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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地理大交流的结果，不仅是大量地理著作的出现，也是大量新地名的出现。由于人们对故土的怀念，使“地理大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地名大交流”。在南方，北方的汉族移民带来了许多他们故土的州、郡、县名，这就是所谓侨州、侨郡和侨县。在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一方面把他们在草原中的大量非汉族地名带到他们的新领地，另一方面又在他们的新领地用他们的民族语言到处命名，而郦道元恰巧又在这样的时候撰写他的《水经注》，以致使这位当代的地理学家，对于这许多光怪陆离的地名，也弄得不知所措。既不知它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语言，也不知从何解释。对于这类地名，他在注文中只好笼统地用“北俗谓之”一语，如“北俗谓之敢贷山”、“北俗谓之树颓水”等等之类。郦道元世代都是北方人，却不能在注文中说清这种“北俗”。其实，他所说的“北俗”，是以他的家乡为基准的，即是今华北以北的草原地带，所指也就是在“地理大交流”时代越过长城南下的许多少数民族。这类非汉族地名数量庞大，无法一一列举，仅在卷三《河水》的“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这一条经文之下，注文中用“北俗谓之”一语解释的非汉语地名就有下列诸名：
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三辑。
这里顺便也指出《水经注》在我国东北地区记及的非汉语地名。郦注全书中记载的东北地区的河流极少，只有卷一四的大、小辽水和坝水，坝水即今朝鲜的清川江(一说为大同江)，已在域外。大、小辽水篇幅短小，但也记及了一些非汉语地名，如：“(高平川水)东流迳倭城北，盖倭地人徙之；又东南迳乳楼城北，盖迳戎乡邑，兼夷称也”。又“渝水南流东屈与一水会，世名之曰
伦水，盖戎方之变名耳”。这里的倭城、乳楼城、伦水，显然都是非汉语地名，但它们的渊源来历，注文中除倭城外，都已不得其详了。
中国东南地区在古代是越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所以这一带流行越语地名。《水经注》内容涉及这个地区的，主要有卷二十九《沔水》的下半篇和卷四十《渐江水》。“越”一作“戉”，《汉书·地理志》作“粤”，都是古代越语的不同汉译。①“越”既是部族名称，也是地名。由于越族历史悠久，今余姚河姆渡遗址已经长达七千余年；越国的民族中心今绍兴城建于公元前490年，至今也近两千五百年。在公元前三世纪越族流散而汉族入居这个地区以后，越语地名逐渐汉化，所以《水经注》虽然记载了这个地区的大量越语地名，却无法进行正确的解释。卷二十九《沔水注》中，注文记及的越语地名有馀姚、馀暨、馀杭、句馀、句馀山、句章、乌程、乌上、姑胥、姑孰、无锡、武原、由卷、浙江等，卷四〇《渐江水注》(已见于《沔水注》的不列)则有会稽、会稽山、馀干大溪、馀衍、馀发溪、句无、乌伤、于潜、武林山、武林水、姑蔑、固陵、柤塘、租渎、若耶溪、御儿乡、柴辟、诸暨、剡、上虞、上虞江等等。郦道元是北方人，江南非他足迹所至，而且在郦道元的时代，这个地区的越语地名，已经为后来迁入的汉人加上了许多穿凿附会的汉化故事。因此，《水经注》虽然记载了这许多越语地名，却无法正确地解释这些地名的渊源来历，而且还免不了用穿凿附会的汉化故事来解释它们。对于郦道元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何况他仍然利用十分有限的资料，提供了一点越语地名的线索。《渐江水注》中说：“(浙江)东迳诸暨与泄溪合……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这其实就是指出了泄溪不是汉语地名。
①由于越族中的一支“外越”在第四纪卷转虫海侵时漂流海外，故今越南和日本，均有含“越”字的地名，“越”在越南语中读作“Viet”，在日语中有“eji”和“o”、“oko”(uku)三种读法，都是促音，这大概接近于古时越人的发音。今日汉语把“越”读作“Yue”，这是汉人读音，与越人不同。
对于这些越语地名的汉化，当然是汉族入居这个地区以后发生的，《水经注》也引及了一些。例如乌伤县，《渐江水注》引用了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
《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
乌伤是秦建会稽郡时所置县，“乌”是越语中的普遍语音，分明是个越语地名。颜乌的故事，当然是汉人传播出来的。因为王莽曾改乌伤为乌孝，说明这个故事的流传远比刘敬叔的《异苑》要早。郦道元在他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引用流传已久的这类故事，这是不足为怪的。郦道元以后，学者开始注意这个地区的越语地名，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句吴”云：“夷俗语发声，犹越为于越也”。清李慈铭说得更清楚：“盖馀姚如馀暨、馀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李慈铭是绍兴人，是他生活在这个地区长期思考之所得，才能说得这番道理。不过，绝大部分越语地名虽然如他所说：“其义无得而详”①。但对于越语地名上常见的这个“馀”字，《越绝书》却难得地留下了解释：“朱馀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馀，去县三十里”②。这就使人恍然大悟，原来越语“馀”就是汉语“盐”。《渐江水注》引汉末童谣：“天子当兴东南三馀之间”。这个“三馀”，就是馀杭、馀姚、馀暨。这三个县，在地理位置上都濒海，所以都和盐有关，和当时大越城以北三十里的朱馀一样。这中间，除了馀暨县在三国吴改为永兴，到唐初又改为萧山外，馀杭(今余杭)和馀姚(今余姚)至今仍然存在，地名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
越族原来以今绍兴为中心的浙东地区为其民族繁衍的基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于这一支强悍的民族引为极大焦虑③，而采用了强迫迁徙的政策，他一方面勒令居住在浙东的越族迁徙到今浙西和皖南的乌程、余杭、黝、歙、芜湖、石城一带；另一方面又把“天下有罪适吏民”迁移到浙东各地以填补越族迁出的地区④，以削弱越族的势力。对于不服从迁移的越族，就实行武力镇压。于是越族中不少反抗秦统治的居民就向南流散，即以后所称的“三越”。明焦竑说：“此即所谓东越、南越、闽越也。东越一名东瓯，今温州；南越始皇所灭，今广州；闽越今福州。皆句践之裔。”⑤这样，越语地名又随着流散的越族从东南地区迁移到南部和西南地区。在《水经注》的记载中，如《温水注》的南越、骆越，《叶榆河注》的骆越、百越、
，《泿水注》的南越、百越等，都和历史上浙东的越族的迁徙流散有关。只要把东南地区《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卷四十《渐江水》)记载的地名，与西南地区《水经注》(卷三十六《桓水》、《若水》、《存水》、《温水》，卷三十七《叶榆河》等)记载的地名相比，这种越语地名的移动情况就清晰可见。下表列的是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六类越语地名的比较。
①《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1869)七月十三日。
②《越绝书》卷八。
③(清)孙楷《秦会要订补》卷六：“始皇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这就是秦始皇对越族的焦虑。
④《越绝书》卷八。
⑤《焦氏笔乘续集》卷三。
从上表可以看到越语地名随着越族从东南地区搬迁到西南地区的实况，《水经注》虽然没有对这些非汉语地名做出较多的解释，但是由于它记载了这些地名，使我们仍有可能根据它的记载对这些地名进行分析和归纳，进行我们所需要的有关非汉语地名的地名学研究。
我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而且民族众多，语言复杂，在他们发展变迁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非汉语地名，除了《水经注》以外，其他许多古籍也都拥有这方面的资料。既然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地名学研究就有必要重视大量存在的非汉语地名，希望地名学界今后能在这方面加强研究，获得丰硕的成果。
部分原载《中国方域》1993年第三期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读《杨守敬学术年谱》有感
《杨守敬学术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出版，②在当前相对消沉的学术界，确实是一件值得重视和令人振奋的事情。去年，我曾发表《论学术腐败》③一文，议论了我国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传统的乾嘉学风骤然没落及其原因。当今的学术界，如同社会上其他各界一样，也充斥了假冒伪劣，甚至涉及在声名上属于高层次的学人，令人怅惘，更令人痛心。现在，这位乾嘉学风著名传人的《年谱》公开问世，在当前学术界的价值是：对于许多在腐败边缘徘徊犹豫，包括已经在学术上干过一些小偷小摸行为的人，是一种有益的教育；而对于那些拥有“大钱不批”④的特权而其研究“成果”使人嗤之以鼻的人，以及那些在学术界声名不小却甘为“剽贼”⑤的人，还有那些雇了一帮枪手的官而又“儒”的人等等，则是一种挞伐和教训。所以《年谱》的出版，在当前的学术界，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鼓舞称赞，却也会招致一些人的憎恶畏惧。
有关杨守敬传记、年谱之类的著作，学术界流行不少。我已经读过的就有《邻苏老人年谱》①、《杨惺吾先生年谱》②、《杨守敬传》③、《杨守敬熊会贞合传》④等几种，我个人也写过《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⑤、《杨守敬》⑥、《杨守敬传》⑦等文。最近几十年中，学术界写文章论及杨氏的也在所不少。内容有褒有贬，例如胡适，就写过言辞尖锐的批评文章。⑧在我所写的文章中，也有过一些批评的言辞，⑨但这些都是学术界正派学人之间的正常现象。这些不同意见的议论，显然毫不影响杨守敬这位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与眼下“学术腐败大合唱”中的表演者特别是其中的大角色演员绝无共同之处。
①此篇原以《从商、入仕、做学问——读〈杨守敬学术年谱〉》为题，发表示《学术界》2005年第6期。
②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宜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杨世灿总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③《学术界》2004年第五期。
④邹承鲁院士语，参见《论学术腐败》。
⑤(唐)韩愈语：“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参见《论学术腐败》。
现在，在历来推崇和评价杨守敬的许多著述的基础上，宜昌市和宜都市政协为他们的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乡贤名儒，编集了这部《年谱》，而且是由杨氏从孙杨世灿先生通过多年夙兴夜寐的辛勤耕耘而编成的。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在此前的一切同类著述中，当然后来居上，值得珍藏，流传后世。
我读此书后撰写这篇以《从商、入仕、做学问》为正题的读后感，实在是有感于当今的潮流而作。人生在世，多有一个择业的过程。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称“三十六行”，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称“今乃三百六十行”。时至今日，社会上的行业种类，或许已远远超过此数。本题所列的三行，是许多行业的一种概括，杨守敬的时代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现在也仍可作这样的概括。必须说明的是，对于一位学术名流的《年谱》，我为什么用这样的题目撰文呢？
①我未读过原本，但《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影印此《年谱》全文。
②吴天任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③陈衍著，收入于《虞初近志》卷七。
④汪辟疆著，原载《国史馆刊》创刊号，民国三十六年。收入于《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⑤《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⑦《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⑧《跋杨守敬论〈水经注〉案的手札两封》(《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这篇杨守敬自赞(驿案，指《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下所录潘存为他的《水经注疏》初稿所写的《叙语》)，太过火了，就露出马脚来了。”
⑨我在《杨守敬传》中对潘存《叙语》的意见是：“现在看来，所谓潘存己卯《叙语》的来源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叙语》确出自潘存之手，潘存在听了杨告诉他的一些日后的写作打算以后，信手就写了这些。潘存是个当官的，他只知道官场应酬中的一套胡诌，不懂得做学问的严肃性，可以不必置评。另一种可能，或许是当面已经指出的杨氏性格上的精明和敏感，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杨自己在光绪三十年(1904)写了这个署名潘存的己卯《叙语》。”
《年谱》传主杨守敬是一位智商很高的人物，凭他的聪明才智，可以从事各种行业而都获得成功。但他却摒弃了与他擦边而过的从商和入仕，选择了做学问之路，终于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大学者。杨守敬毕生著作等身，而《水经注疏》成为他名震寰宇的杰作。往年我曾为另一位在《水经注》校勘中声名甚盛的大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①，其中写道：
戴震以他的天才和勤奋，以他的学术造诣和声望，却因《水经注》一书而遭受声名损害，确实令人十分惋惜。这是后世学者应该引为殷鉴的。戴震之所以在此一书上背离学术界所公认的道德准则，除了王国维所说的“皆由气矜一念误之”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晚年的急于功利。他因殿本《校上案语》的虚构之言，闪烁之词，阿谀之语得邀上宠，获得会试落第而进士及第的幸遇。设若《校上案语》中不作此等不实之言，设若戴震果然因此而不获上宠，毕生无进士及第之荣，但殿本光辉，不蒙尘垢，而他的一生令名，亦将无瑕可指。以此易彼，孰得孰失？不唯今日人所共见，即起戴震于地下，也必当后悔于曩日的一念之误。虽然事隔二百余年，对当今学术界，仍然不无教育意义。
我在上述拙文中的“孰得孰失”一语，原是套用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老话，让现代人评估一下杨守敬择业之“得”与戴震《校上案语》之“失”。我写此文不过二十余年，但文中有“事隔二百余年”的话，以“二百余年”与这“二十余年”相比，溯昔抚今，真是百感交集。感激上苍的恩典，让我能侥幸度过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这个“读书有罪”、“读书人有罪”的时代②，目击了这种在《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等史书中所根本看不到的疾速历史发展：从当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彻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千古文章——《九评》；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每年支取千把元定息因而不得不低着头走路的人到当前先富一族中腰缠亿贯的民营企业大老板昂首阔步的气概。而我自己，在这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剧变中，虽然折磨不断，但毕竟在最高学府的大学中“执教”①了五十多年，而且至今仍然在职，真是三生有幸。特别是读到了这本《年谱》，触及了我内心世界的许多回忆和遐思。执笔濡墨之际，真是百感交集，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情愫。
①《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二、三合刊。
②陈桥驿：《我校勘〈水经注〉的经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五期。
我在上述《论学术腐败》一文中提及，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高等院校(包括其他学术机构)恢复教师和科研、工程人员的职称评审以来，我随即参与其事。而在一位教师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的四道关卡中，我都是举足轻重的负责人，直到七十足岁才交卸这项差使，一共干了九年。九年之中，一年一度的提升榜揭晓以后，全系(有时是包括几个系的学科组)教师，都要求我讲一次话，目的是为了给许多迫切期待获得高级职称的教师知道一些职称评审的内幕和他们的努力方向。其实，我深知这种职称评审的不合理之处(当然也不能排除学术腐败，我已在该文中说明)。所以我的每次例行讲话，常常是先在黑板上画一个三角形，在三个角顶上分别写上“IQ”、“D”、“C”的英文字母。“IQ”当然是智力商数；“D”指的是diligence，是为学勤奋；“C”指的是chance，即所谓机遇。意思是说，一位讲师要攀上副教授到教授的职称，是这个三角形三个角顶都获得通过的结果。而其中“IQ”属于基因，“C”属于时运，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只有这个“D”属于每人自己的意志。我每次作这样的讲话，其实是为了安慰那些在座的落第者。我是每个关卡的负责人，大家都寄希望于我，而我又何尝不想他们每一位都能如愿以偿。但由于上级的严格名额限制，每一次都有不少失望的落第者。我明知用这种画三角形的讲话来解释一个人在职称评审中的遭遇并不合理，但是由于我负责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次读了《评传》，让我回忆十多年前的往事，实在感慨万端。
我是一个与当前时尚已经有了很大差距的耄耋老人，我读《年谱》的感受，与现在的不少人包括学人已经很有差别，或者用另一句话说，现在与杨守敬所在的时期，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了。在杨守敬的一生中，他也曾有过从商、入仕、做学问的三种机遇，但他最终选择了后者，获得了成功。我当然赞赏和崇敬他的这种选择，但现在显然会有许多人不是这样想法。我撰写这篇文章，就算是“海畔逐臭”吧，我还是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①“执教”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在这五十多年中，其实有近二十年时间没有“执教”，参见《论学术腐败》。
杨守敬的祖父经商，开设店铺，他从小有从商的家庭环境。《年谱》记及他年仅五岁就跟祖父在店铺中“数钱”的事①。现在正值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经商高”的时代，有人就会提出，他为什么不一直把钱“数”下去，摇身一变，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族。“无商不富”，我绝不反对从商。杨守敬确实也曾经下海从商，做过祖父店铺中的店伙，也开过自己的店铺，但是他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按今天的潮流，或许会有人说他是个傻瓜。
再说入仕，在这方面，杨守敬和戴震一样，虽然满腹经纶，却是科场不利，在会试中场场败北。四十二岁随何子峨到日本作公使的随员，随员算不上入仕，但这倒是为他的做学问获得了一个千载一遇的良机。《年谱》详细记载了他在东瀛访得的国内已经亡佚的许多汉籍，让他产生了一种惊喜若狂的心态。我在拙作《杨守敬传》中曾据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引及他当年致黄萼信中的话：“一切富贵功名，皆漠不关怀。”他在日本四年，按清朝体制不算入仕，但从今天来说，也可称得上是个外交官，但这个外交官从事的“外交”，实际上是“学术外交”。《年谱》在其四十四岁下有《与日本文学士往来》和《“三人的益友”》两篇可见其详，而《年谱》所记诸如《古逸丛书》(他为公使黎庶昌所编)与《日本访书志》等等，都是他这种“学术外交”的成果。
杨守敬虽然科场不利，但其实也获得过额外的功名。他四十六岁从日本回国后，《年谱》记及黎庶昌的奏保：“请以知县遇缺即选，并加五品衔。”六十四岁下又记及学政蒋式芬的奏保：“为湖北师儒宿学之冠，加四品衔。”六十八岁《辞安徽霍山县知县职》篇下：“五月，杨守敬回到武昌时被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张之洞劝杨守敬暂赴任，安徽布政使沈子培(曾植)亦来书函劝驾，但杨守敬以‘年老不耐簿书’而辞之。”说明他早年捷于乡试，曾几次赴京会试，并且受过“五品衔”、“四品衔”的保荐，但最终还是以“年老不耐簿书”而绝了此意。从今天官场中的不少人看来，他也是个傻瓜，而且与他的不从商相比，不入仕就显得更傻。《年谱》记及他五岁时就跟着祖父“数钱”，或许是把钱当作一种玩具。因为他最终既不从商，又不入仕，说明他既不明白这二者与钱的关系，也不对这种关系感兴趣。
①《年谱》五岁下有《跟着祖父数钱》一篇：“夜晚点灯算账，杨守敬常于祖父数钱时，奔玩于侧，摘古钱而弄之。”此篇所记“数钱”，原意为店铺每晚结账，其事并不涉杨守敬。本文则借用“数钱”一词，作为敛钱之类的贬语。
不过根据《年谱》所叙，他毕竟既有从商的经历，也有入仕的经历。如按当今的形势，在“数钱”这条途径上，入仕或许比从商更为简捷省事。《年谱》在其四十六岁下有《归国任黄冈教谕》一篇。教谕也是官，是一种“学官”。学官虽主一县之学，但不过是知县下边的一种两袖清风的小差使。而当今的学官却是一种“数钱”的美差。不要说主一县之学，只要主一校之学的中学甚至小学校长，就很有“数钱”的机会，我们在媒体上不是常常看到什么“择校费”、“赞助费”以及各式各样的乱收费吗？办学成为一种“暴利行业”，或许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小学校长无非是最小的学官，让我们看看大学官吧。在今年第四期《瞭望》中，有一篇《跌入腐败陷阱中的大学校长》的文章，文章仅举陕西一省的例子，其中一个小标题是《三年倒下七名厅级校长》。一个省在三年中有七名大学校长“数钱”出格，不管实际上是否只有此数，但七个大学官“跌入腐败陷阱”，实在已经是今古奇观了。必须声明一句的是，上述当代学官“数钱”的事，不管是小学官或大学官，应该只是学官中的一小部分。更何况如“择校费”、“赞助费”之类，是人们甘心奉献的，和“跌入陷阱”的“数钱”并不等同，还请当代大小学官们谅解。
还有几句节外生枝的话，《瞭望》的这篇文章让我懂得，当代的大学校长属于“厅级”。假使这种官级“荣誉”可以超越时代相比，则我素所尊敬的如蔡元培、竺可桢、胡适、傅斯年等，今天都可以尊他们有“厅级之荣”。此外，今天官场上常常听说的诸如“厅级”、“局级”、“处级”、“科级”之类(例如在讣告上仍可写上“享受正局级待遇”等等)，应该是“政官”的级别，学官之属于什么级，或许是与政官类比的折算。学官与政官相比，政官才是过得硬的。杨守敬如上所述也曾有过一次当政官的机遇，但他的政官不过是个知县，不知称得上当今何级？但是与一县以下的农村相比，县官总比“村官”要高得多，让我再引一点媒体上对村官的报道吧。
今年3月1日《联谊报》①第二十二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方列、汪林义的实地采访报道：浙江省温州柳市镇属下的三里村，曾于2003年2月27日到3月3日在西湖国宾馆召开村两委会(党支部委员会和村委员会)扩大会议。一个农村的村级两委会，会场竟在距该村数百里之遥的杭州西湖国宾馆，这是一座接待外宾和其他高级人士的宾馆。十九位村官出席了这次会议，记者到宾馆查账，五天会期，费用共达43555.90元。两位记者在报道中还加了一句：“据记者了解，一些贫困地区的村庄一年的财政支出也不过四万元。”《联谊报》在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枫的文章《“村官”腐败不能等闲视之》，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马龙生写的文章《村官腐败“纪委难究、法院难判”》。“村官”，是当前官员中最小的官了，所以记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西湖国宾馆查清他们这五天会议的开销。村官虽然腐败，但毕竟是小官，假使是“中官”甚或“大官”，查起来当然没有这样方便，而且更不是我写此文所要议论的了。
杨守敬当然没有在入仕中“数钱”，但他绝未到达“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②的境界。他有一个成员众多的家庭，有相当不小的排场。他虽不“数钱”，但钱是他所必需的。从《年谱》可以窥及，他的短期“从商”收成甚微。而“入仕”做的是学官，与当今的学官不可同日而语。他的钱从哪里来？除了黄冈教谕和两湖书院地理教习的束脩以外，他的钱源还是笔耕，当然，由于他扎实的书法功底和在学术界的声望，他为人作书，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但其性质与上述“学官”和“政官”们完全不同。
从商、入仕、做学问，杨守敬都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实际上都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但可贵的是，他选择了做学问的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所有这番过程，《年谱》的作者可以说没有放过哪一点细节，把这位一代宗师做学问的经历和业绩和盘托出。作为一位传主的后裔，我不妨抄引一句《中庸》的话：“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我也非常钦佩宜昌市和宜都市政协委员会各位先生的卓识，在当今这个从商、入仕风起云涌的时代，他们看到了几千年来我们民族赖以发展壮大的做学问事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这样一部皇皇巨构，这样一宗不朽的学术财富。
①《联谊报》，浙江省政协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
②《论语·述而》。
《学术界》2005年第6期
《水经·渐江水注》补注
在本书收入的几十篇论文中，初稿绝大部分都成于“十年灾难”以前，有的还是数十年前的旧作。但此篇却例外，是最近二三年中的新作，因而也是很不成熟的东西。事情的经过大概如此：
1979年底到1980年初，中国科学院委托谭其骧教授主持《中国自然地理》一书中《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的审稿、定稿工作，我也忝与其事，在上海与谭先生邻室而居，朝夕请益达两阅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知道我正与谭先生共事，希望我能敦请谭先生和我一起为该社编撰一部《浙江历史地理汇编》。经我多次要求，谭先生终于接受了这项工作。不幸的是，《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的定稿工作暂告一段落时，谭先生由于操劳过度，随即得了一场大病，《汇编》之事，当然告寝。这年夏季，《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的定稿工作继续进行，我接替谭先生在开封主持这项工作，而谭先生则养疴沪上，《汇编》之事仍然无从进行。到了秋季，谭先生病稍有恢复，在龙华医院针灸治疗。于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与我专程到上海探望谭先生，并请教《汇编》事宜。在病房寒暄几句以后，谭先生随即取出了他已经拟就的《浙江历史地理汇编》详细提纲。当时的情景确实使人感动，因为那时谭先生病体虽然有所好转，但恢复还是较慢，不仅十分不良于行，而举箸提笔也都非常困难。但他却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在病榻上写出了如此详尽的提纲，老专家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实在令人敬佩。在那份提纲中，规定要整理、注释的浙江历史地理文献不下数十篇，都未曾指定执笔人，唯独《渐江水注》篇下，已经写上了我的名字。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当然只好勉为其难，接受了谭先生指定的任务。
受命以后，着手这一工作，除了室内可做的校勘和考证部分外，要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补注，还有相当的野外工作有待进行。我必须从钱塘江上游到下游包括注文涉及的其他地区作一次踏勘。由于杂务纷繁，野外工作无法一气呵成，而是几次进行，所以费时多而收效少，时隔两年，才勉强完成这一任务。
关于这个补注，还要说明下列三点：
第一，凡是前人已注的，我一般不再作注，特别是那些郡县沿革、人物履历之类，因为前人(特别是注疏本)既已注得十分详细，就不必再作无谓的重复。
第二，由于我一直希望能集众人之力，编纂一部郦注新版本，假使此事有朝一日付诸实现，则在工作过程中势必要考虑到殿本与其他版本的差异。为此，虽然补注的正文以殿本为准，但殿本与别本的差异，即使是片言只字，我也都逐一注明，以资比较。我所选择的别本，主要是大典本、黄省曾本、吴琯本、注笺本、五校抄本、七校本、注释本、注疏本等，有时也涉及其他一些抄本和刊本。
第三，我虽然在这个地区做了一定的野外工作(包括过去历年的野外工作在内)，并且从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注文作了若干补注，但是限于水平，补注的内容既不确当，又是挂一漏万的，还请高明见教。
水经注卷四十 渐江水
渐江水①出三天子都②，
《山海经》谓之浙江③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阳黟县南蛮④中，北迳其县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剑杪，时有灵鼓潜发，正长临县⑤，以山鼓为候，一鸣官长一年，若长雷发声，则官长不吉⑥。浙江又北历黟山，县居山之阳，故县氏之。汉成帝鸿嘉二年，以为广德国，封中山宪王孙云客王于此⑦。晋太康中以为广德县，分隶宣城郡。会稽陈业，洁身清行，遁迹此山。浙江又北迳歙县东，与一小溪合⑧，水出县东北翁山，西迳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东迳遂安县南，溪广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鳞，故名新定⑨，分歙县立之，晋太康中又改从今名。浙江又左合绝溪⑩，溪水出始新县西，东迳县故城南，为东西长溪。溪有四十七濑，浚流惊急，奔波聒天。孙权使贺齐讨黟歙山贼，贼固黟之林历山，山甚峻绝，又工禁五兵，齐以铁杙椓山(11)，升出不意，又以白棓击之(12)，气禁不行，遂用奇功平贼。于是立始新之府(13)于歙之华乡，令齐守之，后移出新亭。晋太康元年(14)，改曰新安郡。溪水东注浙江，浙江又东北迳建德县南，县北有乌山(15)，山下有庙，庙在县东七里，庙渚有大石，高十丈，围五尺(16)，水濑浚急而能致云雨。浙江又东迳寿昌县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濑，濑皆峻险，行族所难。县南有孝子夏先墓，先少丧二亲，负土成墓，数年不胜哀，卒(17)。浙江又北迳新城县(18)，桐溪水(19)注之，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20)。山极高峻，崖岭竦叠，西临峻涧(21)。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22)。东面有瀑布(23)，下注数亩深沼，名曰浣龙池(24)。池水南流迳县西，为县之西溪。溪水又东南与紫溪合，水出县西百丈山(25)，即潜山也。山水东南流，名为紫溪。中道夹水(26)，有紫色磐石，石长百余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为赤濑，盖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东南流，迳白石山(27)之阴，山甚峻极，北临紫溪(28)。又东南，连山夹水，两峰交峙(29)，反项对石，往往相捍，十余里中，积石磊砢，相挟而上。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晖，名曰楼林。紫溪东南流迳桐庐县东为桐溪。孙权藉溪之名以为县目，割富春之地立桐庐县。自县至於潜凡十有六濑(30)，第二是严陵濑(31)，濑带山(32)，山下有一石室(33)，汉光武帝时，严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濑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围十数丈，交枕潭际，盖陵所游也。桐溪(34)又东北迳新城县入浙江。县，故富春地(35)，孙权置，后省并桐庐(36)。咸和九年，复立为县。浙江又东北入富阳县，故富春也。晋后名春，改曰富阳也。东分为湖浦，浙江又东北迳富春县南，县，故王莽之诛岁也。江南有山，孙武皇之先所葬也。汉末，墓上有光如云气属天，黄武五年(37)，孙权以富春为东安郡，分置诸郡，以讨士宗(38)。浙江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
北过余杭东入于海。
浙江迳县，左合余干(39)大溪，江北即临安县界，水北对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东有郭文墓。晋建武元年，骠骑王导迎文，置之西园，文逃此而终，临安令改葬之。建武十六年(40)，县民郎稚作乱(41)，贺齐讨之。孙权分余杭立临水县，晋改曰临安县，因冈为城，南门尤高。谢安莅郡游县，迳此门，以为难为亭长。浙江又东迳余杭故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会稽，途出是地，因立为县，王莽之淮睦(42)也。汉末陈浑移筑南城，县后溪南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县南有三碑，是顾飏、范宁等碑。县南有大壁山(43)，郭文自陆浑迁居也。浙江又东迳乌伤县北，王莽改曰乌孝，《郡国志》谓之乌伤。《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44)，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浙江又东北流至钱塘县(45)，穀水(46)入焉。水源西出太末县，县是越之西鄙(47)，姑蔑之地也。秦以为县，王莽之末理(48)也。吴宝鼎中，分会稽立，隶东阳郡(49)。穀水东迳独松故冢下，冢为水毁，其塼文：筮言吉，龟言凶，百年堕水中，今则同龟
矣。穀水又东迳长山县南，与永康溪水(50)合，县，即东阳郡治也(51)。县，汉献帝分乌伤立；郡，吴宝鼎中分会稽置。城居山之阳(52)，或谓之长仙县也。言赤松采药此山，因而居之，故以为名，后传呼乖谬，字亦因改。溪水南出永康县，县，赤乌中分乌伤上浦立。刘敬叔《异苑》曰：孙权时，永康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担者怪之(53)，载出欲上吴王。夜宿越里，缆船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元绪，奚事尔也。龟曰：行不择日，今方见烹，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识性渊长，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计将安治(54)。龟曰：子明无多辞。既至建业，权将煮之，烧柴万车，龟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献人仍说龟言，权使伐桑取煮之，即烂。故野人呼龟曰元绪。其水飞湍北注，至县南门入穀水。穀水又东，定阳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县之苏姥布(55)。县，本新安县，晋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悬百余丈，濑势飞注，状如瀑布。濑边有石如床(56)，床上有石牒，长三尺许，有似杂采帖(57)也。《东阳记》云：信安县有悬室坂(58)，晋中朝时，有民王质，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留，倚柯听之，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质含之便不复饥。俄顷，童子曰：其归。承声而去，斧柯漼然烂尽。既归，质去家已数十年，亲情凋落，无复向时比矣。其水分纳众流，混波东逝，迳定阳县。夹岸缘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连，杂以霜菊、金橙(59)。白沙细石，状如凝雪，石溜湍波，浮响无辍，山水之趣，尤深人情。县，汉献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焉。溪水又东迳长山县北(60)，北对高山(61)，山下水际，是赤松羽化之处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后人立庙于山下。溪水又东入于穀水。穀水又东迳乌伤县之云黄山(62)，山下临溪水，水际石壁杰立，高百许丈(63)。又与吴宁溪水合。水出吴宁县下，迳乌伤县入穀，谓之乌伤溪水。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昞竝善越方。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昞次禁枯柳，柳为生荑。二人相示而笑(64)。登年长，昞师事之。后登身故，昞东入章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梧鼎而爨(65)。主人惊怪，昞笑而不应，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而杀之，民立祠于永宁而蚊蚋不能入。昞秉道怀术，而不能全身避害，事同苌弘、宋元之龟，戹运之来，故难救矣。穀水又东入钱唐县(66)，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东北至钱唐(67)入浙江是也。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如莲花。(68)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山下有钱唐故县(69)，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唐记》(70)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71)。县南江侧有明圣湖(72)，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阚骃云：山出钱水，东入海。《吴地记》(73)言：县惟浙江，今无此水。县东有定、包诸山(74)，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吴(75)，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云(76)：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77)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78)。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将游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所不能渡，故道余杭之西津也(79)。浙江北合诏息湖，湖本名阼湖(80)，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诏息之名也。浙江又东合临平湖。《异苑》曰：晋武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云(81)：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言，声闻数十里。《刘道民诗》曰：事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传言此湖草薉壅塞(82)，天下乱；是湖开，天下平。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上言：临平湖自汉末秽塞，今更开通。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册为天玺元年。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符，徵五湖之石瑞也。《钱唐记》曰：桓玄之难，湖水色赤，荧荧如丹。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83)。浙江又迳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东迳柤塘，谓之柤渎(84)。昔太守王朗拒孙策，数战不利。孙静果说策曰：朗负阻城守(85)，难可卒拔，柤渎去此数十里，是要道也。若从此出，攻其无备，破之必矣。策从之，破朗于固陵。有西陵湖(86)，亦谓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东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又迳会稽山阴县，有苦竹里(87)。里有旧城，言句践封范蠡子之邑也。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88)，湖口有亭，号曰兰亭(89)，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勖封兰亭侯，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浙江又迳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客村(90)，耆彦云：句践使工人伐荣楯，欲以献吴，久不得归，工人忧思，作《木客吟》。后人因以名地。句践都琅邪，欲移允常冢。冢中生分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句践谓不欲，遂止。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91)，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92)，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湖南有覆
山，周五百里(93)，北连鼓吹山，山西枕长溪，溪水下注长湖。山之西岭有贺台，越入吴，还而成之，故号曰贺台矣(94)。又有秦望山(95)，在州城正南，为众峰之杰，陟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悬隥孤危，径路险绝。《记》云：扳萝扪葛，然后能升，山上无甚高木(96)，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嶕岘(97)，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故《吴越春秋》云：句践语范蠡曰：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又有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茅山，又曰栋山。《越绝》云：栋犹镇也，盖《周礼》所谓扬州之镇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玦石。《山海经》曰：夕水出焉，南流注于湖(98)。《吴越春秋》称，覆釜山之中(99)有金简玉字之书，黄帝之遗谶也。山下有禹庙，庙有圣姑像。《礼乐纬》云：禹治水毕(100)，天赐神女圣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101)，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山东有湮井(102)，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云东游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会稽山(103)，刻石纪功，尚存山侧。孙畅之《述书》云(104)：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匮山(105)，石形似匮，上有金简玉字之书，言夏禹发之，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远望山的，状若射侯，故谓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为贵贱之准。的明则米贱，的
则米贵。故谚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北则石帆山(106)，山东北有孤石，高二十余丈，广八丈，望之如帆，因以为名。北临太湖，水深不测，传与海通。何次道作郡，常于此水中得乌贼鱼(107)。南对精庐，上荫修木，下瞰寒泉，西连会稽山(108)，皆一山也。东带若邪溪(109)，《吴越春秋》所谓欧冶涸而出铜，以成五剑(110)。溪水上承嶕岘麻溪，溪之下，孤潭周数亩，甚清深。有孤石临潭，乘崖俯视(111)，猿狖惊心。寒木被潭，森沈骇观。上有一栎树，谢灵运与从弟惠连常游之，作连句，题刻树侧。麻潭下注若邪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汉世刘宠作郡，有政绩，将解任去治，此溪父老(112)，人持百钱出送，宠各受一文。然山栖遁逸之士，谷隐不羁之民，有道则见，物以感远为贵，荷钱致意(113)，故受者以一钱为荣，岂藉费也，义重故耳。溪水下注大湖。邪溪之东，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郑公泉，泉方数丈，冬温夏凉。汉太尉郑弘宿居潭侧，因以名泉。弘少以苦节自居，恒躬采伐，用贸粮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风送之，虽凭舟自运，无杖檝之劳。村人贪藉风势，常依随往还。有淹留者，徒辈相谓：汝不欲及郑风邪。其感致如此。湖水自东，亦注江通海。水侧有白鹿山，山北湖塘上旧有亭，吴黄门郎杨哀明(114)居于弘训里，太守张景数往造焉。使开渎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埭皆以杨为名。孙恩作贼，从海来，杨亭被烧，后复修立，厥名犹在。东有铜牛山(115)，山有铜穴三十许丈，穴中有大树神庙。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练塘里(116)。《吴越春秋》云：句践练冶铜锡之处。采炭于南山，故其间有炭渎。句践臣吴，吴王封句践于越百里之地(117)，东至炭渎是也。县南九里有侯山(118)，山孤立长湖中。晋车骑将军孔敬康，少时遁世，栖迹此山。湖北有三小山，谓之鹿野山，在县南六里。按《吴越春秋》，越之麋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游息处矣。县南湖北有陈音山(119)。楚之善射者曰陈音，越王问以射道，又善其说，乃使简士习射北郊之外。按《吴越春秋》，音死，葬于国西山上。今陈音山乃在国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诸邸舍，连衍相属，又于湖中筑塘，直指南山。北即大越之国，秦改为山阴县，会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会诸侯，计于此，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120)。始以山名，因为地号。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世历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句践称王，都于会稽。《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121)。故北其门，以东为右、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阙北百步有雷门，门楼两层，句践所造，时有越之旧木矣。州郡馆宇，屋之大瓦，亦多是越时故物。句践霸世，徙都琅邪，后为楚伐，始还浙东。城东郭外有灵汜，下水甚深，旧传下有地道，通于震泽。又有句践所立宗庙，在城东明里中甘滂南。又有玉笥、竹林、云门、天柱精舍，并疏山创基，架林裁宇，割涧延流(122)，尽泉石之好，水流迳通。浙江又北迳山阴县西，西门外百余步有怪山(123)，本琅邪郡之东武县山也，飞来徙此，压杀数百家。《吴越春秋》称：怪山者，东武海中山也，一名自来山，百姓怪之，号曰怪山。亦云：越王无疆为楚所伐，去琅邪，止东武，人随居山下(124)。远望此山，其形似龟，故亦有龟山之称也。越起灵台于山上，又筑三层楼以望云物，川土明秀，亦为胜地。故王逸少云：从山阴道上，犹如镜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吴王、小吴王村，并是阖闾、夫差伐越所舍处也。今悉民居，然犹存故目。昔越王为吴所败，以五千余众，栖于稽山，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吕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自倍。所投，即浙江也。许慎、晋灼并言：江水至山阴为浙江。江之西岸有朱室坞(125)。句践百里之封，西至朱室，谓此也。浙江又东北迳重山(126)西，大夫文种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楼亭，亭本在山下(127)，县令殷朗移至今处。沛国桓俨，避地会稽，闻陈业履行高洁，往候不见。俨后浮海，南入交州。临去，遗书与业，不因行李，系白楼亭柱而去。升陟远望，山湖满目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汉高帝十二年(128)，一吴也(129)，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130)，会稽其一焉(131)。浙江又东迳御儿乡。《万善历》曰：吴黄武六年正月，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堕地便能语(132)，云：天方明(133)，河欲清，鼎脚折(134)，金乃生。因是诏为语儿乡(135)。非也，御儿之名远矣，盖无知之徒，因藉地名(136)，生情穿凿耳。《国语》曰：句践之地，北至御儿是也。安得引黄武证地哉？韦昭曰：越北鄙在嘉兴。浙江又东迳柴辟南，旧吴楚之战地矣。备候于此，故谓之辟塞。是以《越绝》称，吴故从由拳、辟塞渡会稽(137)，凑山阴是也。又迳永兴县北(138)，县在会稽东北百二十里(139)，故余暨县(140)也。应劭曰(141)：阖闾弟夫
之所邑，王莽之余衍也。汉末童谣云：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故孙权改曰永兴(142)。县滨浙江，又东合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迳诸暨县，与泄溪(143)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144)。下泄悬三十余丈(145)，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146)，登山远望(147)，乃得见之，悬百余丈(148)，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149)，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江水又东迳诸暨县南，县临对江流。江南有射堂，县北带乌山，故越地也(150)。先名上诸暨，亦曰句无(151)矣。故《国语》曰：句践之地，南至句无。王莽之疏虏也。夹水多浦，浦中有大湖，春夏多水，秋冬涸浅。江水又东南迳剡县与白石山水会。山上有瀑布，悬水三十丈，下注浦阳江。浦阳江水又东流南屈，又东回北转，迳剡县东，王莽之尽忠也。县开东门向江，江广二百余步，自昔耆旧传，县不得开南门，开南门则有盗贼。江水翼县转注，故有东渡、西渡焉。东、南二渡通临海，并汎单船为浮航；西渡通东阳，并二十五船为桥航。江边有查浦，浦东行二百余里，与句章接界。浦里有六里，有五百家，并夹浦居，列门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余洪溪、大发溪、小发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散入江(152)。夹溪上下，崩崖若倾，东有簟山，南有黄山，与白石三山，为县之秀峰。山下众流泉导(153)，湍石激流，浮险四注。浦阳江又东迳石桥，广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径七尺，桥上有方石，长七尺，广一丈二尺。桥头有磐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两旁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许丈。溪中相攻，贔响外发，未至桥数里，便闻其声。江水北迳嵊山，山下有亭，亭带山临江，松岭森蔚，沙渚平静(154)。浦阳江又东北迳始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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