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 7 回
第三回，写凤姐儿刚出场，从黛玉眼中，第一次领略她的风采声容，有一段文字正面加以传写，然后，我们就看到以下叙述：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她：“月钱放完了不曾？”熙凤道：“月钱也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熙凤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我们且看，这一段本身已然具备两个层次：一面是写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心机眼力”（脂砚斋批语），因为这都是从黛玉眼中看得的情况；一面则是写熙凤的“浑身解数”“八面玲珑”，看她简直有千手千眼的神通，一人不落，一事不漏。然而，这一段明处是在写熙凤一人，暗处却又同时写了黛玉、贾母、王夫人等好几个人，无一笔不奇不妙。
黛玉自从出场，我们只不过知道她是“聪明清秀”“年又极小，体又极怯弱”“举止言谈不俗”“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风流态度”而已，直到此刻，被凤姐拉住手上下细细打量之后，才第一次正面写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这就给黛玉的品貌，下了定评。所以脂砚斋在此有批语，说：“出自凤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笔看。” 凤姐一上场，别人未曾开言，。脂砚斋在旁批云：先就是“贾母笑道”“阿凤一至，贾母方笑。与后文多少笑字作偶。”一点不假，看下去便知这话之确。凤姐夸赞黛玉，是为讨贾母喜欢，说出“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是替贾母向黛玉表白“人情”。然后就“用帕拭泪”。下面贾母又“笑道”云云。对贾母下面这一段话，脂砚批云：“文字好看之极！”“反用贾母劝，看阿凤之术亦甚矣！”这真是几笔就写尽了凤姐和贾母两个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承欢应候”（亦脂批语），一个是为其所弄，反而特别喜欢她，对她无限宠爱。
然后就是写凤姐以“当家人”的身份口气来周旋黛玉，连带她带来的下人也不曾冷落。
然后就是王夫人问她月钱放完了不曾。这仍然是从“当家人”一脉而来，可是就又有了一层新意趣，别具丘壑；脂砚云：”
“不见后文，不见此笔之妙。
我们马上会想到，后来平儿和袭人谈心，才泄露了奥妙，原来凤姐连应该按期发放众人的月钱也拿去放了高利贷，中饱私囊——这和雪芹原稿中凤姐结局也大有关系。
然后就是凤姐婉言批评王夫人对缎子一事的“记错了”，已见出王夫人之糊涂；及至说到该拿出两个给黛玉作衣裳，凤姐便说“倒是我先料着了”“我已预备下了”，脂砚斋在此点破机关，说：“余知此缎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若信彼果拿出预备，不独被阿凤瞒过，亦且被石头瞒过了！”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深得“石头”本意。其实，准此以推，凤姐说“月钱也放完了”，是真是假，正恐难定。——总而言之，王夫人之昏聩颟顸，于此一二小事寥寥数笔也已被写尽了。
脂砚于下文黛玉贾赦院中见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环”迎接出来处，批说：“这一句是写贾赦（按指贾赦之好色）。妙在全是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之笔。若看其写一人即作此一人看，先生便呆了！”这正可为我们上面所举的那例子作注脚。
有意思的是，脂砚斋所指出的“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也正就是戚蓼生所说的“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那个绝人的特点和奇处。两个人可谓不谋而合，也说明了此非一人之私见，实在有此妙理为有目者所共赏。
大家对钗、黛二人的印象，好像是一孤僻，一和善；一尖刻，一浑融。其实这也只是雪芹笔下的一面而已。还有另一面，读者却往往容易忽略过去。第三十回，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不过白问了宝钗一句，宝姑娘即便疾言厉色，指她说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这种指桑骂槐、夹枪带棒的话语和神情，就写出了宝钗的内在的更真的一面，她实际非常厉害，并不好惹；同时也透露了她和丫环们是保持“主子尊严”的面目，而黛玉却是爱和侍女们顽笑、和丫环关系最好的姑娘，她是天真活泼有风趣的少女，并不是一生都在“愁眉泪眼”中的一位病态人物。我们印象中的她的那些“短处”，只不过是当爱情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她的时候的表现。——否则，那样一种不近人情“怪物”式的病美人林黛玉，还有什么可爱？还有什么可以令宝玉生死以之的可能呢？
越是才能平常的小说家，却越是惟恐读者“低能”，看不清他的文章，因而竭力要表示他那一点意思：写喜，就眉开眼笑，写悲，就鼻涕流泪；情节稍有隐曲，马上就“看官不知，原来如何如何”，就要“书中代表（代为说破的意思）”。总之，他只有那一个浮浅面，还怕读者不懂。一切可用的形容词，也都成了廉价的“描写”法宝。于是，那文章便成为简单寡味、一目了然的东西，就绝不会是能使人心游意赏、流连往复的具有魅力和美感的伟大的艺术品了。那原因，就是它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就是在文笔方面也缺少了厚度和深度。
要欣赏《红楼梦》，我想上举的这种地方就不该粗心大意、囫囵吞咽。当然，如果超越文学作品的范围，要处处作穿凿附会的“索隐”式的“搜奇”工作，那就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也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欣赏”的意义了。
脂 砚 小 记
脂砚斋，于《红楼梦》撰作、整理、评点、抄传各方面，皆为功臣，与雪芹关系至极密切。然而其人为谁？“脂砚斋”之命名何所取义？说者纷纷，迄无定论。去年除夕，蕴庵兄贻书告诘：闻蜀友言，脂砚为物，尚在人间，可以踪迹，当时已诧为奇闻。今岁开春甫数日，丛碧先生忽见过小斋，谈次，探怀出一小匣，曰：“今日令君见一物！”启视，则脂砚原石赫然在眼。叹为二百年来罕遭之异珍。爰为小记，以述梗概，亦艺林一段佳话也。
脂砚，歙石，非上上品，然亦细润可爱；长约二寸半，宽二寸许，厚才数分；砚面雕为长圆果子形，上端两叶，左右分披。砚背有行草书铭诗一绝，文曰：“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馀润拂兰芝。”上款：“素卿脂研”；下署：“王登题”。砚下端侧面有铭记云：“脂砚斋所珍之研，其永保。”小八分书，横行，写刻俱工。朱漆盒，盖内刻有仕女小像，刀痕纤若蛛丝，旁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左下方刊小印一，文曰“松陵内史”。盒底复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两行真书铭记。
按诸题刻，此砚实明代才妓薛素遗物。薛素，字素素，一字素卿，小字润娘，行五，吴郡人，入燕京，诗、书、画、琴、箫、弈、绣、走索、驰马、射弹，无不工绝，当时有“十能”之目；绘事尤精兰竹。所著有《南游草》、《花琐事》，其《南游草》即由王登制序。证以铭记，无不吻合，而“馀润拂兰芝”之句，暗切其小字“润娘”与工绘芝兰而言，尤为显证。砚在清代为端方所藏，后流落蜀中，今持至京华，乃以善价归丛碧先生。
脂砚实物之出现，其可资考索脂砚斋之为人者必多，而间接则亦有助于了解雪芹：即此一石，所关匪浅。笔者旧年尝谓，由“脂砚”之名（并结合其评《石头记》之若干线索而观），可窥其人似为女性。此说出后，异同参半。其不同意者以为，“脂砚”之“脂”，尚难遽解为“胭脂”一义；盖“脂玉”之脂，可以形容美玉之洁白温润矣；端石诸色彩中，其淡红者又有“胭脂捺”之名矣；此皆石质之品目，而未必即与人事有关也，云云。今实物既出，乃知当年拙解，幸而言中，此小砚即名妓才媛之研砚也，故取名“脂砚”以关合之。
然新问题亦由此而生。脂砚原主，固已判明为女流，而后来珍藏者脂砚斋，则又难必其定属女性矣（本文只能就“脂砚”一名讨论，其余线索，固当另述）。丛碧意谓：此脂砚斋，既能宝爱素素之脂砚，且即以此石而定其别署为“脂砚斋”，则可能性有二：可以是女，所谓声应气求，惺惺惜惺惺，故于前代才女之脂砚珍如性命；亦可是男，然若为男子，亦必是倜傥风流人物，而绝非封建“正统”型之俗人陋士，始肯径取“脂砚”以名斋也。余谓丛碧此意甚是。顷丛碧复驰书讨论，更谓：“我意此砚发现，似足证明脂砚斋非雪芹之叔。”（二月二十日书，寄自长春。）
揣测脂砚斋为雪芹何等亲属者，已有数说：其叔也，其舅也，其堂兄弟也，而余以为当是其妻。主叔说者，盖谓雪芹恐为曹颙之遗腹子，而叔者即曹辈也，殆雪芹之幼叔，年龄相去未远，习性亦复相近，故能同撰红楼。然此说之可疑，亦不止一端，今试粗略言之。
谓芹为颙遗腹，虽有线索可循，而遗腹之生男生女，其可能性与或然率皆为对半；使芹果系颙之遗腹，则当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此按旧日虚岁数粗计法）芹卒，已得年四十九岁，实为五旬之人，而敦诚挽芹诗一再言“四十年华”，殊难两存。可疑者一。使颙果生遗腹子，其弟奏折中不当仅仅言及嫂马氏怀孕已及七月（时为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之外，于此后各折中绝无一字再及曹颙得子之事（为康熙帝所命之过继子，若曹颙本支得嗣，必须向康熙报告），何以解释？可疑者二。使雪芹果有此志同道合之幼叔，商量撰作，诗酒过从，宜其好友敦诚、敦敏集中必有痕迹线索可窥，“大阮小阮”之事，早当入诸诗句，而二人集中绝不见此等迹象，似非情理。可疑者三。（如敦敏等有叔名额尔赫宜，号墨香，为《红楼》爱好者，永忠之得观《红楼》，即由墨香绍介，此叔即屡见于敦家集中不一，其理自明。）以脂批言之，如“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诸语，亦殊不类叔侄口吻。可疑者四。清代常州派学者宋翔凤，尝言雪芹“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乃成此书”（此说甚有价值，其来源余另有考），此与其“叔”批《红楼》说尤不能相容——岂雪芹适有一“叔”极端反对其放浪，而适又有另一“叔”乃复极端赞助其放浪（作小说乃当时最为“放浪”不堪之事）耶？可疑者五。
复次，脂砚斋批《石头记》，若以小说稗官迟早必问世流传，故不欲以真姓名、真身份与世人相见，深自韬晦，亦其宜也；至于一己珍惜之小砚，无关世事旁人，亦既铭记以志鸿雪矣，而落落十字之外，乃绝不存只字之下款，文玩铭题，此例良罕。然则脂砚斋何以自隐若是？必非无故矣。如谓当时政治干碍，则《红楼》作者尚肯于卷前出以“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之明文，岂脂砚斋之铭题怀中小砚，乃复畏惧顾忌过于雪芹之著《红楼》乎？倘其原因另有在欤？
脂砚之出，非独艺苑传赏之宝，实亦文坛考索之资；其人之扑朔迷离，其文之深心密意，皆待研求。世有博雅，有以发明之，诚厚望也。附记：
此文原刊于1963年3月6日香港《大公报》。今编理拙集时，张伯驹先生已作古人，倍增悼念之情。他对红学的贡献，不止一端，因我深知，正应在此一并叙明，这也不止是为表个人对他的纪念的意义了。我和张先生是忘年交，其交在填词，而最初的因缘，却是由于题咏纳兰容若小像和四卷《楝亭图》，这是他收藏中的异品，也是红学的宝贵实物资料。此其一。第二，我请他注意访求当时久已无复消息的《庚辰本》，这事他也竟然办到了，并且为了使此珍本得所，他也发挥了作用。第三，脂砚在当时出现，亦无人珍视，他毅然出价收留，这是他一生保存文物的素志，使许多无价之宝免遭失损。第四，他留意《红楼梦》的线索，及时见告，例如三六桥本之具有后三十回的详情，就是张先生驰书以闻的，这对红学研究十分有助，最可感念。
还有一点不妨一提：我和他在红学上的观点，很少是完全一致的，他的推理方法我也很觉奇特，逻辑性不强。但是我们不曾因此“不欢”，始终彼此尊重，而且他对拙著，十分重视，评价很高。他为此作了很多篇题咏的长短句，名笺彩笔，朱墨缤纷，至今已皆为珍迹。可惜类似这些文献，在我手中相当丰富，只是无力整理，其实也是红学史上的第一等文艺资料。
这一枚脂砚，张先生收留之时他已没有多大财力，因此听说后来转归了长春博物馆，为公共所用，本是好事。但是再后来听说此砚迷失，不知何往了。这真是异事，正如陆绘雪芹像一样，册页原物变成了一张对开扇，使人为之震惊。又不止此，听说又有人“鉴定”此砚也是“假”的——幸好，倒没说砚是凭空假造的，而是“已非原件”，是照原物仿制的。假使如此，那么这块已遭迷失的“假”物，仍然具有“乱真”的形态、铭刻，也就是足够代替原件供人研索的珍品了。
关于文物真伪，事情最为复杂。偏偏近年来确有妄人钻了某先生苦搜雪芹资料的空子，搞出很多不像样子的假东西、假文字来。于是有些人就被这些事缠得不耐烦了（确实可恨），或者失于急躁了，便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研究，将性质不同、情况不同、出现原由不同的一切雪芹文物资料一概加以怀疑：都是假的！并且以文物鉴定家的自信感轻予“判决”。我要说，妄人混造伪品，对真实文献确实是个极大的起混乱作用的坏事情，怀疑反对的，岂不正是为了辨伪存真、斥伪返本？如果你将真的也不去认真考辨，咸加讥讽，这貌似高明，其实却中了奸人之计，搞出了“玉石俱焚”的结果来，那么你的高明也就要成为问题了。所以一切事最好是平心静气，为真理为真相，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地作出科学的研究，不要凭任何别的名堂，也不要夹杂上任何个人人事关系上的私心杂念，雪芹幸甚，红学研究幸甚。
绛珠草·文化教养·化缘簿
绛珠草大约与《红楼梦》的知名度可以等量齐观。这种草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就是林黛玉的“前身”——或者就是今之所谓象征。文艺理论家讲究“模特儿”（与时装无涉）和“原型”，大抵指角色人物吧。那么绛珠草如何呢？难道它也有模特原型不成？
答曰：不差。它亦有之。
绛珠草是“艺名”，曹雪芹指的（或心目中摹拟的）实是苦草。
和箴同音，都读作“针”。它又叫苦苏。据《尔雅》说，即寒浆草——亦名酸浆者是也。但它与林黛玉联在一起的缘由却在于它有一个极有趣的别名叫做“洛神珠”。
据晋时崔豹的《古今注》记载，这个名字是长安儿童给它起的。我时常兴叹：那时长安儿童的文化水平真了不起！就凭这个名字，如果那时候有什么“国际
××奖”，早该获奖，名扬四海了。
崔豹说，这草能结实，浑圆如珠，未熟时是青色的，熟则变赤。苦结的这种可爱的红实，长安儿童将它与曹子建所会的洛神（伏羲之女宓妃，她落水而亡）联在了一起，而雪芹则又将它赠与了苦命的苏州林姑娘。为什么单单将这洛神珠给她？
这里隐有一段深意。原来在雪芹的原稿中，林黛玉本是在冷月寒塘中自沉而死的，所以很多的艺术暗笔，即鲁迅承用的中国文学手法传统的“伏线”，都预示着她不幸死于水中。有证据吗？那太多了！
林黛玉为何“诗号”是潇湘妃子？因娥皇女英皆水神也。她的《葬花词》特别提出的“一冷土掩风流”1，只是个愿望而已，那“（强于）污淖陷渠沟”才是命运的真正安排。她的《五美吟》开头就是“一代倾城逐浪花”，“明儿掉在池子里”变个水龟与她（死后）何也？宝玉与她谢罪，说：去驮碑，又何也？（世上设的誓，哪有这么奇怪的？）中秋月夜，黛玉湘云联句，至“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妙玉出来拦住，说已是太悲凉，不祥了——也正是暗示黛玉次年此夜此塘自沉的诗谶。宝玉在凤姐生日那天，偷偷跑出德胜门外尼庵中去祭金钏（也是落水而亡）的那一回，别人不晓，独黛玉讥评他，借戏中所演的王十朋《祭江》而讽之曰：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哪里的水，舀一碗对着它哭，也罢了——非得跪到江边子上去？……你听，这是说的什么？雪芹在书中已特笔点醒：那庙就是供洛神的水仙庵！……
其实，还可以再列些证据，说到底，大观园中主景是沁芳一溪，连亭、桥、闸也俱以“沁芳”二字为名，又为什么？读者至今不悟，那沁芳，即“花落水流红”的痛语，不过在雪芹的巧思妙笔之下，人们只看见那“香艳”的字面，而很少体会内中所涵蕴的无比巨大的悲痛——为妇女命运所流的血泪，酿成了这一部《石头记》。
明白了这些中华文化的富厚美丽、沉痛感人的内容与笔法，才晓得雪芹这位特异罕逢的奇才巨匠，真真当得起“伟大”这个词语的实际，而不同于庸俗的吹捧。
1932年有一位德国人，名叫恩金，撰文盛赞雪芹的书，说，《红楼梦》与《金梅瓶》不同，写的乃是“有教养的生活”。这话重要极了，“教养”是中华文化的最美好的表现，其品格风调，方是人类最高的境界。他又
说，雪芹不知哪里来的这种“神奇力量”，将日常生活琐事写得如此之生动感人！
他还说：读了此书，方知中国人有权利对他们自己的优越文化感到自豪，欧洲人是从没有达到这样高度的！
我们现在重温这种评论，不免心有所感。一位欧洲人士在三十年代之初早已认识到的这种中华文化之瑰宝的价值，如今过去了六十年，可我们自己还停留在“婚姻悲剧”的水平上，只知为“爱情”哭鼻子，以为这是曹雪芹伟大之所在。岂不值得深自反省？
我是曹雪芹的崇拜者。怎样表达我的崇敬仰慕之情？多年来，积为一个大愿——久藏于心，说出来怕人笑话：就是想为雪芹修盖一座小庙，民族传统式的小小的祠庙，而不是那种洋式气味的纪念馆之类。朴素的几间小院殿堂，有一点花木泉石在跨院，正殿供一尊民族艺术式样的塑像，前设烛炉，岁时节序，前来焚上一支心香，行礼致敬，悼念他一生的艰辛困苦，赞颂他的八斗才华，人品风度——一句话，为中华文化致我最高的敬礼。
但此如何成得现实！历来名山古刹，多是苦行高僧，竭一生心力募化四方，由热诚的施主相助，造成梵宇琳宫，至今成为无价的文物的胜地。自己身为寒士，发此妄想，岂不可哂之至。世上有财力的人士原自不乏，但又未必肯对一个曹雪芹发生什么兴趣。我想写一份化缘建庙的启事，散发海内外的中华文化之善男信女们，促成这一盛举，可惜落笔不易。况且是否能招来施主，诚难预卜也。念此不胜慨叹。
“化缘”的不一定是我这书生，但盼另有大力者，登高一呼，四山响应，共同完此宏愿，则那化缘簿上，也要给洛神珠补上一笔，因为它也有大功劳，未可负也。
[1] ：手旁，不是“土”。“冷土”，俗本用“净土”，今依在俄之圣彼得堡本。
潘霍芬与太虚幻境
近日阅报，方知世上真有货真价实的女儿国。此“国”是德国的一个镇，名叫潘霍芬，上自行政长官，下至各种员工以及居民，一色是女子。男人因事“入境”，须出示证件，而且必须当天出去，绝对不许过夜停留。那镇长说：世界都是男人弄糟的，如战争和一切坏事，都是男人做起的。因此她们对男性的态度，大约接近深恶痛绝，疾之如仇，拒绝与之打任何交道。
这条新闻，着实有趣有味。我马上发生一个妙想：应当把雪芹的《石头记》拿到那镇的书店里，最好是一部“汉德文对照本”，委托若干女士去举行“首发式”，告诉全镇官民：这部书“”们一定要买去细读，因为书里有位“不准入境”的贾宝玉，但他却是你们最伟大的知音莫逆——他也痛恨深憎所有的“须眉浊物”！
如此一登广告，做宣传，则《石头记》一定会成为该镇的畅销书 BestSeller。岂不大是佳事美谈？
当然我又立刻想起太虚幻境。此“境”被洋教授解释为书中“两个世界”之一的“理想世界”，就指大观园，是完完全全的头脑虚构品。但他看不懂幻境之仙姑即是秦可卿的化身幻影这个艺术笔法。他也不明白这个幻境竟然也有“原型”“模特儿”的实体。
友人邓云乡著有《燕京风土记》，他在此书中首次指出：雪芹写太虚幻境是运化了北京早先朝阳门外第一名胜东岳庙。（老北京叫天齐庙，庙会盛极！）
这是真知灼见之红学贡献，可惜书出后反响者罕逢。
东岳庙，门外有著名的大牌坊，正殿之外，另有一层，模拟“阴曹地府七十二司”，塑像极可畏，且装有机括，香客一脚踩上，那鬼卒们会“活”起来。（真吓死过活人！）所以雪芹也写门外牌坊，，，写“薄命司”“痴情司”“朝啼司”……也写“簿册”（因世传阴间有世间每个人的“生死簿”）……
雪芹总是半庄半谐、亦真亦假——你们说有阎王管人的亡魂，我则偏另造一个女神，专管世上可怜可痛可爱的不幸女儿！
太虚幻境——由此而生。
邓兄没有指出的，还有重要一点：庙的正殿最后一层叫寝宫，内有名塑手所创造的一百多个侍女（当亦一百零八位），她们各有神态，各执其事，面容服饰，无一雷同。真是栩栩如生，目所未见之奇观！
雪芹的艺术天才，抓住了这种奇观，诸司的狞恶与寝宫的美妙两种景色强烈对比，使他无限感叹感发——最后一个巨大的火花在他头脑与心灵中爆出了奇芒：他萌生了要为一大群亲见亲闻的女儿（以侍婢丫环为主）传神写照，撰一巨著的念头。
可惜，他自然不会想到，世上真能找到潘霍芬那样的地方——这是“真事”，而不是“假语村言”；那也是现实，而不是什么“理想世界”。
多少楼台烟雨中
北京的西郊，以至西山，是个庙宇最多的去处。少的说是三百寺，多的说是七百寺，大概谁也没法儿真数个清楚确实。晚唐杜牧之名句曰：“十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两相比照，正不知谁为优胜。这种现象正常否，自然也照例是你赞成我反对，其说不一。但如果那四百八十座南朝古刹至今还“健在”的话，那么南京市的旅游收入一定居“世界之最”，无论你赞成还是反对，当你面对那种“景观”，总会暗自说一声：“真了不起！”否则，岂不太无审美能力了？
南朝为何那么多寺？我只知道梁武帝是舍宅为寺的名人，这显然起了巨大的作用。北京呢，连曹雪芹写《红楼梦》，都发表过批评意见，他说：这都是有钱的老公们混盖的。一点儿不差，明代太监是修庙的“施主群”。看来，曹雪芹对此颇有异议，但他不仅“西郊憩废寺”而作诗，而且“寻诗人去留僧舍”，“破刹今游寄兴深”。据齐白石老人确言，雪芹贫极时寄居崇文门外卧佛寺，齐老并作画题诗：“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成为无价的名迹。而且，据老舍先生作诗自注，他在西郊听村民父老传述，曹雪芹曾在万安山上法海寺出过家。
这样看来，雪芹先生毕竟是个憎庙者还是个爱庙者？只怕“研究”起来又并不简单，还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杜郎曾目击的烟雨楼台，恐怕早已片瓦无存。万安山的法海寺，我爬上去寻觅残踪遗迹，只见满地瓦砾，除石碑石阶外，一无所有。
读史，知道历代有崇佛造寺的，也有贬佛毁寺的，其反复兴替无常，也是一篇难算的账目。据说周世宗（柴大官人一家子）就曾尽毁天下佛寺，将无数铜佛像投入熔炉，改铸为铜钱了。我想他可能对货币流通起过好作用，有功劳。不过，许多寺庙铜铸艺术珍品，多少工艺大师、匠人的心血也就都“化”为铜钱了。
阅报，乃知内地、香港以至美洲，都新铸起了“超史型”的巨大铜佛了。用佛语来讲，“轮回”不但是人所难逃，佛也一概在内。
以上是“寺”的事，寺专指佛庙。寺，原本是一种官署名称——大理寺，光禄寺，直到清代也照旧。只因古高僧曾在寺内译经之故，佛庙就都以“寺”为名起来。寺，与祠、观、堂等有别，比如寺的布局自有规律：山门、四大天王、弥勒、钟鼓楼、观音、韦陀、如来，大体是不异的。道观神庙，并不如此。
中国的佛寺是外来文化而“华夏化”的艺术殿堂，是百般艺术精品的大聚览——民族形式的“艺术博物馆”。所以，千百劫后幸存的古刹名蓝、琳宫梵宇，才成了最宝贵的“文物”和“旅游景点”。它包括建筑、雕塑、壁画、书法（联匾）、刺绣（幡幔）、金银铜铁锡五金、土木……数不清的百般巧匠之绝艺，还有钟磬、梵呗、木鱼、管弦诸般音乐，还有精雕木刊本的经卷，它是“文化宫”“工艺殿”。
但中国的“本土庙”为数更多，这些应称“祠”。
所谓神，不是灵怪，是人之不朽者，不朽是指其功业、道德、精神永为后人钦仰怀慕，故立祠庙，以寄托追思。药王、李冰、岳武穆、关云长……皆此义也。这更与“迷信”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必一听见个“庙”字就赶忙板起面孔叫它是“愚昧”“落后”的“历史垃圾”。
到了锦里蓉城，你上哪儿去？当然地方多的是，可是你不去拜谒一下诸葛武侯祠与诗圣杜少陵的草堂祠庙吗？若对此两古人，说“我无兴趣”“也无感情”，那就是对中华文化的蔑视唾弃了。这，又与“迷信”有什么交涉呢？事情需要分源、需要识义，也需要正当运用这个本民族独创的、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文化形式来进行文化传播、感染、熏陶、宣释等有意义的重要工作，不一定进庙就为了“烧香磕头”。
准此一义，我曾撰文，呼唤有力的施主们为咱们中华的奇才巨匠“文曲星”——曹雪芹修一座小小的祠庙，因为国人对他确乎太冷落了。
北京雪芹庙，难道不应与成都草堂祠辉映媲美吗？为何无一人出来登高一呼，襄此盛举？
拙文发后，如一枚小卵石投入了汪洋沧海。
最近，作家刘心武在《读书》上发表了对拙著《曹雪芹新传》的书评，文中抒发了他的深刻动人的感喟：曹雪芹与莎士比亚的对比和“处境”太悬殊了！他慨叹说，中华文化巨人如此难为世界所了解，遑论“重视”了。他说，读《新传》掩卷之后，不禁想起雪芹的文友说他“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他感到了那个令人惆怅的寂寞，而为之酸鼻。我读了他的文章，也不禁为之泫然。
雪芹·水星·红祠
曹雪芹是“上应星宿”的非凡人物。我这儿说的“上应星宿”，包含有“土”“洋”双关意义。此话怎讲？且听一道其详：
第一，我们本土的传统“天人合一”的大文化观念，认为非凡之人都是天上的星宿降世的。如你在旧日章回小说中就可以常常看到某某是“太白金星转世”，某某是“文曲星落凡”……所以，我们如谓雪芹乃是文曲星转生的大天才大手笔，那是并不夸张的“修辞格”吧？
第二，雪芹已然超越地球，而属于宇宙，这又是事实，而不再是一种崇仰想像之词了。那还是1974年的3月，美国发射的水星探测飞船“水手号”到达目的地，成功地探明了水星的表面上有六十多座环形山，于是就以对人类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中外六十多位伟人的名字予以命名，其中的中国大文学家就有唐李白，元关汉卿，清曹。
要记清：这不是凭空臆造的说法，而是由《人民日报》等日报刊载的新华社的正式电讯新闻报道。若有蓄疑者，可以复查有关文献。
所以我才敢说，不管从哪个角度的观念来讲，雪芹是真正的一颗“天上星”，绝无虚假。
时下好像特别崇“星”了，诸如“影星”“歌星”“笑星”“武星”“球星”“棋星”……早都见于文字，但是“文星”“诗星”“书星”尚未习见，那么我这儿斗胆给雪芹戴上一顶“星冠”，似乎不为鲁莽冒昧。
但是，称雪芹什么星呢？倒成了个难题，因为诗文书画，他是样样超群，他的好友们赠他的诗文都指得明白，可以作证无疑。还嫌都不“全面”，就叫“说星”，这又实在不太“像话”，即难以够得上一个被文化人接受的佳名美号。昔年有人称他为“稗圣”，意为“稗史”（小说的别称）的圣人；但如今若仿效创一个“稗星”之名词，仍然不太像样子——不成文体。这个难题，只好以俟高明吧。
记得古寺壁画上群神之中，有金、水二星之像，而二星皆是女神，仪容美好；再一查，原来古人原是认为金、水二星者乃掌管文学艺术的女神。
如今雪芹的大名单单题在了水星之上，此事实亦“天缘”，饶有意味。最近，听说新建的雪芹祠已然规模初具，大约距离正式启祠为期不远了，这也令人十分欣慰。我曾向建祠的友人说：我们这个祠不能建成一处到别的地方也可看到的“旅游景点”，而是必须使祠的品位向成都的草堂少陵祠来“看齐”才行。如此一南一北，一个是诗圣祠庙，一个是稗圣的祠庙，遥遥辉映——这才令普天下人一起“惊醒”，抬头瞻仰礼敬！而海内外的文化名流，也会与大众一齐前来这处新祠朝圣致礼！这样在北京才是又一处足以代表中华文化辉煌成就的胜地奇观，入祠之人，都可以寄托他们的久蓄于怀的钦慕感叹之情。
这座红祠，不同于一个普通“纪念馆”“陈列室”，也不同于一般神佛寺院，它是以展示祠主的风貌、生平、家世、成就、影响等史资文献为主要贡献，因此具有与众不同的巨大特色。比如你若想了解研究雪芹的宗族世系、祖籍迁寓……都能在此得到一定的收获与满足。故我为芹祠之落成深深贺敬。
竞病·丕兴·芹庙
不知哪世前缘，我弄上了“红学”，一失足而再难拔脚。弄了快五十年，近来忽然有一种说法，大贬曹雪芹，于是我犯了“左性”——左性一词在《红楼梦》里就使用过，意思是本来的执拗性因受刺激而越发厉害起来，要走极端了。我这回的左性表现在哪儿呢？如今透露一下“天机”，谅也无妨：第一是我找着了一位力量雄厚的女企业家，她慨出巨资，修盖一座雪芹庙。这是我平生一大梦想，想不到今年实现。第二，由于有了庙，人们就可以有个地方寄托追思景慕的情怀，可以进去瞻仰礼敬，那么，我很想到庙里去当一名侍者，做点事，服点务呀什么的，而我就给自己又起一个新别号，叫“芹祠侍者”。
以上两点，就是我犯左性的表现了。
说起这座庙，大概有把握向世界宣称：我们修盖了普天下的第一座雪芹庙！
此庙坐落京南大兴县境，其地据云是清代的一个旗营村，现时正在工程进展中，听说一切顺利，有希望在本年八月即可落成。
这也使我想起，辛亥推翻帝制，民国刚刚建立，就有一位学者陈蜕撰文提出，雪芹的书，不是小说，而应归于“四部”（经史子集）中的子部——也就是他认识到《石头记》原是一位中华大思想家的著作。此一认识，堪称有过人的眼光思力，可谓石破天惊之论。
不但如此，陈先生还提出说，雪芹是一位“创教”者！
自从人类文化渐进，兴起了宗教，几千年来，谁创过教呢？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很少的几个，而且皆非吾华之人——我们的老子、孔子，人家根本没有创教之意，都不过是后人信奉，尊为教主，那是另当别论，不可拉扯。由此可见，咱中华若有当得起“创教”二字的，则非雪芹莫属！这样说来，一位创教的伟人，难道还不该有他的一座庙出现于中华大地之上？
至于雪芹毕竟创了一个什么“教”？这倒确是一个崭新的研讨课题。也许，庙成之后，在那儿会有人为此召开举办一个研讨会，未尝无此可能，只看时机迟早罢了。
由于这么一推想，又不禁思绪纷来。我记得有一次在一篇文章里谈过“吴带曹衣”，以为那曹画家也是雪芹先世才人，后来，忽然悟及史载那曹衣画家乃“曹国人也”，曹国是指古代西域的一处国名，实“老外”也，我大约是弄错了。但是，我因此也又想起，“曹”之得姓，原本由于封地是古之曹国——后来才成曹州者是也。所以这事儿很妙：曹姓也是我们周家初封诸侯中的一个。盖史言周初封叔振铎于曹，在山东兖州济水之阳，其地晋曰济阳，隋曰济阴，后周曰曹州。宋代的有名文学家王禹有碑文专记此一源流，十分清楚。
振铎生太伯脾，脾生仲君平，平生宫伯侯，侯生二子……世系详明，一直传到汉初丞相曹参，大名鼎鼎，十八功臣第二名，又传到宋初枢密曹彬，开国元勋。彬封为济阳王，为什么？正是溯其封地得姓之始也。
曹彬籍贯是今河北省灵寿县人，古属真定（后之正定）。彬之三子名玮，就是曹雪芹在宋代的祖宗了。
永乐二年的一次大移民，玮之后裔有一支从江西北迁，又回到了河北，卜居在京东丰润。所以从明代起，雪芹家的老根儿就是丰润。
这个曹氏宗族是了不起的，世代出生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英雄、大天才、文相武将，当中有一名画家叫曹不兴——或作“丕兴”，不知谁是？又出了一个曹景宗，虽是名将却在诗坛上留下了一则出奇的佳话。至于女流，作史的曹大家（音姑）、大孝的曹娥（书圣王右军为她写碑记），还有八仙里的曹国舅，也都是他们一家同宗之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流芳千古的名宗望族。
曹不（丕）兴，名兴，他居于吴地，据传他有一回经过青溪时，见一条赤龙飞行水上，就笔摹其形成为画幅，献于吴之孙皓（孙权之子）收入秘府；至刘宋时，遇上大旱，乃取不兴之所画赤龙图，张之于水上，顿时风起云涌，大雨滂沱！
曹景宗是六朝时人，既以勇略闻于世，又深喜书史。梁武帝赏识他。后来战胜凯旋，皇帝宴于光华殿，命大诗家沈约作诗为贺，沈约乃作五言仄韵长诗，将全部韵脚字都押了，只剩下“竞”“病”二字，可就给难住了！景宗说这有何难？接笔立时续道：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他押了这两个极难押的韵，却十分自如地写出了他身为大将、出战收功、悲喜交加的心境，并自比于汉代名将霍去病的收功于抗匈卫国，无怪乎那文化水平高的皇帝也大为击赏了。（去病，古人取名的一例，略如宋代词人辛弃疾是同一取义。）
这都说明了，曹氏一门，世世出文武全才，直到清朝，仍然是如此：曹玺、曹寅、曹颙……以至雪芹，皆不坠祖风。
既然这样，我这自称“芹祠侍者”的，便有其理由了，并非盲目迷信，岂不然哉？
中华需要人才，也需要爱才、惜才、护才、拔才、用才、重才的思想感情。不幸的是什么？是有一种人还不如梁武帝，一味妒才、忌才、贬才、挤才、害才……因为他怕别人“妨害”了他个人的“利益”。这种人，是没有资格进我们新盖的雪芹庙的，因为雪芹正是为了人才的命运才作出了一部《红楼梦》。
甲戌本联系三奇女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曹雪芹在世时确定的名称和形貌之代表遗迹。民国十六年胡适先生于沪上收得，成为当代红学的真正源头或母体，迄今七十年，研究工作尚未深入。至于此书本身联系着三位奇女子，言者更少。今略为综述，俾便领略此一珍笈的特殊文化意境与价值，
三奇女：薛素素，脂砚斋，马眉。
薛素素，名素，号素卿，乳名润娘，明末名妓，苏州人。脂砚本是她的文房之宝。为何叫做脂砚？有些人乱解，而不知其本义即研之砚，而又兼切才女的文采之事。我曾于拙著《红楼梦新证》中引明人谈迁《枣林杂俎》“彤管”目内一条云：“万历贡士兰溪舒大猷之妻陆静，专工小词，以脂笔书写，落红满纸。”词义最明。故“脂砚”也是闺秀“扫眉才子”的事情。
薛素素的奇文，下文再表，须先说清这一枚小脂砚，到清代落于雪芹之妻李氏（即书中的史湘云）之手，因此她即取“脂砚斋”为室名与别号（其真名已佚）。是她助雪芹写作而且为之评点钞整，以至成书，并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甲戌本的行款规格的由来。
是故，脂砚斋（常省“斋”字径署“脂砚”二字）也是一位奇女才人。那么，马眉又是何如人呢？
原来，她就是迄今可考的最早一位甲戌本收藏者，是她把书带给了她的丈夫刘铨福（后归胡适之，流传至今）。
承传次第粗明之后，方可略叙三奇女之奇，奇在何处。
“诗、书、画”，久号“三绝”矣，实不足奇了，薛素素却身擅“十绝”！这是震古烁今，从来未有之奇。
哪十绝？曰：诗、书、画、琴、箫、弈、绣，无不工绝！这还不算，又能走马，挟弹，常以“女侠”自命！这实在就是一位“十三妹”式的奇女。不知其名的“脂砚斋”又如何呢？脂砚斋即史湘云的原型。她的奇，奇在诗才之过人，每次诗社属她最捷最好；奇在光风霁月，心直口快，义愤凛然；奇在“英豪阔大宽宏量”。风度襟怀迥异俗常；奇在命途乖舛，身落“贱”籍；奇在能识雪芹，千辛万苦，卒能重圆旧梦；奇在助雪芹作书；更奇在批出了一整部的“重评石头记”，其内涵之丰富重要，至今研究者也不过刚刚窥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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