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為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為獨蒙以河號也。
《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為《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為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為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入志，稱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圣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為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略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為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了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為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后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即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為經，而開方計里，著為定法，河形之變易，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為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里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仿是而為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后史因之，而詳略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為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系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弘、劉煦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為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為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為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為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圣人且不以天下為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為詳略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
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為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略示區分。抑揚詠嘆，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后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后，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為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為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
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為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床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歷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略》，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為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為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
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歷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為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為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隱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為戶房所領，而編戶煙冊，乃屬刑房；以煙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略之間，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為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為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為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例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肸《晉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蒞是邦者，注其名跡。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云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為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略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即當尸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后，晚節不終，茍為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為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為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為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跡，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
夫選舉為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為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志，觀者依檢先后，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為后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略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詠嘆，《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腴，發為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
至於政略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后，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為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略，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略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為義歟？
循吏之跡，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跡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愊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跡，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罣誤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慎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宮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后為序，非政略之意，故無足責也。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匯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為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為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為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艷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瓠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跡，略存於點綴。其后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略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為重輕者也。（閻若璩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此，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為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馀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為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圣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略，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列女，別有狀志傳銘，又為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復見疊出，使人披閱為勞，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為詳略，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馀傳》中，并詳張耳之跡，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采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也。是亦時勢使然，故司馬氏《通鑒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采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后，約略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興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
為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為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為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跡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采，輿論習而為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讬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讬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后，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略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采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為丈夫，則儒林之選也。
蔡琰著其才，使為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后史奉為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間嫠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后，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后也。以此推求，但覈真偽，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馀風，不屑屑為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苑也。
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讬於馬、班之例也。
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為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稚而著芳型，并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為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并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
其或事系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為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為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為篇，篇各為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為一篇，不肯分其篇為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敘例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敘》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
而已。）乃雜次為編，不為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誤耶？今志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為之贊。）各為論列，抑亦詩人詠嘆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恒，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圣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為后此分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即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先后略以時代為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為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略而附焉。
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為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穀》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并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為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為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馀。”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
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為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并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為解者，《春秋》書恒星不見，而不言恒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
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恒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群說，稍有失中，后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跡，不為敘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后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為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后人雖欲考求，淵源無目，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為存錄，后代<蟲連>蜷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
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哄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茍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云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略，而容后此之參訪，則雖有惼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茍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后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漢》。
《史》、《漢》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后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略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閒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讬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并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跡，俱為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為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為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后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匯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丘明諸家，所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僣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為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為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后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跡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骃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
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后，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后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跡，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為編，家各為說；不為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為家學，一人特撰為名家。）而集眾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
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為草創規條，孰為潤色文采，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為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甕，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復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后起之書，易於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后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特擇，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索綏撰《前涼春秋》。）端資邊瀏；（瀏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目；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并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為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為后人例也。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為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為一卷，總四卷。卷為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即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即有專家之言；未有博采諸家，匯輯眾體，如后世文選之所為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鑒》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為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晉乘、楚梼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
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為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后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讬，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鑒》、《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為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為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敘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敘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后代撰輯諸家，奉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為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后，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鑒》，從而宗之，又何說也？
今以奏議冠首，以為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為表里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為禮議二十馀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跡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為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為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后一以年月為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為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并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鑒》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
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馀，數典為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后，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為考辨，著為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后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里，故采錄校別體為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仿佛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后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為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后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云電屯，君子以經綸。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為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為論撰說議，圣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為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后匯觀，竟成復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詠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弈》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為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一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后，雖云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為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后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后，以致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后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后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后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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