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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刘裕所料，那时候后秦正跟另一个小国夏国互相攻打，还打了败仗，更不用说出兵救南燕。没过多久，刘裕就把南燕消灭了。
过了几年，刘裕平定了南方的割据力量。这时，后秦的皇帝姚兴病死了，几位太子互相残杀，争夺皇位于是刘裕决定再一次亲自带兵北伐，进攻后秦。他派大将王镇恶、檀道济带领步兵，从淮河一带出兵向洛阳方向进攻，自己率领水军沿着黄河进军。
那时候，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开始强大起来，势力已经发展到黄河北岸。北魏在北岸集结了十万大军，威胁晋军。刘裕的水军沿着黄河前进，有时风猛水急，晋军的船只被水冲到北岸，就受到魏兵的攻击。
刘裕派水军上北岸去打魏军，魏兵就逃，等晋军回到船上，他们又在北岸骚扰，弄得晋军来回奔跑，没法顺利进兵。
于是，刘裕想了一个办法，摆下了“却月阵”。却月阵由七百名勇士、一百辆战车组成。刘裕派亲兵队长于旰带领他们登上黄河北岸，沿着河岸摆了一个半圆形的军阵，两头紧靠着河岸，中间向外鼓出来，像一个新月。阵的中央，埋伏着二千名弩弓手，他们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带领。最中间有一辆战车，上面有一杆白色的旗，是用来发布命令的。因为这种布阵形状像个月钩，所以名叫“却月阵”。
魏兵远远观察着晋军的布阵，不懂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敢动。
一会儿，只见晋军中间车上有人举起白羽毛，两侧接着就涌出二千名兵士，带着一百张大弓，奔向兵车。
魏兵认为这个阵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集中三万骑兵向河岸猛攻晋阵。晋阵一百辆兵车上的弓箭齐发，仍旧挡不住魏兵。
没料到晋军在却月阵后面，另外布置好一千多支长矛，装在大弓上。这种长矛约有三四尺长，矛头特别锋利。魏兵正向晋军猛攻的时候，晋军兵士们就用大铁锤敲动大弓，那长矛向魏军飞去，每支长矛就能射杀魏兵三四个，三万名魏兵一下子就被射死了好几千。其他魏兵不知道晋军阵后还有多少这种武器，吓得抱头乱窜，全线崩溃。晋军又乘胜追击，杀死了大批魏兵。
刘裕打退魏军，打通了沿黄河西进的道路，顺利西进。那时候，王镇恶和檀道济带领的步兵，已经攻下洛阳，在潼关和刘裕水军会师。接着刘裕派王镇恶攻下长安，灭了后秦。
刘裕灭了后秦，把他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和王镇恶留在长安，自己带兵回南方。
回到建康后，刘裕亲自掌管了朝政，又派了一些亲信任要职。过了几年，晋安帝死去，刘裕认为时机成熟，就派人劝说刚刚即位的晋恭帝让位。当时，朝廷的大臣们都认为刘裕做皇帝是改变不了的，都不敢说什么。晋恭帝看大势已定，就被迫把皇位让给了刘裕。公元420年，刘裕即位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这就是宋武帝。东晋王朝在南方统治了一百零四年，到这时候就灭亡了。
被冤杀的“万里长城”檀道济
宋武帝刘裕在南方建立了宋朝后，过了十九年（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拓跋是姓，焘音dào）灭了十六国中最后一个小国北凉，统一了北方。从东晋灭亡后的一百七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换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的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代替。历史上把这段时期合起来称为南北朝。
宋武帝做了两年皇帝，到第三年，就病死了。武帝的儿子宋文帝即位以后，北魏大举渡过黄河，进攻宋朝，在黄河以南占领了大片土地。
公元431年，宋文帝派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攻打北魏。大半年来，大小战斗三十余次，宋军屡屡取胜。只是劳师远征，后方粮草一时难以供应，进军至历城（今山东济南市郊）时，粮食已尽，军心不定。檀道济只得领兵南撤。但有些士兵在路上投降了魏军，把宋军缺粮的情况报告了他们。魏军于是紧紧追击，宋军处于险境之中。这天晚上，檀道济在军营巡视一圈，见士兵因为吃不饱肚子，怨声载道，心里也很着急。他找来心腹商议了一阵，最后想出了一条妙计。
一会儿，营帐之外燃起无数火把，征南大将军指挥数千名士兵往空米袋里装进沙子，一边装，士兵们一边高声数着：“一斗、二斗、三斗……”另有一群士兵来来往往，把沙袋搬到东运到西，看上去像是在分粮食。就这样忙乎了大半夜。
天快亮了，檀道济命令士兵把一袋袋沙陈列在帐外，袋口故意敞开着，上面覆盖少量的米，看上去好像是一袋袋粮食。
此时，魏军中早有人把宋军半夜里分粮食的事报告主帅。主帅很是疑惑，忙吩咐探子去查个明白。天蒙蒙亮时，几个探子打扮成老百姓，来到宋军营帐前，看到一袋袋的粮食摆在那里，几个伙夫从上面挖掘出来做早饭。慌得他们连滚带爬地回到主帅那儿报告。主帅一听，心里暗想道：“檀道济一向诡计多端，分明是军粮足够，却叫士兵来诈降，谎报粮草已绝，让我们紧紧迫赶他们，到时候他再突然来个回马枪。我得小心提防。”想毕，喝道：“来人啊，把那些来诈降、谎报军情的宋兵给杀了！”
且说檀道济因为兵力薄弱，很难摆脱势众的魏军，就命令士兵都穿上整齐的铠甲，自己穿着雪白的衣服坐在兵车上，带着队伍慢慢地突出包围。魏军主帅得知宋军威武雄壮，从容不迫，恐怕宋军有伏兵，不敢再靠上去，反而向后退了几十里。檀道济趁机迅即指挥全军加紧撤退，安全地撤回大本营。
檀道济靠他的镇静和智谋，保全了宋军，使宋军安全地回师。以后，北魏也没敢轻易进攻宋朝。
檀道济在宋武帝和宋文帝两代，都立过大功。但是由于他功劳大，威望高，引起了宋文帝的猜疑。
有一次，宋文帝生了一场病。宋文帝的兄弟刘义康就跟心腹商量说：“如果皇上有什么三长两短，留了檀道济总是一个祸根。”
他们就用宋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诬说檀道济收罗坏人，企图谋反，要把檀道济逮捕起来，办他死罪。
檀道济在被捕的时候，气得瞪圆了眼，愤怒的目光像要喷射出火焰来。他狠狠地把头巾拽下，摔在地上，说：“你们不是在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吗？”
檀道济连同八个儿子全部被诛杀了。这个消息传到北魏。魏朝的将士都高兴得互相庆贺，说：“檀道济一死，南方就没有可害怕的人啦！”
后来，宋文帝也很后悔。有一次，北魏的大军打到江北的瓜步（今江苏六合）。宋文帝在建康的石头城上瞭望远处，很感慨地说：“如果檀道济还活着的话，不会让胡骑横行到这个地步。”
可惜一代名将檀道济随刘裕征战沙场多年，又为宋文帝开疆拓土，坐保江南，用兵稳健又不失计谋，最终竟是这样被冤杀。
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
宗悫（què），字元干，是南北朝刘宋时期的著名武将。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和叔叔舞剑弄棒，练拳习武，年纪不大，武艺却十分高强。有一天，正是他的哥哥结婚的日子，家里宾客盈门，热闹非凡。有十几个盗贼也乘机冒充客人，混了进来。正当前面客厅里人来人往，喝酒道贺之际，这伙盗贼却已潜入宗家的库房里抢劫。有个家仆去库房拿东西，发现了盗贼，大声惊叫着奔进客厅。一时间，客厅里的人都被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宗悫镇定自若，拔出佩剑，直奔库房，盗贼一见来了人，挥舞着刀枪威吓宗悫，不许他靠前。宗悫面无惧色，举剑直刺盗贼，家人也呐喊助威。盗贼见势不妙，丢下抢得的财物，赶紧脱身逃跑了。宾客见盗贼被赶走了，纷纷称赞宗悫机敏勇敢，少年有为，问他将来长大后干什么，他昂起头，大声地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干一番伟大的事业。”
这件事情传到了江夏王刘义恭那里，他很赞赏宗悫，就派人把宗悫请来，叫他在自己手下当了一名军官。
有一次，宗悫出征去讨伐林邑，林邑王派了兵将抵抗他们，又组织一群大象冲了过来。大象全身披上铠甲打头阵，势不可当。正在胜败攸关的关键时刻，宗悫想出了一个退敌之策。宗悫说：“大象怕狮子，以狮子惊吓大象，敌军必退！”于是他叫人做了一些假狮子，装在车上，由士兵推着冲入敌阵。大象看见狮子来了吓得四处奔逃，敌人的队伍很快就崩溃了。宗悫领兵随后追赶，把敌军杀得丢盔卸甲，四处逃窜，一举攻下了林邑。
公元453年，太子刘勋谋害了宋文帝。消息传开后，人们纷纷起来反对大逆不道的刘勋。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刘骏，正任江州刺史（管理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一带的地方官），听说这件事情，首先起兵讨伐刘勋。接着，荆州刺史刘义宣，雍州刺史（管理今湖北省北部、河南省南部一带的地方官）臧质也起兵响应，一起杀向建康。刘骏任命宗悫为将军，和柳元景一起，带领主力部队进攻建康。柳元景和宗悫攻破建康，在枯井中捉住刘勋，把他杀了。
这场动乱平息以后，刘骏继承了帝位，他就是宋孝武帝。孝武帝论功行赏，宗悫被任命为左卫将军，封洮阳侯，不久又升为豫州刺史（管理今河南省东部、安徽省西部一带的地方官）。
宗悫待人宽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有个同乡，名叫庾业，家里拥有良田千顷，生活极端奢侈，每次宴请，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在宗悫不怎么出名的时候，有一次庾业请宗悫吃饭，只准备了粗糙的小米饭和萝卜白菜。庾业还故意对别的客人说：“宗悫是个武人，吃惯了粗菜淡饭，所以我不敢用别的饭食招待他。”庾业的目的是有意取笑一下出身贫寒的宗悫。宗悫并不在乎这些，照样吃得饱饱的，向庾业道了谢才走。后来，宗悫做了豫州刺史，庾业恰好是宗悫的部下，可宗悫并不计较当初庾业对自己的取笑，对他仍然很客气。
庾业对自己当初的不礼貌多次表示歉意，可是宗悫听了总是笑着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那次不是吃得很香，也没有噎着嘛！”
又过了几年，宋文帝的第六个儿子竟陵王刘诞阴谋夺取帝位。他四处扬言：“宗悫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一起兵，他就会来帮助我。”宗悫听说刘诞盗用自己的名义招摇撞骗，十分气愤，立即请求孝武帝派他去捉拿刘诞。孝武帝派他跟主将车骑大将军沈庆之去平定叛乱。到了刘诞盘据的广陵（今江苏省清江市）以后，宗悫骑马绕城大喊：“我是宗悫，奉命来捉拿叛贼！”刘诞听了，大吃一惊，赶快派兵加强防守。沈庆之和宗悫很快攻破了广陵城，活捉了刘诞，并斩首示众。这次，宗悫又立了大功，成为刘宋朝里的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
大发明家祖冲之
宋孝武帝即位之后，宋王朝很快就衰落了。在这个时期，却出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为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至江南。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是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祖家历代都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说他的名气很大，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却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南北朝刘宋时期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大臣戴法兴首先反对。戴法兴是皇宫里的侍卫官，并不懂历法，但是因为他会逢迎拍马，深得孝武帝的宠爱，朝廷上的许多官吏都看他的眼色行事，不敢得罪他。戴法兴装出十分懂得的样子，指着祖冲之说：“历法是古代圣贤创造的，哪能随便更改呢？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每年冬至太阳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这是永远不变的。你违反古训，说太阳的位置变了，我看这就不对。”祖冲之站起来反驳说：“古代历法存在着许多错误，这是人所共知的。早在后汉时候，就有人观察到了每年冬至太阳位置后移的现象，这个事实说明我的新历法是对的。”祖冲之又把太令的月食记录翻开说：“文帝元嘉十三年、十四年、二十八年，本朝大明三年，都发生过月食。这四次月食发生的时候，月亮的位置都是有记录的。我根据这些记录推算，证明了太阳每年冬至不是回到上一年冬至的位置上。这个事实怎么能否认呢？”戴法兴瞠目结舌，没话可说，但是他不甘心认输，又提出一个问题想难住祖冲之。他说：“十九年中有七个闰年，这是自古以来的闰年法，你怎么能把它改成在三百九十一年中设置一百四十四个闰年呢？”祖冲之从容不迫地回答说：“你说的这个闰年法，自秦汉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在这几百年当中，天象已经发生了变化，前人就已经发现了古代历法和天象之间的差错。难道有差错还不能改正吗？”其他官员看祖冲之理直气壮，语言又那么锋利，都替他担忧，害怕他得罪了戴法兴。孝武帝看他们争辩得很激烈，怕戴法兴下不了台，就对大家说：“今天的争论，各有各的道理。你们回去都把意见写出来，让我看了再作决定。”不久，祖冲之把跟戴法兴的争论写成科学史上有名的文献——《驳议》。过了两年，孝武帝认识到祖冲之新历法的优点，宣布在改年号的时候开始采用。祖冲之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不料，宋孝武帝在这年夏天病死，采用新历法的事又被搁置起来。一直到梁朝天监九年（公元510年）梁武帝在位的时候，祖冲之制定的《大明历》才开始使用。这时候，祖冲之已经去世十年了。
祖冲之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最杰出的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
圆周率就是圆的周长和圆的直径的比例数。在祖冲之以前，已经有许多人在探求这个数值。祖冲之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决心攻破这个难关。
古时候做计算题，是用筹码（小竹棍）进行的。祖冲之在案子上摆了许多筹码，一面念口诀，一面挪动筹码，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他常常天不亮就起床，一直计算到深夜，筹码因为得经常挪动，都被手磨得十分光滑了。祖冲之计算了一万多遍，才算出了比较精确的数值，确定圆周率是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个数值相当精确，把前人对圆周率的研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欧洲的数学家奥托，在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才算出了这个数值。所以，有人主张把圆周率改名为“祖率”，来纪念祖冲之的重大贡献。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暅（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鉴于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突出贡献，大家也称之为“祖暅原理”。
为了纪念祖冲之，人们还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将小行星1888命名为“祖冲之小行星”。
反佛斗士范缜
范缜，字子真，南朝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祖父范璩之，曾任南朝宋中书侍郎。父范濛，早逝。范缜依母度日，十八岁时投沛郡相县（今安徽宿县）名儒刘献门下求学。范缜学习勤奋刻苦，学业优良，深得刘献器重。刘献亲自为他举行冠礼，以示优待。其同学多是达官贵人子弟，穿则锦衣，行则车马，而范缜安于布衣草鞋，以步代车，但从不自卑自愧。他深入钻研经学，尤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敢于发表学问上的独特见解，引起贵族子弟的敌视和疏远。二十六岁时他上书王仆射，陈述改革政见，未见回音。范缜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传说二十九岁已白发皤然。
齐代宋以后，范缜当上了尚书殿中郎。这时候佛教渐渐盛行起来。南齐的朝廷里，从皇帝到大臣，都提倡佛教。南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
萧子良在建康郊外的鸡笼山有一座别墅，他常常在那里招待名士文人，喝酒谈天，萧何（后来的梁武帝）、王融、沈约、范缜等均在邀请之列。但是，在应邀的“名士”中，除范缜之外几乎无一不是佛门的忠实信徒。他们笃信人灵魂不死，认为当甲生活在世的时候，灵魂就寄托在甲的肉体中；当甲死去以后，灵魂又寄托在乙的肉体中；如此转移，永远不死。灵魂在前世埋下了“因”，后世就要结出相应的“果”。人假如在前世，今世行善，今世、来世便会富贵；反之，人假如在前世、今世作恶，今世、来世就要贫贱。所以，人人都要按照佛的指点，行善弃恶，以便超脱轮回，进入天国。范缜对他们这套荒谬的因果报应说和三世轮回说嗤之以鼻，并大唱反调，“盛称无佛”。信仰上的不同自然要引起思想冲突，结果在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
有一天，萧子良突然质问范缜：“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你倒说说，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富贵，有的人生下来就贫贱呢？”
范缜不慌不忙地说：“这没有什么奇怪。打个比方，人生好比树上的花瓣。花经风一吹，花瓣随风飘落。有的掠过窗帘，落在座席上面；有的吹到篱笆外，落在茅坑里。”
萧子良瞪着眼睛，一时还听不懂范缜的意思。范缜接着说：“落在座席上就像您；落在茅坑里的，就像我。富贵、贫贱，就是这么一回事，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驳得萧子良无言以对。
经过这次较量，范缜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于是，他又把论战的锋芒指向了因果报应说和三世轮回说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为此，他昼夜伏案，奋笔疾书，开始写作传世名篇《神灭论》。
他在书中说：“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作用。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哪里有什么精神呢？”
范缜在那篇文章里，还断定人死以后灵魂是不存在的，因果报应，都是骗人的话。《神灭论》初稿草成后，文人雅士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由于范缜的形神一元论，严重地动摇皇家统治的精神支柱——宗教迷信的形神二无论，使得“朝野喧哗”。萧子良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王琰撰文冷嘲热讽，说：“呜呼！不孝的范先生，你怎么竟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妄图以此封住范缜的嘴。没料到范缜反唇相讥，说：“呜呼！孝顺的王先生，你既然知道自己祖先的神灵在那里，为什么不杀身去孝敬他们呢！”闹得王琰困窘不堪。萧子良见王琰强攻败阵，又唆使王融以爵禄前去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论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执意坚持，这样下去，‘恐伤名教’。凭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倘若放弃此论，何愁官至中书郎？你为什么偏要违背朝廷旨意，自讨身败名灭呢！”范缜听了哈哈大笑，含沙射影地回答：“假如我范缜肯‘卖论取官’，早就当上了尚书今、中书令和仆射之类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岂在话下？”一席话柔中有刚，王融羞辱得进退维谷、无地自容。
萧子良对范缜的围攻尽管失败了，但是，“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公元502年，萧衍灭了南齐，建立梁朝，这就是梁武帝。他继续对范缜进行大规模的围攻，范缜毫不示弱地继续接受梁武帝的挑战。
范缜以其独步天下的灭神论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深，受到平民百姓的赞许，被誉为中国古代自王充以来的又一位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勇敢的反佛斗士。
高允老实做官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拓跋部人。在东晋初年，拓跋部还是我国东北的一个游牧部落，后来吸收了中原文化，逐步建立了封建的经济制度。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了北魏，就是魏道武帝，魏道武帝建立北魏王朝以后，任用了一批汉族士人当他的谋士，其中最有名望的当数崔浩。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中，立了很大功劳，受到北魏三代皇帝的信任。公元43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的割据，形成北魏和南方刘宋南北对峙的局面。
魏太武帝即位以后，崔浩担任司徒，掌握了朝政大权。一日，魏太武帝派崔浩率几个文人编写魏国的历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和他的文士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编国史的目的，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崔浩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却别出心裁地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还把石碑竖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
国史里记载的倒是史实，但是北魏统治者的祖先是鲜卑族拓跋部人，是当时的东北游牧部落；北魏的上代文化还十分落后，不懂什么礼节，有些事情在汉族人看来，是不体面的。过路的人看了石碑，就纷纷议论起来。
魏太武帝听说后，认为崔浩等人这么做，是存心揭朝廷的丑事，于是他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抓起来查办。
参加编写的高允是太子的老师。高允，字伯恭，渤海（今河北景县东）人。他自幼好学，常常担着装满书籍的书箱，千里就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太子得到这个消息，把高允找到太子的东宫，跟他说：“我陪你朝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只能照我的意思答话，别的什么也别说。”
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随太子一起上朝。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而且地位比较低。国史案件全是崔浩的事，请陛下免了高允的罪吧。”
魏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的回答说：“不，崔浩管的事多，只抓个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同事编写的。”
魏太武帝又追问高允：“是这样的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想救我的命。”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诚实，不但赦免了他，还命他起草一道诏书，说崔浩诬蔑朝廷，判满门抄斩。
高允回到官署，犹豫了半天，没有写出半个字来。魏太武帝派人一再催问，高允说：“我要求再向皇上面奏一次。”
于是，高允进宫对魏太武帝说：“崔浩做这件事私心重，是错误的。但是，编写历史记载帝王活动、朝政得失，这并没有错。再说，国史是我和崔浩一起编写的，出了事，怎么能全推给他呢？陛下赦免了我，我十分感激。但是要我为了活命说违背良心的话，我是不干的。”
魏太武帝大怒，认为高允太不识好歹，让武士把他押到牢里。后来太子再三恳求，才把他放了。
魏太武帝到底没有饶过崔浩，把崔浩满门抄斩。但是由于高允敢于说实话，没有连累到更多的人。据魏太武帝自己说，要不是高允，他还会杀几千个人呢。
公元452年，魏太武帝被宦官杀死。
冯太后临朝称制
冯太后，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冯氏的祖父冯弘、伯父冯跋是北燕国王，其父冯朗在北燕灭亡后降魏，官至秦、雍二州刺史，姑母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十二岁时其父因罪被杀，她随姑母入宫，深受太子宠爱。
公元452年，文成帝即位后，封十四岁的冯氏为贵人，十八岁立为皇后。同年，立两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按照魏朝立子杀母的规矩，拓跋弘生母李贵人被赐死。冯皇后抚养拓跋弘，待太子如同亲生。
文成帝二十六岁就驾崩了。根据魏国旧制，皇帝驾崩，三天后就要把他生前的御服器物一并烧焚，举行火化仪式。仪式期间朝廷百官和宫中嫔妃哭临。二十四岁的冯后年轻丧夫，痛不欲生，悲叫着跳入火堆，想为丈夫殉葬。左右急忙救治，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文成帝死后，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尊冯皇后为皇太后，由丞相乙浑总揽朝政。乙浑图谋篡位，冯太后用计把他逮捕杀死。从此，朝政由冯太后一人裁决。
随着献文帝慢慢长大，母子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公元471年，十八岁的献文帝被迫禅位于五岁儿子拓跋宏（即孝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他仍统兵南征北伐，这使冯太后感到威胁，而且他还杀了太后的男宠李奕，于是冯太后于公元476年，将年仅二十三岁的献文帝毒死。
献文帝死，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再次临朝听政，杀了一批政敌，重用一批有改革思想的人，进行一系列改革：颁行班禄制，整顿吏治，统一度量衡，推行三长制，实行均田制。
那时北魏的官吏一直都没有俸禄，靠贪污和掠夺来满足他们奢侈腐化的生活，这加深了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冯太后决定实行俸禄制度，即按照官职大小，给他们数量不等的禄米、田地、布帛和当差的劳动力，不许他们再贪污勒索。有个名叫李洪之的刺史，倚仗自己是皇帝的亲戚，无视朝廷的法令，领了俸禄以后，照旧贪污勒索，残害百姓。冯太后下令逮捕李洪之，押回平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公布李洪之的罪状，罢免他的官职，判了刑。从此以后，官吏们才有些害怕，贪污的风气慢慢得到了扭转。
北魏前期，大地主在地方上的势力很大，他们兼并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做他们的“荫户”，供他们剥削。荫户没有户籍，不向朝廷交赋税、服徭役，这就肥了大地主，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清查这些荫户，把他们编入国家的户籍，大臣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就是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五里组成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如果实行这种办法，就能清查出许多隐瞒的户口，增加国家赋税和人力，增强国家的力量。
冯太后召集大臣们对此进行讨论。有人表示反对，说百姓不会赞成。李冲说：“只要让百姓得到实行三长制的好处，尝到了徭役均匀、赋税减轻的甜头，他们就一定会拥护。”又有人威胁说，老习惯不容易改，如果硬要改，恐怕会出乱子。冯太后果断地说：“老习惯为什么不能改？抱残守缺，已经使仓库空虚，国力衰弱，实行三长制，征收赋税有了标准，还可以把逃避租税的人清查出来。这样做对百姓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利，我看应当实行！”冯太后一说，那些大臣就不敢再反对了。果然，三长制一实行，许多隐瞒的户口被清查出来了，国家的税收大大增加了。
不久，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又实行了均田制，就是把政府掌握的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可以分到国家授给的田地。每个男子可以领到种庄稼的露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人死了以后要还给政府。每个男子还可以领到桑田二十亩，死后可以传给子孙。不宜种桑养蚕而适宜种麻的地方，每个男子可领到麻田十亩，女子五亩，死后也要交还政府。实行均田制，农民有土地可种，有衣食来源，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了。
冯太后死时四十九岁，谥为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她是北魏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改变了鲜卑族的落后局面，为孝文帝进一步改革和迁都洛阳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魏孝文帝改革风俗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执掌朝政大权以后，继续实行政治改革。
孝文帝年轻的时候就很聪明，读了很多书，对汉族文化有较深的了解。他知道，要使北魏富强，必须抛弃民族偏见，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迁都关系到许多鲜卑贵族的切身利益。守旧派贵族留恋旧都的田地财产和奢侈的生活，害怕迁都会改变生活方式，强烈反对。于是他定下了一条妙计，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那时候，洛阳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跟随的文武大臣们，对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刘宋战败逃回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们担心这次南征的结果也像过去一样，劳民伤财，毫无收获。
正当大臣们忧心忡忡的时候，孝文帝突然下令立刻向南进发。他来到军前，文武大臣们见孝文帝真的要南进，都一齐跪下，俯首在地，请求停止南进。安定王拓跋休代表大家向孝文帝诉说了南进的利害。孝文帝说：“我们这次南征，兴师动众，成功或失败，影响甚大，这点我是清楚的。你们既然不愿意南下，那就得听我的话，把国都从平城迁到这里来，等将来有机会再灭亡南朝，统一全国。”南安王拓跋桢赶忙说：“只要陛下停止南进，我们一定赞成迁都洛阳。”一时间，停止南进的消息传遍全军，大家都高呼“万岁”。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孝文帝怕留在平城的大臣们反对迁都，就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去做说服工作，又派贵族于烈留守平城。
事情果然不出孝文帝所料。拓跋澄回到平城，一说迁都洛阳的事，鲜卑贵族们都纷纷表示反对，许多人痛哭流涕，有的甚至表示死也不离开平城。拓跋澄再三解释迁都的好处，仍然有人反对。第二年，孝文帝亲自回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人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他发动了约一百万人迁到洛阳附近地区，开辟新的牧场和耕地，采用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牧业生产。他下令废除鲜卑姓氏，采用汉姓，并且带头把拓跋改为元，把自己的姓名改为元宏。一些鲜卑贵族的姓，被改为长孙、穆、奚、陆、贺等，穆、陆等姓被定为北魏的国姓，跟汉族大姓崔、卢、郑、王享受同样的待遇。孝文帝还鼓励鲜卑贵族同汉族大地主通婚，自己带头选了汉族大姓的女子作妃子，给五个弟弟娶了汉族大姓女子为妻，公主也下嫁给汉族的大姓。他又叫鲜卑人改穿汉人服装，学习说汉语，还向南方的齐朝借来四书五经等书籍，派人抄写，供鲜卑贵族子弟学习。他规定，所有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都算作洛阳人，死了以后就葬在洛阳的北邙山，不许送回平城埋葬。
顽固守旧的鲜卑贵族当然不满意这些改革。他们暗中勾结起来，煽动皇太子元恂发动叛乱。元恂打算乘孝文帝出游嵩山的机会，偷偷逃回平城，依靠守旧派占据平城搞分裂。孝文帝在去嵩山的路上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派人把元恂逮捕起来，亲自用鞭子打了他一顿。有些大臣替元恂求情，孝文帝回答说：“古语说：‘大义灭亲’。我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决不徇私情。”他将太子废为平民，囚禁起来；过了些日子，又把太子毒死了。
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大融合和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是一位值得赞扬的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家。
花木兰替父从军
花木兰的故事流传广远，一千多年以来有口皆碑，当时的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这首长诗描写的就是木兰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
木兰姓花。她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幼小的弟妹，一家五口人过着富足的生活。木兰没上过学，跟着父亲学习写字、读书，平日在家织布、做饭、洗衣、喂猪，样样都做得又快又好。她还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
有一天，木兰正在家里织布，突然衙门里的差役送来征兵的军帖，要征木兰的父亲去当兵。当时是北魏后期，北边的柔然族、东北边的库莫奚、契丹等民族逐渐强大起来。他们经常骚扰中原，抢劫财物，掳走百姓。北魏朝廷为了对付他们，常常大量征兵。不过木兰的父亲已经年过半百，又没有哥哥，弟弟也太小，怎么办？木兰愁得连布也没心思织，饭也吃不下了。她想，要是有个人能代替父亲去从军，那该多好啊。谁能代替父亲呢？她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自己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木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父母怕女儿受不了行军作战之苦，舍不得她走，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
那时候，从军作战，战马和武器都得由战士自备。木兰用平日积蓄下来的钱买了一匹骏马，配了马鞍、脚镫等用具，又买了几件合手的武器，然后女扮男装，拜别父母、弟妹，上路从军去了。
木兰刚入伍，队伍就火速地向北方边境开去。她早上离开家，晚上就来到黄河边上；早上离开黄河边，晚上就到了黑山。晚上宿营，夜静更深，木兰只听到黄河里的哗哗流水声，只听到塞外敌骑的嘶鸣声，可再听不到父母呼唤她的声音了。但是木兰并不伤感，只想到应当怎样在战场上去杀敌立功。
当时，行军作战十分艰苦。战士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勇敢粗犷，有的机灵细心。木兰害怕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被人看穿，处处都得倍加小心。白天行军，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她紧紧跟上，从不掉队；夜晚宿营，她和衣而卧，从不敢脱衣服；作战的时候，她冲杀在前，从不表示懦弱。
从军十二年，木兰参加过很多次战斗，立下了不少战功。同伴见了她，个个都竖起大拇指，赞扬她是个有志气有本领的好男儿。
战争结束了，队伍凯旋归来。皇帝召见有功的将士，根据功劳大小给予赏赐；有的升了官，有的得到了珍宝财物。木兰既不想做官，也不愿意要财物，希望得到一匹能够远行的骆驼，好让她赶快回到家乡。皇帝满足了木兰的要求，并且指派木兰的同伴护送她回家。
木兰将要胜利归来的消息传到她的家乡。她的父母听说了，非常欢喜，老两口急忙互相搀扶着，赶到城外去迎接；妹妹听说了，立即梳妆打扮，烧好开水沏好茶；弟弟听说了，赶紧磨快了刀，杀猪宰羊，准备慰劳为国立功的姐姐。木兰回到自己房里，脱下战袍，换上女装，梳好头发，贴上花黄（古代妇女的装饰品），然后出来向护送她回家的同伴们道谢。同伴们见木兰一身女装，都万分惊奇，没想到自己的战友竟是一位巾帼英雄（巾帼是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后来成为妇女的代称）。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说：“我们跟木兰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道木兰是个女子啊！”
北魏分裂
魏孝文帝死后，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北魏开始衰落。到了魏孝明帝即位，因为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是个专横奢侈的人，她相信佛教，认为佛法能减轻她的罪过。她在皇宫旁边造起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寺里供奉的佛像有用金子塑的，也有用白玉雕的，最高的一座有一丈八尺。寺的旁边又建造了一座九十丈高的九层宝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动塔上的铃，发出的声音，十里以外都听得到。寺里有一千间僧房，都用珠玉锦绣装饰，叫人看了眼花缭乱。据说自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华丽的寺院。
北魏的统治者，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建都洛阳之前，他们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在云冈（在今山西大同市武周山）开凿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十万尊以上。从宣武帝到胡太后，又在洛阳伊阙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建造佛龛（音kān）。前前后后开凿了二十四年，花了八十多万人工。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堪称世界上两座石刻艺术的宝库，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高超的雕塑艺术水平，但它也大大加重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负担。
由于北魏以前几代国力强盛，统治阶级搜刮了不少财富。有一次，胡太后偶然到库房去看，发现那里积累的绫罗绸缎多得用不完，就想出一个主意，下命令叫贵族大臣都到库房里来，把绫罗赏赐给他们。他规定各人凭自己的力气，拿得动多少就拿多少。这些贵族大臣都是贪得无厌的家伙，吵吵嚷嚷地都想多拿一些。可是，他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拿得动许多绢匹。尚书令李崇、章武王元融两个人各背了一叠绢，累得汗流浃背，刚迈开两步，就连人带绢跌倒在地上。李崇伤了腰，元融别了腿胫，都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叫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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