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更要了解如《中庸》所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意义了。这是子思说明孔子所推崇宣扬的传统文化，是以尧、舜的道德教化作标准，以周文王、武王的接近道德的“宪章”制度作榜样。有关尧、舜的大略历史背景，前面已经提到过。现在，我们将 对周文王的历史资料，先有一个认识，了解他是怎样 影响“齐家、治国”的经过，就可明白孔门传统儒家 所指的“治国、齐家”的榜样所在了！
周室治国齐家的故事
姬周家族的来源，根据历史的资料，始于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时代，但我们并不是在研究远古史，姑不具论。现代所要取用的，是从商朝殷纣以后，有关周文王以及武王的兴起，建立了周室王朝约八百年的封建和中途的共和政权，奠定中国文化历史的传统根基，而且为孔子所赞扬为“郁郁乎文哉”周朝上辈的“家世”。它的兴起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三二零年（同期，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登西奈山受十诫，为犹太教的开始）。乃至从公元前一二五零年之间，希伯来人征服巴勒斯坦故土，腓尼基人开始殖民时代，恰是周室王朝上辈，历史上的著名贤王“古公亶父”与季历（即周文王之父）先后同是百余年之间的事。直到公元前一一二三年间的周室王朝兴起的历史故事，这些都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但我们只用一小片段来说明重点。
周室是尧、舜时代，为人民发展农业最有功的后稷的后代。到了夏朝末代政治衰败，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后稷之子不窋失去了公职，就避世避地到了当时所谓文化非常落后的戎、狄之间，就是现代的甘肃弘化县一带。到了不窋的孙子公刘手里，他虽然在当时那文化落后的地方，仍然重新振兴祖传农业发展的精神，如记载所说：“备耕种，行地宜，”普及到了渭水之南，“取材用（开发农林经济），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再传八九代以后，到了古公亶父手里，也就是殷朝开始没落的前期。因他重兴祖先公刘的农业发展政策，所谓“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人民都拥戴他）”。但是，那时西北文化落后的戎、狄少数民族“薰育”，却来侵占攻打他的地盘，“欲得财物”。给了他以后，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
有民立君（有了人民群众，拥立一个君主），将以利之（那是因为这个君主，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今戎狄所为攻战（现在戎狄想来侵略我们的目的），以我地与民（是因为我们有了土地和人民群众）。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人民群众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得好，那有什么关系呢）？民欲以我故战（现在人民大众，想为了我的关系，愿意战斗），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战争是要死人的，为拥护我而战，那是为我而杀了别人的父兄子弟，然后，又自做大家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做这种事）。
因此，古公亶父就悄悄地与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远祖不窋一样，避地去了现代的陕西，重新定居在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但被原来所有的人民群众知道了，大家就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因此，他只好开始传播文化，改革了戎狄的陋习和旧俗，建设城郭和屋室，划分地区，分配给人民群众来居住。同时又建立官制与职责，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初步规模，所以历史称他是周朝的“大王”。
在这一节所讲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两方历史文化的演变，往往有先后同出一辙的故事。古公亶父的东迁，和摩西的出走埃及，都是上古历史上最有意义、最有兴趣的事。但与后世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区別和不同的理念。这点必须要了解清楚，且待稍后再来研究讨论。现在，再来看一段历史记载：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仲雍）。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即周文王姬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和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三太”的母仪
古公有贤妃曰“太姜”，即季历等三兄弟之母。太姜有美色，而且性情贞静柔顺，并且极有智慧。教导诸子，至于成人，从来没有过失。古公谋事，必与太姜互相商量。随便古公要迁徙到什么地方，她都不辞劳怨，顺从追随。
季历即位，又娶有贤妃曰“太任”，史载，称其端庄诚一，德行无缺失。及有身孕，即自开始胎教，所谓“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因此而生文王。
文王又有贤妃，曰“太姒”。《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传》称其“生十男，亲自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并非偶然徒然的提三尺剑，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
太伯推位让国的遗风
如要了解“齐家、治国”之道，兄弟之间“推位让国”的遗风余德，便须再看七百多年以后《史记》所载《吴太伯世家》的历史故事。
太伯和其弟仲雍两人，为了孝顺父亲古公亶父想立小弟季历为王的意愿，他两兄弟就出奔到当时所谓没有文化的落后地区荊蛮（就是现在的江苏、无锡、苏州一带），断发文身表示自甘隐遁没有用处，因此自号“句吴”（就是后来周武王分封为吴国的开始）。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兄弟先后相继五世。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封为诸侯。到了《春秋》时期，就有吴王寿梦崛起。寿梦生有四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日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攝行事当国”。大哥诸樊在除了父王寿梦的丧服以后，就要照父亲的遗愿，让位季札。季札又极力辞谢，并且“弃其室而耕（自愿下乡种田务农，做个平民）”。因此，大哥诸樊死后，就由其二弟余祭即位，他们兄弟的用意，仍然希望最后由季札来即位。余祭过后，就由其三弟余昧即位。余昧卒，大家仍要依照父兄的遗愿，要授位给小弟季札。季札推辞不掉，就躲开逃走了。季札在吴国的封地是延陵，因此后人便称他为“延陵季子”。因为季札的逃避王位，吴人不得已，才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僚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阶段。这已是周室政权衰微没落，到了所谓春秋末期的时代了。
但季札在他二哥余祭当政的时候，曾经奉命出使去鲁国，因此顺路“请观周乐”，这也是历史文化上有名的故事。其实，是季札对周代以来文化历史演变的论评，极其精彩。
周末第一文化大使——季札
可是更精彩的，是季札顺道访问齐、郑、卫、晋等诸侯各国，对于当时四国的名相、大政治家，都有精辟的建议和劝告，那些大智慧的名言，影响当时和后世，都很重要，因此要特别附带介绍。
季札去鲁，遂使齐。说晏（婴）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你快点把封邑和政权交出去）。无邑无政，乃免于难（你既然没有分封的采邑财产，又没有政权在手，就可以免了杀身之祸了）。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齐国的政权，看来将要另会归属他家了。如果还没有得到另一归属，恐怕争夺政权的灾难，很难得到平息哩）。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郑国的贤相），如旧交（一见如故）。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太夸张自负了）。难将至矣，政必及子（恐怕马上会有政变，最后一定会要你出来执政）。子为政，慎以礼（你如当政，应该谨慎小心，注重文化道德的教化）。不然，郑国将败（如果不这样做，郑国恐怕就会垮）。
子产听了季子的忠告，果然成为当时郑国救亡图存的贤相。
去郑，适卫。说蘧瑗（伯玉）、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地名，河北濮阳县北部）。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口头理论很多，实际政治道德太差），必加于戮（恐怕难免于残杀）。夫子（指晋臣孙文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他孙先生既然已得罪了晋侯，所以避祸到这里。恐惧反省还来不及，岂可以另有图谋，要想反叛吗）？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他孙先生避难到这里，好像燕子筑巢在布幔上，是很危险脆弱的。况且晋君新亡，还未出殡，怎么可以敲钟打鼓来作乐呢）！遂去之（因此，季子就不去晋国了）。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孙文子从旁人那里听到季札对自己的评语，在他的后半生，就始终不听音乐，表示惭愧和忏悔）。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后来果如其言，韩、魏、赵三家分晋。）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你要特别小心呵），君（晋侯）侈（太昏庸自负），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而且这许多的当权大臣都很富有实力。很快，晋国的政权，就要归到三家的手里了）。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你老兄是个忠直的人，必须预先做好准备，不要在这场政变灾难中做无谓的牺牲了）。
不但如此，季子在出使回吴的途中，再经过徐国还做了一件“挂剑徐君墓树”的千古佳话。《史记》：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这就是季札的高尚情操，不因为朋友的死生变故，而自负初衷的心愿。对朋友的心知而不负心，更何况是对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人生学问修养到此境界，算不算得上是一个真、善、美的完人呢？
有关吴太伯和季札推位让国的结论，太史公司马迁写了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评语如下：
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吴太伯的德行，可说是高尚到了极点）！三以天下让（他一生三次把现成可以统治天下的权位推让出去），民无得而称焉（实在使人们欲赞无辞）！”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王于延陵季子的仁义之心），慕义无穷（使人无限的敬仰钦佩）。见微而知清浊（尤其对事理的观察，透彻微末，由某一点上就可分别清浊好坏）。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何以他能有如此的远见？因为他是一个深通人情物理，有真学问的君子啊）。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季札的生存时期，了知“乱世多贤”的历史事实。正当这个“春秋”末期的半个世纪之间，圣如孔子，以及孔门的诸多弟子，乃至晏子、子产、蘧伯玉、延陵季子等辈诸大贤哲，都出生在这个时期，只是“贤者不在其位”，“能者不当其职”，但在文化史上，他们却留下不朽的立言功业，以及千古的流风余事，影响了中国后世两千年来的文化思想。
另外，在这个时期，可称为第二个成功的，而非职业性的外交大使，那便是子贡为救鲁国的国难，出使吴、越、晋之间的纵横外交。子贡和季札，应该都算是中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两种榜样。后来的苏秦、张仪，并不足以和季札、子贡二人相提并论了。
孝、弟、慈的道理
我们为了深入研究《大学》所谓“治国必齐其家”的道理，花了不少时间，引用《周本纪》及《吴太伯世家》的相关资料，说明《大学》所讲“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内涵。这也正是孔子“祖述尧舜”的公天下时期，以及从夏、商、周的家天下以后，治国必齐其家的主旨所在。现在我们采用历史事实来做引申说明，比较确切。然后，便顺理成章可以了解它的后文，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的道理。
有关这一篇孝、弟、慈三者的事实说明，我们只要回转上面，由周室初期，太伯、仲雍两兄弟，为了要真实做到“推位让国”，就不惜舍弃个人对父母的孝养，离家出走，逃隐荆蛮，断发文身，以示无用。正是如古人所说“移孝作忠”的事君之道。因为从私来讲，古公亶父是太伯、仲雍的父亲，他们父母子女之间，并无彼此失德不和之处。只是古公亶父正位居国君，从“天下为公”来说，太伯、仲雍兄弟，虽然身为人子，但身居臣位。他们既然明白了为父为君的明智意向，既不能避世，就只有避地、避人一个方法，才可以解脱“宗法社会”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烦恼。所谓“知进退存亡之机，而不失其正者”，才能“知止而后有定”，然后做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实效。唐、宋以后的儒家们，特别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论调，也许不完全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或者是把孝与忠的定义，只范围在一种小忠、小孝的个人人格圈圈以内！
同样，由前面所引用太伯、仲雍兄弟的故事，以及延陵季子的再三推让，逃避三位哥哥依次要传位给他的行为，便可说明“弟者，所以事长也”的道理。至于“慈者，所以使众也”的要点，我们只要真实理解古公亶父避居岐山以前所说的话“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以及“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便知其中的道理。正如《大学》接着引用《康诰》所说“如保赤子”并说明“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不过，讲到本文最后一句．我不免也要对曾子幽默一声说，曾子真是落后的古人。他没有看到二千余年以后的现在，和将来的时代，大多数都是“先学养子而后嫁”的呢！甚至还有专门教导未嫁而先养子的教育法。希望曾子再也不要叹息今不如古才好呢！
推位让国与统一江山
我们讲到《大学》“治国先齐其家”一节，都有引用孔子再三推崇尧、舜和周文王祖先的话。在有意无意之间，更是赞叹周文王的大伯父吴太伯和二伯父仲雍几个人的“推位让国”的伟大行为。因此，引用史实，说明这是很了不起的千古典型。 但是，孔子的本意，是不是要后世的人都要效法吴太伯兄弟一样，一定要推位让国才算是真君子呢？可以说，不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没有明确的说出来。只是赞叹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推位让国，是中国上古“公天下”或“家天下”的历史中，所表现出帝王体制时代的真民主，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品德。如果“高推圣境”，这是要求它在三代以上的政治情操，并不必过分强调在三代以后的作为。周、秦以后，如果都须依照古公亶父的“避地”，或是吴太伯、季札等先贤的“遁世无闷”，那么，秦、汉两代，早应归顺于匈奴；隋、唐初期，亦应早让给突厥或胡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的纷争，难道是无理取闹的局面吗？至于五代以后的宋朝和辽、金、元，以及明朝以后的“满汉”明辨，都变成是多余的纷扰啰？
其实，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并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齐家”范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让行为，并非是加于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我们只要冷静读一读历史，从秦、汉以后，直到明、清，几乎所有“家天下”的帝王家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为了争夺权位而互相残杀，甚至因此而亡国亡家的，岂可胜数。
到了现代，这种推位让国的精神和真修养，倘使用在真正民主政治，和真正民选的政治团体，或是大企业集团的大老板们，倒是成为至高无上的个人为政品德了！
如果是一统大国的领导理念，那么，又须另行参读司马迁论说唐尧、虞舜三代以上的王道德治，和秦、汉以后的一统江山，都不是草草匆匆，随随便便的事。实在值得一读，并且须要慎思明辨，就大有助益之处。如云：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前面说到唐虞传天下之难（人），再说到秦“盖之一统天下，若斯之难也”（事）。但刘邦之天下，自认马上得之，但未必能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时，用“道”、“德”来理天下，战国以后，历代帝王以“霸”和“术”来治天下或争天下。所谓“霸”就是武力和权威，而“术”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亲民”为出发点，那就可以成为历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马丁·路德所说的，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说起来简单，古往今来，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毕竟是很危险的。
刘邦以一无赖子得天下，长期的楚汉相争，称帝时已快六十岁，到了暮气沉沉的时候，加之本人不学无术，也就没什么作为了。但是刘家出了两个不错的子孙——文、景二帝，他们从小所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变成了一代守成之主，为汉朝厚植了国力基础。所以才有武帝的崛起，用了两代的积蓄，屡伐匈奴，一洗汉朝六十年来的屈辱外交；并解决秦汉以来的边疆问题，灭南越，伐朝鲜，奠定了中国初期的版图。这就是历史上造成所谓“汉唐盛世”之一的汉武帝刘彻。
武帝本身是一个既迷信而又任性的人，关于迷信的部分，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一开始就说：“尤好鬼神之祀”，接下来用了大半的文字，叙说武帝的求仙等等，所以文遗山才有“神仙不到秋风客”之句了。其余如尊儒术、通西域、征大宛等，无一不是自大任性所造成的。惟因如此，才有汉朝的盛世；也因如此，才种下了西汉没落的初因。真正谈历史的人，还必须深入研究，自有启发之处，这才真正是《大学》一书最好的旁证。
治国当家的原则
曾子著《大学》，秉承孔子遗教，从夏、商、周以后，以“宗法社会”的“家天下”为主，由“治国必齐其家”为中心，特别引用周室王朝时代《康诰》中“如保赤子”的一句，作为执政治国者的目标和信条，告诫执政者的内明存心，必须对于全国的人民，确切具有“如保赤子”的仁慈之念，不可徒有口号而自欺欺人。但是历来秉国执政者的领导人，或者被才能和德性所限，或是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所牵掣，是否具有这种存心，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是势所难免的事。因此曾子便提出“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的名言，作为勉励之辞。
自知与知人
然后他便提出作为秉国执政者，或是身负任何社会团体的主管，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的道德原则。而且这个大原则，并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更不是任何政治主义，或是唯物、唯心等思想逻辑，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以及帝王政体、民主政体等理念。这就是《大学》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道理。
假如我们用曾子所说这几句名言作历史论文的题目，就只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立论，几乎可以分别开来，各写一部一两百万言的专著或小说。
现在我们姑且简单从秦、汉以后说起。汉朝自汉文帝倡导节俭，一二十年之间，就使社会富有丰裕，从此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历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时代。因此，到了汉武帝手里，才能发挥汉室雄威，开疆辟土。
接着，由汉宣帝的以儒、道、法并用，整顿吏治，实行他刘家天下的王道和霸道并存理想，才形成了汉室前期的大汉规模。
到了汉元帝以后，就开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风气，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其机如此”。
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以我个人肤浅的认定，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而且他本身虽然来自田间，但也是从儒学出身，对于《诗经》的文化教育，更有心得。至于他的文章简练，虽然只有短短几篇诏书，便已足以启发东汉以后汉文的先声。
东汉末期，魏、蜀、吴三国分立，但是曹操父子富于哲学性的文学才华，开启了建安七子的文采风流，影响后世很大。曹孟德的称王称帝事功，哪里比得上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千秋价值呢！因此，而有魏、晋初期老、庄、易学“三玄”的兴起。青年士子，如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好坏不说，但不能不说都是受曹家父子深富哲学性的文学影响而来。
再说，历史上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宣传口号，很奇怪，恰恰是历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晋朝的高调。
至于南北朝时代的宋、齐、梁、陈，乃至隋朝和初唐之际的文学，柔靡婉丽，就像南北朝的历史形态一样，犹如“东风无力百花残”的败局，实在零乱不堪。然而，它的风流潇洒风气，却影响了唐朝开国一代名王李世民。
中国的历史，我们自己对过去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汉、唐。但是，李唐建国，为什么一开始就能有他的独特风格呢？那便不得不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一人。所谓唐诗、书法，甚至唐朝初期一代才子形成的政治风气，也都是受唐太宗的影响而来。从中国的书法来讲， 初唐时期的虞世南，甚至稍后的颜真卿、柳公权、裴休等人，都超不过李世民本人的韵味。何况他的诗及文章，也是南朝六代以来的第一人。因此才有唐代的文学，照耀古今。这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结果。同时，因为他喜好哲学，钻研佛理，才使中国的禅宗，在盛唐以后崛起，影响了日本，而且普及到东南亚各国。直到现在，仍为世人所揣摩猜测，摸不着边际，正如雪窦禅师所谓：潦倒云门泛铁船，江南江北竞头看。可怜多少垂钩者，随例茫茫失钓竿。
唐末五代之乱的后期，就出现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宋王朝。但很遗憾，就是开国之初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两兄弟，却是爱好文事的军人而兼学者的人物。尤其是宋太宗赵匡义更为特别，在他带兵作战的一二十年间。虽在马上行军，还是手不释卷读书不倦。因此而养成“守文弱主”的格局。致使南北宋赵家三百年的中国天下，始终是和辽、金、元并存共治。等于在历史上，重新出现一个南北朝的时代，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江山一统，故无法与汉、唐两代并美争辉。可是在南北宋三百年之间的朝廷政府，重视文人学者，礼遇宰相，尊重儒林、道学的风气超越古今。因此而有“五大儒”，如周濂溪、张横渠、程颐、程颢乃至朱熹等人的出现，形成宋儒特有的“理学”，与佛、道两家，互争胜场。然而始终难免三百年来，赵家所有的职业皇帝，照例都是“守文弱主”的遗风，造成年年纳贡、岁岁捐输北国的奇耻大辱。这可不能误解是‘一家让，一国兴让”的明训。宋儒们虽然拼命讲《大学》、《中庸》，实在都没有教导养成“一人定国”的历史成果，应该是难免愧对先圣先贤吧！
接着而来，便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统治了中国将近百年的局面。当时蒙古族缺乏文化水平，特别信奉边疆少数民族所崇拜的喇嘛教，使元朝八十年间的政治，完全是与喇嘛和番、胡人等共治中国，使唐、宋以来的儒、佛、道三家文化的基础，几乎完全为之伤残殆尽，黯然失色。
出使西藏的禅宗大师
好在很快也就出了一个和尚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政权，使蒙古族归还本位，返回他们的草原大自然之中。因为朱元璋，曾经为了生活无着而做过和尚，因此他对宗教，尤其是佛教，到底不太外行。所以在他建立明朝，登位做皇帝的初期，对于东南亚信仰佛教等地区，以及西藏只派了一个禅宗大师的和尚出使“番邦”，协调西藏，就此便使西陲相安无事，甘心臣服。永乐帝即位，用老办法，敕封哈立麻喇嘛为“大宝法王”，也就相安无事了。有关西藏现存密教中的“大手印”与“大圆满”等法门，都与宋、元、明时期输进禅宗佛法，息息相关不可或分。不过，这个奥秘实在“只可和智者道，难与愚痴者言”。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其然乎？其不然乎！
有问：明初朱元璋所派安抚西番的和尚大使是谁？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请顺便一讲。
答：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自称为儒家的大学者所编纂。他们都是戴上有色眼镜，凡是碰到佛、道两家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气地删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正为此故。
明初在洪武三年、四年之间，朱元璋特别请金陵（南京）天界寺觉源慧昙禅师出使安抚西藏，禅师原籍浙江台州人，俗姓杨，十六岁出家为僧，在杭州中天竺寺笑隐大欣和尚处参禅悟道。悟后便说：“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笑隐问道：“汝见何道理？”他便展开两手说：“不值半文钱。”他在西藏期间，极受尊重，后来便圆寂（死）于西藏。朱元璋很难过，请宗泐禅师等，收奉慧昙禅师留在天界寺中的衣钵，建塔在雨花台的左边以表崇敬。宗泐禅师，也是朱皇帝所最钦敬的和尚禅师之一，曾经要他还俗做官，禅师不肯。后来因为涉及宰相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贬遣到他的故乡凤阳修建佛寺三年。可是朱皇帝有了疑问，就很想他。因此，有诗送他说：“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又召他回转南京，再住天界寺。
但从朱元璋和永乐以后，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所有朱家王朝后代的职业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君。而且大多都如他的祖先朱皇帝一样，内在有极恐惧的自卑感，因此轻视儒生侮辱臣僚，使朱明一代三百年来的政权，操纵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手里。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极其可悲。我有时读《宋史》的感受，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味道。当我读《明史》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好像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味道。赵宋和朱明两家的天下，同有三百年的执政时期，收场几乎都很可悲。李闯王进到北京，看到崇祯吊死煤山，很感叹地说：“君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也。”但也有人说，这是崇祯在临死前的自语。不论此话是谁讲的，实在不是公平的论断，只是推过于人的遁辞而已！朱明一代的王朝，虽没有一个出色的人君，可是却是江山一统的中国。至于赵宋一代，尤其在北宋初期，在文事政治方面，君臣都有可观可法之处，只不过仅是半统山河的局面，比之明朝不免大有逊色。
明朝后期，满族兴起于东北。这个时期，以现在惯用公元来计算，已是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的中期阶段。如果不谈三百年前“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但从大中华文化的华夏文明来讲，正如民国初年开始，早已了解汉、满、蒙、回、藏，乃至许多的少数民族等，在五千年前，由黄帝轩辕前后时期，寻根究底，原本算是一家。
不过，在十六世纪时期，满族在东北仍属少数民族的一系。但满族在东北建国的初期，虽然是“草昧初创”、“利建侯”的阶段，而在有形无形之中，也早已吸收中原的文化，只是水平不高，还在学习适应的阶段而已。
到了明朝垂危的最后时期，正好碰上吴三桂妄想利用满清武力，反击李闯，才使皇太极的孤儿寡妇，率领十来万八旗子弟，俨然像煞正义之师，轻轻易易进入山海关坐取北京，从此便统治了四亿人口的中国又将近三百年的天下。这个历史镜头，使人想起唐人的诗句，真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的写照。如果用《史记》的笔法，便可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奇怪的是“时无英雄，徒使孺子成名”而已！
因此而使明末遗老们，不甘心满族少数民族的统治，高呼“华夷之辨”、“满汉之分”，倡导民族主义，始终与满清两百余年来的政权，或明或暗反抗斗争到底。直到孙中山先生崛起鼓吹革命，奔走海内外，终于赢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才推翻了满清政权，然后提倡“五族共和”，重新建立大中华民族的故国。
其实，初期满清的入主中国，实在是“乘时而兴”机会给予的时代幸运，并非是满族的文治武功，另有特别高明之处。至于后来所谓的“八旗雄风”，甚至被人们最痛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劣迹，都还不是依史论史的关键所在。
从清朝得到的历史教训
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鉴往而知来”，那就要：
一、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边防问题。以中国的地理立论，由西到东，所谓满、蒙、西域、番藏等问题，在历史的时间、空间上，一直存在三千多年，直到现在，其中包括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更是核心。至于由北到南，在海疆问题的海防上，也是极其重要，但须另作专论。元朝的蒙古族和明末的满清入关，都是中国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对于治理边疆问题上的败笔，希望后之来者，再也不要重蹈覆辙。
二、有关满清入关的战略问题，实在是过去历史上的创举。如果真要研究满族在关外东北崛起的初期，就是满族对蒙古各旗的征服，的确并不简单。到了入关之后，若说满族是用武力统一中国，那是根本文不对题。满清的统一中国，所用武力，完全是一种代理战争的战略，八旗兵力只是作为指挥监督的作用而已。明白地说，满清是利用蒙古兵和汉族人本身来作代理战争，他自坐观其成唾手而得地统一了中国。如洪承畴和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都是汉人汉兵，正如后人在崖山的吊古诗所谓“镌功巨石张洪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同出一辙。
三、满清入关前后，他们的领导上层，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国演义》和老子《道德经》的影响最大，并未认真接受儒家的思想（《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日本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响最大，罗贯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可是到了入关之后，由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间，都是受佛学禅宗、律宗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但却为一般治历史学者所忽略、轻视过去了。如果用严格的比喻来说，大家都知道，西汉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黄（帝）、老（子）的道家文化思想。后世称它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那么，满清在康、雍、乾三代，是“内用禅佛”、“外示儒家”。这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如假包换。只可惜后世一般人，对禅佛之学太过生疏，反而不能学以贯通，自被成见所瞒了。
假定，你能明白前面所讲的要点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在满清初期一百多年，甚至与后来百余年来，他们并没有像汉、唐、明朝各代所谓历史上最头痛的外戚、女祸、宦官、藩镇等祸国殃民的大乱出现，岂是偶然的幸运吗？当然不能以他最后末代的慈禧、李莲英，或者，拿过去历来的“反清复明”，有意尽量描黑的“清朝宫阉内幕”等小说来讲，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只要反证历史，由汉、唐以来的中国，所谓幅员之广，版图之大，收内外蒙古、西域新疆等于一统山河，全形如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便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总可算是功高一等，超越历代吧！同时，由康熙开始，亦收亦放，似紧又松地漫天散布法网，留给雍正即位，再来收紧网罗，整顿吏治、财政，奠定后来乾隆以来将近百年的承平岁月，使全国上下的百姓和知识分子，都醉心在文章华丽、词赋风流、功名境界之中。因此而有享受乾、嘉时代的青年士子们所谓“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的幽默话。乾隆也志得意满地自作御制春联，唱“乾坤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高调，这似乎也不是大吹牛皮，过分夸大。只是他却忘了，能做到这样的成果，都是受之于父祖的余荫而来，并非完全是他一手所造成的大功德。但是历史和人生，毕竟超越不过因果的定律，两百多年后的满族，仍然是由孤儿寡妇，挟着皮包，坐上马车，黯然出关而去，可怜的只是末代皇帝溥仪，不过，他的故事，现代大家都知道，就不必画蛇添足了！
接着而来，我们如果讲现代史，那就比研究“二十五史”更为麻烦。现代史必须要从清朝乾嘉时期开始追溯前因。同时又须和西洋的文化史搭配起来研究，由十五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演变，以及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航海、工商、科技、政治、经济等等的革命性文明，如何逐渐影响东方和中国，搭配起来。直到现在，东西文化虽还未完全融化结合为一体，但已有整合全体“人类文化”的趋势，以便迎接未来“太空文明”的到临。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学为政，切不可目光如豆，掉以轻心，只当这些是狂妄幻想的妄语而已！
问：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讲《大学》的“治国必齐其家”一节，而且只在研究“一家仁，一家让”的影响，和“一人贪度，一国作乱”、“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小段，为什么却乱七八糟地引出历史来“讲古”，又没有把历史的真实经过和每一小段话一一对证说明呢？
答：实在是为了时间和精力的有限，只能提纲挈领地说一点能够做为启发性的作用。至于“闻一而知二三”，可以自启“虑而后能得”的效果，那就全在诸君的慧力了！至于说，为什么当在过去“家天下”的帝王体制时代，大讲其“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忽然使我想起在隋末的时候，当李世民规劝、怂恿他父亲李渊起义造反，李渊最后被时势所迫，不得已地对儿子李世民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自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山于李世民的建议，才有李唐一代三百余年的天下。这是“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样板，也是“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反面对照。至于李唐家族有关“治国齐家”的功过得失，其中因果，姑且置而不说，以后可以专论。
其实，不管是封建的帝王时代，或开明的民主时代，不论是为治国、为家族或社团，即如任何一个人，要立志做工商业，或其他的事业，也随时可能会有“破家亡躯”的危险，同时也有“化小家庭而利邦国”的可能。所以对于“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以及“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原则修养，就不能不深加体会。“贪戾”一句，是一个人心志发展的“行为”的阴暗面，“贪”字所包括的心理、行为作用，大小、明暗的无所不有，一时阐述不完，将来或专讲“心性”、“内明”之学时再说。“偾事”一句，是指一个人在言语上最需谨慎的关键。在这里必须要作补充的说明，因为这两样心行，在历史上，及现实人生的经历上，事例太多，希望大家有所会心，便可明白“知止而后有定”的功用对于自反自省的重要，便会后福无量了！
第七篇 治国平天下
天秤不自作低昂
跟着上节而来的，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的名言“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两句。自又加以解释说，所谓能成为人民所敬仰如父母的好领导，必须要做到真正的“民主”之“主”。那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像这样的文句，它本身就是白话，我们不必再加解释。只须要注意，“好”、“恶”两个字的读音和用意，就可以了。
当政者“不中不正”的后果
然后他又引用《诗经·国风·节南山》章中的典故。“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我们先说他所节录原诗四句文字的本意。前两句，是用古人帝王制度及官府的习惯，重视“坐北向南”、“南面而王”的气概。当人们面对南山的高峻，最为出色的，就是对门当面的那一块洁白无瑕、壁立万仞的大石岩，使人看了，便有肃然起敬，大有神圣、伟大和崇高之感。当然，并不像黄山的天都峰那样，令人会生起不在俗世的出尘之感，只可当做飘飘欲仙的意味。跟着后面两句，就使人会有压迫之感了，尤其是对当时“秉国之钧”的高层领导者来说，大有咄咄逼人的气概。“师尹”，是西周时期的官职名称，除了“天子”的皇帝以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道大臣。这两句诗的用意，是以比喻的文体表达出來。也就是说，你这个做师尹的要注意啊！你犹如南山的那块大石岩一样，你在万民所望、众望所归的权位上，威权赫赫，不可一世，但全国人民雪亮的眼睛都盯着你看，他们对于“治国平天下”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啊！这便是原诗句的本意。至于历来严格研究《诗经》的经学家们，对于原诗在历史时代的故事，所指的究竟是谁，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至少都认为这首诗，是在周幽王宠褒姒那个朝代所作。因为周政衰败，民心愁苦，但是那个“秉国之钧”的师尹，既不负责任，又讨好幽王，弄得民怨沸腾。有关师尹是谁，是官名？是人名？千占以来，都还在考证中，姑且不论。
因此，曾子便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的话。他所说的“有国者”，就是后世所谓的“当道者”，现在所谓的“执政者”或“当局者”，是同一意义的不同名词而已。“辟”字，就是“偏僻”的“僻”，就是“不中不正”的另一说辞。“僇”字，相同于“杀戮”的“戮”。这个字用得很重，就是说，犹如这个“师尹”，做得不正，天下人就会起来“杀戮”了你。不然，也会被后世的公平历史学家所“笔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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