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并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為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為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跡，但畫西京為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圣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馀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為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有標題，橫列為經，而以年代先后標著上方，以為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為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眾毀之馀，而無有精史裁者，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為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為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為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為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為《繹史》而作，則亦未為知類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跡，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為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
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略異同。列傳裁斷所馀，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致譏掛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后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為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為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紀。）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為叢詬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夫《春秋》、《公子》、《謚族》諸譜，（杜預等。）《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
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
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范、沈、姚、李諸家，咸短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范、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
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范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
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為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為決斷，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為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為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后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眾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眾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棼。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為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為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擷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
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
至於品皆曾、史，治盡報、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鄶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讬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味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為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也，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紀，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
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茍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
其善二也。史家事跡，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范，可以為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為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為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為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為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為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為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
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疊幾，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為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群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后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宮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
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
未嘗不曰君臣事跡，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后徐氏更為《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為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為典要，既已如彼；后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并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為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茍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
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為墨瀋也。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梼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為掌故，則胥史優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并省事跡，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為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卷八 外篇三
書名:文史通義 作者: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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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仆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
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為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為全書總名，皇恩慶典，當錄為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為年譜；典籍法制，則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為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僣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為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為國史取材；否則縱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為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云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胥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既志藝文，當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選書籍，分其部匯，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后人得所考據，或可為館閣讎校取材，斯不失為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堤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詠，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晁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志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倫，則即取為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為《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為《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
一、凡捐資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狙公，有何真見？州郡立志，仿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尚貴真實，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后凌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即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甕與？仆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為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并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后人矣。
一、志之為體，當詳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匯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既無及，當建言為將來法也。
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壽文，可以漫為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讬作傳，全無徵實。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為，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罹后患之虛心爾。仆謂譏貶原不可為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為事也。
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連，可騁文筆，典故考訂，可夸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采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真據，宜加意采輯，廣為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獎者，蹤跡既實，務為立傳，以備采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
已上六條，就仆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
丈夫生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注勤事考成，下不過茍資館谷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牴牾，則其於修志事，雖不為亦可也。
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仆往復商論，窺兄底蘊，當非茍然為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為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仆於此事，無能為役，辱存商榷，陳其固陋之衷，以庶幾螢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日前敬籌末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云耳。乃辱教答，借獎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范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鷇。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仆，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仆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
一、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志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僣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為主，所以避僣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為體，乃仿書志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核典章，包函甚廣。范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馀。議者譏為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
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匯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構。豈知文體既合史例，即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為繁瑣也。
一、成文宜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為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
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后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仿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為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
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謚，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后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后何由而證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儒林》、《游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后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輶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
《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詼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為戒，不以篇幅廣狹為拘，乃屬善之善耳。
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敘事之文，并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仿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后，屋下架屋，斯為多文。自后相沿，制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則以為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吊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
一、典章宜歸詳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為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茍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馀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后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偽《蘇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后人覺其偽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
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
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覯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為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為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鑒》，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為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為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毗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仆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仿《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為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為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為者，盍乘間為當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匯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為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
自范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后史因之，遂為定則。然后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為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
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為義，可為廣矣。
自東漢以后，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為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茍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茍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嘆云。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
夫踵事增華，后來易為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創，與馬遷略同。
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采三古，而又當創事，故例疏而文約。《文苑》、《文鑒》，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隨，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鑒》之并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志》之兼采《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重。讀書者但當采掇大意，以為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云：“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為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擬之。
若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蕭唐諸選，削趾適履，求其一得符合。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而家書悉裁為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入選寥寥，而班、范兩史排纂，遂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班史不載，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選之不逮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
而兄復思配以文選，連床架屋，豈為風云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仿於六朝，而史體亦壞於是，選之無裨於史明矣。考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嘆，均可觀采，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為《詩經》果可兼《尚書》否？兄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仆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
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於仆，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兄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畫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目本無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令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馀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為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遽不得與於是選也。
《詩》亡而后《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土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范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為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跡，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於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
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顧斤斤畫文於史外，其見尚可謂之卓犖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駁詩史之說。以兄之卓見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議 （呈天門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跡真。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讬。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眾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妝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覈，要雅。今擬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
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為十條。先陳事宜，后定凡例，庶乎畫宮於堵之意云。
一，議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敘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庶各不相侵，事有專責。
二，議考證。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獻錄》、《一統志》、圣祖仁皇帝御纂《方輿路程圖》、《大清會典》、《賦役全書》之屬，俱須加意采訪。他若邑紳所撰野乘、私記、文編、稗史、家譜、圖牒之類，凡可資搜討者，亦須出示徵收，博觀約取。其六曹案牘，律令文移，有關政教典故、風土利弊者，概令錄出副本，一體送館，以憑詳慎銓次。庶能鉅細無遺，永垂信史。
三，議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貴辨真偽。凡舊志人物列傳，例應有改無削。新志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柜，核實無虛，送館立傳。此俱無可議者。
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采擇，方準收錄。如開送名宦，必詳曾任何職，實興何利，實除何弊，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乃為合例。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嚴明，全無實徵，但作計薦考語體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見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何等著作有關名教，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品雖毋論庸奇偏全，要有真跡，便易采訪。否則行皆曾、史，學皆程、朱，文皆馬、班，品皆夷、惠，魚魚鹿鹿，何以辨真偽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遺漏，或生平大節，載不盡詳，亦準其與新收人物，一例開送，核實增補。
四，議徵文。人物之次，藝文為要。近世志藝文者，類輯詩文記序，其體直如文選；而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俱無稽考，非志體也。今擬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劉《略》；標分部匯，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為他日館閣校讎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志，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志。此系御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掇拾詩文，可取一時題詠，廣登尺幅者也。凡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畫譜牒，帖括訓詁，均得凈錄副本，投柜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即未刻行，亦必論完成集者，方準收錄。倘系抄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概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志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逸者，仍準入志，而於目錄之下，注一“亡”字以別之。
五，議傳例。史傳之作，例取蓋棺論定，不為生人立傳。歷考兩漢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諸傳，皆以傳為游戲。《圬者》、《橐駝》之作，則借傳為議論。至《何蕃》、《方山》等傳，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為生人作傳，其實非史法也。邑志列傳，全用史例，凡現存之人，例不入傳。惟婦人守節，已邀旌典；或雖未旌獎，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統得破格錄入。
蓋婦人從一而終，既無他志，其一生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而此等單寒之家，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或在窮鄉僻壤，子孫困於無力，以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后此修志，不免遺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茍一時政績卓然可傳，輿論交推，更無擬議者，雖未經沒身論定，於法亦得立傳。蓋志為此縣而作，為宰有功此縣，則甘棠可留；雖或緣故被劾，及鄉論未詳，安得沒其現施事跡？且其人已去，即無諛頌之嫌，而隔越方州，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
惟其人現居本縣，或現升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仍不立傳；所以遠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議耳。其例得立傳人物，投遞行狀，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詳慎開載；纖瑣飣饾，凡屬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誕，義非懲創；或讬神鬼，或稱奇夢者，雖有所憑，亦不收錄，庶免鳧履羊鳴之誚。
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為后人取法。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夸形勝，附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有古跡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詠，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志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巖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鹿主}絲絳，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志乘，與臥游清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為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跡，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
蓋志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為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填入。
即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注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志，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載歷任政績；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志。記邑紳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為兩志；而其行業有見於志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志。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於彼處注詳見某志，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為甚。今日修志，尤當首為釐定，一破俗例者也。
七，議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尚文辭。茍於事實有關，即胥吏文移，亦所采錄，況上此者乎？茍於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剿襲，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而標題之法，一仿《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仿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注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杰。他若抒寫性靈，風云月露之作，果系佳構，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攙入史志之內，方為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并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為一書。則志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國》引諺徵謠之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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