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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昊说：“穿皮毛，牧牛羊，这是我们党项的风俗。英雄好汉，应该创立自己的事业，哪能贪图这点好处？”
李德明说：“依你说，该怎么办？”
元昊说：“我们得到的赏赐，只是我们自己享受，可是部落的人还很穷困。依我看，不如拒绝朝贡，训练兵马。力量小可以去掳掠，大了可以去夺取土地，这样上下都能富裕起来，岂不更好！”
可是李德明还是不肯接受他的意见，直到公元1032年李德明死去，元昊继位，才不再接受封号，废除唐、宋所赐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青天子）。随后，李元昊实行变发式、定服饰、造文字、简礼仪、立官制等一系列改革，并扩建宫城，准备建国称帝。
他的叔父山遇劝元昊不要反宋，元昊不听。山遇逃奔宋朝，宋朝的延州官员怕得罪元昊，反把山遇抓起来送还元昊。元昊以谋反的罪名把山遇杀了。元昊把其他反对自己的人也都毫不留情地杀了。
公元1038年元昊圆了几代党项人的梦想，在兴庆府登上国王宝座，立国号为大夏。因为元昊建立的大夏国在中原以西，西夏的名称也由此而得。此时它的疆域已是“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西夏王朝迎来了它的第一个辉煌。
元昊即位以后，上表要求宋朝承认。那时候，宋真宗已经死去，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宋仁宗大怒，下令削去元昊西平王爵位，断绝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元昊。这一来激怒了元昊，于是决定大举进攻。
那时候，宋军在西北驻防兵士有三四十万，但是这些兵士分散在二十四个州的几百个堡垒，而且各州人马都直接由朝廷指挥，互相不配合。再加上宋军好久没有打仗，兵士缺乏训练。西夏的骑兵却是集中指挥，机动灵活，所以宋军常常打败仗。
过了一年，西夏军进攻延州，宋军又打了一个大败仗。宋仁宗十分恼火，把延州知州范雍撤了职，另派大臣韩琦和范仲淹到陕西指挥抗西夏的战争。
范仲淹到了延州，把边境上的军事制度作了一番改革。他把延州一万六千人马分为六路，由六名将领率领，日夜操练，使原来十分散漫的宋军提高了战斗力。
西夏将士看到宋军防守严密，不敢进犯延州。他们议论说：“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有几万甲兵，可不像大范老子（指范雍）那样好欺负了。”
范仲淹分析了双方兵力，主张加强防守，牵制西夏兵力，但是韩琦却主张进攻。
公元1041年二月，西夏军由元昊亲自率领，进犯渭州，韩琦集中所有人马，还选了一万八千名勇士，由任福率领出击。
任福带了几千骑兵赶了一阵，见到一支西夏兵，双方打了一阵，西夏兵丢下战马、骆驼就逃。任福派人侦察，听说前面的敌兵不多，就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们赶了三天三夜，来到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任福命令将士就地休息，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和预先约定的另一支宋军会师好水川，把敌兵杀个片甲不留。
第二天，任福带着宋军沿好水川西进，到了六盘山下，没有发现西夏兵。只见路边有几只银泥盒子，封得十分紧密，兵土们走上前去，拿起银泥盒子听了一下，里面还发出一种跳动声音。兵士报告任福，任福吩咐兵士把盒子打开。只听得“噗噗”几声，接连飞出了一百多只带哨的鸽子，在宋军的头上盘旋飞翔。
原来，那小股西夏兵的败退是假的。在六盘山下，元昊带了十万精兵，布置好埋伏。只等那鸽子飞起，四面的西夏兵就一齐杀出，将宋军紧紧包围。宋军奋力突围。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敌阵里突然挥动一面大旗，又有大批西夏兵从两边杀出。宋兵边打边退，许多人退到悬崖摔死。
任福身中十多支箭，兵士劝任福逃脱。任福说：“我身为大将，现在兵败，只有以死报国。”他又冲了上去，被西夏兵刺杀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好水川之战。
这一仗，元昊取得大胜，宋军死伤惨重。韩琦听到这消息，十分伤心，上书请朝廷处分，宋仁宗把韩琦撤了职。范仲淹虽然没直接指挥这场战争，但是被人诬告，也降了职。
元昊取得了胜利，还不满足，继续领兵攻打北宋，并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宋仁宗不得不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防守边境。
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加强了。元昊看到自己的力量灭不了北宋，地方上又闹灾荒，人民生活也很困难，也就愿意向宋称臣求和了。
公元1044年12月，宋和西夏立下盟约，西夏对宋称臣，但宋每年要给西夏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三万斤。元昊名义上是宋朝封的国王，而实际上就是西夏的皇帝。
元昊建立的西夏国从宋朝得到不少东西。两国议和以后，在边境上开设了许多市场，西夏人通过市场和内地人做买卖，西夏的政权不断稳固。从此我国历史进入了第二个三国时期，即宋、辽（金）、夏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夏共历十帝，前后190年，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
范仲淹实行新政
范仲淹，字希文，祖先是邠州人（现在的陕西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衰落。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人，他也就跟着姓了朱。等他到懂事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告别了母亲去应天府（现在河南省商丘市）读书。他读书非常刻苦，常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上，天天只得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读书到深更半夜，实在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继续攻读。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范仲淹考上了进士。他当官后，终于又改姓范。
范仲淹一生做过大大小小的官，为人正直，经常给皇帝提意见。他读的书很多，而且他特别喜欢谈论天下的大事，每次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的皇帝是宋仁宗，他知道范仲淹的忠心，所以接受了范仲淹提出的一些建议。
有一年，全国发生了大蝗灾和大旱灾，特别是江淮和京东一带更是严重。老百姓吃不上饭，生活很悲惨。范仲淹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很着急。他请求宋仁宗派人到各地去察看灾情，皇帝没有答应。范仲淹非常着急。他对皇帝说：“皇上，如果您在宫里半天不吃饭，能受得了吗？”仁宗这才被说服，他派范仲淹作为使臣，去救济慰问江淮一带受灾的老百姓。不管是到了哪里，范仲淹都要命令当地的官吏把粮仓打开，发粮食给老百姓吃。他还取消了受灾地区的各种苛捐杂税。
后来，范仲淹被派到苏州去当官，那里正在发大水，洪水淹没了很多农田。范仲淹一到苏州，就亲自带人观察水情，用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宋仁宗看到范仲淹做官不忘老百姓，很是高兴，就把他调回首都，当上了吏部员外郎，并且任开封府知府。范仲淹做人坦率，见到不顺眼的事情，就一定要批评，他这副脾气得罪了不少人。
当时，做宰相的是一个叫吕夷简的人，他权力很大，而且喜欢安排自己的亲戚朋友做官，所以身边的人很多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范仲淹看到这种自私的行为，生气地写了一篇《百官图》批评吕夷简，说他用人不按照次序，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宰相。吕夷简看到后很不高兴。
范仲淹像
这件事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宋仁宗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认为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在跟辽朝和西夏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发生恐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一天，宋仁宗忽然召见范仲淹和另一个大官富弼（音bì），要他们俩写出富国强兵的好计策来。范仲淹立即奋笔写下了十项治国良策，主张在官吏管理、加强战备和发展生产等方面进行改革。他的主张被宋仁宗所采纳，因为仁宗这时的年号叫“庆历”，所以历史上把这次改革叫做“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担任监司（监察官）的人选。有一次，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发现内有贪赃枉法行为的人员，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撤换。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要不让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路是北宋政区名称）的百姓都要哭了。”
富弼听了这话，恍然大悟，佩服范仲淹的见识高明。
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一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呆不下去，就主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就把他打发走了。
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范仲淹一生多次被贬，但他的正直高尚的性格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为人善良，在家里孝敬自己的母亲，生活简单朴素；在外面，他家乡的族人和他做官呆过的地方的人，很多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还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工于诗词散文。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文坛宗师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但四岁丧父，生活贫困。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秆儿在泥地上划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读书。郑氏还常对欧阳修讲述其父生前廉洁仁慈的事迹。良好的家教对欧阳修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阳修十岁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在一只废纸篓里发现一本旧书，翻了一下，原来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发誓此生此世一定要赶超韩昌黎。他二十四岁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了第一名，次年被任命到洛阳当了一个推官。期间，他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互为师友，唱和交游，自此文章天下闻名。此后奉诏回朝，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一度被贬为夷陵县令。过了四年，范仲淹被重新起用到朝廷后，他才回到京城。
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积极为范仲淹辩护，这又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诬陷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
欧阳修当了十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
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些人赶跑。
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因此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而文风朴素的文章了。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才，经过他的赏识和提拔推荐，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音xún）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开创一派文风的文坛领袖。他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并吸收了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成果，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
包拯铁面无私
包公，真名叫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现在的安徽省合肥市）人。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这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民间流传着包公的许多故事，最有名的可以说就是“铡美案”了。这个故事在各种戏剧里都表演过，说的是一个叫陈世美的人，出身贫苦，但是学习勤奋，后来考上了状元。他在考中状元以前已经娶了一个妻子，叫秦香莲，而且有了两个孩子。可是考中状元后他又跟一位公主结了婚，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秦香莲带着两个孩子辛辛苦苦地赶到京城找到陈世美，陈世美竟说不认识他们，而且还派一个武官要杀死他们。那个武官不忍心杀死秦香莲和两个小孩子，在告诉秦香莲真实情况以后，拔出刀来自杀了。于是秦香莲就到开封府衙门告状，而当时的开封府尹正是包公。
包公看完秦香莲的状子，心里很气愤，在详细调查和审问之后，决定处死陈世美。这时，公主、皇后还有许多大官都来为陈世美求情，被包公拒绝以后又吓唬包公要撤他的职。包公不害怕丢掉乌纱帽，坚持己见，用铡刀处死了陈世美。
包拯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包公听完他的话，想了一会儿，说：“既然你的牛的舌头已经被割掉了，你就把它杀了做成熟牛肉卖了吧。”
农民听了很生气，心里想：包公是不是糊涂了？他不久前不是贴出告示不准百姓私自宰杀耕牛吗？怎么现在春耕农忙的时候又要我杀牛呢？于是他回答：“老爷，我怎么能杀掉呢？我是来求您抓住那个割了牛舌头的人的呀。”
“啪”，包公一拍惊堂木，大声说：“叫你杀牛你就杀，一个牛舌头算得了什么？”
农民抹着眼泪走了，回家以后果真把牛杀了。
第二天，有一个人兴冲冲地跑来向包公告那个农民的状，说那个农民杀了牛，应该受到处罚。包公盯着那个人，眼睛一眨也不眨，直到他把话说完，然后大喝一声：“你为什么要割掉他家牛的舌头，又来陷害他？”
那人听包公这么一问，吓得瘫倒在地上，乖乖地认罪了。
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
自此以后，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后又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的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整顿一下这种腐败的风气。
按照宋朝的规矩，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废除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也无法做手脚了。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调查之后发现，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怕仁宗真的追究起来，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再为非作歹。有个权贵想通关节，打算送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费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
包拯原来在端州（今广东肇庆）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廷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
那权贵得知了包拯的这个事迹后，知道没有空子可钻，也只好罢休。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妇孺儿童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包龙图”（包拯得过天章阁待制、尤图阁学士的官衔）。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最终提升他为枢密副使。当时北宋朝廷积极与契丹妥协投降，文武官吏贪污腐化成风，包公对此很不满，不断向皇帝提意见。
有一个叫张尧佐的人，因为他的侄女得到仁宗的宠爱而做官一直做到了三司使的高位，管理了全国的贡赋和财政事务。他十分贪婪，对老百姓大加搜刮，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有许多官员向仁宗告张尧佐的状，都被扣住了。
包公知道了这些情况，亲自去拜见仁宗，并且和几个大官联名上书，要求撤掉张尧佐的三司使的官。在包公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宋仁宗尽管心里不愿意，还是照办了。
对权贵，包公从来都敢于正面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经他手处理的贪婪无能的官吏不计其数；对自己的亲戚，一旦有人犯了法，包公照样不会轻易饶恕。
在庐州做官的时候，包公的一个舅舅横行霸道，抢占农田，告发他的状纸叠起来就有厚厚一大摞。包公在家乡做官，他的舅舅以为有了牢固的靠山，就更加放肆。没想到包公六亲不认，亲自审问舅舅，在大堂上重打了40大板。板子落在他舅舅身上发出的“啪啪”的声音，把围观的其他亲戚吓得直发抖，他们再也不敢倚仗包公的权势干违法的事了。
看到包公执法如山，对亲戚犯罪不留丝毫情面，老百姓就更敬重他了。
包公一生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他自己生活非常俭朴。他病死前，曾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坟地上。包拯死后，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为“包公”。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死后，因他没有儿子，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了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就生病死了。十九岁的太子赵顼（音xū）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在仁宗的时候，范仲淹曾经推行过“庆历新政”，可惜施行不到一年，就因为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攻击失败了。所以“庆历新政”对宋朝政治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神宗时候，王安石出来变法维新，他的改革比范仲淹的新政内容更多，对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打击也就更沉重，而且这次改革推行了近二十年，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因封荆国公，又称王荆公。他出身在一个小官员家庭里。他的父亲做过类似县长的官，为人正直，处理案件很公正，所以经常被人排挤，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王安石从小就跟着他父亲走过许多地方，增长了许多见识。他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善于教育孩子，王安石从小就认真读书，兴趣很广泛，不管是经书、史书，还是诗歌、传奇，甚至医书，他都拿来看，经常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书也不肯放下。他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yìn）当县官的时候，正逢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再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约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直至神宗召见。
宋神宗是个很有志气的皇帝，他从小读书就很用功，而且喜欢动脑筋，向老师提出一些怪问题。他看到宋朝被西夏和辽国侵犯，却没有力量反攻，心里很着急；对朝廷的腐败现象，也很痛恨。他一心想模仿唐朝的太宗李世民，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皇帝，洗刷掉宋朝的耻辱。
宋神宗在当皇帝以前，从他的老师那里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才能、正直无私的人，心里对王安石非常敬佩，所以即位后就召见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两个人谈得很投机，都有富国强兵、改革朝政的决心。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第二年便任命他为副宰相，主持改革。从此，一直到神宗死去，这十多年的改革，历史上叫做“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措施。
“青苗法”是王安石根据自己在鄞县做官时的经验制定的。老百姓一年里可以向地方官府借两次钱，半年以内归还。借一千钱，就得还一千二百钱。虽然要付不少的利息，可是这比借高利贷要合算得多。这项措施使官府收入增加，却断了放高利贷的地主官僚们的财路。
“免役法”规定，政府收取服役人家的免役钱，用这些钱雇人服役。不论是老百姓还是地主、官僚都要交钱，这就减轻了人民的劳役负担，保证农民有充足的劳动时间。
“农田水利法”是政府鼓励各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一项措施。国家对积极修筑堤坝河渠的人，要给予奖励，并且向缺少资金的地区提供低利息的贷款。
除以上几项新法之外，还颁布了“方田均税法”，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按田地的好坏和多少收取地税；在社会治安和军事方面制定了“保甲法”，有效地控制了人民，充实了军队。
这些“新法”的实行，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们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整顿了军队，使宋朝弱小贫困的局面得到初步的改变。但是这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变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就开始动摇起来。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无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再加上他一个心爱的儿子死去，心里很难过，万念俱灰。几次向神宗要求辞职，最后在公元1076年，得到批准，又回江宁养病去了。
王安石两次下台，使变法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神宗死后，保守的司马光上台，废除了新法。至此，王安石变法结束了。
司马光和《资治通鉴》
王安石罢相以后，宋神宗还把王安石定下的新法维持了将近十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太子赵煦（音xù）即位，就是宋哲宗。哲宗年幼，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高太后是一向反对新法的。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东京担任宰相。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的名有个来由，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司马池，在真宗时在光山做过县令，而司马光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因此名叫“光”。
传说司马光小时候特别聪明。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淹死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来救。司马光不慌不忙，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块大石块，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
司马光像
这件偶然的事情，使年幼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为流传。
司马光特别喜欢读史书，五六岁的时候就能熟练地背诵《论语》、《孟子》了。七岁那年，他熟读了《左传》，并且经常讲给家里人听。《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徒弟的言行的书，《孟子》则记录了孟子的思想和主张，《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4年的历史。这些书籍深深吸引了小司马光，以后他能写出《资治通鉴》来，和这些书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司马光在考中进士做了官以后，继续钻研历史。在长期的研究中，司马光发现中国的历史书虽然很多，但记载从远古一直到当代历史的书却一本也没有。为了让人们完整地了解历史，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编写一部。司马光给这本书取了个名字叫《通志》，意思是通古达今的历史。
过了几年，宋英宗召见司马光，问他编写得怎么样了。司马光回答说：“皇上，我已经编完了八卷《通志》，写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起（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请皇上看看吧。”
英宗看了一些目录和章节内容，很高兴，鼓励司马光继续写下去，并且建议司马光可以找一些熟悉历史的人合作。
司马光听了英宗的指示，回去以后马上组织书局，请了刘攽、刘絮、范祖禹等人，由他自己担任主编，其他人按朝代一人写一段历史。
不久，英宗病死，继位的神宗对《通志》的编写也很重视。神宗看到书里记载了不少前人的治国处事的经验，觉得十分有价值，就建议司马光不如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这就是《资治通鉴》名字的由来。
从神宗即位到神宗去世前一年，司马光出任西京御史台，在洛阳继续编写《资治通鉴》，这个时期正好也是王安石变法维新的时期。和拥护变法的“新党”相反，司马光是“旧党”，他极力反对变法，认为祖宗的法规不可以改革，攻击王安石改革是为了夺取富人们的利益。他曾经对皇帝说：“我和王安石两个，就像冰块和火炭不能放在一起，冬天和夏天不可能同时出现一样。”这说明他和王安石是极端对立的。实际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变法以前是要好的朋友。司马光为人朴素耿直，仁宗的时候，京城里他和王安石、韩维、吕公著四个人最要好。后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却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因为他看到范仲淹的改革在大官僚的打击下失败了。
有一次，司马光向宋神宗提出要求取消青苗法，同时以老朋友的资格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信里说：“我受皇上的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我惹是生非？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
司马光接到回信，很生气，但是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到了洛阳，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写书了。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司马光把他的看法用历史资料表达出来，所以《资治通鉴》是为大地主大官僚说话的。这本书几乎花费了司马光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写，常常顾不上吃饭和睡觉。他害怕自己睡得过了头，动手设计了一个圆木枕头，只要脑袋稍微一动，枕头就会滚到一边，把他惊醒。他把这个枕头叫做“警枕”，意思是防止自己睡得过久。司马光这种刻苦做学问的态度一直被后人所称赞，“警枕”也成了一段历史佳话。
《资治通鉴》的编写经历了英宗、神宗两代皇帝，前后共用了19年的时间。它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论述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史实，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编写了一部294卷的编年史（按年月日顺序记载历史的一种体裁）。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各个朝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状况，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和言语也作了记录。它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著作，人们因此把司马光和写《史记》的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合在一起叫做“两司马”。
司马光很耿直，写书时也是这样。他在《资治通鉴》里，不仅赞扬了每个皇帝做了好事的一面，也指出了他们残酷镇压老百姓、迷信荒唐的一面。这部书参考了三百多种参考书，并且作了认真的考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宋代以前的历史，都喜欢把《资治通鉴》拿来作参考。
司马光在洛阳写了十多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官员都很记挂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他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改掉，不太好！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皇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动，像王安石的变法，却是害民的事，为什么不能改？再说，现在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是神宗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
公元1086年，司马光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不久郁郁死去。而司马光也在同年九月病逝。
旷世奇才苏东坡
司马光执政后，把宋神宗贬谪的许多大臣都召回朝廷，其中有两个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轼（音shì）和苏辙（音zhé）两兄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的东坡区）人。苏轼二十岁的那年，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和苏辙到京城去考进士。主考官欧阳修正在从考生中物色有才华的人。第一场考试后，他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高兴得拍案叫好。考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采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京城里有点名气的文人，欧阳修多少了解一点，这篇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呢？他猜想了半天，觉得从文章的风格看，很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是曾巩是他的门生，评得高了，怕人们说他偏袒，就把它评为第二。
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那个写精采文章的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很后悔。在礼部举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获得第一名。后来欧阳修在读苏东坡的感谢信时对老友梅尧臣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说起我来的！”当时欧阳修名满天下，天下士子进退之权全操在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一句话，使苏轼之名顷刻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欧阳修这番话一传出去，一些读书人听了都不服气。京城里这样多的人才，难道比不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后来大家读到苏轼才气横溢的诗歌和文章，才不得不服输。
苏轼出了名，他的弟弟、十九岁的苏辙也在同年考取了进士，他们的父亲苏洵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但是苏洵另有一番感触。原来苏洵也是个擅长散文的人。他在少年时期，没认真读书，到二十七岁那年，看到别人都上进了，才发愤读书。过了一年他考进士没中，回到家里，一气之下把他过去写的文章一把火烧了，从头学起，果然进步很大。
这回，他带儿子到了京城，眼看儿子年纪轻轻都考中了，怎么能不感慨呢。他听说欧阳修是最重视文才的，就把他几年来写的二十多篇文章托人送给欧阳修，请欧阳修指教。欧阳修一看，苏洵的文章文笔老练，别具风格，就向宰相韩琦推荐，韩琦也很赞赏。后来，没经过考试，破格把苏洵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这样，苏家父子三人在当时京城中都出了名。后来，父子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合起来称做“三苏”。
当初苏东坡和他弟弟都中进士时，本来兄弟两个马上就可以去做官的，但是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在这时突然病死在眉山老家了。得到这个消息，他们父子三人急忙赶回去奔丧。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兄弟俩便在家里守孝三年，然后才去京城接受封官。
苏东坡先是在凤翔府做太守的助手。仁宗死后，英宗即位，这时苏东坡回到了京城，得到了一个能在皇帝身边工作的职务。
没两年，苏东坡的妻子王弗也因病去世了，他心里十分难过，在山东诸城县做官的时候（这时他已经不在京城里），几次梦见妻子和他相会。他禁不住热泪横流，就写了一首词，诉说他对妻子的怀念之情。
可是又过了不到一年，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又病死在京城，这对苏东坡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王安石实行新法的时候，苏洵已经死了。苏辙在王安石手下做过事，后来因为跟王安石合不来，被降了职到外地去了。
苏东坡也认为王安石改革改得太快了。他从“庆历新政”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认为改革不能急于求成。于是，他有一次在神宗召见他的时候说：“皇上，任命文武官员，不怕他们不聪明、不勤奋、不果断，而是怕他们处理公事太急躁，用人容易激动。希望您能使他们镇静下来，自然轻松处理政事。”他话里提到的“他们”，指的是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
神宗看到苏东坡能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心里很高兴，就对他说：“我要好好想一想。”
就在这一年七月，苏东坡主动要求外调，去杭州做通判，帮助杭州的长官处理事务。
杭州的西湖现在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名胜，可是在当时却不是这样。西湖水经常在暴雨过后涌出来，淹没附近的农田。苏东坡到任之后，召集当地老百姓，在西湖上修了一条堤，控制了西湖水的泛滥。为了纪念他，人们把这条堤称为“苏堤”。现在西湖还有“苏堤春晓”这一有名的风景。
有一次，苏东坡到山上游玩，来到了一座道观。观里有一个道士，看见苏东坡穿得很朴素，态度就很冷淡。他指着一张椅子，冷冷地说：“坐！”又对小童说：“茶！”在随便交谈了几句话以后，道人发现这个人不像普通人，为了表示尊敬，他亲自摆下一张椅子，说：“请坐！”接着又叫道“敬茶”。苏东坡一点也不生气，继续和道士说话。道士又问苏东坡的名字，苏东坡说：“我是杭州通判苏轼。”道士听后大吃一惊，连忙站起身来，请苏东坡到他的客厅去，十分恭敬地说：“请上座！”又吩咐小童：“敬香茶！”苏东坡看这个道士很势利，心里想要骂他一下。临走前，道士让苏东坡写字留念，苏东坡不加思索，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看了这副对联，道士的脸“腾”地一下红了。
后来，苏轼在湖州看到了地方豪强官吏的横行霸道，很不满意，写了一些诗，讽刺这些事。没想到这些诗传到京城，几个反对苏轼的官僚从苏轼的诗文里摘出几句话，诬陷苏轼诽谤朝廷，大逆不道。他们撤了苏轼的职，把他押解到东京，关在大狱里，想把他处死。苏轼在牢监里足足被关了一百天，受尽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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