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总结的全祖望在郦学领域中的五项开创性研究，充分说明了全氏和他的校本在郦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却因一场七校本的风波，全氏校本和全氏本人都蒙受损害；而正是因为天津图书馆所藏的现在影印出版的五校本，使郦学史上的这场风波真相大白，追昔抚今，令人不胜感慨。
按全氏毕生校郦七次。据吴传锴《双韭山房书目》①，其五校、六校、七校都留有校本。全氏死后著述流散，其七校本先后经王梓材和董沛的整理，在他死后一百三十三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才由薛福成刊行问世。却不料有一位被胡适称为“有学问的秀才”②林颐山，斥责“王录(按：指王梓材)序跋，大非可信之书”③，所谓“序跋”，当然是指的《序目》和《题辞》。林颐山其人其事以及他指斥的动机，我在拙作《全祖望与〈水经注〉》④一文中已经有所论及，这里不拟赘述。光绪中，王先谦在长沙编纂《合校水经注》，竟轻信了林的言论，没有把七校本的成果收入在他的校本之中，并在卷首《例略》中写明林斥责七校本作伪之事。王先谦是名人，合校本是名书，林颐山的言论由于此书而广为传播。这实在是郦学史上一件很不幸的事。
《序目》和《题辞》实在是全祖望为郦学史所作的巨大贡献，却因林颐山之言而蒙受不白之冤。这场风波至于胡适而发展到极点。为了证明《序目》、《题辞》和七校本的作伪，兼及全氏本人的治学态度，胡适做了大量考证，写了许多文章。他在《证明全校〈水经注〉是伪造的》①一文中说：“这篇《题辞》是王梓材颇用心作的文章，全篇摆出一个《水经注》学者的大架子，装出眼空一切的神气和调子，洋洋洒洒地讨论几个重要的《水经注》问题。初读这篇文字的人，往往被他一派大架子吓倒了，都不敢怀疑他的欺诈性。”“有不少的错误，不少的漏洞，不少的笑话。这时候我才敢断定这篇《题辞》是王梓材伪造的，决不是全谢山的手笔。”胡适对王梓材和《题辞》的口诛笔伐还不止于此。在《〈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②一文中，实在已经达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证明王梓材的荒谬诈欺，绝无可疑，也绝无可恕。……这真是王梓材白日见鬼了。”
①《全氏七校水经注·附录》上。
②《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
③胡适：《跋合众图书馆藏的林颐山论编辑全校郦书的函稿》，《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
④《历史地理》1993年第十一辑。
胡适同时也贬低全祖望的治学态度和郦学成就。对于全氏所说的他的先世治郦的事，特别是关于体例中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胡适说：“文人往往捏造来源，谢山尤多此病。”③甚至说：“我在十年中积下了几百条无可疑的证据，使我对谢山不能不怀疑他的为人与为学。”“不忠厚，不老实。”④又说全氏“对于郦书毫无心得”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胡适过度地相信他自己的聪明才智，相信他的考据本领，藐视《序目》、《题辞》和它们的作者郦学泰斗全祖望。在这个他自以为铁证如山的案子中，他实在已经达到了一意孤行的程度。而使他猛然觉醒的，正是天津图书馆所藏的这部五校抄本。当他读了此本，以后又读了上海合众图书馆的另外几种全氏校本，他终于恍然大悟，改正了他多年坚持的错误。他说：“我研究的结果，使我不能不承认我从前的判断错误。我不能不承认：一、五校本里一百廿三水的次序，经全谢山亲笔排成一个合理的新次序，而这个新次序和王梓材传抄出来的五校本《水经序目》完全相同，可见那一卷《水经序目》是真的。二、王梓材编定《全氏七校水经注》，而《水经题辞》与《水经序目》都明说只是五校，可见这两卷都还是谢山原文，没有经过王梓材改动。王梓材说和他的弟子陈劢用《题辞》与《序目》来整理谢山的《水经注》校本残稿，我相信是真话。”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也不得不替王梓材平反，肯定王梓材“抄写谢山的校语确很严谨”②。凡此种种，我在拙作《胡适与〈水经注〉》③一文中已述其详。
①《胡适手稿》第二集上册。
②《胡适手稿》第二集上册。
③《与钟凤年先生论〈水经注〉的四封信》，《胡适手稿》第四集下册。
④《复洪业、杨联陞函》，《胡适手稿》第六集上册。
⑤《复洪业函》，《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按董小钝所编年谱，全祖望校郦始于十八世纪中叶，而全氏于乾隆二十年(1755)谢世，则五校本当成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初。此本浮沉世间已近两个半世纪，在这期间，不仅是全氏校本，特别是郦学圭臬的《序目》、《题辞》备受讥议，而赵戴《水经注》案，竟成为我国学术界罕见的悬案。所幸全氏此书由于天津图书馆的珍藏而得以在四十年代之末重出而为郦学界振聋发聩，使《序目》、《题辞》从此在郦学史上永放光芒。赵戴《水经注》案如今也终获澄清。今睹此本中的赵氏校语，益足证全、赵在郦学研究中互相琢磨、共同提高的学术友谊，为郦学界树立了令人景仰的楷模。所以全氏校本的影印出版，不仅在郦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在我国郦学史甚至全部学术史中，其意义也不可估量。现在这一部皇皇巨构终于公开问世，感奋之余，爰为之序。
《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中华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版
①《上海合众图书馆有叶揆初先生收藏的全谢山〈水经注〉校本三种》，《胡适手稿》第三集上册。
②《复洪业、杨联陞函》，《胡适手稿》第六集上册。
③《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二辑。
排印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经注》的说明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古国，自从先秦以来，就出现了许多涉及各门学科的名著。以后，岁月绵延，王朝兴替，文人学士著书立说，前后相继。历代的积累，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宗巨大的文化财富。可惜的是，古代学者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大量著作，在积累的同时，就不断地遭到亡佚。几千年来，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各种著作，真是浩如瀚海，但与此同时，由于不断地亡佚，我国古籍的损失，其数也同样难以估计。
《水经注》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颗闪烁的明珠，这颗明珠能够在兵荒马乱，水火蠹鱼的浩劫中幸存下来，真是一种奇迹。
《水经注》成书的确切年代，现在无法论定。注文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年代是延昌四年(515)，说明此时全书尚未脱稿。郦道元于孝昌三年(527)奉命出任关右大使，当年就被叛臣萧宝夤杀害于阴盘驿亭(今陕西省临潼县附近)。这说明，此书在这一年以前已经成稿，而且有了若干抄本。因为假使在郦道元被害之年，此书尚未完稿，则当然不可能以今日所见首尾完整的全书流传后世。而根据此书以后首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足见此书当时流传的抄本，显然就收藏于隋东都也就是北魏首都洛阳。从北魏覆亡到隋一统之间，历时达五十余年，这段期间，洛阳曾多次遭受兵燹。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言中所载，东魏武定五年(547)，他道经北魏故都洛阳，全城断垣残壁，一片废墟。此书竟在如此战火弥漫，庐舍为墟的浩劫之中而安然无恙，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次万分难得的幸遇。
可惜的是，此书从北魏直到隋唐，似乎一直为朝廷所独藏，未曾流入民间，直到北宋初年，情况依然如此。由于民间没有抄本，因此，北宋太平兴国至景祐之间所亡佚的五卷，竟至无法弥补。
景祐以后，《水经注》开始流传于民间，原书既已缺佚，加上辗转传抄，以讹传讹，谬误连篇。目前所知的此书第一种刊本刊于元祐以前，即成都府学宫刊本，书仅三十卷，内容只有原著的三分之一。此书的第二种刊本即元祐二年(1087)刊本，虽然经过整理增补，恢复四十卷的原数，但从以此书为底本的明代诸刊本来看，不仅缺佚甚多，而且经注混淆，竟至不能卒读。黄省曾、吴琯等本，在明代曾流行一时，但其实都非佳本。万历年代，朱谋
在此书的校勘上下了极大功夫，撰成《水经注笺》一书，使郦注在颇大程度上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因而被清顾炎武称誉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①，奠定了清代郦学考据学派进一步完善此书的基础。
入清以后，由于学术研究风气的发达，学者治学方法的进步，在《水经注笺》的基础上，《水经注》的研究有了更为可观的成绩。清初名家的校勘成果，如孙潜、何焯、沈炳巽等各本，都已粲然可观，而终至出现了乾隆年代的鼎盛局面。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成为这个郦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全祖望(1705—1755)的成就，不仅因为他是三人之中唯一获得高级功名(乾隆元年进士)的学者，特别重要的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郦学世家之中。他的祖上全元立、全天叙、全吾麒等，世代潜心于《水经注》的研究，并有他们家传的校本，即《双韭山房校本》，而在这基础上，全祖望毕生曾对此书作了七次校勘，今天津图书馆所藏的《五校抄本》和他身后由王梓材、董沛等整理于光绪十四年(1888)由薛福成刊行的《七校本》，就是他的研究成果。赵一清(1709—1764)不仅是个学有根底的考据学家，并且还是个知识渊博的地理学家。他在地理学上的深厚造诣，曾经受到性格高傲的戴震的赞赏。②他对朱谋的《水经注笺》作了长期的研究，写成了《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他最杰出的郦学成果，即是王先谦誉之为“数十年考订苦心”③的《水经注释》。按照《四库提要》的评价，此书是除了《四库》馆本以外的首屈一指的郦注佳本。
①(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②《直隶河渠书》卷一《唐河篇》下，附录赵一清《卢奴水考》，戴震按：“杭人赵一清，补注《水经》，于地学甚核。”
③《合校水经注·例略》。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全、赵二人的私交甚好，他们在《水经注》的研究中，相互切磋，函札不断。因此，这两人的研究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彼此贯通的。所以才有清张穆所言的赵书袭全①和胡适所言的全书袭赵②等说法。事实上，赵书乾隆十九年抄本(很可能还有同年刊行的家刊本③)，是全祖望写的序言，而赵书所采用的大细字书写形式，显然是受了全氏所说的“双行夹写”和“注中注”的影响。今天津图书馆所藏的全氏《五校抄本》，其上有大量的赵氏亲笔校语。正文以外，批注甚多，字迹虽有不可辨认者，而要旨悉与注释本合，则批注出自赵一清之手可以无疑。说明二人在郦学研究中的密切关系。此外，二人之间，还有许多对此书的专题讨论，赵氏由于没有专集，但全氏致赵氏函札，多收入于《鲒埼亭集》，至今仍可参阅。在学术研究中的这种相互切磋，相互利用研究成果的方法，显然有裨于研究水平的提高，是十分可取和值得学习的。后世偶有妄议，当然毫不足道。
戴震(1723—1777)在三人中年齿最幼，这就让他具备了在郦学研究中吸取前人成果，也包括全、赵二人成果的更为优越的条件。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就已经有了他自己校定的本子，并且部分付刊(即是日后孔继涵所刊行的《微波榭本》)。乾隆三十八年(1773)，他以一介举人之微，奉诏进入四库馆，凭着他的一身学问，昂首于翰林行中，而终于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校定了这种出类拔萃的本子。其成就在殿本校上案语中已概括数语：“凡补其阙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殿本以后的不少版本，从疏证上当然比殿本更为详尽，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都还是殿本的水平。
现在看来，戴震奉诏入四库馆校勘《水经注》，对于《水经注》这部历史名著来说，这是自从一千多年以前在洛阳的连年兵火之中幸存下来以后的又一次幸遇。戴震是个满身傲骨不可一世的人物，王国维批评他的为人过错“皆由气矜之一念误之”④，或许并不过分。但是他有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问。他以惊人的速度在四库馆博览了当时所有的各种郦注版本，又以超人的才知立刻作出决定，断然放弃了他入馆前校定的本子(《微波榭本》)的格局，而以他在四库馆所见到的赵一清《水经注释》(或是浙江巡抚呈进的抄本，或是乾隆十九年的赵氏家刊本)作为底本。必须指出，在四库开馆的年代，《水经注》的抄本和刊本比现在见到的当然要多得多，而凭借朝廷的力量，当时存在的所有抄本和刊本，都能被收入馆中。在数量众多的各种版本之中，戴震要在并不很长的时间里，淘汰许许多多经他过目的抄本和刊本，包括他自己的校本在内，而当机立断，选定一种他认为最优秀的本子，不是一个学识超群、胸有成竹的学者，这是很难做到的。接着，他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动作，把大典本和其他版本中存在的精华(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历年来的研究成果)，吸取到他所选定的底本，即赵氏注释本之中。因而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郦注巨构。使郦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派，在四库开馆的千载一遇的良机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没有像戴震这样一位实力雄厚而又胆敢猛闯的人物，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样一种一鸣惊人的郦注版本的。尽管这个本子在内容和体例格局上与赵氏注释本“十同九九”①，但是，要是没有戴震选定它作为底本，并囊括别本精华并入此本，则赵本绝不可能实际上身登《四库》，其默默然散入郦注一般版本之列，或许也不是言之过甚的。戴震是四库馆中唯一的举人，在当时属于破格录用之例。据段玉裁所撰《年谱》，我们知道戴震是通过纪昀、裘曰修二大臣向军机大臣于敏中推荐，借于之大力而上达乾隆，才得以一登龙门，施展他的才能，这当然是千载一遇的机会。正是因为戴震获得了这样千载一遇的机会，赵氏《水经注释》才有可能幸遇戴震这样的知音而平步青云。要是戴震不入四库馆，则戴氏本人在郦学研究上的成就，当然不过以今日所见的《微波榭本》而终，而赵氏注释本，或许也达不到今天这样的声望，更何况乎实际上登上了《四库》。在后世戴、赵相袭案中站在赵氏一方的许多学者，可惜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既然戴、赵之书“十同九九”，则《四库》戴书，何尝不就是《四库》赵书。能作如是想，当年的争论或许不至于时旷日久，愈演愈烈。
①(清)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载光绪《鄞县志》卷五四，艺文三。
②胡适：《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载《胡适手稿》第二集上册。
③据《郘亭见知传本书目》及《书目答问补正》著录。
④《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载《观堂集林》第十二卷，史林四。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戴震在四库馆校勘《水经注》的事。前面已经提到殿本校上案语中对此书成就的概括，即所谓“补其阙漏”、“删其妄增”、“正其臆改”，此外，这个案语中还说：“是书自明以来，绝无善本，惟朱谋所校盛行于世，而舛谬亦复相仍。”这就说明，尽管戴震在四库馆内能见到的郦注版本甚多，但他和赵一清一样，也以朱谋《水经注笺》作为基础，上述校上案语中所列举的校勘成果的数字，是和《水经注笺》对比而言的。可惜的是，对于这一本在我国郦学研究史的考据学派中得风气之先的著作，顾炎武誉为有明第一，赵一清亦“爱之重之”①，但戴氏对此竟不出一句好言。这可能也是由于他性格高傲所致。此外，戴震在其校勘过程中，当然也吸取了其他许多版本的优点，例如，全祖望提出的所谓“双行夹写”和“注中注”的说法，尽管历来有人以此为无稽，②但戴震却是不声不响地接受了全氏的这种说法的。他在卷一《河水》经“出其东北陬”注“《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下案云：“此十六字，当是注内之小注，故杂在所引《尔雅》之间，书内如此类者甚多”。同卷经“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注“《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下案云：“此十三字，当是注内之小注，故杂在所引《山海经》之内”。此外，如卷二《河水》经“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注“六山名也”下案云：“此四字，……亦注内之小注”。卷三《河水》经“至河目县西”注“南屈迳河目县，在北假中，地名也”下案云：“此三字，亦注内之小注”。如此等等，在全书中不胜枚举。在戴氏看来，全氏的这种说法，无疑是确凿的，所以他不厌其详地在各处加上这类案语。
①(清)杨希闵：《水经注汇校》，卷首周懋琦序。
可惜的是，戴震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不仅对作为他校勘底本的赵氏《水经注释》以及他引用的郦学前辈如全氏之流的学说讳莫如深，而把他的一切来自不同版本的校勘成果，统统归功于大典本。或许他以为大典本是他一人独占的本子，外人无缘得见，因而竟在校上案语中也闪烁其词：“今以永乐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条参校。”以至乾隆帝也显然受欺，他在《题郦道元水经注六韵》序中说：“近因裒集《永乐大典》散见之书，其中《水经注》虽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具存，尚可汇辑。”这里，乾隆帝所说的“其中《水经注》虽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具存”的话，肯定是由于校上案语中的“各按水名，逐条参校”之语而误入歧途的。其实，《水经注》在《永乐大典》中列于“八贿”韵下，从卷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七至卷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二，共十五卷，一韵到底，收入了《水经注》的全部，绝无“各按水名，逐条参校”之烦，乾隆帝不查大典原书，轻信校上案语，臣云亦云，宜有此讹。
①《水经注释》卷首赵一清自序。
②(清)陈运溶：《荆州记序》(载《麓山精舍丛书》)：“赵一清尤觉妄诞，其引全祖望之说，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于是字分大小，强为勾乙，旧文具在，臆造甚明，斯诚卤莽灭裂矣。”
当然，大典本绝非后来的那些偏激的反戴派学者如叶浩吾所说而为杨守敬所附和的“直无其事”①，而是确实存在的本子。不仅卷首郦氏原序来源于此，而戴震确实也曾以此本对赵氏注释本作了仔细的校勘。只是戴震对大典本的渲染之词，显然出于他当时独占了此书。其实，他心里必定有数，与当时流行的其他明人版本相比，大典本确实有它的不少优点，但是另一方面，宋初类书及地理书上所引的滹沱水、泾水、洛水等，也同样不见于此书，则大典本充其量也不过是景祐亡佚以后抄出的本子，而且经注夹杂，体例不同于别本，在许多方面并不可取。事情非常明白，假使大典本果真可以作为圭臬，则戴震为何不迳以此作为底本，何必另求赵本？当然，戴震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现在，反正大典本早已公之于世，而赵本也尚不稀见，戴震在底本选择中取赵而舍大典，孰得孰失，这是大家都可以评论的。
殿本和大典本的关系，历来已有许多学者核对和议论，毋需我再赘述。熊会贞为了弥补他老师杨守敬曾经附和“直无其事”的武断言论，特地对两本作了核对。不过他的婉转结论“多从大典，或自订”②，到底还没有精确的数量分析。关于这方面，杨家骆在1962年所发表的抽样调查是值得重视的。杨氏选择了全注页数最少的卷十八《渭水》为调查样本，用大典本、殿本(杨氏称为“戴校”)、赵本(杨氏称为“赵释”)、注疏本(杨氏称为“杨疏”)四本互校，其结果是：
统计在异文一百十处之中，除杨本异文无与赵戴争端外，大典、戴校、赵释三本有异同者凡九十处；其中戴同于赵者四十三处，戴同于大典十二处，戴异于二本者三十一处，三本互异者四处，倘复就赵氏校释中谓应作某者考之，凡戴异于赵，亦多阴本于赵氏校释之说，则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袭于赵，固至显然也。①
①胡适遗稿：《水经注校本的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
②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影印熊会贞手书《十三页》。
从这个抽样调查中可以看出，殿本确实是以赵本为底本，吸取了大典本、全本和其他许多版本的优点编纂而成，这当然是一种可以代表明、清郦学考据学派全部成就的优秀版本。戴震的功绩，不仅在于他选定了赵氏《水经注释》这部优秀的底本，而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以他非凡的才能和敏捷的动作，撷取各本的精华，汇成一编，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编辑工作，把考据学派的郦学研究推进到郦学研究史上的顶峰。戴震的过错，是他过高估计了他在四库馆的工作，从而忽视了学术界公认的道德准则。他的工作虽然是非常杰出的，但是按工作的性质，他只能是这部集体著作的主编，而他却一开始就以著者自居，随心所欲地处理别人的劳动成果，把一部由他主编的集体著作，视作他一人的专著。对于戴震过错的各种批评，前人议论得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此书校上以后，立刻得到乾隆帝的高度赞赏。这不仅因为校上案语中的“三四百年之疑窦，一旦旷若发蒙，是皆我皇上稽古右文，经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秘，响然益臻，遂使前代遗编，幸逢昌运，发其光于蠹简之中，若有神物
呵，以待圣朝而出者，亦旷世之一遇矣”一段话正中帝意，而特别因为乾隆本人对于山川地理素有兴趣，他曾经命人查勘过不少河川的源头，并自己动手撰写过《热河考》、《滦源考》、《济水考》、《淮源记》等文，对于《水经注》这部古代地理名著，他当然早已涉猎。四库校上此书，而且成绩斐然，正是投他所好。于是，他就特地为此书撰写了《题郦道元水经注六韵》，而四库官员又把他的著述《热河考》、《滦源考》等置于卷中，以武英殿聚珍版②刊行于世，在当时，这显然是一部轰动一时的巨著。于是各省书局纷纷传刻，而后来的郦学家如杨希闵、王先谦、沈钦韩等，在他们的校注疏证中，也都以殿本作为底本。民国以后，又出版了不少殿本的排印本，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和世界书局排印本等，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按合校本排印，合校本的正文也依殿本。自从殿本刊行以后，许多别本都加速消亡。于是，殿本行天下，而别本次第式微。
①《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载《学粹》第四卷第五期，1962年。
②清乾隆帝《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序》：“董武英殿事金简以活字法为请，既不滥费枣梨，又不久淹岁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简至捷。……兹刻单字计二十五万余，虽数百十种之书，悉可取给，而校雠之精，今更有胜于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驯，因以聚珍名之。”故聚珍版实即木活字版。乾隆时所辑《武英殿聚珍版书》共收书一百三十八种，《水经注》为其中之一。
以一部校勘精湛的殿本取代许多经注混淆、错漏连篇的旧刻，当然不是坏事。但不幸的是，这部优秀的作品，由于主编者如上所述的私心杂念和措施不当，竟至酿成一场时旷日久的论战。关于这方面，我在拙作《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①和《胡适与水经注》②等文中已叙其详。但论战的进行，却又不幸贬损了这部在郦学史中空前杰作的形象。有些偏激的学者，在指责戴震的同时，也不择言词，竭力贬低殿本的价值。这在实际上当然是矛盾的，假使殿本果真价值平平，则戴震又何至于受到来自各方的严厉攻击，因为剽袭之事，自古有之，即在郦学界之中，则黄晟刊本③和真州雕版④都是直接剽袭朱笺的赝品，但剽袭者都不曾落入如戴震那样四面楚歌的处境。当然，在酣战之中，许多人都不愿冷静地思考问题，如何把戴震在文德上的过错和殿本的卓越成就加以区别。成见更深的学者如杨守敬，甚至不顾现实，无视殿本所代表的明、清郦学研究的成绩，而宁愿倒退一百五十年，用朱谋的《水经注笺》作为他的郦学巨构《水经注疏》的底本，这种意气用事的措施，实在是非常不幸的。《水经注笺》作为明代郦学研究的代表作，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到了清乾隆年代，郦学研究已经在《水经注笺》的基础上迈出了一大步。赵一清所撰的《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就是针对朱笺所进行的纵深研究。而殿本校上案语中所谓“补其阙漏”、“删其妄增”、“正其臆改”的共达六千余字，也是以朱笺作为基础而获得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撇开赵、戴在朱笺基础上的重大跃进而继续墨守朱笺，这种偏执，当然无裨于郦学研究的提高。幸而在熊会贞的晚年，其郦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不仅如上所述地更正了他的老师杨守敬妄加于戴震的无理言论，并且还把杨守敬所排定的“全、赵、戴”三人的位置作了彻底的更改。他删去“全”字，把“戴”置于“赵”之上。我在拙作《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①一文中，对此已述其详。简单地说，所以要删去“全”字，因为七校本在付刊以前，经过王梓材和董沛的整理，已经和殿本作了对勘。因此，在七校本的校勘成果中，孰全孰戴，已经难以区分，所以“全”字就没有保留的必要。至于为什么要把“戴”字移到“赵”字之上？对此，熊会贞毕竟说出了他经过多年深思熟虑的由衷之言：“唯戴之功大”②。戴之功何在？毫无疑问，就是他所主编的殿本。
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一期。
②《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二辑。
③《论水经注的版本》。
④《水经注释》附录。
以上说了很多，这是我们点校和排印殿本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因。无论从郦学发展史的观点和学术价值的角度来评价，殿本的优越性都是无可争议的。此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大家想必看到，殿本刊行以后，郦学界又出版了若干不属于殿本系统的郦注版本，乾隆五十一年(1786)刊行的赵一清《水经注释》就是其中之一。这当然是一部著名郦学家所撰写的郦注佳本。但是现在看来，它的价值却完全不能与殿本相比。这不仅因为如上所述，它实际上早已成为殿本的底本，而且，现在流行的即乾隆五十一年刊行的赵本，是经过梁履绳兄弟整理过的本子，梁氏兄弟在整理此书时，曾与当时已经问世的殿本相对勘，因此，它已经不是赵氏原稿，而是一种赵本和殿本的混合物。对于这一点。即拥赵最力的杨守敬也公开承认：“赵之袭戴在身后。”③殿本以后刊行的另一种非殿本系统的郦注名本是光绪十四年(1888)刊行的全氏七校本。如上所述，这一本在刊行以前曾由王梓材和董沛加以整理，他们从殿本抄入的内容，可能比梁氏兄弟整理的赵本更多。因此已经在颇大程度上不是全祖望的原物。胡适把此书说成“一个妄人主编的，一个妄人出钱赶刻赶印的一部很不可靠的伪书”④，当然言之过激，但在殿本系统的合校本中，王先谦在卷首《例略》上明确指出七校本的作伪，因此他在合校本中“一字不敢阑入”。在殿本以后出版的非殿本系统的郦注版本中，规模最大的当然是《水经注疏》。此书现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水经注疏》和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两种版本。段熙仲教授和我已经把北京、台北这两种影印本合二为一，作了点校，并且排印出版。此书虽然注疏详尽，远非殿本可及，但其实具有颇大的局限性。且不必说卷帙浩大，售价高昂，不是一般读者的购买能力所及。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读物和一般科学研究的底本，都用不着如此浩瀚的注疏内容。从高一级的郦学研究来看，在历史学、考古学、碑版学、文献学、目录学等研究方面，殿本当然不能与注疏本相比。但是，郦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今已经大大发展。学术界现在还需要利用《水经注》进行自然地理学领域中的地貌学、水文地理学、生物地理等学科以及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的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农业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和诸如生态学、环境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水经注》拥有这类内容的大量资料，但杨、熊的注疏纵令详尽，却也满足不了在这些领域中从事研究的需要。对于从事这类研究工作的学者，庞大的注疏本起不了作用，显然不如采用殿本作底本省事。总之，从郦学发展史的观点来看，殿本是目前存在的最完整和标准的版本；从一般阅读和科学研究的实用观点来看，殿本是郦注问世以来的最普及和通行的版本。因此，尽管殿本的问世已有二百多年，但现在对它重加点校和排印，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广大读者和科学工作者所十分盼望的。
①《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
②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影印熊会贞手书《十三页》。
③《水经注疏要删》卷首杨守敬自序。
④《跋合众图书馆藏的林颐山论编辑全校郦书的函稿》，载《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新版本的《水经注》。这件工作非常艰巨，需要集中较多的人力和花费较长的时间。现在，殿本的重新点校排印出版，这就为这种新版本《水经注》的编纂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这部重新点校排印的殿本，毫无疑问地将作为未来的新版本《水经注》的工作底本。为了这部殿本的点校，我当然花费了不少精力；但是，若和来日的新版本《水经注》的编纂工作相比，我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显得非常轻微了。不过，由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重新点校排印的殿本，在我国郦学发展的阶梯上，行将成为未来的那一部规模巨大的新版本《水经注》触媒，因此，我们就不能低估此书的出版价值。有朝一日，当我们庆贺新版本《水经注》出版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这部八十年代点校排印的殿本，或许会给予它比现在更高的评价。
最后就点校方面的问题作一点说明。
把一本书进行标点，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后学。为此，标点必须正确，否则就会贻误后学，还不如不加标点的好。道理是很浅显的。从《水经注》一书的整理历史来看，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和“国学基本丛书”本以及世界书局排印本等，都曾经作了标点(旧式标点)。我查核过这几种标点本，不仅错误不少，而且各本雷同(说明后出的抄袭先前出版的)。更为不幸的是，三十年代的这几种标点错误，竟又在以后新出的标点本中重复出现。例子实在太多，略举数则如下：
卷二《河水》“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注：段国曰：“浇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干
于地。”
这是段国《沙州记》中的一段话，所描述的是今青海省东部的一片沙漠，大杨川是今贵德县附近的一条黄河支流，清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卷二对此有考证。但三十年代的标点本却把大杨川这个地名拆开，原句的这几个字点作“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真是莫名其妙。而后来的标点本，竟又以讹传讹，把三十年代的错误标点照抄一遍，令人遗憾。
又卷三《河水》“又南离石县西”。注：“王莽以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世祖，以为上郡太守。”
这里，被王莽任命为增山连率的马员，是著名汉将马援之兄，此事见《后汉书·马援传》：“援兄员，时为增山连率。”章怀注云：“莽改上郡为连山，连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今为牧，侯称卒正，伯称连率，其无封爵者为尹也。”但三十年代的标点者，不知“连率”的来由，却望文生义，把标点断在“连”字下，原句成为：“王莽以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世祖以为上郡太守”。以后的标点者也就不问究竟，从容因袭，以致经过数十年，这种标点错误仍然得不到纠正。
再举一例，卷十三《
水》：“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乾县南。”注：“太和十六年破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南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
这里，上述三十年代的几种标点本，都没有去查考一下古代宫殿建筑中的这种称为“象魏”的事物，随心所欲，把原文的这几句点作：“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
任何一位读者，包括标点者自己在内，都是无法理解上述语言的。其实，“象魏”一词，用不着广征博考，《水经注》本身就有十分明白的解释。卷十六《穀水》“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云：
《周官·太宰》以正月悬治法于象魏。《广雅》曰：阙谓之象魏；《风俗通》曰：鲁昭公设两观于门，是谓之阙。从门，欮声。
解释得如此明白，但可惜当年的标点者，仍然像《水注》一样，把“象魏”一词拆开，原文的这几句成为：“悬治法于象，魏《广雅》曰……”
人们或许以为这种错误的标点事出有因，因为《广雅》的确是三国魏张揖所撰，正是因为《广雅》这本书名，才引诱标点者把“象魏”的“魏”字拆开来的。其实，这种设想也是没有根据的。标点者或许根本没有考虑到《广雅》的成书年代。这可以从上面《水注》中，“象魏”拆开以后所出现的“魏乾元中”一语得到证明。标点者只要随便翻翻历史书，就立刻可以发现，不管是曹魏还是元魏，都不曾有过“乾元”这个年号。
上述《水注》和《穀水注》中的错误标点，又被以后出版的标点本原封不动地传抄下来，谬种流传，贻误后学，于此为甚。
我在上面举例指出以前若干标点本的标点错误，主要是为了希望像这样一类显而易见的错误，不要再继续流传下去了，绝不含有标榜我自己标点的本子的意思。而且必需声明的是，我所标点的这个本子，尽管我曾经为它花了不少精力，但也仍然难免会发生差错，希望得到郦学界和读者们的指正。因为郦注牵涉广泛，决非我一人的知识水平可逮。此外，此书至今仍然存在不少明显的脱误，给标点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例如卷二十四《睢水》“东过睢阳县南”注：
(晋梁王妃)太康五年薨，营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
这里，“营陵于新蒙之”以下，存在明显的脱漏，但我不得不把句读断在“之”字下。像这样一类的脱漏，在殿本中为戴震所指出的就达二十五处，而戴震没有指出的，实在还有不少。因此，要做到标点的完全无讹，事实上是存在困难的。
本书在标点的过程中，同时也作过一次校勘。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校勘的目的是有限的。具体地说，就是为了获得一部不受他本干扰的纯粹的殿本。殿本就其总体来说，代表了明、清考据学派的最高成就，但《水经注》是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大书，若按一字一句细勘，则他本优于殿本的例子确实不少。这样做起来，工程浩大，绝非一人短期内可以完成。按我在前面所说，那是属于新版本《水经注》的要求，当俟之来日。为了完成下一个目标，现在恰恰就需要有一部纯粹的殿本。为此，这次的校勘工作，只在不同版本的殿本以及其他殿本系统的版本之间进行。
我所采用的底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这个本子系上海涵芬楼从武英殿原本影印而来，因此，在所有不同版本的殿本中，无疑是最好的本子。此本问世以后，从同治到光绪之间，各省书局纷纷翻刻。我曾经过目的本子，如湖北局刊本、江西局刊本、浙江局巾箱本、苏州刊本、福州刊本、广州刊本等，在翻刻前估计都不曾作过校对。因而原本有讹者，各本均同其讹，原本未讹者，各本因校对不精而出错的亦在不少。因此，这些本子，都无对勘的价值。翻刻本中校对较精的有光绪三年的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三年的湖南新化三味书室刊本，光绪二十五年的上海广雅书局刊本。此外，殿本系统的版本，如光绪十八年的王先谦合校本，光绪二十三年的杨希闵汇校本等，在付刊前也都作过较好的校对。所有这些，我都据以对勘。殿本系统中还有一部清沈钦韩的《水经注疏证》，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部稿本，我曾借旅京之便，部分地作过对勘。尽管我所采用的底本甚佳，经过与各本对勘以后，仍然难免发现若干刊误。我都作了校正。
原载排印本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卷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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