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之说，则臣前所谓勤于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忧勤愿治，不为不至，岂不欲夫纲维之振、风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间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顾犹以为事理之当然，而不思有以振厉矫革之也。盖明于内然后有以齐乎外，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己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而所以施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顷年方伯连帅自“且如顷年”以下二十二行，皆当时政事之大紊纲纪者，但未明指其姓名，今亦不能一一指出矣，尝以有脏污不法闻者矣，鞫治未竞而已有与郡之命，及台臣有言，则遂与之祠禄，而理为自陈，至于其所藏匿作过之人，则又不复逮捕付狱。名为降官，而实以解散其事。此虽宰相曲庇乡党，以欺陛下，然臣窃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则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间，颜情稔熟，则其势不得不少容之。且以为虽或如此，亦未至甚害于事，而不知其败坏纲纪，使中外闻之腹非巷议，皆有轻侮朝廷之心。奸脏之吏，则皆鼓舞相贺，不复畏陛下之法令，则亦非细故也。又如廷臣争议配享，其间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则两无所问而并去之；监司挟私以诬郡守，则不问其曲直而两皆罢免；监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问其曲直而两皆与祠；宰相植党营私，孤负任使，则曲加保全，而使之去，台谏怀其私恩，阴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问也。其有初自小官，擢为，台谏三四年间，趋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则年除岁迁，至极其选。一日论及一二武臣罪恶，则便斥为郡守，而不与职名，从臣近典东畿，远帅西蜀，一遭飞语，则体究具析体究具析，皆宋时公牍字样，犹今曰惩究、曰查办也。无所不至，及究析来上，而所闻不实，则言之者晏然，亦无所诃。山陵诸使，鬻卖辟阙，烦扰吏民，御史有言，亦无行遣，而或反得超迁。御史言及畿漕，则名补卿列，而实夺之权。其所言者，则虽量加绌削，而继以进用。从班之中，贤否犹杂，至有终岁缄默，不闻一言以裨圣德者。顾亦随群逐队，排连补，其桀黠者乃敢造飞语、立横议，如臣前所陈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挠公议而从之，台谏亦不敢闻于陛下而请其罪，陛下视此纲纪为何如？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振肃之耶！以上振肃纪纲，急务之三。
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为酺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其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其俗已成之后，则虽贤人君子，亦不免习于其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崇宣，谓北宋崇宁宣和之际也，时以司马光、苏轼等为元祐学术，立党人碑以禁锢之，南宋亦禁道学。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措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诵言于众，以为陛下尝谓今日天下幸无变故，虽有仗节死义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为识者之忧，而臣知其有以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节死义之士，当平居无事之时，诚若无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盖以如此之人，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时必能不诡随。平日无事之时得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仗节死义之事，非谓必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蓄此人以拟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宁，便谓此等人材必无所用，而专取一种无道理、无学识、重爵禄、轻名义之人，以为不务矫激而尊宠之，是以纲纪日坏，风俗日偷，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发于意虑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同患难，然后前日摈弃流落之人，始复不幸而著其忠义之节。以天宝之乱观之，其将相、贵戚、近幸之臣，皆已顿颡贼庭；而起兵讨贼，卒至于杀身湛族而不悔，如巡远、杲卿之流，则远方下邑，人主不识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岂不能销患于未萌？巡等早见用于明皇，又何至真为仗节死义之举哉！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识者所以深忧于或者之言也。虽以臣知陛下圣学高明，识虑深远，决然不至有此议论，然每念小人敢托圣训以盖其奸，而其为害至于足以深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识者之虑为过计之忧也。陛下视此风俗为何如，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变革之耶？此今日急务之三四也。以上变革风俗，急务之四。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之说，则民力之未裕，生于私心之未克，而宰相台谏失职也。军政之未修，生于私心之未克，而近习得以谋帅也。是数说者，臣皆以极陈于前矣，今请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闻虞允文之为相也，盖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窠名犹今日款目。版曹，今之户部也。必可指拟者，犹今日有着之款。不可催理者，犹今日无着之款。其为说曰，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而版曹目今经费，已自不失岁入之数。听其言诚甘且美矣，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句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旧法，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贫民些少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免。自曾怀用事，始除此法，旧欠悉行拘催。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属，尚未论也。其次，则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择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台谏，不能公行纠劾，而惟快一己之爱憎。是以监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贤者，或以举职业忤台谏而遭斥逐也。至于监司太多，而事权不归于一；铨法虽密，而县令未尝择人，则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则此等不难区处，其本未正则虽或举此，臣恐未见其益而反有其害也。以上，民力未裕。又尝即夫军政之不修而推之，则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今军中士卒禀保而后具奏，当时盖有此例。咸丰十年，王有龄令军中将士具呈公保何桂清，请免治罪，或亦仿其例与？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只此一事，有耳者无不闻，有口者无不道，然以其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故无路得以窥其交通之实状，是以虽或言之，而陛下终不信也。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谋师律之为何事，而惟克剥之是先，交结之是图矣。理直而气刚。陛下不知其然，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以上军政不修。然将帅之不得人，非独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为害之极，则又有以及乎民者。盖将帅得人，则尺籍严而蓄储羡，屯田立而漕运省。今为将帅者如此，则固无望其肯核军实而丰储蓄矣。至于屯田，则彼自营者尤所不愿，故朝廷不免为之别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屯兵之众，资其拨遣，则又不免使参其务。然闻其占护军人，不肯募其愿耕者以行，而强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则偃蹇不耕，而反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盖有所不能制者。屯田之众，须由军中拨交，屯田使者不得不令诸将参与其事。占护，犹今言霸占、袒护也。是以陛下欲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运烦费水路输送曰漕，陆路输送曰运、曰转，凡物皆然，不独米粮也，诸州苗米，至或尽数起发，而无以供州兵之食，则加耗斛面之弊纷纷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往往亦为供军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资于诸路者减，则此属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则是置将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以上置将不善而害民，因军政不修而民力愈困，急务之五、六。
凡此数者，根株深固，枝叶广阔，若不可以朝变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则亦在夫陛下之反诸身耳。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出私帑以归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阙，必能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宽州县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宫能择宰相以选牧守矣，择台谏以供刺举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严宦官、兵将、交通之禁，而以选将属宰相矣。宰相诚得其人，则必能为陛下择将帅以作士气，计军实、广屯田以省漕运矣。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民典军之官既皆得人，然后明诏宰相，议省监司之员而精其选，重其责。又诏铨曹使以县之剧易分为等差，而常切询访。天下之官吏能为县者，不拘荐举之有无，不限资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补最剧之县。果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凡州县之间，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渐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宽矣。以上因言民力而推本于正心，则百弊皆除，贯串乎大本之一，急务之四。
至于屯田之利，则以臣愚见，当使大将募军士，使者招游民，各自为屯，不相牵制。其给授、课督、赏罚、政令，各从本司自为区处。军中自有将校可使，不须别置官吏。使者则听其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备使令。又择从官通知兵农之务，兼得军民之情者一员为屯田使，总治两司之政，而通其奏请，趣其应副。又以岁时按行察其勤惰之实，以行诛赏。如此，则两屯心竞，各务其功，田事可成，漕运可省，而诸路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获已而未可尽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务之五六也。以上因民力而议改屯田之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则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使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敌不灭，则臣请伏鈇钺之诛，以谢陛下。陛下虽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以上归于大本之正，总结上文。
然又窃闻之今日士夫之论，其与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实，则皆所谓似是而非者也。盖其乐因循之无事者，则曰陛下之年寝高，而天下亦幸无事。年寝高而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则不宜更为庸人所扰。其欲奋厉而有为者，则又曰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以此为务，则圣心不待劝勉而自强；舍此不图，则虽策厉以有为，而无所向望以为标准，亦卒归于委靡而已。凡此二说，亦皆有理，而臣辄皆以为非者。盖乐因循者，知圣人之血气有时而衰，而不知圣人之志气无时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为无事乎？且以卫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而作抑戒之诗以自警，使人朝夕诵之，不离于其侧。此其年岂不甚高，而其戒谨恐惧之心，岂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视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万于武公者。臣虽不肖，又安敢先处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谓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虽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强暴之寇仇，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追计其前，既未有可见之效；却顾于后，又未有可守之规，亦安得遽谓无事而遂以逸豫处之乎？以上驳因循无事之说者。
其思奋厉者，又徒知恢复之不可忘，颓惰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诚能先其所难，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不先其难而徒侥幸于其易，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是以徒为虚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故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而真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以上驳奋厉有为之说者。
论者又或以为陛下深于老佛之学，而得其识心见性之妙，于古先圣王之道，盖有不约而自合者，是以不悦于世儒之常谈死法，而于当世之务，则宁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今乃以其所厌饫鄙薄者陈于其前，亦见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为此亦似是而非之论，非所以进盛德于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疑于圣贤者矣，然其实不同者则此以性命为真实，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此以为实，故所谓寂然不动者，万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则，无一之不具，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必顺其事，必循其法，而无一事之或差。彼以为空，则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说而修之，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说，则其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虽有所谓朗澈灵通、虚静明妙者，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故自古为其学者，其初无不似有可喜，考其终则诐淫邪遁之见，鲜有不作而害于政事者。是以程颢常辟之曰：“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自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是谓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与人道。”呜呼！此真可谓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闻于陛下者。使陛下过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为三术，而以儒者之学为最下，则臣窃为陛下忧此心之害于政事，而惜此说之布于来今也。如或未以臣言为然，则圣质不为不高，学之不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岂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
若夫管商功利之说，则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则以既斥儒者之道为常谈死法，而天下之务日至于前，彼浮屠之学又不足以应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说至今几年，而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而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固所以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讲之者也，岂不误哉！今议者徒见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初无新奇可喜之说，遂以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夫岂知其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仿佛其万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因循、奋厉、老庄、管商即上文所驳之四说也，则知臣之所言，非臣所为之说，乃古先圣贤之说；非圣贤所为之说，乃天经地义自然之理。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圣，颜曾伋轲之贤，而有所不能违也。则于臣之言，与夫论者之说，其为取舍从违，不终日而决矣。以上驳老佛管商，盖孝宗生平宗旨如此。
抑臣于此又窃有感而自悲焉。盖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矣，而于其间得见陛下，数不过三。自其始见于隆兴之初，固尝辄以近习为言矣；辛丑再见，又尝论之；今岁三见，而其所言又不过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岂有积怨深怒于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于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区区之意，独为国家之计，而不敢自为身谋，其愚亦可见矣。然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臣之鄙滞，固不能别有忠言奇谋以裨圣听，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也。则臣于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驰魏阙，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刳沥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献，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以上自伤其老，感君以诚。伏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则非独愚臣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幸。臣熹诚惶诚恐，昧死再拜谨言。
此篇正文一万一百一十字，公之自注夹行书写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北宋之万言书，以苏东坡、王介甫两篇为最著，南宋之万言书，以公此篇及文信国对策为最著。文章则苏、王较健，义理则公较精。篇中约分四节，第一节，言所以不上殿入对，而仅陈奏封事之故。第二节，陈大本一端。第三节，言急务六事。第四节，辨驳当时士大夫四说。第三节所指各务，皆切中时政之得失，其戆直殆过于汲黯、魏征，其气节之激昂，则方望溪氏以拟明季杨、左者，庶几近之。他人谏其事，公则格其心；他人攻君之失，公则并纠大臣、近臣之过。第二节、第四节所论，皆本其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之言，实有诸己而后以献诸君，初无一语取办于临时者，此非文士所可袭取也。惟过于冗长，似一笔书成，无修饰润色之功，故乏劲健之气、铿锵之节。其逐段夹行分注，以达未尽之意，似不可以为训。兹故置之不录。第四节辨驳四说，似不宜羼入此篇之内。学古者不可不知。
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据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璋呈；“伏睹大明律内，该载失误军事条：领兵官已承调遣，不依期进兵策应，若承差告报军期而违限，因而失误军机者，并斩。从军违期条：若军临敌境，托故违期，三日不至者斩。主将不固守条：官军临阵先退，及围困敌城而逃者斩。此皆罚典也。及查得原拟直隶、山东、江西等处征剿流贼升赏事例：一人并二人为首，就阵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五两；二名者，十两；三名者，升实授一级，不愿者赏十两。阵亡者升一级，俱世袭，不愿者赏十两。擒斩从贼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升实授二级，余功加赏。不及六名，除升一级之外，扣算赏银。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赏银十两均分；从贼一名者，赏五两均分。领军、把总等官，自斩贼级不准升赏。部下获功七十名以上者，升署一级；五百名者，升授一级；不及数者量赏。一人捕获从贼一名者，赏银四两，二名者赏八两，三名者升一级。以次剧贼一名者，升署一级，俱不准世袭，不愿者赏五两。此皆赏格也。以上备述例载罚典赏格，皆杨璋所引。赏罚如此，宜乎人心激劝，功无不立。然而有未能者，盖以赏罚之典虽备，然罚典止行于参题之后，而不行于临阵对敌之时；赏格止行于大军征剿之日，而不行于寻常用兵之际故也。且以岭北一道言之。四省连络，盗贼渊薮，近年以来，如贼首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动辄数千余徒。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俟其解围退散，卒不能取决一战者，以无赏罚为之激劝耳。合无申明赏罚之典，今后但遇前项贼情，领兵官不拘军卫有司，所领兵众有退缩不用命者，许领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领兵官不用命者，许总统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所统兵众有能对敌擒斩功次或赴敌阵亡，从实开报，复勘是实，转达奏闻，一体升赏。至若生擒贼徒，鞫问明白，即时押赴市曹，斩首示众。庶使人知警畏，亦与见行事例，决不待时，无相悖戾。如此，则赏罚既明，人心激励，盗贼生发得以即时扑灭，粮饷可省，事功可见矣。具呈到臣。”以上录杨璋原呈。
卷查三省盗贼，二三年前总计不过三千有余，今据各府州县兵备守备等官所报，已将数万，盖已不啻十倍于前。臣尝深求其故，询诸官僚，访诸父老，采诸道路，验诸田野，皆以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臣请因是为陛下略言其故。
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唯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南赣之盗，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犹可聚众而与之角。鸣之于官，而有司者以为既招抚之，则皆置之不问，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与，敌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与一”，谓一人敌一人也，吾乡谚语曰“个打个”。《史记》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谓易敌也。此与字之古义也。阳明云不彼与，犹俗云官府不敢惹他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由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向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以上叙招抚太滥。
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歼渠魁而荡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拘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故凡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苟免坐视之罚；应名剿捕，聊为招抚之媒。求之实用，断有不敢。何则？兵力不足，则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则必有失律之咎；则必征调日繁，督责日至，纠举论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于落职败名者有之。招抚之策行，则可以安居而无事，可以无调发之劳，可以无戴罪杀贼之责，无地方多事不得迁转之滞。夫如是，孰不以招抚为得计？是故宁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张之虏；宁使孤儿寡妇之号哭、颠连疾苦之无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贼。盖招抚之议，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为常策。故曰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以上叙兵力不足。
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虏。今南赣之兵，尚足以及数千，岂尽无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进，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北，何者？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今南赣之兵皆畏敌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者，此也。以上叙赏罚不行。
今朝廷赏罚之典，固未尝不具，但未申明而举行耳。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是虽使韩、白为将，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识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复何所冀乎！议者以南赣诸处之贼，连络数郡，蟠据四省，非奏调狼兵，大举夹攻，恐不足以扫荡巢穴。是固一说也。然臣以为狼兵之调，非独所费不资，兼其所过残掠，不下于盗。大兵之兴，旷日持久，声势彰闻，比及举事，诸贼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过老弱胁从，无知之民。于是乎有横罹之惨，于是乎有妄杀之弊。班师未几，而山林之间，复已呼啸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验者。臣亦近拣南赣之精锐，得二千有余，部勒操演，略有可观。诚使得以大军诛讨之，赏罚而行之，平时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时，而唯成功是责，则比于大军之举。臣窃以为可省半费而收倍功。以上言不必调狼兵，但用南赣之兵行大军诛讨之例，即可成功。
臣请以近事证之。臣于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赣，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后地方但有草贼生发，事情紧急，该管官司即便依律调拨官军，乘机剿捕，应合会捕者，亦就调发策应。但系军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迟延隐匿，巡抚、巡按、三司官即便参问，依律罢职、充军等项发落。虽不系聚众草贼，但系有名强盗，肆行劫掠，贼势凶恶，或白昼拦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数多少，一面设法缉捕，即时差人申报，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会处置。如有仍前朦胧隐蔽，不即申报，以致聚众滋蔓，贻患地方，从重参究，决不轻贷等因，题封钦依备行前来。”右八行录兵部文。钦依，今曰钦遵。备行，今曰行知，或曰咨行移行。时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数千百纸，通行所属，布告远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门以贼情来报者接踵，亦遂屡有斩获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随时调用，而官无观望掣肘，则自然无可推托逃避，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举行耳。今使赏罚之典悉从而申明之，其获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悯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议，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以上言申明律例，获效必速，请颁令旗令牌。
夫任不专，权不重，赏罚不行，以至于偾军败事，然后选重臣，假以总制之权而往拯之，纵善其后，已无救于其所失矣。臣才识浅昧，且体弱多病，自度不足以办此，行从陛下乞骸骨，苟全余喘于林下，但今万待罪于此，心知其弊，不敢不为陛下尽言。自请旗牌，恐人疑为贪权，故又自明其脱屣名位之素志。陛下从臣之请，使后来者得效其分寸，收讨贼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于万一。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沅弟之文笔光明豁达，得之天授，若更加以学力，使篇幅不失之冗长，字句悉归于精当，则优入古人之域，不自觉矣。
方苞／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札子
此疏为乾隆二年所上，公年七十矣。公以康熙三十八年举于乡，四十五年成进士，时年三十九岁，因闻母病，未应殿试而归。五十年以戴名世之案被逮入京，下狱。五十二年出狱，召入南书房。雍正间屡迁至内阁学士。乾隆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上此疏。
臣闻人臣之义，国尔忘家，君尔忘身。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虽曰激于意气，然亦不可谓非忠孝之实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后，国政傎于上，而臣节砥于下，赖以维持而不至乱亡者，尚百有余年。以上言前明气节之盛。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
臣少游四方，所至辄问守土之吏之为民利病者，无何而大病于民者，已列荐章矣，民所爱戴者多因事罢黜矣。叩其故，则曰，此富人也；非然，则督抚之亲戚故旧也，非然，则善于趋承诡法逢迎者也。其罢黜者，则以某事忤某上官耳。间有贪残而被劾，循良而得举者，则督抚两司中必有贤者焉，而亦寥寥可数矣。以上言外官之积习。至于九卿乃九牧之倡，万官庶事之枢纽也，督抚台垣之条奏特下九卿，必国体民生所系。犹叩树本，百枝皆动，而可或有差忒乎？以臣所闻见，凡下廷议，其为督抚所奏请，则众皆曰，此某部某长官所交好也。或上方向用，未敢驳正也。已而议上，则果谓宜从矣。其为科道所条奏，则众皆曰，原议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而议上，则果谓必不可从矣。科道条奏，部议驳斥者多，此风后来更甚。同官中即有持正而力争，各部院即有心知其非，不肯画题者，而其议之上达自若也。其保举僚属，半出私意，亦不异于外吏，但逼近辇毂，耳目众著，出于公道者，尚可参半耳。以上言京官之积习。是以圣祖仁皇帝中年以后，灼知此弊，刑诛流锢，以惩奸贪，拔擢矜全，以劝廉吏，而亲信清公朴实之人。世祖宪皇帝敬承此意，极力廓清，宵旰孜孜，惟务发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结习。十余年间，少知畏法而终未革心，盖由营私附势之习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皇上至诚恻怛，谆谆开谕，可谓深切著明矣。而特旨荐举，服在大僚，尚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抚，多以报荒为难，而州县又以匿荒为自安之计。其有不肖者，每遭岁歉，转日夜征比，以迫蹙贫民，冀邀蠲免，因缘为利。此风不改，则皇上日夜忧勤于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堕坏于冥昧之中，尚安望百度之皆厘，实德之及下乎？以上言三圣整顿而积习未革。
臣伏读三年中前后谕旨，于臣所陈之积弊，亦既洞晰于圣心，而思有以矫革之矣。然所以矫革之者，则有本统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犹莫举，而知人则哲，帝尧犹难之。治道之兴，必内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诚无私，深识治体者两三人，然后可以检制僚属，而防胥吏之奸欺。外而督抚两司，每省必得公正无欲，通达事理者四三人，然后可董率道府，辨察州县，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识、有守而几于有德者也，虽数人、十数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数十人哉？然不如是，终不可以兴遭而致治。孟子云；“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圣君贤主，未尝借才于异代，亦惟我皇上勤心以察之，依类以求之，按实积久以磨砻之，信赏必罚以劝惩之而已。以上言为政在于得人，知人之道有四端。
所谓勤心以察之者，一则明辨部议会议是非之实也。凡一事之兴废，其利害常伏于数传之后，故虽周公之圣，犹有仰而思之，夜以继日而未得者，况庸常之人，杂以私意而揣磨瞻徇乎？而奸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饰偏辞，变乱是非，言之凿凿，使观者难辨。孔子所以恶佞之乱义，恶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来，凡廷议皆以宰相断决之，以学士参议之，以给事中驳正之。自明中叶以后，奸相擅权，毒流天下。圣祖仁皇帝时，亦有以招权笼贿家累巨万者，赖圣明刚断，同时罢黜；而自是以后，洁已自好者皆以避权为安。内阁拟票虽有两签，从未有摘发部议之非而奏请改议者。古者御史之外，别设给事中专驳宰相成议，上及诏旨；而南宋以后，旧典寝废，以故朱子屡叹之。以臣所闻见，圣祖仁皇帝、世祖宪皇帝暨我皇上，时有尽屏廷议而独断其行止者，命下必大服众心。故臣愚以为凡部议会议有关于国体民生者，勿遽批发，必再三寻览，以究其事理之虚实、意见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时圣心素信其忠诚无私、通达事理者，尽屏左右，每人而独问之。参伍众说，然后内断于圣心。此即虞舜好问好察、以辅其惟精惟一之学，而孔子所叹为大智也。臣伏见皇上于部议从者十九，于九卿两议大抵从其列名众多者，道路之口颇有未协。圣心如天，或以为主议者众，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实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见，怯懦瞻徇者明知其非而不敢辨也。右勤察部议会议。
抑又闻用人之道，惟知之为难。凡人之智识，必叩之而后知，其材勇，必试之而后见；其忠邪诚伪，必久与之习而后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师也，武王用之，犹反复穷究，相与问答者凡数万言。管夷吾，齐国之望，鲍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犹每事咨度，相与问答者凡数万言。武王问太公之语见《六韬》。桓公问管仲之语见《管子》。各数万言。方今四海九州，万事百度，皆总归于六部，而决于卿贰五六人。每日文书到部，最少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则奸心必滋于蠹吏，实害必被于兵民。此即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虚己和衷，日夜讲求，尚虑其有失误，而我皇上于六部卿贰中，灼知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凡几人乎？古圣王用人惟己，必先劳于求贤。臣伏愿皇上惟盛暑严寒宜安养圣躬，不可过劳，外此少有余闲，即延见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览之下，微有所疑，即召见问讯，使各陈所见。听其言语，则明昧可知矣；观其气象，察其精神，则公正私曲，大略可见矣。即有利口而饰为抗直，邪媚而貌类恪恭者，以我皇上之至诚至明，久与之习，必有呈露于几微而不能自掩者矣。其余京堂科道，条陈屡合事理、翰林敷奏深当圣心者，亦宜慎选其人，俾轮班侍直，事有疑难，随时召问，以习察其志行，而剂度其材能。至于大僚中已为我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见，与议论天下之事，以穷究其底蕴。右勤察部院堂宫。果能忠诚无私而又通达事理，则于同官百吏皆能助皇上以检察而得其实矣。以上勤心以察之。
所谓依类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与小人，性情、心术如冰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悦，必谀佞侧媚者，虽有才智，而为国患更深。朴直清慎者，虽无才智，尚可奉公守法，竭力自效。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人而求吉士，以劢相国家而已。所谓人，谀佞侧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谓劢相朴直清正之士，虽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励，尚可以有辅于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误信小人者，断无小人而能进君子者。故求贤之道，必以其类为招。保举旧例，临时按品秩资格，俾各举一二人。法本无愆，而人多难信。我皇上于在内之九卿，在外之督抚，深信其忠诚无欲者，必各有数人。伏愿特下密旨，命尽举所知而别其材之所宜，然后考复试验，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资格以泛举者，必为得实，而听请托、利身家之结习，不禁而自除矣。以上依类以求之。
所谓切实积久以磨砻者，自汉唐以后，虽仍六官之名，而职事多非周官之旧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则吏部之职，非独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实在使请嘱者望风而自止，巧法者百变而难欺。户部之职，非独谨守管钥、会计、出纳也，其实在明于万货滋殖之源，生民实耗之本。礼部虽奉行旧典，而事有特举，必当酌古准今，可为后法，且寅清端直，无玷其官。兵部之实，在戢将校之骄气，以绥靖兵民，消祸变于无形，以折冲万里。此段立论太高，多不切于事实。今之兵部与将校并不相接，何能戢其骄气？刑部之实，在时情罪之宽严，以砥维风教；辨四方之伪狱，以震慑职司。工部之实，在识海内山川之形势，以知疏凿之宜；核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于都察院之设，本以肃朝廷之纲纪，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之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击要人以后郭琇参劾明珠，名震中外，五十年来未闻力争国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过掌行过文书而已，然则此职盖几于虚旷矣。伏愿我皇上于部院卿贰，必慎简忠诚，而以明达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各责之以实，使日夜奋励其僚属，而随时以进退之，则中材以上，咸自矜奋，数年以来公正之风可作，而练达事理者亦渐多矣。以上切实积久以磨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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