子一听,真可惜他父亲送给庄生的千镒黄金,反正要大赦,弟弟一定出狱,岂非浪费了千金之赀,愈想愈心痛,就去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耶?’(你还没有走啊?)”他就说:“不好意思,没有听你的吩咐,因为我实在不放心弟弟的案子。现在听说要大赦了,所以想先来向你辞行。”庄生一听,喔!你送来的黄金,都在那间屋里,你赶快搬走带回去。这位朱大公子也就老实不客气,亲自去把黄金都搬出来带走了。
庄生第二天,马上又去见楚上说:“你要大赦做好事,消灾免难是可以的。不过,外面已经有了谣言,说是陶朱公拿了大批黄金,买通关节,所以你的大赦,是为了要放陶朱公的小儿子。”楚王一听,大怒。马上命令执法官,立刻先把陶朱公小儿子正法,然后再来大赦。因此,陶朱公大儿子,只好去为弟弟收尸搬丧回家。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和家人,都痛哭不止。只有陶朱公反而笑着说,我早知道他去了楚国,他的小弟一定要被杀掉了事。这并不是他不爱弟弟。因为他“顾有所不能忍者也”。他从小和我一起,劳苦耕田,辛苦经商。他知道为生活太困难,爱钱如命。所以他认为白白丢了千金,很舍不得。我本来要老幺去办,是因为他出生以来,就在富有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玩顶好名牌的车子、养名马、名狗,花钱满不在乎!“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老大)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历史上还记载了陶朱公的经营产业及财富,有三徙(三次迁居别地)三散的经历。这也就是根据范蠡自己的名言所说,“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原则。有名与有钱,都不是人生的大好事。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拼命追求名利和权位,怎么说也是白费的。只有在名利、权势上亲身打过滚的人,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但是,都是已经到了“尸居余气”的时候,虽然清醒了,太阳就立刻要下山了!像范蠡的一生,除了事功以外,自处之道,非常高明,可说是千古一人,不愧是正统的道家人物。
我们引用历史上所载有关陶朱公的这件故事,说明“敖惰”的心态。从陶朱公亲切说明刻苦成家子弟节俭谨慎的习性,容易偏向于吝啬;出生于富贵家庭子弟的习性,容易养成偏于放浪轻财“敖惰”的习性。
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许多的例外。以我自己一生的经历来体会,单在钱财方面来说,有过极大艰难困苦的经验,身无分文求一饭而不可得的遭遇;也有撒手千金,不知财之所从来的境界。有“臆无不中”,经商得利的时日;也有一夜之间,全军覆没,依然两手空空,身无长物的打击。所以我常说笑,你们的经济学,是从课本上学来的,我是从经验上得来的。只有成功的经验,还只算一半,要有失败的经验,才算满分。世界上最困难的是一块钱,古人所说“一钱逼死英雄汉”,那是事实。有了资本,以后赚钱,那是一半靠聪明,一半靠运气。只有从勤劳节俭得来的,才是根基踏实。赚钱发财很难,但有了钱财以后,用钱更难。用得其时、用得其分、用得其当,并不容易。而且必须要知道财富是不属于你的,是属于整个社会人类的。你纵使有了财富,那也只是有了一时的使用权而已。它毕竟非你之所有,只是属于你一时所支配。
这篇有关陶朱公的文章,我在十二岁半的时候,由于父亲的教导背诵过来。但我真懂得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所以说到这里,便有不胜感慨之思,倚老卖老又多废话了,抱歉。
另一篇文章,也是和“敖惰”问题,很有相关的,便是东汉时代马援《诫兄子(侄儿)严敦书》。后来在民国二十年左右(公元一九三一年),好像在中学国文课本上有过,大家都可能读过,就不必多说了。马援的一生,也真是了不起,但最后临老的时候,仍然免不了遭人排挤,受到历史上算是很高明厚道的光武帝刘秀所贬。除此之外,以历史的经验,说明“(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故事。你只要去读《旧唐书》上所记叙初唐开国功臣的后代子弟,如房玄龄、杜如晦、徐(李)世勣等人的传记,便可知道那些“五陵贵公子,裘马自轻肥”的结局是怎样的,就能明白《大学》所说的“敖惰而辟”的学问修养之道,是有多么的重要了。
问:所谓“敖情而辟焉”,是否具有更多方面的理解,例如我们看到某一位同学,聪明才智的确大有过人之处。但因为他太过自负,而且又理想不平实,便成了“恃才傲物”、“落落寡欢”的个性,几乎对任何人也看不惯,任何事也不肯将就,只自沉没在他自己的烦忧中,这种心态也应该就是“敖惰而辟焉”的情况吧!
答:你所说的,完全正确。你可以说闻一而知其余了。不但对“敖惰而辟”这一个问题的内涵,应当由多方面去理解,然后“观过而知仁”,用此反省自己的心理行为,同时了解其他如前面所说的几个问题,都是同一意义,不只是一端而已。扩充这样的所知所行,再能影响他人,感化其余,这才是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真正“儒行”之道。
如果再进一步来说,曾子在《大学》中所提出人之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五个重点,是属于最容易构成心理偏差的大方向。我们所讲,只是大略加以研究理解而已,实际上还是很简化的。倘使照中国文字学来说明,他这五个名词所包涵的问题,都有正反双向和多方面的内容存在。而且一个字,就包括了一个概念,并非是两个字,只包涵一个问题。例加,亲和爱、贱和恶、畏和敬、哀和矜、敖和惰,每一个字,都包涵有不同心理状况、不同意识形态的心理现象。并非是两个字或多个字,只是代表了一个概念。这就是今文和古文不同的特点。
因为古人读书就学,从幼童开始,光学“小学”。这里所说的“小学”,不是现代化的“小学校”。这里所谓的“小学”,是先要真正了解每一个中国字的具体内涵,它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结构?它代表了什么一个概念?不是像其他民族的文字一样,有的是先有了概念,用音声拼合,再构成了一个字。所以在过去我们读书识字开始,由传统的教导所得知,上古人类文字的结构,有三个兄弟的不同:一是右行,如梵文等,以形声为主。二是左行,如“麼麼文”,但早已失传。三是直行,如中国文,方块字,包括“六书”(六种结构的意义)。由古文“小学”之学的发展演变,到了汉代,就产生对古文、古字的研究考据,便叫做“训诂”之学了。至于注音,甚至概括今古方言读音的不同,便发明中国字的拼音方法,所谓“反切”的拼法,那是在东晋前期,因翻译梵文佛经,采用梵文形声的方法,开始制造“切韵”等学理。可以说,大要是得力于西域东来的高僧鸠摩罗什法师等,和他在中国的高僧弟子们所创造的成果。这些废话,都是为了同学的发问所引起的补充说明。
给自己、父母、领导人的启示
现在我们回转来,归到《大学》本题,有关前面所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五个“修身”的心理问题,使我们拖延了一段时间,好像愈说离题愈远。其实,原本《大学》的本身,是有它一贯的次序,在论说道理方面,一层一层的转进而已。但它始终没离开《大学》开头所讲“知”的学问,和“止于至善”、“止”的修养实践效用。因此,他接着便说出最重要的结论: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这是说,一般人尽管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但必须明白在疼爱好的同时,还要了解他有反面的坏处和恶习惯。换言之,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以单凭自己私心的爱好或厌恶,就全盘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怜可悲的,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成见,就否定了一切。因为人是最难反观自己,最难反省自己的。所以曾子便很感叹的说,人能不被自己主观成见所蒙蔽的,举目天下,实在是很少见啊!但他并非说是绝对没有,实在是太少了而已。因此,他又引用当时民间老百姓的 俗活说,一般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他有潜伏的恶性习气,正如不知道自己种的稻谷植物的苗芽,天天成长的多大多好啊!
当然,曾子所引用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俗语,所以便自己注明是“谚曰”,“谚”就是土俗言语的意思。如果我们也引用后世农村的土话来说,例如,“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前句便有类似的意思,不过说得更淋漓痛快。但曾子是大儒,他不会引用这样不雅致的活。我本来就是老粗,也来自田间,所以便“肆无忌惮”地乱用。
曾子所引用谚语的第二句“莫知其苗之硕”,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便会知道,老农友们每天还没见亮就先起身,走到自已种的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稻谷麦子,老是那么高,没有长大很着急。但偶然回头,四面一看,别人种的好漂亮长得又快,看来实在很泄气。其实,别人看他的,也一样总觉得自己的不如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了。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观才清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又有一句土话说“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是吗?这是因为丈母娘“爱屋及乌”,爱自己女儿“所亲爱而辟焉”的影响啊!
再进一层来讲,《大学》在这里所讲的五个“修身、齐家”的方向,必须要明白,并不是对现代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来说,这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来说。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由小扩大,也就是对做国家领导人的王侯将相所讲的领导学问和修养。如果照现代来说,凡是政府或政党、社团、工商业的公司、会社等的领导主管,要讲什么治理或管理之学的,便首先须要了解自己的修身问题。
我们须知道所谓的“家”,是由一个人和另一个异性的密切结合,共同组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具体象征。由一男一女变成夫妇的关系,必然就会有了子女,再变而成为父母。有父母子女,当然会有兄弟姊妹的形成。正如孔子在《易经·序卦》下篇所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错,是相互交错的意思)。夫妇之道,不可以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卦名)。
但从社会学的另一观点来说,人都是社会的成员。而人需要生活,生活必须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助,因此就形成了人群合作的社会。而把“家”的关系,不当作社会的基本成员。“家”,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私有关系而已。由于这种理念。而发展成为社会公有、共存、共享的目的。这种思想的理念,虽然是“陈义甚高”,而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基本上始终不能解脱以“家”为中心的作用。因为人是有情欲也有理智的,毕竟不同于无心无知的矿物、植物,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可以完全机械式地加以限制管理。因此,在人的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以“家”为主体的结构。但这个结构,在哲学的逻辑上,也只是一个具体的象征而已。可是由于有这个具体的象征,“家”与“家”的联合集成,便形成为一个社会。换言之,“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家”的扩大为社会,社会便是一个“大家庭”。“家”与社会的再扩大结合,就形成为一个更大的结合体,那就是所谓的“国家”。由此可以了解,无论是旧学或新知,这样说过来那样说过去,说来说去“歪理千条,正理一条”。看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易经·序卦》所说,依然是千古常新,仍然不能外于此理此说。
明白了原本《大学》所说“家”的观念,是“大家庭”、“大家族”的“家”之内涵,它跟西方后期文化所说的社会,是有相同的性质。同时,需要了解《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可说是指示我们对于家庭和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政党、公司等的领导哲学的认识,和领导人的学问修养的目标。
例如一个人,处在社会某种领导的地位,不管所领导的人有两个或多个,乃至成千上万,所负担的责任,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家长的任务,而且又略有不同于自己血缘所属家庭的关系。因为所领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家庭教养、文化教育程度,甚至宗教信仰等等,都各不相同。尤其如我们大中华的民族,因为有几千年文化的各种薰习更为复杂。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常常对华侨社会中的同胞说,我们的民族习性,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的意见。而且正如我们自己的批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真是最可耻、最要命的恶习。所以我们上古传统的文化,早就教导我们,做一个领导人的三大任务,就是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并“如临父母”、“如保赤子”。必须自己要求学养的成就,是可以为这个社会的长官(老板)。同时,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父母亲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大导师。同时,对于所领导的社会成员,要耐心地教育他、教养他,就像父母或保姆对待孩子一样。当然,如果是在负责教育的岗位上,也必须要有做学生的领导、父母、保姆一样的修养学识和心情才对。不是只做一个“经师”,传授知识。必须要同时是一个“人师”,有形、无形教导一个学生或部下,怎样做一个人。当然,假如能教导出一个学生,最后成为“完人”或“真人”,那就可说已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是为“圣人师”或“天人师”了!
我们了解了前面所说这样一个大原则以后,便可知道面对任何一个犹如“大家庭”的社会团体,和我们所接触的左右、上下、前后,任何一个人,彼此之间,随时随地,都很容易产生“亲爱而辟焉。贱恶而辟焉。畏敬而辟焉。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的情形。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列举这一类相关的故事,甚至从现代社会上的个案来说明,那就需用现代的电视、电脑来演出,可以够半生或一生来工作了。我们只能到此打住,继续下文的研究讨论。
第六篇 齐家治国
先看《诗经》怎么说
研讨《大学》到今天,我们还停留在“治国必先齐家”的阶段。对于《大学》的原文,过去已有人批评,几乎完全不顾逻辑的条理,可以说是杂乱无章。例如本段原文,既然是讲“治国和齐家”关系的转进,还算得上是有次序。但正在说到法令问题,忽然又无头无尾,插进来男女婚姻的问题,在它上下文的衔接处,又没有交代清楚,实在有点含糊不清。如果在明、清两朝几百年间,考“八股文”的对比文章,《大学》这一段的写作章法,恐怕也是考不取举人、进士了!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章,却是适合于当时理解的习惯,有时候以一两句,就告一段落,跟着便如异峰突起,又接着另一个观念来了。例如庄子的文章,更为放肆,但因为他文笔太美了,又是古代名贤,人们就不敢随便批评,反说他是“汪洋惝恍,理趣幽深”呢!曾子著《大学》,在这段“治国和齐家”的关键里,好像是少了个介词。但从古文的写作习惯来讲,接着而来,它用“诗云”开始,就已表示在这个大问题中,又须套出另一个最有相关的问题来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男女婚嫁”而成家室的问题。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婚姻问题和家庭问题等。
为了研究本段文字所包容的内涵,且让我们先来了解曾子所引用三处《诗经》上的诗句,然后回转来详细了解它的内容。
“宜室宜家”的深意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四句诗,出在《诗经·国风·桃夭》三篇中。其实,在《大学》里,他所引用的重点,最重要是在最后一句“宜其家人”。事实上,上面两篇最后都有同样两句,都是很有深意的,那便是“宜其室家”和“宜其家室”。因此,我们后世用在结婚喜事的成语上,便有“宜室宜家”的颂辞。至于原诗的“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的内涵,是指那个要出嫁的姑娘,既有年轻健美的外型,同时也有深藏不露的才能和良好的德性。“之子”两个字,就等于现代语所说的“这个孩子”。换言之,最后两句是说,这个女孩子嫁过去了,一定很合适于这个家庭。他家里会发达了,娶了一个好媳妇。
也许你们要问,“桃夭”两句,简简单单,真有包含所说的那些意思吗?讲实在的,这就是《礼记·经解篇》所说的“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道理。诗歌都是口语很好作,顺口溜便是。但好的诗歌,太难了。如果要就“桃夭”的两句内涵来发挥,又起码要讲说一两个钟点,我们不要离题太远,就学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吧!你只要从后世文学上惯用的成语“艳如桃李”,并没有加上“冷若冰霜”的反面辞,便可知道“夭桃”和那蓁蓁的桃叶配在一块,如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护持”,这样便可明白“美在其中矣”的文学境界了!
至于“宜兄宜弟”一句,他是引用《诗经·小雅·蓼萧篇》里的一句。事实上,据历来各经学专家的研究,这四章诗是指周公摄政第六年,“泽及四海,统一华夷”,因“怀远人”、“柔万邦”的盛德所感,诸侯宴会并无猜忌,都是如兄如弟相亲相爱。使人读后,便会有怀念“成周一会,俨然未散”之思。
但曾子在本节里单单引用这一句,是借它来一语双关。对治国平天下而言,是指能做到“柔万邦”、“怀远人”的成果。对家庭而言,是指兄弟姊妹、至亲骨肉之间的和睦康乐,互相敬爱的作用。
所谓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两句,这是《诗经·国风·鸤鸠篇》中的句子。“忒”字,有正心不变的意义。这是指在主体当权的人,对于诚意、正心的初衷,必须要做到表里内外如一终身不变.才能正己、正人.在家庭、家族中如此,对治国平天下也是如此,才可以自立、立人,相率天下以正了!
温柔敦厚的诗教
关于本节所引用“诗云”的问题,现在已经了解了,后面便可省掉插曲的麻烦。但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书里,为什么会常常碰到“诗云”、“子曰”等句子呢?
第一,因为在曾子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经验所留下的文献,并不如后代我们那么多。那个时候,孔子所著的《春秋》还刚好新出笼。所谓各国史料的《国语》,以及《左传》和《公羊》、《谷梁》等《春秋三传》还未流行,除了《尚书》算是史料以外,如要引用前人的历史经验,只好以《诗经》所收集的资料,最为恰当。因此,写到或说到要“引古以明今”的时候,便常常出现“诗云”、“子曰”了!到了后世,学者们便进一层,知道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观念了!
第二,诗句,往往是浓缩简练了历史社会上,许多复杂的事实和很多情绪上的感慨,构成少数的字和句子的精髓,包含内涵意味无穷,但又不是破口大骂,或是任意的批评,或是随便的恭维。例如大家都称唐代的杜甫是“诗圣”,如他所作“蜀相诸葛亮”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是多么的引起共鸣啊!但最关键的感慨在哪里呢?在“频烦”、“开济”的四个字,更可以为诸葛一生的遭遇而痛哭流涕了!他觉得诸葛亮的一生太划不来,太可惜。他本来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人,是多么的清闲自在。但偏碰上一个刘备,三顾茅庐,烦死人,不但是一次,还是三次的“频烦”,只好告诉他当时一代的局面,是注定天下三分的格局。但不幸被刘备硬拉出山了,情不可却,只好帮他一把。“刘老板”已经不算太高明,但他会用办法把诸葛亮稳住,临死还逼他再帮他自己的儿子。可是阿斗真是个笨斗,但君臣之分已定,已是没奈何的事。诸葛亮帮刘备开国称帝,又要帮阿斗搞“安内攘外”、“经纶济世”的“整体全程经济”。既已开国,还要开济其后代,短短的父子两代,耗尽了这个老臣的心血,到底还是白费。不得已,为了表明心迹,只好“六出祁山”“死而后已”。出师不捷是明知故犯,那是诸葛公在求得其死所的上策。所以明白其中意义的人,就会“长使英雄泪满襟”。为诸葛一生的既“不遇其时”,又“遇人不淑”而痛哭流涕了!这样了解,才可明白“诗之教”的“温柔敦厚”之旨。不可说,你真可怜啊!比我杜甫还惨啊!那便叫作“嘶”,不能叫做“诗”了!
炼石补天靠母性
现在我们回到《大学》所引用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开始。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先来看看代表儒家的所谓万世师表的孔子,他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是如何呢?大家都知道,他曾经说过一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尤其在他所研究的《易经·序卦》下篇,便更明白地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等等。换言之,他毕生主张尽“人道”以明“天道”,但从人类社会的现实开始,“天道远,而人道迩(近)”。后来代表道家的庄子也提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理念,都有类同之处。因此,孔子在他所整编的《诗经》第一部分的“国风”里,开头就引出与男女夫妇最有关系的《关雎》一篇,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乃至“求之不得”,又是“寤寐思服”啰!“辗转反侧”啰!比起现代男女恋爱的情歌,激情都是一样,并没有什么强调古人多是“圣人”,后人都是“剩人”的样致。
从“只知有母”到“女主内”的演变
简单扼要地讲,这都是说明,这个人类社会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并非是从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变化出来,所以女人并非是永远附属于男人的。这都是传统文化很明显平实的基本原理。但是东西方的人类文化,自古以来,如“宗教学理”,以及“伦理道德”等的学说,甚至都把自然社会观念变成同样的“重男轻女”,变成了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现象。
其实,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自有上古的记载开始,便很公平地认为远古人类的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开初原来都是以母性为中心的社会。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周期,以及最为重要的怀孕和生育时期,乏力再去自谋饮食和其他劳务,很自然地必须要男性的帮助和照顾,因此,就渐渐形成习惯,慢慢建立了男女两相结合共同生活的“家”。因为有了“家”的形成,又渐渐演变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初步习俗。然后为了饮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需要收藏、储蓄、占有、开发等行为,就初步形成了如后世所谓的“私有财产”或“家庭经济”的基本形态,这正是合于唯物史观发展的原理。但这是没有加入人性心理变化成分的观念,同时,更没有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规律。有关这种综合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进程,以及它的循环往复的法则,在孔子所著《易经·序卦》里,都早已有了很科学性的逻辑理念了!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远古,上古史上,便都有对“母性社会”、“母系为中心”的简单记载,称之为“氏”。我们姑且避开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来说,有巢氏、燧人氏,乃更伏羲氏、神农氏,直到黄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于轩辕之丘(河南新郑),因名“轩辕”。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但从黄帝以后,仍称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直到帝尧开始,人类社会的文明渐盛,才改变以母系为中心的习惯,从其封地开始,改称为“唐尧”。乃至“虞舜”。可以说,从尧、舜以后,以男姓为中心的“族姓”风俗,才开始建立。至于认为“氏”即是“姓”,“姓”即是“氏”的观点,那是汉代儒家们,从“重男轻女”的狭隘思想开始,才把母系为中心的“氏”,轻易曲解改变过来的。事实上,中国历代历朝的政府所习用的,都是一直禀承上古传统文化的习惯而有分别,直到清朝末代,还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称“丁”,女人称“口”,后来才统统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实,这种区分的称呼,不是阶级的观念作用,是适合逻辑的分类而已。
如果再向远古史上溯,那就必须要如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或屈原的《离骚》一样,要推到远古流传的神活,便是代表历史的根源上去了。例如我们传统的古史神话之一,就说到黄帝和蚩尤的战争,那位被后世称为“战神”的蚩尤,头触不周之山,因此而使“天塌西北”、“地陷东南”,所以使中国变成了现在的地势,西北高,多沙漠,东南低,多海洋。好在感动了我们大家的老祖母女娲氏,看不下去了,才出来“炼石补天”哩!女娲称“氏”,仍是代表了上古以母系为中心的意义。而且人们所生存的最伟大的天地,有了严重的缺憾,还是要靠这位人神之间的老祖母出手撑持,才能挽回人类的浩劫。女娲氏,才是代表了人类母性的最伟大的光荣和功德。
好了,我又说累了,也觉得自己愈说愈远了,就到此打住。为什么我要从远古说起,以母系社会为中心的道理呢?简单总括的一句,我要特别提出声明,我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继续保持了五千年,大半是靠过去历史上女性伟大的牺牲,以及她们所付出的“忍辱负重”的功劳。换言之,女性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的确犹如女娲氏“炼石以补天”的功德。但这是说过去,今后是如何?我也和大家一样,只能知过去,并不能知未来,更不明白现在。
可是我们传统的历史文化,如从黄帝开始,下至夏、商、周三代前后,都是依循以“重男轻女”的男性社会观念为中心,关于女性,大多只记其反面。对于因得力于母教的记载,少之又少,只有在商汤以一旅中兴邦国的故事,还稍微表彰了商汤革命的成功,是得力于母教的成就。其他所记载的,都是对因女祸而破家亡国的故事,反加极力描写。如夏桀因嬖妹喜而国亡,商纣因嬖妲己而国亡,周幽王因嬖褒姒而国亡。看来夏桀、商纣、幽王,还远远比不上后世的唐明皇,他却是: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轻。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
美女子和美男人,那是天地父母自然生成的艺术品,它本身并不一定有善恶好坏的作为,无论是普通老百姓,或是一个帝王,因为有了美女而终至于国破家亡,那是男人本身没出息,专门拿妇女来做代罪羔羊,这不算是公允吧!
但到了西周的古公亶父东迁岐山,再到周文王、武王的兴起,总算在历史上有了公平的记载,极力赞扬了周朝初期的“三太”(古公亶父的后妃太姜、文王的生母太任、以及文王的后妃太姒,事见前述),外带及周武王的贤后邑姜,她是太公望之女,“贤于治内,辅佐武王。有妊,立不跛,坐不差,笑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詈”,生太子诵,就是后来的周成王。因此在孔子的思想观念里,女性的功劳对于“治国齐家”十分重要,他还极力赞颂了周初姬家母教和母仪的伟大,对于周武王革命事业的成功、周朝的兴起极力推祟,因他有了十位最重要的贤臣,其中一位,还是女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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