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水经注论丛》出版了，内容全是关于《水经注》的。我从1985年起，先后出版过四部郦学论文集，约有二百余万字，为什么还要再出这一部呢？所以需要说明几句。我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校勘了四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其中1999年出版的《水经注校释》还获得了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但由于《水经注》版本极多，我的四种校本，在校勘和出版的过程中，都受到过一些外来的制约，实在都不能尽如人意。我国的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对我校勘郦注的上述衷曲颇有所悉，所以在好几年前就约请我校勘一部至少是我自己满意的校本。这个出版社的两位既有深厚学术素养又有丰富编辑经验的学者担任责编，花了几年功夫，终于出版了我和一些学术朋友都感到相当满意的校本——《水经注校证》①。在编校此书的过程中，他们又提出，希望我在以往的四集郦学论文中，精选具有代表意义的部分，另编一集由他们出版。这当然是很有见地的建议，所以我曾经抽暇作了一些选择，基本上准备就绪，即将交付他们出版。
但事情在中途起了变化。我自己执教的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名牌大学，这所大学的出版社，不久前到舍下向我索稿，紧迫而恳切，我只好专函向原来约稿的出版社致歉而把稿本交给自己的学校。名牌大学出版社的责编也是功底深厚的，他们在不长的时间中就把稿本校阅编纂完成，而我的郦学著作条目中，从此又增加了一本论文集。
①《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
《光明日报》著名记者叶辉先生于2006年10月29日在该报为我写了长篇报道：《陈桥驿——寻山问津治郦学》。叶先生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统计了我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等的种数和发表论文的篇数，溢美之词，实在使我愧不敢当。与叶文几乎同时，北京的著名史学期刊《史学史研究》委托我的朋友颜越虎先生在2006年该刊第四期(季刊)撰写了一篇长文：《陈桥驿教授访谈录》。颜先生与我很熟悉，所以实际上没有经过“访谈”，而文章里给了我不少“家”的封号，其中也包括“郦学家”。所以我必须在此作点说明。因为《水经注》是我的专业历史地理学领域中的一本要籍，为此我确实花过不少时间，也出版了若干论著，并且到国外大学讲过这个课题。但是由于我资质鲁钝，识浅见浮，与前辈郦学家相比，我不过是个“学郦家”而已。
我在最近出版的《水经注校证》卷首《代序》中说过几句不堪回首的话：
我在拙撰《记一本好书的出版》①文中提及：“像我这一辈年纪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无端被剥夺了二十多年工作时间的。”这不仅是像我这类的普通读书人，高层次的读书人也是一样。《中华读书报》记者曾经访问过著名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您当年回国是否后悔？”邹先生回答：“我回国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其中最初的二十六年时间中只做了十年的工作，而如果不回来可以连续做二十六年，我只是对这一点后悔。”记者随即插入了重要的一句：“而且当年正是壮年的时候。”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已年近花甲，正想竭尽驽钝做学问，以弥补我所损失的壮年岁月，但两个方面的事务，颇大程度地干扰了我做学问的心愿。第一方面是招研究生“开放”了，各系都急于建立研究生点。我所在的系条件较逊，只指定我建立一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生点。这本来是件好事，也是我应该承担的任务。但问题在于，对于做学问和求知识之事，由于受“十年灾难”的毒害，高等学校教师中，无论在观念上和实际上，大部分还适应不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到“知识就是生产力”的剧变。所以在开始的几年，我根本找不到可以帮助我讲课的教师，而是孤军作战，我包揽了研究生点的基本课程：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地名学、方志学等，还有一些选修课如区域历史地理、历史气候学、历史城市地理等，虽然课时不多，但也得花不少备课时间。当然，由于这许多课程的准备和讲授，也为我个人的著作目录中增加了一些积累。例如地名学，当时从全国来说也是一门新课程，通过这门课程，我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浙江省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杭州市地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通过历史城市地理课程，我主编出版了好几种城市地理著作，最后并主编了《中国都城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通过历史气候学课程，我整理多年积累，出版了《浙江灾异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名为方志，实际上是我的个人著作，获得方志界的好评。此外，由于方志学的课程和修志工作，出版了论文集《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又应出版社之邀，在区域历史地理课程的基础上，选出历年来有关吴越地区的论文，出版了论文集《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以上是举的一些例子，出版的总数，据前述叶辉先生和颜越虎先生的统计，或许还有不少。但问题是，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人支撑一个研究生点课程的忙碌情况下赶出来的，每一本书出版以后，都自感尚有不足。而且由于教课和著书，挤去了做学问的时间，教课也好，著书也好，常常是在一种吃老本的处境下过的日子。
①文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4日。文题“好书”，指美国著名学家施坚雅(G.W.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中译本叶光庭主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自从1980年以来，第二个方面干扰我做学问的是“外事”。就在这年暑期，杭州大学接纳美国匹茨堡大学的数十位高年级学生举办文化学习班。由于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忽视外语，经过学校挑选的十几位教师中，只有两位能用英语讲课，其余的都像演相声的带着翻译登台，作为一所大学，这实在是很没有面子的。我被指定用英语讲《杭州地理》课程，并带他们在市内和近郊参观。《杭州地理》不是我的专业，长期疏远的英语还得事前复习。这个学习班在年初就已经确定，整整半年，我还有多少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呢？
从此以后，国外要求我担任客座教授或专题讲学的邀请信就陆续来到了。于是就连续出国应付这类任务。有不少用国家外汇带着翻译出国“考察”其实是公费旅游的官员，认为被外国大学邀请去讲学是一种美差。这些官员们的想法完全错了。一个做学问的人到国外讲学与官员们出国“考察”是很不相同的两码事。官员们带着翻译，考察也好，旅游也好，反正有翻译传话，可以答非所问，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既不会遇着难以处理的问题，也不会碰上尴尬的场面。但学者出国是讲学问的，是不能答非所问和“王顾左右”的。这中间，客座教授和专题讲学又不同，前者是在一所学校里讲一二门课，除了语言以外，其他都与在国内相似，所以比较好办。但专题讲学则不同，我可以举个例子。
1982年秋，我应邀到美国讲学，并出席在南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地理学会和里约热内卢大学讲学。在美国比较顺利，但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讲学，由于我是从世界名城杭州去的历史地理学者，所以我用了一个两者结合的讲题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During the Last Millenium(《一千年来杭州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听众是该校教授、高年级学生以及当时出席国际会议的部分代表。听讲时，他们表现得肃静而有兴趣，但国际惯例，演讲以后有几十分钟的听众提问，多数提问应该承认是针对我的讲演的，但其中也有人(多是学生)提出：在杭州作短期旅游，最值得看的西湖景点是哪几处？花最少的钱，在杭州买纪念品应该买什么？诸如此类的还可以举出不少，把一位应邀讲学的历史地理教授视同一个旅行社的导游。类似的情况在国外讲学后的提问中还有若干例子，为了宣扬中国文化，我总是平心静气地勉为其难。当然应邀到国外担任客座教授和专题讲学是有收获的。除了为学校争得荣誉并引来若干到我的研究室从事进修的外国学者以外，我在国外图书馆还读到不少在国内读不到的图书，引回不少我国流失海外在国内已经失传的孤本，结识了不少国际汉学家，其中有好几位是第一流的。但问题是损失了做学问的时间，国外的生活节奏紧张，讲课任务甚忙，例如在日本，我在关西大学、国立大阪大学①、广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各一学期，对象都是各校的大学院(研究生院)，日本不同于他国，研究生院每节课的时间为九十分钟，虽然一周只讲两次，每次讲授两节，但为了这每周两次讲课，从备课(日方要求用英语讲课以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准)到讲课，实在疲于奔命。直到2002年我已届八十高龄，还勉力应邀去日本讲学。二十年中出国(包括本国港台)十余次，虽然都有夫人随行，而且不花国家一分钱外汇，思想上心安理得，但我的性格是坐下来做学问，包括写这本论文集有关的郦学在内。所以从时间上来说，浪费还是不少，所以这项事务，也是我在花甲以后不能抓紧做学问的时间而终至做不好学问的原因。不过事已至此，年已届此，也不必再作计较。何况与那个二十几年终朝惴栗于阶级斗争和通宵困顿于“小高炉”边者相比，这个二十几年毕竟还是做出了一点学问，应该欣慰而知足了。
①在大阪有三所大阪大学：国立、府立、市立。所以提及此校，必须称其全名。国立大阪大学，即战前的大阪帝国大学。
现在谈谈这本论文集的事，当时我在四本郦学论文集中进行选择，初衷是为了让一些对郦学有兴趣的后辈，对这门学问能略获要领。所以选择过程中侧重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版本知识，因为《水经注》或许称得上是我国版本(或抄本)最多的古籍。而不同版本之间又往往存在很大差异。著名的现代硕学鸿儒胡适在这方面是最有心得的。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为了庆祝五十周年校庆，曾于1948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了各种版本(抄本)九类计四十一种。他在郦学研究中的一句名言是：“所见的本子越多，解答的问题越多。”①所以我在这个集子中，各文涉及的版本(抄本)约有三十余种。前面提及我最近出版的《水经注校证》，卷首列表的参校版本共三十五种，其中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七种，收藏于宁波天一阁、各省立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的善本十三种。胡适的话是不错的，在郦注校勘和郦学研究中，版本的比勘至关重要。
版本以外，这本论文集介绍了不少郦学家，特别是近现代郦学家。除了考证这门学问的开山祖郦道元以外，从清初到近现代，专题评介的郦学家共有十一位。清初的郦学家甚多，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是无疑的代表人物，了解此三人包括他们各自的校本，这其实是郦学的基础知识。杨(守敬)、熊(会贞)师生的情况与全、赵、戴有些相似，因为他们在郦学研究中有毕生合作传承的经历和各种版本中注疏量最大的《水经注疏》。其余六位都是没有校本而成就卓著的近现代郦学家。他们各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郦学研究或者说做学问的方法和精神上，都值得我们学习。以胡适(1891—1962)为例，他有学问，而同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他服膺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他于1938—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官驻美大使。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公务繁忙可以想见。他却仍挤出时间撰写出版了《藏晖室札记》第五种专著和不少论文①。他后来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倾力于郦学研究。他死后由其夫人江冬秀整理出版的《胡适手稿》②十集共三十册，其中前六集共十八册，全是他最后二十年的郦学研究成果。我们在1980年以后的“干部知识化”改革当然是好事，可惜的是若干原来做学问的人，一旦戴上乌纱帽，顿时就忘记了子夏原话中的另一句：“仕而优则学”。与胡适相比，这些人是应该惭愧的。
①《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另一位值得推介的现代郦学家是钟凤年(1899—1987)，他于清末毕业于译学馆法文班。一直找不到工作。早年丧偶，失业，贫穷，但毕生致力于郦学研究，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郦学文章。我在选入此集的这篇中曾引比较熟悉他的王世民教授的话：“抗战胜利后，住在北京的一处会馆，几乎没有饭吃。”这里倒有一段郦学史上的佳话，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由于佩服他的治郦成果，曾与他通信五次(均收入于《胡适手稿》)，并且礼贤下士，于1947年11月23日邀请他到胡氏府第作客。两位身份如此悬殊的人，在这天论郦竟日。我们不知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但从《手稿》收入的信中可以看出，钟氏并不同意胡适的观点。胡致钟信中有一句话说：“我谨依尊命，已全删此论。”钟凤年是个又贫困、又长寿而治郦不倦的郦学家，他在年过八旬以后，还发表为许多学者称赞的《评我所见各本〈水经注〉》的长篇论文。他的这种治郦精神，是一切做学问的人都值得景仰和学习的。
陈桥驿
2007年9月于浙江大学
①拙撰《我说胡适》，原载《辞海新知》1999年第四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②拙撰《评胡适手稿》，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91年第四七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手稿》系原稿影印本，从1968年至1970年出齐，由台北胡适纪念馆印行。
目录
扉页
版权页
自序
《郦学札记》自序
《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序
排印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经注》的说明
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
汪士铎《水经注图》后记
《郦学研究史》序
关于《郦道元评传》的《序言》
“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郦道元》后记
《水经注· 文献录》序
《水经注· 金石录》序
《水经注军事年表》序
论《水经注》的版本
《水经注》版本余论
《水经注》的珍稀版本
汪辟疆与《水经注》
熊会贞与《水经注疏》
全祖望与《水经注》
赵一清与《水经注》
王国维与《水经注》
胡适与《水经注》
郑德坤与《水经注》
钟凤年与《水经注》
吴天任与《水经注》
我读《水经注》的经历
我校勘《水经注》的经历
论《水经注》的佚文
郦学概论
《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
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
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
《水经注》记载的温泉
《水经注》记载的行政区划
《水经注》记载的桥梁
古建塔史与《水经注》的记载
郦道元生平考
郦道元和《水经注》以及在地学史上的地位
《水经注》中的非汉语地名
读《杨守敬学术年谱》有感
《水经·渐江水注》补注
《水经·
水篇》笺校
《水经注》的歌谣谚语
陈桥驿年表
《郦学札记》自序
为《郦学札记》作序，我实在感慨万端。我是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毕生花大量时间从事于美其名曰著书立说其实是所谓“爬格子”的营生。这是大人先生们所不屑为而却是我们这一类人的本职。我生平出书，包括专著、译著以及点校古籍和主编辞书之类，据我的研究生们统计，已经接近五十种。这些书的卷首，大概都有一篇自序，但是确实没有哪一篇自序，有像我今天为此书作序时的心潮起伏竟至不能自控的情绪。我已经是一个逾七望八的老人，感谢上苍，让我这样一个历尽灾难的人，又能为我这一本同样历尽灾难的书作序。
我是从童年时代就开始诵读《水经注》的，其事属于一种偶然的机遇，后来逐渐成为一种爱好。对于历代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这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假如此书出于先秦，恐怕也不会列入秦始皇这个大暴君的焚坑之列，我自己也断断想不到，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里，我竟因读此一书而受尽折磨。事详拙作《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此文在1980年《书林》第三期发表后，以后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的《治学集》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的《开卷有益》等书的转载和其他不少报刊的转载或摘载，并收入于拙著《水经注研究》一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已经广为传播。其实此文之作，并非出于我自己的主动。1978年秋，由于编撰竺可桢先生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中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十几位学者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集中了近两个月，我与我尊敬的谭其骧先生隔室而居，朝夕过从，所以对于他在灾难年头所受的折磨，当时已经洞悉。而在这项工作的后一阶段，我所尊敬的另一位前辈侯仁之先生为了商讨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从北京来到上海。这是我们在经过这场生死大难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在“乍见反疑梦，相悲各问灾(‘灾’原诗作‘年’)”的心情下，不免要互说这些年代中的遭遇。我向他诉说了我因读郦而遭受的坎坷以及在“牛棚”中继续冒险读此书的事，他不仅敦促我把此事经过写出来，而且又透露了我的这番经历，以至《书林》主编金永华先生不久专程到杭州索求此稿。我才痛定思痛，写了这篇短文。好在此文如上所述已在多处转载，并且流传到了国外，所以不必赘述。
正是由于我自幼读郦，成年以后，常常随意写点读书笔记，有时写一篇，有时写几句，这些笔记中的不少材料，后来成为我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的《水经注研究》一集、二集、三集的来源。这些笔记，经过选择和补充，有的加上附记，曾在香港《明报月刊》和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连载发表。 现在，承蒙上海书店的关注，约我把这些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读郦笔记，加以整理，由他们付诸出版。为此，我花了一些时间，通盘检查这些文稿，并作了微小的修改和分类。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回忆了写作这些笔记的经历，这就是我前面提及的发生了心潮起伏、不可自控的原因。
收入于此书的一百四十二篇短文，是从我成年以后陆续写成的，时间前后达半个多世纪。这中间，有一半以上是如我在《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所记的，是在灾难时期通过全家人几个通宵的冒险而抢救下来的。另外一些是我在监禁时期的“牛棚”作品。由于以后的人们(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得“牛棚”是什么？这里简单地解释一句：所谓“牛棚”，就是当原来就十分脆弱的宪法被一手撕毁以后，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的、不必通过公检法和不必出具逮捕令的随时可以关押芸芸众生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特殊监狱。因为被关入这种特殊监狱的人当时统称“牛鬼蛇神”，所以这种监狱被称为“牛棚”。在监狱中写文章，本为古今所常见。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在监狱中写成的。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这种特殊监狱之中，假使被红卫兵们发现这样的行为，后果当然不堪设想。我是一个素来怕事的人，居然在这件事情上胆大包天，除了生平爱好以外，现在细细反省一下，其中也包含一些逆反心理，就是对这个倒行逆施的时代的抗议！
由于这些笔记如上所述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撰写的，虽然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但有时从读郦联系到身边发生的事，不免要涉及一点时事。我当然不认为这是议论政治，但弄政治的人硬说这些都是政治。开始我不理解，后来逐渐变为谅解。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弄政治的人古今绝少有谁排得上“圣人”的行列，但把老百姓当“刍狗”的行径倒是相同的。“刍狗”是他们玩弄权术的资本，所以他们要生存，就非得让“刍狗”们“突出政治”不可。对这一点作了谅解，因此，我只得承认我的笔记也有极少量涉及政治的东西。譬如我在所谓“四清”时所写的《森林》，这就是我亲眼目睹和亲身参加的一场“以百姓为刍狗”的游戏。“四清”后期，我又写了一篇已经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一辑发表的《清官》。其时，我还不知道当“清官”问题被抛出来的时候，一场有计划、有组织、规模最大、残酷特甚，却又冠之以一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之名的杀机已经酝酿成熟。正因为我想不到自己这条“刍狗”也将被送上祭坛，所以我在文章中忍无可忍地控诉：“我实在想不通，为政者要如此这般地处心积虑，颠倒是非，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呜呼，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此文写作后没有几个月，“史无前例”随即爆发，“处心积虑，颠倒是非”的目的也就真相大白。我在北京大学聂某人的大字报出来以后的第三天，就荣膺“反动学术权威”头衔而被关入“牛棚”，于是就出现了《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发生的故事。当然，尽管如该文中所说“不知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在牛棚里做了某些为政者所说的“和尚打伞”的事，但是当时我毕竟已经清醒。在这场杀机开动以后，要是我再写如同“四清”时的《森林》、《清官》一类的文章，那无异是自寻死路。所以在“牛棚”中写的笔记，都是属于考证、掌故之类。当然，一旦被红卫兵们发现，后果仍然是不可逆料的。
我在前面所说的“抗议”心情，由于杭州大学地理系举办了一场残酷的“活人展览”而发展到不可抑制。这种“活人展览”，其行径宛如一位难友悄悄与我说的，这是《鲁滨逊漂流记》中所描写的生番们在吃人以前的跳舞。《光明日报》著名记者叶辉先生在一篇《“文革”中在杭州大学搞“活人展览”的个别人至今仍然坚持极左的错误观点不改》(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后收入了《叶辉新闻作品集——走向光明》，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报道中，不仅写出了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展览”情节，而且也记及了我在这场展览中所扮演的角色：“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冠之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一个多月中，这种展览有时一天两场(上下午)，有时还有夜场。让那些被鼓动而来的观众，一批批地前来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每场展出的时间，以观众多寡而定，从二、三小时到四、五小时。观众可以任意动手，对每个“展品”拳打脚踢。我在受“展”之时，努力抑制愤怒，而以思考郦学内容排遣。白天受“展”，晚上借写作牛鬼蛇神日记(规定每个牛鬼蛇神都必须写日记，晚上写，白天挂在室外走廊上让红卫兵们查看)的机会偷偷地写我在受“展”时思考的郦学心得。每写成一篇或写上几句，总感到这是一种胜利。也就是叶辉先生在《敢为水经作新注——记著名郦学家陈桥驿教授》(《人物》1996年第一期)一文中所说的：“很显然，在这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造反派失败了。”
红卫兵们对我的暴行当然令人发指眦裂，正如著名的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女士在其《我的一个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所怒斥的：“不知谁给他们如此作威作福的权利？”其实也不必责怪这些人的兽行，因为他们是有后台的。董女士经历的磨难当然远甚于我，但是不知她是否最后弄清了“不知谁给”的问题？因为灾难的降临近乎迅雷不及掩耳，一刹那间恐怖笼罩了一切，对于“不知谁给”的问题，许多受难者既不敢设想，也无暇考虑。在这方面，我倒是属于例外，因为抗日战争期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读到了当时出版不久的美国作家斯坦倍克(John Stein‐beck)的名著《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原版本，此书对我的印象确实极深，但我并不知道，作者以后居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书写的是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因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开发经营，致使许多个体小农场毁灭，农民们不得已背井离乡，纷纷向西部流亡的故事。现在，为了写这篇序，我又找来了此书的一种中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译本的第四十九页，有一段小农场主和拖拉机手的对话。这个名叫乔埃·戴维斯的拖拉机手，原来也是个庄稼汉，现在是银行雇来推倒所有这里的农家房子的。
“我就在窗口里拿枪对付你。等你开得太近了，我就像打兔子似的，一枪把你干掉。”
“这不是我的事，我也没法。如果我不照那么办，我就要失业。你想你打死了我又会怎样呢？人家只会把你绞死罢了。可是你还没有上绞架以前，早就有另外一个开拖拉机的家伙，会把这房子撞倒。你并没有把该死的人打死。”
“这话有理。”佃户说。“是谁给你下的命令，我要把他找到。应该杀了他才对。”
“你错了，他是奉到银行的命令的。银行告诉他，把那些人统统撵走，否则唯你是问。”
“那么，银行有行长，有董事会。我要把来复枪装好了弹药，闯进银行去。”
驾驶员说道：“有人告诉我，银行也是奉到东部发来的命令。”
好一个“东部发来的命令”，它把安居乐业的二三百万芸芸众生赶出了家园。当我在抗日战争年代初读此书之时，确实为美国的这些勤劳朴实的农民在三十年代遭受的这场灾难感到伤心与同情。却不料时隔三十多年，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竟也在一种无法查索的“命令”之下罹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灾难。我们在这场浩劫中蒙受的损失，据《人民日报》的两位主任编辑马立诚、凌志军所著的《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引用叶剑英的话：“‘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看美国在三十年代的那场灾难，他们的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对于“死了两千万人”这个数字也还很难核实，这或许是灾难刚结束时的初步估计。因为我们另外还看到一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数字，比这更为惊人。据杨炳章所著《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的第五十四页上说到：
现在已众所周知，1960年标志着“三年灾害”的开始。在这三年中，不下三千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人民公社社员，因受饥饿而死。三千万人，这是一个足以令人惊心动魄的数字！这实际上比中国二十世纪内所有国内外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些。
杨炳章接着说：“现在看来，当时发生这样的全国性大灾难是不足怪的，而且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可惜他只能笼统地用“人为造成”这个词汇来追溯这场灾难的来源，还及不上美国的那位拖拉机手，能够说得出：“银行也是奉到东部发来的命令”。其实，对于前三年的三千万和后十年的两千万，我们用不着过于认真地研究这些数字的依据。在一个人命毫不关天的时代和地方，大可不必对这类数字斤斤计较。就算是个近似值好了。不过这中间，前者与后者倒是颇有区别的，因为前者主要是农民和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社员，后者则多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臭老九”，其中包括了诸如陈寅恪、傅雷、老舍等民族文化菁英。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现在，三十年代在美国发生的这场灾难早已过去，而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我们中国发生的这场灾难也算被“彻底否定”。不过，美国的这场灾难，虽然其损失不过是我们的九牛一毛，却留下了《愤怒的葡萄》这部不朽名著。但对于中国的这场滔天大劫，虽然也已经有了不少诸如小说、诗歌、受难者传记、目击者回忆录等等陆续问世，但不论我在国内或国外读到的，显然都远没有达到斯坦倍克所写的那样生动真实和感人肺腑。我相信，这样的著作，也总有一天能写出来。至于我的这点笔记，其实并不涉及这场灾难，它无非是这场灾难的劫后余生。这是一本微不足道的作品，很快就会被历史所湮没，既不会受人称赞，也不会被人斥责。不像我们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那样，它将永远地载入史册，受到世世代代人们的诅咒。
《当代学人笔记丛书》，上海书店2000年9月版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序
《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的影印出版，是我国郦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全氏在《水经注》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及其在郦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众所公认。香港著名郦学家吴天任所著《郦学研究史》①以七千言长文专叙全氏的郦学研究，并摘录其五校本《序目》、《题辞》，最后归结为四大贡献：按地望重编篇目，分诸水为北渎、南渎；熟玩文例，区分经、注；创双行夹写之说，离析注中之注；对郦注羡文、错简、脱文、讹字多作校改补正。吴氏最后指出：“凡此四者，皆全氏研究郦书之贡献，故赵一清乐从之于同时，杨守敬亦称之于后世也。”
我曾经反复查核全氏《水经注》研究的历程和业绩，特别是他的五校本《序目》、《题辞》在郦学领域中所到达的前无古人的成就。从郦学史的角度对他进行评价，则他的研究工作在五方面是具有开创性的。
第一是合理编排《水经注》所载河流的次序篇目。《水经注》原来当然是有篇目的，全氏也曾研究过宋本篇目。但他认为宋本篇目不可靠。五校本卷首有一段话说：“右宋椠跋尾，不知作者，见于钱曾《读书敏求记》中，读之可知今本《水经》篇帙次序之失。皆自宋椠已然。”他在《题辞》中，也说了相似的意见：“今世得一宋椠，则校书者凭之，以为鸿宝。宋椠虽间有误，终不至大错也。而独不可以论于《水经》，盖《水经》自初开雕时，已不可问矣。”所以他按全国河流的地理位置，把郦注记载的河流分成北渎和南渎两派。再以大水统小水的原则，把一百二十三条干支流，整理得眉目清楚，在五校本编排了一个《序目》。以后的郦学家，如赵一清和戴震，他们在各处的校本中虽然有所改动，但实际上都是参照了全氏的《序目》。清张穆在其《赵戴〈水经注〉校案》①一文中指出：“戴氏自订《水经注》(按：指孔继涵整理的微波榭本)次序，以河、江分二大纲，即谢山南渎、北渎说而稍变通之。”连一直对全氏存有成见的胡适，最后也不得不在其《上海合众图书馆有叶揆初先生收藏的全谢山〈水经注〉校本三种》②一文中承认，全氏《序目》中所编排的河流次序，是一个“合理的新次序”。
①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版。
第二，《水经注》其书自《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原来藏于朝廷，宋初以后，开始流入民间，辗转传抄，错漏杂出，而且经注混淆，不堪卒读。明正德年间(1506—1521)的郦学家杨慎，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其《跋新刻〈水经注〉》③一文中指出：“吴中新刻郦道元《水经》，规制装潢甚精，但误字苦多矣。”其中特别是经注混淆，成为此书大病。杨慎在其《水经序》④中，曾经提出旨在清理经注的所谓“八泽”。他说：“汉桑钦《水经》旧录凡三卷，纪天下诸水，首河，终斤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过，曰径，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泽也。”但他的所谓“八泽”实际上仍然把经注用语混在一起。所以有明一代的郦注各本，经注混淆的情况并未得到改正。区分经注是从全祖望开始的。他在五校本《题辞》中说：
经文与注文颇相似，故能相溷，而不知熟玩之，则固判断不同也。经文简，注文繁；简者必审择于其地望，繁者必详及于渊源。一为纲，一为目，以此思之盖过半矣。若其所以相溷者，其始特抄胥之厉耳，及版本仍之，而世莫之疑矣。犹幸割裂所及，止于河、济、江、淮、渭、洛、沔七篇，若其余则无有焉。盖居然善长之旧本也。故取其余之一百十有七篇，而熟玩之，而是七篇者可校矣。然是七篇者大川也，被溷而莫之正，则其书无可观者，是以不可不急定也。今以予所定《河水》经文，不过五十三条，而旧以注溷之，为二百五十四条；《济水》不过三十二条，而旧为一百二十八条。……然则共缠络之所以不相贯通者，皆由于此。一旦更张而合并之，遂觉星罗棋布，经文固无重复支离之失，而注亦益见章法矣。
①(清)同治《鄞县志》(光绪三年刻本)卷五四《艺文三》。
②《胡适手稿》第三集上册。
③《丹铅杂录》卷七。
④《水经注释·附录》下。
全氏的上述一段区分经注的原则，在郦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张穆称此为：“此分别经注创自谢山之坚据。”(《赵戴〈水经注〉校案》)清魏源也称道全氏的这项成就：“全氏《水经》未刊，予尝见其抄本《凡例》一卷，于经注分析尤详，凡戴所举三例，皆在其中。”①应该承认，戴震总结的区分经注的话，比全氏条理清楚，文字简练。但全氏是这方面的创始人，戴震是吸收了全氏的研究成果而加以提高的。
第三，全祖望提出《水经注》在体例上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题辞》说：
世但知是书之经与注乱，而不知注之自相乱也。夫注何以自相乱，盖善长之注，原以翼经，故其专言水道者为大注，其兼及于州郡城郭之沿革，而不关于水者乃小注。旁引诸杂书，沿革逸事，又附注之余录也。故大注为大文，小注则皆小字，如《毛诗》之有《郑笺》。不知何时尽抄变为大文，而于是注中之文义遂多中隔，不相连属。盖自宋椠已然，则从而附会之曰善长之文之古也。而求水道者愈目眩神摇，求其纲领而不得。若细观之，则其横亘之痕迹显然，且其中有音释之语，亦溷为大文，古今书史无此例也。
对于这种见解，全氏在《题辞》中声明：“是言也，前人从未有见及之者，首发之先司空公。”对于这种见解，郦学界有颇不相同的评价。但与全氏同时的赵一清和戴震这两位郦学大家，都是同意他的见解的。赵一清是公开而全盘地接受全氏的见解，他在其校本《水经注释》中，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涉而文仍相属。戴震在其校本中虽然只字未及全赵，但实际上却是不声不响地接受了全氏的这种见解。他在卷一《河水》经“出其东北陬”注“《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下按云：“此十六字，当是注内之小注，故杂在所引《尔雅》之间，书内如此类者甚多。”同卷经“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注“《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下按云：“此十三字，当是注内之小注，故杂在所引《山海经》之内。”例子甚多，不胜枚举。足见戴震亦以全氏之说为然，所以他不厌其详地在各处加上这类按语。
①《书赵校〈水经注〉后》，《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第四，对于《水经》的成书年代，全祖望在《题辞》中做了近千言的论证，兹节录其中要点如下：
《水经》在唐世尚未有指其撰人者。其以为桑氏，盖自《唐六典》始也。而杜岐公以为东京和、顺二帝以后人之作，乐永言从之。……近世胡东樵则以为东汉人创之，晋魏以后人继成之。
然经之用东汉地名，则陇西、河关、中山、曲阳、京兆、上洛之文可据也，是必不出桑氏之手，则亦明矣。且诸公亦但于地名间求之，而未及乎其大者。遮害口之道，则以王莽河为故渎矣；《淇水》、《洹水》诸篇，则及于曹氏所遏之白沟矣；浊漳水由清漳入河而至是尽改其旧。是岂可尽以为经注之相淆哉。
吾故曰：东京初人为之，曹魏初年人续成之，是不易之论也。
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凡例》中说：“自阎百诗谓郭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七，而后郭璞撰《水经》之说废。自《水经注·序》出，不言经作于桑钦，而后来附益之说为不足凭。前人定为三国魏人作，其说是矣。”戴震武英殿本《水经注校上按语》中所证《水经》作者只及三国，魏人之说，实始于全氏。杨守敬所说实指全氏，由于杨氏见此说于七校本之中，而七校本被林颐山斥为伪造，所以他只好含混地说“前人定为三国魏人作”云云。张穆在其《赵戴水经注校案》中就说得十分清楚，他说：“戴氏谓《水经》为三国时人作，此语亦本谢山。”
第五，全祖望对其七次校勘郦注，引用了大量参考文献，并把参考文献列于卷首，在历来的郦注校本中，这也是他所首创的。他列于五校本卷首的参校诸本，计有柳大中佥本，杨用修慎本，黄五岳省曾本，归熙甫有光本，吴中珩琯本，朱郁仪谋
本，清常道人赵琦美本，谢耳伯兆申本，朱无易子臣本，卧园孙潜潜夫本，钟伯敬惺本，周方叔婴本，陈明卿仁锡本，吾家阿育王山房本，黄南雷宗羲本，顾亭林炎武本，顾宛溪祖禹本，黄子鸿仪本，胡东樵渭本，阎潜丘若璩本，刘继庄献廷本，钱尊王曾本，姜湛园宸英本，何义门焯本，沈绎南炳巽本，赵东潜一清本，施慎甫廷枢本。
全氏列举上述二十七种本子，并在若干本子之下作了夹注。必须指出的是他在“刘继庄献廷本”下夹注说：“以上六本(按：指顾炎武、顾祖禹、黄仪、胡渭、阎若璩、刘献廷)皆未得见，但旁见于其所著之书甚多。”全氏列举顾炎武等六本，又声明不见其书，仅从六人的其他著作中“旁见”，因为此六人治郦的声名甚著，对全氏来说均属前辈，全氏不能不列其名，而他们的治郦成果确实都在全氏所见的其他著作如《肇域志》、《方舆纪要》、《禹贡锥指》、《古文尚书疏证》、《广阳杂记》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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