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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奇女名叫马眉。对她，拙著也有记述，如今简叙供考。
提起她来，所知有限，可是意味特觉深长。最初，只见甲戌本卷端钤有“眉”印一方，此为何人何义，愧不能晓；后来也是“考红”史上许许多多因缘辐辏，得到刘博琴先生亲自送来了一件珍贵文物，这才豁然开朗，叹为奇遇。
刘先生是老北京琉璃厂著名篆刻家，连玉印也能镌治，此例极罕。他是甲戌本原藏者刘铨福的族裔，手中保有家世文物遗存。蒙他送来的，是一轴《翠微拾黛图》。打开看时，首幅为图，西山景色，远翠微茫，写意之笔，境界不凡。后即多家的诗文题咏跋记，不易详举。为首的就是在甲戌本也有题记的濮文暹所作的南北曲合套的《新水令》大套曲，其文笔风趣妙绝，令人倾倒不置。曲前有小序。
从卷中题跋、印记等综合而考之，方知刘郎的爱妾马氏名寿，字宜男，号眉，又别署宜男花主人、木瓜山女。
她号取“眉”义，故对画眉之黛石最有感情，是故方有“翠微拾黛”之雅趣。这想必还是受到了《石头记》中宝玉为黛玉取字“黛卿”之事影响启示。
其芳名曰，出自《诗经》：“焉得草，言树之北”。即萱草，相传女子佩萱，利于生男，这也就是她的字、号的由来。
惟有“木瓜山女”一号，愧不能知其何典何义。事隔多年，此四字是从卷轴中印文得来，今原件不可再寻，难以复验；我疑本是“木公山女”，而篆文“公”“瓜”形近而致混。若然，则应是“松山女”的文义。如所揣有理，则又须考究“松山”何指——是否马氏本籍关外的松山？她有无可能乃满洲旗家之女？这些问题，俟博雅君子解惑。
然后，再听刘先生向我口述的大略：马氏是一位罕见的才女，不但诗文翰墨精通，而且擅长篆刻，能手拓古碑，拓技极精，上皆钤有她的拓碑专用印。她每日与铨福先生经营这些高雅奇异的文化生活，是以深受爱重。“拾黛”一图，是他们偶然遗下的一点痕迹，已可窥一斑。
因此，我又联想到，甲戌本卷后跋记，作于满洲名士麟庆的半亩园（东城弓弦胡同，李笠翁设计的名园），又有“惜不得佟四哥三弦一为弹唱”之语，这很重要——曹家遭变，即因佟家隆科多大案之株连，而拙考雪芹的母夫人应即佟佳氏，是隆之族女，备知曹家逸闻旧事，所以“佟四哥”亦即她家之人。（这也牵涉到另一资料，濮家有人见过书中茗烟，已为老僧，口述宝玉袭人之事，似出于佟家一源。）如此看来，甲戌本的更早藏主应是一家满洲世家，后归于马眉，这才带给刘家。
雪芹一生著书，即为表扬女儿，今其书已得三奇女连锁文缘，真是一段佳话奇情。不可不记，爰以小文作抛砖引玉之资。
庚辰腊二十八日
张爱玲眼中的《红楼梦》
张爱玲在文坛享有盛名，自愧未曾读过她的小说、剧本，偶然见到她一两篇随笔性文章，竟然都谈到了《红楼梦》，而且见解不凡，这才引起我这孤陋者的注意，真是于心戚戚焉，不能轻易放下这个题目。
人的文艺天赋差异之大，是一种造物的游戏或有意捉弄她所“造”的人。造的人乱极了——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仁有智，有才有德……她“配方”十分奇特。别的素质才能不难见，惟有文艺审美眼光的高明（水平和能力），最是难得多遇。我平生所逢，张爱玲是一位。尤其她是符合雪芹标准的“脂粉英豪”，又与须眉浊物不同，弥觉可贵之至。
她在回忆胡适之先生的文中，本来是以《海上花》为主题的（话题开头是从她的《秧歌》叙起）。我看到《海上花》，想起在燕京大学时已注意这部奇书。对白是吴语，我凭参悟能懂个七八分，剩下的就请教同窗许君正扬。他是浙江海宁硖石许氏，却在上海长大，正好以吴侬软语的声调“学”给我听，顺带讲解个别词汇和特殊习俗等，十分有趣而得味。那时我已体会到，自《红楼梦》出后，一直无人能学到雪芹的笔法语调，惟此书却有三分神似，实为仅见（此意曾写入拙著）。如今一见张女士话及这部杰作，立刻想到，下面谅必也要牵连谈到《红楼》吧？果然不出所料，紧跟就是一大段——我已读过她另一处谈《红》的卓识高见，因此总盼还能见到一些类似的文章。这正可谓“夙愿以酬”——尽管还有点儿“抱怨”太短了。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红楼》。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如何以表述我的心情。
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
她有一部考论《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魇》，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文，“字比笆斗大”，它“往我眼里跳”！这可见她对《红楼梦》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
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在美国，告诉洋人中国诗、画的“发展”（独特造诣之义也），他们因为不懂，只有承认；但若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就人人“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了。因为，小说代表是《红楼梦》，在他们读来，只看到一个“故事轮廓”——而且“是高鹗的”！那就是“钗黛争婚”的一场“三角恋爱”熟套闹剧，没有别的。
她的话不多，却极深刻沉痛。对这位国际驰名的女作家，我一无所知，只见到这么两篇论《红》之文，便觉十分钦佩与倾倒。
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初次接触《红楼梦》这样的书，即能感到曹笔与高续是那么霄壤天渊之悬殊，你怎么解释？是谁“教”给了她要区别？是什么机器统计出“词汇”差异表让她知晓了“科学数据”？都不相干。
这就是雪芹讲的“通灵”之性，是“娲皇”赋予的——“天分中生成”的。中华文化讲究这个，中有至理。
然而，也有人相反，他们感不到那种巨大的悬殊，倒是认为前后“浑然一致”，“都是曹雪芹的原著”……而且，曹之所以伟大，不在前八十回，全在后四十回，云云。
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张爱玲还指出说，《红楼梦》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报上说张爱玲客居美国，性情孤僻，逝于寓所，无人知晓，邻居多日不见其踪影，方有疑虑，发现人已亡逝。幽独寂寥至此，令人闻之凄恻。她原籍河北丰润。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与曹寅为至好的张见阳，留下了《楝亭夜话图》，就是丰润张氏。他与纳兰公子（性德）也是至交。他们三位可称康熙盛世词坛三友。
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红楼》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
我在美时，不及知上述这些情况意义，也就失去了试行探访她的机缘。如今念及，深为悔憾。张爱玲有极高的天赋，也有她的乖僻的性情。这完全符合雪芹所说的“正邪两赋”而来之人，岂偶然哉！
诗曰：
邪正相寻两赋来，英豪脂粉见奇才。
《红楼》高见何人及？惆怅殊乡境可哀。
字比笆斗大
女作家张爱玲辞别人世——这人世是她写作了一生的“对象”。她在时，自然名气不能说不大，但终究有点儿不以为奇，好像也不过“著名”就是了，“著名”的多的是，真如陆机说的，“若中原之有菽”。她一死，这才纷纷悼念追怀，把她的一切都另眼看待起来，理解了，珍贵了，遗憾了，后悔了……人就是这么样的，这就叫“规律”。
我没有任何资格来写悼她的诔文，因为她虽只小我两岁，真是同世同代之人，却因我素未读过她的小说、散文或剧本，对她的家世生平更是一无所知。不想日前有友人将她的《红楼梦魇》的自序，复印寄来，这才使我大吃一惊。我读了此序，感到悲喜交集，更觉十分惭愧，对不起她——1987年春，在美国时从大学图书馆里借过这本书，那是台湾版的小开本，可是我竟置而未读！你说这会让人相信吗？
为何借在手边而不予理会，现时想来，大约原因有三：一、那时因工作紧凑，所借之书以外文（过去难见）者为主，中文著述只得后推。二、那时兴趣集中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新课题，见她此书却是版本考证——这是个最麻烦而缠人的主题，我怕一读它，会把我的“精神境界”一下子打乱了，影响我抓紧时间工作的计划。三、说老实话，我一见她用“红楼梦魇”四个字作书名，就打心里不喜欢，觉得“气味”不投，更怕纠缠一大阵之后并无真正收获——我目力已严重损坏，读书艰困之甚，实在禁不起滥用目睛的浪费了。
这样，我翻了翻各章的大标题，就推在一旁，直到要还书归馆，也未及重顾。
以上就是我与这位女文星的“联系”了，请想，我又有何资格来写纪念她的文章？
谁想，复印的序文来了，我一口气读罢，这才又惊又喜，又悔又愧！
悔愧与惊喜，只是一桩事情的两面，倘无惊喜，悔恨何来？所以先说说我的惊喜。
我自己弄了半个世纪的红学，所遇之人不少，却根本不知道张爱玲才是一位该当崇敬的“红学家”。世上自以为“著名红学家”的人到处皆是，其实其中有的既不“学”也不“红”，人家张爱玲从来不以“红学家”自居自认，却实在比那些自居自认者高明百倍。这就使我吃惊不小，使我心喜无量。
她说话很老实——因而也很直率真切，一点也没有“文学家”的扭捏，更无“红学家”的咋呼。她的自序中，你先听这几句——
（看了脂本《红楼》，才知道）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
这就把“著名红学家”都兜了根揭了底，学术的事，她用不着客套周旋。然后说她自己——
至于自己做，我惟一的资格是实在是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
这已经是好极了！会这么感受，会这么表达的，我愧孤陋，还是第一次看到。（先师顾随先生也说过，他读诗词，好句子不是去寻的，是它自己往我眼里跳！可谓无独有偶，但那不是讲《红楼》，也不是说版本。）
我很惊喜，“红学家”们如过江之鲫了，哪几位敢说这句话。你把异文摆在他眼前，他也辨不清是非高下、正误原篡（雪芹原笔与另手篡改）。
然后她又说——
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肯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笆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
这简直妙极，使我拍案叫绝！
这妙这绝何在？第一，说话坦率爽快，不让人气闷。第二，比喻精彩——你可知道什么叫“笆斗”？它有多大？这“名词”对哪些人才“感情”亲切？第三，最妙是不同的字会“自己蹦出来”！这种话堪称奇语，也才够个赏文的资格。
这就是诗人、艺术家的高级审美的能力（敏感性）和表达才华了。
这儿真正的重要的大道理至少有二——
一是她对《红楼》一书可谓精熟至极——大约是指坊间流行的程、高伪篡本，及至一旦展开脂本，她被雪芹的原著原貌（至少是接近原来）原文原句给惊呆了！那个“不同”和“笆斗大”才会往她眼里跳，她的艺术天才禀赋和修养给了她这种“高敏感”和“深痛切”的惊讶与领悟。
她接着说，她怕啰嗦，“能省一个字也是好的”。这话似乎可以包含着她自己行文写作的信条和对雪芹原文与篡文的体察感受两方面——当然这“两”其实也是一回事。
在这儿，却有一个特大的文学语言问题由她的短短的几句话透露得十二分明白，这需要代她点破，或者说是为她译成“连贯的死板文字”——
她为什么那么样看语文？原由她自己早已说出来了：“受了古文的毒！”
这古文，就是指我们历代文星们用汉字写的为人熟诵深赏、可以朗朗上口的词意音节皆臻优美的“文言文”。你可以恍然晓悟了，原来在张爱玲的艺术感受上，古人作文是绝不会啰嗦，是把一个字当“笆斗大”来考虑抉择、推敲铸炼的，他们绝不会忘记“省一个字也是好的”！
原来，“古文”的“毒”，毒在这里。
这简直使我精神震撼。
那种体会感受的话，不是出自一个老古板、老顽固或“逊清遗老”，而是出自一位生在上海、久居美国、“英文比中文好”（其家属亲人的话）的女子！能想到和相信吗？
所以，光是骂古文，恐怕只知其一，只执一端，识见远不如张女士全面、深刻。
汉字语文的极大特点特色不必要了，要的是与洋文“看齐”的“白话文”了，“古文”应当一概打倒。这个后果，就是字再不像“笆斗大”了，每日看的读的，彻宇宙、遍世界都是些张爱玲最怕的“啰嗦”，她体会的“省一个字也是好的”那种智慧的领悟语，使我们脸红——因为恰恰是大多数文章令人感觉的倒是“多一个字也是好的”了——那“白话文学”可真叫“白”得够人受，满篇是废字废句，浮文涨墨，拉扯扭捏，以便凑足了篇幅。
有些外国评论说曹雪芹“太啰嗦”，而脂砚斋则强调雪芹是“惜墨如金”。你说咱们该听谁的“意见”？
如果曹雪芹啰嗦，最怕啰嗦的张爱玲，能会单单对这部“啰嗦代表作”精熟到可以背诵吗？道理大约是说不通了吧。
有人以为程、高本比脂本“好”，连胡适先生也特赏“程乙本”（两次篡改，文字最坏），其理由是“更白话化了，描写更细腻了”。
然而，张爱玲的看法不是如此。
张爱玲女士在这篇序文里留下了沉痛的心声，她深刻理解了曹雪芹与他那真《红楼》这部书自身的悲剧性。
她体会到雪芹的处境与心情，他的书在各种历史文化原因与条件下的遭遇与命运。
曹雪芹在这苦闷的环境里就靠自己家里的二三知己打气，他似乎是个温暖而感情丰富的人，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那支歌中所谓“人——需要人的人”，在心理上倚赖脂砚畸笏，也情有可原……
他完全孤立。
中国长篇小说这样“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刚巧发展到顶巅的时候，一受挫，就给拦了回去。潮流往往如此。
清末民初的骂世小说还是继承《红楼梦》之前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请原谅我这混杂的比喻。
她分析并综括了那种历史“特征”之后，说出一句鲸吼钟鸣的话——
《红楼梦》被庸俗化了！
张爱玲以一位“脂粉英雄”（雪芹的语文），发出了这个警醒举世懵懵总不知悟的响亮的声音。
这是一个女性作家的声音，应该不同于一般读者的理解，她是精通古今中外文化、有深厚文化教养的时代人物，大约也不会是因为“偏激”而形成的忤俗的“过言”。
她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不知是以为此亦世事之常而不足怪异，还是有意以呼声来掩去她的痛切的情感。
是谁？是什么？才导致这个堪悲的庸俗化的呢？
答案由她摆出来的——附骨之疽！
我以为这种比喻并不“混杂”。她说得透：雪芹的书，未完倒还不致成为最严重后果的真原由，糟就糟在那个狗尾像疽一般附着在一个宝物上，竟难割除根治。
这比喻透露，那个庸俗化并不是件“轻淡”的小事。
她举了实例。在海外，她所知之美国大学生，男的“关心”的是宝玉的“女性性格和同性恋”，女的则困惑不解，充其量不过认为是旧式大家庭表兄姊的恋爱，和西方差不多。她所见的中国青年学生研究生的论文一概把程本就当原著——这也反映了教授的态度。我知道她是说这就是最大的庸俗化。
以上是就雪芹著书的宗旨精义的被庸俗化。至于文笔，她没直接讲，却举出《金瓶梅》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起初她忽觉不对味了，后来方知那是另手夹配进去的，不是原著——她一读过这一大截子，一到五十八回，眼前一亮，就像出了黑隧道一样！
这才是中国文评上说的“具眼”之人，对文艺的真妄高下，其感受之敏锐如水火冰炭之悬殊迥异——但庸常之人则漠然以为“都好”或“浑然一体”，并且对区分原貂与续尾的人反加以讥讽以至骂街。
张爱玲的行文也是艺术的和惜墨的，她只说到“如出隧道”即止。我这个人总想不开，总要画蛇添足：她读《金瓶梅》是毕竟还有出隧道的庆幸喜慰感，而她读《红楼》的流行程本百二十回，大约就是如同后尾入了隧道，一直黑昏到底，再也没了“出来”的豁然开朗之福了。
我说这话，自信无差，因为她又说了这么一段话——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来抢回来。现在心平了些，因为多少满足了一部分好奇心。
这段妙语，充分表明了她是如何地渴望能睹雪芹原书的全貌。
她所说的满足部分“好奇”，殆指她研究了雪芹遗稿的部分真相的梗概。当然“好奇心”是个有意布低调调“俗语”，研索原著的整体，已经建立了一门“探佚学”而且作出了成绩。这是十分重大的文化问题，不是“好奇”所能标名的。
张爱玲本是个作家，但她为此却全心贯注地做了“考证派”，受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写出一部《红楼梦魇》。
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在我看来，这比她写了很多作品还重要得多。
我还有一桩遗憾：她没有用英文译介《红楼梦》。我确信，她才是最有资格英译芹书的人。——她没有做这件大事，不知因为何故。这是又一极大的遗憾！
附记：
张爱玲曾英译了《海上花列传》，她认为《海上花》三分神似芹笔。此意此语与我全合，我在初版《红楼梦新证》中正是这么说的，从未有第三人见及于此。
齐白石与曹雪芹故居
白石老人的画幅，大家常见的，多是花卉虫鱼一类；其实他画别的景子，不但是同样擅场，而且更为引人入胜，不过是极难得见到罢了。就中尤为难得的，是他的那幅《红楼梦断图》。
提起这幅艺术珍品，先要叙明一段掌故：原来在北京地方，还存在着不少关于曹雪芹的传闻轶事，听起来都饶有趣味。其中一则，说曹雪芹遭到家难之后，曾一度寄居于北京外城广渠门内不远的卧佛寺（北京共有三卧佛，一在西山，一在西城，一即此）。这一传闻，不止一人谈到过，有很多位老先生都如此讲述，想来一定有其根据，当地父老这才世代口传下来的。
白石也是知有此说的老前辈之一，因此，他有一年秋天，就和张次溪先生一同到了卧佛寺，去寻访、凭吊曹雪芹的遗迹。这次寻访，引起了他很多的感慨和想像。恰好张先生作了一首诗，中有“红楼梦断寺门寒”的句子，白石一时兴起，就借了这句诗的意境画了一幅《红楼梦断图》来抒写他这次游卧佛寺的感受。——以上是这幅艺苑珍奇的简单原委。
尤其宝贵的是，他在画上作了题记，并题了一首很好的绝句。原文云：“辛未秋与次溪仁弟同访曹雪芹故居于京师广渠门内卧佛寺，次溪有句云：‘都护坟园草半漫，红楼梦断寺门寒’，余取其意为绘《红楼梦断图》，并题一绝：‘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
这诗可说是大艺术家和大文学家之间的一段“香火因缘”。可以看出，白石老人是怀着无限的景仰和同情之心来凭吊雪芹遗迹的。在他的想像里，分明看到曹雪芹于困厄之中流落到残僧败寺之地，过着极其贫窘的生活，而当秋月胧明、风露凄冷之夜，还在一盏孤灯相伴之下，构思他那部“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千古杰作——《红楼梦》。
“举火称奇”，大约是和明末遗民杜（号茶村，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很有交契）的一则典故。杜是湖广人，明亡以后，流寓金陵，劲节高风，生活奇窘。他曾写信给王于一，说：“承问‘穷愁何如往日？’大约弟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此其别也！”（《变雅堂文集》卷八）“举火”，就是点火做饭吃，“以举火为奇”，可见其贫况已到何等境地。白石老人用来写雪芹，恰到好处。至于“短檠（qng）”，是唐代诗人韩愈写贫士用矮灯照读苦攻的典故，这是大家所悉知的。
卧佛寺至今犹有部分残存，但久已废为民居。大卧佛全体木雕，极为弘伟，至少是明代艺术遗物，至可珍惜。院中古槐一株，倾欹生姿。据说当初庙中有跨院，颇有亭石花木之胜，雪芹寄寓，可能有取于此。又，在清代八旗制度，各旗各守哪个城门，都有规定；广渠门属正白旗汉军辖守。而曹雪芹也是正白旗人（只不过他是“内务府包衣旗汉姓人”，而非“汉军”旗人），可能有同属白旗之内的亲友在卧佛寺一带居住（听说这一带到清末还是旗人聚居之地），故而辗转牵引，想到投奔外城寂寞萧凉的古庙那里去存身，这也颇在情理之内。
附记：
我为此图作过一首词，今不具引。有人将卧佛寺讹为“千佛寺”，那是错了，又有人怀疑，卧佛寺可能是指西城那一个，因它离右翼宗学、槐园等雪芹曾到之地都不远，似乎雪芹寄居于此，更为近理。不过这种事很难臆说如何，因为西城的卧佛寺当时未必像外城的寺庙更合于寄寓。所以我仍主白石老人之说，不宜用简单的推理方式轻断历史事物。白石还曾谈到，他所听到的传说，曹雪芹的妻子是他的李氏表妹。这种传说远远早于红学上对于李煦家的考证，尤其值得重视。
上元佳节访芹居
寻找伟大文学家的故居遗迹，是一件极有意义和兴味的事情。谁都想知道并且看一看曹雪芹从南京来到北京之后的住处究竟在哪里。看看有什么用？这倒很难说得明白晓畅，条理粲然。人总是要过文化精神生活的，看看素常倾慕敬仰的历史人物、文学大师的故居，会引起一种丰富的想像，我们在此徘徊瞻眺，流连不忍离去——这处地方便能寄托我们久蕴于怀的无限景仰、怜惜怀念之情。人若有了这种感情，自然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那时，也就不再是限于一人一事、某书某史的个别事情了，换言之，故居就绝不仅仅是一处“地点”“房屋”或者“院落”的问题，其所关岂为细乎。
自从前些年发现了一件档案，载明曹雪芹家在雍正六年因获罪抄家、拿问回京之后，已无立锥之地，后经人帮助请求，才“赏给”了一处住房，共有屋十七间半，坐落蒜市口——这是我们第一次“找到”了一个雪芹住过的确切点。档案发表后，我就在甲子年的元宵佳节走访了蒜市口。
那一次，不能说毫无收获，但因不懂古建筑，无法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从那以后，我就订计划，邀请一位专研古建筑的老专家，再往续探。由于他非常忙碌，要到各地去踏看、开会，因而直到二年后的元宵节，这才得以同赴蒜市口，恰好一周年。住在北京，虽值上元佳节，了无节意可赏，我们值此嘉辰，同访芹迹，这却比赏灯看会另有一番况味。
有了老专家的协助，果然与我这外行独往是大不相同。这次的收获就大多了。
蒜市口，位于北京崇文门外（由内城通往外城的三座大城门的东面一门），顺着花市往南，走到尽头便是。论范围，这地点实不算很大。论情况，房屋拆改也还不是最多之处，但那变化也是可观的。我们得到居民的热心合作，给我们指点。我们进了很多住户的院子，房主们无不表示欢迎接待，有问必答。
这样，我们经过观察比较，初步找着了一处小院，建筑旧迹尚存，布局风格未改，而且问明未加改建以前的房间数目，正好是十七间！老专家认为，这处地方，值得注意研究，他准备继续探索，并绘出图样。甲子年的元宵节日是这样度过的，倒也十分新雅有致，为此作一首七律，以作纪念：
上元佳节了无灯，蒜市重来问古行。
椽桷已迷原覆瓦，轩窗忽显旧镂棂。
天衢路改寻常陌，地祠荒勇士营。
十七楹间欣可数，主人好语最堪听。
胭脂米传奇
目坏后，久不能读书，新出的书更是“耳”不暇给，于“目”则缘分无多，每每兴叹：“太落后了！”“太孤陋了！”“吾其将为‘新文盲’乎！”忽一日，江南文友雁足传书，落于文几，展看时，一段话赫然入目（因为为我写信的，字都特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著《红楼梦新证》，久传毛泽东主席看过，人言不一，现在证实了！……”
怎么回事？原来，新近出了一本新书，题名曰《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著者徐中远先生。此书开卷部分即毛泽东关于《红楼梦》所引起的一切情形，包括言谈、书信、批注，以及当时的各种有关场合与情景。其中叙到他在批阅拙著《新证》时，在一处文字旁侧加了密圈。
这是哪一处呢？是《新索隐》一章中考证胭脂米的那节，我引了四种史资文献，说明此米的出处和康熙帝曾在中南海丰泽园中种植此米，并曾赏与曹寅、李煦的故事。可巧，那时毛泽东正住在丰泽园，读了这段故事，引起了浓厚兴趣，即命农业部、河北省寻找此米。后来河北省委果然寻到了，把培育收获的胭脂米运送给主席。因此米珍稀味美，有一次前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在贵宾席尝到此米，念之于怀，竟向毛主席请索此米，据确知者言，此米果然给了日本。
我创撰《新证》是1947、1948年的事，不想在这一节上引出了如此一段佳话轶闻，思之饶有意味。当时引书只有《康熙御制文集》《在园杂志》、等四种，后来又发现几种记载胭脂米的书册，却因《新索隐》已被批判为“繁琐考证”，惶恐之余，再也不敢提这些“错误”的唯心主义的“自传说”了，遂致也都置而弗录，岁久尽皆忘得精光。
不但如此，等到《新证》有了重订再印机会时，我还把那个《新索隐》全章整个儿删掉了——后来海内外的“谈红派”却常常加以转贩（因为彼时港台早有盗版的初印本《新证》）。
《新证》增订版出来之后，上海专家徐恭时先生特函见教说：增版反将《新索隐》删了，太感遗憾。因为他认为那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字，对理解《红楼》大有帮助。再后，《解放日报》的陈诏先生，下大工夫，出了一部《红楼梦小考》，来京时亲对我言：《小考》完全是在《新索隐》的启发下而努力完成的，自以为这种工作大有意义——他翻阅了大量明清笔记书，把《红楼》中的事物一一加以对照印证。此书出后，颇获佳评。（至于删弃的《新索隐》呢，我原已将此章修改增订，有现成文本，至今压置于敝纸堆中，尚不知其命运如何也。）
雪芹在书中写到此米时，今传之版本有两种写法：“玉田胭脂米”与“御田胭脂米”。哪个为是？红学家为此也有不止一次的“小笔战”。他们只知稗贩“资料”而不明史实。“玉田”指原产地，“御田”则指后来康熙在丰泽园亲种之地，也指他又曾将原产地区划为特产地段，加以圈护，立了“御碑”记事，故此这块产地也称“御田”。都是有来历的，不必多打“笔役”。
据河北遵化州志，胭脂米还不止一个单一品种，有所差别。产地本在玉田王兰庄，其后丰润也有了此米（玉田、丰润，皆遵化州所辖之县）。据云，将真种子移秧于他处（普通水田）则所产之米不复具有原来的特异之色香味，故那块“御田”实为一奇！
听说“文革”时，“御田”是不能有的，“御碑”要砸碎为快。至于稻种呢，我愧未知其命运如何，也许将来要“求诸野”吧。胭脂米传奇，其奇趣确不寻常也。
“红楼升官图”
什么叫“红楼升官图”？这话本来不通。《红楼梦》这部书是反官的，宝玉给热衷仕宦的人起了个雅称叫“禄蠹”，嘲其惟功名利禄是图的思想，哪里这书里会又有“升官”？
原来这不过是个借称，本不合套，但若想另换一个名目，还真不容易，况且那老名字实在带着浓郁的民俗文化的色彩，情趣十足；勉强换上个新名字，貌似“科学”了，可一切“味道”也就都荡然索然了。
一提“升官图”，便想起小时候过年守岁以及新正月里的种种乐趣，升官图也占着“重要地位”。它是一种赌彩头的家庭游戏文娱的方式，大家聚在一起玩得兴高采烈，谐趣横生。简单说来，就是掷骰子、走格子，看谁最先“走”胜了。这种游戏其实不一定是“官”，在今日儿童新游戏中，采“升官图”的机趣，模仿而变改名色的“走棋”图式，仍然多得很，只是也没有人能尽记或“系统研究”一番。但拿传统的真“升官图”来说，也与简单地“数骰子点儿”按点走格子，颇不相同，其进退起伏、升沉曲折，瞬息万变，而且大有意味——简单地走格子，不会产生那么热闹的场面气氛。
怎么，升官还有“意味”？
是的，不但意味大有，而且意味深长。
让我只举一点吧。真正“升官图”不用骰子，不是六面六点儿，却是四面的小木头陀螺，我们天津人叫“捻捻转儿”。这四面各书一字，曰：德、才、功、赃。每人捻那小陀螺，转起来，转得挺欢，等候它转完“倒”下来出现的是个什么字，这本身就是乐趣。我说的“意味”，就在那四个字上。
原来到清代为止，官吏们每年由上司给一个“鉴定”，或是朝廷上保荐参劾，社会舆论，都离不开四个字。德，是官箴品格高尚，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才，也称“才具”，就是从政的干才，办事的能力；功，显然即指某件政绩功劳；赃呢，则今之所谓“贪污受贿”是矣！
这四个字，前三个都升，捻出“德”来可以超升“飞升”，一走就多少步。才、功，依次递减，升得慢了。惟独“赃”一出来，那非大倒退不可！轻的降多少格，重的“除名”，毫不客气。
遇上有捻出“赃”字来的，全场人哈哈大笑，看他降了，拍掌称“快”。大新正月里，家庭热闹乐趣，就在这些民俗文化上。如今想来，它“陈旧落伍”得很了，但是似乎也还有一点儿反腐倡廉的“现实意义”可寻呢。
闲话休提，且说“升官”怎么会和《红楼》联上的。
我上文说，不易换名目；现在想来，也许可叫做“红楼游园图”吧？因为这张图上，并无官职衙署之迹，而一色是大观园里的亭台轩馆、溪泉花木的景色名称，凡宝玉、黛玉为园里题的匾额以及故事叙写的情节、地点、场合、胜景、乐事，诸般名色，图上是应有尽有，无所遗缺。这张大幅图，铺展开来，真是缤纷绚丽，热闹非常，令人目不暇给！
玩时一开头，是从入园为始，进大门后，先是“翠嶂”迎人，然后“曲径通幽”，然后“沁芳桥亭”……如此依次前行，曲曲折折，而又路分几径，各有胜境与妙趣。大家围坐，各占一个“角色”，如宝玉、黛、钗等等《红楼》重要人物，以谁先“走”到顶点“大观楼”者为胜，取得头彩。
既然如此，那就叫“游园图”不是最恰当了吗，为何还称之为“升官图”呢？要想到，若叫“游园图”，人家就误会是指某幅名绘佳画了，只有“升官图”这个“不合理”“落后于时代”的老名目，才充分表出了这种家庭娱乐的真特色。你看，世上的事情，有时就是这么颠颠倒倒，说理说不清——再若宣称“反对”，那更是书呆子抠字眼儿，知其一不知其二，庸人自扰了。
张次溪先生那一幅道光年间木刻版朱色大图是件宝物，无待繁词再论了，可我在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大展览会上，还见过类似的一幅，虽远不及张藏那样精美，到底还有个仿佛；惟独天津的另一种“红楼升官图”，我可是平生只“享受”过一回，那一张没了之后，再也没见过此一珍品踪影。
那还是我少年时，四兄祜昌从津市买得的，幅面很大，需一张八仙桌或半边炕才能铺得开。因玩起来既不好办，又易破损，于是就自己动手裱糊在一整张大的厚纸板上。（敝沽西头有名的“振华纸板厂”用稻草所造的“马粪纸”，有很厚的。）这张大纸板，给我们（包括住亲戚的姨表妹们）的大年正月里增添了巨大的新春乐趣。
天津的这一幅，特色最大，比我先后见过的几种都大不相同。这个设计制图师可说是位早年不署名的津门红学家。他不但熟悉《红楼》景色，更熟悉《红楼》人物的特点与相互关系；并且处处有巧思，多生意趣。看来我们天津真有高才奇士。
举一个小例，别的图上只是回环（由外圈向里圈）旋行路线，未见别有思路；惟独津门此图却有新鲜路线：在中部路线右侧设有一处池塘——即书中黛、湘二人中秋联句“寒塘渡鹤影”的那个池塘（不是大湖）；比如你“走”到南岸的棠木舫这个位上，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再走到距大观楼不甚远的蓼风轩去——这表示乘舫渡塘的一个捷径，自然比别人早到得彩的“终点”。
单看这一条，就够有趣了。
玩的时候，各人占一个“主名”，比如谁当宝玉，谁当黛、钗、湘、探、凤……人越多越热闹，图上所设的乐趣“点子”发生越多。黛走到“潇湘馆”，得大彩；宝玉走到“红香圃”，大家共贺——因为那是为他祝寿的地方，当然，刘姥姥若“走”到怡红院的位（格子）上，肯定要挨罚！
如此，得彩的洋洋得意，挨罚“倒霉”的则大家哄然哗笑——表示“幸灾乐祸”！不管胜负荣辱，大家都过了“红楼”瘾。
你想，过年过节，家人团聚，能作此种高雅艺术的娱乐，岂不比别的强得多？
可惜，那张大厚纸板，像许多家珍一样，早归浩劫了。更可惜津门再也未见这种艺术品出现。恐怕早也失传了。
安得有心的才士，再为我们重新设计一张？如果新的“红楼升官图”印出来了，让人们在年节假日里体验一些民族文化的气氛、乐趣和陶冶，那未必意义就不如桥牌、麻将。何况这又是天津的民俗传统，任其湮没灭绝，难道不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吗？
这个年节家庭乐事，通共就是一张纸的事，我想印制成本不会很高，销路也不会成为问题。不知有愿一试者否？
雪芹印章·印缘小札
丙子小暑节前二日，京报《北方周末》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叶祖孚先生，内容是记叙雪芹真本《红楼梦》甲戌本收藏者大兴刘氏家世以及刘家同时世藏的一方“雪芹”二字印章。刘氏的详情，在四十年代我考索过，写的《刘铨福考》，载于拙著《新证》初版，后来胡适之先生重谈甲戌本时，引用的也即是拙考所获。后来《新证》出增订本，对刘氏考论又有补遗，但不知还有此印之事。
这颗印之首次露面，详细状况以及鉴定意见等尚未能知，但叶文说的来历流传不同于近年出现的多件伪造文物，值得重视，故而令人有空谷足音、跫然心喜之感。
叶先生也是燕京大学的校友，我与他因姜妙香先生文集之事有过一些信函来往，但也不知他与刘氏后人交深，闻见，自较亲切。（当然，我也有一二未明待考之点，下文再讲。）由于这方“雪芹”印，我忆起早些年我与津门印家徐嘏龄先生的金石因缘。
徐先生今已八十余岁高龄，去年又曾在客寓一面，说起他当年为我刻了数十方印，印拓订成了一册“专辑”，而其印文大部分是与《红楼》或雪芹相关联的。画家刘旦宅绘《红楼》人物，我为之题诗，共计四十幅，所钤之印，扫数是徐先生所惠之精心创作。
此画册早经印行，我已谢于册中。此前我还在天津报上专文评介他治印功力之深厚，今不复述。
但我却想在此特别提出一点，即我的很多“印友”中，为我刻的带“芹”字的印，就数“嘏篆”为最多了。他刻的“芹”字篆文，末笔那一“竖”，都是由中央斜向右下角的，无一例外。我在别处罕见此例。家兄福民也曾指出此点（徐先生与家兄同事在一个单位时，同遭“文革”厄运；他后来是通过家兄同我联系的）。
但我此次一见京报叶文，所刊印拓之影，其“芹”字末笔正是一条“斜线”，斜向右下角，而不垂直。
这当然是为了印面“布局”的“空”“满”而特作的变通安排。惟其暗合，如此一致构思，却觉十分有趣。
我在京城“东庙”隆福寺古物摊上得到一枚“快绿怡红”旧印，鉴定家如徐邦达先生等皆承认确为古物——陈迩冬先生以为印比雪芹的年龄还大，梁均先生看出是入土又出土的旧品，年代非浅。后来津门鄂宝珍先生来函告知，此印是他祖上收藏之物。鄂姓是满族特有的“姓氏”（实际是名字的“领字”，满俗不称姓，以领字代姓）。雪芹与鄂家的关系，可参阅《红楼梦的真故事》下编《历史的逆证》一文。
回到新发现的“雪芹”二字（阴文）印上来，叶先生文中说是“脂砚斋”于“嘉庆三年”将“甲戌本”与“雪芹”印付与刘家的（铨福之父刘位坦），并云尔时脂砚年已“七十”。倘如此则脂砚应生于雍正末年，比雪芹至少要小十岁的光景。那么此人是何如人也？——因到乾隆甲戌，其人已“抄阅再评”了，其时他不过二十岁之人。
再者，甲戌本上却无“雪芹”此印之拓痕，何也？因为刘氏若同时得此二品，岂不应将此印钤在书上，题记载明原委？
还有，刘位坦是藏书家，既得秘本，何无钤印？——书上最早印章是位坦之子铨福的妾室马氏之印，这却是必须研析的重要之点。
念芹重建大行宫
南京大行宫的重建，标志着什么？这个提问让我想到很多很多，从古代六朝往事直到近世史迹，文化的多次消亡和再苏，人民的苦难和振作……因为秉性爱诗嗜曲，又想起不少人的名篇佳句，就中最属难忘的是杜牧之的绝句和王安石的《桂枝香》，那写得真好！“十里莺啼绿映红，多少楼台烟雨中”；“登临纵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令我击节倾倒，令我神弛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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