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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地”上满饰着落花，“黛玉”淡妆清雅，珠缀云鬟，一派东方气息，她的优美精妙的舞姿，传达了丰富的感情，使全场人凝神叹赏，可谓得未曾有。
我坐在前排，确实被感动了，心情如同1980年在麦迪逊观看沈正霞女士演梅派京戏《葬花》完全一样。
演出开头由周策纵教授致词，程曦教授讲解剧情背景意义，傅女士自己用示范动作介绍中国舞蹈特点，我们则被邀发表评论意见。——不消说，因为观众是美国学生，自然都是要用英语的。
美国的大学里，有这样的人才和文艺活动，实出我意想之外。我因此十分兴奋而又感慨。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精华，也成为美国高等学府里可以接触的一部分了。
我为此作了几首七绝，以志此日情景。程曦兄则于别后寄来七言长歌行一首，风华慷慨，才调不群，令人想起吴梅村——而此种诗才，在国内似乎也不多见了。所有这些，都是使我想用小文记一记这次盛会的原因。
六
古之圣贤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十年来，因研红而结识的学友到处皆有，深感古人之言不诬。那些自谦为“我是一个普通的《红楼梦》爱好者”们，常常提出极好的意见——好的思路，好的见解，好的启示，好的建议，他们的高明的程度，照我看来，实在比某些以“红学专家”自封自居的“知名人士”要胜强十倍。这在国内是如此；但在海外，情况是否相似？我本来是不敢妄断的。可是后来有很多好的事例，使我相信：海之内外，并无两样。
我记得是4月6日上午，在纽约市立大学讲毕，方往外走，即见台湾《中国时报》的杨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刚认识的）陪同了一位女士前来相接，她因知道我到纽城，必欲一会，先驾车把我送回寓所，并约定午饭后再来接我聚谈。下午她准时而至，先陪我们游了几处街景，然后就在一个咖啡店小憩，共进点心甜食。这时便是她向我谈红学的一个好时机——因为晚上《中国时报》的许多位先生和她夫妇还要在山王饭店设宴相待。
虽然杨先生已向我说过她素喜《红楼》，所以慕名求教之意，我毕竟不敢估量她的“红学水平”到底如何。一谈之下，才使我大为惊讶，原来她对红学十分之精通，对诸家的主张与著作，无不了如指掌。她提出了几个问题，想听我的意见，这些问题全是红学上的关键的难度大的要害之点。真是“不可轻量天下士”，我不禁向她表示我的赞佩。
我还记得，在她关心的众多问题中，“靖本”的下落是一个。她听了我对她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和疑点之后，连连点首。人家是早有蓄疑在胸的，并没有为一些花言巧语所惑。
我们从此成了朋友。等到我二次访问纽约，曾到她府上叨扰，种种帮忙，临别时，夫妇二人还要驾车送到机场。
她告诉我，她母亲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先生的孙女，排行“厚”字（现居台湾）；她自己还依外家的规矩排“德”字。她赠一部《老残游记全集》给我。这真是一种深有意味的纪念品。
七
1980年6月，第一次去美时，由香港起飞，到东京，在东京稍停，直抵芝加哥，是为入境之地点。由芝城再换一个小飞机，就到威州首府麦迪逊了。
横渡太平洋的飞机大得很，舱腹像个小电影院。乍一登上小飞机，局促之感逼人。刚一找着座位，还未坐稳，同行的便又把我推上“第一线”——他们不会英语，遇上洋人很紧张，说：那位美国先生要和你谈话。我只好又换到与那位美国人较近的座上。一谈之下，我刚告诉他我们是从中国来，到威斯康星大学去开一个学术会议，他听了马上就问：是不是讨论《红楼梦》？跟着他又提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说真的，我当时实在惊奇异常，大出意外。
这一回赴美，路线不同，乃是由上海直飞旧金山。一下飞机，便到移民局办事台验证入境。只见一位年纪较长的官员，身量不高，慈眉善目，和蔼近人，他一看我的护照，便向我说：是不是研究《红楼梦》的？我答说是，并告诉他我此来的原委，我的身份和目的，他听了，露出了很高兴的神色，对我说，吴晓铃教授刚来过。还说，是谁写了一本书，专门讨论《红楼梦》末四十回续书的问题。他一面忙着看证件，签署，盖印，一面问：“有名片没有？希望留一张。”我女儿从行囊中取出，给了他，他伸出手来和我们热情握手，礼数有加。我们推着大批的行李（车），顺利地出了机场——已望见有两位美国朋友在迎候了。
我再次体会到美国人对学术和学者的尊重和敬重，使我深受感动；但是我更惊喜的是《红楼梦》的声誉之流传海外，竟然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到了麦迪逊，草草安顿下来，才能设几捉笔，便写下我到美之后的第一首诗，记下我这次所遇到的第一位美国人： 身才着陆眼谁青，相见浑如识姓名。
道得红楼好研索，方知芹韵满寰瀛。
八
我在几所大学里讲演红学时，中心课题是《红楼梦》的结构学。这个题目，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两位教授尤见击赏。浦先生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大观园图，临别前，特将这园图的照片送给我，背面有题记，中言：“谨致我最好的祝愿和最大的敬意！”夏先生送我一册《四海集》，题记里有“……是‘红迷’，亦‘周迷’也”的谬奖之言。后来纽约《中报》的《东西风》副刊版，发表了我写的关于“《红楼》结构学”的文章，一共三篇。
红学的这个新支专学，似乎以前未曾有人着重提出，当作一门专学来看待。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作《曹雪芹独特的结构学》的论文，这似乎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这支新专学的含义与意义的事例。我这些年的新论点新著作在国内报章刊物上得到齿及的极罕，知道的人不多。国外有教授向我说：“您怎么没有参加哈尔滨的会？”我说：“怎么没参加？我去了的。”他说：“不对吧？我见某刊物刊发一篇文章报道哈尔滨国际红学讨论大会的概况，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到您。我很感奇怪，这是什么缘故？”我只好报以一笑，无话可答。既然我不被齿及，当然结构学的事更不会提到了。可是，浦教授当时就非常注意（他有一天晚间到我屋来看我，因澳洲的柳存仁老先生正在与我长谈直至午夜，所以未能讨论）。到今春，他来信邀我去讲《红》时，我本来另拟了一个讲题的。但他表示“不满意”，一定要我去讲结构学。
讲坛设在“壮思堂”——美国大学里竟有中国字题名的讲堂，这是我不曾意想到的。这次听众人数之多，反响之大，在几次演讲中恐怕都是要数第一的。
刚一讲完，还未离开讲坛，只见一位女士从座中直走上前来，问我说：“您还记得我吗？”看时，我才想起这是余珍珠女士，1980年曾在首届国际红学会上相识，我曾作了特别发言赞赏她的论文的见解。如今她是因为看见了我要来普大讲《红楼》结构学的“告白”，特意赶来的。她向我索要我提交“哈红会”的那篇文章。后来我寄给了她。
看来，海外对学术的认真讨究，对新论点的重视，都使我有所感触，觉得在那边似乎令我得到的鼓舞很大，那边的门户之见的复杂关系较少。一位教授对我说：“学术当然也要有竞争性，但是妒能嫉贤，专靠‘打倒’别人以‘树立’自己的事，是得不到人们的尊敬的。受尊敬的是能拿出点儿真东西来。只有这才能竞争，才能算数。比方您提出了结构学的新观念新内容，就是贡献；某人可以不同意您的论点，但是他必须承认您是有创造性的，我们重视的就是ORIGIN A LITY（创见）！”
我听了，觉得这确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必要的条件。
九
在海外谈《红》，有两个问题常常向我提出：一是“毛泽东为什么爱读《红楼》？你研究红学是否受他的影响？”这种问题总是来自美国学者。二是“你和胡适的关系都是怎么样的？”这种问题则大抵来自居美华人。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毛先生为什么喜欢读《红楼》，特别是 1953年以后，更是时常提到《红楼梦》，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值得深究的文化学术课题，恐非数语可了。回答此一提问，需要先作研究，此刻不能以妄揣来充数。至于我之研《红》，并不是受了他的影响，我开始这个工作是三十年代的事，早得多呢。”
对于后一个提问，我的回答也不复杂：我在 1947年写了一篇考证曹雪芹的文章，发表后胡先生见了，主动写信给我，由是建立了学术讨论的关系。后来，我向他借阅《甲戌本》，这是一个非常冒昧的请求，竟蒙慨允。对此我深为感动，因为那时他地位声望甚崇，我是一个未曾识面的学生，把一部极珍贵的古抄本借给我，一点儿也没有疑虑，这是罕见的事例。他并非不重视这部最古的《石头记》，因为当他离开大陆时，所携书籍只有两种，而此本竟居其一。可见这种孤本秘笈在他心目中的价值何似了。
再后来，我向他提出：亟应校勘整理一部接近雪芹原貌的真《红楼》，而莫再提倡那种极糟糕的篡改本程乙本了。这下子惹得他不太高兴了，因为我批评了他，说他只知道一条道理：只要是“白话”就好；《红》书被妄人乱改，越改得“白话化”了，就越“好”，这实在是一种成见偏见和浅见（实质大意如此，措词当然委婉一些）。由此，我们的见解开始有了更大的争执。由于他提倡程乙本，为之作序，让“亚东”重排新版印行，风行天下，流毒之酷，达数十年之久，我一直与这个坏本子争而不让。直到1982年，在国内这才争出一个“新校本”来，才算打破了程乙本的垄断，我们才有了较好的《红楼》本子可读。所以要谈“关系”，一是我始终感谢他慷慨借书的高谊，二是对他的“白话一定便是好的”的见解持批评态度。
还有一点也很有趣。我到美国之后，才看到《胡适口述自传》，其中把“新红学的建立”列为很醒目的一章。这可见他自己对此是十分得意的一桩大事。
但当我细看时，却发现一点意外的情况；他自己在叙述早年考《红》的贡献时，里面竟包含着并非他自己的见解。最显著的就是他不再提“雪芹若生的太晚，就赶不上繁华了”和“坐吃山空”“自然趋势”了，相反，他列上了曹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曹家在江南的文化经济使命和作用，曹家的败落是由于雍正夺位争斗中沾带了政治干系等一连串要点。
熟悉红学史的人都会知道：以上这些历史事实，都远不是胡先生那个时期所能考知和理解的，那是三十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了。胡先生实际是倒填了历史年表。
当然，胡先生如此做法绝不是偶然之缘故。这一现象，其中颇有值得探索的内涵。如果有谁认为这是胡先生“剽窃”，那未免太浅之乎视之了。某地方有一轻薄文人，曾著书立说，把我说成是“胡适关山门的弟子”，并且还加上了许多胡言乱语，肆口狂云。而这只说明他对历史真实全属无知。这原不值得提起，但我一细想时，在海外有些人士注意询问我与胡适的“关系”，或不免受过那种妄人妄语的欺蔽。自然，一听我告诉他全部经过之详细情形时，就恍然而粲然了。
写于丁卯立秋日
“红楼梦”解
《红楼梦》本来不叫“红楼梦”，只叫《石头记》。“红楼梦”，原只是小说第五回中的一套曲子的名称。当宝玉初会警幻时，警幻就告诉他说：“此离吾境不远，别无他物，仅有自采仙茗一盏，亲酿美酒一瓮，素练魔舞歌姬数人，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试随吾一游否？”及至宝玉享用了“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之后，十二个舞女乃上来请问演何词曲，警幻吩咐：“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随后又命小鬟取了“红楼梦的原稿”来以便宝玉照词听曲。——这套曲子的第一支，就叫《红楼梦引子》，有云：“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因此，这回的回目就作“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甲戌本）；“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这意思，又作：（庚辰本）十分清楚。
《红楼梦》十二支曲（实际连开头的引子带最末的收尾，共十四支），概括了十二钗的身世经历——这一点也十分明显，因此若把它移借为全书的一个总名，当然也还凑合，但是已将全书的广阔面大大地缩小了。但是不久就有人正式提出这个办法来：甲戌本第一回正文明言：“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而同书卷首凡例第一条亦标为“红楼梦旨义”，说“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虽然如此，这条“旨义”末后也还是说：“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仍旧把“红楼梦”用为那一回的专名，未离本义。
俞平伯先生主张：“红楼梦”是“大名”，“石头记”是“小名”；“曹雪芹计划中的全书，从开头到结尾，每一个字都是‘红楼梦’。如开头有‘题诗’、‘缘起’或叫‘楔子’，结尾或者有‘馀文’、‘跋识’等等，都在这‘红楼梦’大名的范围以内。‘石头记’却不然。各本都有‘按那石上书云’一句……自此以下‘当日地陷东南……’云云才是‘石头记’的文字。”“‘石头记’好比一个小圈子，小圈包括在大圈之内……”‘红楼梦’好比个大圈子，（以上皆见其《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我的意思正相反：“红楼梦”，只是“石头记”中的情节，只能包在其内，绝不能说“石头”之“记”的始末根由却反过来被包在“‘红楼’一‘梦’”之中。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的小说旧抄本，毫无例外地都标名为《石头记》，直到近年在山西发现的一部“甲辰菊月（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梦觉主人序本，才把全书题作“红楼梦”（这本子的文字开始接近程本）。乾隆五十九年周春作《阅红楼梦随笔》，又说明在乾隆五十五年，他的朋友买到两部抄本，一部八十回，名叫《石头记》；一部一百二十回，名叫《红楼梦》。可见彼时程刊“全”本尚未印行，已然先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了，而且正式采用了“红楼梦”一名。自从程本出来，“红楼梦”三字遂全取“石头记”而代之。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仍用《石头记》一名，这在《红楼梦》版本史上是应该提起的。
就“红楼梦”和“石头记”两个名字本身来说，那“意味”和“气味”上的分别也是很大的。前者，毕竟是“文绉绉”得多。作为专门要用“假语村言”来写的小说，取上这般一个文文气气的名字，细品起来，就越品越觉得不甚对头，因为它们并不“合套”；倒是“石头记”三个字，显得平实、谐调，和通俗小说的体例更能配合得好。当日脂砚斋和曹雪芹两个最后决定正式定名仍用“石头记”，完全有其道理和意义。
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后来还是“红楼梦”一名占得上风，几乎取“石头记”而代之呢？这就要追溯此书最初出世时的流传情况并由此来看问题。鲁迅先生见得最是，他说：“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比乾隆中，遂夺《三国》之席，居说部上首，《红楼梦》盛行，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这话对极了。《红楼梦》得以在细民之间流行，首要是靠曲艺的“段子活”的宣传、媒介的作用；那时细民的一切条件，想直接接触这部小说，还十分困难，所以实际上《石头记》初期确是“掌握”在一班文人的手里。而文人的习气，我们是不生疏的，他们就是重“雅”轻“俗”，以为“红楼梦”总比“石头记”要“雅”得多，于是取前者而舍后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梦觉主人序本和程本之所以定名为“红楼梦”并由此而沿袭下来，没有别的，就是由于这一点原因而已。可惜他们是不能了解芹、脂二人的用意的。“红楼梦”三字作为书中一套散曲的名称，完全好，无可褒贬，而移作一部通俗小说的名字，就不那么值得赞美了。
“石头记”，这名字还待讲解吗？——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优点。“红楼梦”就不然——这也证明了我上文指出的“文绉绉”的提法大致不错。
“红楼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问题主要在“红楼”上。还是借重那位梦觉主人的话吧。他说：
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
他把“梦”字义归之于庄子的“梦蝶”寓言，是否能得作者原意，姑待下文再谈；若单就“红楼”一词而言，他的解释却是不错。
所谓“诗证香山”云者，是指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秦中吟》第一篇《议婚》中曾写过“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的话，这和“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馀；荆钗不直（值）钱，衣上无真珠”是对举对比的。《鸿鸾禧》这出旧戏，不是身为乞丐头儿之女的金玉奴一出台口，就念“生长在贫家”和“绿窗春寂静”的定场诗吗？那贫家“绿窗”正是富家“红楼”的“对面”了。
所以，“红楼”就是富家闺阁的意思。
“红楼”是什么时候起就成为富贵人家闺阁绣楼的代词和专称了呢？我还说不确切，也许六朝、隋唐时期已然流行这种用法了。唐代大诗人李白（或作王昌龄）曾说：“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可为白居易诗作一佐证。不过，那种美人是“良家”与否，尚在两可之间，单看《酉阳杂俎》所记：“长乐坊安国寺红楼，睿宗在藩（还没做皇帝时）舞榭。”
则红楼亦可为歌伎所居之处。再看看白居易“到一红楼家，爱之看不足”的句子，益见红楼在当时不过统指绮罗脂粉的住处，可以是良家，也可以是狭斜之所在了。其实，“红楼”与“青楼”两词，在最初毫无分别，青楼原来也是富贵人家所居，后来才变为冶游场所的专用词，而“红楼”，到清初的文学家还用为歌楼舞榭之称。如孔尚任作《桃花扇传歌》一折《秋夜月》曲子：“深画眉，不把红楼闭。长板桥头垂杨细，丝丝牵惹游人骑。将筝弦紧系，把笙囊巧制。”就是对“红楼”用法的佳例。
曹雪芹用“红楼”，则并无此意，所以说梦觉主人以“红楼富家女”而“诗证香山”的讲法是对的。
至于“楼”，本训是“重屋也”，就是“屋上架屋”的重叠式建筑，这意思至今未变，原用不着多讲；但是“红楼”的楼，却不必拘看，认为一定是至少两层的“楼房”。正如习惯上称富家女子的住处为“绣阁”“绣楼”是一样，不一定要我们分辨平房楼房，不过是有如刘姥姥说宝玉的怡红院卧室“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这么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似的”那一种情况。也正如“楼台殿阁”，本是四种不同的建筑式样，而在一般语言里，那分别并不是永远都很严格——我记得《西游记》里好像就有“一座楼台殿阁”的语式，可作参考（这有点像径把“诗词歌赋”泛指“韵文”一样了）。附带提一下，在翻译家把“红楼梦”译成欧洲语的时候，译“楼”字大多用chamber一类字，那意思是较精美的房间。翻译家用不着特意强调“重屋”一义，倒是正好；只不过chamber之类局势又忒小些了，传达不出原文“楼”字的气派、气象和格局了（因为“楼”完全可以指一整所居宅，而不是一间屋子）。
“楼”非“红”不足以为“富贵”者，大概和汉代以来贵族大官重用朱红色的风气有关，例如“朱门”“朱轮”“朱邸”“朱户”等皆是。白居易在另一组名作《新乐府》中有《两朱阁》篇，说：“两朱阁，南北相对起；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正是说两位公主的旧宅，而“朱阁”也正就是“红楼”的同义异词。诗中又有“第宅亭台”“妆阁妓楼”等语，更可为“红楼”的局面作写照。
这种朱红为上色的风俗，也许可以从北京的那种高大雄伟的故宫殿屋墙垣和无数的庙宇建筑物的红颜色去寻求遗迹和“遗味”。不明白这些关系来历，“红楼”将成为一个不可理解的东西。外国的《红楼梦》读者看到“一间红色的房间”的译文时，真不知他们作何感想？——据我想像，多半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吧。
那位乾隆年间的梦觉主人解“红楼”两字是解对了，可是他解“梦”字的说法却要商酌。所谓“悟幻庄周，梦归蝴蝶”，应该是指《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睡醒），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那段话。这样讲“红楼”之“梦”，与曹雪芹本意并无直接交涉，只是“梦觉”主人自己的意思罢了。
其实，要想注解曹雪芹之所谓“梦”，不管引庄子哪一段话，到底都还是有些迂阔；要追寻这“梦”字的用法的真正来历，恐怕不能忘掉唐人传奇小说的《枕中记》和《南柯记》，以及从这里演变而来的明人汤显祖的《邯郸梦》和《南柯记》；而在他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中，连《牡丹亭》这一本曲剧亦其一“梦”。曹雪芹取出“红楼梦”这个套曲题目，显然和“四梦”有较为直接的渊源关系。
话再说到翻译的问题上来：“红楼”译成“一间红色的屋子”，已然令人莫名其妙；而“梦”呢，势必又要译成dream。但这个外国字，其含义往往是尚未见实现的“梦想”“迷梦”“美梦”的意思，和汤、曹等作家所指的醒了的“梦”正好相反。不难想像，如果是我们看到“在一间红颜色的屋子里做美梦”这样一个书名字的时候，那我们会起什么样的感想和猜想呢？——所以，当一位外国读者若可能体会到“红楼梦”原名和那个译名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巨大悬殊，他也要啼笑皆非吧？
说到这里，可见就是从翻译的角度来讲，也以“石头记”为更好，比方，如果书名译成A Tale of the Stone，不是就丝毫不致引起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了吗？
本文目的只在解释“红楼梦”一名。至于此名相沿已久，海内海外，都已周知；把道理讲讲，是必要的；倒也没有主张改掉“红楼梦”、恢复“石头记”的意思。
末后，再附带一谈。“红楼梦”这三个字，是曹雪芹自创新词呢，还是承袭旧语？这个问题，一时还不好决断。就我所知，明、清两代，诗中用过“红楼梦”三字的，不止一个。明末谈迁著《枣林杂俎》，其“丛赘”类中一则，记嘉兴朱仲莪嘲尼七律诗，末二句云：“一心未绝红楼梦，春夜犹思醉管弦。”可知至晚到明代，已有“红楼梦”三字连文之例，而其含义是指豪华欢乐的事情。
讨论“红楼梦”三字来历，得李化吉先生提示：《唐诗纪事》卷四十九，载蔡京《咏子规》七律诗，中二联云：“愁血滴花春艳死，月明飘浪冷光沉。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雪芹取义，或与此有关。李先生并为指出，张问陶赠高鹗诗，适亦用“紫塞”“红楼”对仗，似可参看。亟为补记于此。按蔡京，晚唐诗人。初为僧，令狐楚劝之学，后第进士，官御史，谪澧州刺史，迁抚州，《全唐诗》收其诗于卷四七二。此一线索，至堪宝贵。
到清代，翁方纲的《复初斋诗集》里又出现过一例。其卷八《药洲集》七，《赋得护花铃二首》之一，起云：“绿树歌翻未动尘，红楼梦又静生因。”（下文云“卷帘倒卧午醒人”，诗意不过是说护花铃惊动红楼人午睡）此诗作于辛卯初春，即乾隆三十六年年初。其时曹雪芹逝去不过七年，《红楼梦》仅有抄本流传，而且还不叫《红楼梦》，只名《石头记》。则翁氏此诗，恐怕只是字面偶合，未必与小说名称有什么关系。
稍晚，则有孙星衍，在《芳茂山人诗录冶城遗集》的《口占赠庄公子逵吉》诗中，又有“青山丝竹红楼梦”一例。此义与翁句不同，与曹雪芹的取意倒有一点相近。这是否已然受到了这部小说名称的影响和启示？可以研究（满洲女诗人西林春的《天游阁诗》有“红楼梦未醒”之句，这样的例子，已经较晚了，故不在论内）。
从这些迹象看来，还难说曹雪芹用这三个字作为一套曲子的名称，是采自他人的旧语。大约伟词还是出于自铸的。
附说：
过去有人曾提出，与明末张岱的有些许关系，《红楼梦》《陶庵梦忆》
我看未必尽然。但张岱与雪芹亦有可以对看之处。他的《瑯嬛文集》卷五有一篇《自为墓志铭》，节录一段，以资比照：
蜀人张岱〔按岱为山阴人，此盖指祖籍〕，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于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摴蒱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渴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
为了研究曹雪芹这样一位作家，我也曾留意看看，在他以前，是否有类似的人物出现过，结果是很难找得到，而觉得像张岱的这种自叙为人，也许是最为相近了，因此以为值得研究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当然，所谓相近，也只能是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讲，不是说他们就完全是一回事了。不过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张岱这一流人，对“贵贱”“贫富”“尊卑”“缓急”“智愚”等等传统观念，一概都弄得颠倒反“常”起来，这极像脂砚斋批《红楼梦》中人物宝玉时所说的那种无以名之、前无先例、不可理解的人物性格。所谓“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贤，说不得愚”；所谓“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些当时人自以为不可解的现象呢？如果以为只不过是事出偶然，例有巧合，那是否能成为令人满意的比较合乎科学的解释？所以我觉得，在明清年代，出现这一流人物的原因，还是应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上去找寻。这实在是不同于以前所有的那些人物类型了（例如有人举宋词人晏几道来和曹雪芹作比，等等）。我觉得这也不能拿作者的想像或理想化来解释，（以前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同样想像或理想化？）这只能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逐渐发生新的因素的必然反映。
至于张、曹之间，同为“纨袴子弟”，同为“败子”“废物”，为世人笑骂，但他们二人又不尽同。张岱表现的，主要是“易代”“隔世”、追怀已逝种种如同一梦的那种幻灭空无的思想情绪。曹雪芹即不然。他比张岱，对世界、对人生、对社会，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看法和主张，哲学意义上深刻得多了。张岱除了罗列旧梦，看不出他的很多的思想特色。而曹雪芹的主要光芒是思想的光芒。他对封建社会有全面的深刻的不满看法，但又不是停留在暴露黑暗上。他的作品有主张，有光明；《红楼梦》不是一部《陶庵梦忆》，也不是一部《官场现形记》。其间的区别是重大的、重要的。
因此，理解“红楼梦”一名的意义，单是训诂、注疏、征典数故，是不行的；还必须结合上面所述的这一层要义来体认问题。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折页
扉页
目录
作者简介
自 序
我与《红楼》有夙缘
借玉通灵存翰墨 为芹辛苦见平生
不悔——知愧
不 离 本 行
研红良不易 一得贡真愚
考 证 之 乐
触 类 旁 通
楝亭四像一无踪
应 识 灵 山
“六朝人物”说《红楼》
青石板的奥秘
龙年与曹雪芹
雪芹曾客“富儿”家
佟·傅·李与天津
长安·种玉及其他
曹雪芹生于何月
曹雪芹的“用典”
“诗礼簪缨”有埋伏
从《红楼》到康熙
“情教”创者曹雪芹
情在《红楼》
《红楼梦》食谱闲话
《红楼》饮馔谈
《红楼》花品
雪芹笔下有名花——海棠
怎么写宝玉
从衣饰到神采
《红楼梦》中的女性美
“西府”的谜底
“红楼”本是燕京典
红楼迢递认燕都
《红楼梦》与满俗
恭王府传奇
莲池北岸的天香楼
藕香名榭在津门
“自传说”能成立吗？
脂砚即湘云
林黛玉的《庄子》是什么版本
《红楼梦》的流行
关于甲戌本《石头记》
芹溪与玉溪
不敢提芹字字清
《红楼》章法是神奇
过场人物乎？结局人物乎？
“花主”“花王”气味殊
烟含露见颦颦
《红楼梦》欣赏一隅
脂 砚 小 记
绛珠草·文化教养·化缘簿
潘霍芬与太虚幻境
多少楼台烟雨中
雪芹·水星·红祠
竞病·丕兴·芹庙
甲戌本联系三奇女
张爱玲眼中的《红楼梦》
字比笆斗大
齐白石与曹雪芹故居
上元佳节访芹居
胭脂米传奇
“红楼升官图”
雪芹印章·印缘小札
念芹重建大行宫
青史红楼一望中
黄叶山村入画图
一帆风雨路三千——探春远嫁
云散 水流——黛玉自沉
薄命女——香菱
秦 可 卿
贾 元 春
给“老外”讲《红楼》
《红楼梦》世界语版序言
美 红 散 记
“红楼胡同”
域 外 红 情
“红楼梦”解
后折页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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