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
《史记?苏秦列传》这种感受对于纵横之士思想以至人格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他们没有儒家的“仁义”
信念，没有墨家的“兼爱”
理想，也没有名法的“法治”
理论，一切以实际利害为转移。因此，他们专心一意研究谋略，依靠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巧辩争取生存发展。作为诸子学派之一，纵横家的学术成就不在别的方面，是集中于方法论或说是谋略方面。
《鬼谷子》对方法论或说是谋略的研究，可说是古籍之林中为数极少的同类专门著作中的佼佼者，所以说它更以其内容的特殊值得珍贵。
纵横家的源流与《鬼谷子》的思想特色
《汉书?艺文志》推测：“纵横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
《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两种职官。说周王室设有大行人二人，爵位为中大夫；小行人四人，爵位为下大夫。
大行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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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８新编鬼谷子全书
接待“大宾大客。”
凡诸侯朝见周王，商议天下大事，报告封国政绩，周王向来朝的诸侯发布政令，大行人都参与其事。来朝的诸侯，如果遇上王妃或太子的葬礼，便由大行人引导行礼仪。诸侯国有兵寇大事前来告急时，由大行人听取他们的报告，转呈天子。
小行人负责接待各诸侯国和蕃国国君派来的使臣，听取他们的报告，向他们发布天子的通令，也作为大行人的助手迎接、慰劳来朝的诸侯。小行人还奉命出使，去协调各诸侯国的宾客礼仪，巡察天下政治、风俗、教化、刑罚及自然灾害，写成书面报告呈给天子。
这是《周礼》中说的周王室的行人之官。
从《左传》中可以知道，各诸侯国也设有行人之官。如：晋国有行人子朱（见襄公二十六年）。
魏国有行人子羽（见襄公十二年）。
郑国也有一个叫子羽的行人（见襄公二十九年，昭公元年）
，还有一个叫挥的人做过行人。
晋国有行人子员（见襄公四年、八年、二十六年）。
《左传》中还记载了巴国行人韩服出使途中被野人杀死的事件（见桓公九年）。
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行人之官是从事外交活动的职官。
外交活动要办的事情是什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得由天子、诸侯作决定，怎样完成外交使命则要依靠外交官的才干。
行人面对诸侯和对方的使臣，怎样应对周旋，既无法事先一一规定，也不能事事请示天子、国君，必须依据情况变化自出对策，以灵活的方法达到既定的目的。
所以行人之官有“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
（《汉书?艺文志》）
的职权，这也是职业特点要求他们必须具备的长处。
纵横家游说诸侯也是从事外交活动，职业性质与以前行人之官近似，要求具备的才能也类似，很可能从历史上行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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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论鬼谷子９５８
官的事迹中借取经验，所以纵横家与行人之官发生了渊源关系。但战国时的纵横家与西周、春秋时的行人之官已经不同了。
行人是周王室或诸侯国的职官，执行天子、国君的意志。
纵横家是士阶层人物，对天下大势须有自己的观察分析，按照自己的认识制定活动目标，决定向背去就。
行人之官是职业外交官，纵横家是从事外交活动的政治家。后者比之前者，无论知识、智慧、才能都要高出一等。
历来说纵横家“朝秦暮楚”
，认为他们是一些没有定见、投机取利的政客，其实是不对的。
苏秦、张仪曾游说多国，这与孔、孟、墨等一样，没有特别可指责的。
而且相秦之后的张仪复相楚、相韩，始终是为了谋求秦国的发展。
入燕之后的苏秦复相齐及一系列活动，无不是为了燕国的利益。不应该说纵横家反覆无常，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
纵观先秦百家争鸣中政治思想的对立斗争，可以发现一条基本线索：春秋战国之际主要是儒家的德治主张与墨家的尚贤主张对立，战国中期主要是儒家的仁政主张与道家的无为而治主张对立，战国后期主要是儒家的王道主张与法家的霸道主张对立。
纵横家“借力于国”
（《韩非子?五蠹》）
，以强攻弱或合弱攻强，大别可归于霸道一类。
而纵横家不参与王霸是非的辩论，全力投入实际政治生活中去了。
他们行动的兴趣大于争辩的兴趣。纵横家的这种特色是战国中后期政治形势发展的反映。当时各强国争相“莅中国而抚四夷”
（《孟子?梁惠王上》）
，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已经把理论争辩暂时抛到第二线去了。
《鬼谷子》书认为，判断政治行为“可与不可”
，不能以政治理论作衡量标准，要建立在分析现实政治形势的基础上。
他十分明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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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８新编鬼谷子全书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国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忤合》）
处处注意客观实际，事事注意客观实际，对事情一件一件地作出适合客观实际的处理，不从抽象原则出发，不把任何一种学说当成至高无上的教条。这就是《鬼谷子》的思想特色。
注重实际的思想特色，体现在对待诸子学说的态度上，就是《鬼谷子》不独尊一家，兼取百家为我所用的主张。它写道：“世无常贵，事无常师。”
（《忤合》）
“先取《诗》、《书》，混说损益。”
（《内揵》）
就是说，各种学说都掌握着一些真理，但不能把他们看成不变的教条。
《诗》、《书》所讲的经验和道理不应忽视，但运用起来要有取舍增减。
对于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鬼谷子》不象老庄和法家那样弃绝，还是主张“由夫道德、仁义、礼乐”
《内揵》，但又指出：“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藏，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
（《谋篇》）
政治生活中讲求仁义和使用计谋都是正当的，两者适当配合达到“中正”
才合于“天地”
、“圣人”
之道。对于墨子说的“非攻”
等观点，《鬼谷子》不取，但对其认识论的“三表法”
显然很赞同。
《鬼谷子》说决策时要“度于往事，验之来事”
，相当于墨子说的“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
，表现了对历史经验的重视。
又说决策时要“参之平素”
，类似于墨子说的“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表现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至于《鬼谷子》强调指出“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
（《揣篇》）
，把趋利避害作为谋划和游说的基本原则，显然有取于法家学说。它处处研究如何“知己”
、“知人”
，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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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论鬼谷子１６８
出孙武子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影响，它说“为小无内，为大无外”
，又吸取了惠施特有术语“无内”
、“无外”。
需要指出的是，《鬼谷子》从《老子》吸取的思想最多，最为重要。
《鬼谷子》写道：“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睑，欲高反下，欲取反与。”
（《反应》）
《老子》的名言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老子》三十六章）
一目了解，《鬼谷子》吸取了老子思想。
这里所讲的不是个别论点，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思维方法，即老子的辩证思维方法，所以是很重要的。
《鬼谷子》写道：“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摩篇》）
“成而不抱”
或作“成而不保”
，都是功成不居的意思。
《老子》书中反复讲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老子》二章）
，“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
（《老子》第七十七章）
，十分推崇这种行为态度。
《鬼谷子》吸取了老子的观念，赋予这个行为态度以更积极的含义，认为这是化成天下的必要修养。所以它又说，能够做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
的人，就达到了“神明”
的境界。当然，对于老子的“无为”
政治思想，《鬼谷子》是竭力回避的。
《四库全书总目》编者赞同柳宗元的话：“柳宗元辩《鬼谷子》，以为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
笔者以为这个评价还可再商榷。
《鬼谷子》研究范围限于方法论，没有讨论王霸是非等政治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它“隘”
不如说它“专”
更恰当些。
而就对方法论的研究来说，它能够兼取百家又不拘守任何一家，更不好说它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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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新编鬼谷子全书
《鬼谷子》与周秦之际学术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从商周到清末有三千多年时间。宏观考察其间学术思想发展，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融和与分化两种倾向交替，学术思想在这两种倾向交替中发展。
在远古文化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出现融和而形成商周统一的宗教思想。
春秋时期宗教思想崩溃，学术思想分化，出现春秋战国各具特色的诸子学派。
战国末开始出现融和百家的倾向，西汉形成儒家经学统一思想学术的局面。
魏晋以下又发生分化，儒、释、道并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代。
在以儒学为主体吸取释、道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宋代形成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
至明清之际又出现许多互有异同的学术派别，形成有似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新气象，所以有的学术史著作称之为“新子学”。
每一次融和，每一次分化，都促使学术思想发展到一个更高历史阶段。
每次融和分化的趋势都经历了几个世纪或好几个世纪，方才被另一种趋势代替。
两种趋势交替出现，每次都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学术思想发展自身内在的原因。
这内在原因就是学术思想之体系与内容的矛盾。人们在实践中积累的认识内容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程度，便需要建立新的体系去概括它，使之提高为系统化的理论化的认识。
一种学说体系建立之后，便成为继续认识世界的工具，指导认识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当着这种学术体系再不能容纳日益丰富深化的认识内容时，又需要冲破它，于是分化的趋势重新抬头。这样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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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论鬼谷子３６８
现了学术思想史上几百年一次的融和趋势与分化趋势的反复交替。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四五百年间，诸子学派纷纷兴起，不同学派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学术思想在分化中得到充分发展。
诸子学派都以人和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用司马迁谈的话说，皆“务为治者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与商周宗教思想对立的意义上讲，诸学派的学术都可称为人学，但各自的重点和观点不同。
儒家着重于人和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从而引出德治和仁政的政治主张。
墨家更多地着重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从而引出尚贤、非命等一系列政治观点。
道家着眼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探究个人如何从自然和社会约束下争得自由，从而发挥出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名家专门研究的“名实”
问题，实际上是人的认识问题，虽然他们的学术领域属于思维科学，同样也企图与“为治”
联系起来。
法家直接研究人类社会制度，对法治主张作了充分阐发。
阴阳家学问范围很广，从保存下来的资料看则主要是探求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各学派之间思想交锋成为思想发展的动力，首先是促使各自观点的充分发挥，然后又促使对不同学派观点的吸取。到了战国末期，一些学者已经超越了“自是而相非”
的态度，认识到不同学说都“有见有不见”
，这就是学术思想融和趋势兴起的征兆。
这时学术思想融和的主要表现是杂家著作的出现。大家都知道杂家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以“兼儒墨，合名法”
这一定义衡量，《鬼谷子》也是一本杂家著作。不过三本著作的情况有所不同。
《吕氏春秋》的长处是以宏大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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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８新编鬼谷子全书
保存了各家的丰富材料，表现出主编具有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但对各家思想的融和很不够。
《淮南子》的规模也很宏大，而且在融和诸家、形成体系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以在学术思想史上有很高地位。
今本《鬼谷子》（包括《捭阖》至《符言》十二篇和《本经》、《持枢》、《中经》）
，总共不过８０００字左右，份量远不能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相比，内容范围又比较专。但就特定范围来说，它的论述相当系统，而且在特定的范围内对诸子思想的融和程度在《吕氏春秋》、《淮南子》之上。
《鬼谷子》作为战国秦汉之际学术思想融和趋势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可以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相提并论，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西北大学教授 刘宝才
《鬼谷子》的学术价值
《鬼谷子》一书问世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飞短流长，褒贬不一。
然而，平实而论，客观分析，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甚而可以说，《鬼谷子》的学术价值是“全方位”
的。有人赞誉它是“智慧禁果，旷世奇书”
，实在是不为过的。
富含哲理，博大精深
通读《鬼谷子》全书，几乎是每一个篇章都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文辞并茂，以情动人，极富感染力。
透过这些表层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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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论鬼谷子５６８
细品味，深加“揣”
、“摩”
，就不难发现，真正感召人的东西，还是它的哲理思想。
《鬼谷子?捭阖第一》一开头便强调指出：“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
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
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
这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鬼谷子》的作者来说，他是教导人们要辩证而唯物地看待一切，这有认识论的意义；对读者来说，一开头就受到唯物的认识论的启迪，不致偏颇，导向岐义。
就在这同一篇中，作者进一步对“捭”
、“阖”
的开放与封闭的辩证关系作了精当的论述，并引入了“阴阳”
这一对哲学范畴。
当然，这里的“阴阳”
观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鬼谷子》认为，“捭之者”
，就是开放、发言、公开；“阖之者”
，就是封闭、缄默、隐匿。阴阳两方面相协调，开放与封闭才能有节度，才能善始善终。所以说生长、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得意、情欲等，属于“阳”
的一类事物，叫做“开始”。而死亡、忧患、贫贱、羞辱、毁弃、损伤、失意、灾害、刑戮、诛罚等，属于“阴”
的一类事物，叫做“终止”。凡是那些遵循“阳道”
的一派，都可以称为“新生派”
，他们以谈论“善”
来开始游说；凡是那些遵循“阴道”
的一派，都可以称之为“没落派”
，他们以谈论“恶”
来终止施展计谋。
《鬼谷子》对“阳道”
、“阴道”
的划分，“新生派”
、“没落派”
的区别，“善”
与“恶”
的界定，不一定准确、科学，但以此纳入其游说艺术，施展计谋，却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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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８新编鬼谷子全书
的。
我们试从以下的引文来看，《鬼谷子》是如何运用“捭”
、“阖”
的开放和封闭的规律从阴阳两个方面来施展其才能的：“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
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
阴还终始，阴极反阳。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
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捭阖第一》）。
以上观点说明，开放和封闭是世界上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开放和封闭都是为了使事物内部对立的各方面发生变化。由此可知，开放和封闭是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体现，也是游说活动的一种形态。游说者必须首先慎重地考察这些变化，因为事情的凶吉成败，人们的命运祸福，都与此有关。
见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是《鬼谷子》哲理意蕴的又一方面。
《抵巘第四》说：“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谋，皆由抵巘。抵巘隙，为道术。”
这一段是说，当事物出现危机之初，只有圣人才会知道，而且能单独知道它的功用，按着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事理，了解各种计谋，以便观察对手的细微举动。万事万物在开始的时候都象秋毫之末一样微小，一旦发现起来就像泰山的根基一样宏大。
当圣人将行政向外推行时，奸佞小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会被排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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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论鬼谷子７６８
见抵巘原来是一种方法。
如何防患于未然呢？
《抵巘第四》接着说：“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巇罅’。
圣人见萌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
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从以上的论证来看，《鬼谷子》关于“见微而知著”
，“防患于未然”
的思想，已经有了升华，不再停留在原点，而是已经在把握量变和质变的关系。
《鬼谷子》以“世道”
为例认为，如果还可治理的话，就防患于未然，弥补它，使其完整，继续存在下去；否则，不可治理，无法收拾，就彻底把它打破，使其发生质变，质的飞跃，重新塑造它。
“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便是例证。
《鬼谷子》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因势利导，顺应潮流，把握量变、质变的“度”
和“质点”
的这种辩证法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的观点，《鬼谷子》诸篇章中有不少精彩的论述。
它在《谋篇第十》中指出：那些仁人君子必然轻视财货，所以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反而可以让其捐出资财；勇敢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危难，所以，不能用祸患来恐吓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去镇守危地；一个有智慧的人，通达理教，明于事理，不可假装诚信去欺骗他们，反而可以给他们讲清事理，让他们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仁人、勇士、智者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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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８新编鬼谷子全书
才“。因此说，愚蠢的人容易被蒙蔽，一个不肖之徒容易被恐吓，贪图便宜的人容易被引诱，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所以强大是由微弱积累而成；直壮是由弯曲积累而成；有余是由于不足积累而成。
《鬼谷子》的变化观、联系观、实践观，同样都是十分丰富的。
在《忤合第六》中认为：变化和转移就像铁环一样环连而无中断。
然而，变化和转移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形。
彼此之间环转反复，互相依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和调整。所以圣人生活在世界上，立身处世都是为了说服众人，扩大影响，宣扬名声。
而他们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考察天时，以便抓住有利时机。国家哪些方面有余，哪些方面不足，都要从这里出发去掌握，并设法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永远占领高贵地位的，也没有永远居于榜样位置的。
《鬼谷子》还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讲到了既是平常的东西都与本原相连结。
《内揵第三》指出，凡是事物都有采纳和建议两个方面，平常的东西都与本原相连结，或者靠道德相连结，或者靠朋友相连结，或者靠钱物相连结，或者靠艺术相连结。
这种“连结”
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哲学上的联系观的具体运用。
《鬼谷子》还教导人们要顺应自然，总结前人的经验，以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相吻合。
《反应第二》指出，在古代能以“大道”
来化育万物的圣人，其所作所为都能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相吻合。
反顾以追溯既往，再回首以检验未来；反顾以考察历史，再回首以了解当今；反顾以洞察对方，再回首以认识自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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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虚实的原则，如果在未来和今天都得不到应用，那就要到过去的历史中去考察前人的经验。有些事情是要反复探索才能把握的。
这些“吻合”
、“反顾”
、“回首”
、“考察”
、“探索”
等等的认识，都是唯物而顺应自然和潮流的，也是实践的观点，没有丝毫唯心先验的色彩，也没有形而上学的僵化不变的东西。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鬼谷子》哲理思想的博大精深。
有了这样的哲理思想、理论思维来“垫底”
，《鬼谷子》的治国、治军、游说之道，自然也是深邃而深沉的。
《鬼谷子》的治国、治军、游说之道
《鬼谷子》以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四季的正常运行作比喻，论证了治国的基本纲领。
《持枢》指出：“持枢，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
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
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这里的所谓持枢，是指出春季的耕种，夏季的生长，秋季的收割，冬季的储藏，乃是天时的正常运行。
决不可企图改变和违背这些规律，违背者就是暂时成功最后也要失败。
以，作为人君者，也应有天枢，负责生聚、教养、收成、储藏等重任。在社会生活中，尤其不可改变和抗拒这些规律。
如果违背基本规律，虽然暂时兴盛起来，最后还要衰落。
这是天道，或者说是规律，也是人君治理国家的基本纲领。
在《符言第十二》里又说，作为人主，必须广泛了解外界事物，如不通人情道理，那么就容易发生骚乱，世间鸦雀无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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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８新编鬼谷子全书
不正常的，内外没有交往，怎么知道世界的变化。开放和封闭不适当，就无法发现事物的根源。
在这同一篇中又认为，做好事的臣民，君主会给他们以赏扬；做坏事的臣民，君主会给他们以惩罚，君主根据臣民的政绩来任用，斟酌实际情况给予赏赐，这样就不会劳民伤财。圣人重用这些臣民，因此能很好地掌握他们，并且要遵循客观规律，所以才能长久。
在谈到奖赏时又强调，最重要的是守信。
运用刑罚时，最重要的是公正。处罚与赏赐的信誉和公正，应验证于臣民所见所闻的事情，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人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主的诚信如果能畅达天下，那么连神明也会来保护，又何惧那些奸邪之徒来犯君主的呢？
在《决篇第十一》中，《鬼谷子》陈述了治国五方。它指出：圣人所以能完成大业，主要有五个途径：有用阳道来感化的；有用阴道来惩治的；有用信义来教化的；有用爱心来庇护的；有用廉洁来净化的。
行阳道则努力守常如一，行阴道则努力掌握事物对立的两面。要在平时和关键时刻巧妙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小心谨慎行事。
验证以往的事，推测未来的事，再参考日常的事，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王公大臣的事，崇高而享有美名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不用费力轻而可获成功的事，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费力气又辛苦，但不得不做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能消除忧患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能实现幸福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
因此，解决事情，确定疑难，是万事的关键。
《鬼谷子》的这些治国思想，除跟历史上某些传统的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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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论鬼谷子１７８
观点有相同之处外，还有其“个性”
，独到的见解，甚至在某些方面，除指导思想明确外，连一些具体的运作方法和细节都阐述得条理分明。
在治军方面，《鬼谷子》也有其特点。众所周知，纵横家是靠游说、言辞平天下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讲实力，不重视军事力量，只不过是纵横家主张不轻易用兵，不公开用兵，或在动武之前就以纵横捭阖之术达到了军事目的。这一点倒近似于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和“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其下攻城”
的原则。
所以，《鬼谷子》主张带兵的人必须是大智大勇，“材质不惠，不能用兵”。主张谋之于阴，成之于阳，也就是说，在暗中、在人所不知不觉中已经以实力战胜了对手。似是指一种军事威慑力量的运用，如苏秦的六国白马之盟，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实现了“甲兵不出而胜敌国，冲橹不施而降边城”
，“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因此，《鬼谷子》说：“‘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可见在纵横家看来，用兵的最高谋略乃是“主兵日胜而人不畏”
，以不争不费之战而取胜，那才是“神明”。这是一种战略思想和原则。
在讲到具体的策略和战术时，《鬼谷子》对治军、治兵也有深刻的论述，它特别强调了兵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思想。
《权篇第九》说：古代善于统治天下的人，必然首先衡量天下各种力量的轻重，揣摩诸侯的实情。如果对权势分析不全面，就不可能了解诸侯力量的强弱虚实；如果揣摩诸侯的实情不够全面，就不可能掌握事物暗中变化的征兆。
这虽然是对统治天下的君主而言，但也是兵家应有的品格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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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８新编鬼谷子全书
在《反应第二》篇中，对知己知彼的原则就讲得更具体了：所以要想掌握情况，要先从自己开始，只有了解了自己，然后才能了解敌人。对别人的了解，就像比目鱼一样没有距离；掌握对方的言论就像声音与回响一样相符；明了对方的情形，就像光和影子一样不走样；侦察对方的言辞，就像用磁石来吸收钢针、用舌头来获取焦骨上的肉一样万无一失。
自己暴露给对方的微乎其微，而侦察对手的行动十分迅速。就像阴变阳、又象阳转阴，象圆变方、又象方转圆一样自如。在情况还未明朗以前就用圆略来诱惑对手，在情况明朗以后就要用方略来战胜对方。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
如果自己不事先确定策略，统帅别人也无法步调一致。做事没有技巧，叫做“忘情失道”
，自己首先确定斗争策略，再以此来统领众人，策略要不暴露意图，让旁人看不到其门道所在，这才可以称为“天神”。
仅从上述的点滴的战略战术思想中，足以说明《鬼谷子》治军治兵思想的真谛之所在。
《鬼谷子》的游说之道，可以说是纵横家思想的精华之处，其意蕴贯穿于《鬼谷子》全书，论述的既全面又深刻，历来受到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多方面的重视，现撮其要者陈述二、三。
首先，游说要树立起信誉，要光明正大。
《鬼谷子?转丸第十三》一开头便强调：“游说”
，就是说服别人；要能说服别人，就要给人以帮助。
凡是经过修饰的言辞，都是被借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树立起信誉，就要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就是为了让人检验复核。
……一般人的常情是，说出话就希望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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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事情就希望成功。所以聪明的人不用自己短处，而宁可用愚人的长处；不用自己的笨拙，而宁用愚人的技巧，因此才不至陷于困境。说到别人有利的地方，就要顺从其所长，说到别人的短处，就要避其所短。甲虫自卫时，一定是依靠坚硬和厚实的甲壳；螫虫的攻击，一定会用它的毒针去螫对手。所以说，连禽兽都知道用其所长，游说者也应该知道运用其所该运用的一切手段。
这里把游说的动机、目的、出发点，甚至连其手段都讲到了，为了做到知己知彼，《内揵第三》提醒人们：在情况还没有明朗之前就去游说的人，定会事与愿违，在还不掌握实情的时候就去游说的人，定会受到非议。只有了解情况，再依据实际情况确定方法，这样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可以出去，又可以进来；既可以进谏君王，坚持己见，又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随机应变。
其次，在《忤合第六》中，引经据典地陈述了纵横家游说的必备条件：……对一个纵横家来说，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超人的智慧，不可能通晓深层的规律，就不可能驾驭天下；如果不肯用心苦苦思考，就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不会全神贯注地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就不可能功成名就；如果才能、胆量都不足，就不能统兵作战；如果只是愚忠呆实而无真知灼见，就不可能有察人之明。
所以，“忤合”
的规律是：要首先自我估量聪明才智，然后度量他人的优劣长短，分析在远近范围之内还比不上谁。只有这样知己知彼以后，才能随心所欲，可以前进，可以后退；可以合纵，可以连横。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纵横家的游说之士，决不是象某些前人所讥讽的那样，是什么“皆小夫蛇鼠之智。
用之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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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
，恰恰相反，如上面论述到的那些游说之士，无论是其动机、目的、手段，还是人品、才智、胆略等等方面，可谓大智大勇，反映了战国那种历史背景，各路诸侯都企望一匡天下，统一华夏，这是一种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因而具有进步的积极因素。
至于天降大任于何人，那是取决于各方面的因素，而非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最后，纵横家在游说时，对“揣情”
、“机遇”
，极为重视。
《揣篇第七》有精当的描述：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就应当详细衡量本国的各方面的力量；游说他国君主的人，则应当全面揣测别国君主的想法。
所有的谋划、想法、情绪及欲望，都必须以这里为出发点。
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得心应手地处置各种问题和对付各色人物。
可以尊敬，也可以轻视；可以施利，也可以行害；可以成全，也可以败坏，其使用的办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虽然有古代先王的德行，有圣人高超的智谋，不揣度透彻所有隐蔽的和深藏的实情，将什么也追求不到。
这是智谋的基础和游说的通用规则。
人们常常对这些事情感到来得突然，是因为不能事先预见。
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见到，这是最难的。
因此说，“揣情，最难把握”。
游说活动必须深谋远虑地选择时机。
过去我们看到昆虫蠕动，都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因此才发生变化。
而任何事情在刚刚产生之时，都呈现一种微小的态势。
这种揣情，需要借助漂亮的言辞或文章才能进行游说应用。
正因为《鬼谷子》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其谋略智慧博大精深，极富哲理，所以古今中外都将其视为一部奇书。
这部奇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自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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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国外的影响更形成了“热点”。
德国、美国、日本、东南亚，都在研究。研究机构、研究期刊、研究奖金纷纷成立、问世。
《鬼谷子》在学术界、宗教界、新闻界、工商界都有市场，长久不衰。可见，《鬼谷子》的生命力是极其旺盛的。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王步贵
《鬼谷子》与殷商文化
记载鬼谷子其人、其事及其书的文献虽有多处①，但内容都很简略，这是对于有关鬼谷子的问题难以说清的根本原因。
相对而言，在所有记载中最早而又最可靠的史料是《史记》。在《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同书卷七十《张仪列传》也记载：“张仪者，魏人也。
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在这两段引文中的鬼谷先生即鬼谷子，关于鬼谷名称的由来，上引《苏秦列传》之下裴骃《集解》引徐广注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以为号。”
①如下引《史记》的《苏秦列传》、《张仪列传》和《论衡》的《答佞篇》、《明雩篇》以及《汉书》的《王莽传》、《法言》、《风俗通义》、《拾遗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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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条之下司马贞的《索隐》也称：“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
按徐广和司马贞的说法，鬼谷原系地名，居其地者自以为号，遂有鬼谷先生之称。
然而，有关鬼谷之地也有多种说法，除上引资料中所见位于今陕西省泾阳县附近的扶风池阳和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县附近的颍川阳城之外，还有所谓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今湖北省当阳市附近、今湖南省大庸市附近①，以及今河南省淇县云梦山中，等等。不过，其中符合《苏秦列传》中所称洛阳以东者只有今河南省的登封和淇县两地，前者位于洛阳东南，后者位于洛阳东北。
鬼谷子隐居处在淇县云梦山的依据是大量的民间口碑资料和诸多的遗迹与遗物。
其中较重要的是：云梦山中鬼谷洞口（亦称水帘洞口）
明人窦文书写的一则摩崖题记，曰“鬼谷先生隐处——水帘洞”
；明嘉靖二十四年《淇县志》云：“水帘洞，……世传鬼谷子修道处”
②；清人何士琦撰写的《云梦山游记》碑刻称，“水帘一洞，尤极幽玄，乃鬼谷先生仙栖之处”。
这三条证据虽然时代较晚，但却与《史记》的《苏秦列传》相符合。
《苏秦列传》称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而淇县云梦山的地理位置在上列诸地中最接近于齐地。
因而，将上述三条
①这些地点与《苏秦列传》记载的洛阳以东的方位不符，可信度不大，故不一一赘注。
②清顺治十七年《淇县志》删此，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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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与《史记》的记载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就会觉得鬼谷子隐居于云梦山的可能性较其余各处更大。
淇县之地古称朝歌，为殷商最后国都，后为卫国都城，今城内县林业局大院门口尚存卫国故城城墙。
《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的记载也可以为证，该记载曰：“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
……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上述记载不仅告诉我们卫国最初受封于河水和淇水之间，而且告诉我们由于卫国统治之民是殷商遗民，因此国内政局颇不安定。这对于我们理解后面的文字是有帮助的。卫国虽然是周初封建的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动荡，春秋以后便日趋衰败了。
公元前６６０年，狄人伐卫，杀卫君懿公，齐桓公率诸侯伐狄，并将卫国都城迁到新筑的楚丘①（今河南省滑县）。以后，又东迁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
，成为依偎于齐、魏等诸侯之间的小国。公元前２５４年，卫国沦为魏国的附庸，从此苟延残喘，虽然其国君传位至秦二世，实际上早已形存而实亡。
由此看来，卫国不仅在地理上日益接近齐
①《通志》卷六十八《艺文略第六》纵横家条下有《鬼谷子》三卷，其下皇甫谧注曰：“鬼谷子先生楚人也，生于周世，隐居鬼谷。”
“楚”
或为“楚丘”
之脱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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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疆域，而且在政治上长期受齐国的控制，从这方面来考察，与《苏秦列传》所谓“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一语相符。
另一方面，卫国又曾受制于魏，受魏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况且其间交通便利，人员交往也自然频繁。这一点恰好又与《史记》的《张仪列传》中所谓“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
一语相照应，可以作为鬼谷子隐居于淇县附近的佐证。
与淇县相比，登封虽然也在洛阳以东，但地处成周与郑国之间，后来为韩所有，其地距齐较远，政治上受齐影响也较小，似难与《苏秦列传》的记载相印证。
倘若史实确如上文推测，即淇县之云梦山确系鬼谷子隐居之地，则鬼谷子的思想根源也即产生鬼谷子学说的文化背景就有迹可循了。
鬼谷子的学说集中体现在《鬼谷子》一书之中，而《鬼谷子》一书充满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鬼谷子》重在论述谋略的设计与运用，它主张揣摩情势，筹决计谋，以指导政治行动。在该书《揣摩》中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
又称：“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者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
在该书《飞钳篇》中也称：“将欲用之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财货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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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的学说旨在“用之天下”
，为了达到“用之天下”
的目的就必须“度权量能”
，这正是《鬼谷子》一书的中心思想。
鬼谷子的思维方法充满了辩证分析的因素，这在《鬼谷子》一书中也有大量的反映。如该书《捭阖篇》中称：“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
在《反应篇》中也称：“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睑，欲高反下，欲取反与。”
在《权谋篇》中则称：“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
在《谋篇》中还称：“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
在这几段论述中，正反兼及，矛盾相应，层层推进，说明鬼谷子的思想相当深刻。
由于《鬼谷子》一书体系缜密，逻辑性强，因而虽云其“鬼”
，却并不陷于诡谲。
另一方面，鬼谷子虽然意在掌权制众，以平天下，具有恢弘的理想，但却并无政治方面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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