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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之西,有魏征南军司张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伤。自后古坟旧冢,莫不夷毁,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见发。六年大水,蛮饥,始被发掘。说者言,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朱漆雕刻之饰,烂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帘,隐以金钉。墓不甚高,而内极宽大。虚设白楸之言,空负黄金之实,虽意锢南山,宁同寿乎?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宗教风靡的时代,北魏建都平城的时期,皇室笃信道教,道观坛台,比比皆是。到了迁都洛阳以后,佛教之风,盛极一时,洛阳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北魏各地寺院,多达一万三千多处①,仅洛阳一地,寺院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处之多②。尽管《水经注》对我国的文物历史、山川地理充满了歌颂赞美之词,但对于这类寺观神道之事,全书虽有许多记载,却绝无颂扬之意。郦道元在这方面的观点,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西北流注之”注中有明确的反映:“神道茫昧,不宜为法”。
正因为郦道元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许多方面所持的反对态度,加上他的耿直为人和不畏权贵的性格,因而招致了许多人的嫉恨。如前所述,王族的阴谋,把他置于死地,甚至在他死后,《魏书》仍然不肯放过他,污蔑他为“酷吏”。现在,我们依靠《水经注》,把他蕴藏在这部巨著中的思想感情疏理出来,深入了解这位向往祖国统一,热爱祖国河山的爱国主义者的高尚品质和非凡才能,正是这部不朽的历史名著,让我们追本溯源,获得了历史的真实。
①《通鉴》卷一四七,梁纪三,武帝天监八年,时当北魏永平九年。
②《洛阳伽蓝记》卷一。
这部倾注了郦道元思想感情的《水经注》,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郦道元去世后半个世纪,中国在混乱分裂二百六十余年以后,又由隋皇朝重新统一。从此不到四十年,一个强大的、堪与西汉王朝比美的唐王朝终于在广大的中国版图上出现。这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不到二百年,郦道元的研究成果,就开始得到这个王朝编纂的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总志《元和郡县图志》的采用,到了宋初,另一部规模更为巨大的全国总志《太平寰宇记》,大量地采用了《水经注》的成果,从此以后,凡是编纂地理书的,都离不开《水经注》的成果,它成了学术界所公认的古代地理书的权威。
另一方面,由于郦道元对祖国河山的深厚感情和高度的描写技巧,感情丰富的诗人们开始爱上了这部充满了诗文泉源的美好作品。唐朝晚期的著名诗人陆龟蒙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诗句说:“山经水疏不离身”①。诗人流连于山水之间,而《水经注》则是他随身必备的精神食粮。到了宋朝,人们对于《水经注》的兴趣更为提高。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苏轼的诗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②人们对于倾注着郦道元丰富感情的文字的吟诵,已经成为一种陶冶性情的享受。
到了明朝,郦道元的著作开始广泛流行,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此书进行考证和研究,因而出现了两个学派,以朱谋
为首的考据学派,主要的工作是把长期在相互传抄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加以修正,对郦道元所引用的许多典故作出注释,以恢复此书的本来面目,并便于读者的阅读。另一个学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继承唐宋诗人之后,专门研究《水经注》的优美词章,所以称为词章学派,两个学派都刊行了他们的《水经注》版本,其中朱谋
花了毕生心血所校定的版本《水经注笺》,曾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推崇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①。《水经注笺》竟成为明朝三百年中一切书籍中的第一部好书。《水经注笺》获得这样高度的声誉,朱谋
的校勘之功当然不可抹煞。但主要当然应该归功于郦道元倾注在此书中的渊博学问和深厚感情。
①据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上所引。
②《寄周安孺茶诗》,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上。
《水经注》研究到了清乾隆年代而到达高峰。三位著名的学者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先后提出了他们经过毕生研究的精湛版本。其中戴震曾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他在四库馆所藏的此书历来的一切版本之中,选择了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作为底本,并吸取了《永乐大典》本、全祖望本等的优点,改正了此书历来传抄中的七千多个错字,使郦道元的这部杰出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原貌。由于许多学者以各不相同的角度和见解对《水经注》进行研究,终于在我国学术界形成了一门包罗广泛的学问,人们把这门学问称为“郦学”。到了晚清,杨守敬与他的学生熊会贞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此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编绘了内容精密的《水经注图》,校定了规模庞大的《水经注疏》,于是,《水经注》所汇集的,自从四世纪以来的这场地理大交流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就被杨、熊二人系统地整理出来。这样,郦学学派中除了上述考据、词章两个学派以外,第三个新的学派,即地理学派从此成熟,它为郦学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途。
郦道元的著作在国际上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早在1905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就已经把卷二《河水注》译成法文,刊载于当年在法国出版的《通报》之中。②另外一些西欧的汉学家如伯希和(Paul Pelliot)③、费瑯(G.Ferand)④、马伯乐(Henri Maspero)⑤、鄂卢梭(L.Anuousean)⑥等,都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利用了《水经注》的成果。四十年代,印度汉学家师觉月博士(Dr. Praboddha Chandra Bagchi)曾在孟加拉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胡晓铃合作,从事于《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翻译工作。①在中国以外,《水经注》研究最有成绩的国家是日本,近世来,已经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郦学家和郦学研究成果。而其中以京都大学教授森鹿三最为著名。他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有关郦学研究的论文,直到1980年去世,其郦学研究的成果堪称丰硕。这中间特别重要的是1974年出版的,由他主持的日文译本《水经注(抄)》②,此书篇幅虽仅《水经注》全书的四分之一,但译文信达,注释详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①(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②《沙畹译水经注》,郑德坤、吴天任《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
③《交广两道印度考》,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商务印书馆出版。
⑤《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一编,中华书局出版。
⑥《占城史料补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二编,中华书局出版。
现在,郦学研究在中国正在继续得到发展,有关《水经注》的专著和论文,正在不断地涌现,而重新校点的各种《水经注》版本,也正在次第出版。不过,在郦学研究之中,对于《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研究,至今仍比较薄弱。长期以来,学者由于受到《魏书》、《北史》两篇本传资料疏缺和记载歪曲的影响,往往回避对这位伟大作者的研究;或者明知正史记载的不实,却因资料短缺,无从入手。我在拙作《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③一文中指出:“《水经注》一书,长期以来皎皎然举世荐誉;而这部历史名著的作者,千余年来却泯泯然罕见学者议论。作为一门完整的郦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缺憾。”本文通过对《水经注》的分析研究,把郦道元的出身经历、性格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作一概括的评述,抛砖引玉,希望得到郦学界同仁的指正。
原载《地理学报》1988年第三期
收入于《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①胡晓铃:《书胡适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一清水经注释后》,《北京图书馆文献》第十五辑,1983年。
②参见拙作《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四期。
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四期。
郦道元和《水经注》以及在地学史上的地位
“地理大交流”与“六朝地志”
中国从公元四世纪初期到六世纪之间,发生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地理大交流”,它涉及数量巨大的人群,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上的变异。在国际地学史上,也只有十五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才可与它相比。
历史是不随个人意志而发展的,即使是极端聪明和有权力的人物。对于这场“地理大交流”,早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和秦始皇等著名汉族领袖,似乎已经预见到这种事态的发生而竭力加以防范。但是,他们花了惊人代价建造起来的万里长城,终于挡不住从四世纪初期开始发生的这场巨变。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作出了一个让汉族人民大吃一惊的决定:“胡服骑射以教百姓。”①但事隔八个世纪,北魏君主元宏在公元494年也宣布了一条使少数民族不知所措的法律:“禁士民胡服”②。至此,这场“地理大交流”已经基本完成。大量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放弃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相继进入中原,从事定居农业。而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汉族,则被迫放弃他们世代居住这片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大批南迁,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稻作区生活。
①《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八年。
②《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
在这场“地理大交流”中,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空前地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他们之中,有的对新领地感到十分奇异,有的对旧家园引起无比怀念。这中间,有人就动了笔墨,写出描述新领地或怀念旧家园的文章来,出现了一批新的地理著作。
和以前的地理著作不同,以前的著作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之类,都是作者在少量现成资料上添加大量的幻想而写成的;如《禹贡》、《汉书·地理志》之类,则是作者根据当时官方所有的资料写成。顾颉刚先生在《禹贡注释》①中,把前者称为“幻想派”地理学术,而把后者称为“征实派”地理学术。其实,《禹贡》和《汉书·地理志》的被列为征实派,不过是因为它们在采用的资料上比较严谨,不像前者的那样荒诞不经。至于写作的方法,前者和后者并无多大区别,这些作者,都没有下过野外实地考察的功夫。但是,在“地理大交流”中出现的地理著作,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实地考察的成果。这类地理著作,内容真实,能够充分反映地方特色。后来人们把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大量地理著作起了一个总的名称:“六朝地志”。
“六朝地志”在中国地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多半是在“地理大交流”中获得了感性知识的地理学家的创作,而这些创作的流行,又使另外一些人提高了对地理学的兴趣,也动手写作他们当地的或外地的地理文章,而这些文章同样又影响了另外一批人。因此,“六朝地志”在客观上起了一种地理课本的作用,它培养了许多地理学家,进一步推动了地理著作的撰写。所以,随着“地理大交流”的发展,地理学家的培养和地理著作的撰写,相互间出现了一种良性循环。这是中国历史上地理学家人才辈出、地理著作丰富多彩的时代。
当时,虽然国家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但南北各方,都出现了许多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在南方,有刘宋何承天的《州郡志》,齐刘澄之的《永初山水记》,梁吴均的《十二州记》,陈顾野王的《舆地志》等等;在北方,有魏阚骃的《十三州志》,陆恭之的《后魏舆地风土记》等等。这些都是“六朝地志”中的佼佼者,而它们的作者,也都是这个时代的著名地理学家。在所有这个时代的著名地理学家中,最最杰出的是北魏的郦道元,他的名著《水经注》,是“六朝地志”中无可争议的翘楚。清陈运溶说:“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①一句话,就把《水经注》在“六朝地志”中的地位概括清楚。
①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527),字善长,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中。他父亲郦范,是一个受到北魏重用的汉族知识分子,曾任青州刺史和尚书右丞等重要官职。郦道元从小随父于任上,得以观察各地山川风物,既造就了他野外地理考察的爱好和基本功,也培养了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河山的爱国主义感情。当时,正值北魏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拓跋宏当政之时。拓跋魏属于鲜卑族的一支,但是他励精图治,努力加速他自己民族的汉化过程。就是他,命令“禁士民胡服”。把鲜卑的姓氏“拓跋”,改为汉姓“元”。尊孔重儒,奉行汉族典章制度。他把国都从偏远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南迁洛阳。整军修武,准备南伐南朝,统一全国。就在这举朝一致,北魏国势兴盛的时刻,郦道元青年英俊,步入仕途。虽然他初入仕途时的尚书郎官爵不高,但是由于他家族的声誉和他自己的才能,他很快就成为元宏的近臣,随帝巡视。因而有机会踏遍北部中国,北及阴山、长城。这就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更进一步地认识了祖国河山的辽阔广大。
由于当时国家南北分裂,他的足迹不可能到达南方。他只好通过大量的阅读,来领略江南山水的美丽。《魏书》和《北史》都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这里的所谓“奇书”,就包括了“六朝地志”中的江南著作。尽管南北双方当时处于敌对的形势之下,但他仍然热情奔放地描写了南方的河山。甚至并不回避使用南朝的年号。虽然郦道元出生之时,国家已经分裂了一百五十多年,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经早就没有了统一国家的概念。但他却与众不同,迫切地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祖国。《水经注》的撰写,他选择了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这就是他希望祖国强大、统一的最好证明。
①《荆州记序》,载《麓山精舍丛书》。
在当时的形势下,南朝篡夺相仍,朝政腐败。而北朝在历代明君如拓跋焘、拓跋珪等的擘划经营之下,内政修明,国势强盛。郦道元心目中的祖国统一事业,当然寄希望于元宏。但不幸的是,元宏于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在南征进军途中病死于后塘源。从此朝廷后统无人,内政腐败和军事失利相继而来。而颟顸淫泆的太后临朝,国势每况愈下,终至不可收拾。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郦道元才从事于写作,他以渊博的地理知识和高度的文字技巧,把他的全部爱国主义感情,倾注在这部著作之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能读到的不朽名著《水经注》。
当然,元宏的早逝和北魏国势的衰落,对郦道元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的祖国的壮志是一种莫大打击。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写《水经注》,并不是消极地借写作以排遣愁怀。相反,是为了通过对祖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活动的细致而生动的描述,来表达他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满腔希望。关于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他的为官严正,一丝不苟和不畏权豪的性格中得到证明。例如他在延昌四年(515)任东荆州刺史之时,随即就遇到宣武帝元恪去世而胡太后临朝的变故,国势江河日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不顾时势安危和个人得失,一方面采用“威猛为治”的武力手段,在危难中稳定地方秩序,另一方面则采用“表立黉序,崇劝学校”的文治方法,在扰攘中提高地方文化。①他不畏权贵,所以《魏书》和《北史》都说他“素有威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汝南王悦,是元宏的儿子,他嬖幸小人邱念台,作恶多端。而邱念台则以元悦的王府作庇护所,以逃避法网。郦道元却不惮王室权威,设法把邱念台逮捕治罪。元悦急忙请求他的母亲,即当权的胡太后下敕赦免,而郦道元立即揭发了他的罪恶,弹劾了汝南王元悦。其不避艰危,可以想见。他最后终于受到汝南王元悦和城阳王元徽等王室权贵的嫉害,他们怂恿胡太后派他为关右大使,到已有明显反状的雍州刺史萧宝夤处,以便借萧之手杀害他。郦道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衔命进入雍州,而终于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附近)遭到萧宝夤叛军包围,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及弟弟道峻,都被叛军杀害,时在北魏孝昌三年(527)。
①《魏书·郦道元传》。
《水经注》的价值
郦道元为我们留下这部不朽名著,是具有极大价值的。《水经注》的价值,简单说来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它的学术性,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地理学名著;第二是它的思想性,因为它同时又是一部感情丰富的爱国主义名著。
作为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地理学著作来说,《水经注》在自然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如地貌学、气候学、河流水文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如农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方面,都有十分丰富的资料。长期以来,学者在历史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中,曾经借助《水经注》的丰富资料,获得了出色的成就。远的不说,仅仅在最近十年中,学者利用《水经注》的资料在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获得较大突破的例子就有不少。
史念海教授研究黄河中游的切割,利用《水经·河水注》对于壶口瀑布的精确记载,测算出了黄河在这一河段的溯源侵蚀速度,壶口瀑布的位置,从北魏到唐代,北移一四七五米;从北魏至今,计北移五千米。则其溯源侵蚀速度平均每年为三点三米。由于《水经注》记载的瀑布位置和规模十分明确仔细,因此,史氏所测算出来的黄河中游河段的溯源侵蚀数据是十分可靠的,这是黄河历史地理研究中前所未有的成果。①
陈吉余教授根据《河水注》、《淄水注》、《濡水注》、《鲍丘水注》等篇所详细记载的北魏时代的海岸和河口资料,研究古代渤海海岸的变迁。陈氏以《水经注》的资料与近年发现的贝壳堤及放射性碳素的年代测定相印证,精确地绘制出《渤海湾海岸历史变迁图》,成为这一时期来我国海岸变迁研究的重要成果。②
吴壮达教授根据《水经·泿水注》记载的“今入城东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的资料,经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对古代番禺城的地理位置作了雄辩的论证: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建立的州城,位于今粤秀山南麓偏东的高地上。有了这样一个坐标,则古代广州的许多事物的地理位置,都可进行测算,这是广州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一大收获。①
①《黄河在中游的下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三期。
②《中国历史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232页。
盖山林先生近年来对于阴山岩画的卓越研究,这是《水经注》资料对于文化地理研究的莫大贡献。按《河水注》记载今阴山一带时说:“河水又东北历石岸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盖氏根据这项记载,考察了这个地区,终于发现了阴山一带的大量岩画。他连续发表了《举世罕见的珍贵古代民族文物——绵延两万一千平方公里的阴山岩画》②、《巫、胡巫·岩石画的作者》③、《郦道元与岩画》④等文章,因而轰动国内外。
除了上述地理学研究以外,《水经注》记载的资料在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碑版学、文献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学等许多学科上,也都具有重要价值。《水经注》引用的各种古代文献达四百七十七种⑤,其中有大量文献至今已经亡佚,依靠《水经注》的摘引,保留了它们的吉光片羽。《水经注》记载的各种金石碑刻达三百五十七种⑥,其中绝大部分都已不存,亦不见于后来的其他金石目录,所以也很珍贵。《水经注》记载的各种地名达两万处左右⑦,其中有地名来源解释的达两千四百处,为古代一切地理书所罕见,因而成为地名学研究的源泉。《水经注》由于语言丰富,文字生动,长期以来为各种文选和语文教科书所摘选,在训练人们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欣赏上也都很有价值。
如上所述,由于《水经注》内容丰富,牵涉广泛,它与许多学科都有密切关系,因而形成了一门包罗宏富的“郦学”。从明末以来,在郦学领域中,又因研究者的目的不同,出现了考据、词章、地理三个学派,每个学派都拥有一批著名的郦学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带来了郦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①《水经注的水坈陵问题》,《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二期。
②《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第二期。
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一期。
④《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一期。
⑤拙著《水经注·文献录》,《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拙著《水经注·金石录》,《水经注研究二集》。
⑦拙著《水经注地名汇编·序》,《水经注研究二集》。
《水经注》的另外一种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深厚思想性。著者以丰富的感情和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他对祖国河山的无比热爱,它的强劲感染力,可以沁人肺腑。面对着这样一部充满了思想感情的著作,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当然,文学家在这方面或许感受最深。宋朝的著名文学家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水经注》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水经注》在中国地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地学史上,自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和《禹贡》以来,各种地理学专著,真是车载斗量。这中间,《水经注》显然是异常突出的一种。至少有七个方面,它在地学史上的地位是其他地理学专著所望尘莫及的。
第一,六朝是我国地理学家人才辈出和地理著作大量涌现的时代,是我国地学史上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而《水经注》是“六朝地志”中的代表作,它是我国地学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第二,《水经注》是我国地学史上最著名的河流水文地理著作。在郦注以前,虽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过晋郭璞注汉桑钦《水经》三卷,但其书早已亡佚,而且卷帙短小,简陋可见。在郦注以后,唐李吉甫作《删水经》十卷,金蔡珪作《补正水经》三卷,也都已失传。现在尚存的有清初黄宗羲的《今水经》一卷,内容寥落,乾隆间齐台南的《水道提纲》二十八卷,体例刻板。都无法与郦注相比。因此,《水经注》是我国地学史上无出其右的河流水文地理名著。
第三,《水经注》不仅是一部河流水文地理名著,同时也是一部以河流为纲的区域地理名著。它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若干地区并兼及域外。把如此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的许多重要河流流域,进行综合性的描述,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所以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认为《水经注》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①。在中国地学史上,全国性的区域地理著作虽然可以上溯到《禹贡》,但《禹贡》篇幅短小,内容简单,完全不能与《水经注》相比。
①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1,p.259.
第四,《水经注》以前的地理著作,都没有实地考察的基础。而《水经注》却包括了著者大量实地考察的成果。以实地考察的成果撰写地理书,在我国地学史上,《水经注》实开其端。
第五,区域地理著作,内容易于刻板化,近人称此为“地理八股”。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始于今日,如《禹贡》各州,《汉书·地理志》各郡县,所写也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以后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都不能跳出这一窠臼。但《水经注》描写每一流域,却是文字生动,内容多变,使人百读不厌。这是区域地理著作在我国地学史上的一个突出例子。
第六,《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地理学专著,同时也是一部感情丰富、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爱国主义读物,这在我国地学史上也属罕见。
第七,一本书形成一门学问的事,不仅在地学史上,在其他科学史上,也是很少例子的。《水经注》正是由于它的包罗宏富,牵涉广泛,才形成了郦学这门内容浩瀚的学问,而且从明末以来,得到很大的发展。即使从我国的全部科学史来说,《水经注》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自豪的。
上列七个方面,充分说明了《水经注》在中国地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自然》杂志1990年3月号
收入于《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水经注》中的非汉语地名
我在拙著《郦道元与〈水经注〉》一书中,曾经论及《水经注》在文学、语言上的贡献,我说:“《水经注》的语言运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作者不回避外来语言。”①例如僧伽蓝摩(Sanghāramā)意为寺院,由旬或由巡(Yojana)是古代印度的一种度量单位,吉贝(Kāpoq)是木棉的马来语名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郦道元都在注文中使用。《水经注》是一部地理书,书内拥有大量地名。此书撰成于汉族政权十分削弱、统治地域相当狭小的南北朝时期,但全书的叙述范围却根据西汉王朝的版图,而且兼及域外,这中间包括了大片的非汉语地区,因此,全部注文之中,拥有大量的非汉语地名。这些非汉语地名流行的地区,原来当然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但现在他们之中的很大部分,有的已经流散,有的已经汉化,有的已经消亡。其中有些非汉语地名,其命名的主人在郦道元撰写注文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但地名却仍然广泛流传,说明地名一旦形成,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对《水经注》记载的许多非汉语地名进行研究,从地名的分布、迁移以及地名渊源的探索,对于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地域分布、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发展情况、兴衰沧桑、迁移路线、消亡原因等等,都有很大的价值,是民族史和其他许多有关学科的重要资料。
在《水经注》的卷一、卷二两篇《河水》之中,注文记载了大量今印度和新疆的地名,绝大部分都是非汉语地名。由于这个地区的古代语言非常复杂,所以这里出现的非汉语地名也有极大的复杂性。古代印度流行的语言很多,但梵语(Sanskrit)和巴利语(Pali)具有很大优势,许多地区,至今仍可根据这些语言进行查索。但《水经注》记载这个地区的地名,多半根据《法显传》、竺法维《佛国记》、释氏《西域记》、支僧载《外国事》、竺枝《扶南记》等著作。现在除《法显传》外,余书均已亡佚,因此,对于这些地名的查索,仍然存在困难之处。从地名本身来说,由于译音和译意并无一定标准,一名多译的情况常常出现,对地名的渊源来历,也详略不一,所以掌握这个地区中的郦注非汉语地名,困难确有不少。例如同样是城市地名,卷一《河水注》的波罗奈城(Bārānsi或Vārānsi)和王舍城(Rāgarha)虽然均是梵语地名,但前者译音,后者译意,不谙梵语者就可能把后者误作汉语地名。卷一《河水注》还有一个例子:“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这个“中国”,往往被误作汉语地名的中国。其实我们中国在梵语中称为振旦、真丹或震旦(Cinasthāna),而此处“中国”却是梵语madhyadesa的意译,madhya意为“中间的”,desa意为“国家”。艾德尔在其《佛教手册》中解释:“中国,印度中部的王国。”①《摩奴法典》说得更为明确:“位于喜马瓦特山和温特亚山之间的、东至钵罗耶伽、西至维那舍那的那块地方叫做中国。”②其地相当于今旁遮普邦的巴地阿拉(Paliala)。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一名多译的情况,《水经注》中也常常出现。如卷一《河水注》:“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郭义恭《广志》曰:甘水也,西域之东,名曰新陶水。”这里的“新头”、“新陶”,《水经注》又译作“天竺”,此外还有“天笃”、“身毒”、“贤豆”等译法。其实就是今天的印度。此词在梵语作Sindhu,在波斯语作Hindu,“新头”、“新陶”、“天竺”等等,都是一名多译。卷二《河水注》:“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国。”这个“捐毒之国”,《水经注》的许多版本如明黄省曾本、吴琯本、朱谋
本、清项
本、沈炳巽本、赵一清本等,都作“身毒之国”。殿本改正作“捐毒之国”后,刘宝楠的《愈愚录》卷六中,还自以为是,反指殿本“以身毒为捐毒”的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为唐朝的大学者颜师古注释《汉书·西域传》时,在无雷国条“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下云:“捐毒即身毒,天笃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其实,捐毒读作Yuandu,是古代西域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今新疆乌恰县境,去印度甚远,绝不相涉。正是由于“印度”的一名多译,使博学如颜师古也莫知所从。对新疆做过实地考察的清徐松在这方面就了如指掌,他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说:“捐毒在葱岭东,为今布鲁特地;身毒在南山南,为古印度地。二国绝远,颜君(按:指颜师古)比而同之,斯为误矣。”
①Ernest G.Eitel,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being a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Tokyo,Sanshusha,1904,p.83.
②《摩奴法典》为古印度有关宗教、哲学和法律的一种汇编,传说由“人类始祖”摩奴(Manu)制定。约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编成。此处译文据季羡林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第326页。季编书名为《摩奴法论》。
又如卷一《河水注》引竺枝《扶南记》:“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竹,无水道。”卷三六《温水注》:“金潾清迳,象渚澄源。”又同注:“昆仑单舸,接得阳迈。”按《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金邻国》引《异物志》:“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而岑仲勉认为:“阿拉伯文之Kamrun,译以唐宋之音,则为甘仑……甘仑之为昆仑亦不足异也。广语甘与金混,均读如Kum,昆仑国与Kamrun之即金潾,盖无致疑之余地。”①则《水经注》地名中的昆仑、金陈、金潾,均是阿拉伯语Kamrun不同译法。
《水经注》记载地名,十分重视地名渊源的考证,但对于这些梵语地名的渊源,有时十分明白,有时却又相当困难。例如卷一《河水注》:“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这个梵语地名,至今可以便利地用梵语复原,即梵语Punda Vasu, Punda意为白,Vasu意为山,半达钵愁就是白山。但某些地名如卷一《河水注》的耆阇崛山,梵语作Gradhrakūta,巴利语作Gijjhakūta,意译作“鹫峰”、“鹫头”、“灵鹫”等。中国去天竺的高僧如法显、玄奘、义净与天行禅师等,都曾参科过此山,所以非常著名,但对此山何以称为耆阇崛(鹫),《水经注》却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说法:
(法显)入谷傅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未至顶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禅处。西北四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坐禅处。夭魔波旬化作雕鹫恐阿难,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难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悉存,故曰雕鹫窟也。其山峰秀端严,是五山之最高也。释氏《西域记》云:耆阇崛山在阿耨达王舍城东北,西望其山,有两峰双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鹫鸟,常居其岭,土人号曰耆阇崛山。胡语耆阇,鹫也。又竺法维云:罗阅祗国有灵鹫山,胡语云耆阇崛山。山是青石,石头似鹫鸟。阿育王使人凿石,假安两翼、两脚,凿治其身,今见存,远望似鹫鸟形,故曰灵鹫山也。数说不同,远迩亦异,今以法显亲宿其山,诵《首楞严》,香华供养,闻见之宗也。
①《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水经注》所录的关于耆阇崛山的三种地名渊源,虽然郦道元认为《法显传》是“闻见之宗”,但其实最为荒谬。不过因为释氏《西域记》和竺法维《佛国记》均已亡佚,无可核实,所以也就无法深究了。
《水经注》卷二《河水》记载了今新疆和甘肃等地的许多非汉语地名。古代西域是一个民族复杂、语言纷繁的地区,是一个民族和语言的历史博物馆。现在,古代在这一带活动的许多民族已经流散,他们的语言已经消亡,只有地名依然存在,成为这个民族和语言历史博物馆的见证。这一带,历史上流行的语言有佉卢语、维吾尔语、粟特语、吐火罗语(包括焉耆语和龟兹语等分支)、梵语、波斯语等。例如佉卢语(Kharosthi),原是一种印度俗语(Parkrit),流行于古代印度西北部,但它在公元三至四世纪,即印度的贵霜王朝时代,曾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使用。斯坦因(M.A.Stein)曾在尼雅遗址(在今民丰县境内)获得大量佉卢文书。卷二《河水》所出现的地名,如精绝(Cadola)、子合(Cukupa)等,都是佉卢语。又“疏勒”一名是至今流行的古代西域地名,维吾尔语作Qasgar,但一说来自佉卢语的Kharostra,一说来自粟特语的Sogdaq,现在已经无法查证。而“龟兹”一名,在卷二《河水》中有龟兹、屈茨两种称谓,其实就是古代龟兹语的不同译法。古代龟兹语属于吐火罗语的一个分支,现在早已消亡,它和佉卢语地名一样,都已无法查实。
从河西走廊直到今兰州、青海东部一带,也是自古以来民族角逐、语言纷杂的地方,卷二《河水》记载的这个地区的地名,由于许多民族最后迁离这个地区,有的汉化,有的消亡,所以地名渊源甚难考证。例如卷二《河水注》中的“阿步干鲜卑山”,注文就没有做出什么解释,清初郦学家全祖望才考证出这是一个鲜卑地名,他在他的七校本《水经注》中按云:
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浑,因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阿步干之省也。今兰州阿干山谷、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之歌得名。
由此可知,“阿步干”是鲜卑语中“兄”的意思。鲜卑是古代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代附于匈奴。有人认为鲜卑与西伯利亚(Siberia)是一名二译①,说明其分布和迁徙范围甚广。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一部分进入华北,包括慕容、乞伏(卷二《河水》作乞佛)、秃发、宇文、拓跋等分支,他们之中,以拓跋氏势力最盛,建立了北魏王朝,但最后都先后汉化,却留下了不少非汉语地名。今兰州以南尚有阿干镇,足证地名的顽强生命力。
河西走廊和今青海一带,古代同时也是藏族(羌)活动的地方,卷二《河水》记载的所谓“河曲羌”,就有烧当、迷唐、钟存等部落,所以其中有些非汉语地名,可能是属于藏语之系的。例如注文中记载的唐述窟:
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
由于如上所述许多民族和语言在这个地区的流散消亡,所以不少地名不知其属于何种民族和语言,也无法获得其渊源的解释。注文中引及的如野虏、消铜城、列城等,郦道元在当时就无法考证,只能说:“考地说无目,盖出自戎方矣。”又如另一个别致的地名“素和细越”,注文只能说:“夷俗乡名也”。另一处城邑“可石孤城”,注文说:“西戎之名也”。郦道元对于各地出现的非汉语地名的解释是实事求是的,他并不牵强附会地用汉字之义曲解,不像有些学者望文生义。如应劭在《汉书音义》中对“敦煌”的解释:“敦,大也;煌,盛也。”郦道元在卷二《河水注》中对一再出现的这个“敦煌”没有解释,估计也是个非汉语地名。
从卷二《河水》的下半篇起,包括卷三、卷四《河水》,卷六《汾水》及其他诸水,《水经注》的记叙从西北转到华北,这以下包括许多卷篇,都涉及这个地区。这是一个从公元四世纪初到六世纪之间在我国所发生的所谓“地理大交流”的首当其冲的地区。我在拙作《地理学思想史·序》①中说:
①《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在上述时期中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巨大人群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上的深刻变异,应该被称为“地理大交流”。在这段时期中,大群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地跨过被称为“万里长城”的这道汉族人所设置的防线,定居到这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汉族,被迫大批南迁,放弃了他们世代定居的这片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迁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稻作区。因此,不论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数量巨大的人群,都面临着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于这些移民及其子孙,新领地为他们大开眼界,而故土仍为他们世代怀念。这就是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地理学思想所以特别活跃的原因。地理学思想空前活跃的结果,是大量地理著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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