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一书的内容，大多是抽象的原则，并不牵涉当世的人与事。
作为隐士，却很关心政治；作为政治理论家，却又没有社会活动：这样矛盾的现象，是鬼谷子思想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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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在鬼谷子深刻的思想意境的背后，有着宽广源远的历史景深；而鬼谷子超脱的政治理论也非凭空产生，它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经验的总结。
换言之，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才能萌发出鬼谷子这样富有哲理的学说。我以为，培育鬼谷子其人、其事、其说的土壤是殷商文化的积淀。
鬼谷子隐居的卫国虽是一个日趋衰败的小国，但它的人民却主要是曾经繁荣昌盛的商王朝的后裔。
建立商王朝的商族最初是一个频繁迁徙的部落，直到盘庚之际才在殷地附近安定下来，此即所谓的盘庚迁都于殷。
此后，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附近的小屯村的殷便成了商人活动的中心，因而盘庚迁殷之后，商又被称为殷商。
鼎盛时期的殷商王朝的版图相当辽阔，据说“东自济水，西至陕西，北起易水，南及桐城，纵横都在千里左右”
①。但是，由于古代简陋的交通工具及其他技术条件的限制，这里所谓的版图不可能像如今的国家那样疆界分明，它只是指殷商王朝的势力所能达到的范围而已，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依附于殷商王朝的部落和方国的领土②。实际上，殷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局限于以殷——妹为轴心的今豫北地区，这一地区北抵漳河，东与南达黄河，西凭太行山，呈平行四边形形状。
妹，又作沫，后称朝歌，其位置即在今淇县，殷商晚期以其
①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第一章《殷族的起源及其活动的区域》，收于《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一版。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商时期中心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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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别都。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在朝歌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①，使之迅速地兴旺发达起来，成为殷商末期的政治中心与文化荟萃之地。至今，在淇县城里、城外仍留有如摘心台、鹿台、纣王墓等大量的文化遗存。然而，由于纣王的腐败，殷商王朝被周王朝灭亡了。此后，正如前文已述，周王朝在朝歌封建了卫国。
卫国的人民主要是殷商的遗民，共有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族②。这七族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他们的职业，如陶氏与制陶业相关，“樊”
字为篱笆之意，“繁”
即马缨。
也就是说，卫国统治下的殷商七族遗民主要是从事手工劳作的人民。
之后，由西周而进东周，由春秋而入战国，卫国的殷商七族遗民及其后代依靠辛勤的劳动不但将其祖先的先进技艺继承了下来，而且将殷商文化的结晶凝聚在他们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中。
卫国虽然在春秋、战国之际政治上日趋衰落，而手工业与商业却久盛不衰，就是由于它一直被笼罩在浓郁的殷商文化之中的缘故。
因此，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观察，都应该意识到鬼谷子的思想与殷商文化之间会有联系。
商代文明是辉煌的中国文化奠基之石，尤其在盘庚迁都于殷之后，它的光彩迷人夺目，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这些
①《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灭亡，七（应作二）
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这是纣王营建朝歌的文字记载。
②《左传》定公四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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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从文献中看到，而且也已经被安阳殷墟以及淇县的大量遗迹与遗物所印证。
商代文明的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意识的相对发展。盘庚迁殷之后，殷商王朝进入了奴隶制的社会阶段，作为公共的、强制性的统治机构的国家机器业已形成。
在殷商社会中，阶级分化十分清楚。特别是，在统治阶级中层次已很分明，其最高统治者是王，在王的周围是以亲缘关系确立的大小贵族，在王的外围是以服属关系确立的各邦侯伯及酋帅，此外还有下文要谈到的掌管贞卜与祭祀的贞人和巫史。这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为了更好地操纵国家机器去治理自由民与奴隶，去处理宗主国与方国、部落的关系，去发动对外战争等事务，就必然要研究政策的制定与策略的实施等问题。
有关这些，在业已出土的卜辞中有大量的反映。
从先贤学者们对于卜辞的深入研究之中可以看出，殷商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相当繁复，人主运用权术去谋求政治利益的观念也已经相当明确。
也就是说，殷商王朝的统治阶段已经有了强烈的政治意识。
殷商王朝灭亡之后，殷商之民的政治地位陡然下降，特别是，原先的统治者们不但不能象过去那样行使其统治权力，而且还受到了排斥与压迫。
因此，除了少部分投靠周王朝的贵族外①，大部分人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其中的一些人便如前文所引《史记?卫康叔世家》中记载的那样，或者怀有“贼心”
，或者
①如殷王帝乙之首子、帝纣之庶兄微子。事见《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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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作乱”
；也有不少人投奔山林，隐居了起来①。在隐居者中也有两种情况，一种人对世事冷寂了心，因而甘心清静，走上了“无为”
之路；另一种人虽然远离了政治，却并不甘心脱离政治，为了排泄那种得不到政治实践的机会而苦闷，于是收徒授课，著书立说，试图以其思想来影响世事。
正是这样，经过若干代人的相治相袭，虽然承载殷商文化的躯壳殷商王朝早已腐朽了，但是其所留下的积淀却被提炼、结晶出来。
其中的政治斗争的经验也被抽象出来，成为后世人主揣摩情势，筹决计谋，以指导政治行动的思想宝库。殷商民中的后一部分隐居者的行为与上文所述鬼谷子虽有恢弘理想却无政治方面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是相一致的，他们的思想也与鬼谷子学说中抽象的原则居多而当世的人事甚少的情况是相一致的。
因此，从这一点来考察，鬼谷子其人、其事与其说的产生与殷商文化应该是存在着有机的逻辑关系的。
我们从追寻鬼谷子隐居之地为线索，将鬼谷子思想与殷商文化联系到了一起。
其实，如果承认鬼谷子思想与殷商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反过来又可以作为鬼谷子隐居于曾是殷商别都的朝歌附近的佐证。
二者应该是互证的。
因此，将鬼谷子学说与殷商文化作更加深入、细微的对比、分析与综合研究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
如果承认鬼谷子学说植根于殷商文化，那么鬼谷子名称的来源就有以下两种可能。
①如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事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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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与殷人信鬼有关。
现在人们总是将鬼与魔怪、妖魅联系在一起，谈“鬼”
而色变，其实在殷商时代鬼是很崇高的形象。
这是因为殷商社会脱离愚昧的原始社会为时不久，所以特别敬重鬼神。
因而，《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在殷人的心目中，人死之后就化为鬼，鬼是祖先的灵魂，而祖先的灵魂是具有很大的威力的。盘庚迁都于殷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为了说服部众以达到迁殷的目的，盘庚就将上天与祖宗的牌位抬了出来，《尚书?盘庚篇》载盘庚对大众言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馁四方。“
盘庚的这一招还真灵，大众终于服从了先王的灵魂的“意志”
，在殷都安居下来。
鬼既然是殷人的祖先，必然会保佑其现世的子孙。因此，殷人祭祀祖先的活动十分频繁。祭祀活动的本身是对于祖先崇德报功的表示，目的在于求得祖先降福。
既然祖先的灵魂有巨大的威力，又能够降福于后人，于是殷人每有重大的生产活动在政治活动乃至于战争与媾和，都要求教于鬼的启示。
具体地说，就是利用龟背或牛胛骨等物来占卜，以此表明鬼神的态度，决定是否进行某项活动。作这种占卜工作的人就或前文述及的贞人。他们在殷商王朝中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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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是很高的。对此，李亚农先生曾经有过论述①：“在（殷商王朝）
国家机关中还存在大批显赫的人物。首先，就是我们在卜辞中习见的贞人，也是殷代的史官，当时最高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国家机关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
殷王的一切行事都要由他们来贞卜：战争、祭祀、天时、收获、田猎、疾病、生死、来往、行止、建筑工事以及人事行政等，无不包括在他们贞卜范围之内。“
贞人之所以会在殷商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占据崇高的位置，那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最接近鬼的人，是鬼的代言人。
不仅如此，贞人还是智慧的象征，正如李亚农先生指出的那样，贞人是“当时最高的知识分子”。
殷人的贞卜虽然是迷信活动，但却是一项很复杂的脑力劳动。
有的过程往往要经过几十次反复，才能推断出结果。
因此，剥去其迷信的外衣，仅从其分析推理的过程而言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辩活动，其中包含了心理学、预测学、逻辑学乃至朴素的辩证思维的萌芽。说到此，我们又顺便会联想到前文所言的鬼谷子思想中的缜密的思维成分。
既然我们承认鬼谷子学说植根于殷商文化，那么这些缜密的思维成分或许就是由殷商贞人们的思辩活动中萌发出来的。
后来，殷商王朝虽然灭亡了，占卜之术却流传了下来，鬼的概念也仍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强烈地留存着。既然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中鬼和鬼的代言人是智慧的象征，那么人们将那些
①《殷代社会生活》第六章《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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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智大慧的山中隐士冠之以“鬼”
字也是可能的。既然山中隐士是“鬼”
，他们隐居的山谷就成了“鬼谷”。
其二，与鬼方有关。
在殷商王朝的周围有许多异族部落与方国，其中有一个强大的方国叫鬼方。其名见于《周易?既济篇》，其文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鬼方即两周时的玁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以后的匈奴，这是与古代的汉民族交往颇为密切的游牧民族。
一般认为鬼方在今陕西省一带，其实从上引《周易》中的那句话来推测，鬼方不会离殷商王朝太远。无论如何，殷高宗武丁不可能置根据地不顾，放心大胆地脱离殷都，驻扎在遥远的陕西，长期地从事征伐活动。如果真有此事，等他三年后回殷都，王位早已被他人篡夺了。我体会，所谓“三年克之”
的含义应该是，在三年之内经过反复用兵终于打败了鬼方。因此，鬼方的位置不会离殷都太远①。其实，鬼方自古就是强大的部落，它不仅占有很大的范围，而且还有众多的下属部落，其中有不少游牧于今河南、山西两省交界的太行山脉地区。
观今淇县以西的云梦山区，正属于太行山脉南段的余脉，而且水草丰盛，至今仍是放牧牛、羊的优良牧场②。在殷商王朝势力薄弱时，鬼方部落中的一支进入其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也许正是因为离殷都太近了，武丁才要下决心花三年的时间将其打败。
①前文述及，公元前６６０年狄人伐卫，杀卫君懿公，齐桓公率诸侯伐狄，并将卫国都城迁到新筑的楚丘。这里的狄人，即鬼方部落的后裔。
②至今云梦山区仍以朝歌黄牛、太行黑山羊等特产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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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败的那些鬼方部落是从此远遁了呢，还是留在原地当了牧奴了呢？史事渺茫，我们已无从知晓了。但是，他们曾游牧过的山谷被冠以“鬼”
名而流传下来却是可能的。
北京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社长 李凭
《鬼谷子》与中国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改革开放以后引进来的新术语，它是西方政治学在本世纪后半叶开拓的新领域。政治文化如同一般文化一样，也是个宽泛的概念，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西方学者对此都是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本文权采用国内学者的折衷看法，即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具体地讲，包括了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人们的政治行为受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政治文化构成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深层结构①。
中国政治文化在世界上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系统。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因而本文无法作一准确的概说。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内涵异常丰富复杂，影响于政治行为的文化因素至多。
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思想学说明
①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８—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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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地笼罩了封建政治体系，儒家的道统与封建王朝的政统合而为一，几乎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口头上都是孔孟的信徒。
其次是法家的思想学说若明若暗地发生着影响，说秦汉以后一直存在着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多少个法家人物，那是欺人之谈。章太炎于《检论?原法》篇中引桓范《世要》：“夫商鞅、申、韩之徒，其能也，贵尚谲诈，务行苛克，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放商、韩之法，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要时趋利，敢行祸败。
此又商、韩之罪人也。
然其抑豪强，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晚世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趣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办，但使官无谴责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
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而俗犹共言其能，执政者选用不废者“。
①法家的流风余韵绵延不绝，从以上言论中可见一斑。
再如黄老学说，也曾在汉代风行一时，无为而治的做法历代有人推崇。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远不足以涵盖中国的政治文化。
仅一部《资治通鉴》，其中述及的政治活动是多么纷繁丛杂，政治斗争中智计百出，波诡云谲，与儒家的温良、道家的清静、法家的严正迥不相侔，而《鬼谷子》书中论述的谋略权变却可以为某些政治行为做出顺理成章的解释。
因此我们认为，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鬼谷子》是一部必读书。
《鬼谷子》是一部奇书。
清代学者秦恩复说：“今观其书，词
①《章太炎全集》（三）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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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义奥，反复变幻，苏秦得其绪余①，即掉舌为纵约长，真纵横家之祖也。“
②《隋志》、两《唐志》均隶其书于纵横家。
我们虽不必拘执其为“纵横家之祖”
，但认为是战国纵横家政治活动的理论总结当无大问题。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游士的一个学派，游士则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一个新阶层。
顾炎武说：“春秋以后，游士日多。
《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
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
③游士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诚如余英时所说：“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过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
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所谓‘仕“
的问题。“
④士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要出仕从政，一是“士无定主”
⑤，唯纵横家体现得最为充分。
他们没有确定的政治立场，没有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只是要涉足政界，出人头地，求取功名。
当时的社会分化造成游士这样一个社会阶层，而纵横家特别善于利用
①秦恩复认为《鬼谷子》并非《汉志》著录的《苏子》，苏秦乃习《鬼谷子》而有成者。
②见《四部丛刊》本《鬼谷子》卷首《鬼谷子叙》。以下引该书只注篇名。
③《日知录集释》卷七《士何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④《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０页。
⑤“士无定主”
语见顾炎武《日知录》。
《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周末风俗》条：“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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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的方便，四处奔走游说，为各诸侯国君主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指出趋利避害的途径。他们的政治技巧异彩纷呈，而其精神、原则、纲领则荟萃于《鬼谷子》一书，因而该书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保存了宝贵的资料。
把政治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基本态度。
在贵族世袭制时期，个人能否从政并不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到宗法制度破坏以后，才有了个人选择的可能。但是诸子百家的学说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
比如儒家，是否从政就要视客观条件而定。
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①政治黑暗的时候就不一定从政。孔子把谋取政治地位、掌握权力置于推行自己主张的后面，如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宁愿脱身而去，绝不姑息牵就，屈己从人，此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②。孟子也是这样的主张，他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④天下无道的时候只能独善其身，为信念而牺牲自己的政治抱负。
原始儒家对出仕抱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对信念的执着远甚于对权位利禄的追求。墨家的态度与儒家基本相同，也是将从政视为推行政治主张的手段，而不是把政治
①《论语?卫灵公》。
《秦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亦是此意。
②《论语?公冶长》。
③《孟子?尽心上》。
④《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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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作为一种事业，将政治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追求。如《墨子?鲁问》篇说越王意欲把墨子迎接到越国，裂故关之地五百里而封之，墨子说：“意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
出卖自己的主张而获致权位爵禄，为墨家所不取。
《鬼谷子》书中所反映的从政态度则与儒墨两家不同，《中经》篇说：“盖士当世异时，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
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
士人会有不同的境遇，该书推崇的是能够“败败自立”
的人。
据陶弘景注：“败败自立谓天未悔祸，危败相仍，君子穷而必通，终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就是说不管环境多么险恶，无论遭受多少次挫折，总要能有所树立，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书中所讲的“道”
，贵在“握权”
，贵在“制人”。这里不讲前提，不论条件，要改变个人的处境，只有争取政治地位，掌握权力。
《忤合篇》中有一段话陈义较高，也只是说：“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圣人的功业也只是“扬声明名”
，通俗地说，是为了名，何况凡庸之辈！
政坛上风云变幻，可以一显身手，建功立业的机会多得很，“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巘隙，不可不察也①“。不管是什么样的
①《鬼谷子?抵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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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都可以抓。
《鬼谷子》书中讲的就是怎样才能把机遇把握住，把握好。
所以我们可以说，该书所反映的从政态度，是把政治活动作为个人事业，最高目标也只是“扬声明名”
，树立个人的形象。
《史记》所载苏秦、张仪的言行可为此作一注脚。
《苏秦列传》载苏秦说：“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
他奔走列国，四处游说，为得是“取尊荣”。
《张仪列传》载张仪曾到苏秦门下请求引见，苏秦对他说：“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
张仪怒而入秦。
假如他在此得到“富贵”
，有了一官半职就不会离去。这与《鬼谷子》所体现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更为具体真实，从政的目的是要名利双收。
后世虽然是儒学占据主导地位，但士人从政的态度则基本上作为个人事业，而很少有理想信念的成分。如《汉书?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读书是为做官从政，做官从政则是因为有利禄，当然还有显贵尊荣，这种态度还受到封建皇帝的推助，如流传颇广的宋真宗《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种通俗的说教表现出为利禄而仕的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古代审慎从政的态度早已不受推崇。
封建皇帝用利禄劝诱士人，固然有其网罗人才的用意，但为富贵而从政的观念确实更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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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的心理。
推阐权术
政治活动总会有权术夹杂其中，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主流是不崇尚权术机巧，至少是讳莫如深，可以做，但不可以说。
尤其是在儒家的学说中，视之为旁门左道，视之为诈伪邪术。
《鬼谷子》书，柳宗元即斥为“其言益奇而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
①。
《四库提要》称赞柳宗元这个评语：“差得其真”
，显然他们都认为《鬼谷子》所讲的道理不宜宣扬。
比较欣赏《鬼谷子》的高似孙说：“《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
主要激赏书中所论的权变谋略。但是他又说：“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该者，而鬼谷子尽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
②还是褒中含贬，有所顾忌。
先秦法家是主张用权术的，对权术也很有研究。
《鬼谷子》书中所推阐的权术，与法家所讲的互有出入，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法家在这方面的学说集中在《韩非子》一书。
若非《鬼谷子》与《韩非子》俱得以传世，我们就无从窥见后世政坛上玩弄权术者的思想渊源，那真是研究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缺憾。
据韩非给权术所下的定义，“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
①柳宗元：《鬼谷子辩》②高似孙：《子略?鬼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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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①韩非认为权术和法令都是人主的最主要的统治手段，但二者截然不同。他指出权术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独占性，权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为君主所独占，亦即刘泽华先生说的韩非子“讲的术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的驭臣之术”
②；一个是隐蔽性，深藏不露，暗中使用。
《鬼谷子》书中的权术，也讲究隐蔽性，在这一点上与《韩非子》是同调。如《谋篇》中说：“故先王之道阴。
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
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
这个“中正”
并不是儒家的“中正”
，而是隐匿的代名词。
隐匿正是智慧所在。
同篇又说：“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
见识比众人高明，还不是智慧的精义，关键是运用起来众人还觉察不到，这才是真正的高明。
这样的高明，即该所称扬的阴道，因而说“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
（同前引篇）。
权术智计的精髓即在隐秘，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政治斗争的复杂性、神秘感就荡然无存了。
《鬼谷子》书中讲的权术没有独占性，此点与《韩非子》不同。权术有君驭臣之术，有臣弄君之术，也有臣与臣之间的互弄之术，《鬼谷子》是把权术看作政治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技巧。如《揣篇》中说：“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
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所索之。
此谋之大本也，
①《韩非子?难三》②《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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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之法也。“
揣情是游说的重要方法，游说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心理状况，而施用一切谋略，都离不开这一条。只要是针对人的举措，都应该把心理因素考虑在内，所以说：“其数一也”
，是“谋之大本”。无论什么人使用计谋，都应如此，没有例外。
《鬼谷子》书中没能像《韩非子》那样讲具体的权术方法，但有几条原则性的论述，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利用人的特点，利用人的弱点。
《谋篇》说：“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
这是利用人的特点。又说：“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
这是利用人的弱点。
《内揵》篇说：“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
也是此意。
第二，因势利导。
《谋篇》说：“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
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故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
搞权术不能显示出明显的意图，要想做到隐匿，用智而人不能知，因势利导是最好的办法。善于利用别人的行为，不为察觉地加以引导，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阴道（导）
而阳取之“。
第三，善于分析利害关系。
《谋篇》说：“同情而俱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成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同异之分，类一也。”
细读这段话，使我们想起英国首相邱吉尔说的，如果魔鬼反对法西斯，他也愿意同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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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结盟。虽然《鬼谷子》是理论分析，邱吉尔是就事论事，但都能使我们体会到，利害关系在政治中所占的地位。
所以在政治斗争中运用谋略，必以利害关系为归依，此即《决篇》中所云：“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
第四、分析形势，灵活运用。
在政治领域里施用计谋，没有一定之规，全在于因时因事而制宜，此即《忤合篇》中所说的“世无常贵，事无常师。”
大而言之，如《抵巘》篇所云：“圣人见萌芽巘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
小而言之，如《内揵》篇所云：“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
总之，灵活多变是权术的重要特征，从权善变才能称得上有术。
山西大学副教授 赵瑞民
《鬼谷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根源于先秦诸子。
鬼谷子其人其书与诸子百家之关系，以及与神秘文化之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鬼谷子与“诸子百家”
１．纵横家：鬼谷子生活在“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的战国时代，是时周天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已告崩析，这既为政治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也为“士”
的发育出脱开拓了良美的机缘。在烽火四起，狼烟遍地的当时，为出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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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舒展春云的游说之士，便凭借其对列国军政态势的洞悉，依仗其聪明睿智和伶牙俐齿，周旋于列国诸侯之林，折冲樽俎，捭阖纵横，出谋划策，出将入相，或一言兴邦，或只语灭国，到处显山露水，出尽了风头，这便是所谓“纵横家”。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称：“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
纵横之说虽不肇始于鬼谷子，但鬼谷子却是先秦纵横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探讨了先前纵横学说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考察了当时社会军政变幻的风云走向，吸收了如《周书》、《韦秩》和《太公阴符》等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自身揣摩体验心得，著书立说，使纵横学说系统化、理论化了，并以此传授生徒，使纵横学说得以广布，再由门生将此说应用于社会事功，不但使纵横之说跻身于诸子百家之林，而且也推进了先秦历史的发展。
据《史记》载，战国时代纵横家的两位主要代表张仪、苏秦，都是鬼谷子的亲传弟子。前３４３年之后，魏国独霸中原的格局因“马陵之战”
而被打破，历史进入秦、齐两大强国遥相对峙时期。秦、齐为各自霸业，都设法在对外兼并战争中争取与国，孤立敌国，而处于两强夹缝中的魏、赵、韩、燕诸国为谋求生存便审时度势地分成联秦抗齐或联齐抗秦两派，所谓的“合纵”
、“连横”
便缘此而生。从地域上讲，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
从策略上讲，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
，连横是“事一强以攻弱”
（《韩非子?五蠹》）。起初合纵与连横对秦对齐均无不可，但到“长平之战”
后，合纵便成为合六国之力以抗强秦，连横便成为六国分别降秦的固定意思了。
在合纵连横政治风云中，出身于魏国贵族的张仪，为六国连横事秦，活动于秦、楚、魏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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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秦的强大和统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在《史记》和《战国策》中有可信的记载。
张仪连横的成功，使能与秦抗衡的唯有齐国而已，出身于东周洛阳，而为燕昭王亲信的苏秦，为谋求燕国的强大生存，转移齐国对燕国的虎视，便游说于齐、赵、韩、魏诸国，或组织合纵伐秦，或煽动合纵攻齐，特别是在齐国从事了大量的反间活动，最后以致于被齐湣王车裂而死。
苏秦合纵之术，使强齐渐次削弱，歪打正着，与张仪一样，也为秦横扫六合，统一华夏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在《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中有确切的记载。
张仪、苏秦是鬼谷子纵横学说的杰出继承者。
他们都堪称先秦卓越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们“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皆高才秀士”
（《战国策?刘向书录》）。
他们坐而议论风生，起而叱咤风云，是战国“百家争鸣”
时代能量最大的一家。
由于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张仪、苏秦之言，乱国政”
（《资治通鉴》卷二七）
而横加贬抑，纵横家说遂黯然失色，鬼谷子其人其书，也大受连累而无以倡行光大。
从《鬼谷子》“捭阖、反应、内揵、抵巘、飞钳、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本经阴符七篇、持枢、中经”
诸名目看，这是典型的战国纵横家思想资料，与先秦诸子其他学派应作等量齐观，一视同仁。明代有识之士唐顺之尝谓：“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之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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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其本色也。
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
（《答茅鹿门知县二》，《荆川先生文集》卷七）。
《汉书?艺文志》“纵横流”
列《张子》１３篇，《苏子》３１篇，均佚，若随考古事业之发展，张仪，苏秦之书能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一样重见天日，对鬼谷子与纵横家之研究必会有一新天地。
２．兵家：兵家是先秦“诸子百家”
中应用性最强的一家，其代表人物有孙武、孙膑、庞涓、尉缭、吴起等人，大都有兵法书典传世。在这些军事家中，孙膑、庞涓即出鬼谷子门下。
“兵者，诡道也。”
诡者，鬼也。通览《鬼谷子》全书，其通权达变谋略之术，可应用于军事兵法者比比皆是。
鬼谷子不仅教出了孙膑这样的兵法家，《鬼谷子》一书对后世历代兵法著作也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是需要作专门学术发掘的。
在后世附会或伪托鬼谷子的著作中，有一些就是兵法方面的，如《鬼谷子先生占气》、《鬼谷子天甲兵常穰术》等。
《鬼谷子先生占气》有《鬼谷子风云气候诀》、《军气杂占》和《十干占》等篇，是《汉书?艺文志》上所谓的“兵阴阳家”
的东西。
鬼谷子在兵法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兵阴阳家”
，而“兵阴阳家”
又是中国古代兵家文化中内容极神秘丰富的部分，考察鬼谷子对历代“兵阴阳家”
的影响及“兵阴阳家”
在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文化史的发展，对学术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都是亟需而不可或缺的。
３．道家：从中国思想史上讲，《鬼谷子》的内容与老子《道德经》有近似的哲学价值，其从“道”
的高度论阴阳，柔刚，开闭，弛张之消息变化，并据“道”
，以审时度势，顺天应人，或出或入，或进或退，或合或离，或连或断，或显或隐，或守或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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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或疑，或取或弃，议论甚为宏富深刻，标出了不少哲学的概念，范畴。以“道”
来立论，从形式，到内容都颇似《老子》笔法。
从政治思想史上看，道家的《老子》与法家的《韩非子》都是论“帝王南面之术”
和“为君”
之道的，从这个角度读《鬼谷子》，也可以品得个中三味。又，据日?武内义雄考析，《鬼谷子》的《符言篇》与《管子?九守篇》颇似，约成于齐宣王时代，与道家、法家思想契合。
仙道家历来都奉鬼谷子为祖师。传说鬼谷子有弟子五百余众，茅濛即是从习仙道之术的高足。关于鬼谷子的结局，有随老子西出函谷关而化于流沙之说。从神道角度写鬼谷子的书所遗甚多，如《录异记》、《太平广记》、《金楼子》、《道藏目录详注》、《十洲记》等。
在道家转化成道教之后，不仅给老子以无尚崇高之神位，鬼谷子也高居“真人”
灵位。今传《鬼谷子》版本即取自明正统《道藏》陶弘景注本。在《道藏》之中，不仅还有《黄帝阴符经集注》一卷，伪托者欲神其书，把集注者名单上列入鬼谷子的名字，而且还有所谓的《鬼谷子天髓灵文》二卷，此书上卷为“水帘洞主鬼谷子”
《秘密天文》，卷下为《混天移地法》，《天髓治国安邦章》和《造化灵药》，主要讲符咒、录仪、图印、方药、法术等。
关于鬼谷子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及鬼谷子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和具体影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史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４．名家、墨家、阴阳家、儒家：在先秦时代，《邓析子》归于名家，《鬼谷子》中的《符言》篇与《邓析子》内容颇多相似之处，值得参照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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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一派，在先秦是“显学”
，其与鬼谷子之关系本属盲昧无稽之事，但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却写道，“却说周之阳城，有一处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树密，幽不可测，似非人之所居，故曰‘鬼谷’。
内中有一隐者，但自号曰‘鬼谷子’。
相传姓王名栩，晋平公时人。
在云梦山与宋人墨翟一同采药修道。“
这里讲鬼谷子与墨子关系如此密切，不知何所据也，存疑待考。阴阳家在先秦以邹衍为代表，实则多由燕齐方士组成，队伍甚大，影响也不小，由于史料的局限，学术界对此一派研究不多。
方士的存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有关方士的史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连篇累牍的，而学术界由于观点上的局限，也用力甚少。
以至于今，阴阳家、方士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极大的课题仍是相当荒芜的园地，鬼谷子是一位著名的“隐士”
，也是一位方士，《十洲记》和《金楼子》对鬼谷子与方士及他们与秦始皇的关系有生动反映，虽然或出伪托，但毕竟是属于与鬼谷子有关的文化现象，一样值得留心。后世方士，阴阳家不神秘其术数，多托伪于如鬼谷子这样的高古名人。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人，在先秦与鬼谷子毫不相干的，但鬼谷子这位高明的“隐士”
与以经营天下为志，到处游说以求售其学说的孔孟在聚徒授学，积极入世，著述经门人弟子整理而成等方面是极相似的。鬼谷子与儒家创始者无直接关系，但鬼谷子学说在后世却不断受到儒学思想家的讦诋。
如唐代柳宗元尝作《鬼谷子指要》一文，称：“《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盩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
其言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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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
宋代晁公武《读书志》也说《鬼谷子》“教人诡治、激讦、揣测、险猾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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