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為圣人所獨裁。
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為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為《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比事屬辭之體。即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僣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后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逾；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餼羊告朔，禮廢文存者也。及《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眾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淄流驅散，梵剎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后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為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為綱，以人為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后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后代史官之傳，茍能熟究古人師法，略仿經師傳例，標史為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后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骃，《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并中依類為編，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后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范氏并列賅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后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群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眾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其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堤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并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晉摯虞創為《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為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
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為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為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后，沈約、傅亮、張騭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騭《文士傳》。）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跡，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縢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后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跡，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跡》，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
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孝子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謚，（《逸士傳》、《高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為專書。后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為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后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后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為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后語，略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為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跡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為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并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敘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卻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
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后，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游宦之士，偶爾過從；啟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游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聯編，仿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茍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系》、《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讎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并有發明。簡首題辭，有裨后學，職是故也。后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
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為榮，隸草夸書，風云競體。棠陰花滿，先為循吏頌辭；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采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為一書之條貫耶？
凡此三者，所為難敘者也。
何謂不可不敘者三？一曰前志不當，后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尚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玄娑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犠背。窮經之業，后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后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茍前志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為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為新志明其別裁耳。
二曰前志有徵，后志誤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為文亦復稱是。
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辱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晦。）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前人議《新唐書·段秀實傳》云；柳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明。《新唐書》改云：“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衷凡例也。遷書采《世本》、《國策》，集《尚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復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既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為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后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后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后周、隋五代。）例由義制，何在不然？
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則不辭；后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讬，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為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為《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為之敘錄。
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為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為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為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后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跡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為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后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為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仿表志專門之例，別為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為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逭《文苑》、蕭統《文選》而后，唐有《文粹》，宋有《文鑒》，皆括代選文，廣搜眾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注例，稍為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為懷矣。凡若此者，并是論文有馀，證史不足，后來考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
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篇，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仿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馀暇，采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為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為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后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為典要？而后代選文之家，奉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志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為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
蕭統選文之時，尚未有此也。后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為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讬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授“論道經邦”，出於《尚書》，因詆劉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偽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
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為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后代文繁，固當別為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詠，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后來者之別擇焉。
卷七 外篇二
書名:文史通義 作者: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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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
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系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后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其定名則仿《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并十志而題為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為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輕，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祗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志，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誥。后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后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
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於義較為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御制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后，以志云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為《尚書》之屬，事為《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后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即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后，細為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為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歷》，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玄首以為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為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后，列史相仍，皆以紀為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即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跡，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略；其馀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為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為事目，於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即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即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后。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后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為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為志，斯則迂疏而寡當者矣。夫忠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仿《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為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后。其有時事后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為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為附依，此永州鐵爐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為星歷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歷合為一家，歸於術數。
而司馬遷之稱周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班固《百官公卿表》，敘例全為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為經，而以漢表之法為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志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為釐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為經，首行官階為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后，所以書繁而事闕也。
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畫於丞弼。非為古書事簡，而后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并注首篇，（相國、丞相、奉常、太常之類。）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茍為統部列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為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為一格。其馀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通，況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為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后意云爾。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即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即見於用，用人即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辭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累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為史志之專篇矣。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后。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為倒置，而文豈非復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略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略，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后更取傳志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人之事，復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刪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馀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土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
杜子春注：“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群臣之父子兄弟。”平章及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土亦民也，詳士族而略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眾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為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
近代方志，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闃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為家，合家而為國，合國而為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為家始也。
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茍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跡，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侈陳德業，其失則誣。
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志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略難稽，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后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后，王、謝、崔、盧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為訓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為得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偽讬，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則清門鉅族，無賢可以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書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為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為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僅見於歐陽，而后人又不為宗法，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為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為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為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為世族，又何至於為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
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
或以舉貢為律，或以進士為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為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鑒之示影也。徑寸之鑒，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為人后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誤（譜牒之在官者。）可借讎也。
（借私家之譜校官譜，借他縣之譜校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可分也，姻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賜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為陽夏，問崔而知為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為定，而坊表都里，不為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為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為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后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后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后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荊，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為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為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為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為人后者，錄於所后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略，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考，亦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為錄之，庶后來可以詳定，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敘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徇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為何官也。今并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云。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義，本紀為經，而諸體為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略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為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跡；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歷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為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略，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為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采，并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為譜，改志稱略，體亦可為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歟？又樵錄圖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制，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娑尊詁為鳳舞；至於鑿背之犠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為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為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無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為裁定其體，而后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為也。
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為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廁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為系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為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茍為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
《釋名》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即楮幅之廣狹，為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為經，而以縣鄉村落為緯；使后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后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為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系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為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廨，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為慎著其圖，則后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后，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后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檐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后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為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檐，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跡，則古跡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口雝>。命名庸陋，構意勉強，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強葉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為題詠，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史遷為《河渠書》，班固為《溝洫志》，蓋以地理為經，而水道為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為，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為，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為洫，倍洫為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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