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系》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為《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后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為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嘆，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為《風》、《騷》遺范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為大國。”蓋長言詠嘆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為《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為大國，抑亦陳完之后，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字於東海之濱也。后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為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著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后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跡，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茍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馀風，此其所以異於后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后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后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為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并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為符命，則王子淵以圣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為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為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為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后為后人輯定，不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者，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
《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為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電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圣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
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
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為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為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為六，則固以三者為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僣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后世之嚴也。圣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后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圣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圣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圣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后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
后儒以圣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命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僣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為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為經。）而莊子乃云：“若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翻譯，竺書無經字。）其后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玄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
若夫國家制度，本為經制。李悝《法經》，后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為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為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后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至於術數諸家，均出圣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
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為圣人，而習是術者，奉為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為經言者也。
又如《漢志》以后，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讬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
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為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僣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為尊稱，義取經綸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夫子之圣，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為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為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
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僣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僣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為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為文人戲謔而不為虐，稱為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
至《孝經》，雖名為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復，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仿《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讬也。
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為訓典，而先自讬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輟耕錄》。）鞾始收聲，有《月令》矣。
（皆諧謔事。）
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為徑，亦不解題為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賦，固以《離騷》為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為經，變《雅》為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
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為賞罰也。漢魏而下，仿《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數。后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為《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為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后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鑒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并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為《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
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為儒者矣！
卷二 內篇二
書名:文史通義 作者: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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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尊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
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后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后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為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岳，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圣，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為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見為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圣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為葛，寒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后可以異於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齊名前圣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為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圣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為而自然，圣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
孰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為道也。圣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於圣人，斯為賢人。學於賢人，斯為君子。學於眾人，斯為圣人。非眾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跡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
周公以天縱生知之圣，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圣人，皆學於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時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為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
曰：集之為言，萃眾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圣，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圣而集之，無歷圣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擬議，而為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后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矣。而猶嗤黨人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雖同，而其所以為圣，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為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羲、農、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
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并祀周、孔，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蓋言制作之為圣，而立教之為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圣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天子”，有若以夫子較古圣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圣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為粗。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為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為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為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為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后，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為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為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經，別為儒學一門，而專稱為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為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后世，亦謂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后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
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范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
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范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為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為六家，劉向區之為九流。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圣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
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為虛位”也。
夫“道與德為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眾，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圣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
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為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并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圣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為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為治為察，古人未嘗取以為著述也。以文字為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載筆之士，作為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后，其亦尚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為言，初非由我也。
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后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后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后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后從而救之，而非徒夸聲音采色，以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逆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為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為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為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圣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詠嘆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讬空言，以為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為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圣之跡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為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獨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為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為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圣人；圣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為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為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為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希賢希圣，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圣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后后，使先覺覺后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勝，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為學，而以《詩》、《書》誦讀為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為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夫子斥以為佞者，蓋以子羔為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后為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占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
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傳說之啟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為前人陳跡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后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其失而為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為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為流別也。失為某事之弊，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為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即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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