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司刑寺大脚迹，并碑铭二，阎朝隐撰附。《诗》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盖谕昏愚者不可以理晓，而决疑惑者难用空言，虽示之已验之事，犹惧其不信也。此自古圣贤以为难。语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者，圣人非弃之也，以其语之难也。”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聪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时，毒被天下，而刑狱惨烈，不可胜言。而彼佛者，遂见光迹于其间。果何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铭文辞不足录，录之者，所以警也！俾览者知无佛之世，《诗》、《书》、《雅》、《颂》之声，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与其人之被祸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华阳颂》，唐玄宗诏附。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甚矣，佛、老之为世惑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彼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积习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临死而不惧者，妄意乎无生之可乐，而以其所乐，胜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则相与讳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诬而托之不可诘。或曰：“彼术未至，故死尔。”前者苟以遂其非，后者从而惑之，以为诚然也。佛、老二者同出于贪，而所习则异，然由必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其贪于彼者厚，则舍于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胜其劳，是真可笑也。
右《令长新戒》。唐开元之治盛矣！玄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犹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玄宗自除内难，遂致太平，世徒以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兴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谓知为政之本矣。然鲜克有终，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处，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阳。
右《平泉草木记》，李德裕撰。余尝读《鬼谷子》书，见其驰说诸侯之国，必视其为人材性贤愚、刚柔缓急，而因其好恶喜惧忧乐而捭阖之；阳开阴塞，变化无穷，顾天下诸侯无不在其术中者。惟不见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说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盖泊然无欲，而祸福不能动，利害不能诱。此鬼谷之术所不能为者，圣贤之高致也。其次简其所欲，不溺于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处富贵，招权利，而好奇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败也。其遗戒有云：“坏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孙。”此又近乎愚矣。
右《华岳题名》。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讫后唐清泰二年，实二百一年，题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题者又三十一人，录为十卷。往往当时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侄并侍，或僚属将佐之咸在，或山人处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劳，或穷高望远，极登临之适。其富贵贫贱，欢乐忧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变多故。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丙子，是岁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岁在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是岁，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天，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有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然，何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
欧阳修／集古录目序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妊，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则遂葬于其中者，率尝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则物皆可致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难聚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以上述《集古录目》之意
或讥余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巩／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以上书目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以上五代时著作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以上仕宋后奏议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切论大臣，当时皆不说，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以上太宗、真宗时再进再绌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叙奏议，在太宗时不言财利，在真宗时不言符瑞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书，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以上言当时毁誉虚实难尽信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
曾巩／徐干中论目录序
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じ慈晟テ罚袷榇似凇R蚩贾段褐尽罚牡鄢聘芍吨新邸范嗥谑侵莞蠹笆浪懈伞吨新邸范撸侨橐病R陨峡际榉峭瓯
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以上叙干志事
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余，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以上论其书合道
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以上考其行之贤
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曾巩／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为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息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守此者，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适度，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战国游士之说为世大祸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以上言籍不可灭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巩／新序目录序
刘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为其序论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余泽未息之时，百家众说，未能有出于其间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说一，无众说杂出其间
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余泽既息，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讳其失，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先王之遗文虽在，皆绌而不讲，况至于秦为世之所大禁哉！汉兴，六艺皆得于断绝残脱之余，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诸儒苟见传记百家之言，皆说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汉，异说诞漫
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汉之士，岂特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时者，豪杰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绝学之后也。以上言刘向亦为众说所蔽，不能拔俗
盖向之序此书，于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岂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巩／列女传目录序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は蛄写贰6端迨椤芳啊冻缥淖苣俊罚猿葡颉读信肥迤艽蠹易ⅰR浴端桃濉房贾谴蠹宜ⅲ肫淦咂模搿端桃濉贩彩迤6嬉猿掠つ讣岸阂岳捶彩拢窍蚴楸救灰病8窍蚓墒橹鼍靡樱戊镏校托＠硭账淌家浴端桃濉肺危炊ㄆ涫槲似胧迤卟⒉赜诠莞蟆6逡浴端桃濉肺蹯ё鳎搿断蛄写凡缓稀＝裱椤端桃濉分模窍蛑孕稹S帧兑瘴闹尽酚邢颉读信獭吠迹鞣庆ё饕病W蕴浦遥攀橹谡呱僖印6短浦尽仿肌读信贩彩遥链蠹易⑹迤撸辔蘼迹黄涫榻裨凇T蚬攀橹蛴新级觥⒒蛭蘼级谡撸嘀谝樱强上г眨拷裥v牌浒似笆迤咭讯ǎ缮尚础R陨闲鹗橹嫱龇趾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家国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贤，本于躬化
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以上言后世之士，道不行于妻子
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て]苜》、《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曰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序论，以发其端云。
王安石／周礼义序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校学。而臣某实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速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叹《周礼》之美备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以上言训释复古之难
然窃观圣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亹亹乎乡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王安石／诗义序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雾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
《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由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以上言《诗》意难明
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则神罔时恫；外行恂达，则四方以无侮。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颂》之所形容，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传》曰：“美成在久。”故械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缵圣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王安石／书义序
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雾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与荣焉。然言之渊懿，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兹荣也，只所以为愧也欤！谨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以上言《史记》于治乱兴衰、典章二者并详，他史则不能观其通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乱兴衰有《通鉴》可稽，而典章经制无书可以会通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备未审之处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于缀缉，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较《通典》有同有异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以上言采摭旧说，间附己意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铢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倘能芟削繁芜，增广缺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车之愧，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谦言，恐有繁芜缺略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核，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于官，民仰给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于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则井田不可行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与商鞅、杨炎之事，君子羞称，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适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以上钱
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制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时，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为币作《钱币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扦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问，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藉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于官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后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后，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于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后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借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以上言征额日重，则官与商贾豪强皆无利可图
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农民代商受困，如盐课归地丁之类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于齐，则次之；榷酤始于汉，榷茶始于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间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昉于《周官》之泉府，后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昉于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后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寝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摧蓄贾居货待贾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谷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后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于珍禽奇兽，邪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于经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赋，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余，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于百姓则重困矣。作《土贡考》第七，凡一卷。
贾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后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椿内藏。于是天下之财，其归于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于才不屑屑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闬之毁誉，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然后俾之入备王宫，以阶清显。盖其为法，虽有愧于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两汉、魏、晋取才
至于隋，而州郡僚属，皆命于铨曹；搢绅发轫，悉由于科目。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资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权；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试者词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阶荣进之路。夫其始进也，试之以操觚末技，而专主于词章；其既仕也，付之于勘籍小吏，而专校其资格。于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然此二法者，历数百年而不可以复更，一或更之，则荡无法度，而侥滥者愈不可澄汰，亦独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后，官人皆出于铨曹科目
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柅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途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作《选举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举士、举官分为两门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さ毓佟罚痴髡破涞持罱讨危显率裘穸练ǎ漓朐蛞岳袷裘瘢恢莩ふ破渲葜讨握睿计涞滦械酪眨榔涔穸敖渲H缓笾痴匆坏持σ玻莩ぜ匆恢葜σ病R灾料轮瘸ゃ恬悖现缢齑蠓颍唤匀弧8枪胖粽撸涞滦械酪眨阕阋晕酥Ρ恚史⒄┝睿薹墙桃病R灾潦姑裥讼停鍪钩ぶ皇姑裥四埽胧怪沃8且壑蛭瘢讨蛭浚僦蛭簦鹬蛭Γ侨艘病R陨涎匀郧埃粲胧隙
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后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官，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与学分，而学日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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