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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却为南京重建大行宫而填词抒感，其词云：行宫轮奂映朝阳，新美旧辉煌。金陵佳丽千年事，迈风流，来续齐梁。织锦江南黼黻，艺芸蓟北缥缃。
治隆唐宋笔非常，萱瑞奉高堂。恩深保育迷青史，诵《红楼》，祠语微茫。万寿禅林钟磬，西池台榭梨堂。
拙词的要紧一句，端在“恩深保育”之句。若问为何单单此句要紧，我就爽直地回答说：若无此句，大行宫的意义和重建，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若问这话又是何逻辑道理，再答：一、建大行宫为了纪念中华文曲巨星曹雪芹，而曹雪芹怎么会生在南京？由此引出织造署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二、曹家为何会来到南京做织造？由此引出康熙与曹玺夫妇的重要关系。三、这个重要关系是怎么知悉的？为何以前未闻此说？由此引出拙著《红楼梦新证》，在此书中首次揭明：曹玺是雪芹的曾祖父，其曾祖母孙氏封一品夫人者，乃是康熙幼年的教养嫫嫫（亦写作嬷，与“妈”不同，是满语）。康熙之得以成长，得以立为继位（顺治）人，全由嫫嫫的辛劳和求治痘疹，带养抚育，教导启兴。以故，康熙因生母佟太后早逝，即视孙嫫嫫为真慈母，终生难忘，即位后破格报恩。也就是说，曹家在江南的近六十载的兴衰荣辱，陵谷沧桑，悉由此起——也就是说，雪芹所撰作《红楼》，这才是总根源。
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最初，胡适先生即开始了红学的考证，此考证即由作者本人及其家世入手。他当时得其门人顾颉刚之助，搜阅史料，颇多建树。然而，他们师徒二人的识见却不及鲁迅先生，是鲁迅第一次提出了“不知何因，似家遭巨变”；又第一次引用了陈康祺的《郎潜随笔》，指出康熙为孙夫人题“萱瑞堂”并赏赉甚厚的史实。这就为研究雪芹打开了一个新境界（不同意“坐吃山空”“自然趋势”的观点）。
但先生未及再去寻检陈氏所记的原书与全貌。到《新证》创稿，这才根据《永宪录》抉示了这个关系——曹家最最重大的皇家内幕的真情实际。
所以，今日来讲大行宫，是因为康熙多次南巡，除首次外，皆跸驻织造署，以为行宫。
我先要讲及此一历史经过，而无法回避那是自己的考证成果。
记得昔年有一位未识面的学人，读拙著后赐函说拙著的意义，不能仅仅看作是对胡先生考证的延续继承，那不合事实；事实是在二十五六年的空白历史下，重建了更新的红学和曹学。
这个识见，我以为不敢引及，恐有自夸之嫌。但我再次回顾个人经历的六十年治学历史，终于觉得那位仁人贤者的话是有所见的，是以史论事，而不是谬奖个人的。在此一提，也还是为了表明：如果不明上述一义，那么重建大行宫毕竟对纪念曹雪芹又有何干涉。
南京织造官署与官署住宅（俗称府）原先是合在一处的，自康熙首次南巡后，于二十八年方将署、府分开，以便皇帝驻跸。府即移往“操江衙门”的府址去了。那么有人会问：既是纪念曹雪芹，应是幼年诞生之“府”，与官署何涉，亦即与大行宫何涉？我答：你这叫做“直线单行逻辑”推理。讲文化的事，这种思维模式是不合用的，那太简单化了。事实上，曹家自到江南的一切高层的文化活动，地点都是“署”内而非“府”中。眷口住宅是另一回事。到曹寅时期，子侄们（包括丰润原籍的族兄弟侄辈）也都是住在“署”内读书习学的。到雪芹时也还是祖风家数，一切如旧。他的“文化基地”是“署”不是“府”。
如照上述那种“逻辑”，把大行宫抛掉，只在其旁建一处无图无考的所谓“故居”住宅，试问这还有何重大深远的文化含义可言？论事应明通，所见者大，所虑者周，方为可取之道而不陷于流俗的浅见之列。“萱瑞堂”一匾，是考证织造署方是大行宫的前身，亦即它与曹家的关系，重建大行宫才是纪念曹雪芹的真正纽带。这一点明确了，还应叙一叙早在
1948年我搜寻雪芹家世史料时的往事。
我对清人诗文集的查阅和摘录工作，其所据线索有三：一是张伯驹先生珍藏的《楝亭图》四巨卷中丰富的题跋之作者署名，二是向史学大师邓之诚先生请教，亲聆其指点。从第一项线索中我最早查阅的诸家包括了尤侗的著作，从中发现了他的“萱瑞堂”所题的颂赞。然后方从毛际可、冯景两家文集中找到了十分珍贵的《萱瑞堂记》各一篇，史迹的实况，得以尽明。
拙著《新证》著录了这两记，而将尤侗之颂词略去未收（无助考证）。我看到，毛记文笔甚奇，但有疏失，如岁次“己卯”竟写成了“癸卯”，而将“署”又写成了“府”。这都不足为据：第一，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不是癸卯；第二，皇帝驻跸，其规模制度，随侍官员、人役之众多，俱非常人所能想像，那是不可能住在一个官眷住宅中的。由此而知，冯记明文，书作“署”是正确的，毛公有误。
但毛公之误，“署”为“府”，与今日之考辨署、府之争又不必“同日而语”，因为，毛公曰“府”者，是个尊称泛词，比如“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此“官署”是也，而转称曰“府”者，尊其皆为皇家之事务衙门也。所以具有钦差性质的织造署，俗话中则可以“府”称之。然而这是另一义，那种主张大行宫是“府”的错误主张，却不容引毛记以为借口。
那是康熙三十八年的夏四月，康熙到达南京是初十日。他在织造署（行宫）略一休息，即南下杭州，是为南巡终点地。由杭州返回南京，那天正是四月十五日。康熙回到南京后，即拜谒了明孝陵，并以特号“斗笔”亲书“治隆唐宋”四大字，交巡抚宋萦、织造曹寅制匾敬悬。这次留下的御笔，至今保存无恙——而同时书写的“萱瑞堂”三大字，却早已难觅了。
康熙之书赐此匾，纯为表其孝思，毛记开篇专明此义。但以我的愚见揣度当时实际，萱花本未“先期”“盛开”，不过是皇帝运用《诗经》典故，借以为喻罢了——那时只是四月方中（望日），天气尚未甚暖，有时是有寒意，而萱花是五月中方才抽茎开花的。节气相差了一个月之久，而发生“先期盛开”的异事，恐怕是本无其实，无非是文臣们的渲染夸饰而已。
康熙帝本名玄烨，住于织造署行宫，老嫫嫫（保育之母）孙夫人先要到署去行国礼，而然后康熙又到织造府（住宅）去行家礼，这是规矩：先君臣，后母子。康熙喜见幼年慈母，向随侍人等说：“此吾家老人也。”那“吾家”指皇家，因那时是把仆役侍从都看作是“家里人”的，今日读者恐怕就觉“吾家”之称太奇怪了吧。
不仅如此，这个颁赐不止是一方大匾的荣耀，而且还随带着又另赐了一个“特许谕旨”：曹家上上下下，从此不必再讳那个“玄”字了——雪芹本生祖父不是就因名“宣”而改名“荃”了吗？这是一道“解讳令”，非比寻常。若明此义，方不致疑惑：雪芹写书，为何公然写出“三宣牙牌令”的“暄”“喧”“宣”都出现于中秋联句呢。
我在此想要指明的，是今日重建大行宫，复现江宁织造署的多层次、极深厚的中华文化意义，那绝不是修造一处“古建筑”的“旅游项目”。再以小诗结束此文：
说到江宁织署尊，行宫驻跸万马屯。
萱花献瑞须参悟，识得深涵文化存。
青史红楼一望中
——曹雪芹家为何成了雍正的眼中钉
鲁迅先生是第一个深刻思索《红楼梦》的成因与曹雪芹身世的大学者。时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最初，胡适、俞平伯诸位红学专家都还没有这种思力。例如，胡适认为曹家的败落不过是“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鲁迅却说不然，他明白指出：“不知何因，似遭巨变。”这种大学者的思想穿透力（penetrating insight）真是令人钦佩赞叹不已——因为那还是八十年之前的预见！而直到今日，这才初步探索初有成果，证实了他早已指出的“巨变”的远因和近果。这“因”这“果”才是引发出一部《红楼梦》的“谜底”。
在揭示这一重大“谜底”之前，先得让我郑重表明一点：谜底本是清代政治史上一大事件，而《红楼梦》是小说文学——就是说，这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不少人一听说《红楼》要讲历史，就“害怕”将文学（作品）错当了历史（记录）来看待了，是犯了“错误”，云云。殊不知，曹雪芹这位奇才和文学巨匠的奥秘和本领之不可及，正在于他极其巧妙地将二者“综合”在他的笔下和纸上，人们熟悉的所谓以“假语”将“真事”隐去的含义，正在于此。请听我为君一解百年来异说纷纭的“谜团”——
第一，小说里面不止一次写到荣府匾额是“先皇御笔”，这先皇指谁？就是曹雪芹祖孙几辈人与他“同荣同难”的康熙大帝。康熙幼时不为父皇顺治所钟爱，他的生存与成长全得一位“嬷嬷妈”（汉语“保母”）的心力辛苦。（包括抢救痘疹生死之关 ,抚养爱护 ,教导一切礼数、言词、行止、读书做人的道理。）这位嬷嬷就是雪芹的曾祖母孙夫人——曹玺之妻，康熙终身视她为真正的慈母（生母佟太后早亡），为了孝恩而厚待于曹家，种种特殊恩惠，后世人不解了。康熙南巡时，重见孙嬷嬷，记载者说他还是称她为“吾家老人也”——是作为“一家人”（亦即亲人）来礼遇的。
第二，小说里写到秦可卿丧殡之事时，特笔点出了一个“义忠亲王老千岁”的名目。说他早年留下了一副好棺木（那时叫“板”），而后来因“坏了事”，就不曾用得——遗在薛家木店中，也“无人敢用”，这一笔，可就重要极了！
这一笔，牵引着全部书的大命脉——实际上是“隐”着曹家大悲剧的一段“真事”，而名之曰“本事”。
“义忠亲王老千岁”又是谁？
原来，康熙是个雄才大略之人，最喜的是上等人才，尤其文武双全、能办大事的人。他为了身后皇位继承的大计，费却了不可计量的心血，也带来了难以对人倾诉的烦恼和痛苦。
化繁为简地说，康熙在诸皇子中暗地观察考验，选中了次子，名唤胤者，于康熙十四年明诏以示天下，立胤为皇太子——是为“东宫”的储君，即预定嗣位人。胤本来材质非凡，父皇钟爱，为他选取了名师宿学作为师傅，并为他在畅春苑的西侧，特建一所读书居住之所在，名曰“西花园”（园址在今北京大学之西门对过儿）。
正因如此，诸位其他皇子，遂皆抱嫉羡之情怀，而暗藏不良之异志。他们想方用计，图谋搬掉胤，伺隙谋位。——而这其中，最阴柔、最深隐、最老谋深算、不动声色表面“安静”的，就是胤，“。注意：”字左“礻”右“真”
请牢记：这个“真”字在清代成了一个极端神秘、不可触及的最大最怪的忌讳！
当然，曹雪芹开卷就特意先写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不可言，只好说“假”。即是说，“假语”和“满纸荒唐言”是手段，是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反面《春秋》
”，但其目的却仍然是要等待后来“具眼”之人能从（今曰“透过”）假中觑破“消息”得到本真。
这就是我们今日还要讲述雍正为何下毒手毁灭曹家之原由。
清代皇室有几个英才皆不幸成为悲剧性人物者，第一个是顺治，第二个便是胤（另两个可举胤祯与光绪，兹不枝蔓）。胤是文武全才，故为康熙钟爱，但也还另有一层特殊的感情关系，即：这位皇二子降生的当日，他的生母孝诚皇后便死去了，康熙深感悲痛，是以对这个终生不知其母的幼孩倍加怜惜，善待他，也就是对亡后的一种难以言宣的悼念之情。所以胤刚刚长到一岁半的年龄，康熙即颁告天下，立此幼孩为皇太子，为东宫嗣位之人。因作为特殊盛典，以“覃恩”普封臣僚，加惠官民。正是在这一次大典中，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彦也受到了诰封。
时为康熙十三年（1686），那年康熙才二十一岁，雪芹之祖父曹寅年方十七岁，正在康熙身边任侍卫，寅父玺已在江宁久任织造官了。说到康熙对胤特加怜爱的缘由，此时便提“文武全才”，实在可笑——因为他才两岁（虚岁），那“文武”又从何而可知，非笑话而何？这儿的真正奥秘，乃是康熙自伤自慰的心理作用是其主要原由：康熙自己降生后，生母佟太后不久薨逝，他孩幼失母，是以孙嬷嬷为其实际的慈母而长大的；而自己的得立为太子嗣位，是一件临时“抓”的巧事，带着极大的偶然性与戏剧性。（顺治帝少亡，未及立嗣，临终匆忙急迫中方选中了第三子玄烨，即日后享名海外的康熙大帝。）如此，他今见次子的处境与当初的自己十分相似，于是悲喜情怀，百端交集——遂下定决心早早将这可怜的幼儿立为太子，以免日后的不测风云，旦夕福祸。
好了——明白了这一层要义，这就“联”上了曹家的灾祸。
你听了这句话，大约心生疑怪：这怎么讲？哪儿会有这样的“逻辑”？这与曹家有何干涉？
其实，道理不难悟知：失母年幼的太子胤，要由一位极其重要的嬷嬷负责带养、抚育、教导，直到长大成人。这恰恰就是康熙自己的嬷嬷孙夫人的“影子”；而当时要挑选认定胤的嬷嬷时，康熙肯定是要请孙夫人指示的，她几十年的高标准的经历经验，具备了这种识力资格和身份地位。
我还说不清胤的嬷嬷是何姓氏，只知她是凌普的妻子。凌普是满语译音记字，也写作灵普，他是“嬷嬷爹”，汉语只好叫“乳公”（实与乳母无关，乳母只管喂奶一事），正好相当于曹玺之为康熙帝的嬷嬷爹，两代太子的抚养辅佐人，关系至为紧要。
凌普其人如何，始且慢表，单说他对胤的影响，就与曹玺之于康熙大大不同了。
两代保母皇儿的嬷嬷家世的关系，那已是紧密相连，但推其远源，还更富文化意义——
胤
生母孝诚后是满洲赫舍里氏，祖名硕色，在那时代兼通满、蒙、汉语文，给努尔哈赤（清太祖）掌管文案，实为异才。子名索尼，也是身备内廷顾问。索尼长子生女，即孝诚后，索尼为胤的外曾祖父。但对清初政局有重大作用的却是索尼的第三子索额图，即胤的外叔祖。这已是索氏第三代名人，他精于鉴定古青铜器，喜招聚文士文人，可知这是那时的一大文化世家，所以与曹家的关系，实质上没有离开有清一代开国初期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联系。曹家和几姓文臣（范、傅、蒋……）都是老亲旧友，乡缘世谊。
康熙朝，开始局势十分复杂险恶，小康熙八岁即位，雄才大略，剪除了权臣鳌拜（似有不轨之心），索额图于此有功；官至大学士（宰相级），又以皇太子的外祖、监护人自居，富贵荣华势倾朝野。胤受他的影响很大。但索额图后来逐步失去了康熙对他的信任，先是由于“撤藩”的大计，后即关系到胤的废、立的“国脉”问题了。
撤藩是怎么回事？讲这么多头绪又与本题何干？请诸君耐耐心性：要懂历史真实，把事简单化以图“省事”（美其名曰“简明”），最是害人的做法。“三藩”指明末三大将领投降了清廷，即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此三人军权在握，兵力充盈，若一“反侧”，就会动摇新朝大局势，故此少年的康熙对这种“危险人物”不敢信任，起意撤消他们的权位兵力。但大臣们害怕朝命一旦下达，三人会立即反叛，无法收拾。这时，惟有大学士明珠（即词人纳兰成德之父）独翻众议，一力赞成。这是明珠得到康熙宠任的主要原因——而索额图却无此胆识，反对“撤藩”之计。由打这儿，康熙早期朝政两大派系遂构成了明争暗斗的局面。对曹家来说，更加麻烦的是明、索两家都是总管内务府大臣，是顶头上司，要在这种复杂而危险万分的政局之下当差服役，公私百事，哪儿出一点“错”都可以家破人亡，祸从天降！曹玺、曹寅几代人的内心苦楚，既不敢言宣，也无法尽述。
这再回来说太子胤。索氏要在政局上占上风，取得皇上的继续器重信任，身为太子的“叔外祖”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资格（或资本），于是他便百般“照顾”胤。这当然又加倍助长了胤已渐趋骄纵的性情和行为。似乎可以说，索额图实际上“害”了胤。
康熙朝前期两大军事行动，一是平定了“三藩”之叛，二是征讨厄鲁特部噶尔丹之乱。康熙帝两次亲征，皆太子留守京师处理政事，十分称职，材器不凡，已可证验。但皇帝回京后即听到胤的许多不良行径，结交坏人，肆行暴戾——这里面有真实，也必然包含有嫉者一派的谗言诬谤。事情发展到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于极端痛怒中召集百官大臣，令太子跪聆父皇揭其罪状，明令废黜他的嗣位人的资格（凌普即遭查抄家产，生死未详）。
这件大事，康熙“哭倒于地”——透露胤以至“以剑相逼”：要弑君父以为索额图“报仇”（索已下狱）！
是后，康熙亦已觉察胤虽自身有过，但亦暗有异图者想毁掉胤为太子。最后，终于不可救药，再次废黜。再后，几位大臣贵戚劝康熙重新选立太子者，皆因康熙为之震怒，进言者有的处决，有的全家逮问，几乎遭到灭门之祸。皇帝表示决不再立嗣位人，有敢妄图者定予严惩。（所以，康熙至终未立他人，胤所说的他有父皇遗诏，是个大骗局——然不读清史者至今仍然相信这一大阴谋谎话。）
这些惊天动地的事变，在曹寅奏折中隐约可以寻见踪影。如一次康熙忽然问他胤的师傅熊赐履（在南京居住），就是暗访那一派人的“动态”，并嘱应送礼与熊。曹寅深知这种万分复杂而危险的关系，回奏与熊并无往来（这是要点），已送银二百两……
然而，曹寅心里明白：自己亡父曹玺卒于江宁任上时，只有熊大学士作挽诗，意义非同小可。再看胤的嬷嬷爹凌普，到江南向曹寅处取银就达八万五千多两！其他“关系”，那有百端千绪，只不过是无人敢以文字记之罢了。
——读者中必有人问：你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这有何必要？让我告诉你：这已是最“简明”的叙述了，你不想了解这么一点点历史真相，嫌太“麻烦”——而又想知道雍正为何把曹家视为眼中钉，那岂不是根本不想真的听一个解谜的谜底吗？
再让我提醒你：，还不算，《红楼梦》中的“义忠亲王老千岁”隐指太子胤重要的是“荣禧堂”御笔（康熙所题）的下面，又有“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的镶银（相对于大匾是“赤金”，明示皇帝与东宫的“级别”）大对联，就是指的太子胤的手迹。胤的一副对联，幸由名诗家王渔洋（士）记在他的《居易录》中，是一宝贵文献，大可与《红楼梦》中的联文对看。
总结几句话：雍正四十多岁上才谋得篡位的机会，他深知曹家是太子一“党”，皇家一切内幕机密，他们了如指掌，怕一旦泄露了他的“天机”，所以必须找个借口“治”他——“你们这些人混账贯（原文如此，应作‘惯’，是雍正写的‘白字’）了”，这是雍正亲手“批示”曹的话！
看看这句，就可以“参悟”了吧？（因为曹几代，并不“混账”，江南的民人口碑具在，所作所为皆是仁惠功德之事，文化贡献更是巨大。）曹寅是康熙的伴读，也以熊赐履为受业师辈。然而却有人说没有这回事，曹寅自言与熊赐履并无往来，可证，云云。他对本文所粗叙的这些清史内幕真情，大约是全不知晓，即信口雌黄。我希望他多读点书，或可晓然自省，那种“论史”批人的逻辑，也太简单肤浅了。
草草叙明了何以雍正忌恨曹家，但“曲终”还有“余音”：到乾隆登位后，胤之子名弘皙，联合了皇室中对雍正夺位、残害骨肉怀有“世仇者”，竟组成了“影子政府”，并要乘乾隆在塞外秋猎时刺杀之，为乾隆察觉，铁腕制服了这场史家罕及的大政变。而雪芹一家的再次抄家，彻底沦亡，正是又被弘皙大案株连的惨痛结局，这又是引出“红楼”一“梦”的近因。诗曰：
生了皇儿死孝诚，东宫一位有人争。
外家索氏须深讳，却把明珠混玉兄。
壬午重阳佳节写讫于味红轩
附语：
乾隆让和对人宣扬，说《红楼梦》是写“明珠家事也”，这是“索隐派”学者受骗的起因；殊不知乾隆是深心毒计：把索额图、胤这
个重要“内核”宕开，而把人引向明珠那边去，迷惑真相。这也就是“红学史”上派别争论的真正根由。但世人解者极罕，故略为提端引玉。涉及《红楼梦》作者家世而讲这么多的清史问题，常常引起疑惑，总以为这是外务，“离了本题”；殊不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和内核之所在。例如，康熙帝于四十七年上将太子废黜后，次年即又复立，而当此之前不久，即命曹寅探访熊赐履情况，可见此皆寓有深意，曹寅身历一切内情，岂有不悟之理——甚至曹寅进京，康熙必向他密谈太子之事。及太子至康熙五十一年废之前不久，曹寅即染病去世。临终谓“亏空”无力还清，虽死不能瞑目。奏报之“遗言似简而关系重大。（即隐言此皆多次南巡太子随驾，其手下众人贪婪勒索之所致，而无法明言，而事若一发，即累及家门覆灭之祸。故康熙亦再三谆嘱“小心小心……”二人心照不宣，各有极大的难言之苦。）曹寅之卒，实以“心病”忧惧为主因。凡此，后人不能知，史家亦不曾言，惟拙著《红楼梦新证》一一考列明白。有阅史兴趣的读者可以检看，足以补充本文的简略之文。欲知雍正何以忌恨曹家，全在于兹，盖胤自康熙十三
年生，至五十一年卒，在世之岁月，即曹家几度“大惊大险”（贾母之语，她说的“五十四年”的风波经历），恰恰就是从康熙十四年到雍、乾之际的那一段时间，若符契之合也。
雪芹晚年居京西
黄叶山村入画图
潘素女史，张伯驹先生之夫人，画家，专工宋派山水，不但笔下功力深厚，尤擅大幅巨制，棱棱凛凛，气势宏廓，而又富巨丽之景光，精致之法度，无一丝柔弱粗陋鄙俗气息。此在女流，尤称罕见。
记得岁在癸卯（1963），其时正在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大典礼活动。我特请她为纪念雪芹曹公子而绘《黄叶村著书图》以创佳界，开新生面，亦可为艺林留下一佳话。蒙她欣诺，很快画成惠来。展示，则纸本着色，方幅，略近元人平远小景而兼现西山蔚秀之深致。
张先生缘此亦一时兴起，遍邀海宇诸诗家词客，为之题咏，积为一帙，颇多佳作。
按黄叶村者，本非实名，只因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敦诚自喜峰口寄诗与雪芹，其末幅云：……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喜峰口古为松亭关）。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盖暗用清初王苹“黄叶林间自著书”之句意也。复因东坡早有“家在江南黄叶村”之语，故绾合而巧用之。西山多黄柿红枫，秋来漫山绣谷，未尝实指何林何地也。
雪芹何时由京城而远徙西郊山村，敦氏此诗，已透露大概的年月：至晚，乾隆丁丑之秋，已迁居郊甸了。
雪芹是位大画家。这有三方面可以参证：第一，他的好友赠诗早已写明“卖画钱来付酒家”，他在西山生计维艰，无钱沽酒，须待卖了画方能付足酒债。所以，他卖画为生大约是个主要的收入。友人又曾题他画的石，也是一证。第二，雪芹一家能画，其祖父曹寅诗中屡曾提及；他本生祖父曹宣就是专任康熙南巡图的监画官。第三，他在《红楼梦》中借惜春作画、宝钗论画而说出一篇绝大的道理，若非真内行，那是一句也道不出的。
在黄叶村中，所著何书？正是《红楼梦》了，因为，友人赠诗也已说得明白：“废馆颓楼梦旧家。”这儿只隐去了一个“红”字，其实友朋至交，早已知道他的书虽貌似“小说”，却寓有“旧家”的重大历史事故在内。倘昧此义，那就无法理解雪芹为何“十年辛苦”“字字是血”——作“小说”用得上这些痛语吗？
如今再讲讲诸家题咏潘绘的若干好句。
我请潘素夫人作画，原是个人的意愿，但画成之后，张伯驹先生兴致甚高，他就将这一主题交与“园诗社”去征题，并作为此社成立的第一次“社课”。我因当时事情繁冗，并不知悉此情，事后张先生将一大卷题词送给了我，打开看时，竟有数十篇之多，其中颇有佳句。今日回顾这段往事，是为了表明，恐怕因题画而咏叹雪芹山村著书的广泛文学活动，这还是第一个创举。
“园”是昔年京中著名诗家关颖人（庚麟）的别署斋名。时至癸卯，老一辈知名的词客诗家，已然凋零殆尽。我重温题词，只有谢稼广（音ān）、姚君素（灵犀）、萧钟美、夏慧远（名家夏孙桐的哲嗣）几位尚存，真是寥若晨星了——在张先生“展春园”开词社的那么多老名士，都作古人矣，不胜慨然之怀。幸而，这些题词还有值得一表的人物，今日知者未必很多了：一位是戴亮吉，一位是张江裁（次溪）。前者是发现脂砚原物的人，后者是保存了敦诚挽雪芹的两首七律珍本的收藏人。他们都有功于红学、曹学，既皆有题词，弥足珍贵。
姚灵犀，小说家，研究《金瓶梅》有名，词翰亦佳。萧钟美以书法为人所知，不必多为介绍。其他众多题家，大约江南居多。高年有八十岁者，可惜我未能向张先生问其生平成就。因本文主题是要纪念潘素女史的画品，所以词章之事，不宜多叙，今只附录一二，以窥豹斑可也。
风入松题黄叶著书图
丛碧
斜阳衰草暮云昏，黄叶旧时。东风一晌繁华事，忍回头，紫陌红尘。砚水滴残心血，胭脂研尽酸辛。落花如霰总留痕，知己几钗颦。是真是幻都疑梦，借后身，来说前身，剩有未干眼泪，痴迷多少情人。题潘慧素夫人绘曹雪芹黄叶村著书图东莞张次溪
王勃诗况属高风忍冷烟凄惋。雪芹晚年居京西山山风信向晚，晚山山黄叶树香山贫不能举火老屋村边，斜阳还缱绻。雪芹著《红楼梦》
红楼休恨梦短，算付与雁声啼断。八十回未成书而卒唱遍旗亭，多情应泪泫。
张次溪先生词如此简婉而笔力特胜，字字有金石声，令我击节。尤须一表者，我只知黄叶著书一典，至于黄叶村三字，亦仅诵东坡一句，而张先生指出，早见于唐初王勃句中矣。深愧谫陋，极荷高人明教。张先生句下自注，亦见学识不同流俗。
今岁癸未，适逢雪芹逝世
240周年之际，追忆前尘，四十年往矣，因撰此文，以存掌故，兼怀故人，而即以此为纪芹之微意，或不为大雅所弃乎。癸未立秋之日写讫##1## 山 寻 梦
雪芹四十年华的后期，庐结西郊，山村笔墨，这从他友辈诗句中已然昭若日月，无待考论。但是这处“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的幽栖，究在何方，一直是个牵动人心的寻究课题——自然也是一种神驰意往的境界。回忆自1961—1962年之际为始，二三“红友”开山伐路，为此探胜追奇，作了多次的实地踵访；回忆种种情景，意味深长，风光殊异；随着时序的推迁，社会的变改，当年的景象，已无复痕迹；今昔之怀，陵谷之替，不禁长吟王勃的名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所谓今如不记，后则何知，是以略书梗概，聊溯情缘。
这须感谢吴恩裕先生，是他首先访得了线索，不自秘藏，招邀同访——起初只是约我，再后还曾有吴世昌加入，颇多轶事可传。
但另一重要线索却同样珍贵。因为恩裕兄的访寻目标是健锐营，而这另一线索则是万安山——是当时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涂宗涛先生所提起。
涂先生能诗，也曾与我有唱和之缘，也是第一个胆敢请我到天津去讲《红》的领导干部。（我是被批判的“胡适派”呀！）他对我说：某年晋京，旅游观光至香山一带，车过万安山公墓，同车一位军人忽然说起：曹雪芹就是在这地方住过。
我当年对西郊地理知识太差，一听是“公墓”，便觉不对味，也不肯深思细究，竟把这话轻忽而置之不论了。
谁知1986年冬寓居美国时，却在报上看到老舍先生的一首诗，作于万安山下的红旗村（红旗是清代八旗之一），自注中提及那儿传说早先雪芹曾在山上的法海寺当过和尚。这让我想起涂先生的旧话，但仍然不明“公墓”和“山”的关系何似。
近时又读到严宽所著《槐荫堂随笔》，见有一文，题曰《万安公墓琐记》，据此方知公墓取名于万安山，墓即山之东侧。公墓乃当代之事物，自与往昔无关；单说万安山，却有一段故事。原来远在元代，山上即有古刹弘教寺；寺内来了一位万安法师，德高望重，为山下村民驱邪疗疾，深得百姓的崇敬；为了感念高僧恩惠，遂将此山名为万安山。而公墓是正对着弘教寺的方位。
我早先不知此情，只是循着老舍诗注的指点，与友好去寻找法海寺；寺在万安山上，早已荒废，只一片瓦砾标记着明代的残痕。及至来到寺之最后边，见是一面天然石壁，上面大书深刻四个楷字：“弘教禅林”。于是一切都吻合无疑了。
然后，这才可以讲说曹公子的事迹。涂局长与老舍的知闻，已不谋而合。但还有佐证：1962—1963年之际，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先生的秘书周君啸邦，在西郊遍访雪芹足迹时，曾获得线索，即杏子口、南辛村一带，有传说雪芹曾居于此山的小营子左近。而杏石、南辛，即是万安山旁，小营子就在山上——是乾隆时俘虏的金川土番兵编营驻扎之地（土番一名，亦见于《红楼梦》）。
奇巧还不止此。在辅仁大学的老工友王文志，为生物系到西山去采集标本，记得一次走到香山“后街”，入一小饭铺歇脚进餐，铺主老夫妇二人自家对话时，忽然说起：“我们这铺子原来是曹雪芹的老地方。”这真是石破天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知此一信息后，十分兴奋，本想请王老人共同去寻访他早年的那个地点（其时他已八十高龄），不幸未及当年成行，他已谢世。后来，我又烦一位军人同志到那一带去踏寻觅访。蒙他走遍了那个区域，结论是：只有南辛村有一小街名叫“后街”，别无二处；街之尽头即是山坡了。
香山后街即南辛村的街，这真对了，因为南辛村即在香山之南侧。
经此多层互证，我们可以下个结论：雪芹有一个时期曾居住万安山，山上山下，皆有他的履印。
这个明白了，再回来说健锐营。
恩裕兄访得了健锐营正黄旗，有一张永海老者（六十多岁）曾听到过一些曹雪芹传说，便邀我同访一聆，以便评判所述是否有历史价值。那时往返一趟香山地带，可非易事，没有私人汽车，公交达不到；他只得向文联求助。幸得如愿，晤见了张永海。在他小院里放一张饭桌（矮方桌），四周坐凳子。恩裕夫人骆静蓝作记录。
张永海讲的要点如下：一、雪芹住过镶黄旗后（北）的小营。二、从镶黄旗向东排，挨着的就是正白旗。三、他遥指一所较高处的整齐房子说，那是“正白旗印房”，即掌印小官的住房。四、再东是佟峪，高处有关帝庙，小酒铺；再东是四王府（地名）。五、往北有“红门”“黑门”（皆庙宇俗称），那儿有竹子。六、与雪芹同到香山的有一位鄂（ào）比（记音），二人是好友，也能够画，他们是“一案”而来的。
那时的健锐营一带是什么样？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年人已无法想像。
那时的景状，还与张宜泉的诗意依稀仿佛：“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那处大军营，四周墙垣、角楼早已荡然无有痕迹，只有山坡上尚存破碉堡，无人一顾。所经之路，地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子儿——属于鹅卵石形，但不规则；其色多为青碧，亦偶有深绿的佳致；其质虽非十分细润，却不同于粗砺。我们只能踏着这些石头，有点费力地谨步而行。眼得看着它们——不时捡起一枚“品赏”，不太好的随手扔下，可取的带回几块。记得恩裕兄像入了迷，连石头也带有“芹味”，所以他回家后花了大力气，竟将中意的一块磨制成一方雅砚，成了他的“文房”之一“宝”。
我很奇怪，这么普通遍布的石子儿，再去看时，竟然扫地而光，如铲如洗！是何人、何力、何意将这样的西郊特色消灭罄尽的？那么巨量的石头都到哪儿去了？真是“神力”，不可思议——大约就是“整顿”“清洁”“卫生”工作的成绩吧？
卧佛寺旁侧樱桃沟，原先的无数奇石，也是同样命运，再也不见了，空空荡荡——汽车需要开到里边“游览”呀！
及至稍后我与家兄祜昌同往时，见小营后难行的荒径已成马路——那时正白旗印房还未被姓舒的教师住入。去看了佟峪，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方山村旗民的生活景况——营盘早荒废了，尚存的营房即是民居，他们就是八旗兵的后代。他们用树木枝条编成“院墙”，分成一个个小院子，院与院间留出窄“巷”通行。隔着篱墙可以看那些旗兵后代的男妇家庭在忙着晒晾衣物，或准备菜……他们的相貌、衣着、语音、行止，都与一般汉民不尽相同，还保持着若干特色，令人感到别有风味——我们不是“考古”寻找“活化石”，而是要从这儿体会出一些当年雪芹山村生活的遥影与遐思。
近些年，久无机缘旧地重游，一切了无知闻，想像变化必然也同别处一样是十分巨大；我揣想，上面的情景也许如同石头子儿那样全部扫光了吧？若不出所料，看惯了现代“红砖”洋楼的今日之人，怎么可能知道我之所历所知——更何况三百多年前的况味呢？故作此小记，以飨来者。
末后一点说明：传说中曹雪芹住过的健锐营，是指这三个字早已成为海淀区地名的地理范围，不再是专指那处乾隆十几年上才刚刚新建的巨大军营的本身。这种含义之异同，今天也是不知分辨的人越来越多了。
诗曰：
绿水青山曲径斜，薜萝门巷访芹家。
山村落日柴扉薄，隐约军营响暮笳。
一帆风雨路三千——探春远嫁
“抄家”是俗常的口头话，官书上的文词叫做“籍没”——即查抄造册登记没收的意思。在贾府真被籍没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发生，不是一下子直线发展，一泻到底的形势。先说元春死后，姊妹中能有作为、可望暂支危厦的人才，只有探春一个了。有她在，委以实任真权，还能转危为安，救亡收散。可是她也必须离开骨肉家园，远远地别去了。
探春是朵玫瑰花，又香又艳，只是有刺儿扎手，不好惹。她又是杏花，命中主得贵婿，嫁为某地的王妃，一去无归。
她离去的时候是清明佳节，送行的在江边上，探春要乘坐一艘大船远行了，彼此临别都悲怀涕泣。
这都是怎样一个事由呢？
原来，她和《二度梅》里的陈杏元有些相似，是一位“和番”之女。
清代的中国是个极大的帝王之国，历史的条件使大清国拥有毗邻的藩属之邦、区。藩属在政治名义上奉清廷为主国，但保有独立主权。藩属有的提出向皇家求婚通好，为了邦交，这种求婚都是要应付的。于是，指派哪个皇女远嫁番王，便成为一个很伤脑筋的难题。
皇家在百难之中，生出一条秘计：让一个“替身”女冒公主、郡主之名，前往应婚就嫁，有愿者予以特恩，赦免相当的过错或负担，并加表面上的宠赐。
但实际上，谁个贵家大臣的爱女，也是万万不忍让她去做“王昭君”的，大家都怕这种命运会落到自家头上来。
这时，荣府败势已显，正在岌岌可危之际，贾政已由内线探知，籍家之祸将不可免，惶急不可终日。忽然出了这个暗暗悬赏寻访愿嫁的旗家少女，而这又不仅仅是个“自愿”的问题可了，还必须少女本人的才貌出众，胆识过人，方堪此任。
这时，便出来两位献策的“贵人”：一个是南安王老太妃，一个是北静王嫡妃，她们在贾母寿筵上亲见了贾府内的四位小姐，即薛、林、湘、探。她们建议传唤贾政，授意自择。
贾政闻命后，回来计议——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薛、林、史，都是亲戚，不属贾府所主，只有一个，就是三姑娘探春了。
贾政夫妇，在这种奇特罕有的事件上，一筹莫展，若向探春启齿，生怕不能如愿，反致难题更大。这儿，还有一个赵姨娘，哭哭啼啼，死活不让他“葬送”自己的亲生女！
谁知，这消息很快传到了秋爽斋，是翠墨从上房大丫头彩云等那儿听来的。
探春知后，先是一惊。随即拿定主意，挺身而出，来到父亲面前，陈情说自己愿往。
贾政闻言，万分意外——又喜又悲，就告诉女儿此去的艰难，处境的不易，以及家人骨肉的难舍之情……不知如何是好的五内煎熬……
探春说，这些，孩儿已思虑再四，才敢出头的。因为，我一走，可换来特恩宽赦，家事可保；我自己虽远嫁不幸，总比抄家之后没入官家给人去做奴婢要强得多。所以我这一去，可望家里外头勉图各保平安，不致大灾大祸。如此，只得请父母暂舍不忍之心，别无他路可走了！
这就正是所说的“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的十个字的真正内涵，这也就是探春大义超常，舍身救众的“脂粉英雄”之本色！
她的“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叹情怀，是一般人所不易理解和想像的。
至于四姑娘惜春，年小性孤，眼见一切变迁，更将世事看破，也怕自己会有没官为奴的危运，见三姐姐一走，她也就毅然决然地自剃了青丝，到一庙里去了——有人见她穿着一件破旧的僧衣，到人家门前，诵念佛号，化缘乞食。
迎春不久也让孙绍祖折磨死了。
贾府四春，就是这般的“原应叹息”（元迎探惜）！
至于“三春去后诸芳尽”的诸芳呢？她们一个个的命途惨遇，又是如何？
当然要待我在下文试述，此刻仍请你再听歌句，道是：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云散 水流——黛玉自沉
前面你刚听到的那两句歌词，既是泛辞，又是专指。泛辞不待烦言，专指又为何义呢？
奥秘就是：上句专指湘云，下句专指黛玉。
黛玉后来怎么样了？她是泪尽夭亡了，这已人人皆知，但真情实况，却又是大家未曾想到的——她是和湘云两个“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黛玉原是大观园内群芳的代表。所以她单单生在二月十二日，即古时的“花朝”（百花生日），而她作诗喜用“花魂”二字。她死时，是冷月无人，寒塘有鹤的境界。她是生趣已尽，自己投水而亡的。
她的自沉命尽，正是“飞花逐水流”“花落水流红”这些诗句所象征、所预兆的结局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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