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胡同”
被邀到会的,从高龄的专家到青年的学子都有,多达八十余位;最大的一次宴会,宾主共计一百一十多人!美国几乎各个著名大学都有教授出席,包括面既广,代表性也强。大会因此特为印制了一份详细的人名单,附有与会者的“单位”和家庭住址、电话,以便今后交流联系。新在大会上结识的一位教授,为人豪迈,殊多奇文妙语;他见我的住址是“北京红×胡同××号”,就笑对我说:“要改,要改!”我问:“怎么改?”他答:“应改红楼胡同。”闻者皆为拊掌。
会上会下,谈笑风生,大抵类此。严肃的内容,风趣的语式,最受欢迎;八股气是吃不开的。
佩石群贤
大会主席为筹备一切,煞费苦心,也具见匠心。他曾来信,希望我们协助,在北京制作大会纪念徽章。可惜起意太晚了些,已是来不及了。抵美后,每人立即发到一枚佩章,虽出临时所制,却很新颖不俗,上面有中英文姓名,大会名称,左方印有一块石头,嶙峋有致,成为大会的“徽记”——此石实为周策纵先生手绘(他是一位博通古今中外而又多才多艺的学者、诗人兼艺术家),连同字迹,镌为印章,以红色印成之。此章佩于胸前,无论新交旧识,异域殊方,一见便可呼出姓名,方便之至。因此,我戏作五言律句云:“群贤皆佩石,万语只缘红。”
燕京出红学家
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和红学家。一见面就指着自己对我说:“我也是燕京的!”简短的话语,深情的含意。“燕京大学出红学家”,真的,国内的例子,不必举;到美国,不止一位是老燕京。不想归途一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教授在夜里赶到机场迎接,初次晤面,几乎和余先生一样,宋先生也是向我先报燕京的“学历”。人,有各种情谊,如国谊,民族谊,乡谊,戚谊,友谊等等,而校谊一层感情,也殊不在诸谊之下,只有到了一定的场合你才会感受深刻的。
就为见到你们
余先生风度端重,语言简净,而出语皆有斤两。有一次,他和我们坐在一起时,谈起赴会的心情。他指着一些久居美国的学者对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本来早都熟识,见面也很容易;我这次来,就是为见到你们。”
话是不多,却时时萦回于我的耳际。“遥闻声而相思”。神交已久,一见如故——也许可以概括我们这些研红者的心境。
读完了才得睡
潘重规先生早先是四川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香港的红学,可以说是他一力创始经营起来的;后来又到了台湾省。他对《红楼》版本有独到的贡献,而迄今为止他是亲眼见到列宁格勒藏本的惟一一位中国学者。我们也是初次相晤。蒙他告知我这次协助周策纵主席觅借胡适原藏甲戌本到美展出的详细经过——这里面有唐德刚教授的功劳。然后又对我说起,昨日下午才到麦迪逊(Madison,即开会的地方),远程旅行,十分劳顿,但是马上分发到了新的一批与会者的论文复印本。“见其中有你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有晚饭是要吃的,然后我就开读你的论文——直到午夜十二点,读完了,这才收拾就寝。”
无独有偶,四十年前燕京老同窗程曦教授,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得力膀臂,这次重逢,格外高兴。他的高睨大谈的湖海豪气,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昨晚读老兄的鸿文,直到午夜后一点多,快两点,一口气读完了才得入睡!”他并奖饰说:“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
潘先生也有过奖之言,我自然不敢当,但以文会友,也实在是这次盛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吧。
真假伊藤
众位学者到达之后,大会尚未开幕之前,赵冈教授邀请了一次晚餐之会,主妇陈钟毅女士,也是红学家,一手料理,两大圆桌,菜肴丰盛,宾主尽欢。在这会上,首次出现了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主人这样介绍,大家这样认为,“伊藤先生”也这样答话。第二天一早,在举行大会的楼厅前却看到了另一位伊藤,体格胖胖的,身穿深蓝色西装,一目微闭(刚从眼科医院手术后出来),手里提着珍贵《红楼》刊本的书包……我一看,就知道这才是真伊藤——我在离家前往北京机场的前一刻,刚接到了他的信札。相见恍如旧识,因为我们从六十年代最初期就成了通讯的学友。至于昨天宴会上的那一位呢,原来是假伊藤——他就是妙人唐德刚教授,他本着“呼牛唤马”的庄子精神,当主人戏呼为伊藤时,亦不置辩,坦然承之。唐先生诗才极为敏捷,可比八叉手的温飞卿,他为此做了一首诗,题中有云:“席上诸公终宵呼余为伊藤先生……”阅之令人绝倒!他在会场上即席赋诗,顷刻数首。6月18日上午当哈佛大学的俞珍珠女士介绍了她的论文《〈红楼梦〉的多元观点与情感》,我在发言中特表赞赏,于是唐先生递给我一首题为《听周汝昌先生评论俞珍珠女士论文有感》的七绝一首,我也立刻回赠了一篇。
这种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依照“惯例”,会被视之为“花絮”;我看倒是大会内容的真正组成部分。
王国维“评论”的评论
从东京直飞芝加哥,下了飞机,才是真正踏上了美国土地。一入境,移民局验护照,海关验行李,这才正式用上了我这点废置了已经三十年的英语。海关听我叙明了身份来历、此行目的,以及行李内容之后,一句“OK”,一个包也不要我们“打开来”(鲁迅先生用过的话),顺利放行。不论移民局还是海关,还是别处,没有让我感到有什么官气。
从芝加哥再换飞机,前往麦迪逊,这是最临尾的一段行程了。刚一找着座位,左旁就有一位美国乘客要和我攀谈(大约是由服装外貌看出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一谈之后,他不但知道《红楼梦》,而且知道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使我大为惊奇。于是我就问:为什么在美国至今犹有不少人对王国维感兴趣?他答:这是因为有些美国人空虚消极的思想与王国维有某种共同之点的缘故。
到了大会上,果然就有两三篇论文是研论王国维《评论》的,其中以叶嘉莹教授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叶教授现为加拿大籍,是我的同门学长,精研中国古典诗歌文艺理论,是屈指可数的世界知名的女学者。她对王国维的分析评价,与俗常之论迥然不同,她那是通过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获得的精辟见解,讲得也生动具体,说服力很强,使我洞开心臆,方知过去自己也曾随着人云亦云,说王氏是清朝的殉国遗民,等等,全非确论。这种缺乏自己的真正探讨而盲从“时论”的教训,使我憬然,而对叶教授倍增钦重之怀。
一涉王静安先生,大都忘不了提到叔本华,提到尼采,提到自沉昆明湖……只有叶教授指出:王先生殉的并不是清皇朝,他殉的实在是他当时自以为已然来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总崩溃。他实际上是抱着这一深悲剧痛而自尽的。这种认识与行动之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世人对他的误解和错评,一向却是很少异议。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高明的学者之可贵,正在于他能揭示给人们以历史的真实,事物的真相。
比较文学
西方重视比较文学的方法,大学不但设有比较文学课,有的还设了比较文学系。用这一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真能精通中西两个方面,作出精彩的比照和阐释,确实能使人耳目一新,开扩“脑界”,对中外的文学艺术都会有很大的教益,因此是值得重视的一条研红道路。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会谈时,同学们也关怀以比较文学研红的情况和前景。
当然,如果不是真的精通中外,对《红楼梦》和西洋小说文学无透彻理解,只凭看到一些表面的“共通”点,便强作牵合,其结果自然会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毫厘千里。在会下,俄亥俄大学的李田意老教授,曾再三向我谈到此一问题,表示了他的感想和关切。
我个人的看法,外国学者研红,由于种种条件的不同,往往多走比较文学的路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兼通中外的也颇不乏人,他们如果能走这个路子,也许会给红学作出新贡献——也就是说,红学今后要靠中外人士努力合作,因为它越来越是一门“世界性”的专门学问了。我深深相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将会发现两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世界水平,我们说他伟大,不是夸张炫耀之词。在过去,人们还只会用“曹雪芹比之世界大文学家并无愧色”的这种语式来发言,那已经是“高抬”了。谁人敢说他胜过之?外国的月亮也“圆”,或者洋鬼子通通可恶,那自然都是另一回事了。
听曲断肠
6月18日确实是个热闹日子,上下午共有两组重要论文十篇之多,要进行讨论——这两组是“主题与结构”和“心理分析”——而晚六时半就在宝塔大饭店举行最盛大的一次晚餐宴会。一进餐厅,光线甚暗(美国人吃晚饭同时是一种休息,不喜灯火辉煌过于刺激,而多是燃点一支蜡烛,别有风味),我的目力还未能适应时,朋友就介绍说:“林黛玉在这儿!”我不免暗吃一惊,这时,“林姑娘”已走上来握手,我仔细打量,才见绿衣长袖,高髻云鬟,旁有花锄——我才记起今晚节目原说有《葬花》京剧段子。席间,鼓板丝弦忽作,随之而歌韵悠扬,花魂徙倚,此时中外人士皆凝神静听,不觉恍然,欣慨交集,真不知身在何乡也。
不想余英时先生也是才华赡敏,当场赋诗抒感,题目是《席上闻沈正霞女士黛玉葬花》。诗云:
重抚残篇说大荒,雅音一曲听埋香。
终怜木石姻缘尽,任是无情也断肠!
此诗我是事后得诵,正巧我自己也有腹稿,未曾示人,今览佳作,不觉兴起,因附记焉。诗云:
一曲清音九曲肠,浑忘陌地海天长。
名轩缀玉谁收拾?百感闻歌是异乡。
盖沈女士所传,为梅先生正宗,我早年亦耽丝竹,备谙其谱律,今日重闻,乃在九万里之外,真不知今夕何夕,百感中来,固非陈言套语之比。
然而,越发深深感到,真正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电子时代
“红学也进入了电子时代!”“听说科学方法证明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是一个人写的,是吗?”大家表示了普遍的兴趣和关心。可能,也是看了报纸上的报道而得知的。
事实如何?小作说解。
早年汉学家高本汉,好像已经用比较词语的办法去考察《红楼梦》前后的异同,结论是“一人手笔”。林语堂相信的大约也是这种理论。这次会上是陈炳藻先生所作的贡献,题目是《从字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就是对小说中的 vocabulary进行 Statistical analysis,所不同的是现在有了电子计算机。
与会者对陈先生所投入的功夫是一致钦佩的,由于他表示这只是一个初步结论,所以大家也都鼓励他继续努力。不过,许多人也表示,单单用这种办法,能否确定《红楼梦》原著与续作的作者是否一人的问题,还有怀疑。
记得这次在主席台上,左边是潘重规教授,右边是执行主席赵冈教授。潘先生评论时提到赵教授前几年已经小规模地试验了这一电子计算机统计工作。我立即“笔谈”,问赵教授:所得结果如何?他立刻写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后四十回是出于另手。”
即此可见,用此同一个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并不是一模一样的。
我曾试行指出:“同是中国人,同是乾隆时代,同是北京人,续作者又不能不有意仿效原著的语言文字,那么在词汇上发生类似和相同现象,是理所当然的,这能否证明即属一人?我们汉字文学的奥妙,却往往在文字迹象之外……”
其实,探本寻源之论,还是在于根究思想感情。让我举一个例子略事分疏——我是借花献佛,例子是小说家胡菊人先生举出的,这次来去都经过香港,两次蒙胡先生接待,并以他的著作《〈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见赠,这册铅字细小、二百五十多页的小说研究专著,第一章就是“红楼梦的文字”,而第一节就是“后四十回的用字”。他说:
欣赏《红楼梦》最便捷的方法,是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互相比照一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相差极大,大部分非曹雪芹原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根本不能读。
他随后举了第八十七回的一个例子,这回书写的是黛玉想家,你看那是怎么下笔的——
……便想着:父母若在,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不少下人服侍,诸事可以如意……香车画舫,红杏青帘,唯我独尊,今日寄人篱下……真是李后主说的,此间日中只以眼泪洗面矣!
胡先生于是指出:这种劣笔简直无法与原作相比。“续貂之坏,完全是文字带来,文字破坏了黛玉的形象。这段文字赘累,庸俗。用的四字成语,又是馊文腐词。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像顺口溜,黛玉不会念这些字眼,一个人伤感时也不会这样文绉绉地念陈腐词句。什么香车画舫,红杏青帘,惟我独尊,又岂是黛玉随口说得的话!”
胡先生在这一章里用了五节来论述高鹗后四十回的糟糕文字,我是句句同意,篇幅所限,不能尽举了。单从上面一例来看,你可感到那种空洞而又庸俗的文字的气味是何等强烈(当然,如果有人感不到,甚至以为这种文字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难医的问题了)。试问:这种文字(其实是思想感情、文学造诣)上的区分,也能用计算机算得出吗?如果算不出,结果就会觉得词汇很多相同,应出一人手笔了。
会上多数人对此表示存疑,岂为无故之事哉。林黛玉像一个附庸风雅的冬烘夫子学念“词章”,李后主那个典故用在这里是如此的俗不可耐,它的“好处”何在!?红学并未进入电子时代——这是我的感受。
一本书的种种因缘
斯本思教授(Johnathan D.Spence)写了一本书名叫《曹寅与康熙帝,包衣与主子》(TsaoYin and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耶鲁大学1966年版,也是一部三百数十页的厚厚的专著。著者原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即不是为了红学)来写此书的。
我始闻此书之名,为时已经很晚;知道之后,也无从一读。这次归程路经旧金山,蒙斯坦福大学的王靖宇教授热情招待,留住两日,小作参观游览;临行,又蒙他特持一书见赠,我一看正是此书,打开封面见有题记数行,其词云:
耶鲁大学Spence教授此书之完成,曾得力于汝昌先生宏著《红楼梦新证》甚巨。兹以汝昌先生于参加首届国际红学大会后来访之便,特转赠留念。王靖宇志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80年6月29日。
王靖宇先生也是被邀参加这次红研会而且是会上第一个宣读论文的小说学者专家。他著有对金圣叹的研究专书(英文本)。而这次他贡献的论文是对道光年间王希廉(雪香)《红楼梦》批语的分析评价。对这个专题,他恐怕也是第一位撰出专文以抒所见的学者。
由于他的题记是在会后,不禁使我想起会前的事,即周策纵先生曾于一封来信中说:“近者Spence教授有信来,知你即将前来参加国际红学会,而他因事不能出席,嘱我转向你致以敬意,并为不能晤面深感怅怅。”我听了十分惭愧,因为我未曾为曹寅与康熙写出一本专著。而这对清代史的研究来说,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当然,我为了要了解曹雪芹,对曹寅作过一些探索,这已然就遭受讥嘲了;至于康熙帝,我在一册拙著中倒也提过几句,其后果则是招来了“大字报”的批判。研究学术,是做事情还是犯罪恶,当时闹不清。
再有就是,国际学术交流中,学术道德是要讲的。受了人家的启示和教益,汲取了人家的劳动和智慧,都是要公开表态的。这虽是通例,而斯本思先生于今日犹然见怀,却令我不无感想。数十年来,红学界有些人从拙著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见解,却从不肯明言一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创作——这也何必计较,但问题是他同时还要掉一两招笔花,以明枪暗箭来对你进行“答报”。学风的浇漓,大约是和文风的败坏密切相关的吧。
交流岂宜再缓
到了外边,会到很多新识面的朋友同行,一交谈,首先向我表示一种“强烈反映”,说:“大陆的书刊杂志,太难买到;你的著作、论文,还有你所写的杂文散文等等,我们都看不到。等知道了,托人在香港买,那为时已晚,运到香港的那一小批书,早已卖完了……”言下不胜怅惘与叹惜。
我怎么回答呢?真是“彼此彼此”,“同病相怜”。“你们的很多著作,我也久叹难逢呀!”
明尼苏达大学的那宗训教授,原是北京人,现在老父尚居台湾。他告诉我说:“在美国,查寻你们的文章,找刊物可难了。例如××杂志,全
美国只有两本。我为找一篇文章,常常是驾了车子跑出几百里,受尽辛苦,我们费的这种事,您也是难以想见的!”真的,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他们贤伉俪驾车奔赴威大,只为见到我们,他们在为红学的发展而东奔西跑,有时竟然要在路上过夜——在车子里过夜呢!
因此一谈起来,我们彼此都深感此种学术交流不便利的状况,非从速改变不可了。
难免闹笑话
会上的著名学者甚多,觉得他们各有成就,各有风格,都有值得学习的一面。就中,李田意教授多次俯就畅谈红学上的一些问题,尤为快幸;回程一到香港,他嘱托的出版社已将一包书送到寓所,是他校订的《拍案惊奇》二巨册——他为此书,亲到日本,访得明刊原本,据以整理印行,功力深厚。
初到麦迪逊,和李教授尚不熟识,一次在旅馆出入处碰见,可巧这次正有周策纵教授与我们偕行。我只听见周、李两位先生的谈话中有这么两句——
周先生指着我,对李先生说:“他的《曹雪芹小传》又修订出新版了,你再写一篇文章……”李先生答:“好,我再写一篇……”
我说明《小传》已经携来,即将以一册呈正;但他们两位的“再写一篇”的交谈,我是茫然莫知所云,因此对之无能置一词。
等到大会已然闭幕,策纵先生忽然送来几份复印件,看到末了,只见一文,竟是多年以前李田意教授给拙著《曹雪芹》所作的评论专文。我才第一次知道,在海外早有学者对此书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才恍然明白“再写一篇”的对话是缘何而发的了。
这固然是我个人的孤陋所致,但学术交流的不便利,恐怕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在周、李两教授意中,我绝不会不知道此文此事,而我在听了他们重提此事而且要“再写一篇”时,竟不发一语!——这真是天下罕闻的异事。
别的例子还有,大大小小,认真说来,都不妨称之为闹笑话。笑话倒在其次,令人叹惋的是学术上的损失——互不通气、犯重复、浪费思力、走弯路、受局限,甚至还会招致一些本可避免的误会。这样久了,隔阂越来越大,造成各方面的不利与损失,对谁也没有好处。这是冤枉事,也是蠢事。
《勘误》的“逊让”
大会的最后一天,和伊藤漱平先生同在主席台上,左右相邻而坐,他把摆在手边的一本英文学志拿给我,并翻开一页,指着一处让我看,口中说了几句话。由于在台上难于细说,又由于英文字极小,一时也阅看不清,心中有点莫名其妙。等到伊藤先生发言了,他是用中文口语介绍日本国内翻译和研究《红楼梦》的各种版本、著作的概况;临到末了,他提出一项“声明”,说:“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出版后,他发现有不少误植之处,再有一些修改更正和学术上的商讨意见,便油印了一本《红楼梦新证勘误》。他寄了一册给我;我接到之后,认为难获,就复印了很多份,分赠各地友好。这本学志上的一篇文章,评述近年来世界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时,把《新证勘误》列在了我的名下,以为是我的著作。这是误会了,我趁此机会特作说明。”
我听了,这才明白,他刚才对我说的,就是这件趣事——确实是一则有趣的红坛掌故,在场的很多位学人听后都表示出善意的微笑,没有谁对这个小误会哈哈大笑,意存诮讽。我不认为这是由于文章作者也在会场,而是良好的学术空气、学术道德作风之所致,这在我感觉起来,是非常宝贵的品质和态度,真应当学习。“轻薄为文哂未休”,诚然是“古已有之”,但做学问的,谁敢“保证”自己“一贯、绝对、完全正确”?笑人的人,往往实际比被笑的还更多可笑之处。
学术空气和道德作风怎样才能好起来?我是写散记,无意妄作解人,只是觉得,学术讨论必须有充分的百家争鸣精神和条件,仁智之见不同,是自然之理,应当视为天经地义。久而久之,那种“定四海于一尊”“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和派头,就没有多大市场了。因此,学术民主的良好空气,定然有助于匡救那种狭窄的器局胸襟。
在会上,使我感受深刻的,例如叶嘉莹教授在评论席上,毫不犹疑吞吐地对米乐山教授的论文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在那里,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客气”“伤面子”,这原因在于:批评者是为了学术真理,光明磊落,和那种因“私憾”而贬人扬己的,迥然不同。我们一同前往的三人,如某人的论点,周策纵和赵冈两位教授各有专文提出不同看法;对某人,则有刘绍铭教授的评议。对我,米乐山教授就坦率地指出,我的论文中有一个环节论证还嫌不够充分。这,难道是坏事吗?
莫把前人作后人
出席会议的马幼垣教授和马泰来先生,是棠棣联辉,各有贡献。我们从东京一直飞抵芝加哥,在机场等候和协助我们的,就是他们贤昆仲,英年俊秀,文质彬彬,令人钦慕。这次,幼垣先生是对所谓“高兰墅太史手定”的《红楼梦稿》(国外有称为“全抄本”的,国内则误循“脂京本”等一串不通的简称排出一个什么“脂稿本”的名字来)首次提出真伪问题,对此本的性质表示了怀疑。泰来先生则用一篇极简短的论文考证出那个持有“原本《石头记》”的恒文,是乾隆时人,而并非像一粟的《红楼梦书录》所说的是晚至同治年代的人,对引人误入歧途的不确实的考据提出批评意见。
我对此也作了发言,我说:真是无独有偶,记叙《红楼梦》来历的一个名叫吴云的,《红楼梦书录》中也是张冠李戴了,说成了很晚的另一个同姓名的吴云。实际上,前一个是乾嘉时吴县人,进士,官至御史;后一个是归安人,官职只是府道,到清末光绪年才下世的。这么两个人,也被“合而为一”了。
但是也有同时同名的例子,也给红学家带来了麻烦。例如近来有人硬说俞楚江是顺天籍的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他忘了俞氏的交好如袁枚,称他为“布衣”,沈大成尊之曰“徵士”——难道在那种时代,朋友竟能把一位进士公改称“白丁”吗?然而,考证家硬是这么论证,并用以否认一帧曹雪芹小照的真实性;这么一比,反觉错把前人作后人的,还“有情可原”了。
何来黑格尔
回程一到香港,就看到当地报纸刊出一条消息,说是会上有一位外国学者将曹雪芹和黑格尔作了比照云云。我不禁大为惊诧,是哪一次会上曾发生过这种怪事的呢?
会上倒是有一位美国红学家米乐山教授(Lucien Miller)。他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以比较文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也仍在大学里教授比较文学课程。这次他的论文就是《替旋风命名:海德格尔和曹雪芹》。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er)也倒是一位德国哲学家,但他逝世才不太久,和黑格尔混在一起,这比“错认颜标作鲁公”还要有趣多了。
米乐山教授在他那部长达345页的专著《Masks of Fiction in Dream ofRed Chamber》中,是用中国神话、佛教、道家的世界观以至西洋心理学去阐释《红楼梦》的,这次却是要用海德格尔的“实存现象(Being)哲学”去阐释,“是把宝玉看成‘存在于世界中’的一个实例去研究”,想藉此来探索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他用《创世记》约伯(Job)的故事来与宝玉的《石头记》相比较,认为:“《圣经·约伯》和《红楼梦》固然是截然不同的两部著作,可是如果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有启示性的书,要说明人生的无常,描述不可知的奥妙,那么这两本书也未始没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这和黑格尔则实在是“没有共通之处”的。
新闻报道的失实,造成的混乱有时候也到了可惊的程度。
小扇题诗
归程是经过旧金山、火奴鲁鲁、东京、香港、广州,回到北京。在广州一上飞机,我们就说:这回真到家了!
刚坐下不久,空中小姐就送来了礼品,每位乘客一把小折扇。这时,陈先生见扇子一面素白,就递过来,说:“一直想求你的墨宝,请在扇上题字。”我提笔写道:
御风万里快同行,只为芹溪笔墨光。
昨望京华依北斗,今离粤海驭归航。
另外一人见了,不觉兴起,也把小扇递过来,我又提笔写道:
万里重洋去复回,红楼盛会喜曾开。
与君偕影星洲地,看遍鸿儒四海来。
1980年中秋节前写毕
域 外 红 情
一
我的“出洋”,自然是因红学而往的。走了几座大学,会了许多青年学人,除了老“红友”,又结识了好几位著名的专家教授,感受是随处皆有。如今择其可记者,略述一二,以报国内这殷殷见询的朋友们。
我想头一个要谈谈的,应当是《红楼梦》的海外地位与影响的问题。对此,我之所知当然有限,但耳目所及,亲身所历,也不无令人深思的事例。比如,我之所在地,威斯康星大学的东亚语文学系,上学期就开设了《红楼梦》与“红学”的专题课。这是为研究生开的班,一般美国大学生是听不懂、闹不清的。我在这个班上讲了几堂课,得到的反响颇为热烈。第一次讲时,一位留美的台籍女学生就写来小条递给我,上云:“我们很喜欢听,请您这样讲下去!”等我结束了我最末一课之后,班上的同学还总有人来问我,是否还能继续给他们再讲。——以上是举专题开课的例子。
另一件事,是纽约市立大学,他们正在准备一个宏伟的新计划,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课程,而我们中国的文学代表作荣膺选列的,就是《红楼梦》。经历史系主任唐德刚教授的盛意安排,我为该校的文学院长和几位有关的系主任和教授讲了《红楼梦》的价值与意义。这些听众主要是美国人。我对他们这个复杂的课题,未必胜任,不过藉此可知,《红》书的地位在美国大学里是日益重要起来了。
不少美国大学都在增设东亚和中国的课程或研究组织。纽约市立大学的例子,虽然只是一个迹象,但是我觉得这却是一个不可小看的迹象。也许它说明的乃是日后发展的一种趋势。这是值得注目的。
为什么《红楼梦》被选为代表中国文学的作品而列入世界文学?这需要我们好好地思索一番、研究一下,才能回答得出。有人以为,小说在西方的地位高,容易讲,所以就拿《红》书作了代表。这听起来似乎也有几分道理。但实际是一种浅见的解释。但丁、莎翁,就都不是小说的范围,又该怎么讲?事情总不会那样简单。
我想,这里面除了文学艺术的诸般标准之外,还有一个谁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思想精神和心灵境界的巨大因素在起着作用,那才是更重要的更有代表性的精髓之所在。所以,我以为《红楼梦》在海外的地位,绝不只是“一部著名的小说”所决定的。我的这一拙见,未知是否?
二
去年秋天,我刚到美国不多几天,就从华文报纸上看到一桩特大新闻,那大标题是“红楼风雨急”五个斗大的大字。对我来说,这自然是惊动耳目,必令人欲一明究竟的头等要闻,于是一字不遗,把所有有关的文章都详细读过。
原来,这是夏志清和唐德刚二位先生因谈《红楼》而引起的一场特大争论。他们二位,在美国学术界是被尊为大师级的著名学者教授,又是数十年的老交谊,好朋友,如今竟然因为“谈红”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真可说是轰动一时,人人瞩目。
这件事,由于争论的双方都动了真火,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甚至于大大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自然引起文化界友好人士的关切,后来几经调解,一场不愉快的笔战揭过,言归于好了,大家才于心稍安——这是我在纽约亲眼看到的唐、夏两先生为首,共同醵宴相款,后又在夏先生府上看到他们言笑甚欢,略无芥蒂,我相信,也才放心的。
但我如今要说的并不是那些争论的细节和“内情”等等。而是这件事使我大为惊奇,长久思索,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它说明了什么问题?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和教训?
唐先生是历史学专家(曾在中国很多大学讲过美国史),夏先生是中国小说史专家(《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古典小说史》两部著作最享盛名),他们都不专治红学(其实,在美国本无“红学专家”,都是“业余”性质,人数也很有限)。他们并没有因为“历史”学问而争论起来,却因为一部《红楼梦》各自写了数万字的长文而大吵了一场,十分尖锐激烈!这毕竟所因何故,如何解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希望有人给我作出一种予人教益、启人智慧的论文来。
在我看来,这里的真正的核心问题——不管你是明确地意识到了它,还是尚未多思——乃是其中深隐着一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课题。每一个真正的学者,当他的研究的对象接触《红楼梦》时,不管他的注意点与方式、角度、层次各自如何,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对此书的理解,以及评价的标准或尺度的大前提,而这个大前提,实际上就牵及对中华文化认识得是多是少、是浅是深的复杂问题。现代学者们对待《红楼梦》,是认真的“表现自我”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游戏,是极“在乎”和“计较”的。——这说明了什么呢?正说明,凡属学人,不管他是否曾“公开声明”过,都是在自己心目中把《红楼梦》的地位尊奉极高的,是“足以左右一切”的!唐、夏之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红楼梦》怎么获得这般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不免有“一言难尽”之感。但其真正原因也与“人为的”因素并无多大瓜葛。它是来自此书本身所包含的中华文化的最丰厚深刻的内容。它不是一个一般地讲讲什么“人物”“性
格”“故事”“情节”的事情,从这里或许也可以略明一二吧。这样认识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我看意义不小,至少可以增强人们对研究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可以开扩心胸,容许研究上的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方式、多流派,而不必忧心忡忡,总想把如此一个巨大丰富的对象“单一化”。
唐、夏之争是过去了,但事情并未“完结”,倒毋宁说它在某种角度上也开始了红学上的一个新章节。它将留下深远的影响。
三
浦安迪教授是邀请我到他们大学去讲《红》的发起人,也是最热情招待的东道主人之一。他在通信中就向我介绍了他的同事高友工教授的一篇论文,认为所论深为透辟。我拜读后,果然不差,很是佩服。这是一篇极高明的英文写成的文章,主题是“《红楼梦》中的抒情诗境”。说真的,不必读正文,只要一看这题目,我就如同居空谷而闻足音了。
高教授并不研治红学,他是中国诗歌方面的专家教授,不想他与《红》也结有因缘。等我到了普大,刚卸了行装,他就来看我。一见之下,好像故交——他对于拙著都很熟悉(兼指诗词方面),并且深通红学上的一切情况,就连新出不久的《红楼梦新补》,他竟然也已细读过,这真使我“大吃一惊”,暗服他的渊博,对红学的关注也就可见一斑了(附带一句话:他对《新补》有相当的正面估价,与国内的那么多的反对者认识不同)。
关于《红楼梦》的诗的表现手法与诗的境界,是雪芹独擅,与其他小说绝不相侔,这一论点是拙著中首先提出的。但是高教授的论点和角度,对我来说却是崭新的,教益很大的。这实在使我大为喜欢赞叹。
原来,高教授经过了宏观研究,发现中国的叙事文学从来罕有自传的机会与地位;所以传记大抵是传人,而不是传己。那么中国的自传性文学都归于何处了呢,这就落到了诗词上去。谁都无法否认,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当诗人吟诗填词的时候,才是能够随意抒写自我的机会。在诗词中,作者写下了自己的经历、交游、生活、感受、心情、意境,所以只有中国的诗(都是抒情的)才是这个民族的自传文学。从这个论点来看,那么为什么只有《红楼梦》的诗的因素与气氛那般浓郁绝群,迥然不同于一般小说,正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自传性作品!因此自然地与诗的联系或组合特别紧密。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红》书的抒情诗成分的高度浓度,即是它自传性的深度与实度。
这个论析,确如浦安迪教授所云,是十分精辟。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位学者曾经这样深入红学的堂室而得其奥秘。
说到自传性,这在中国一度是个特大问题。但在海外,这个命题已然是无可争议的事情了。例如浦教授说,《红楼梦》的自传性是无可否认的。他并且列举了世界文学中自传小说的各种类型与它的特殊重要地位——是促进小说发展的重要一环;而现代日本小说中第一人称形式的自传作品几乎成了“基本形式”。夏志清教授则拿《儒林外史》中的杜少京与贾宝玉作比较,认为一比之下,就看出吴敬梓写自己时,总是“摆姿势”给人看,真正的私生活是一点儿不敢面世的(尽管他在南京的花柳繁华生活中耗去资产之大部分!),而曹雪芹则不然,他能解剖自我,把从外面到内心的一切,都如实地显示于读者。实在无比难得。
这都是一生致力于小说研究的首流学者的心得之见。难道他们的见解不足以使人折服吗?
如果我们能够拓展自己的视野与胸襟,多知道一些自己的和外界的情况,也许就不至于把大家公认的文学事实视为异端而如此大为惊怪。就是那些什么“《红楼梦》成于众手”“石兄原著,曹雪芹后改”等等奇谈,也就根本无人问津了。
浦教授还告诉我,他听说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专文研讨《红楼》自传问题,问我见到了没有,建议向他联系。可惜我至今也未顾得上写信去。
四
到美国,一共在四座大学里讲过《红楼》,即威斯康星、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哥伦比亚大学。不想后来又受到亚美文化协会的邀请,又到纽约该会的夏令营大会上讲了一次。我因年老,耳目皆艰,本不愿多所奔波劳顿,但协会极为热情,三次电请,再不好说不往了。于是重莅纽城,作了一周的勾留。
会场设在纽约郊区的金氏大学(King’s College),林峦优美,十分幽静宜人。那会的规模虽不算大,也就有一百多位出席者,纽市几大华语报纸,都有人到会。我国的总领事馆,也有几位莅会者。海峡两岸的学者、专家济济一堂,讲论两大方面的课题:一是城市环境保护,一是文学与社会。所讲大抵十分精辟,听者也聚精会神,深为感动。所以我对大会的人说,这个会真好,“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
我的赴会,心理上是很勉强的,我初受邀时就回复说:“不行啊,我的这一行是古典文学,和会议不对口。”主持人萧女士却说完全都“对”。我又说,时间太紧凑了,赶不出论文可以提交呀。她说没关系。其时我正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和纽约的《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文章,她说这就太好了,就讲它,你亲自来讲,又比看报好多了。就这么“赶鸭上架”地,我又飞到纽约城,心里却实在没有一点儿把握,认为讲的效果不会太理想。所以我说去得非常勉强,是真实不虚的。
不料事情竟大出意料——我的讲演,用一句“新闻辞令”来说,确是“受到热烈欢迎”!
这个受到热烈欢迎,由两点可以证明并非是我自己的错觉。其一是讲演的时间一再延长,在整个会上成为特例。那天下午我是第一个发言人,我为了不致妨碍下面的演讲,严守时间规定,一句不敢多讲,即告结束。这时,主席特再延长二十分钟,要我续讲。事后得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何教授,因是我在讲中恰好涉及了他要讲的某一点,遂表示不必复述,原意匀出十分钟来给我。盛意令人感动。这还不算,四个讲演结束了,本应休会,但主席见离晚餐还有一小时,又临时提议,并征得大家赞同,又要我再讲!
第二点证明是,会后晚餐时,很多同会的人士纷纷前来向我表示“太精彩了!”“真是耳福不浅!”“您的讲演令人百听不厌!”大会主持人萧女士也说:“一听您讲,才真打动人,比看报纸大不一样。”从台湾著名作家李昂女士为始,又有很多人上来要拍合影,一时真是十分热闹。
这种种情景,我感到高兴,不易忘记。但我也十分清楚,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荣幸。我知道这就正是我想要讲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个主题的重要性,是这个伟大的意义才使我的讲演受到海外众多与会者的鼓励。
看来,我既然写的是域外红情,当然要把这些情景告诉关心的朋友们。
五
有一天,在“梦多榻”湖边的“帆海思”楼里,演出了一场十分精彩的中国民族舞《黛玉葬花》。
“梦多榻”是麦迪逊的一个大湖,威斯康星大学的建筑,大抵坐落于湖边上。“帆海思”是其间最高的一座,东亚语文系就在此楼的第二层。这“葬花舞”因是由东亚学系举办的,所以这个格局别致的盛会就在十二层上展开。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程曦教授说起。他和我是燕京大学的同窗学友。后来他给陈寅恪先生做过助手,平生酷爱诗词曲,古今名句,背诵如流;今在“爱吾华”(IOWA)大学戏剧系执教。我们阔别数十春秋,他得知我再次旅居北美,偕夫人王菁棣女士驱车数百里,特来相会。那次是寒冬岁尾。这次则是时届芳春,因有前约,不辞辛苦,再来晤聚。但使我更高兴的是他因我在此,特意将他的助教傅女士陪来,要演“葬花舞”给我们看。会场规模并不很大,观众主要是东亚学系的部分老师和同学们,外系的,只有经济系的赵冈教授,因是红学家,所以也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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