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乐府诗，“四杰”中的杨炯，《乐府诗集》虽未收，亦颇值得一提。尤其是《从军行》一首是边塞题材佳作，“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颇具时代特色。此外，唐初的魏徵，《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收其《出关》一首。此诗一作《述怀》，可能入乐时改名《出关》，是魏徵初归唐时自请安抚山东李密旧部、奉旨出潼关时所作。主要是描述旅途荒凉，抒写个人襟怀，语言质朴，风格慷慨，与其时的绮靡之风均异其趣。稍迟于“四杰”的宋之问（《乐府诗集》收诗三首）、沈佺期（《乐府诗集》收诗十八首），乐府诗多用五言近体，且格律较之“四杰”尤为精严，“至沈、宋始可称律”，可视作对“四杰”五言近体乐府的继承者，但内容平庸肤浅，仅在格律形式上做出了贡献。
2．盛唐乐府诗坛的雄浑之音
——王维、高适、王昌龄等的乐府诗盛唐时代，中国古代诗歌进入了高潮，乐府诗也同样奇峰迭起，蔚为壮观，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边塞题材的雄浑之作。慷慨激昂的风格，丰富多彩的内容，一幅幅别开生面的边塞题材的图画，在乐府诗史上绘写了新的一页。《乐府诗集》中收录的主要作家有王维、高适和王昌龄等人。
盛唐诗坛上的雄浑之音，虽说主要是边塞诗人的大合唱，但其序幕却由后来成为山水田园诗派领袖的王维拉开。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迁家至蒲（今山西永济），他是一个通晓音律、又善奏演的诗人。据《唐国史补》载：“人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他在仕宦生涯中又担任过大乐丞，因此，他努力从事乐府诗创作是顺理成章的。
王维青壮年时代生活在国势强盛的玄宗开元期间，他的人生态度也比较积极，所作乐府诗大都以歌咏征战生涯著称。《乐府诗集》共收录其乐府诗十四题二十二首，其中以从军为题材的就有十首之多。如二十一岁时所作的《燕支行》热情地讴歌“汉家天将”的神勇和声威，“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须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作者平虏卫国的志向于此可见。《老将行》描写一位少年从军、“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将军功高赏薄，又因他年老而弃置不用，但他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旦闻说边塞烽烟又燃，又跃跃欲试，渴望出征立功。而《少年行》四首，更是将作者高昂的意气和焕发的进取精神充分地加以展现：“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诗中所表现的咸阳少年以身许国的肝胆侠气正反映出蒸蒸日上的盛唐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
王维吟咏从军题材的乐府诗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其一，它们大都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主题，如《少年行》中侠义豪迈的“少年”，《老将行》中久战沙场的“老将”，《燕支行》里的“汉家天将”、“关西侠少”，《陇头吟》里的“长安少年”、“关西老将”，无不如此。其二，它们的内容虽慷慨悲壮而语言却自然真率，音节极为和谐，韵味深长；这同作者妙解音律恐怕是密切相关的。其形式较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这同当时边塞诗派诗人颇为相似，而和其后期山水之作大都采用五言律绝不同。
王维其他题材的乐府诗也有写得十分精彩的，尤推著名的《渭城曲》。此诗一题《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曲”名，恐怕是合乐以后赋予的新题。“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成为历代送别之作的绝唱。
在以边塞征战为题材的乐府诗大合唱中，王维虽然首开奇响，但他毕竟没有从军边塞的亲自体验，所作大都是客观的描述，缺乏诗人主观感情的投入。在这场大合唱中任主唱手的是高适，他使边塞乐府诗焕射出夺目的光彩。
高适（700～765），字达夫，今河北凔县人。他性格拓落，不拘小节。三十二岁那年，曾北游幽蓟，在蓟北一带居留两三年之久。天宝八载（749），举有道科，授封丘尉。唐代县尉一职主要负责管理治安，缉捕“罪犯”。高适对这一职务很厌恶，曾十分痛心地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不久毅然辞职，再次出塞，投入大将哥舒翰的幕府为记室参军。后因平定安禄山之乱颇有功勋，官职累进，历任淮南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使、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他“以诗人为戎帅”（《旧唐书·高适传》），在唐代诗人中是并不多见的。
高适曾两赴蓟北，一赴河西，对边塞军旅生活有着长期丰富的切身感受。他的边塞诗就是边塞实地生活的艺术结晶，其中不少是采用乐府诗形式的。《乐府诗集》共收录其乐府诗七题十六首。如：《塞上》、《九曲词》三首，《蓟门行》五首和《燕歌行》都是边塞诗名作。《塞上》是诗人在开元十九年（731）“单车入燕赵”、准备投笔从军时所作。当时契丹和奚勾结突厥，侵扰唐境，作者抚时感慨，在诗中描述了兵祸连年、边塞不宁的巨大危害，提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临此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主张派遣良将，坚决抗敌。
诗最后表示“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抒发了为国戍边的慷慨抱负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蓟门行》五首也是在蓟北时所作。这五首诗不一定作于同时，但诗的意思前后连贯，可视作一组组诗：从军将士的悲苦，边塞生活的艰危，将帅的不恤士卒、好大喜功，边地民众的英勇善战和爱国热忱，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蓟北前线军旅生活的面貌，显示出诗人强烈的爱憎。
高适最负盛名的乐府诗代表作是《燕歌行》，也是唐代全部边塞诗中首屈一指的佳作。这首乐府诗借古题而写时事，但是，它又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发，而是将自己边塞生活的所见所闻经过综合提炼，塑造出典型的场面。诗篇的主题是指责将帅骄奢，导致战争失利，给广大战士及其家属带来深重的苦难。诗最后说“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在热情颂扬战士们为保卫家国而浴血奋战的同时，以怀念英勇善战、爱恤士卒的西汉名将李广作结，尖锐地讽刺了那些无能的将帅。诗的主题深刻，笔力酣畅，有叙述，有议论，有描写，有渲染，全方位地展示了一幅唐代边塞征战生活的立体图景，真是一首悲壮淋漓之作。其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两句，用对比的手法，突出军中的苦乐不均，尤为著名。《燕歌行》本为乐府旧题，一般都用七言歌行体，但高适此作，更融进了许多律句，讲究对偶，使音节更和谐上口，在篇章体制上首先形成“苍放音多，排奡骋妍，自然沉郁，骈语中独能顿宕”（宋育仁《三唐诗品》）的气势风格，在乐府歌行体中另具特色，显示出他运用这一艺术形式的娴熟程度。
王昌龄（698？～757），字少伯，京兆（今陕西长安）人。开元十五年（727）进士。他一生仕途坎坷，“屡见贬斥”，但在当时诗坛极有声誉。尤擅七绝，至为人誉为“诗家夫子”、“超凡入圣”。《乐府诗集》收其乐府诗七题二十二首，其中用七绝形式的有十一首，堪称篇篇珠玑。
王昌龄的乐府诗题材主要集中于边塞征战和宫女思妇这两类。其边塞乐府诗，同高适一样也突出了将士们奔赴边塞、奋勇作战、为国捐躯的爱国激情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限于七言绝句的短小篇幅，他并不着力于铺叙场面，而是注重于刻画某一典型环境里的人物特定的思想感情。如《从军行》：“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就将边地戍卒置身于叶落秋深的凄凉季节，而让带有浓厚的边地特色的“羌笛”、“琵琶”的乐曲声，来逗引出他们对万里之外的亲人们的无尽思念，反映出他们的厌战情绪。而其《出塞》一首更加著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清沈德潜谓此诗“盖言师老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归重‘至今犹忆李将军’也”（《说诗晬语》），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将从古迄今千千万万将士因主帅非人而报国壮志难酬的共同悲慨浓缩在短短的二十八字中，曲折地表现了他们对边塞主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此诗“音节高亮”，含义深远，曾被明人评为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
王昌龄的五言边塞乐府诗亦有佳作。如收入新乐府辞的《塞上曲》两首和《塞下曲》两首，就是一组边塞战争题材的特写：“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这是边塞艰苦环境的描述；“黄尘是今古，白骨乱蓬蒿”，这是边塞战场死伤累累的惨景；“五道分兵去，将军百战场。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抒写将士对有功不赏反遭谗毁的不平；“边头何惨惨，已葬霍将军。……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抨击统治者刻薄寡恩、不恤死者。写实的笔法、冷峻的批判精神，与风华高美、慷慨悲壮的七绝诸诗相比，另具特色。
王昌龄亦很擅长写宫怨题材，这类诗大都是刻画宫中女子的孤苦寂寞和失宠哀愁。收入相和歌辞中的《长信怨》“金井梧桐秋叶黄”、“奉扫平明金殿开”两首即是这类诗的代表作。《长信怨》一作《长信秋词》，共五首，《乐府诗集》收录其二，都是写失宠宫女的哀伤，“优柔婉丽，含蕴无穷，使人一唱而三叹”（《唐诗别裁》），显示出大手笔的另一幅笔墨。
《乐府诗集》所收其他边塞乐府诗作家还有王之涣、李颀和岑参。
王之涣（688～742），是一个性格豪放不羁的诗人，少年时代“击剑悲歌，纵禽纵酒”（《唐才子传》），后折节攻文，诗名大著。可惜他的诗佚失很多。《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收其《出塞》一首。此诗一作《凉州词》，共两首，此为第一首，采用七言绝句形式：“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首两句状塞外苍茫孤寂之景，三、四句暗暗点明主旨，“言恩泽不及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杨慎《升庵诗话》卷二）。诗写得高远壮阔，结句意在言外，耐人诵读。诗首句许多唐诗选本均作“黄河远上白云间”，论意境当推“黄河远上”更美，而诗的原来面目恐怕还当作“黄沙直上”为是；但这个问题大约难以弄清楚了。
李颀（690～751），东川人，开元十三年（725）进士。《乐府诗集》收其诗五首，其中《从军行》一首亦是边塞乐府名作。盛唐边塞诗抒写的“主要是一种悲壮的豪情，异域的情调，辽阔的视野，边防的信心”（林庚《唐诗综论》），对战争持颂美态度者居多，虽然唐代的战争往往带有一定的正义性，故如高适《燕歌行》中的批判锋芒也只是指向军中腐败的主帅。李颀此作，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充实了边塞诗的内容，旨在讥刺帝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视民众生命犹如草芥。见识颇为与众不同，与李白、杜甫的非战诸作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全诗从紧张的从军生活写起，“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紧接着浓笔渲染边陲环境的凄清冷落，为了突出军中士卒的深重苦难，诗移步换形，不断变更视线，选择一个个侧面加以烘托，句句蓄意，直至篇末“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才画龙点睛，不着议论而题旨全现。蒲桃，就是现在的葡萄。西汉武帝为了觅求“天马”（产于今阿拉伯的一种良马），大启边衅，发动战争，当时随天马一起获得的还有蒲桃、苜蓿等种子。这里是借古讽今，以汉指唐。沈德潜评之说“以人命换塞外之物，失策甚矣，为开边者垂戒，故作此诗”（《唐诗别裁集》）。其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好大喜功的最高统治者的。
岑参（715～770），字不详，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曾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后人因称岑嘉州。他是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派作家。他有两度从戎边塞共达五年之多的西北塞外生活的实践，他的边塞诗正是他边塞实践生活的独特体验，在近八十首边塞题材的作品中，展现出一幅幅瑰丽奇伟的塞外风光的画卷。但是，岑参的边塞诗，大都用深受乐府诗影响的歌行体创作，在唐宋人眼中，乐府可以采用歌行体，但歌行体本身并不是乐府诗，故岑参就边塞诗的成就而言，堪称大家；而单就乐府诗而言，则作品甚少。《乐府诗集》仅收其《长门怨》一首、《忆长安曲》两首及《唐凯歌》六首。
《唐凯歌》六首是边塞题材的一组乐府诗，采用七绝形式。《岑参集》题作《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可知是天宝十三四载际在北庭时作。当时主帅封常清征大勃律后，又破播仙（今新疆且未县东北），从东西两面遏止了吐蕃贵族对唐的侵扰，岑参故献此作。因为是“凯歌”，故而主要是歌颂胜利：“汉将承恩西破戎，捷书先奏未央宫”、“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但其间仍透露出行军征战的艰难：“蒲海晓霜凝剑尾，葱山夜雪扑旌竿”、“暮雨旌旗湿未干，胡尘白草日光寒”，以及战争的激烈程度：“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空马鞍”，体现出作者以“尚奇”的性格气质为基点，在表现上追求激越畅达、“奇而入理”的风格特征。
此外，《乐府诗集》卷七九近代曲辞《陆州》大曲中《簇拍陆州》“西去轮台万里余，故乡音耗日应疏。陇山鹦鹉能言语，为报闺人数寄书”一篇未具作者姓名，据《岑参集》当系岑参作，原题作《赴北庭度陇思家》，个别字句略有差异，大约是被采入乐曲时所改。
3．古题乐府诗的最高峰
——李白的乐府诗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以边塞题材的乐府诗为突破口，形成了唐代乐府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站在高峰之巅的是大诗人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是屈原以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唐代诗人中，他最致力于乐府诗创作。《乐府诗集》共收录其乐府诗一百一十九题一百六十一首，数量之多，在古诗人中首屈一指。其中郊庙歌辞一首，鼓吹曲辞七首，横吹曲辞六首，相和歌辞三十一首，清商曲辞十六首，舞曲歌辞六首，琴曲歌辞九首，杂曲歌辞四十六首，近代曲辞十三首，杂歌谣辞九首，新乐府辞十七首。《乐府诗集》十二大类，除燕射歌辞外，他都有作品，几乎遍用了乐府古题。明人胡震亨称他“古题无一不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若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卷九）。他的古题乐府诗完全突破了南北朝及初唐文人乐府在旧题下变换词藻的陋习，与其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联系，是他精神性格和所处时代的形象写照。
李白的乐府诗虽然大部分用的是古题，但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创新。具体说分两种情况。一是借用古题而面目翻新。例如著名的《蜀道难》，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谓古辞“备言铜梁、玉垒之险”。现存梁简文帝、阴铿、张文琮等作，虽也写蜀道之险，但措辞立意，平淡无奇，形式又全是五言短篇，而李白此作，用七言歌行的形式，笔力雄奇，构思奇特，结合各种神话传说又糅杂进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绘声绘色，图形图影，将蜀道天险展现在人们眼前。此诗在当时即负盛名。天宝后期，殷璠编《河岳英灵集》评此诗说：“至如《蜀道难》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亦敏察到其在体调上的推陈创新。
另一种情况是全弃古意而别开生面。亦即虽沿用古题，但内容已同古题古意全然无关。例如《上之回》，古辞写天子巡视疆域，历代所作，大率如此。而李白《上之回》却是一首对帝王逸游求乐的讽刺诗。尤其是那首《丁都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李白用“丁都护歌”这南朝乐府旧题，描述纤夫的痛苦，与旧题已了无关联。这首诗叙事简略，但情感浓烈，作者不是作冷静的客观描写，而是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间，表现出浪漫主义诗人叙事之作的独特风格。
李白也有少量乐府完全沿用古题古意，但由于他才气横溢，“以己意己才发之”（《艺苑卮言》），仍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杨叛儿》这首民歌共四句：“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杜佑《通典》卷一四五说：“《杨叛儿》本童谣也。齐隆昌（494）时，女巫之子曰杨旻，少随母入内，及长，为太后所宠爱。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所欢。’语讹遂成‘杨叛儿’。”李白《杨叛儿》据此改造为八句：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题、意俱未改变，原歌中的一些词语也大都加以利用，但一经点化，两作不可同日而语。难怪杨慎要惊叹：“古《杨叛》曲仅二十字，太白衍之为四十四字，而乐府之妙思益显，隐语益彰，其笔力似乌获扛龙文之鼎，其精光似光弼领子仪之军矣”（《升庵诗话》）。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模拟，而是艺术上的提炼升华。再如《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也是沿用旧题古意加以改造而又不失原意之作，在风格上也保存了汉乐府民歌的特征，至今为人誉为“唐人诗可入汉乐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张文昌《白鼍谣》、李长吉《邺城谣》三首而已”（杨慎《李诗选》）。
李白乐府诗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首先，它极为鲜明地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权贵的蔑视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这也是他傲岸不屈、粪土王侯的性格的体现。他公开宣称“尧舜之事不足惊”（《怀仙歌》），指出“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时时闪耀着叛逆的光芒，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不可能真正得到统治者的“器重”。所以，他的相当部分作品抒写了怀才不遇的悲愤。他在《行路难》中大声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梁父吟》借用神境仙界表达了他对群小当道、欺蒙帝王的愤懑。一身傲骨的诗人极富正义感，敢于大胆抨击朝政，甚至对封建帝王也直言不讳的加以指责。如《战城南》即是讽刺唐统治者好大喜功、不惜生灵涂炭而发动扩边战争的愚蠢行为；《远别离》警告唐统治者任用奸佞、大权旁落，必然祸起萧墙；《上留田行》写皇室内部的勾心斗角。《北风行》开头一段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阴森可怖的画面：“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阴风怒号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寒门是古神话中极北酷寒之地，栖息着一条“烛龙”（神龙），人面蛇身，长达千里，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因此说“光耀犹旦开”。而幽州一带呢?日月的光明不能照到那里，只有北风怒吼、雪花如席，比寒门更不如。这里表面上在摹写北方的风雪严寒，实则是影射安禄山的恐怖统治。“日月照之”一句，矛头更暗指唐玄宗。古人常用日月无光喻指皇帝昏聩，故此句实际上是说安禄山所以嚣张跋扈，究其根源是因为唐玄宗的纵容。
李白抨击朝政的同时，也颇注意反映民众生活，如前已提到过的描述纤夫痛苦的《丁都护歌》写得尤其感人：“……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在反映民众生活时，李白特别注意妇女题材，尤其是刻画“思妇”的痛苦。她们或为远戍边境的征人之妻，或为奔走四海的商人之妇，诗人用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她们的不幸遭遇。前者如《乌夜啼》、《子夜吴歌》、《捣衣篇》、《塞下曲》，后者如《长干曲》、《江夏行》等。另外，代弃妇抒悲愤、鸣不平的作品亦不少。如《白头吟》、《寒女吟》、《长门怨》、《悲歌行》等皆是，有的揭示妇女“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的悲剧命运，有的谴责“丈夫好新多异心”的丑陋心态；至如《北风行》描写一位被战争夺去丈夫的妇女的惨痛心情，“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更富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李白乐府诗也有边塞征战题材之作。唐王朝与四邻的战事，既有防御性的自卫反击，也有拓边性的穷兵黩武。对前者，诗人充满激情地加以讴歌，如《塞上曲》从匈奴进犯写起，叙述汉军大举反击，最终“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边”，借汉咏唐，赞扬了唐太宗李世民抗击突厥侵扰、解除边患的显赫武功。其《塞下曲》共五首，是一组赞美抵御外族统治者侵略的颂歌，“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何当破月氏，然后方高枕”，“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气壮调雄，音韵铿锵，充满了积极乐观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非正义的战争，诗人则坚定地加以谴责，如《战城南》即是一首反对拓边战争的名篇，“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是何等深刻、透彻的见解。
李白的时代，唐王朝与四境少数民族及西域各国的交往十分频繁。李白的乐府诗也为边境民族及其风俗生活留下了生动形象的写照。如：“绿眼虎皮冠”的“胡马客”，“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的北方民族妇女，“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镐”的“边城儿”。《上云乐》更是用工笔刻画描摹了“金天之西，白日所没”之地的“康老胡雏”的奇异相貌：“岩容仪，戌削风骨。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诡谲貌，岂知造化神”。综上所述，可知李白乐府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确是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唐代贺知章曾称李白为“谪仙人”，杜甫赞美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历代评论家常用“奇”、“逸”、“神”等词来形容他的诗，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李白乐府诗的杰出成就。“太白于乐府最精”，这是历代诗论家的一致评价。他的乐府诗想象丰富，比喻生动，夸张大胆，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甚至神话中的天帝、玉女、雷公、奇兽、风雨等，在他笔下也驱驭自如，成为他千姿百态的诗歌境界的一部分。他的诗真是“奇之又奇”的杰作，蕴含着强烈的感情。即使在写景叙事的作品中，他的笔端也同样凝聚着一股激情。比如《蜀道难》中出现的那些峥嵘险峻的艺术形象，就无一不浸染着诗人胸中感情的狂飙；诗中重复三次出现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无法判定是描写叙述还是感叹惊呼。诗之所以产生了那种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就因为它不是客观事物的简单模拟，而处处融入了诗人的浓厚的感情色彩。他的一些抒情乐府诗的感情更加强烈，并且因为内心常常充满了矛盾，故在表达上更显得起伏跌宕，跳跃迅速。如《行路难》“金樽美酒斗十千”一首，始则写烦闷，面对丰盛的佳肴却“停杯投箸”不能下咽；而“拔剑四顾”这一动作更给其“茫然”的心绪增添了一层悲慨的色彩。继而借描绘自然界的艰险隐指政治黑暗，权贵当道，贤路阻塞，突出了诗人的强烈悲愤。而正在这感情激荡之际，笔调陡然开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开阔的画面，壮丽的形象，把全诗的悲慨气氛一扫而光。
李白的诗歌语言真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的乐府诗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经常散发着民歌语言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模拟民歌语言，而是把它们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炼优美，含义深长，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艺术魅力。
李白乐府诗主要采用七言歌行的形式。七言诗自曹丕乐府诗《燕歌行》起，经过鲍照的改造，至唐代已发展成颇有特色的歌行体式。它以七言句为主，又可兼采三言、五言等句式，形式最为自由，适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刘希夷、张若虚等融之以骈句，后来的边塞派诗人又增之以风骨，李白以其天纵之才，更是将这一形式的功能充分地发挥，真有“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唐宋诗醇》）的气势。当然，李白其他诗体的乐府诗也颇有佳作，但最能体现其特色的不能不首推那些七言歌行乐府。
古题乐府发展至李白，已登峰造极，无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已很难再突破，故而杜甫诸人另辟蹊径，致力于开创新乐府一路，为乐府诗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新乐府诗的登场
1．新乐府诗的先导
——杜甫的乐府诗魏晋文人在写乐府诗时，已有根据诗意另立新题的，较早的如三国曹植《齐瑟行》、西晋张华《游侠篇》等，但都毕竟偶一为之，未成风气。至唐代，自立新题创作乐府诗逐渐流行，如刘希夷《公子行》、王维《老将行》、《桃源行》、李白《江夏行》，等等，都是新题乐府。不过，这类新题乐府的内容，或吟咏古事，或出诸想象，其作者仍以写古题乐府为主；至杜甫才真正“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用新题乐府来反映社会面貌，开创了唐代创作新乐府的风气。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他和李白都是盛唐时代的诗人，后世并称“李、杜”。但李白年长十一岁，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开元、天宝的“盛世”，安禄山叛乱后仅活了七年。杜甫则不仅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而且在那乱后的困苦岁月里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亲眼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趋衰的剧变，一生饱经离乱之苦。故其乐府诗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优秀传统，有意识地运用古乐府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于实际创作，反映社会面貌，堪称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乐府诗集》共收杜甫乐府诗十二题二十六首。其中横吹曲辞二题十四首，相和歌辞二题四首，杂曲歌辞一题三首，新乐府诗六题六首。此外未收入《乐府诗集》的还有《最能行》、《负薪行》这两首作于杜甫晚年的反映四川下层人民生活的新乐府诗。和李白多用古题乐府创作不同，杜甫最有特色的当推那些新题乐府诗。比如杜甫作于早年困居在长安期间的《兵车行》，谴责唐玄宗发动对吐蕃的侵略战争，在描写被逼开赴前线的战士与家人生离死别的同时，一则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再则又说“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有力地抨击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罪恶，这就是一首新乐府诗。
“安史之乱”期间，杜甫乐府诗创作进入高潮，他亲自体验到国破家亡的伤痛，创作出《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哀王孙》等一系列新题乐府名作，为“十年杀气盛，六合无人烟”的动乱社会留下了深刻形象的写照：“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这是官军的溃败；“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悲青坂》），这是战场的惨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满都市”（《悲陈陶》），这是叛军的骄态；《哀王孙》描述王室子弟在战乱中的不幸遭遇，《哀江头》抓住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从盛衰治乱的对比里，倾吐出忧国忧时的悲哀。
从以上所引诸篇可见，杜甫的乐府诗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因事立题，一是记事写实。清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诠》）。古题乐府诗发展至李白，已登峰造极，再要发展，殊为不易，这就要求诗人另辟蹊径；同时，唐王朝社会矛盾的空前尖锐，“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大震荡，给诗人们提供了许多崭新的题材，为古题乐府所无法容纳，杜甫顺应了这一历史变迁，运用新题乐府的形式，把乐府诗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杜甫的乐府诗直承汉乐府，颇多叙事诗。甚有意思的是，他的叙事诗可分两类：一类以描写本人生活经历为主，如《北征》、《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和《羌村三首》等等，用的是古诗体；另一类重在反映社会面貌，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遭遇，用的是乐府体。这颇有意识的分工，充分表明他对乐府诗反映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
除“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外，杜甫的一些古题乐府诗也很出色。《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是边塞战争题材的两组诗，虽用旧题，但内容仍极富现实性：“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郡。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浸润了对国事的关怀和对统治者的批判。至如《丽人行》讽刺杨国忠兄妹的骄纵荒淫，“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虽然《乐府诗集》将其收入杂曲歌辞，附于《丽人曲》之后，但此诗内容完全取材于现实生活，与题目又完全切合，其创作精神与其新题乐府是完全一致的。
2．新乐府诗的中坚
——张籍、王建和元稹等的乐府诗杜甫的新题乐府是他对新乐府诗的有意识的推陈出新。但杜甫在创作时并没有明确标举“新乐府”的名称。此后，晚于杜甫的元结作有《系乐府十二首》，序云“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引其义以名之，总曰系乐府”，其目的是“上感于上，下化于下”。观其题如《贱士吟》、《贫妇词》、《农臣怨》等，可知都是针砭现实的“即事名篇”之作。但艺术形象不生动，显得干枯无味。直至元和初年，“新乐府”之名才正式出现，并蔚为大观。
第一个提出“新题乐府”名称的是李绅，他曾一气写成《新题乐府二十篇》。元稹读了这组诗很钦佩，不仅和作了十二首新乐府，并在序中称赞李绅这二十首诗“雅有所属，不虚为文”，意谓能针砭现实，有的放矢，可惜李绅的《新题乐府》已经失传。
张籍（约768～830），字文昌，苏州人。一生仅任闲散小官，加上长期眼疾，以至贫病交加。传说他曾将杜甫诗卷焚成灰烬，掺以膏蜜，吞入腹中，说“令吾肝肠从此改易”。此说真实与否不论，他推崇杜甫，学习杜甫确是事实。王建（768？～?），字仲初，颍川（河南许昌）人。他同张籍年龄相同，青年时代曾一起求学。张籍《逢王建有赠》“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经今三十余年事，却说还同昨日事”，可见两人交谊之深。他俩都以擅长乐府诗驰名诗坛。白居易称张籍“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唐才子传》谓王建“工为乐府歌行，格幽思远”，故而“张、王乐府”一词，就成了后世对他俩的褒美之词。
张籍和王建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批判现实精神，《乐府诗集》收张籍诗五十三首、王建诗三十六首，大都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如张籍《猛虎行》，王建《白纻歌》、《羽林行》，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凶暴，张籍《山头鹿》，王建《田家行》、《当窗织》反映贫苦农家的艰难生活，张籍《凉州词》、《陇头行》，王建《凉州词》，描写吐蕃回纥集团内侵的祸乱，张籍《妾薄命》、《征妇怨》，王建《送衣曲》刻画征妇的哀伤心情。再如张籍《筑城曲》“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力尽不得休杵声，杵声未定人皆死”，悲愤地控诉了统治者强迫农民背井离乡、筑城建堡的罪恶；王建《促促词》叙说了一种极畸形的婚姻制度：姑娘虽然出嫁了，但始终未能和丈夫同居，直至年老发白，连夫家的门还未踏进一次，“出门若有归死处，猛虎当衢向前去”，诗中女子多想冲破封建罗网啊!这正反映了作者的同情立场。
张籍、王建在创作上常有切磋，艺术上也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喜欢用七言歌行体，作诗较少议论，往往利用人物的自白或摆出事实后戛然而止；在语言方面以通俗明晰为主。前人谓“二公之体，同变时流”，是说他们既不同于杜甫的沉郁顿挫，也不同于元、白的铺排流畅，而自成风格。明代胡应麟贬之说：“张、王欲以拙胜，所谓差之厘毫”（《诗薮·内篇》）并不公允。“拙”，恰恰是张、王乐府在艺术上的特色，这诚如王安石所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张、王的乐府诗相当部分都是采用新题的，前面所提到的《山头鹿》、《促促词》、《田家行》、《当窗织》等皆是新乐府诗。他们虽不像稍后的白居易、元稹那样既有理论，又有创作，鲜明地标举“新乐府”的旗帜，但由于比元、白年长，创作实践早于元、白，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后者以积极的影响。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他八岁丧父，家境贫寒。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后历任左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因得罪宦官，贬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参军。后以诗受知穆宗，官职不断升迁。长庆二年（822）拜相，后又出任刺史、节度使。元稹和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所作多被谱入弦歌，播传宫禁，当时宫中称他为“元才子”。
《乐府诗集》共收元稹乐府诗三十五首。其中古题乐府诗九题十一首：相和歌辞五首，清商曲辞一首，舞曲歌辞一首，杂曲歌辞二首，鼓吹曲辞二首；新乐府辞二十四首。《乐府诗集》所收其新乐府诗，十三首即是他标明“新题乐府”的一组诗，是和李绅《新题乐府》而作；另外十一首，原属其《乐府古题》十九首中的作品。据《乐府古题》序可知，这是他和进士刘猛、李馀所作，“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元稹所谓“古题”，除指唐以前的旧曲外，也兼指唐代民间传唱之曲或已被文人采用之题，这一类作品，实际上也是新题乐府，故《乐府古题》中《田家行》、《人道短》、《夫远征》、《田头狐兔行》、《君莫非》、《苦乐相倚曲》、《捉捕歌》、《采珠行》等十一首均被郭茂倩列入“新乐府辞”。
元稹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第一个起而和之，于新乐府诗的发展功不可没。其《和李校书新题乐府诗》说：“李公垂作新题乐府三十篇，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明白宣称他的新题乐府是专为针砭时病而作，极为难能可贵。总观元稹的乐府诗，这一特点确是十分明显的。如其《田家词》写农民驱牛耕田，交租纳谷充作军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这是何等沉重的负担！《估客乐》写商贾“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百般以假充真，钻营贿赂，勾结官宦，求财谋利，与农家的贫苦成为鲜明的对照。其他如《上阳白发人》、《西凉伎》、《胡旋女》、《缚戎人》、《织妇词》等，分别描述当时宫女、乐伎、舞女、织妇及广大边民的悲惨生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唐时代尖锐的社会矛盾。
但是，元稹乐府诗在艺术方面存在一些显著的缺点，主要是形象不够鲜明，意旨不够集中，不像白居易那样“一事一议”，往往旁生枝蔓，“一篇杂有数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因而较缺乏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但因其在理论上的大力鼓吹，加上政治地位较高，创作成就虽不及白居易，但对新乐府诗的发展有着较大的贡献。
3．新乐府诗的领袖
——白居易的乐府诗新乐府诗最杰出的作家是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生于河南新郑。从小学习刻苦，夜以继日地苦读，以致“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宪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七岁时被任命为左拾遗。品级虽不高，但可直接向皇帝进谏。他曾多次犯颜上书，并抱着“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宗旨，创作了大量讽喻诗，新乐府诗也是他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批判时政的有力武器。
《乐府诗集》收白居易新乐府辞有“新乐府”一组五十首、小曲新辞二首；旧题乐府诗十二首；近代曲辞十题三十三首。共计九十七首。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新乐府”五十首。这五十首新乐府是在李绅《乐府新题》三十首、元稹十三首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他后来居上，创作目的更明确，“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也，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充分体现了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白居易的这五十首新乐府在内容、形式及表现手法上都极有特色，《新乐府序》曾对此作过清晰的说明。第一，“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篇幅长短不拘，每句字数不定，根据内容的需要；第二，“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的第一句即是诗题，诗的结尾处点明主题，其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第三，“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语言质朴明白、坦率确切，不追求华饰；第四，“其事核而实”，所写之事必须有根有据，以供“采之者传信”；第五，“其体顺而肆”，表达和谐、优美、畅达，可以用来“播于乐章歌曲”。
白居易的新乐府除了直接继承汉乐府的优秀传统外，还受到了《诗经》的影响。如每一首新乐府诗的诗题下面，均有一“小序”，揭示题旨，显然就是模仿《诗经》小序的。这五十首新乐府诗，一首诗写一件事，所写之事的时间跨度大致从唐初至元和之世，内容极为丰富，都是针砭时世之作。比如《杜陵叟》据“小序”题旨是“伤农夫之困也”，就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中的老农“岁种薄田一顷余”，由于“三月无雨”，“九月降霜”，以致“麦苗不秀皆黄死”、“禾穗未熟皆青干”，陷入了极端的困境，但是“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诗写至此，作者对从农民身上夺去辛勤劳动成果的剥削者愤慨已极，忍不住喷发出满腔怒火：“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再如《卖炭翁》的题旨是“苦宫市也”。所谓“宫市”，就是太监上街以购买宫廷用物为名，进行勒索掠夺。诗人从卖炭老人“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外貌，写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心理，衬垫出后面“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的痛苦，愈加能激起读者对宫使及其主子的愤恨。全诗从表面上看只有叙述描写，没有议论谴责，实际上抨击之意正蕴含于形象描述之中，所以读来格外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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