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卷
汉纪二十五 孝成皇帝下绥和二年（甲寅、前7）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
[2]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
[2]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翟方进去世。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策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停留在心宿。丞相府议曹平陵人李寻向翟方进上呈文说：“灾害天变逼迫，严厉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能做到只受斥逐的惩罚！整个丞相府有三百余人，请您从中挑选合适的人与他一起尽节，转移凶险。”翟方进感到忧愁，不知如何是好。正好郎官贲丽精通天文星象，说大臣应当代替天子身当灾祸。于是成帝召见翟方进。翟方进从宫里回来，还没来得及自裁，成帝就下策书，斥责他把国家政事管理得乱七八糟，天灾人祸同时并作，百姓穷困。并说：“本打算把你免职，但尚未忍心，派尚书令赐与你上等好酒十石，肥牛一头，你好自为之！”翟方进即日自杀。成帝对此事保密，派九卿拿着皇帝的策书，赠翟方进印信绶带，赐御用冥器，由少府供设帷帐，房柱和栏杆都裹以白布。成帝数次亲临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不同于其他丞相，前所未有。
臣光曰：晏婴有言：“天命不，不贰其命。”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曰：“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何益也！”藉其灾可移，仁君犹不忍为，况不可乎！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方进有罪当刑，隐其诛而厚其葬，是诬人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
臣司马光曰：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3]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3]三月，成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4]丙戌，帝崩于未央宫。
[4]丙戌（十八日），成帝在未央宫驾崩。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欢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成帝一向身体强壮，没有疾病。当时，楚王刘衍、梁王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就要辞行归国。成帝铺设帷帐，宿于白虎殿。成帝又想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好侯爵的印信，准备了封拜诏书。黄昏和夜间，还一切平静如常，清晨，成帝穿裤袜要起床，突然衣服滑落，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到十刻时，成帝驾崩。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追究审理，查问成帝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臣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崐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班彪赞曰：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善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象神一样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哀帝、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5]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5]成帝驾崩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6]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6]富平侯张放听到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荀悦论曰：张放并非不爱成帝，而是光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
[7]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7]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大典。
[8]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8]夏季，四月，丙午（初八），太子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哀帝即位之初，亲自厉行节俭，减省各项费用，政事由自己裁决处理，朝廷上下一致希望能天下大治。
[9]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9]己卯（疑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10]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10]太皇太后下诏，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一次到未央宫探望皇帝。
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 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纲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哀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合适？”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烈，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哀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抚养教导，以至成人，哀帝能继位，她又出了大力，孔光担心傅太后会干预政事，不想使她与皇帝早晚接近，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行修筑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哀帝听从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通到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早晚去哀帝住所，请求哀帝加封她尊号，提拔宠信她的亲属，使哀帝无法以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哀帝把此奏章交给有关官署讨论，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说：“董宏明知皇太后是最为尊贵的称号，现今天下一统，他却援引亡秦的事例作为比喻，贻误圣朝，这不是应该说的话，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新继位，态度谦让，采纳了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免官，贬为平民。傅太后勃然大怒，要挟哀帝，非要称崐尊号不可。哀帝于是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11]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从弟晏之子也。
[11]五月，丙戌（十九日），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12]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莽视事。
[12]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 。”同时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王莽离开朝廷，回到府第，以避开哀帝的外戚。王莽上书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持诏书命令王莽出来任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皇太后报告说：“皇上听到太皇太后的诏书，十分悲痛！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皇上就不敢听政了。”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上朝处理政事。
[13]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13]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14]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委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治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或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14]王莽举荐中垒校尉刘歆，说他有才干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升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受到皇帝宠信。刘歆改名为刘秀。哀帝又命令刘秀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崐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仪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15]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15]河间王刘良，能学习献王的高尚品行，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16]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陈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16]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17]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阳侯根、安阳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户各有差。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阳侯立于京师。
[17]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席，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不过是藩王妃而已，怎配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下令撤去原先的座位，重新摆放。傅太后听说崐后，大怒，不肯赴宴会，极端愤恨王莽。王莽再次上书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初一），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府邸。公卿大夫大多称赞王莽，哀帝于是给予他更多的恩宠，特意派中黄门到王莽家，以供差使。每隔十天，哀帝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采邑人户各不等。赐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可以朝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使居京师。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阳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喜好学问，有大志德行。王莽既已罢职退下，大众希望傅喜接替王莽的位置。当初，哀帝加封外戚官爵，唯独傅喜自称有病而谦让推辞。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就多次进言规谏，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初四），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缴还右将军的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事仁义，品德高尚廉洁，忠诚忧国，适宜做内朝辅弼大臣。现在以有病为借口，突然被遣返回家，使大众感到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能之人，只因见解与定陶太后不合，因此被斥退。’百官没有不为国深深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卫士。春秋时，鲁国因任用季友，治理好了混乱；楚国以子玉是否活着，决定被别国看重或轻视；魏国依仗有公子无忌，才能战胜强敌；项羽则由范增决定他的生存与灭亡。百万人之众，不如一个贤才。因此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汉高祖散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大任，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决定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因此，不久就再次征召任用他。
[18]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阳侯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归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18]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推荐朱博。哀帝小时候就听说王氏骄横，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继位时间短，因此对他们暂且优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还没入陵安葬之时，就公然聘娶后宫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置酒歌舞。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他们都没有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叔侄，极为优厚，现在他们竟背恩忘义！”由于王根曾有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建议，因此仅遣送回封国。王况被夺爵，贬为平民，遣归原郡。由王根以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举荐而当官的人，全部罢免。
[19]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坏城郭，凡压杀四面余人。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对曰：“夫日者，众阳之长，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昧亡光。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数作。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卑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义，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
[19]九月，庚申（二十五日），发生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有三十余处地方毁坏了城郭，共压死四百余人。哀帝因为发生灾异而询问待诏李寻，他崐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主宰，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行正道，则太阳会失去常度，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不明亮，光彩被侵夺而失去原来的颜色，邪气插入，晕霓屡次出现。我地位卑微，不了解内廷的情况，只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节和行为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了。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严守法度，不听女人的请求，不受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卑辞的请托，绝不要听。努力实现大义，不要在小处不忍。实在不得已时，可以赐予他们钱财珍宝，不可用官职去殉私情，因为这实在是皇天之大忌！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间者月数为变，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主宰，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显示母后干政乱朝，阴阳俱伤，两相妨碍。外臣不知朝廷大事，我只是相信天象。如果应对天象这样解释，那么陛下所亲近的大臣已不足依赖。陛下应亲自另行寻求贤能之士，不要使邪恶之人的势力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汉王朝强大。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今汝、颍漂涌，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百川沸腾’，咎在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实行王道，政治公平修明，则会百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离正道，失去了纲常，则会江河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与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造成危害。这正象《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外戚之类。请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议也。间者关东地数震，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无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
“我听说大地行事温柔平静，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怪罪而降下的灾祸，应该崇阳抑阴。陛下要坚定意志，建树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俊人才，罢退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大！根本强大了，就会精神振奋，所向无敌；根本衰弱了，则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侵凌危害。听说当年淮南王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个人，认为公孙弘等都不值得一提。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尚且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20]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九河今皆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群以东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20]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堙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崐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21]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荀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21]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22]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22]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逢成帝驾崩，府吏恐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罢免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癸酉（初九），任命师丹为太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悉听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尸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和月亮昏暗没有光彩，五星也失去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令制度悖于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 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丹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我看人之常情，若没有儿子，年纪虽然六七十了，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认识天命，明了陛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壮年之身，为公去私，立陛下为嗣子。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惊，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效。我听说：‘不要违逆天帝的威严，因为他离你只有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为继承人的深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新君不言的古制，观察群臣如何从善向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陛下的亲属亲信们又何愁不会富贵起来，不应该如此仓猝、迫不急待，那样也不会长久。”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是痛切直率。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遣，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崐皆此类也。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哀帝左右，特别阴险奸邪，哀帝很厌恶他，就下令免去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好又留下傅迁。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两个诏书的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疑惑，无法取信于民。请陛下仍把傅迁遣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没有被遣归，而且恢复了侍中的官职。哀帝受傅太后逼迫的窘况，都类乎此。
[23]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垂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见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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