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舊版本影印。作者：（清）章學誠 撰
章學誠是清乾嘉間的學者，他一生窮困交迫，靠教學和幫地方官編方志等過生活。而能力學不倦，終于有成，是值得我們敬仰的。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便是《文史通義》，實際上應該包括《校讎通義》和《方志略例》。主要的內容在討論史學、辭章、整理圖書文獻的方法及怎樣撰寫成功的地方史。因為本書所討論的多是學術方面的原理和方法，很難把他用通俗的文字，做淺近的介紹。
寫的方式，既不是選幾篇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注釋，語譯，也不是綜合性的敘述，而是采折衷的方式。就是某一章節，以一兩篇的原著為主，敘述其大意，而參照有關的篇章，加以補充。章氏去今已兩百年，這兩百年間，受西方文化沖擊，學術研究的方法、取材、觀念，都有了相當變化，筆者也略加補充和批評。希望能透過這本書，進而讀章氏的原著。
卷一 內篇一
書名:文史通義 作者: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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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愿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兇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讬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歷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無咎，非創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為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歷，而蓍揲合其吉兇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歷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兇，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鉆瓦，皆可以知吉兇；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兇乎？《元包》妄讬《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
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圣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為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讬於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圣之嫌，抑且蹈於僣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為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歷明時相表里，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為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為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
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后，而皆以是為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欽明之為敬也，允塞之為誠也，歷象之為歷也，（歷象之歷，作推步解，非歷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后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歷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歷自黃帝以來，代為更變，而夫子乃為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為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歷始黃帝，而遞變於后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即以卦畫為歷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
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為授人時也。是知上古圣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歷，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后。
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為萬世之圭臬也。歷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后，歷顯而《易》微；歷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歷也。歷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兇悔吝，無跡可拘；是以歷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為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玄》、《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為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
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
雎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云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跡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為天為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
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為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為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里。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兇；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為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圣人之言。其異於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發，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玄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即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為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即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兇，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無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圣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圣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范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后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復周悉，以為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為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后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后《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后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范、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跡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后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后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
《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范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并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后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讬之者眾。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讬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讬於神農，兵法醫經讬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為《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讬，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
“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為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為三皇之墳，如何為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馀，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為一書，而孔子為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即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為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為刪略之馀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為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后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后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為《尚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為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為篇目，是劉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為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為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為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后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復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并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后，凡二十馀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后，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后人亦不復踵行，斯并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匯次為《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為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眾，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鑒》，蘇氏之《元文類》，并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識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
后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
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后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
（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后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后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后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并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馀》，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游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復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后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后行，勢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歷法久則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馀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
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
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后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后學為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后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后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后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后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后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
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為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后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后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馀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生，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匯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
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圣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校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后人所讬。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后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后人偽撰，而依讬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圣人，茍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偽讬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偽讬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是以戰國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藝惟《詩》教為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后為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讬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為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為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后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后世文之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為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
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后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藝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后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流、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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