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三国志卷四十七 吴书二(5)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春天正月,孙权下诏:“由于连年动兵,人民长期困于赋役,加上有时歉收。现宽容各项租赋,不再限期催缴。”夏天五月,孙权派遣陆逊、诸葛瑾屯驻江夏、沔口(今汉口、江夏郡北出之要地),孙韶、张承率兵向广陵、淮阳,孙权则亲率大军围攻合肥新城。这时,蜀的丞相诸葛亮从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南)出兵,孙权以为魏明帝不能远出,没想到明帝派兵帮助司马懿抵拒诸葛亮。却亲率水军东征,大军还没开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孙权就退回来,孙韶也罢兵,还守原来的防地。秋天八月,用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就近征讨山越。九月初一这天,大霜纷降,损伤不少稻谷。冬天十一月,太常潘濬平定了武陵地方的蛮夷,回到武昌。孙权下诏改曲阿为云阳,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县)为武进。庐陵盗贼李桓、罗厉相继为乱。
嘉禾四年(公元235年)夏天,派吕岱出兵征讨李桓等人。秋天七月,降冰雹。魏派使者前来,请求用马交换南方的特产——真珠、翡翠鸟、玳瑁。孙权说:“这些东西虽是珍宝,却不是我必要的,现在可以用来换得马匹,何乐而不为呢?”
赤乌元年(公元238)春天,铸造一种相当于一千钱的大钱。夏天,吕岱征讨庐陵叛贼完毕,还军陆口。秋天八月,武昌传言出现麒麟。有关部门上奏说:“麒麟是太平盛世的瑞兆,应该更改年号。”孙权下诏:“前些时候有许多赤乌翔集在殿前,是朕亲眼所见,若真的是神灵显示的吉祥,改年号就可以用‘赤乌’。”百官群臣也奏言:“从前武王兴兵伐纣,就曾有过赤乌的祥瑞,君臣们都看到,终于领有天下,这在圣人流传下来的典籍里面,记载得很详尽。现在主上亲见吉兆,更可证明事态愈佳了。”于是改年号。步夫人去世,追赠为皇后。起初,孙权很信任校事吕壹,吕壹的个性苛刻惨酷,执法极严厉。太子孙登好几次劝谏,孙权都不接纳,其他的大臣们也就没有人敢再说话了。后来,吕壹奸罪泄露被处死,孙权深深引咎自责,派中书郎袁礼告谢各位大将,并请教时事所当损益之处。袁礼回来后,孙权又下诏书,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说:“袁礼回来报告说曾和子瑜(按:诸葛瑾的字)、子山(按:步骘的字)、义封(按:朱然的字)、定公(按:吕岱的字)见过面,大家都拿自己不掌理民事以及时事应有先后次序为借口,不肯陈述意见,把责任全推到伯言(按:陆逊的字)和承明(按:潘濬的字)的身上去。等到伯言、承明见了袁礼,虽然流泪恳诉,辞意辛苦,却免不了心怀畏惧,有不能自安之情。我听到这些,内心怅惘已极,深自苛责。为什么呢?只有圣人能够不犯过失,绝顶聪明的人才能看清自己。常人的举止怎能尽合情理?一定是我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伤害拒绝了众人的美意仍不自觉,才使各位难以启口;要不然,又有什么缘故会这样呢?自从我用兵以来,已经五十寒暑,所需要的田赋兵役全部取之于民。如今天下未定,敌人尚在,士民的劳苦,是大家所熟知的。我和各位共同努力国事,从少至长,发已半白,总以为表里一致,足以坦诚相待,公私分明,就能够保全。诚心盼望各位尽言直谏,使我能够补救缺误。从前卫武公年过三十,还勤求补助的人才,常常叹责自己、鼓励自己。一般没有爵位的志士相交往,合则来不合则去,尚且不因某人有了污垢就改变平日的态度。今天各位和我共事,虽然有君臣之义存乎其间,就拿骨肉情分来比喻也不为过。应该荣福喜戚完全相共才是啊!真正的忠心不会隐匿私情,真正的睿智也不会遗漏计谋,凡事都有它的是非对错,各位怎可从容旁观?我又怎能和别的人去同舟共济呢?齐桓公称霸诸侯,有了善行,管仲一定赞叹勉励他;有了过错,管仲绝不放过规谏的机会,劝了不听,他会一直劝个不停。现在,我自问没有桓公的德业,各位仍旧心存芥蒂,不肯出口谏诤。就拿这点来说,恐怕我并不比齐桓公差,不晓得各位自比管仲又怎样呢?好久没有见到各位,说了半天时事,各位不妨一笑。还是老话一句,共定大业,整顿天下,除了靠各位鼎力相助外,还能靠谁?各等事务都有损益的可能,我很愿意听听不同的意见,好补正我能力所不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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